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大家应该心里很沉重，我也一样，但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心中还有一个巨大的疑问没有解开，那就是，除了军事上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让清国遭遇如此惨败？
要揭开这个谜底我们需要从一个谜案说起，而我们的谜底就隐藏在这些谜案之中。
在前面的文章中，这个谜案我曾多次讲述过，但一直没有给出答案，现在是时候来揭开这个谜案了。
清日之战中日军为何能够多次准确地获得清军的情报？
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国朝廷被迫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很长，总计56款，在我们经常注意的赔款之外，有两条是不那么被人注意的。第一条是：清国不能得再以“夷人”称呼外国人，根据这一条，“洋人”取代了“夷人”，原来师“夷务”也变成了“洋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变成了向洋人学习。
而另外一条更加没人注意了，但跟我们的答案有直接的关系，它就是：外国人可以自由前往清国内地游历、通商和传教。
正是这条看上去毫不起眼的条款，为其他国家往清国派遣间谍提供了方便。而往清国派遣间谍最多的，就是日本。清日战争之前，清国境内早已经潜伏了一个庞大的日本间谍网！
1872年，日本陆军部派出三名间谍潜入清国内陆，另有两名间谍潜入台湾，这是有记录的日本最早向清国派遣的间谍。他们的任务是猎取东北和台湾的地形、军备、政治、财力等情报，发回日本。
从这一年起，一批批日本间谍前赴后继开赴清国秘密潜伏，当时的参谋本部总参谋长山县有朋亲自抓对清国的间谍工作。从参谋本部里，山县有朋挑选了12名机灵的军官，乔装后潜入清国。这12个人后来向参谋本部提交了著名的《与清国斗争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们提出：派北路大军攻占旅顺、大连湾，派南路大军袭击福州，然后南北夹击一举攻下北京，迫使清国签订求和条约，这是日本最早形成的对清作战战略方案。
10年后，1882年，专门培训对清国间谍的学校成立了，这个学校由参谋本部清国课专管，为间谍工作集中提供人才。在这所学校里，招收的日本学生留着辫子，学汉语，身穿长袍马褂，打扮成清国人。清国课和间谍学校也一直注意发现和培养间谍天才，他们知道，一个天才级别的间谍，抵得上一支间谍队伍！
很快，一位天才引起了参谋本部的注意。
在如今的日本黑道界，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所有黑道人物都如雷贯耳的，在提到他的名字时，老大们要用半鞠躬的方式表示尊敬，他就是日本近代第一个极端右翼团体——黑龙会（玄洋社）的创办人头山满。头山满是一个神秘人物，成天睡在荒山野地里，还和兔子一样喝露水吃青草，神龙见首不见尾，却被当时的日本黑道各派尊为“共主”。当年，每当各路黑道老大表达对他的尊敬时，他总是淡淡地说：我只是荒尾精的崇拜者。
荒尾精就是专为成为一个间谍大师而生的。
1859年，在名古屋的一个武士之家，荒尾精出生了。他成长过程中正赶上睦仁集团清洗武士，于是家道衰落。一名东京的警察收留了四处飘零的荒尾精，供他去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时，很多人都希望去欧洲留学，荒尾精却表示，他只想去一个地方：清国。
荒尾精的特立独行引起了当时陆军大臣大山岩的注意，特意找他询问，荒尾精回答：“大家都去欧洲而置清国于不顾，我才想到清国去。日本应该担当起振兴亚洲之梦，先略取清国，施仁政，以图复兴亚细亚！”
这就是头山满与荒尾精共同的精神信仰——大亚细亚主义。这个主义解释起来比较麻烦，大家可能熟知另外一个词：“大东亚共荣圈”。有这个信仰的日本人认为，欧洲人（白种人）正在疯狂掠夺黄种人的世界（亚洲），视黄种人为“黄祸”，所以黄种人必须振兴亚细亚进行抵抗。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再造一个强大的中华。如何实现？途径就是由日本人来统治中华，实现“大东亚共荣”。
值得说明的是，并不是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大亚细亚主义”的追随者，我们前面说过的福泽谕吉他的观点就恰恰相反：为了保存日本，日本恰恰要脱离亚洲，也就是脱离中华文明的影响，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这两种思潮实际上都是国小民穷的日本在西方国家掠夺时代为本国寻找出路，事实上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一直在这种矛盾中发展。后来，日本在政治和社会体制上大部分选择了脱亚入欧，而“大亚细亚主义”却成功地被军界利用，它在日本军人中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川上操六就是这样一个人。
