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赵家的赵无恤是进入战国时代第一位鳄鱼，那魏家的魏斯就是第二位鳄鱼。在三家分晋成为独立的诸侯以后，魏斯的大号就变成了魏文侯，我们以后就用魏文侯还称呼他。魏文侯(魏斯)的祖先是晋献公的保镖，因功被封在魏地(陕州芮城县北)，得姓魏。中间有名人魏仇(追随重耳流浪的九袋长老)、魏绛(和戎有功)、魏舒(魏舒方阵)。魏文侯(魏斯)是雄才大略之主，晓得招徕人材。每次经过本地大贤“段干木”所居住的胡同，他一定要凭轼而立，由此得誉于诸侯，人才都来投奔他。被魏斯擢用的人才，有治邺的西门豹大官人，还有攻打中山国的乐羊子以及名将吴起。
魏文侯(魏斯)还喜欢儒者，拜孔子弟子子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就是他)为师，读书期间，还给儒家的《孝经》作了注。这位子夏老师，治学强调形式主义。学生们只要练习洒扫应对进退礼节，就可以混到毕业了。所以，魏文侯被训练得特别在意人生小节。有一次，他和大家喝酒，喝着喝着就迷魂了，站不起来了。天不凑巧，又下起了雨，远古世界一片春雨潇潇。
魏文侯突然想起农林局长(虞人)来了：“坏了，我跟虞人有个约定，下午打猎去呢！”于是，不顾大家劝阻，他冒雨去找虞人，一起外出打猎。雨天小动物都不出来，就这两个傻瓜在野地里猛跑。一直打猎到天黑，把自己累得要死。
魏文候还有一次上街，看见路上一个家伙反穿着皮袄，背着柴禾，这家伙解释说：“我把有毛的一侧穿在里边，这样毛毛就不会被柴禾划掉了。”
“可是，”魏文候说，“你把皮子露在外边，一旦被柴禾挂破了，毛毛不也要掉吗？皮子没有了，毛到哪里依附啊？”这个道理被后来的另一件事所深化。有一次地方上超额完成税收指标，群臣纷纷称贺，魏文候唯独忧虑：“老百姓就是皮子，收了太多的税，皮子损伤了，以后税源就枯竭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做法。”
魏文侯除了有西门豹、乐羊、吴起这些俊杰为其效命，还有一个佳宾叫田子方，此人是子贡的徒弟，也相当机灵，跟子贡一样会来事儿。有一次魏文侯饮酒，欣赏着音乐，说：“钟声不谐调啊，左边的音高。”田子方故意掩嘴而笑：“臣听说，君主只要管理好‘乐官’就行了，不贤明的君主才直接管理音乐。我怕您是审于声，而聋于官哦。”(这是典型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调子，亦有一点道理)。
魏文侯经常思索晋国的灭亡，晋国堂堂的百年北方霸主，怎么就突然一下子被我们三家分掉了呢？早在春秋初期，晋献公尽杀群公子，以免这些人威胁君权。接着，他引进异姓家族，积极变革进取，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于是国际霸业，多在晋国。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晋国国君没有发展出一套控制异姓大家族的经验，异姓大家族凭借军功获得封地，在封地上日益强大，他们世代受恩，世袭官职，积累的军事、经济实力凌驾在国君之上，终于控制国君一族，最终三家分晋。
魏文侯从“三家分晋”中总结出了封建制的危害：封给卿大夫大家族以独立的封地，听凭卿大夫家族坐大，是国君的取死之道。于是赵、魏、韩三个新诸侯国的国君，从晋国灭亡的过程中吸取教训，时时警惕自己被下属夺了权，重演从前晋国的故事。它们以晋国君为前车之鉴，纷纷强化君权，通过改革，从“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向“君权一元化专制”转型。三家分晋对于中国历史意义重大，赵、魏、韩强化君权的历史潮流，终于汇集成未来中国在秦朝以后的皇权专制社会。
