孟尝君的“君”是一种封君，他的封国在山东薛城。封君可以在封国内征收赋税，但必须奉行国家统一法令，也要向国家上税，国家还专门派人（“相”）看着他。他可以筑城和建筑宫室，可以有守卫的保安团，但是封国与郡县一样，发兵之权都由中央直接掌握。
更多情况是，封君是在国都上班，国家另派官员（称为“相”）去治理他的封地，他只是遥领封地的赋税，等免职或退休以后，才搬家到封地去。
总之，封君不同于从前卿大夫的采邑、封地，封君权限小了很多，名额也只限于王室成员（比如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或者功勋卓越人士（比如商君（商鞅）封得商於之地，武信君张仪五个封邑），以及国君宠幸的男伴侣。封国也不永久，能够世袭的也很少，国君总要找个理由，剥夺封君子孙的特权。这都体现了一种诸侯国中央集权的趋势。
商朝、周朝（春秋时代），从技术角度讲，应该是“封建社会”。商朝天子和周朝天子把国土分给诸侯，诸侯再在其统治区内继续分封土地给卿大夫，这就是“封建制”——“裂土分封，封邦建国”的意思。英文词对应的是feudal system：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
卿大夫在他所分封到的采邑内有绝对的权位，仿佛土皇帝。
战国时代，“郡县制”取代了“卿大夫分封采邑制”。但作为对旧习惯的延续，分封采邑制也以变种后的形式在小范围存在，即孟尝君这种类型的“封君”，但权限远不如从前了。
战国，是旧的“封建社会”向未来的“皇权社会”过度的动荡时期。等秦汉以后进入皇权时代，郡县制、中央大集权大行其道，官僚队伍取代大家族议政。
这一本书，写的就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战国，具体地说，是公元前473年——前296年，战国的前期和中期。
这一时期诸侯各国普遍发生改革，郡县制流行，官僚从中央委派，从而各国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尾大不掉，减少下对上的弑君。郡县制带来官僚队伍的职业化进程，战国时代的布衣，就有了光明的从政机会。政坛不再是大家族世代垄断（还记得从前的春秋时代，每次三军出征，将佐们都是大家族的头面人物吗？）。商鞅、张仪、庞涓、孙膑、吴起、苏秦等等，都是典型的布衣英雄主义者，职业经理人，致力于捍卫自己的尊严、名誉和功业。
这一变革时期也是思想百家争鸣时代，国际政治文化的多元化，思想领域还没有统治性的学说，于是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庄子自隐无名、天人和谐，摆脱俗世羁绊，孟子仁政民本，惠施名实同异，使得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和小说十家蜂出并作，各行一端。其中最光彩的一幕，是李悝、商鞅、申不害倡导刑名术势，富国强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获得战国时代最广泛的实践和成功。
这一时期的列国君主纷纷称王，我们知道鳄鱼凶猛，无坚不摧。赵简子、赵襄子（无恤）分割大晋，号称“简襄之烈”，是鳄鱼的雏形。继起的魏文侯修政革新，吴起乐羊，西距强秦，北吞中山，及至魏惠王称雄以战国首强，东搏强齐，西斗恶秦，北拔邯郸，岂不伟哉。但是，四战之地的中原形势消耗尽它的一切优势。魏国大鳄鱼光芒万丈于历史长河之中又钻入泥底。
东方，齐威王战胜于朝廷，齐宣王扬名以稷下。南方，楚怀王则继先父之余烈，北取襄陵，东亡吴越，俨然南国雄鳄，不过势败奴欺主，时衰鬼弄人，身死人手，为天下扼腕。
西方，秦国后来居上，自孝公以来，商鞅内立法度、耕战守具于前，张仪因利乘便，连横中原于后。秦惠文王、武王、昭王三代固守，割据要害，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成为列国最凶恶的对手。虽有公孙衍、孟尝君合纵缔交，相与为一，秦人终于眨眼之间发起攻击，鞭策巴楚，收地千里，发愤东向，天下莫不受其困。
新世纪以来，我就一直在写这些“青铜系列”的手稿。伴随着迁走流离，手稿烙下不同时期我的心绪，时而文辞清扬，时而牢骚吹贯。
手稿并不好弄，直到了今天夜里，灯光照在更深的我的井底一样的楼上房间，万籁哑寂，我的心情竟不知所措起来，引发得这郊外附近的野狗，也呕呕地叫起来。一种难言的情怀，踌躇于人生边缘，缭绕不散。
在这个坐卧不宁的冬前季节，落寞的大地夜凉星稀。我于城郊楼高处，借这一本书，与散落从前的历史景象遥遥张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