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是得到慈禧首肯的，由于光绪已经“亲政”，变法的具体事情就交给他去办，让他牛刀小试。自从“亲政”以来，一直被慈禧实际控制的光绪，终于有了一个证明自己和挑战自己的机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了变法诏书，由中央政府主导、从国家层面上开始的变法正式开始。
朝廷和国家又一次有了机会，百姓们又一次看到了希望。走向光明或者堕入黑暗，上天堂或者下地狱，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个开局，也等待这个结局。
来吧，好戏即将开始！
6月15日，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慈禧以“太后懿旨”的形式一口气发布了四道命令。
第一道：变法期间及以后，凡新任二品以上大臣必须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处谢恩。目的：仍然紧紧把控朝廷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免权。
第二道：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三个目的：第一是让心腹荣禄接替曾经的心腹李鸿章为自己守卫京畿，掌控京畿稳定，变法是在朝廷进行的，只要首都不乱，其他地方也乱不起来；第二是让荣禄成为北洋大臣看守国门，在关键时刻成为与洋人沟通的窗口；最后，成为袁世凯的直接上司。
第三道：太后和皇帝于本年秋到天津检阅军队，命荣禄预备一切。目的：为了预防将来有可能出现的动乱，荣禄可以借着为准备阅兵的名义调动军队以及做其他军事方面的部署。
第四道：免去帝师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命其立即离京，回家养老去。
从分析来看，慈禧的前三道杀着已经够厉害了，基本把将来该想的事情都想到了，而最后一道命令也是最厉害的一着。
不是慈禧看翁同龢不爽，这个命令是慈禧在深思熟虑后发出的，它出于慈禧的一个需要——平衡权力。
前面我们说过，慈禧是后党集团的带头人，但同时她也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她必须为朝政的稳定处处操心，这是她的责任，也是她无法逃避的事情。事实上一个最高领导人看谁都不会特别爽，也不会特别不爽，但是，在慈禧看来，她在那个时候必须解除翁同龢的权力。
清日战后，李鸿章在朝中没有了一切职务，只保留了一个大学士的荣誉称号，自从李鸿章失势后，慈禧看到翁同龢就别扭了。翁同龢的官职和权势并不比李鸿章低多少，除了与洋人打交道和做实业，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李鸿章。在慈禧的眼里，翁、李二人的存在就是互相制衡、互相牵制的，避免一方独大。现在，李鸿章走了，翁同龢大人也必须走。
对手啊，托起成功的另外一只手。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多牛，而是因为有个死对头，就这么简单，特别是对于官场。
而慈禧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个考虑就是：帮助光绪。
在慈禧的眼里，变法是由光绪主导的，必须而且只能由光绪来主导。翁同龢这个人慈禧还是比较清楚的，他曾经也是慈禧的心腹，在光绪亲政前后，才仗着自己是帝师转向支持光绪。清日之战中，翁同龢发动了一批清流言官，极力拆李鸿章的台，战后又极力主张变法，每一次的理由都很堂皇，什么头可断血可流、外敌不可侵，什么为了国家自强。不过老狐狸慈禧比他更清楚，这老头所做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为了他的权力。对于任何一个已身居高位而又极具野心的人，无论他是李鸿章还是翁同龢，慈禧都不得不防。在慈禧看来，光绪毕竟还年轻，太嫩，没有李鸿章的制约，老狐狸翁同龢难免不会将野心之手伸得更长，而免去翁同龢职务后，变法就只能真正由光绪来主导了。
这就是说，虽然光绪是慈禧潜在的政治对手，但好歹也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带“皇”的，家天下嘛，不是儿子坐天下就是老子坐天下，变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还能保证权力在皇家手里。
可怜的翁同龢，他喊了多少年的变法，最后关头却发现自己一直是个拉拉队员，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为谁辛苦为谁忙呢，他只有收拾好行李，跟皇宫说再见，一个人默默地回常熟。李鸿章在清日战争中焦头烂额时，翁同龢一再鼓动弹劾李鸿章，并且成功地将李鸿章从高位上拉下马。见到李鸿章罢官，翁同龢曾十分开心，和李鸿章斗了这么多年，现在李鸿章终于垮了，他就可以平步青云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对手的意义。
皇宫里的慈禧平静地接到了翁同龢离京的消息，她的心里也不好受，不是为了翁同龢或李鸿章，而是为了变法。下了这么多命令，都是源于她内心里的秘密。
在变法进入实际程序后，问题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谁是变法的真正支持者，谁是变法的继续观望者，这才是变法的首要问题。
而在这其中，慈禧的真实心态是最重要的。皇宫里的光绪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毕竟一个退休老女人的心理和心情有什么值得去关注的，但是，“人治”社会的特色，很多时候，就是看心情。
我大姨妈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要分析或者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有难度的。但是，从慈禧一连发布的四道命令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个大概，这就是破解一个人内心秘密的根本方法——听其言观其行。
慈禧的第一个心态是矛盾。在她内心的最深处，她是不愿意变法的，“维护社会稳定”才是她的第一需求，社会稳定，也就意味着权力稳定，现有的权力平衡就不会被打破，她就能继续做老大，这一点慈禧比谁都清楚。
但是，作为政治家或者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更加意识到变法势在必行，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谁也无法阻挡这个潮流，不仅阻挡不了，还要拿出切实行动，不然各地只怕要造反，自己的统治也不会长久。所以我们说，慈禧是在极大的矛盾心态中“不得不首肯”了变法。
第一心态引出了第二心态：旁观。变法的事情由光绪来干，名义上是光绪已经亲政了，而实际上是老女人并不想干。虽然由她这个掌握着朝廷最高权力并且有着最广泛权力基础的人来主导变法，办起事情来方便一些，政令出紫禁城也快一些，下面的官儿也听话一些，但慈禧既没有那个心情，也没那个能力，更不想去折腾——最重要的是：她不想承担这个风险。
几千年以来的事实无数次证明，对于政治团体来说，变法虽然有很大的利益，但有更大的风险。实际上风险才是第一位的，被五马分尸的商鞅肯定同意这一句。对于慈禧来说，她已经掌控了最高权力，实在没必要再去冒这个风险，所以对于这一场变法，她宁愿躲在幕后。一句话：要变你们去变，我是不会去变的。我是唐僧，你们当孙猴子。
她的第三个心态是等待，或者叫静观其变。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经得起等待，在这漫长而纠结的等待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预判事务，在那个最后的结果到来之前，慈禧不会认定变法一定会成功，也不会认定就一定会失败。她在平静地等待这个结果，但不会被动地接受这个结果，她要做的就是躲在幕后，隔岸观火，将来变法成功了，大家高兴，此时她出来领功，宣布一下大家辛苦；如果不成功，那也不怕，她就会出来收拾残局。
她的最后一个心态就是担忧。而慈禧最大的担忧，并不是变法成功或者失败，而是权力平衡是否会被打破。作为权谋家，第一位的永远是权力，而变法才是第二位的。她希望变法最后能够取得成功，让政权得以延续，但她更希望所有的变法都是在她的权威下进行的，睡几觉醒来，法变了，而大权仍然在她的手上。尽管已经清除了翁同龢，但她仍然比较担忧是否有人会浑水摸鱼，威胁到她的权力！
那四道命令就是一系列老练的杀着，是为了保障权力安全设置的防范措施，慈禧自信，有了这些作保障，可以永保大权在手，将来万一出现不利情况时，能够迅速收拾残局，恢复“稳定”！
好吧，游戏的大幕已经拉开了。走掉了翁同龢，光绪必须亲自出马，但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由他去干，他最需要的是一批人，一批能为他冲锋陷阵、将变法推行下去的人——帮手。
光绪要去找帮手了，等到真正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是一件有难度的事，天子富有四海，四海之内皆同志，但当光绪把目光投向庞大的官僚系统时，他最想说的一句话估计是：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啊？
60年前，光绪的爷爷道光皇帝也曾碰到这样的难题。
当时广东鸦片为患，道光皇帝每天都要接到来自两广总督的八百里加急，此时朝廷已经三令五申禁烟，道光朱批的禁烟令发了一道又一道，而鸦片屡禁不止。在京广之间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广州发来的报告烟患的八百里加急，一边是紫禁城发出的禁烟圣旨，传递文件的人经常在半路上遇见。送来送去，都是这个结果。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鸦片并不是只有洋商在卖，地方官员也参与其中，然后从中分红。有的官员在烟行中有股份，胆大的甚至自己当老板，在幕后指挥贩卖。从表面上看，这些官员与商人勾结，实际上，官员之间形成了互相保护——官官相卫。所以，中央的政策（圣旨）下来了，总是上有好政策，下有好对策。
洋商们开始公开嘲笑：“你们连自己基层的地方官员都管不住，又如何能管住外国人？”
这种情况下，林则徐出场了。他手持尚方宝剑，代表道光去把鸦片一把火烧光。
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这一支基层官僚队伍更加腐败了。大小官员早已习惯了自己角色的利益定位，他们虽然“同情”变法，但要让他们自己去做是比较没空的，比较有空的是捞银子。
而光绪连自己的钦差大臣都没得派，宫廷权力一直是慈禧把持的，光绪在朝廷中并没有权力基础，在中高层很难获得实质上的支持。
不过，变法毕竟是朝廷的大事，太后也是点了头的。于是有几个人表示要支持变法，我们来认识下这几个人：
礼部副部长（礼部侍郎）徐致靖徐大人；
财政部副部长（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张大人；
礼部处级干部（主事）王照王大人；
监察御史杨深秀杨大人。
当然，他们也不会比其他在继续观望的官员们傻，他们要的工作是向光绪推荐合适的人，也就是说，做“猎头”的工作。
对于变法来说，什么是合适的人？
这是有要求的。
首先，他们必须是在行政系统之内，能保证基本可靠并有基本的行政才干；其次老官僚不要，必须是新人，最好是什么候补官员之类，他们还没有受到官场的腐蚀，也没有受到利益集团的拉拢，比较能放开手脚，激起斗志；另外，由于不是某个利益集团中的一员，让他们出面办事也不至于引发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直接对抗。
找个人是很难的啊。同志们！而这才刚刚开始。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光绪的是徐致靖。
礼部相当于今天部分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主要掌管教育考试、外交礼宾等事项，这是一个容易出书呆子的部委。徐致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其他封疆大吏、省部级高官都在手搭凉棚观望的时候，徐致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变法，然后他上了一个折子。
在《密保人才折》里，徐致靖共向光绪推荐了五位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在徐致靖的带头下，内阁候补文员（侍读）杨锐、公安部候补处级干部（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秘书（中书）林旭等人先后受到推荐。
从年龄和身份上看，这些人完全符合理想人选，他们都很年轻（最小的林旭才22岁），又都是多少有点行政经验的省部级机构里的候补官员，有利于变法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光绪建立自己的嫡系队伍。光绪亲自接见了他们，一番交谈了解后，光绪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统统转正，提拔为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就是军机处，章京相当于大臣的秘书，所谓行走，是朝廷中不专门设置的官职，属于临时抽调来帮忙的性质。也就是说，这四个人一下子成为了朝廷最核心的权力部门——军机处的兼职秘书。
如果不是因为变法，这些人的级别是永远不够见皇帝一面的，更别说让皇帝给他们转正升职了。而在徐致靖等“猎头”推荐的人里，有一个人，虽然他的名头很大，虽然人们对他的期望很高，但他在受到光绪的接见和交谈后，并没有升职，他就是：建设部候补处级干部（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
在入宫见到光绪之前，康有为的经历可以说是——十分复杂。
广东人康有为出生于读书世家，和别人一样，早年他一头扎进八股文的迷宫里。孔孟之道、四书五经都是他攻读的内容。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紫禁城跑马，八抬大轿进家门。