经大山岩的推荐，川上操六很快喜欢上了荒尾精，并把他调往参谋本部清国课。川上操六对荒尾精的器重是无以复加的，荒尾精不仅可以破例接触各种与清国有关的机密文件，还被允许可以随时去找川上操六交谈。
此时的川上操六是副部长，而荒尾精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规矩：每当荒尾精求见时，川上操六会打断与高级将领的会谈，去接见荒尾精；而当他与荒尾精在谈话时，即使是其他高级将领求见，也需要等与荒尾精谈完后才可接见。
这真是惺惺相惜的待遇啊。
事实将很快证明对荒尾精的期望并不是白费的。
经过在清国课的历练后，川上操六认为荒尾精这把宝剑可以出鞘了。在川上操六的亲自安排下，荒尾精来到上海潜伏。在这里，荒尾精将接触到另一个对他很有帮助的人——企业家岸田吟香。
如今要了解日本商业史的话，说到“日本第一代成功的企业家”，岸田吟香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个人在年轻时因机缘巧合，结识了一个叫赫本的美国传教士，这位赫本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他的孙女我们一定很熟悉，那就是奥斯卡影后凯瑟琳・赫本。赫本将自己研制的一种水溶性眼药配方送给了岸田吟香，岸田吟香用这个秘方生产眼药水，果然大为畅销，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后来，赫本在东京开办了自己的眼药水公司——乐善堂，分支机构设在上海，于是岸田吟香来到了上海。
由于是个富豪又经常做点慈善，岸田吟香很快成为上海商界名人，当时的《申报》经常报道他的行踪，称之为——著名日本友人。通过商场上的人脉，岸田吟香打通了官场关系，上至两江总督，下至上海道台，都是他“友好的朋友”。
而在一位成功企业家和“日本友人”面目的背后，岸田吟香是一位为日本政府服务的人，而他也是“大亚细亚主义”的追随者！听说荒尾精同志要在清国组建一个完整的谍报网络，但缺乏资金，岸田吟香立即表示：我支持你！
按照岸田吟香的意思：上海人多眼杂，谍报机构难免会暴露，最佳地点是长江中上游城市武汉。于是，以荒尾精为总负责人的“乐善堂汉口分堂”成立了。
从表面上看，乐善堂汉口分堂是一家与上海乐善堂没有区别的公司，大家都是卖卖眼药水赚钱。而实际上，它是一个真正的间谍机构。荒尾精在这里设计了一个相当严密的谍报组织。
在这家“公司”里，荒尾精把所有人员分为“内员”和“外员”，“内员”包括平时在乐善堂上班的会计、文案、店员等，基本是正常的“公司职员”，而“外员”是一线间谍，无论任何情况，内外员都不得直接接触，保证绝对的秘密和安全。
在内部，乐善堂称“我党”而不是“我公司”，在它的党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我党目的既极重大，故任务最重，同志们宜深谋远虑，珍重踪迹行动，必须万无一失，乘机敏断，以达目的。”
对于一线间谍人员，荒尾精又将他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建立统一战线”——也就是策反清国人。荒尾精规定，有几类清国人是重点的统战和策反对象，比如“有志于拯救全人类、振兴东亚、改造清国恢复中华的君子”，以及“企图颠覆征服政府或企图起兵割据一方的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等等。如果在这些人身上有以下其中一条或几条则不能成为统战对象，它们包括：品行不端、不讲诚信、爱财如命、见利忘义、见危图安。最后一条比较有意思：长相猥琐。
在我们的印象中，能被日本人统战过去成为“汉奸”的人基本上都是鬼鬼祟祟、卑鄙下流的无耻之徒，但在荒尾精这里，这些人是根本不值得考虑的。他的标准实在很高，乍一看，除了“颠覆大清”这一条，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这是在为清国朝廷选拔公务员——既有道德标准，还有外貌要求。
原因我们很快会了解。
统战毕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急不得，只能慢慢来。而另一部分一线间谍人员的工作就是直接刺探清国军事情报。
这个工作看上去很简单，无非就是去兵营旁边转转，画几张图，级别高一点的进行卧底和收买清国军官。但刺探军事情报工作在荒尾精这里不是这样要求的，他要求的方式是——到农村去，到后方去，上山下乡。
荒尾精把这场活动统一命名为——探险。
于是，在统一组织和安排下，一场以汉口为中心、名为“探险四百州”（日本人称中国全境为四百州）的日本有史以来最大型的间谍活动展开了。接到指令的上千名一线间谍全体出动，他们挑着担子，扮成货郎、游医或者风水先生，出城下乡，他们的任务除了暗中察访和记录当地军备，更重要的是——实地了解清国的社会风气和地方官以及底层人民的精神状态。
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很显然，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钱。而令人惊奇的是，从潜入上海再潜入汉口开展间谍工作开始，荒尾精自始至终没有用过日本军方和政府的一分钱！川上操六对他说：国家的钱是要用来买军舰和练兵的，做间谍工作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荒尾精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是汉口乐善堂卖眼药水的钱，这是来自岸田吟香的无私援助。而他手下大部分的一线间谍，竟然也是自费前来的。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在职军人，其余大部分都是日本的“有志青年”，他们留起辫子，穿上长袍马褂，放下工作，离乡背井来到清国，不享受公务员待遇，也没有事业编制，别说工资，有时连微薄的生活津贴都无法领到，但他们都毫无怨言地加入了这场活动。
