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博物馆里看到一只戈头，上边刻着“相邦吕不韦造”，这是吕不韦在这个地球上的遗物。其中“相邦”就是相国的意思，后来汉朝人为了避讳刘邦，才把史书上的相邦都改叫相国。
关于相国吕不韦的死，给我们一种普遍的启示是：做人要扎实厚道，不要投机取巧。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善于“养气”“克俭”和“制欲”的自力更生的传统人民，总觉得放债和投机，不是件好事情。吕不韦却正是中国放债投机业的祖宗爷，放出一千斤黄金，回报是十年的万户侯，岂不让人又羡又愤。好在吕不韦投机取巧，终遭报应，万户侯转瞬变成粪土，一杯毒酒结束了这个放债投机家徒劳的一生。活该！
于是，还是不要投机冒险的好。实实在在、有板有眼地生活，一直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孔子也说：“放于利而行，则多怨。”我不懂“放于利而行”是什么意思，大约是“放债而行”吧。那么放债就不是圣人之徒，有失忠厚了。总之，不要学吕不韦就是了。
另外，商人也不要作。因为商人们的行径，是最接近投机和冒险的，是投机冒险家，和吕不韦差不多，都不是圣人之徒。商人即便发财了，名声也不好，地位也被圣人之徒定的最卑下。商人穿的衣服，按古代宪法规定，只许是素的白色，和哭丧的孝子一个打扮。可能是这个传统吧，中国也就失去了一种冒险和投机精神。倘若在美国，却不同，人人都会有一点点儿投机冒险精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要买一辆奔驰，中国人也许直接付五万美元，并且认为很酷，很有面子。而美国人则会只付一半，余下的分期付款，省出的两万五现金买国债或者炒股，期求在冒险获利。
这大约真是两种不同文化了。美国人也许会喜欢吕不韦的精明，但我们还是更喜欢稳妥，不喜欢投机，不喜欢吕不韦，不走投机和冒险的路子。
其实，吕不韦的死，并不关什么投机和冒险，也就是说，他的倒台并不是冥冥上苍对他当初投机的一种“报应”。投机并不会必然要死。吕不韦的死，有更深刻的原因：
吕不韦认为，君主不能滥用权力，必须对君权加以限制。这个思想他反复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提出，并且拿出了三种限制君权的办法。虽然都是好想法，却处处跟秦王政（后者更喜欢专揽权力）大唱反调。这就是吕不韦必死的原因所在。
第一，《吕氏春秋》书中主张分封制，以空间的分割来限制君权。吕不韦担心一旦建立一个大帝国，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就会导致君主独裁。所以他虽然也坚持贯彻秦国一贯的对外兼并扩张政策，但不以建立一个大帝国为最终目的，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分封制体系，也就是他宣称的：“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只进攻诸侯中的坏诸侯（“暴”者），把坏诸侯（“暴”者）干掉，以其土地转封给贤人，成为新的诸侯。
让更多的贤者分享政权，以便限制君主的权力，这就避免了帝国独裁。吕不韦在书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就是和帝国专制大唱反调。当然，吕不韦的这个“天下人”，不是指一般所有能喘气的人，而是指英豪贤能。
其实，吕不韦试图保留分封制，未必为错。分封制首先可以如吕不韦所理解的那样，避免一元独裁（通过地盘的分割，来限制君权的膨胀）。这符合吕不韦“反独裁”的思想。同时分封制也有它的现实意义：以当时落后的技术手段，庞大的中国硬要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来运转的话，管理成本一定提高，管理效率却未必提高。比如，国家版图过大了，交通手段却落后，财富和赋税向中央运输，势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运输价值一钱的物资给中央，需要耗费几十个钱的人工和路费。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间受其毒苦已深。人们饱受毒苦，所以陈胜吴广带头一闹，也就都跟着闹了。这是汉朝人对秦帝国灭亡原因之一的总结。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一书中，还认可了第二种限制君权的方法：即以武力限制君权。按照正统观点，人民拿起武力对付君主，那是犯上作乱，但吕不韦不这么看。他说，对于愚君，要叫他下岗，以禅让的办法避位（所谓“与贤”）。而暴君，下民则可以直接推翻他，所谓“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至少能揍他一顿，所谓“行罚不避天子！”。吕不韦讴歌了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的革命行为。.