那个年代读书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是所有人的唯一，所以所有人才觉得艰难。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为院试，院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的，读书人必须先通过知县老爷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能参加院试。院试由每省的学政主持，院试通过后，你就是朝廷的学生了——称为生员。当然，它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号叫秀才，以及另外一个更著名的称号——相公。
成为相公就有名额限制了，三年考两次，每次全国录取2.5万名，这听起来不少，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考上相公后，就可以考举人，这个级别的考试叫乡试，在各省的省会举行，三年一次。而举人的名额更少，全国每次约录取1400人。可见考举人比考秀才难度又增加了许多，考中举人后虽然不是正式的国家公务员，但已经纳入了公务员系统，有了做官的资格，或者成为候补官员，所以这对读书人的刺激也更大，具体事例参见《范进中举》。
最后一级考试就是会试和殿试，也就是常说的“进京赶考”，全国的举人每三年集中到北京参考，录取名额为300人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贡士最后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这是最后定名次的，选取“天子门生”。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院编修这样大有前途的职位；二甲、三甲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也包分配，留在中央的，可以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六部主事和内阁中书，分到地方的可以去做知县。
朝廷之所以严格控制科考的流程和名额，实际上是为了控制一样每个人都向往的东西——机会。行政体系就这么大，官员的名额就这么多，当官的机会也就这么多，需要百万计的读书人去争。所以，如果在某一年，皇帝因为大婚或者大寿或者心情很好，允许多增加一次科举考试，这就是给所有读书人的一个恩赐的机会——恩科。
康有为同学天赋不能说不高，不能说不勤奋，但他的秀才连考了三次才考上，考上举人的时间更是可观——用了20年，六考六落榜。在这20年中，有一次考举人的经历对康有为来说是比较特别的，这一年康有为来到了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虽然顺天乡试的机会相对比较多，可这一次乡试，康有为仍然名落孙山。
这一年是1888年，康有为先生已经31岁了——过了而立之年。这一年正是袁世凯在朝鲜给他当时的领导李鸿章写回国报告的那一年。如果康有为知道有袁世凯这么一个人，他肯定不会同情袁世凯，而是会相当的气愤，这个连秀才都考不过的家伙，竟然已经是朝廷的三品官员了，而自己还在这里挤破脑袋参加什么鸟乡试。京城满大街上都是出身王公之家的八旗子弟，他们遛鸟狎妓，玩物丧志，级别却比袁世凯还高，这更让考得两眼冒星的康有为十分愤怒。
我只要机会平等。每个人生下来，不论他们出生在贫穷之家还是富有之家，不论他们出生在城市还是乡下，不论他是否有一个富爸爸或者贵爸爸，在面对进入国家行政系统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在面对原本应该公平竞争的时候，他无法说我爸是谁，只能说我是谁。
王侯将相，决于爸乎？
和袁世凯一样，此时的康有为也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有志好青年，他也盼望着人生和事业的突围。多年的科举之路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这些不一样的认识，他即将把这种认识转化成行动！
在北京破落的小旅馆里，康有为奋笔疾书——他给光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康有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机会不均等的不满，而造成机会不均等的原因就在于朝廷的政治体制，希望朝廷能够变法维新，万一要变法，也别忘了他老康，他是愿意并且可以为朝廷去做点事情的。
康有为想象着这封信到达光绪的案头，光绪看完后万分激动，一掌震飞了御桌上的笔筒，大叫一声“快宣此人觐见”。于是，有两匹快马来到旅馆门前，说求见康先生，康先生大摇大摆地出来，去了紫禁城。
可是，在旅馆里盛装打扮等待召见的康有为最终失望了，门口不仅没有马，连驴都没有，倒是有几个卖火烧的。
这封信并没有到达光绪的案头，它的去向不明，最终也许是躺在某个衙门的垃圾箱里，甚至可能没有人拆开过。康有为回到了广东。这一年的冬天萧瑟，南方虽然看不到雪，但康有为的心里比雪后的泥街更加凄凉。
这是康有为一生中的第一次“上书”。
回到老家后，康有为仍然要复习准备考试，但毕竟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还需要找点事干，于是他以秀才的身份在家乡开了一间私塾，教教学生，顺便收点学费，康有为也变成了“康师傅”。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是广东人梁启超，在科举系统内，梁启超的级别比康有为还高——他已经是举人了，而康有为还是秀才。但是梁启超仍然拜倒在康有为的门下，因为康有为在业余时间还写了几本书，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新锐作家和言论家。
而科举之路还在继续。1893年，36岁的老秀才康有为在广东乡试中，终于战胜了那些年轻的相公，高中举人。从16岁成为秀才开始，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20年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做官的资格——举人文凭。康有为的故事也够精彩的，绝对可以写一篇《有为中举》了。
两年后（1895年），康有为来到北京会试，这次又老当益壮，运气比较好，高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候补主事（六品）。虽然没有一举中状元，也算是光耀门楣了。
当梦想实现的时候，康有为却并不怎么兴奋，几十年的科举之路，他已经乏了、厌了，他认识到科举其实并不是自己的人生方向，自己的人生方向应该是另外一条道路。
这就是社会活动。
1895年正是清日战争结束的时间，清国惨败，朝廷正准备签下《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全国的读书人都激动了，群情愤慨。康有为又想起了他的那个老行当——给皇帝写信。
北京破落的小旅馆里，康有为又一次奋笔疾书，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将上书写好了，全文一万多字，名字叫《上今上皇帝书》，主要内容仍然是呼吁朝廷改变现状，变法维新。和几年前相比，“这个国家需要变一变”已经成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很多人即使无法说清楚他的观点，也有这样的感觉。既然已是社会舆论，和之前上书相比，康有为的语气激愤了很多。他冒死警告光绪皇帝，如果再不改变，到时候您别说做皇帝，只怕做一个普通百姓都不可能（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
几年的教学、出书、上书已经让康有为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这一次，他学聪明了，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联合全国18个省的举人共同签名，然后发动这些举人在京城里到处找大官们投递，以示这是天下读书人的心愿。
投递的结果是，有些大官收了，有些大官没收。这都在康有为的预料之中，但有一件事情是他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媒体报道。
亲爱的媒体工作者们应该都知道，康有为发动这样的事情是很受媒体欢迎的，因为它伸张的是“民意”，而媒体就是表达民意的。于是某份报纸在报道京城举人投递上书的时候，用了一个后来我们熟悉的标题——公车上书。
如果我是这份报纸的总编，我一定会夸奖想出这个标题的编辑：你干得很好！
自古以来，基本上每一个朝代的皇帝都是比较礼遇读书人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尊敬读书人，而是知道读书人不好惹。
要知道读书人是喜欢发牢骚的，而读书人的牢骚又并不只是发发而已的，搞得不好，它会成为社会动乱的源头，甚至是农民起义的理论指导，对社会稳定危害极大。事实上即使不影响稳定，这种牢骚也很恐怖，因为它比唐僧念的经还要坚韧，一有机会就会在你耳边嗡嗡叫，所以自古的皇帝们都很敬畏读书人的那张嘴。为了在源头上消灭这张嘴的非正常运动，皇宫会派出一辆辆牛车驰骋于城廓乡间，专门收集读书人的意见，由于这种牛车有专门的经费供养，所以叫公车，由此产生的消费叫公车消费，后来，“公车”也能代指关心天下大事的读书人。
可见“公车上书”这个词语做标题，很有古香古色的味道，文笔很好。
媒体热炒，在康有为看来，这自然是他的功劳。文章是他写的，花了一个晚上，他不仅是作者，还是“领衔公车上书”的人，康氏成为了“公车上书”的代名词，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写回忆录的时候，不断地强调这一点，很多的历史书也强调这一点，但这种看法在历史上是存在疑义的。
因为当时的媒体着重报道的是“公车上书”这种现象，而不是发起人康有为。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都震动了，当时除了康有为的上书，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其他举人们的上书达到了十几起，更厉害的是，还有官员参与上书，“公车上书”指的就是这个现象，而不是单指康有为版本。后来人们一说到“公车上书”认为说的就是康有为，这个说法来自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回忆录，是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甚至还有一种史料认为，就连康有为版本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也没有最后参与。正当他写完文章后的那一天，他听到了自己已经考中进士的消息，而带头搞这样影响社会稳定的上书很可能对将来的仕途不利，所以康有为虽然起草了文章，但最终没有在文章后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总之，“公车上书”强调的并不是康有为，此时的康师傅绝对是一位热血青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宣传康有为的需要，就只采用他回忆录里的说法，对历史人物需要尊重，而尊重的方法就是把真相还给他们以及读历史的人。
虽然经过了媒体的报道，康有为这次的上书仍然没有到达光绪的案头，康师傅辛苦一夜，光绪只字未见。
媒体报道之后，“公车上书”甚至没有在官方引起轰动。当时官方就在酝酿变法，原因前面讲述过，清日战争的惨败对朝廷打击太大，首先做出反应的并不是读书人和民间，而是整个官场，大家都清楚，再这么烂下去，总有一天会彻底烂掉。由于官员们有了变法的“共识”，“公车上书”虽然很热，但在朝廷看来，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民间正常反应，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法是要变的，但变法不可能由这些毫无行政经验、无实权又不懂得体制运作的读书人去完成，即使政府相信他们，老百姓也不会相信他们（无权威）。可以肯定的是，“公车上书”事件虽然很特别，对康有为对整个清国都算是一件大事，但并不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造成了1898年的变法，变法是朝廷的主动选择。
但是对于康有为来说，“公车上书”事件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完，决心要搞搞社会活动的他已经灵敏地发现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东西——媒体。
必须利用好媒体！康有为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这个想法在现在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所谓信息社会，干什么都要发布一下，炒作一下，对于立志成为社会名人的人来说，结个婚，生个崽，上个床，下个床，都是需要曝光的。但在那时的清国，虽然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有了报纸，但总体来说还是稀罕之物，能够意识到“笔杆子”力量的人还不多，而康有为发现了这一点。
他自掏腰包，将没有传递到光绪手中的上书自费刊登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要知道，康师傅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播平台，因为他的文章是很不错的，激情四射，忧国忧民，敢直接质问皇帝。这一招果然很灵，康有为几乎一炮打响，一夜之间，他成了大家共同的“老师”、民间著名的“意见领袖”以及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连“康圣人”的名号都喊出来了。
最早的炒作达人，看来非康有为莫属啊。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1895—1898年），康有为越战越勇，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奔走于各大城市，写写文章，搞搞演讲，走走穴，不断在媒体上曝光，名头越来越响。1895年之后，朝廷对民间结社管控稍微松懈，康有为抓住大好时机，成立了一个打着学术名号的政治团体——强学会。