自称为“我党”的荒尾精，有这样的“党员”，不知是不是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场活动整整持续了三年。三年中，很多间谍因为路费用尽，在打工也无法维持生计后，最后沦为乞丐。很多间谍都没有再回来，他们有的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有的暴病身亡，有的在大山中迷路被野兽吃掉，有的被土著包围杀死，还有的是在身份暴露后当场自杀。但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直深入到清国最边远的山村部落，甚至连当时的清国人都很少去的，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新疆和西藏都没有放过。他们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探险”，活着的人带回来了数不胜数的情报材料。
在得到这些情报后，荒尾精开始分类整理。
这就是著名的日本绝密情报——《复命书》。它由荒尾精的谍报网络提交给参谋本部。
《复命书》有关情报的具体内容我们无法得知了，但可以想象，它一定是一份空前完整的情报，为参谋本部和后来的大本营制订对清作战的战略和具体战术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而直到1931年日本再次侵华后，《复命书》都是日军重要的参考情报之一。
而在一线间谍跋山涉水的这三年期间，荒尾精也并没有闲着，他坐镇后方，以开办分支机构的方式使汉口乐善堂迅速发展，分支机构在长沙、成都、北京、天津以及上海设立，荒尾精将这些分支机构称为“我党之一支部”——“支部”这个词就是从这里开始使用和流传的。
有如此巨大的成就，荒尾精的使命似乎结束了。他可以回到本土，接受嘉奖，领着丰厚的奖金颐养天年了。但情况不是这样的，在完成这些工作后，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把培养对清国间谍的学校开到清国本土！
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首先是十分冒险，这一点荒尾精是胸有成竹的。但另外一个难题就比较难解决了，就是——钱。
当荒尾精的知己川上操六大人了解到这个计划后，他说通自己的老婆，把自己的房子作抵押，贷款了几千元，捐给荒尾精，荒尾精回国筹款，在他的宣传下，日本“爱心企业家”踊跃捐款。钱的问题解决了。
1890年，一家叫做“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机构在上海一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里成立了，这是一个打着商贸牌子的日本地下间谍培训机构。第一期150名日本学生前往清国接受学习和训练时，睦仁派出了他的皇兄在皇宫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掌握技能，将来必定是日本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才”。然后，川上操六亲自赶到上海，参加了开学典礼。
这些学员将在这里接受各种间谍技能培训，学制三年，毕业后在清国实习一年，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间谍。
当他们毕业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894年，清日战争即将打响，他们中的优秀毕业生得到了睦仁的亲自接见。然后，这些人从上海直接潜往天津、威海、旅顺、大连湾等地，为日军作战先期收集情报！
直到这时，这些人员仍然没有日本军队的正式编制，他们仍然是日军的“编外人员”，虽然他们担负的是最危险和最艰苦的工作，但日军军费紧张，军饷只能发给直接战斗的人员。对于这些人，强调的是“无私奉献”，而所有人仍然没有怨言，带着他们“神圣的目标”消失在清国大地。
从为清日战争作早期准备到直接培训间谍服务于清日战争，开创了日本间谍工作的一代大师荒尾精的传奇生涯结束了。而他的结局是比较悲惨的，在日军攻下台湾后，荒尾精想到这块已经变成日本宝地的美丽岛上去走一走，看一看。1896年，荒尾精来到了台湾，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比他更精更可怕的东西——老鼠。荒尾精感染鼠疫暴亡，终年37岁。
荒尾精的一名学生即将接过他的大棒，将日本对清国的间谍工作推向另外一个高潮！如果说荒尾精是间谍中的战略大师，那么这个人就是间谍中的先锋猛将。
