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与专诸、要离、荆轲，并为千秋侠烈之客，扬名青史，他们都是为了信用、忠诚和名誉而活着，骨头是硬的。“我心非石，不可转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这是战国士人的人格表白。我的心不是石头，它不能随便被人搬转，我的心不是席子，它不能随便被人翻卷。如此的倔傲，但并不是全无所畏。所谓士，也叫做布衣，就是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类似现在的白领)。他们习文练武，目标是去政府或卿大夫家族里干事(当家臣)，战时则登上战车保家卫国。所以士人最珍贵的就是效忠他所供职的家族，豫让那“士为知已者死”的人生信条，就一语道破了士人的原则，在未来中国影响深远。须知，在当时大周朝分封体系里，自然要强调下级领主对上一层领主的人身依附、效忠精神、复仇观念，这在西方就是骑士精神，在大周朝就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我们才有目睹刺客豫让慷慨千秋、感人至深的事迹。
豫让死掉的那个石桥——豫让桥，至今还有，在太原晋祠附近。喜欢凭吊怀古的人，旅游时候可以去打听。
但是时光到了明朝初年，在历代褒扬豫让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反对者，就是那个被燕王朱棣割了下巴、灭了十族、凌迟处死的硬老头——方孝儒先生。方老师不喜欢豫让之极，他在《豫让论》中对豫让进行了恶狠狠的批评：“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豫让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智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士君子立身事主，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
方老头的大致意思是，豫让沽名钓誉，不能规谏主子智伯于危难萌发之前，徒是争死于其后，附于刺客之流，不足以当国士。这个脾气刚烈的方孝儒老头，看看他老人家自己呢？他对建文皇帝什么好忙也没帮上，当反叛大军杀过来的时候，他躲在深宫里和皇帝彻夜谈论先代礼仪。等到皇帝败亡，他却变得逞能起来，使劲骂街，朱棣不想杀他，他就使劲骂，直到把自己和十族人全部搞死为止。方孝儒也是“徒然争死于其后”，甚至不如豫让能砺志复仇。
自从宋代理学盛行以后，儒者往往高悬道德标准以苛求别人，方孝儒之责备豫让就是如此。以过高标准来苛求别人，则任何人都可以被指责，结果形成了“三代以下无完人”的局面。如此悬旨过高(靶子立得太高)，谁的箭也射不上去，索性不射。目标也就没激励性了，大家索性放弃标准，放任自流。但口头上还是要尊重标准的，于是满嘴仁义道德，实际贪鄙作奸。道德标准只是嘴上说说，骗人骗自己罢了(只在处理寡妇改嫁问题上才格外认真)，终于把中国人培养成酷爱形式主义、上下敷衍的好习惯。宋明大儒难辞其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