康有为的名头终于更响了，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官场不得不注意到他，很多高官们都明里暗里表态支持康有为，这实际上是支持他们自己，因为这三年中朝廷高层一直在酝酿变法，官场的下一个主题就是“变法”二字，一些人亲自加入了强学会，就连李鸿章也想加入，却被狂妄的康有为拒绝（李是“卖国贼”）。老到的袁世凯虽然没有亲自入会（他还在观察朝廷风向），却向强学会捐了自己半个月的工资——500两银子。而当康门弟子梁启超到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打开总督府所有的大门，还准备放礼炮迎接梁启超，这原本是地方大员迎接钦差大臣时才使用的礼仪，梁启超真是受宠若惊。
在做着这些社会活动工作的同时，康有为并没有放弃他的老本行——上书。他又连续给光绪写了两封信，结果仍然是石沉大海。与皇帝搭上线，这是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的梦想，以为影响了皇帝就能改变天下，康有为也不例外。但是天抬头可见，天子却只有一个，想让皇帝认识你，并不容易。
就在康有为苦恼着如何才能去影响皇帝的时候，徐致靖注意到了他，在密折里向光绪推荐。
对于康有为来说，这是真正的人生曙光，之前他搞了那么多次上书，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中间人，没有一个介绍人，现在由一个部级领导向皇帝推荐，这才是打通通向皇宫的道路！
光绪决定召见康有为。
康有为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了。他可以见到皇帝，亲自阐述他的观点，去“影响皇帝”。从而立之年给皇帝上书开始，他如今已经走到了不惑之年，到了这个岁数，人生真正“立”起来的事情似乎很少，真正“惑”的事情似乎也越来越少，不是它们不存在，而是没有心情没有兴趣再去探究明白。当年的热血和冲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沧桑，中年的大叔不过是在沧桑中，为了那个埋藏在心里不再说出来的梦想，继续向前行走。
康有为来到了紫禁城外，他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再想了一遍与光绪可能出现的对答，练习了一下脸上的笑容。等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康有为整了整衣服，进入皇宫。
这次会谈并没有在宫廷档案中留下任何记录，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康有为后来的回忆录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但由于是“孤证”，把老康自己为自己贴金的这些对话搬上来是没有意思的。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这次召见的时间比较长（两人密谈两小时十五分钟），但在召见后，光绪并没有重用康有为。
召见之后，光绪任命康有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说光绪把康有为从建设部的候补处长调到外交部秘书处去兼职，康有为的级别也并没有提升，还是六品。这跟谭嗣同等其他四人受召见后任命为“军机章京上行走”是不同的，“军机章京上行走”是四品。这就意味着以后康有为在公开场合见到皇帝以及上折子的权力都没有得到——朝廷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上朝。
看来，在徐致靖等密荐的人中，康有为并没有受到光绪的重用。
对于这个结果，康有为很是想不通。原本以为凭着他的名气和“社会影响力”，光绪一定会把领导变法的重任交给他，让老康在官场叱咤风云。但光绪却并没有这么做，没给康有为相应的权力，也没给康有为相应的平台，这是骄傲的康有为不能接受的。
而令康有为更想不通的是，光绪不仅这次没有重用他，以后也没有。在“猎头”们推荐的人里，康有为是最早受到召见的人，却也是最没有受到重用的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见到光绪，竟然也是最后一次！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受到任何召见。
而康有为无法想明白的秘密，隐藏在另外一次有记录的谈话里。
这是康有为和荣禄先生的谈话。
荣禄是慈禧绝对的心腹，是被慈禧刚刚任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荣禄见到康有为时，两个人谈起了变法。
荣禄是慈禧的人，老康是知道的。他知道跟荣禄说话也就相当于在跟慈禧说话，荣禄一定会把他们的谈话去告诉慈禧的。老康想当然地把荣禄和慈禧当成了反对变法的人，却不知道变法是经过慈禧首肯的，也是荣禄等“顽固派”大员关心之事（要不然就不会来问了）。在潜在的反对者面前，老康决定抓住机会，慷慨陈词，一定要说服他。
“时事维艰，不变法不行啊！”老康说道。
荣禄显然不想听这样的废话，谁都知道法要变，问题是怎么变。
“法是要变，不过几千年的祖宗之法不是一下子就能变过来的吧？”荣禄问道。
实事求是地说，荣禄这句话说的是实情，是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忧患考虑。荣禄先生的这句话并不是要反对变法，而是询问他老康有什么办法，希望康有为能给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康有为知道真正厉害的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好，那些“顽固派”们就会见不到变法派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必须拿出一点雷霆万钧的手段让他们瞧瞧！
于是，康有为大手一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说道：“这有何难？杀几个一品大员法不就变了？”
四周一片安静，康有为突然察觉有什么不对，但具体哪里不对他也不知道。荣禄并没有再说什么，他内心一定在翻江倒海，但这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荣禄“嘿嘿”干笑两声，说了句“康大人请”，然后转身走了。走的同时摸了摸自己头上的顶戴。
康有为说出这句话是很平常的，就跟以前在很多的演讲集会场合对粉丝们说的一样，意气风发，正义凛然，一腔热血，说完之后场下欢声雷动。但是，康有为忘记了，这是在皇宫。
这样的谈话如果正式一点，就相当于朝廷高官在就如何变法问题，向老康这个“专家”来请教，是政府高官和智囊之间的座谈会，而康有为给出了这个答案。
很显然，康有为嘴下的一品大员就是指贪腐的高官，出于对腐败官僚的憎恨，人们常常会发泄情绪，以为杀贪就能正道，这是可以理解的。“杀几个贪官就能变法”，这正是那些不懂变法的人才会说的话。如果变法真的只是杀贪就好，那历史上的那些变法就不会无比艰难和反复了，大家去磨刀就好了。
别人说说这话还是可以理解，而从康有为你这个“专家”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浅薄了。不仅浅薄，简直是太过书生气和器量狭小。
像变法这样的大事难事，当它还在发起和鼓吹阶段时，确实需要用热血去鼓吹，用慷慨激昂去鼓劲，这并没有错。但是，当它已经进入马上要实际操作的阶段之时，它需要的不再是这些，而是另外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政治家的现实精神。具体来说是两个方面——冷静，坚忍。
唯有冷静，才能思考并制订出完整可行的方案。
唯有坚忍，才能战胜苦难，朝这个目标努力，实现这个方案。
康有为先生没有意识到这些，这是因为他恰恰缺少一个最致命的条件：做官的经历。
康有为虽然是工部候补主事，后来又被光绪帝调到总理衙门，但他一直忙着社会活动，努力打造“公知”形象，从来没有去政府上过一天班，甚至连去工部和总理衙门报个到都没有做。他一直在进行他的社会活动，处于官场的边缘。这样的人不仅无法了解朝廷高官真正的心理状态，对如何通过体制内的力量去办事也一无所知。
变法就是要通过体制内力量去办事，要去争取人心，这时候的人心不仅包括民心，还包括“官心”——特别是当民心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时候，需要争取尽量多的“官心”，把他们对变法脆弱的“共识”转化为实际支持。比如荣禄大人，这也是需要争取的，从北京皇宫开始的变法，将来无论如何也需要荣禄这个直隶总督的支持。
当然，争取也是很难的。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建立统一战线了。首先要做的是取得信任，而取得对方信任也很难，如果一时不能取得信任，那么至少要打消对方的顾忌。不能让人家以为你是仇视这个政权，一上来就准备拿他们开刀的，要知道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啊。
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从来不预设敌人。但老康你在喊杀一品大员，人家又刚刚成为一品大员，你要别人说什么才好呢？
贪官是应该杀的，但也要经过公正的审判后去杀，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避免官官相卫，也避免政治迫害，如果还是喊杀就杀，那跟过去有什么区别，还需要变什么法？再说了，即使可杀，谁来杀呢？你杀吗？你自己还是个六品呢！并且，既然杀几个一品大员就好了，那么就先杀你吧，你不就是未来的一品大员吗？
老康啊老康！
这大概是荣禄第一次对康有为有了“乱党”的印象。即使不是“乱党”，也是无实学，书生气，不可用。而且，千万不能让这种人在日后掌了大权！
所谓书生气，就是很容易拿想象去替代真实，越简单的东西越容易被弄得复杂。看似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际上离实质越来越远，
所谓书生气，就是一个人的脑子里很容易出现“别人不对、现实不对、就我最正确”的浮华或者悲壮，很容易认为靠嘴上标签就能打败一切。
所谓书生气，就是只具聪明而不具智慧。一个聪明但不具智慧的人常犯的错误就是处处只为自己着想，只顾自己的感受。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最重要的才能之一，是在关键性的第一次见面时，有能让对手或者敌人快速了解自己长处的方法和技巧，从而让对手甚至敌人一下子喜欢上自己。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张仪先生、苏秦先生、李斯先生。他们总能习惯性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也就是常说的换位思考，不仅有很高的智商，还有突出的情商。
而康有为显然不是这样的人。在我看来，康有为不会换位思考的原因恰恰是他没有经历过以上几位的磨难，缺乏做官的经历，缺乏在体制内的磨炼。老康成名过巧，成名后又势头太猛，他需要的不是换位思考，而是需要思考换位——去实现自己的野心。尽管去影响朝廷高层和皇帝一直是他的梦想，但是当他终于迎来和朝廷高层对话的机会时，他以为还是如往常那样去鼓动粉丝，而无法真正把握这样的机会。
由于不了解“体制内思维”，不清楚朝廷高官说一套做一套、喜怒不形于色、真实想法藏在笑脸背后的特色，这样的失误，会给以后的老康和整个变法派阵营带来更大的灾难！
而谜底也解开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光绪召见康有为密谈的具体内容，但从他与荣禄谈话的内容来看，康有为也注定不会给光绪留下什么好印象。如果他老康只是在喋喋不休地慷慨陈词，这在光绪看来并没什么新的东西，这些东西他早就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了，听得耳朵起茧。光绪需要得到的是切实而理性的答案，这跟荣禄先生“问计”于康有为的初衷是一样的，而不再是感情用事的口头狂言。
把康有为调到总理衙门，也许正是在面谈之后，光绪只认为康有为这个人的活动能力很强，就让他去总理衙门搞外交，也算是识才。
出师不利，康有为只好自我安慰。他告诉他的粉丝：皇上虽然没给我升官，但给了我“密折专奏”的权力！今后我就可以随时给皇帝传纸条了。
老康的这句话又是吹牛。宫廷档案和记录中并没有老康的“密折专奏”。事实上康有为所有的奏折都是找人帮忙“代奏”给光绪的，不是通过部委衙门，就是通过官场朋友代奏的，最多的是通过能直接上书皇帝的那批人，比如监察御史宋伯鲁和杨深秀。
而光绪虽然没有重用康有为，却抛出了康有为之前上过的一个折子。
在这个折子中，康有为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设置“制度局”的建议。
按照老康的设想，所谓制度局，这是一个设在朝廷总揽一切变法事宜的机构，帮助皇帝来决策，是皇帝专门的咨询机构。跟制度局一起设立的，还有法律、铁路、农商、邮政等12个局，制度局决定的事情，交给这12个局分别去执行。
至于进入制度局的人，不能用原有的旧官僚，全部起用新人——那么原来的旧官僚怎么办呢？康有为的办法是给他们朝廷散卿（散学士）的名号，可以给他们加薪晋爵，但没有实权。
谁都能看出来，“制度局”涉及的是人事改革，制度局一旦成立，是绝对的“另立中央”，夺军机处之权和六部之权，排挤掉了旧官僚，基本就相当于另外一个军机处，12个分局就相当于12个新的部委。
老康的这道折子当时是通过总理衙门代奏的，而光绪反应迅速，当天就做了批示。现在，他又把这件事情重提，催促大臣们快点给出反馈意见。
很明显，光绪对设立制度局很重视，甚至要大过对康有为的重视。康有为实在很聪明，他抓住了光绪真正的难题。
光绪一直无法真正实现亲政，最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军权一直被慈禧把控。淮军是李鸿章的，也就是慈禧的，满族王爷也团结在慈禧周围，八旗军也是慈禧的。对于光绪来说，清日战争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通过战争抓军权的机会，但是，不说帝党系的军队战斗力比淮军还烂，就算他们能打，慈禧也比光绪更老谋深算，在关键时刻让李鸿章出面签署《马关条约》中止了战争，清日战争没有变成持久战，光绪也就再也没有用战争抓军权的机会。