在日本参谋本部清国课培训的第一批间谍中，除了荒尾精，还有一个叫宗方小太郎的人。这个人成为间谍天才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从外形上看，他和一个真正的清国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他常年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华语竟然说得比一些清国人还要流利。
宗方小太郎被誉为日本间谍史上最杰出的天才，至今仍有很多日本人去他的墓地“朝圣”。
当荒尾精筹备汉口乐善堂北京和天津“支部”时，受荒尾精派遣，宗方小太郎成为北京这个最重要的支部的负责人。北京崇文门外一家眼药水店就成为收集清国京畿地区重要情报的中心，而宗方小太郎就是这里的领导人。
和荒尾精那种“大师”级的行事风格不同，宗方小太郎更喜欢自己冲锋陷阵。他曾经以“留学生”的合法身份周游清国北方各省，竟然沿着渤海海岸线，徒步从山海关走到大沽口，一路侦察清国海军沿海防御设施，为日本舰队寻找理想的登陆点。清日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提出了从陆海两路包抄攻占旅顺的计划，这一战术被大山岩的第二军实现了。
而宗方小太郎更疯狂的举动还在接下来的事情中。
1894年6月，清日战争即将打响，宗方小太郎认为收集北洋舰队的情报极为重要，他先是来到了靠近威海的烟台，后来发现此地还是不甚理想，就直接潜入威海军港，收集北洋舰队和威海陆路炮台的第一手情报，通过上海中转，源源不断地发回参谋本部。
在清日战争打响后，在清国境内的日本侨民开始撤离，而此时的宗方小太郎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留下。
为了防止被捕后将间谍网暴露，他做好了一旦被捕就能迅速销毁情报并自杀的准备。
冒着随时被暴露的危险，宗方小太郎竟然又潜伏了一个多月，而正是这冒着生命危险的潜伏让他成功收集到了清日战争中日本最重要的情报之一：9月15日，北洋舰队护卫运兵船前往大东沟前，宗方小太郎成功地刺探到了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和目的地，他把这个情报发给了参谋本部，得到情报的联合舰队由此前往大东沟海域搜索，大东沟海战由此爆发！
在从烟台发出这个情报后，宗方小太郎开始撤退。而这一次，危险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宗方小太郎的情报是通过上海中转的，而上海当局已经截获了他之前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上海和烟台发出通缉令。通缉令到达烟台前，嗅觉灵敏的宗方小太郎已经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但他可疑的行迹终于引起了清国密探的注意。他们一路尾随宗方小太郎上了船，而宗方小太郎镇定自若，用流利的华语不停地与船上相识的清国人攀谈，终于躲过了一劫。船到上海时，上海密探上船了，正举着通缉令到处捉拿！此时的宗方小太郎似乎只有等着被捕，然后被清国朝廷千刀万剐（凌迟）的命运。
多年的间谍生涯让宗方小太郎拥有极为出色的心理素质，他仍然表现得很镇定，用易容术变装换貌，然后利用多年反侦察的经验，混杂在旅客中溜之大吉，从上海坐上英国客轮成功地逃回日本。宗方小太郎回国后，被直接接到了广岛大本营，在这里等待他的人，是睦仁。
睦仁在这里亲切地接见他，嘉奖他的“惊世之功”。
除了这些“编外”的间谍人员，在山县有朋派出12名军官之后，日本陆海两军也多次派出在职军人前往清国潜伏，实地勘测军事情报。
1886年，日本海军部派出的一名海军大尉前往清国了，他化名为关文炳，装扮成一名清国书商模样在天津开了一家书店，而他选择书店的地点很特别——开在了李鸿章直隶总督衙门旁边。
当时的李鸿章正指导威海军港的建设，每当威海有人来总督衙门办事时，关文炳就想方设法与他们攀谈，套取情报。然后一路尾随着他们来到威海，详细侦察。
通过无数次反复的勘查，关文炳和他的谍友绘制成了一张详尽的威海军事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面，不仅威海的军营、村庄、道路、炮台、溪流、水井标示得清清楚楚，甚至连树木都标示清楚，后来山东作战军进攻威海时，他们每个指挥官的身上都携带了这张地图！
而作为海军军人，关文炳还实地寻找和侦察了威海周边日本舰队可能的登陆点，他沿着海岸线一路摸索前进，最后写成《关于威海卫及荣成湾意见书》，其中有一条“进攻威海卫必先取荣成湾为基地”，这就是在开战后，日军山东作战军轻而易举地选择了荣成湾作为登陆点的由来。
关文炳后来出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由一线转往幕后，而在他的麾下，又有一名重要的间谍出场了，他就是石川武一。
石川武一从18岁开始就来到清国从事间谍工作了，出于间谍工作的需要，他刻苦学习语言，掌握多门外语，除了华语，还能流利地说英、德、法三国语言，关文炳将他派往天津，专门负责收集来自李鸿章直隶总督衙门的情报。
石川武一很快盯上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棻，用一名日本妓女将此人成功色诱，为了泡妞的方便，刘棻让石川武一住进了自己的家里，两人结为“兄弟”。1894年7月，当李鸿章计划租用“高升号”等舰船向牙山湾运送援军和武器时，这个情报被石川武一从刘棻处成功截取。