赵、魏、韩国君是如何从“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向“君权一元化专制”转型的呢？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国君要不断强调自己在臣子中的崇高地位。前文中，赵无恤嘉奖那个在围城时期一直坚持不懈向他恭谨地磕头的笨蛋，就是为了鼓励崇君思想。赵无恤褒扬为了旧主不惜九死一生的豫让，这是对国人崇君教育的一部门。但是，光靠思想政治工作是不足以强化君权的，还得从机制上入手，只有干掉卿大夫家族这种封建特权节制，才能彻底避免卿大夫家族上侵君权，三家分晋这样的历史悲剧。而这一伟大工作，就交给了当时应运而生的法人物去实现。魏文侯手下的李悝，就是法家的鼻祖，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李悝以前是学儒的，学通了以后，就创了一门独门功夫——法家。魏文侯知道他本事大，就任命李悝为“相”(文官之长，总令政务)，从而使得魏国最早成为“将、相”分制的国家，便于干部专业化建设。李悝的法家改革是列国中的最早者。李悝的思想，就是用职业化官僚取代卿大夫，从而革了那些世袭大家族的命，使他们无法威胁君权，这也是法家思想的根本。这些招募来的官僚不占有土地，地方土地上的军队也是国家的，他只有有限的调度权。职业官僚取代世袭大家族，从而避免了大家族在世袭的封地上拥权自重，凭空坐大，对抗国君，避免重蹈从前晋国一分为三的覆辙。法家思想同时还要求把大家族的封邑改为郡县，对郡县的控制权直接牢牢抓在国君手里，赋税直接交给国君，而不是从前封邑上的卿大夫家族。中央委派官吏去郡县管理行政与税收，并且实行“将相”分立，二人互相监督，避免出现权力集中一人的权臣。大臣只能当官，但不给封地，也不给他们世袭官职的机会，避免他们时代累积，把持国政。法家还帮助国君用“法、术、势”来监督臣子。这种趋势最终发展到秦始皇时代，以郡县制彻底取代了封建制度，君权专制取代了贵族(大家族)群体政治，中国从封建时代进入皇权时代。
以“职业官僚体系”为特征的君权专制社会，不但有利于巩固君权和稳定政治，也客观上打开了布衣从政的大门，而不再为卿大夫家族成员垄断政府，从而给了如吴起、乐羊这种没有任何大家族背景的布衣、士人的出头机会。
法律也能帮助强化君权，也是君权一元化专制社会的标志，李悝很好运用了这个武器。他汇集各国法律条文，编成一部《法经》，以法令约束和奖赏的手段管控各层级官员和人民，让官僚们都听国君的话，成为秦汉未来的法律蓝本。后来商鞅就是带着《法经》给秦国人民送去了福音。由于李悝、商鞅等人崇尚法律，法家因而得名法家，但它的内含远过去此。建立职业官僚体系，以法约束限制官僚，从而实现君权一元化专制，加强君权，这是法家的核心思想，也是后代中国的皇帝，往往青睐法家的原因。皇帝们号为“外儒内法”——外表像儒家，实里是法家。
法家改革旨在强化君权，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法家的变革去除了卿大夫家族在各自封邑上的割据势力而取代以县，国家能够攥紧一个拳头对外。因为职业官僚们是公开竞聘来的，又强调用法律奖惩手段来约束官僚，政府效率就比卿大夫家族子弟垄断的政府高很多。最终富国强兵，称霸于列国。我们说，谁在“君权一元化专制”的路上走得最早最远，谁就最能成功。魏国的改革的最早，崛起为战国首强。后来秦人做的更好(商鞅变法)，于是秦国后来居上，国力最强，最终一统天下。但是，君权一元专制虽好，倘若走向极端，就又变成了“暴政”。法律走向极端，就是“苛法”。秦人终于在这两个维度上走火入魔，把自己推下了历史舞台，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为后世所病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