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僚系统中人事任免权也一直被慈禧把控，变法开始后，二品以上高官的任免还是必须经过她点头的。光绪没有人事任免权，也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嫡系队伍，无法在朝中形成权力基础。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也无法组建自己的变法班子，解决“帮手”很少的难题。
而制度局一设立，光绪就有机会提拔大把大把的新人。什么建立嫡系队伍，什么形成权力基础，这都是指日可待的事。
所以光绪的真正用意是：借康有为的折子，将官员人事制度改革的绣球抛出来，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光绪很着急，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而大臣们的反应出奇一致：观望。
如果说光绪等来了什么，那就是一阵谣言。京城里谣言散开，议论纷纷，说他受到了康有为的蛊惑，设置“制度局”是康党一伙别有用心的想法。康有为这个家伙野心一直很大，一直在折腾，因为他明白，只有折腾，他才有机会。朝廷的哪个高官不是在官场上小心翼翼、辛辛苦苦一步步爬上去的？康有为却幻想通过制度局，坐直升飞机入阁拜相，一步登天。
从事实上说，这些话并非完全造谣，老康一直是个不太安分的家伙。本来按照他的级别，是不够陪伴在皇帝身边的，而设置制度局后，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有机会成为朝廷新贵、“制度局里的人”，不必走官场的传统路径，直接围绕在皇帝周围，进入宫廷权力中心！但是，对于这个被旧有官僚形成的利益集团把持得铁板一块的国家，到底要不要尝试着去做某些改变，哪些改变是好的、可行的，如果不好、不可行，要不要拿来讨论一下，没有人真正关心了。反正大家只记得一句话：千万不能让自己吃亏！
光绪失望了，他备受打击。但打击归打击，此时的光绪还必须硬着头皮把事情干下去，他下了一道命令：令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时务报》。
光绪下这道命令正是向大臣们妥协，把康有为赶出京城，向大臣们表明：官员人事制度改革是我的意见，并不是受康有为这些“公知明星”的影响！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严重出乎光绪的意料了。
康有为没有遵办这道圣旨。按照规矩，皇帝下达旨意后，臣工必须上个“谢恩折”，然后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但康有为既没有上“谢恩折”，也没有离开北京。半个月后总算上了一道“谢恩折”，但还是没有离开北京。
康有为又一次极其想不通。《时务报》只是一张有朝廷背景的小小的报纸（当时“官报”之一），让他去当一份报纸的总编辑，未免也大材小用了吧？想我老康，一直是媒体笔下的变法“总设计师”和“总操盘手”，皇上我好不容易混到紫禁城，见了您，您既然让大小臣工讨论我的折子，重视我的意见，现在变法到了这样关键的时刻，您怎么能让我离开变法的中心？皇上您是不是糊涂了啊？
康有为仍然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可以是为变法鼓吹的一面旗帜，但实际工作是无法交给他去做的，也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只能处于变法的边缘——造势和出点子。对于光绪来说，他确实需要帮手，但光绪很清楚他真正的帮手只有两批人，一批就是前面提到的部级高官张荫桓、徐致靖甚至包括王照等人，他们担任“猎头”工作，在幕后为光绪出谋划策，相当于军师；另一批就是新提拔的谭嗣同等四人，他们是实际办事的人。
当然，对于老康，光绪还是抱着“用”的态度，毕竟这也是个人才。让他去上海办报，除了要变相地将他赶出京城，缓解一下官僚集团和变法之间的冲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也是看中老康的活动能力强，笔杆子突出，没事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写几篇文章，用激情四射的文字为变法制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这样一来，康有为也是光绪的一个重要帮手。可惜康有为并不明白光绪的这番苦心。
光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圣旨大臣们不听，连康有为也不听。
“这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书生啊！”光绪在皇宫里感叹。
老康这样的举动要是放在平时，绝对是可以杀头的大罪，抗旨不遵嘛，杀了你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对于这种书生式的举动，光绪也懒得再去计较了。
光绪要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去对付那些大臣。在下旨令康有为离京后，光绪希望大臣们能有所反应，把他之前交代的事给认真办一办。
结果再一次令光绪失望了。高官们紧密团结，高度默契，集体沉默，无声反击。
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他们都是之前慈禧提拔起来的，当官当得好好的，银子有，豪宅也有，为什么要改？
好吧，既然你们这些大臣没有反应，那我就去找你们的下属。光绪再一次下圣旨，将讨论范围扩大到中层和基层官员，命令大小臣工各抒己见，各部院的基层官员有上奏的，由各部部长（堂官）代奏，普通读书人和老百姓有上书的，可以到督察院呈递。光绪严格规定：无论是官还是民的上奏，必须直达御案，各级机构不得有任何阻挠（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
可是，光绪等了等，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于是，光绪只好再一次下旨，这一次他以情动人，声明变法是“不得已”之苦衷，为了朝廷，为了国家，希望诸位大臣体谅和理解。
然而光绪又一次失望了。大臣们看来是要反抗到底了，甚至连个折中的方案都没有提出。
光绪终于遇到了变法以来的最大难题。他曾以为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帮手，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现在看来，没有帮手的原因正是因为有一个怪物在从头到尾跟他作对，准确地说来是一个组织，一个强大的组织。
所有人都无法感觉到这个组织的存在，它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组织架构，也没有具体的组织纲领，更没有清晰的标签，但一旦“有变”（有损其利益），它的成员又能通过利益纽带迅速联接，心照不宣地统一行动，相互呼应，堪称最神奇的组织。
它生命力最强，杀伤力也最强，化道于无常，杀人于无形，你看不见它的阴影，它却能吞掉阳光。它一直存而不倒，打而不死，顽强地存在。一次次的农民起义，朝代改名换姓，但它总是存在，阴魂不散，简直是牛皮糖。
它僵化度最高但也存活力最强，最顽固也最灵活，它总能找到对自己有益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无论朝廷是变法还是守成，是开放还是保守，这个组织的成员都能跟随权势的走向而迅速调整方向，成为最“适应新形势”的熟练的技术能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是最与时俱进的，利益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
这就是官僚集团。在王朝的统治过程中，它悄无声息地形成了，不动声色地壮大了，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统治者对它的态度是既恨又爱，恨它把持着利益，官员们贪污腐化，捞银子不作为，长此以往损害着朝廷的长治久安；而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他们——专制统治，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制，而是整个体制的专制，专制王朝之所以能维持专制，也是因为有官僚集团啊。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与官僚集团作对的打虎英雄——朱元璋。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官僚集团十分警惕，为了打击官僚集团，他绞尽脑汁，耗费巨大的心血。他曾经以为丞相是官僚集团的头领，所以他废除了丞相制度，换来了每天加班加点，别人都睡了，他还在看折子，然后不惜成立监视官僚集团的监察组织和特务组织。
但最后他惊奇地发现，原本监视官僚集团的组织也迅速变成官僚集团的一部分，成为了既得利益的保护者和分享者——只要去收点“保护费”。这样，官僚集团不仅没有缩小阵地，反而扩大了领土。一生南征北战、所向披靡的朱元璋在官僚集团面前，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光绪会有新的办法吗？
光绪终于失去了耐心了。他终于明白，这场变法虽然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同意”，形成了“广泛共识”，但这种共识是脆弱的，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大小官员都希望去变别人，不希望来变自己，掌握某种利益的利益集团也只希望自己的利益蛋糕不要被割去，一旦情况不对，什么无声反抗，什么阳奉阴违，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都是他们的办法。光绪原本希望通过官僚系统里的“群众运动”来收回自己的权力，建立自己的权威，扩大变法阵营，推进变法大业，但在一再地试探之后，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那么，这顺序是不是该对调一下？只有先运用权威，才能发动官员和群众，推动变法？——因为你本来就是皇上啊。
必须拿出杀手锏！
朝廷最重要也最有权的三位总督——直隶、两江和两广总督全部撞到枪口上。光绪下旨对他们一顿大骂（严加斥责）。第二天，光绪再一次下旨，这一次除了继续骂，还要求各地方督抚对交代的事情，每日请示汇报（以前交办各事，必须迅速奏议；以后交办各事，必须依限赶办，并每日请示汇报）。
但大臣们仍然把光绪的命令当成了耳边风，看来不见棺材不掉泪。
光绪行动了，他下旨：一、在中央裁撤詹事府、光禄寺等六个闲散衙门；二、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三、裁撤不办漕运任务的省份的粮道；四、谕令各省在一个月内拟出其余应下岗的闲散地方官员，严加裁汰。
这些措施仍然围绕着一个中心：人事制度改革。先吐故，后纳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光绪雷厉风行，铁面无私，此时被裁撤的湖北巡抚，还是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
然而，官僚系统的反应仍然是冷淡的。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两广总督谭钟麟，他被骂了一顿之后，竟然连光绪以后的圣旨都不看，而且在他的两广总督府里不许谈论变法。当有人问起：“你办得如何？”他回答：“啥变法？我不知道啊！”
光绪不得不拿他开刀了。但是，要拿这种总督级别的大臣开刀，总要找个动刀子的人，光绪找到了一匹“黑马”，他就是朝廷马匹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光绪提拔他为广东省副省长（布政使），安插在谭钟麟身边。
在拿地方大员开刀的同时，光绪的帮手、一直躲在幕后的礼部主事王照也在朝廷出手了。他写好了一道奏折，交给本部的部长怀塔布同志，请他代为转奏皇帝。
按照光绪之前下达的“各部院官员如有上奏，由各部堂官代奏”的圣旨，王照的程序没有错。而光绪在下达那道圣旨的同时，也加了一条：任何人都不得阻挠上奏，看来怀塔布只能把这份奏折交上去了。
而怀塔布同志在看完这道奏折后，惊得大汗淋漓，他是万万不能交上去的，只能扣下来。
王照的这份奏折围绕的是如何变法，主体内容基本上夸夸其谈，没什么新意。问题是他还有一个补充建议，其中提到：为了更好地变法，建议太后和皇上走出国门，去国外参观访问，实地考察了解各国政治经济体制（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
这个建议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好的。不过在当时，这不仅是对慈禧的大不敬，甚至还带有戏弄的成分。要知道慈禧同志虽然是最高领导，但归根结底还是个女人，当时，女人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她连在朝堂上听政都要挂个帘子，又怎么可能出国，在洋人面前抛头露面？奏折如果递上去，慈禧如果追究，这就是怀塔布这个做部长的责任，所以在跟其他副部长商量后，怀塔布私自做主将这份奏折压下来。
私扣奏折的事很快暴露了，光绪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全部领导——六位部长和副部长统统撤职，王照升官，赏三品衔。
光绪以抗旨之罪对怀塔布的撤职光明正大，但是在官场看来，这更像是光绪和王照联合起来，给怀塔布下的一个套。因为怀塔布的身份并不简单。
怀塔布是慈禧的心腹，后党的中坚人物，说起来他跟慈禧还有点亲戚关系，算是慈禧的表亲。怀塔布的老婆更是慈禧的闺蜜，没事就陪慈禧逛园子吃饭，聊天解闷。
在撤职事件后，光绪的杀手锏并没有停止。三天后，他再一次下旨令李鸿章今后“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也就是免去李鸿章的这个职务。正是从这一天起，李鸿章失去了在朝廷中的一切官职，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称号——曾经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如今只是朝廷的荣誉公务员了。
你不是收回了二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任命权么，那我撤职总可以吧？光绪反击的套路已经渐渐清晰了：他没有任命提拔的权力，却有撤职的权力。