从牙山湾到大东沟，清国两次海上运兵，都遭到了日本联合舰队的截杀，这就是谜底。那时候没有军事卫星，而这些潜伏的间谍，就是日军的卫星。
而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个级别非常高的军人觉得只在国内听取情报不过瘾，在1892年日本对清国战争的各项准备基本完成后，他决定亲自前往清国走上一趟，过过当间谍的瘾，同时也亲自核实收到的各类情报。
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陆军中将、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川上操六。
1893年，川上操六来到朝鲜，侦察了仁川、汉城，然后从仁川乘船到烟台，再到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天津，在这里，他住了下来。
在天津的川上操六密令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召集潜伏在华北地区的所有日本间谍人员分为两组：一组从山海关陆路徒步走到天津，沿途核实清国陆路军营、炮台、道路情报；另一组走海上，从塘沽乘帆船沿海岸线一路北上，沿途核实清国海防情况，并为日本舰队寻找一个可以直攻北京的登陆点。船上的这些人每天只能航行几海里，因为每发现一个可能的登陆点，他们都要下水去摸，记录海底是泥沙还是岩石，有没有暗礁。
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川上操六自己也没有闲着，他摸进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武备学堂刺探情报，还爬上了北塘炮台，查看炮台状况，北塘炮兵甚至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做军事演习。
在核实了所有的情报和过完做间谍的瘾后，川上操六安全地回国了。一名副部长级别的军官在眼皮底下潜伏了一个月，李鸿章没有丝毫的察觉，清国其他政府部门也没有丝毫察觉，当清国朝廷高调地说要防备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言语上的回应，却开始了暗中的潜伏！
清日战争中日本间谍的故事基本讲完了，其实精彩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大家熟悉的战前日本早已经截取了清国驻日本公使馆电报密码，总理衙门和公使馆之间的往来密电全部被日方破译，使得清国在战前的外交斡旋上极为被动。日军获得密码的方式可以用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词来概括——钓鱼法。
日本外交部先用完整的中文向清国驻日本公使馆提交外交文件，使馆工作人员正好觉得这很省事——如果是日文还要翻译，于是他们把这个文本用密码向总理衙门发出，而日军用预留的中文底稿一比对，密码就这样被破译了。
真是防不胜防啊。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只要他们处心积虑，这是很可怕的。
而接下来要讲述的，是揭开之前那个问题的谜底了：除了军事方面的原因，清国为何会如此溃败？
日本人早已给出了他们的答案。正是因为有这份答案，日军才敢以八万兵力去赌清国的百万之军，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不顾一切地要打进北京！
回到日本的宗方小太郎在接受睦仁的接见后，他找了一个安静的住所，开始整理他在清国潜伏10年的情报，他把这些情报写成了两份总结性的报告。
在第一份总结性报告中，宗方小太郎强烈反对当时欧洲人正在鼓吹的“清国威胁论”，虽然清日战争刚刚打响，但他预言清国一定会失败：“天朝（指日本）加兵之日，亦是胜利即来之时”。
原因是：“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
宗方小太郎分析，洋务运动后，清国虽然在表面上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腐朽的风气源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所追求不过金钱、享受之事。在此风气之下，每个原本有良知的人都是可能的腐败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而清国的问题正是“人心腐败已达极点”。
1893年，清国政府公布的全年财政收入约为白银8300万两左右，根据实地调查，宗方小太郎对这个数字持有强烈的质疑，因为调查的结果是：清国老百姓实际缴纳的数额是这个数字的至少四倍以上！也就是说，还有巨额的税收被地方官和各种利益团体贪污截流了，那些数目巨大的大头一分钱也没有入国库。
朝廷实行的征税政策是任务制的，在每一个年度，各省必须完成一定数额的税收，而地方官在完成这个任务后，就开始了巧立各种名目向民间乱收费，这些钱自然就落入了他们的腰包。
