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忧伤，都甩啦甩啦，把回忆都甩啦甩啦，吴起挥一挥泪水，在公元前387年来到楚国择业。太阳把黎明幽弱的清光泼洒在老大的楚国江山上。楚国自从两百年前在鄢陵之战与北方霸主晋国打成平手以后，跟北方的争霸战算是消停了。不料，东边却遭到新崛起的吴国累年攻击，郢都一度甚至被攻破，被迫迁都鄀城(后又迁回)。楚国与越国联手(越国出人、楚国出枪)把吴王夫差给灭掉以后，趁机吞掉了中原东南部的陈国、蔡国、杞国(杞人再也不用忧天了)，这些都是原吴国的殖民地。
但是很牛气的楚国到了战国时代，变得不牛气了。吴起明白楚国积弱的症结，就是那些国君的七竿子、八竿子的亲戚们、大家族，占了朝中很大的发言权，他们的封地遍布全国，自有土地军队，俨然是国中的小国，不听政令，上逼君王，下虐人民，所以中央贫弱，地方政局动荡。这个结症，跟分裂前的晋国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晋国被分封的卿大夫家族是异姓家族，而楚国在春秋早期注重消减分封制下的异姓家族，强化王族君权。但是如今王族不断繁衍分裂，也形成了事实上诸多分封家族。楚国在春秋时代的王权专制传统，到了春秋战国之交，也退化为大量同姓王族分封了，一样够折腾人的。楚国没有被异姓大夫分掉江山的顾虑(像从前的晋国那样)，却有被同姓家族拖垮的趋势。
王族同姓家族也是多家族，这些多家族分封体制，向“君权一元专制化”转型，正是中原诸侯目前最时髦的事情——因为“多家族联合体执政”使国力分散消耗，一个拳头攥不紧，并且威胁君权，动荡政局。魏文侯借鉴晋国不注意强化君权的恶果，已经成功地这么一元化了，并且一跃成为战国首强。吴起也准备充当国君的咬狗，帮楚悼王的忙，在楚国遏制分封，推动君权专制。当然这种事在中原是新鲜的，在楚国却并不新鲜。楚国早在春秋时代就一贯强化王权，遏制分封，当时的实践效果很好，国力强悍。现在要重新回到楚王的思路上去，重建君权一元专制，恢复从前的雄楚战力。楚悼王接见吴起听了论述之后，就象抓到一支兴奋剂。他也想改变楚国长期凝滞不前的局面，也想变法图强，而所谓战国初期的包括魏文侯在内的列国变法，以及未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和吴起在楚国这里的变法，其实质都是遏制分封，强化君权，向“君权一元专制化”国家转型。法家担负起这一历史转折重任，所以吴起除了是一位兵家，也是法家。
楚悼王首先让吴起到宛城挂职锻炼，积累点资本，同时也是考察吴起。光能说，先办给我看试试。宛城就是河南最南部的南阳盆地，被南部湖北省的楚国灭掉后，成为楚国北境重镇。吴起在这里做了三年弼马瘟，业绩裴然，当地的老百姓膘肥体壮。于是楚悼王提拔他当“齐天大圣”，支持他以令尹身份，开始殴打楚国老贵族。首先就要拿这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势力开刀。吴起说：“大家族的封地，世袭传到第三代，就必须收回，土地都归国家中央所有，把封邑变成楚王直接控制的县，接受楚王委派的职业化官僚去管理。”
大家族封地没有了，但这帮人的子子孙孙，还霸占在朝堂上，世代相袭，净拿工资不干活。吴起则把他们全部裁掉，精减机构，裁减冗官，节省出的开支用于招募职业官僚和训练士兵。那些被layoff的贵人们，吴起让他们搬家到人少地多的地方(比如湖南地区)，开发荒地，以免留在富庶地区破坏改革。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剥夺了这些旧分封体系下大家族的特权。这样做的结果，充实了国库，增强了君权，使得国家(也就是君王)更有经济实力和统一掌管军队的战力(从前是军队分散不同家族所有，削弱了整体战力)。废除旧大家族的寄生特权，又给布衣人才腾出职位肥缺。
可是大家族的贵人们被气得要死，每天睡觉前都要祷告：“我祝愿令尹吴起，老婆生孩子没屁眼儿，出门让车撞死，今天晚上脱下鞋来，夜里就暴死，明天再也不用穿鞋。你这个弼马瘟，你给楚王卖命当枪使！早晚你不得好死！死了也抽筋扒皮，挫骨扬灰！”
吴起也明白，楚悼王是拿他当枪使，去打这些大家族，恢复王权。但咱是打工的，不给人当枪使还干吗呢，而且这也是为了楚国富强，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责无旁贷。吴起对工作相当有责任心，他当官廉洁，不搞腐败，严禁私门请托，严禁大家族招引食客，结党营私。楚国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出现蓬勃新兴的势头，体现在战争方面，最突出的是公元前381年的救赵攻魏之战大胜。先是，赵国由于总想南下中原钓鱼，被南邻魏人以及中原北部的卫人组成联军打得大败，失掉两个地方，赵之重镇中牟遭到围攻。赵国情急之下求救于最南边的楚国对魏人南北夹击。吴起奉命北上攻魏，大破之，并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黄河边上(L形的横部分)，渡过黄河，深入山西魏地——不知他的原主子魏武侯作何感想。吴起为楚国人实现了“饮马黄河”的煌赫战绩，一改楚国在此之前屡次积弱挨打局面。
最早，吴起带着鲁兵战胜强齐，到了魏国与秦人接战，大仗76次，全胜64次，其余的不分胜负从未败绩，随后又联合赵魏韩三家再次大败齐人，斩首三万，直接促使三家分晋。“吴起在魏，威镇秦人，使其不敢东进一步；在楚则抵服三晋，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威盖海内，功章万里之外”这是大军事家曹操对吴起的赞赏。司马迁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这就是战无不胜的吴起。吴起之雄勇常与孙武并称，历史上夸奖某个人会打仗，就常说“比拟孙吴”，意思是与孙武、吴起相仿佛。吴起、孙武成为古今名将的最高标杆，这个荣誉很高啊。