光绪的这些行动是十分迅速而斩钉截铁的，他使出了组合拳，拳拳指向慈禧！虽然是拿六部中分量相对较轻的礼部和政治地位本来一落千丈的李鸿章来做试探，但怀塔布和李鸿章的倒台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皇上要拿太后的心腹开刀了！
一场人事大战即将来临。
就在免去怀塔布职务的第二天，光绪提拔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四品官，任“军机章京上行走”。
任命四品官，光绪是有自主权的，不需要惊动慈禧她老人家。在京城，四品官是一个不起眼的官职，但光绪提拔他们并不简单。
因为这四个人全部进了军机处。军机处对朝廷的作用，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加国务院，军、政最高权力中心非它莫属。军机处里的办事人员分为军机大臣（大军机）和军机章京（小军机），在级别和权限上，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下属（相当于秘书），虽然光绪特意说明“四小军机”在办公程序上要尊重原有的军机大臣，并特意交代“四小军机”要和原来的军机大臣搞好团结，但是，这四个人是光绪亲自提拔起来的，光绪是把他们当亲信看待的，四人奉特旨筹办变法事宜，所有到军机处的奏折，都先由这四个人先看；凡是光绪要下达的圣旨，都由四人拟稿。
光绪的全面反击开始了！
他先是裁撤了慈禧的人，然后升了自己的人。光绪并没有给四位新人二品以上的官衔，所以也就不需要经过慈禧的同意，但却让他们做着一品大员才能做的事：可以阅读奏折和拟旨。光绪就用这四个人架空军机处，他们名义上为军机大臣秘书，实际上却是替光绪掌控军机处的“四人帮”，难怪连梁启超都评价他们“名为章京，实为宰相”（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
听到这个消息，最郁闷的当属一个人——颐和园里的慈禧。
老人家的鼻子只怕都会气歪。很明显，这一招就是专门针对她之前发的懿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来这一招连皇上也会用啊。
然而慈禧并没有发作，虽然光绪的行为让她很不爽，虽然怀塔布被撤后，他的老婆也整天来颐和园哭哭啼啼，哭着喊着太后不能不管自己的亲戚和嫡系。但慈禧迟迟没有表态，也没有干涉光绪，变法毕竟是得到了她首肯的，按照我们之前的心理分析，她也希望能有一个好结果。为了朝廷，为了大清，为了自己，我且忍忍吧！
在慈禧十分郁闷和难受的时候，另一个人却兴奋得手舞足蹈了。他是康有为。皇帝命令一下，康有为的住所南海会馆里就响起一片大笑之声，老康笑得尤为开心。在康有为看来，“四人帮”不仅在皇帝的掌控之中，也可以是在他老康的掌控之中。
四个人当中，有两个跟康有为关系紧密。林旭是他的弟子，谭嗣同虽然没有拜过师，但他很崇拜康有为，自愿认作康门弟子（私淑弟子），更重要的是谭嗣同几乎算得上康有为的精神知己，对康有为交代的事情几乎都遵照办理。刘光第曾经是康有为在强学会后办的另外一个组织——强国会（保国会）的会员，算得上康有为的人。杨锐的情况复杂一点，他曾经担任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但他也曾经加入过保国会，对康师傅也很尊敬。
朝廷最有权势的四个人都把我当作“老师”，看来我康师傅真可以指点江山啊。
而兴奋的康有为并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向他临近了。
朝中的明枪暗箭已经全部对准了康有为。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康有为提出的设立什么“制度局”，光绪才如此冒进，用“四小军机”变相地成立了一个“制度局”。大伙儿对皇帝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反对的，但打击康有为是能够做到的，上次造谣没有让他离开北京，现在要拿出更厉害的一招。打击康师傅，也就是让皇上知难而退啊。
这一招就是：写奏折。
他们很快弄到了一个奏折，这篇奏折既不是谈赞成变法，也不是谈反对变法，目的只有一个：弹劾康师傅和弟子梁启超。而且罪名比较严重：谋反。
谋反是杀头大罪，搞不好还要株连九族。这样的大罪，经常是被用来冤枉别人的，但这封奏折里说的，却是事实。
故事还得从上一年（1897年）说起，那时梁启超受聘于湖南一家新式学校——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而老梁在批改学生的作文时写下了一些批语：百姓们纳税，只要它（政府）为百姓们办事，人民即使多交一些也不会怨恨啊，但如果不为百姓办事，哪怕你的赋税很轻，人民也会怨恨的。
还有一条更厉害，梁启超以《扬州十日记》提到的当年清军入关后的屠城行为，直接指出“这是独夫民贼的做法”。
真是太反动了，如果说第一条是在骂朝廷，第二条就是连朝廷的祖宗都骂了。看来说图谋不轨一点都没冤枉他。那时候康有为和梁启超根本没想到自己还有能为皇上做事的这一天，所以在社会上的言论都比较反动，以此来吸引粉丝，没想到却留下了把柄。
变法开始后，光绪的工作流程仍然是“事前请示和事后汇报”制度，重大的事情，需要先请慈禧的懿旨，而一般的事情也要事后汇报，汇报的方式就是将光绪批复过的奏折送往颐和园处。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看上去能够“单独”处理很多事情了，事实上只不过是慈禧对他的支持更多了，光绪请示和汇报的事情慈禧一般都会同意，变法中的很多“新政”就是在慈禧的同意下以光绪的名义发出来的。变法开始前，慈禧告诉光绪：只要你不烧祖宗的牌位，不改服饰不剪辫子，随你去变（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
但对于这样既攻击制度、又攻击祖宗的大逆不道之言，慈禧和其他满族王爷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小子，我叫你变法，又不是叫你变天啊。
而对于光绪来说，这样的言论他也受不了。
之前光绪已经颁发过上谕：任何机构都不得阻挠上书。这封奏折无疑也是要被光绪看到的。一旦奏折到达光绪的手中，康有为和梁启超麻烦就大了，坐牢不用说，甚至还有被杀头的危险。康有为啊康有为，看来谁也救不了你了。
好吧，折子到了军机处，而军机处的折子，是“四人帮”先看。
所谓“看”，并不只是读读而已，还要写下初步的处理意见，供皇上参考。四个人看完后大惊失色，出了一身冷汗。他们也很为难：如果把折子交给皇帝，康、梁二人只怕必死无疑，而如果私自扣下奏折，一旦查出来，也是死罪，四个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没商量出很好的办法。怎么办？
谭嗣同先写下意见：臣谭嗣同愿以性命担保康、梁的忠诚，如果奏折所言属实，臣谭嗣同恳请皇上您先杀了我。
然后刘光第也签了名：如果属实，臣刘光第也请皇上先杀了我。
想了想，谭嗣同把奏折中作为证据的附件一把火烧了，只保留了奏折的主要部分。
谭嗣同还是不放心，他知道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清白无法自证，在很多情况下，要证明清白其实没有办法，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倒打一耙，让泼你污水的人也沾上污水。于是，谭嗣同又写了一个附折：皇上您是知道的，现在有很多人攻击变法，写这封奏折的人是在诽谤变法，请皇帝杀之，以儆效尤！
光绪看到之后，一眼就看出奏折中所说属实。但他的心里还是想保住康、梁的，因为证据已经被谭嗣同烧了，即使别的王公大臣听闻也可以说得过去。更重要的是，他刚刚提拔的四位亲信里有两位死保康梁，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光绪考虑再三，将这份奏折抽了出来，并没有和其他奏折一起送到慈禧之处，自己也没有往下追究。
康有为就这样侥幸逃过一劫了。要不是谭嗣同后来告诉他，他还被蒙在鼓里，但是当谭嗣同告诉他后，康师傅立即跳了起来：看来我很危险！请你立即催你那些“道上朋友”到京，片刻都不要耽误了！
谭嗣同的那些“道上朋友”，就是长江流域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洪门哥老会中成员。关于这个组织我以后再详细介绍了。洪门中的一位头目是谭嗣同的结拜兄弟，他叫毕永年，湖南人，手下有一帮行走江湖的兄弟。
谭嗣同有这些黑道朋友，康有为是知道的，之前他就提出过安全问题，于是谭嗣同就给毕永年发了电报，要求他带上人手来北京。现在，看来康师傅想立刻就见到这批人。
谭嗣同一直是崇拜康有为的，听康师傅的话，按康师傅的指示办。以前他听说保护师傅的安全，所以他照做了。但是，谭嗣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康有为让这些黑道分子来到北京，并不只是为了保护他那么简单！而是有一个惊天的计划——一切的秘密都将在接下来的事情中揭开分晓。
在老康他们等待毕永年那伙人到达北京时，皇宫里的光绪也开始行动了。他在按照他的计划打出下一张牌，撤怀塔布等六位部长的职务，提拔“四人帮”，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人事制度改革进行的，而他已经没有了回头路，他必须继续干下去。
而接下来的这张牌，它的难度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出牌，但它的重要性却是无比巨大。这是光绪梦寐以求的出牌，也是他不得不进行的事情——抓军权。
清日战争那次通过战争抓军权的机会已经失去了。而和平时期抓军权只有一种方法：提拔。
通过大肆提拔军方将领，建立自己的嫡系，让他们来听自己的。
那么，谁是可以提拔的人？不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问：谁是可以信赖的人？
正当光绪皇帝为这个问题而苦恼之时，继上次的密折之后，徐致靖徐大人又不失时机地上了一道密折。
看来，有需要的地方就有徐致靖啊。在《密保统兵大员折》里，徐致靖向光绪推荐了一名军方将领。徐致靖介绍，此人目前掌控着一支新军，属于军方新派人物，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一向有维新变法思想，是可以信赖的干部。
光绪觉得此人很眼熟，立即批复：“电寄荣禄，着传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不错，这个人，正是我们的老朋友袁世凯大人。虽然我们对他比较熟悉了，但对于宫廷权力中心来说，他还是新人，还属于“小袁”级别，光绪能够想起这个“小袁”来，实在是因为袁世凯在去小站练兵前，给光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事实上光绪不仅对袁世凯很有印象，还一直很欣赏他。我们还记得三年前（1895年）袁世凯成为小站练兵统领的候选人时，在清流李鸿藻的推荐下，光绪曾经召见过一次袁世凯，那次除了谈练兵，光绪还给了袁世凯一个命题作文——如何变法。袁世凯认认真真地搞出了一个一万多字的方案，虽然我们知道，这又很可能是他找“枪手”写的，但毕竟这代表他对变法是很有想法的。
在这之后，袁世凯就去小站开始了他的变法之路——编练新军。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他不像康师傅整天鼓噪着变法，他干的是实实在在的变法之事——军事制度改革。他在小站编练的新军是一支真正的“新军”，从军队编制、管理到训练方法，甚至连军服都是新式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而袁世凯虽然号称“不问政治”，却也不妨碍他经常发表一下对于变法的看法，比如他主张变法从地方开始，先建立一个政治特区，这和康有为主张变法从中央开始又是不同的。
看来，在变法问题上，袁世凯属于低调实干型。
接到“电旨”（用电报发的圣旨）的荣禄立即通知了袁世凯。在小站每天一身是汗、忙着练兵的袁世凯，就要踏上去往北京的路了。他也是欢欢喜喜屁颠屁颠进北京的，君臣二人注定要欢欢喜喜一场了。
对于光绪来说，他终于有希望得到一个重要的帮手，这个帮手来自军方。本身对袁世凯就有很好的印象，也知道他练兵练得很好，现在心腹徐致靖认为袁世凯可用，光绪简直十分欢喜。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在进京之前，他就知道了自己一定会被升官。这个秘密我们接下来就会揭晓。
而等待他的，将是未知的凶险。
北京报房胡同法华寺，这里闹中取静，晨钟暮鼓，木鱼声声，吃素不妨碍吃荤。关键是离皇宫很近，来到北京后，袁世凯把它当做了下榻的宾馆，住了进去。
两天后，光绪在颐和园召见了他。接见的气氛十分融洽，君臣两人其乐融融。光绪专门询问练兵的情况，袁世凯一一作答，内容充实，详简得当，光绪对袁世凯的对奏十分满意。
回到法华寺的当天晚上，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了，圣旨下：袁世凯练兵有功，着由直隶按察使升为工部侍郎候补，仍专办练兵事务！在旨意中光绪还特别交代：对于练兵中的事务，袁世凯“应随时详奏”——这是给了袁世凯专折奏事的权力。
直隶按察使是副省级（正三品），而工部侍郎候补是副部级（从二品），皇帝果然给自己升了官，这一切跟老袁事先得到的消息分毫不差。
在用《密保统兵大员折》推荐袁世凯之前，徐致靖派了他的儿子（徐仁录）去小站找袁世凯，这很好理解，官场讲究的是你来我往，我推荐你，至少你要明白是我的功劳，大家互相给点好处，所以徐致靖的儿子是去“运作”的，而袁世凯也派了他的幕僚徐世昌来北京“继续运作”。
这件事情在史料中得到了记录。从种种迹象来看，袁世凯并不是被动的，坐等徐致靖方面来找自己，而是他很主动。
事实上在小站练兵开始后，袁世凯并没有忘记他的老本行——继续向高层“勾搭”。荣禄是不用说的，搭上他迟早就能搭上太后这根线，但老袁一直奉行的是骑墙的艺术。
具体说来，就是在帝、后两党之间两头不得罪，两头讨好，为将来争取更大的本钱。所以在努力向荣禄表现的同时，袁世凯一直没有忘记积极向帝党集团靠拢。这就需要向当时的帝师翁同龢去“勾搭”，对于翁同龢，认同乡、同岁、同年的勾搭方法都行不通，但还有一招——认同志嘛！翁同龢既然积极鼓动光绪用变法来收回权力，老袁积极上书翁同龢来谈变法，但问题是翁同龢对袁世凯不是很感冒，在给翁同龢上过两次书后，袁世凯很有可能就勾搭到了徐致靖这里。
所以，尽管徐致靖的推荐是密荐，但这一切对袁世凯来说并不是秘密。他看上去是偶然成为了徐致靖的人选，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没有那么多的“偶然”。经验告诉我们，偶然之中必有必然，你关心什么，就会遇到什么。常遇到美女，说明你有一双搜索美女的眼睛，遇到帅哥，说明你有一颗神往帅哥的心，经常勤劳奋进，就会得到奋进的结果，经常跑官，就有可能被升官。