因此，清国的老百姓虽然明明多交了税，多创造了财富，国家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富裕起来的只是各级官员，在“官富”之后，他们结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影响他们进一步发财的政策进行明违暗抗。
利益集团最终给朝廷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损伤。宗方小太郎总结道：清国的政局表面上皇权一统，实际上却是政令无法出皇宫，统治者高高在上，与人民却是“上下隔阂”，“朝廷即使想施行仁政，美意也不能贯彻至民间”。不仅美意无法到达，相反，由于在各地金钱可以买通法律，受到盘剥的普通百姓即使想申诉也无路申，民怨积压很深。
久而久之，清国社会出现了全民腐败成风的现象。这几乎是所有在清国的外国人的共识，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写给美国总统的密信中就说，清国朝廷几乎已经到了“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官民互骗的地步”。宗方小太郎认为这比朝廷政策失误还更可怕，政策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全民腐败必使国家元气丧亡消尽——
“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而清国虽然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备薄弱、民心涣散，却又在“虚张声势”。宗方小太郎认为，清国绝对不能称为“真正的强国”，因为这个国家的圣人孟子早就说过——“上下交征利，则国危！”
“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清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成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即使清日不战，早则10年，迟则30年，清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与宗方小太郎持有相同看法的，还有间谍大师荒尾精。
在《复命书》中荒尾精写道：“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清日两国唇齿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若万一清国成为他国蚕食对象，我国命运亦不可料。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莫如为使欧洲不致侵入，我国先主动制定统辖清国之方略，先发制人征服这个腐朽的政府，改造清国，才能团结中华对抗西方。”
在这两位深刻了解清国国情的间谍看来，清国朝廷已经完全无法承担起代表“中华”的先进性。虽然他们曾经是先进的，战胜了腐朽没落的明王朝，政治一度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但现在他们同样腐坏了。清国朝廷自称继承中华衣钵，却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剿灭殆尽（文字狱），清朝的特权阶层腐朽堕落，全社会风气腐败，道德沦丧，全民无节操无骨气。“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如此腐坏堕落的朝廷，还好意思说代表辉煌的“中华”？必须由日本来代表！
在这一时期，日本间谍的报告书和政府文献中，他们对日本的称呼就是“中华”“神州”或者“天朝”。而荒尾精在汉口乐善堂的“党章”规定：先征服清国，再结合清日两国力量，实现黄种人的崛起，去对抗西方白种人的侵凌——“吾辈同志之目的，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清国，清国政府已经腐败，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清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
这就是荒尾精为什么列出那些“统战”对象的条件。我们也一定还记得日军攻占安东后张贴的《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它正是由宗方小太郎亲自起草的，目的也是一样，日本去“统战”这些“君子豪杰”，号召他们起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廷，一起去“驱除鞑虏，改造清国，恢复中华”。
