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臣弑君，是古代中国的国粹。赵武灵王之死，就是下臣造反。司马迁解释错了，认为赵武灵王在继承人问题上感情用事，想把俩儿子都立成王，犹豫不决，故“乱起”。其实非也。赵武灵王不是死于儿子火并，而是专权大臣的造反。公子成、李兑两人结党势力甚大，专权之势已成，终于趁着“乱起”，硬生生困饿赵武灵王三月而死。赵武灵王被围困那么久，居然没有一个忠于他的亲信前来搭救，没有任何援助势力前来干预，没有一个大臣挺身而出，足以说明公子成一党的强大。
以赵武灵王之雄伟，居然被公子成、李兑专了权，搞死了自己。难道赵武灵王没有注意强化王权吗？好好一个公子成、李兑，放着大臣不当，怎么就专起权来了呢？
关于如何才能专权，这个问题厉害了，我是教不出来的。但纵观战国几大专权者，如齐国的田婴、孟尝君父子，秦国的魏冉，赵国的公子成，有些共同特点：1、出身好，都是王族出身；2、有封地，可以作为物质基础；3、会钻营，善忽悠，能拉帮结派。
我们以齐国的田婴为例，说说他是怎么专上齐国之权的吧。田婴是齐宣王的弟弟，符合第一条，出身王族，近水楼台，容易被君王宠信。但出身王族的人不只他一个，田婴还必须善于忽悠。当时他老爹“齐威王”还活着的时候，田婴就假装提合理化建议说：“对官员们的考核，必须加强啊，您得查他们的帐本啊！”于是，齐威王就每天审查一位大官的工作日志，主要是帐表，连审了五天，一天一人，就累坏了，也厌烦了，于是叫来田婴说：“官员的考核，以后你来作吧。”
田婴从此掌上了官员考核的权柄，任意挥舞，操纵朝廷，人们都巴结他。但也有人看不惯，就提醒齐威王说：“年底的上计（考核），至关重要，您必须亲自看，否则就不知道官员们的奸佞得失。”
所谓上计，这是战国时代君王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据商鞅说一共要考核十三个数，比如辖区内的人口、牛马、饲料、粮食等等，非常量化，其实还不止这些，又有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土地垦辟等等，都是上计的内容，细致量化不必现代差。在年初，各地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考核目标都列出来，写在木板上，由君王拿一份，臣子拿一份。
于是齐威王拿着自己手上这份考核指标，亲自听官员们的年底述职。田婴故意使坏，让手下人专拣琐碎小帐汇报。齐威王从早上听到晚上，饭都来不及吃，听得脑袋都大了。好不容易完事，准备明天继续听。田婴故意修改程序，要他连夜听：“大王，您加加班，给群臣做个表率，起到劝勉作用啊。”
齐威王被他忽悠着，就连夜继续听汇报，终于把自己听得睡着了。田婴赶紧吩咐手下人，偷出齐威王手上的木板，拿橡皮修改上边的数据。古代没有橡皮，就是刀子，直接在木板上把毛笔字迹刮掉重写就是了（所以，文吏又称“刀笔吏”）。那些所以愿意跟田婴拉帮结派的大臣和地方官们，田婴就把他的考核指标修改得与年底结算相符，而忤逆田婴的大臣们，自然就等着考核不及格了。
这是专权者的通有特点，比如魏忠贤、秦桧、高俅、严嵩，他们特别会向上忽悠君王，骗得信任，比如严嵩会写青词，讨皇帝老爷喜欢；高俅、蔡京之徒弄花石纲，给他们的艺术家皇帝喜欢。于是，皇帝们就把国家大权授予他们了。他们就开始专权了。田婴也是通过忽悠齐威王，讨得宠信，骗得总揽朝纲的权柄。而赵武灵王则是主动放弃了权柄，他把王位传给赵惠文王以后，自己长期在外打仗，按韩非子的说法是“不以身躬亲生杀之柄。”于是公子成、李兑处理朝纲事务，抓实了行政权柄，成了专权之臣。
有人会说，君王反正忙不过来，让权臣去忙，不也一样吗？不一样，权臣的素质往往不高，他们通过坑蒙拐骗上级、邀得宠爱而上来的，当然素质低劣。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拉帮结派，以巩固自己的权臣地位。比如说，朝里有能人，但是不走他的路线，不肯跟他结好，他就要利用职权，打击迫害（比如秦桧之杀掉岳飞）。最终，权臣把朝堂上下全都布置上了自己的人马，安插得全是自己的亲信，这个国家也就危险了。除非他是个高素质的人，带着自己的亲信能治理好国家，比如诸葛亮、张居正，大约可以算在这一类。可惜，历史上更多的权臣没有诸葛亮那么一心为公，更多则是胡作非为，往往牺牲国家利益，不惜巩固自己小团体的地位和私利。比如赵国的权臣李兑，在制定外交策略时，不是从赵国利益出发，而是看哪个国家能赠他私人以封邑，他就交好哪个国家。秦国的权臣魏冉也是，不惜发动大秦兵劳师袭远，去中原以东攻打陶邑，为了把陶邑作为他自己的封地，这就是所谓的备受人指责的“近交远攻”，于秦国利益丝毫无补。
至于权臣为了巩固自己小团体利益而迫害不肯附己的贤能，比如秦桧之杀岳飞，这种例子，想来在前秦也不少，只是由于史书的缺失而无甚记载。贤能被迫害了，国家自然没发展了。更糟糕的是，所有人都听他的话了，也就没了制约，由着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要么就渎职不干活，如果他干活，那又没人敢给他提意见，于是干起活来经常犯愚蠢的大错误。孟尝君就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