不要认为副省级官员就不需要跑官，在以领导拍脑袋来决定事情的人治官场里，跑跑很重要。
现在最后结果出来了，应该激动，应该庆祝，但在激动之余，袁世凯又有另外一种心情——不安。
他突然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在这个阶段，还是不升官的好。甚至不应该进北京！
不到北京不清楚，到了北京才知道，朝廷的局势只是表面的平静，下面已经是刀斧声声。
想想自从练兵以来，已经被两次提拔了，第一次是荣禄保荐升为直隶按察使，相当于是太后给升的官，现在皇上也不会无缘无故给自己升官吧。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第二天，光绪再一次召见了袁世凯，这次，光绪笑着对袁世凯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你可以与荣禄各办各事。”
“如能为皇上分忧，臣粉身碎骨，全不怕！”袁世凯当然要及时送上他的忠心。
原来皇帝是要收买自己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他，荣禄虽然是你领导，但你以后可以不听荣禄的，只听我的，对我负责。
袁世凯猜得没错，光绪给他升官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欣赏他，而是有真正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绕过荣禄，直接领导袁世凯，逐步实现抓军权。
对于光绪来说，这只是他的第一步，抓军权这项工作是循序渐进的。光绪也不傻，他也知道，不是给人升了半级官，人家从此就归入了自己的麾下，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这是需要时间来进一步考察和检验的。
更何况，袁世凯还并不是自宣布变法开始以来光绪提拔的第一位军方背景的人。
光绪提拔的第一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岑春煊。此人出身武将世家，自小就跟随担任云贵总督的父亲镇压云南地区的回民起义，立了不少军功。前面我们说过，因为两广总督谭钟麟带头抵制变法和官员人事制度改革，光绪提拔岑春煊为广东省副省长（布政使），把他成功地安插在谭总督身边，而岑春煊到广东后果然没有辜负期望，他积极收集谭钟麟的罪证，上奏给了光绪。
在光绪看来，提拔袁世凯除了有可能直接掌控对新军的指挥，还能起到岑春煊第二的作用。因为老袁的身边，就是另外一位不听话的直隶总督——荣禄。和岑春煊一样，光绪也给了袁世凯专折奏事的权力，希望“小袁”接下来好好表现。
无论是抓军权还是掺沙子，这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能循序渐进，着急是要坏大事的。光绪很清楚这一点，他并不需要袁世凯立刻就效忠自己（事实上做不到），也不会立即就把袁世凯当作了自己的心腹，这个人和“四人帮”不同，他是官场上的老狐狸了，收买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让他继续踩着钢丝跳跳舞吧。
因为不是立刻就收买袁世凯，也不需要让袁世凯去搞什么阴谋，袁世凯的到来就是正常的官员进京活动，光绪连召见他都是走的正常程序——先通过荣禄。然后又在慈禧眼皮底下（颐和园）第一次接见。有人认为袁世凯进京引起了荣禄和慈禧极大警觉，所以在光绪召见之后，慈禧又特意召见了袁世凯打探消息。从当时情况看，这个说法并不能成立，一切都很正常，袁世凯这样“小小的地方官”进京，就算是求见慈禧，慈禧也不一定见他。
正常，基本正常。光绪皇帝完全是在按照他的思路来处理政事，只要再过一些时间，他就能决定袁世凯这个自己欣赏的人，能否成为欣赏的自己人，如果一切顺利，变法班底中将又增加一位生力军，他的作用会比用“四小军机”去架空军机处更大，因为他的下面还有7000位拿枪的弟兄。
然而，有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不仅改变了光绪原有的计划，也让多年以后的袁世凯无比地懊恼：我真后悔呀，虽然我喜欢升官，还擅长政治投机和豪赌，但想想那几年的跑官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不跑官，皇上也许就不会注意到我，不注意到我，我就没有机会去北京，没机会去北京，别人也就没有机会在我身上去搞阴谋！
这个阴谋，将是惊世骇俗的。
康有为的身边出现了毕永年。他终于从湖南赶到了，而且还跟康有为住到一起，住进了南海会馆。
是时候把自己的计划告诉谭嗣同和毕永年了。
在康有为看来，慈禧是官僚集团的头头，那些抵制变法的大臣都是慈禧提拔起来的，所以慈禧就是反对变法的带头人。有她老人家在，变法就很危险。不杀死慈禧，慈禧迟早就会杀死变法。总之有她无法，有法无她。
南海会馆里，听康有为说完计划的谭嗣同和毕永年半天没回过味来，他们不敢相信，康师傅竟然有这样一个计划，让毕永年来京，原来只是为了方便地实行这个计划，这个他已经酝酿已久的计划。
康有为告诉大家，慈禧这个“老妖妇”一直对变法抱有成见，按照她的政治见解是不会真心支持变法的。现在，朝廷上下已经有流言，“老妖妇”九月（阴历）要和皇上去天津阅兵。这是一个阴谋，那时她会叫心腹荣禄废去皇上，杀掉皇上，彻底扑灭变法大业。为今之计，为了救皇上，也为了自保，只有先下手为强。唐朝张柬之有废武后之举，我们可以效仿他实施斩首行动，让毕永年带领弟兄们刺杀慈禧！
张柬之曾经带领五百名御林军闯入武则天寝宫，逼迫年老的武则天退位，恢复李唐江山，看来康有为想做第二个张柬之！
而“天津阅兵阴谋”是一个故意制造出来的谣言，制造这个谣言的人并不是康有为，而是另外一伙人，这伙人将在以后的故事中露出面目。而对于康有为来说，利用这个谣言，正好是实行兵变的借口。
而谣言不是导火索，只是在这把火上加了把柴。从种种迹象上看，兵变是老康早有的计划，没有这个谣言，他也是要上的。
明白了，以前说杀一品大员，确实就是老康的想法，现在，不仅一品大员要杀，还要杀朝廷的最高领导人——慈禧。
康有为不仅一直无法接触变法的核心，也无法接触权力的中心，甚至也没有在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过，所以他并不了解慈禧。
对于慈禧来说，变法只是权力的道具。慈禧赞成变法，是因为变法可以消除统治的危机、权力的危险；如果要反对变法，也只有在变法威胁她权力之时。慈禧并不信奉什么主义，在她看来，凡是有助于巩固她权力的主义都是好主义，凡是可能削弱她权力的主义都是坏主义，她只关心她的统治不动摇，维护社会稳定，不改旗易帜，不走邪路。所以到目前为止，慈禧并没有过多的干涉变法的行动，虽然怀塔布的老婆天天在她面前哭，虽然那些旧下属们一有机会就到颐和园来告状，但慈禧都把他们赶出了颐和园，朝廷都还在她的掌控之中，光绪一如既往地“先请示，后汇报”，权力安全得很，爱怎么变就怎么变，她是懒得去管的。
以为杀了慈禧就能成就变法，书生之见，书生之气。而后来的事实将证明，康有为干掉慈禧的计划是周密的，他并不是完全为了变法，而是有利于实现他惯有的一样东西——急于进入政治高层的野心。
听到这个计划，毕永年惊呆了。虽然他是黑社会分子，但也没有胆大包天到去刺杀朝廷领导人的程度，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更何况，慈禧的颐和园守卫森严，即使武功再高的江湖高手也很难接近，怎么刺杀？
康有为胸有成竹：只用你们这些人去当然是不行的，也不会成功，但是我可以先调集军队包围颐和园，然后你率领百余名敢死队员趁乱杀掉那个老妖妇。简称：围园杀后。
康有为同志一定是史书上的那些书生借兵、武力夺权、巧取天下的故事看得太多了。
那么调谁的兵？这个事情有点难度。很显然，为了调兵的方便，这只能去策反那些驻扎在京郊京津之间的卫戍部队，而其中的一支，在老康看来是很有希望的。
这就是聂士成的部队，清日战争之后，聂士成率领他的军队驻扎在京津之间，成为卫戍部队。聂士成是王照的拜把子兄弟。而王照算得上他老康的粉丝，一直对康有为礼敬有加，言听计从，王照又刚刚在罢免礼部六位部长中大出风头，老康认为说动王照去策反聂士成是很有把握的。
没想到王照这一次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王照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不仅拒绝，据说还把康有为大训了一通。
在王照这里碰了一鼻子灰，不过老康这个人的人生字典里是没有绝望二字的，拉拢聂士成失败了，而他的脑海里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躺着也中枪的袁世凯。
袁世凯的新军也是当时的卫戍部队之一，驻扎在离北京不远的小站。而老袁又刚刚升官，正在北京，康有为打算想办法去见上他一面，去策动袁世凯！
听到这里，毕永年大惑不解：“袁世凯怎么会听我们的呢？”
袁世凯支持变法，他自己也在干着变法的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不会干出背叛变法的事。而老康的手上还有一件神秘的东西。
这是一封袁世凯亲笔写给康有为的感谢信。里面对康有为表示了感谢，并说道：以后但凡有用着我袁某的地方，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由于这个官升得实在有点让袁世凯担忧，在离开皇宫后，他又使出了他的那一招：用银子开路，拜访各位王公大臣，平息祸事，打听风声。他和他的银子一起进了庆亲王奕劻的府上，又拜访了如今的朝廷荣誉公务员、已经谁也不待见的李鸿章。这两个人都是慈禧的心腹，老袁此举是在向后党示好。
然后，袁世凯也没有忘记帝党阵营。他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感谢信。徐世昌在北京给他跑官时，康有为就经常找徐世昌表明他在积极推进徐致靖的保荐活动。如此一来，袁世凯自然要感谢一下康有为。而且康有为是变法的一面“旗帜”，谢了他，就等于把好印象带给了很多人。
多交朋友少结仇，老袁不过是在继续他的骑墙政策。
毕永年仍然强烈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光凭袁世凯的这两句话是不可信的，对于袁世凯这样的官场老手来说，别说是他写的几句话，就是要他当面对天发誓又如何，说不定一转身拍拍屁股就不算数了——更何况支持变法和谋反是两回事，这谁都明白。
毕永年认为他至少应该亲自去见见袁世凯，探清楚袁世凯真正的想法。
一听到这个要求，康有为火了：我的判断你还信不过吗？
在大名鼎鼎的康师傅面前，毕永年不再争辩，争辩也没有用，没人能够说得过康有为。你说一句，他能说十句，而这十句里有两句是点火的，其余八句都是煽风的。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毕永年很郁闷，自己是因为敬佩康师傅，听谭兄说要保护康师傅的安全，这才率领弟兄们从湖南来到北京。只要是为了保护康师傅，舍生忘死，他和弟兄们相信都没有怨言的。从湖南出发时，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刺杀朝廷领导人的计划，这个事情绝对无法去做。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毕永年去找到谭嗣同，向他说出了他的担忧：袁世凯不一定可靠，康师傅计划的风险太大了！
谭嗣同一开始也不同意康有为的这个计划，但他也说不过康有为。他只好安慰毕永年：“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行，但康先生一定要这么做，我能怎么办呢？”
看来谭嗣同也同意了，毕永年建议这事即使要办，也要再叫些人手来北京，于是谭嗣同给在湖南的另外一位结拜兄弟、同样跟黑社会很熟的唐才常发电报，要他召集人马来京！
南海会馆里的气氛空前紧张，一个惊天的阴谋在这里敲定，即将执行。康有为的意思，要在光绪和慈禧去天津阅兵之前先动手，时间比较紧迫。老康无疑是这个行动的总指挥，一切都听他的了。正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再一次颁布上谕，要求康有为立即离开北京！
跟上一次不同，光绪这次令康有为迅速离京，不容有商量的余地（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再迁延观望）。就像光绪并不清楚老康在准备兵变计划一样，康有为也并不清楚这些天皇宫里发生了什么。
事情发生在光绪接见袁世凯之前，而性质是比较严重的。
事情开始于光绪去颐和园。按照“重大事情事先请示”的制度，光绪皇帝去颐和园就是向慈禧请示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开懋勤殿。
我们首先来弄清楚懋勤殿是个啥。懋勤殿是一座大殿，位于皇宫内，最早幼年的康熙在这里读书，名字来源于“懋学勤政”的意思。后来继位的雍正、乾隆等皇帝也常常把这里当书房，在读书的同时，他们会叫上一些儒学饱学之士在这里谈古论今，议论大政方针。可以说这是一处历史古迹了，而光绪的意思并不是派人进去打扫一下卫生，清除蜘蛛网，开发这个古迹。“开懋勤殿”就是要把那些支持变法的“英勇通达之才”聚集到自己身边，来参政议政。
大家一定觉得这很眼熟。不错，它就是另外一个换了名字的“制度局”。“开懋勤殿”的主意仍然来自康有为，当然折子是找官场的朋友代奏的。光绪要坚定地推进官制改革，对这样的机构十分有兴趣，而老康也一直在动脑筋，请官场上不同的朋友（避同党嫌疑）上奏朝廷，先后提出了开议院、议政局、议政处、制度局等等。在都没有下文之后，老康终于结合丰富的历史知识，把朝廷的祖宗都拉进来，援引他们的事例，想到了懋勤殿这个地方，既没有“议院”“制度局”这些新名词让人觉得刺激，又能实际起到作用。
看来多读点历史书是有好处的，那些旧瓶子也是能够装些新酒的。
对于老康来说，他提出开设“制度局”也好，懋勤殿也好，都是一种“公私两便”的想法。于公当然是有利于变法，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于私，也大大有利于康有为这些在官场级别不够的一伙人可以围在皇帝身边，直接进入权力中心。因为在“开懋勤殿”的折子递上去之后，老康已经叫王照和徐致靖等人开始向皇上推荐“英勇通达之才”，其中就有他老康，以及其弟子梁启超等人。
自从朝廷宣布变法开始以来，对于光绪前来请示要办的事情，慈禧还没有拒绝过。但这一次不同了，慈禧不仅明确地表示拒绝，甚至连拿到大臣中去讨论都不行。光绪皇帝语气激动地争辩起来，而慈禧的态度很坚决，都没有商量的余地。
对于老康那伙的背后操作，慈禧自然是不知道的，但这并不能排除她心里有所察觉，做了老大这么多年，官场上权力争夺的把戏应该是逃不过她老人家的眼睛。但是对康氏一伙的顾忌并不是慈禧拒绝的原因，慈禧之所以明确拒绝，来自光绪准备开设的“懋勤殿”跟之前的“制度局”还是有些不同的。