间谍们的这些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军部和政府，在十年以后，以孙文为首的一群流亡海外的清国革命者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成立反清的革命同盟组织，他们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了。而间谍们对清国朝廷和社会的深刻认识，也给他们以及日本军人带来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在日本人看来，他们入侵清国，是在拯救这个国家，他们不是在制造罪恶，而是解救清国人民——谁叫你们的政府不行？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点，就无法理解战场上的日本军人为何从来不要命，“死忠”于他们的职责，也无法真正理解为何一直受到谴责的“强盗的逻辑”和侵略兽行，在日军中却有如此广阔的市场。
是的，面对一个腐朽的、已经落后于它的人民的清政府，日本人反而可以自认为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
是的，当一个朝廷不作为，当朝廷无法代表底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和政府的先进性时，即使本国人民忍气吞声，其他国家的各色人等也会发现可趁之机。这种巨大的可怕性，恰恰是清国朝廷从来没有想到的。他们仍然在关起门来统治，而新的世界也恰恰不是关起门来驯化一批良民、追求表面繁荣就可以万事无忧了。
作为一个间谍天才，在提出强大的理论观点后，宗方小太郎提出了实际行动方案，概括起来就是“软硬两手”：先一手硬、后一手软。
宗方小太郎认为，国家的强大不能靠个人的勇武，更不是靠口水激情，也永远不要指望通过道德控诉就能战胜敌人，所以日本对清国需要硬的一手——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
“清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故日本对清国人不必讲煦煦之仁、孑孑之义，一旦时机合适，日本军必须排除万难，攻陷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清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清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
清国幅员辽阔，疆土宽广，日本无法完全吞下，这一点宗方小太郎也考虑到了。他建议日军在侵占清国后，将清国分割为六大部分，实行统治：
1.东部沿海皆划入日本版图。
2.在长江以南迎明朝后裔，建立日本的保护国，镇抚民心。
3.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建立日本属国，寻关羽或者其他名人后裔为王位。
4.在西藏、青海两省立达赖喇嘛为王。
5.在内蒙古、甘肃、新疆选其酋长为各部落长，日本监视之。
6.大清的皇族和八旗子弟则回到东北地区，由日本监管。
在“硬”的手段成功后，就应该实行“软”的手段了，也就是“铁血之后再怀柔”。宗方小太郎再三提醒日本当局要注意这一点，“数亿清国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不能将战火延绵到清国人民的头上，不能屠杀清国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清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实现日本对清国的长久统治。
宗方小太郎提出的“铁血政策”被日军很好地贯彻了下去，《马关条约》就是根据那“六块论”的战略意图来制定的。甚至多年以后，当日军攻入南京时，认为必须用强硬手段使中国人完全屈服，达到“万无办法”的境地，于是疯狂地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而宗方小太郎寄希望的“仁政”，无疑是与虎谋皮，日本军部罪恶的屠刀一旦出鞘，是很难再收回来的。
这就是宗方小太郎第一份总结性的情报报告——《清国大势之倾向》。宗方小太郎将他的第二份总结性情报命名为《经略长江水域要旨》，他提醒日本政府观察清国政局要注意长江流域，尤其要特别注意当时一个并不特别起眼的地方——湖南。
长沙正是汉口乐善堂第一个设立“支部”的地方。宗方小太郎预言：“今后主宰爱新觉罗命运的，必为湖南人。”他提醒日本当局，要“及时经营湖南，将来大清国中原鼎沸之时，如果湖南不能为我日本所用，至少也要让它不至与我为仇！英国数百年前就开辟湖南湘潭为商埠，并汲汲于经营重庆，难道没有原因吗？”
间谍们的故事结束了。我们的问题也已经有了部分的答案，而日本间谍给出的答案并不是完整的，因为他们的观察视角也只能局限于清国社会和地方政府，还有一个地方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到达的。
这就是皇宫。
在皇宫，一场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阴暗事件一直在上演，它不仅是清日战争中清军溃败的根本原因，是清国“全民腐败”的源头，也是这个朝廷即将走向迅速衰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它即将将整个清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就是——
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