也就在同一年，吴起在楚国开展工作第六年，楚悼王突然很不争气地死了，嘴里含着宝玉，停尸在祖庙堂，脸上带着惊慌不安，离开了人间。改革尚未全面深化。治丧委员会的同志们拥在庙堂里，阴霾的空气咔咔作响。以“阳城君”为首的旧大家族突然一分钟也不能等了，对着吴起怒目而视，切齿攥拳。他们招呼弓箭手呼啦一下子蜂拥而入，朝着吴起飞蝗乱射。“老楚王终于死了，看谁还能罩着你！”吴起登时身中数箭，转身就往棺材板旁边跑。后边兵丁追杀，箭戟交加。
吴起抱住“总经理”楚悼王的尸体做掩护，无数乱箭射向吴起，也射在楚悼王body上。吴起大喊：“我死不足为惜，你们仇视大王，箭射大王body，大逆不道，谁能逃死!”众人闻言，恐惧而逃。吴起满身流血，鲜红尽染，倒地而死，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吴起出身平民，但事业心极强，在“布衣英雄主义”鼓舞下，追求功名、抒展抱负，凭着自己在鲁国的留学文凭，历仕鲁国、魏国、楚国，四海打工，革旧布新，不管带领弱国强国兵马都战无不胜，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后死在了遥远的异乡工作岗位上，眼中充满着对传统道德的蔑视。
一代英杰，死于非命，吴起之死也应了老子那句话：“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给人当枪使，不落好下场)。吴起、李悝同是法家，吴起的法家改革失败，不在于他能力不行，而是失去了楚王的鼎力支持(任何改革都需要领导支持)。而李悝在魏国的法家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魏文侯这样雄才之主罩着，并且魏国是新建立的国家，不像老大的楚国这样形势复杂、积弊沉重，所以易于改革。吴起改革起来又毫不客气，从不轻易妥协，所以遭受的反弹也厉害。吴起死后，老贵族仍不解恨，把吴起的尸体肢解，办了车裂。吴起死时约不到55岁。吴起虽死不足惜，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楚国的改革却就此流产了，这是整个楚国的悲剧。后来，商鞅在秦国进行同样的改革，商鞅也被办了车裂，但秦国的改革继续深化下去，成了秦人的福气。秦人终于在一百多年后，灭掉了楚国。“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
吴起勇于任事，笃信什么就厉行什么，担任职务就履行责任，从不曲从人意，出卖主张。像吴起这样的人，后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后代的中国人更多是处世圆滑，意见暧昧，气质黯淡，絮叨着“难的胡涂”之类的疯话，奉行着“无可无不可，不可太什么什么，也不可不太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耻格言，追求着“事理通达、人情干练、心气和平”的做人境界，虑己保身则可，于社会与公务，直是行尸走肉。倘若再结帮拉派，相与利用以谋私，直是鹰犬虎狼了。这些人与吴起最大的区别在于，吴起有不可妥协的原则，宁可刚猛孤进，这些人则没有，为了保身谋私，他们出卖信条，无所不可。但司马迁却挖苦吴起说“寡恩，虑事深远，而不及自身”，意思是他不会做人，不会搞关系，最后把自己搞死了。其实，政治家和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和信条是不可妥协的。改革派怎么可能和既得利益者(旧大家族)化敌为友呢？二者本来就是水火不容。对大家族政敌多恩，就是对国家的大不恩。古往今来哪个政治家不招到非议和残酷的反扑——只有无原则的庸夫和出卖灵魂的政客才颐享天年。吴起可以称为以身殉职。
吴起还是个文学家，有些人认为《左传》很多内容都是吴起写的。桐城派的姚鼐(是个文学流派，不是武林派系)以及钱钟书就是持这种观点。吴起是兵学高手，才会把《左传》中的军事斗争描述得栩栩如生，成为书中最大亮点。《左传》对楚国历任大王，不论好坏都褒扬得虎虎有声，对楚国大臣却恨之入骨，这跟吴起的人生遭遇很能对得上号。《左传》对三晋褒扬胜过齐鲁，这也是跟吴起的恩遇立场匹配。不管怎么样，通常的理解是，吴起是《左传》的讲授者，并且往里边塞进去了很多他写的东西。
不管写没写《左传》，吴起确实写了一本《吴起兵法》，被海内珍藏，现仅存六篇，较《孙子兵法》有明显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技术层面比《孙子兵法》更多实操，列举了十三种可击的战机，六种应该暂避的情况。当敌人行军、爬山、过河、扎营的时候，你知道该趁什么时候出击吗？看看这书就知道了。(但知道了也用不上。)
楚悼王、吴起死后，接下来，楚肃王继位，按照楚国严格繁细的法律“以兵器触及王身者，夷三族”。楚肃王挨个追查当初箭射“楚悼王”尸体者，得七十余家，全部满门抄斩。吴起伏尸杀贵，能在死后为自己报仇雪恨，也是千古一奇，其智高妙。同时，这七十多家贵人之死，使得楚国大家族被瓦解一空，新兴家族如昭、景、屈三家浮出水面。他们由于新兴而颇有一些作为，给接下来的楚国创造了楚宣王、楚威王的所谓“宣威盛世”。但是由于楚悼王的不幸早逝，吴起继死，楚国历史上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还是宣布夭折了，没有继续深化。虽然楚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直至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