在开设“懋勤殿”之后，将会出现另外一个人。而这人让慈禧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这是一个连她也搞不定的人，她也十分忌惮的人。
慈禧拒绝的结果让光绪皇帝十分郁闷，他闷闷不乐，十分不安地回到了皇宫，变法以后太后第一次明确驳回了自己的请求，这个打击确实有点大，而更郁闷的是光绪并不知道慈禧为何要坚决拒绝。
第二天，光绪再次来到颐和园请安，这次是真正来请安的，不谈国事，也为昨天顶撞了慈禧表示歉意。而慈禧的态度十分冷淡，看来正是开“懋勤殿”的要求惹恼了她，她的气还没有消。
慈禧也希望她的态度能让光绪打消这个念头。
光绪再一次失望了，而慈禧的态度又让多年惧怕她的光绪感到一阵的惊恐，他有点手足无措。对于推进官制改革，他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光绪很清楚，如果没有慈禧的同意，这件事又是做不成的，怎样才能让自己既干成这事，又不影响和太后的关系？
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看上去虽然是句空话，因为当我们感觉需要两全其美的时候，一定是在左右为难。但这是唯一的选择。
光绪皇帝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他的皇宫，然后召见了一个人——军机章京杨锐。
光绪把“两全其美”的任务交给了杨锐。没想到杨锐这一次却拒绝帮忙：皇上，这是您的家事，臣不能管。
杨锐说的是实情。按照规矩，“皇帝的家事”臣子是不能过问的，也不能评论，管了就是逆天了。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换来杀头大罪。
而光绪之所以先找杨锐，一是因为杨锐在“四人帮”中办事最稳重，另外，杨锐还有张之洞的背景，这个人是朝中的老人了，跟慈禧的关系又比较好。光绪很清楚，北京城里有什么事，杨锐是会向张之洞报告的，看来光绪是想借这两人之力。
光绪让杨锐大胆地去管，于是他写下了一道密诏交给了杨锐，表明这是皇帝让你管的，万一将来有人说你闲话，你还可以拿来当证据。
密诏写得很长，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我们需要仔细看一下。
光绪首先说明了一下慈禧对他坚决推进官制改革的反对（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然后中心意思仍然是表达了既不得罪慈禧，保全自己的权位，又能将官制改革推进到底的渴求（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这里的“圣”，指的是“慈圣”，也就是慈禧。
至于如何想出这个办法，光绪要求杨锐与“四人帮”的其他成员妥善商议（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皇帝能够真正信任的人，能够成为他真正帮手的人，大概只有亲自提拔起来的这军机四章京了，深宫寂寞。
光绪虽然写的是“密诏”，但并不认为这是件不能光明正大进行的事，在密诏的最后，他规定“四人帮”们想出良策后应该走正常的程序，而他也会稳妥地来处理这件事情（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看来，在最初的惶恐和不安之后，光绪的心情也平复很多，他“紧急翘盼”的，只是一个好的办法。
杨锐感到事情很重大，在走出皇宫后，他并没有把密诏着急给其他三人看，而是决定自己先认真考虑两天，给光绪一个很好的建议。
两天后，杨锐的建议出来了，他的核心意思是劝导光绪不要着急，尤其不要跟慈禧去急：皇上您遇事要顺从太后的意见，千万不要固执己见；变法应该有轻重缓急，着急不得的；提拔新大臣，撤职旧大臣，不宜太急太多。
杨锐提出的这个建议来自他一贯的主张，他的主张和支持变法的“稳健派”张之洞很相近，认为变法要稳妥地推进，不能急于求成。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杨锐和老康的关系比较疏远，老康嘛，大家都是知道的。
在这些大的建议之外，杨锐还提出了一条实质性的建议：现在康有为已经成为了各种矛盾的焦点，大臣们很仇视他，他留在北京对变法不利，皇上您应该让康有为马上离开北京，缓和一下矛盾。杨锐把这一点当做了一条重要的建议，有关史料记载，杨锐甚至认为康有为继续留在北京会使后果变得十分严重（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也！）。
光绪同意了，他比较赞成杨锐提出的办法，也认为必须让康有为马上离开北京，于是令康有为离京的那一道谕旨下了。这是采用“明发圣旨”的方式，公事公办，上谕的颁发是朝廷所有人都知道的。而光绪很了解，只凭这一道谕旨，那个固执的老康恐怕是不足以认识到事情的紧迫性，不会那么快离开北京的，于是，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让人从私底下转达他的口谕，去劝说康有为——老康啊老康，如果你知道皇帝只是为了让你早点离开北京，既发上谕又派人私底下劝你，你的工作作风也该改改了吧。
光绪想到的这个人是林旭，因为“四人帮”中，只有林旭才是康有为真正的弟子，跟老康关系最近。于是光绪把林旭找来，给了他一道口谕，要求林旭私下转告给康有为。我们把这道口谕稍微翻译一下：
我命你去（上海）办报，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不是用笔墨能写出来的，你应该速速外出，不得延误。你一片忠爱热肠，我是了解的，现在不重用你，不代表以后不用你，你应该保重身体，争取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对你是有很高的期望的。
这段话令林旭也很动容，他决定马上去劝康师傅离开北京。这时，杨锐已经把那道密诏交给了林旭等其他三人看，但杨锐这个人确实是很稳重，他把密诏的原件交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给大家看的是手抄的一份。
此时的老康已经接到那道“明发圣旨”了，但还是没有离开北京。林旭就这样带着光绪的口谕以及看到的密诏的内容去找康师傅。
听完林旭的讲述后，康有为立即关起门来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老康，还有另外四个人，弟弟康广仁，两个弟子梁启超和林旭，以及对康师傅几乎言听计从的谭嗣同。
老康的态度只有一个：围园杀后的计划已经刻不容缓了，必须马上执行！
变法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不然皇上也不会写密诏了，不仅如此，皇上还可能有危险！变法一失败，大家就会失去一切，现在皇上第二次下旨，他老康又不得不马上离开北京，所以时间很紧迫！
先派谭嗣同去策动袁世凯，只要袁世凯同意带兵围颐和园，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于是根据林旭的口述，大家又抄了几份皇上的密诏，由谭嗣同带着去找袁世凯。
康有为认为，这还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让皇帝同意这个计划，明确命令袁世凯。于是谭嗣同开始写密折，这道密折是他准备“死谏”给光绪的：皇上请您在袁世凯进宫请训时，给袁世凯一道朱谕，令袁世凯率领新军诛杀荣禄，然后从天津开进北京，一半围住颐和园，一半保卫皇宫，变法大业可成。“皇上如您不听臣策，臣立即死在您的面前！”
康有为估计，皇上顶多会同意令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杀慈禧是万万不会同意的，所以密折中隐藏了计划中最关键的一项内容：诛杀慈禧。而诛杀荣禄虽然没有在最开始的计划里，但他是必须要杀的，否则袁世凯无法带兵进京。
袁世凯进宫请训的时间是在两天后（9月20日上午），这是朝廷的规矩，新提拔的官员在上任之前，需要到皇宫向皇帝“请训”。只要光绪同意了，他就可以将朱谕当面交给袁世凯。
密折虽然写好了，但还不能马上去“死谏”，这样的事情，需要的是“下面的人”先安排好了，才有报告领导的意义，如果连具体办事的人都没有策动，又如何能“策动”皇帝呢？看来，现在的关键就是能否策动袁世凯同意执行密折上的计划！
所有人都在等待夜晚的到来。
夜晚。袁世凯居住的地方法华寺。老袁还能在这里住两个晚上，他准备在请训完成后回到天津，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下人突然来报：军机章京谭嗣同谭大人来访！
对于这个大名鼎鼎的官二代巡抚公子，皇帝跟前的红人，袁世凯自然不敢怠慢，他把谭嗣同请入了密室。
谭嗣同的怀中藏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他立即拿给袁世凯看了。这就是那道准备“死谏”的密折。
老袁吓得魂飞魄散，他不明白谭嗣同为什么要上这道密折，上也就上了，还把他老袁往火坑里推。
谭嗣同把那个“天津阅兵阴谋”告诉了袁世凯，表明这是在救皇上。
袁世凯迅速冷静下来，看来目前最紧迫的，就是趁着这一道密折还没交给皇帝，阻止谭嗣同去上这道折子，不然到了那时，即使皇帝不同意，他在荣禄和慈禧那边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而如果皇帝同意，他老袁可真是要变成炮灰了。
正准备说服谭嗣同，袁世凯突然意识到：不对呀，谭嗣同敢写这样的折子，是不是原本就有光绪的授意？
一想到这里，袁世凯又犹豫了。
谭嗣同似乎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他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毕永年和他的弟兄们），已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由唐才常率领的另一批人马），不日可到。去此老朽（慈禧），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只请您做两件事：诛荣某，围颐和园。公如不应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
袁世凯只好试探：“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决定。就算您今晚杀了我，也不能决定。况且您今晚进宫请旨，皇上也未必允准呀！”
“我自有说服皇帝的办法，不会不准我们的计划。”谭嗣同十分坚定地回答。
袁世凯又不得不再犯嘀咕。康有为那种浪荡才子的话还可以不听，但谭嗣同等四人已经是光绪最亲近的心腹之臣，朝廷的四品大员，绝对不会乱跟他开玩笑。如果这是光绪皇帝派他来刺探自己的，自己明确拒绝，岂不是得罪皇上？
想了想，袁世凯只好说：“天津的军队还有四五万人，京城里有八旗军数万，我能指挥的不过只有六七千人，如何能办成此事？只怕我军队一动，京内立刻设防，那皇上的处境不就更危险了？”
袁世凯说的是实情。谭嗣同按照他密折中的预备方案回答：“您可以在动兵后，立即将皇帝的朱谕给各个将领看，同时照会各国，看他们谁还敢动？”
袁世凯觉得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皇帝的朱谕到现在连影子都没看到，谈论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将来还得落人口实。还是先稳住谭嗣同，表表对皇帝的忠心。
老袁真诚地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只是恐怕一旦泄密，必将连累皇上。您可千万别让皇帝给我朱谕，一经纸笔，便不慎泄密。您先回去，容我熟思，布置个十天半个月，再告诉您我准备怎么办，好不好？”
对于这种官场上惯有的踢皮球方式，谭嗣同还是知道的。看来必须让袁世凯进一步相信这是光绪的意思，于是，谭嗣同拿出了他怀里的第二件东西。
这是光绪给杨锐那份密诏的抄本。谭嗣同说道：“皇上很着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世凯看了一眼那份密诏，心里差点叫道：你们这群办假证的！
“这不是皇上的朱谕。”袁世凯平静地指出。
朱谕是皇帝针对重大或者特别的事件亲自用朱笔写成的诏书谕旨，而眼前的这道密诏是用毛笔写的，如果是没有见过朱谕的人，可能还看不出差别，但是他老袁已经是副部级高官了，对于红头文件还是能一目了然的。
这时候，谭嗣同只能说明情况了：“这是抄件，我用性命担保确有此朱谕。”
一听这话，袁世凯不得不仔细看了一遍，他发现一个疑问：“上面只说让你们去想个良策，并没有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啊？”
谭嗣同回答：“皇上这道朱谕内所称‘良策’，即有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在内。”
老练的袁世凯很快判断出，光绪的这道密诏实际上只是受了慈禧冷遇的一点刺激，希望四位心腹小将想个稳妥的办法，他密诏中原本就是这个意思，想想他连得罪慈禧都不敢，哪敢去杀慈禧？
不知道康有为、谭嗣同他们为什么想出来一个要兵变的“良策”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老袁迅速思考：既然已经基本判断兵变不是皇上的意思，这种事情是千万不能答应的，免得上了他们的贼船。虽然谭嗣同用性命担保皇上给过朱谕密诏，但他拿来的只有抄件，说明皇上的密诏也不是给他的，这就更加能说明兵变并不是皇上的意思。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是皇上的意思，他们连真的朱谕都弄不来，怎么能成事？如果是因为不相信自己，不给看真的朱谕，那就更不能跟他们干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必须拒绝。
袁世凯主意已定，正考虑着要怎么拒绝谭嗣同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谭嗣同衣服里面高耸着一个东西，看来谭嗣同的怀里还有第三样物品——剑。
老袁突然意识到自己今晚很危险，谭嗣同可是经常行走江湖，如果明确拒绝，闹翻了，对方恼怒之下，自己很可能会被灭口！他们连刺杀慈禧的主意都想得出来，难道还怕杀个人啊。
看来，这是天上掉下个活阎王，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而自己又偏偏没法干。袁世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拿脑袋撞墙也不是。只有两个字——忽悠，接着忽悠。
“九月皇上不是要巡幸天津（天津阅兵）吗？到时候所有的军队都汇集了，只要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这话说出来连袁世凯自己都不信。果然，谭嗣同回答：“等不到九月，他们就要废弑皇上了，形势危险得很！”