第三个限制君权的办法，吕不韦强调君臣分工。君要“处虚”，“执其要”，把权力下放给大臣，而不能太过分地干预下属。臣子是要“忠”，但忠是忠于自己的职事，而不是忠于某个人。显然，这样的君臣观，是从“公天下”和“利于群”的原则出发的，是积极的，有利于国家的，不能简单理解成吕不韦想夺权。
总之，吕不韦的思想，带有现代民主政府的特色，他一反商周以来的“家天下”观念，大胆提出限制君权，反对独裁，反对法家君权至上的理论体系，这都体现在《吕氏春秋》这本书里。《吕氏春秋》就是他的政治宣言。书中讲了无数小故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故事书，其实每个故事背后蕴含的都是吕不韦一套精密的治国理念。
吕不韦命令门客们把这本二十万字的大书写成之后，挂在咸阳门上给民众们看，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言下之意，如果民众也挑剔不出什么反对意见，那么《吕氏春秋》就可以主导起秦国的意识形态，从而迫使秦王政也接受“吕不韦思想”——即书中所反复表达的观点：限制君权，君主处虚，与大臣分权共掌国家，所谓“公天下”、“反独裁”——我们把引号中这两句统称为“吕不韦思想”。它和孔子以“仁”和“礼”来维护君权，法家以“法”和“术”来强化君权专制，都是有着革命性的不同的。所以非法非儒，杂糅百家，故而号称杂家，其实最接近民主。
《吕氏春秋》这本杂家著作抛出的时间，正是秦王政准备加冠的前一年。吕不韦对这本书倾注了巨大期望，书中的理论关系到吕不韦的政治命运乃至中国未来两千年的政体走向。吕不韦希望秦王政受此书影响，在亲政以后能够按此书所阐明的“吕不韦公天下、反独裁思想”施政（当然，再次申明，这里的公天下是和贤人——如吕不韦这样的人公天下）。
然而，独断刚愎的秦王政不肯接受“吕不韦思想”，他不喜欢限制君权和分权，更喜欢君权专制，他爱看法家韩非子的书，对君主专制痴迷得超过历代秦王。韩非子的《孤愤》上说的很清楚，君主应该牢牢掌握一国之柄，君主与贵重之臣之间不可两存，君主要用“法术势”控制好大臣。韩非子全文反对大臣分权太多，否则就会“国地削而私家富”，“主失势而臣得国”。
韩非子的书很好地教育了秦王政，秦王政叹息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如果我能拿到韩非子的签名，一起欧洲五日游，死也不恨了。于是他对韩非子思想身体力行，力求强化君权，表现为独揽朝纲，细大决策皆出于他，生怕大权旁落，被旁人不无愤懑地形容为“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吕不韦要想限制君权，提出公天下乃至分封制（从地域上限制君权）、君臣分权等口号，简直是与虎谋皮。最后，作为韩非子的fans，秦王政用一杯毒酒教育了异己学说持有者——吕不韦。吕不韦的死，就死在他限制君权的思想，与秦王政的专制情结冰炭不容。
吕不韦的抱着自己的吕不韦思想，就这么死了。他以“限制君权”为核心的吕不韦思想，“公天下”的一种口号，一并在后来的两千年中死掉了。直到近代，民主理念的复苏，使我们再次看到了吕不韦思想的影子。
吕不韦在死前，端着毒酒，抬眼望去，大约想到了自己的老情人——邯郸姬。心慌意乱的他，恋恋回味着咸阳宫里那一段不长不短的人生金梦。他知道，与秦王政的老妈邯郸姬，那一段中年人的婚外恋史，并不是他吕不韦致死的主要原因。爱你在心口难开什么的，在男女作风一贯开放的先秦，那是小事。吕不韦的死，就死在《吕氏春秋》与《韩非子》两书在争夺秦王政的灵魂较量时，吕不韦输掉了。他的老情人的儿子——秦王政，彻底否定了他的吕不韦思想。他一生唯一的收获，不是万户侯，也不是《吕氏春秋》，而只剩与老情人的那一段暧昧恋情的回忆了。荒烟蔓草的年头，连分手都很沉默。他怎能满意于这一场朝风朝雨的烟。然而他却也只能远隔千山，注目回望，让离情归于平淡，恋情归于怀想，一口饮掉毒酒。
潇水曰：秦始皇后来使用《韩非子》作为自己治国的利器，独断专行，导致激化各阶层矛盾，终于秦王朝灭亡。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秦始皇为了维护王权专制，就实行严刑峻法，危害众多人民，再加上私欲膨胀，过度使用民力，终于导致人民不胜其苦，所谓“天下苦秦久矣”，导致“群盗并起”，陈胜吴广这些平民都闹起来了。而且秦始皇把一般官吏也得罪了。秦始皇治吏甚苛，这是受《韩非子》一书影响，以强化人主对于官吏的控制。官吏们被苛刻的条律戕害得够戗，动辄得咎。于是受不了了，官吏们也造反了（如派出所长刘邦、县丞萧何等同志）。如果是只有一个阶层的人造反（比如农民的太平天国），那还可以扑救，但现在是“海内愁怨”，各个阶层都要造反了，再加上六国旧贵族野心勃勃的遗民，一同起来反抗，那就好比连地毯和家具和墙柱都着了火，这样的房子还有救吗？任凭秦军再有怎样的战斗力也是枉然了，不久秦王朝也就被推翻了。
如果采用《吕氏春秋》作为施政纲要的话：限制君权，把一部分权力分给臣子，同时让各阶层精英都有一定参与（所谓公天下），从而缓和各阶层与君权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走大独裁的路子，当不致于逼得社会各个阶层都普遍造反，秦王朝断然不至于这样短促灭亡。
秦王朝的最终失败，也不能简单归咎于法家。当初法家思想的产生，是在春期
末期，正值君权丧失，权力下移，卿大夫家族闹独立的时刻。法家强调强化君权，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了强化君权，法家“明法令、定赏罚”，这是非常进步的，对树立君王权威，促进帝国稳定和发展非常有效的。秦国正是凭着这个走向了胜利。但是，韩非子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和极端派人物，在理论上把法家崇君思想推向了极端，秦王政在实践上又把必要的强化君权措施，推展成为极端的皇权独×裁专×制，过分扭曲了法家思想应有的边界，终于发生意想不到的恶果，激化了各阶层与君权之间的普遍矛盾，秦国瞬息灭亡。这有韩非子理论部分误差的一定责任，也有秦始皇走火入魔（偏走极端）以及秦二世胡闹等等的历史偶然。
好在历史善于自我调节，中国最终走向了儒法并用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