“太后既然下达了皇上九月巡幸之命，在这之前，必然不会有意外。”袁世凯考虑片刻后说道，他的话很有道理。
“若九月不出巡，怎么办？”
“不会更改的。为出巡的事天津方面现在已准备妥当，花了数十万两银子。而且我可请荣相力求太后，必定出巡，不会停止。此事在我，您可放心！”
此时的谭嗣同也已经明白，袁世凯这个老狐狸今晚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立即行动的，好在他没有明确拒绝，只是把时间推到了以后。谭嗣同决定用话语来激袁世凯。
“袁公，报皇上之恩，救皇上之难，建奇功大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说着，谭嗣同看看袁世凯，“当然，如您到颐和园告变今晚之事，杀我，害及皇上，也可得富贵。”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老袁十分激动，慷慨激昂地放空炮，“袁某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从座位上站起，向袁世凯连连作揖，“公真乃千古奇男子！”
带着复杂的心情，谭嗣同离开了法华寺。他的脚步很沉重。不知道谭嗣同是否对自己的冲动而有所醒悟，康师傅曾信誓旦旦地说，袁世凯绝对可以信任，只要一跟他挑明，就会立即倒入自己这边阵营中，看来袁世凯的实际表现并不是如此。
策动袁世凯不成，“死谏”也进行不下去了。看来这个计划就这么失败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故事，虽然史料基本来自于袁世凯日记，但根据多方考证和种种材料分析，它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此外还有另外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谭嗣同夜访华法寺的时候，并没有向袁世凯提出要兵围颐和园，只是商讨天津阅兵时如何保护皇上，也就是说，这把主动的兵变变成了被动的防御，否定了康有为有一个“围园杀后”的计划。这个说法来源于梁启超流亡海外后写的回忆性小说，目的是掩盖康师傅的阴谋，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二种说法比较离奇，认为袁世凯事先就通过在北京为他跑官的徐世昌参与了兵变的阴谋，谭嗣同到访法华寺并不是意外行为，而是由徐世昌带领前来商量如何具体实施兵变计划的。他们认为，如果袁世凯没有在事先表现出一点迹象，谭嗣同不会如此冒昧地去找袁世凯。
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这个说法的重点是想表现袁世凯后来对变法派的背叛，给老袁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我认为，如果说袁世凯事先有什么“迹象”，就是他原本就是变法阵营中的人，支持变法，自己干着变法的事，又加上跑官的缘故，积极向变法派和皇帝靠拢，皇帝又给他升了官，这给了康有为一个幻觉。
当然，我们也并不能排除袁世凯也有用兵变去获取更大权力的野心，但作为一个官场老手和军事将领，凭远在天津的区区7000人发动兵变成功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没人会比他老袁清楚。如果说他通过徐世昌知道康有为有兵变的计划，但当时变法势头正盛，为了跑官成功和在帝、后两党之间继续两头讨好等待时机，袁世凯之前并没有明确反对过这个计划甚至还开出过空头支票，这是有可能的。从在朝鲜开始，老袁就只有他骗别人的，什么时候让别人骗过他呢。
回来后，谭嗣同把见袁世凯的经过告诉了毕永年。
一听到这个情况，毕永年惊得几乎要跳起来，他感觉如晴天霹雳！
“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样的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仆不愿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就搬出南海会馆，住到别处去。我劝兄也该自谋，你不能为他们白白搭上性命、白白牺牲啊！”毕永年说（毕永年日记记载）。
毕永年当即就搬了家，离开了原先居住的南海会馆，也离开了康有为，住到不远的宁乡会馆，正是这次及时的搬家让他躲过了后来的一场血光之灾，及时逃离北京。四年后，在浙江普陀寺，有一位俗家名曾叫毕永年的僧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毕永年所说的“他们”，就是指骄虚狂躁、野心吞天、不顾一切的康师傅以及他的核心团队。经过与康师傅的交往，就连他这个黑社会分子也看出了此人对人对己的巨大危害性。他的自以为是和铤而走险，恐怕要成为葬送变法的千古罪人。
而毕永年和谭嗣同都不知道的是，在康师傅那里，策动袁世凯的失败还并不意味围园杀后计划的最后失败！如果一个计划只有一种执行方案，那么就不能称为好的计划，制订计划的人也无法享受策划高手的美誉，康有为早已为这套计划设置重重的预备和保险方案，只是他心机很深，并没有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谭嗣同和毕永年。
接下来的故事中，还将有那些隐藏着的阴谋，那些康师傅自认为的得意之笔。
当袁世凯走上大殿时，他突然察觉：妈的，这气氛不对。
袁世凯是前来请训的，大殿里的气氛却有些莫名其妙的反常，他跪在地上，而应该发表“圣训”的光绪皇帝却很久都没有开口说话。
皇上前两次您还谈笑风生的啊？昨晚没睡好？
袁世凯眼珠飞快地转动，他突然意识到：完了，皇上可能是被人监视起来了！
皇上不开口，老袁只好自己开口，他说道：“皇上，古今各国变法都不容易，为何要变法？原因不是有外患，就是有内忧，还请您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果操之过急，必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比如张之洞这样的人，来帮助主持变法，方可仰答圣意。近来被新提拔的和起用的臣子中，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若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您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这些话并不是说着玩的，在他来之前，他已经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他会向皇上举荐张之洞来京主持变法大业。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正是谭嗣同夜访华法寺的那个白天，那时袁世凯虽然还没有被谭嗣同吓到，但他已经认为如今这些人不足以成事。
张之洞的回答很有文采：本人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
要是电报里能开玩笑，老狐狸估计连“肚子很胀，消化不良”都会列上了。如今敏感时期，即使是他——号称国家梁柱的人，也不想挺身而出，去蹚这浑水了！
袁世凯一阵阵心酸。变法何其难也！皇上何其难也！
袁世凯说的这一切也让光绪尤为动容，欲言又止，想说什么，却没有张口。
他默然地叫袁世凯跪安。老袁终于解脱了，两腿都已经跪麻，而就在老袁跪安时，光绪似乎毫不在意地扔下来一样东西。
这是一封普通的奏折。皇帝扔给大臣奏折，并不用多说话，意思就是让大臣按批示去办理即可。
到这个时候，袁世凯心里的一颗石头“咣当”落地了，看来谭嗣同是吓他的，皇上并不会给自己一道带兵杀进北京的朱谕。担心解除了，老袁脚步轻盈地走出了大殿。
可是当袁世凯把这道奏折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后，他大叫了一声：“不好！”
连同这封奏折一起的，还有个“附片”，附片的名字比较长，我这里就不抄录了，上这个附片的目的和朝廷一个神秘传说有关。
这就是“圆明园宝藏”传说。
话说当年的雍正爷和乾隆爷在修建圆明园时，曾经在圆明园的一些地窖里埋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而这些地窖是极其隐蔽的，大概只有皇帝知道。所以大家也一直把它当作一个传言，传了几代大家也就忘了，直到一件事情的出现。
这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当时他们真的在某个地窖里挖出了价值不菲的金银锭！于是传言的可信度又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又相信在圆明园的地底下，真的有宝。
附片正是请求皇上同意去圆明园发掘宝藏，如果能挖出来，就充作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费用（袁世凯军费吃紧）。
军机四章京写的处理意见是：既然此事和袁世凯有关（挖出来的宝藏要给他作军费），而且皇上您不是就要召见袁世凯吗，就把这事交给袁世凯去办好了，让他带一些士兵去圆明园搜索一番，能发现宝藏自然是好事，不能发现也没有损失。
毕竟只是个传说，而且也不是专门上的一封奏折，是附片说事，估计光绪对此也没多大在意，于是他在这些意见后面朱批了“照办”二字。也就是说，皇帝要让袁世凯带兵去圆明园“寻宝”。
光绪并不知道的是，袁世凯在得到这个奏折之前，已经被谭嗣同告诫：皇上会有让你带兵进京的朱谕给你！
要是在平时，老袁会觉得这没什么，能挖到宝还是好事。然而经过谭嗣同大人在那个晚上一闹，他已经有心病了——吓的。老袁现在的心病是：对于所有让他带兵进京干点什么的事情都十分警觉！
是的，这虽然不是朱谕，只是皇上批复的一道普通奏折，虽然上面没有说是让自己带兵去颐和园。但是皇上没有给我朱谕，莫非是恰恰因为可能受到监视，才改为扔下这道普通奏折的缘故？而虽然没有明说兵围颐和园，但是在袁世凯这个官场人物看来，这比明说了更加严重。
要知道官场上的很多事情都是不能明说的，也不会明说，特别是那些高层领导交代办的事，很多是要靠下属去“体会”，去达成“默契”。于是“悟性高”的下属能从领导的一个动作，甚至一个表情就能判断出领导真正希望自己干的是什么，不希望干的是什么，正是因为这样，很多领导对于他比较难办的事也不明说了——我暗示你！
更何况，即使是真的挖宝，只要带兵进京，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皇上啊皇上，您别玩我了行不？我已经差不多被老康他们玩残了，再这样下去，我迟早要疯啊。
仔细一想，袁世凯又怀疑皇上被人利用了，但悲催的是，他总不能再跑回去，问一句：皇上您是不是被人利用了啊？
袁世凯心乱如麻。但他并不知道，玩他老袁的，并不是光绪，还是那阴魂不散的冤家——老康啊。
上这个奏折的是御史杨深秀，而出主意的是康有为。康有为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先让杨深秀写了奏折，然后让军机四章京写了那个意见。
袁世凯猜测得并没有错，在这平静的文字下，隐藏着巨大的凶险：
圆明园的旁边，就是颐和园！
康有为的真正计划是：只要光绪把奏折给袁世凯，而袁世凯执行光绪的命令，以“寻宝”为目的带兵入京，到了圆明园，就算袁世凯对执行“围园杀后”誓死不从，就由毕永年、谭嗣同伙同民间特种部队——黑社会分子胁迫袁世凯，解除他的武装，接管部队。然后迅速包围颐和园，杀掉慈禧，到那时候，诛杀慈禧的事实已经造成，权力掌握在变法派——准确地说是他老康的手里，直取帝国权力中枢，接管中央领导大权，连光绪皇帝也不得不听他老康的！
天才，天才般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从袁世凯到毕永年、谭嗣同到光绪皇帝本人，都只是康有为要利用的棋子，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精深的算计和机巧的心思，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堂堂正正地向领导打报告来实现的，人才啊。
“你在这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奏折。”——孝庄皇后。
袁世凯自然是不知道老康的这些秘密的，现在这封奏折成了烫手的山芋，他丢也不是，留也不是，执行也不是，不执行也不是。袁世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要不要把围园杀后的计划向朝廷检举告发？
对于袁世凯来说，告发还是不告发，都已经是欺君之罪。不告，欺的是慈禧这个“君”，而且将来万一事情败露，自己包庇重犯肯定死罪；告，万一这个计划真的是光绪参与过的，那么“欺”的就是光绪这个君。
难办啊！难办！如此难办之事，皆因为这个朝廷有两个婆婆，而自己夹在中间。
考虑良久，袁世凯决定还是不告。第一是这个事情太过于天方夜谭，只要自己不参与，料想谭嗣同他们也无法行动起来，事情也许就会不了了之，当作他老袁的一个秘密。
另外，目前局势不明，光绪虽然没什么实权，但他毕竟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而且也正在通过变法逐步收回权力，自己还是需要静观其变，继续骑墙吧，把墙当成马骑。
最后，告发对已经开始的变法很不利，这一点也是属于变法阵营的袁世凯必须想到的。
袁世凯决定先回天津见荣禄再说。之前袁世凯接到了荣禄大人的电报，要求他在请训完成后立即赶回天津面见，理由是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有异常举动，袁世凯必须回天津布防。
荣中堂叫自己立即回去，难道仅仅只是电报里说的那个理由？老袁忍不住又开始怀疑了。
毫无疑问，欢欢喜喜跑来北京升官的袁世凯并不是欢欢喜喜地回去的。
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感到左右为难，进退不得。两派都在向他发力，两派都在利用、拉拢、收买和防备他，步步惊心，步步被人算计，可是谁都没有个明确话。谁都有一个在表面上堂而皇之让你不能不拒绝的理由——把我当面团捏啊。
袁世凯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在于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袁世凯终于体会到作为一个骑墙派的苦恼了。也许形势的发展很快就会容不得他再态度暧昧下去，再骑墙下去。如果形势逼迫自己不得不选择，自己该倒向哪一边？
而就在袁世凯走出皇宫之时，另外一个心事重重的人走进皇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