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在左宗棠的奏请下，由林则徐女婿沈葆桢亲自负责，福州船政学堂成立了。这是一所用西式教学，为外来军种——海军培养军官的学校，但不能通过科举走仕途。学堂不仅学费、生活费全包，甚至连学生家里的生活费都给包了（每月发4两银子补贴），但还是没有多少人来报考，最终招考上来的，是来自福建、广东等地普通百姓和家道衰落之家的孩子。
其中就有方伯谦，以及他的福建同乡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邱宝仁，以及广东籍的邓世昌、林国祥等人。当年他们的年龄都在12～15岁，在一间由寺庙（福州城南定光寺）暂时改成的教室里，伴着晨钟暮鼓、佛号乐音，学习英文单词和海军知识。这样的时间一晃过去四年。
1871年，这批孩子快毕业了。他们开始登上军舰实习，军舰从福州出发，经香港、新加坡抵达马六甲海峡，航行4个月，他们在军舰上认真地操练。毕业之后，他们成为了清国第一批真正的海军军官。
几年后，朝廷决定公费派遣他们出国深造。在出国前，他们都立下誓言，决心为国家海军的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钻研技术，报效国家。“此去西洋，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
最终，刘步蟾、林泰曾去了英国海军学习实战，而严宗光、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等人考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在欧洲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学会了喝咖啡，吃西餐，逛过伦敦的街道、巴黎的凯旋门、柏林的歌剧院。当然，更重要的是学习了丰富的海军知识。除了书本理论，他们还学习实战。刘步蟾等人作为见习生服役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地中海舰队，跟随军舰巡游三大洋，甚至还参加了在非洲的海战，可以说收获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回国后，他们每个人都已经是一名有世界级眼光的军官了。
严宗光始终放不下科举的那个梦，虽然回国后的他成了天津水师学堂的校长（总办），但他仍然很郁闷，加上认为自己并不得志，后来抽起了鸦片，改行当作家，改名严复，翻译整理出了名作《天演论》，那句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出自这本书里。而方伯谦、刘步蟾等成为北洋舰队的舰长，他们虽然没有科举的功名，但经济收入并不低，可以算得上真正的高收入人群。
清国向国际接轨新建海军，最先接轨、也接轨得最好就是海军军官的收入。
按照《北洋水师章程》，北洋海军官兵收入以4比6的比例，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的模式。舰队司令丁汝昌的年收入为白银8400两，刘步蟾、邓世昌这样总兵级别的舰长年收入为3960两，方伯谦这样副将级别的舰长年收入为白银3240两。此外作为舰长每个月还可以掌握着从350两到850两的“行船公费”支出。
按照物价折算，当时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50元，也就是说，方伯谦的年薪在40万以上。
7月25日7点，天已大亮，海面一片平静，济远和广乙即将驶出牙山湾航道，进入大海，此时，观测兵突然向方伯谦报告：前方发现煤烟！然后很快确定：有三艘日本军舰！
这是联合舰队第一先锋队。
双方军舰几乎同时褪去炮罩，炮兵就位，大炮互相指向对方！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军舰上的士兵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住对方，等待着那惊天动地的一刻。
方伯谦站在济远号军舰的司令塔里，他的心情十分紧张，清日两国还没有宣战，他必须严格遵守“不能衅自我开、不开首炮”的命令。所以只要日方军舰不首先开炮，双方就会相安无事，就当有缘在海上会了个面。但是，如果日本人首先开炮，济远和广乙就不得不反击迎战。以二敌三，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果？
方伯谦紧紧盯住对面航行在最前面的吉野，突然，他看到吉野在距离3000米处猛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调头就往回跑，而跟在后面的浪速号和秋津洲号也迅速向后转而去。看到这一情况，方伯谦松了一口气：不宣而战是违背“万国公法”的，看来日本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啊。
可是，就在方伯谦松了这口气没多久，他的那口气又重新提上来了：吉野等军舰又重新调头冲过来了！它们在海上画了一个大圈，重新挡住济远和广乙的去路。
这个秘密，隐藏在双方军舰的特点里。
清日两国的国门都是被西方强国用“坚船利炮”从海上轰开的，在发展海军的时候，这两个国家一开始都是追求“船坚炮利”，军舰的装甲越厚、舰炮的口径越大越好。但在后来，日本人的理念发生变化了。
1885年后，世界海军兴起一种战略理论，他们认为军舰追求重甲巨炮称霸海洋的时代已经过去，军舰不再讲究大而坚，而是轻而快——以牺牲重武器和厚装甲来换取高航速。日本海军部分地吸收了这个理论。第一先锋队的平均航速20节，吉野更是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航速——22.5节。
而济远和广乙平均航速为15节。
以上可以看出，第一先锋队的平均航速要比清国舰队快5节，但双方最大的区别并不只在航速，而是在于：炮。
与济远和广乙装备架退炮作为舰炮不同的是，第一先锋队装备的大部分为另外一种舰炮——速射炮。
架退炮和速射炮的主要区别在于发炮的速度。影响速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速射炮的炮架有最新的液压复位装置，发炮后炮架能自动复原，不需要进行二次瞄准。另外，架退炮的炮弹属于弹药分装式，只有一个巨大的弹头而无弹壳，发炮时需要先将弹头推进炮膛，然后在炮膛里填上火药包，点火后将弹头推向敌人！而速射炮的炮弹是带弹壳的新式炮弹，省去了这个环节。
所以，速射炮是快炮，而架退炮是慢炮，按照当时的参数，架退炮每10分钟能打出炮弹33发，而速射炮每10分钟能打出185发，炮速是前者的六倍，基本相当于步枪和机关枪的区别。但是，事情总是无法两全的，炮速六倍并不意味着火力就是六倍，这是由于加快了发炮速度，速射炮的口径也不得不小很多，打出去的都是小炮弹，每发炮弹的杀伤力无法跟笨重的架退炮相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笨重的架退炮一般安装在舰首或者舰尾，而轻巧的速射炮安装在军舰两侧（舷侧）。
在世界海军兴起之时，一直是坚固的铁甲舰和大口径架退炮主宰海洋的时代（所谓船坚炮利），而轻快的巡洋舰以及速射炮是新兴产物。在战前，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已经意识到清国军舰必须大量加装速射炮，他向李鸿章打报告申请，但并未批准，这个未批准的原因，我们以后会知道。
现在我们也已经明白第一先锋队为何要在海上划一个圈了——它们是在等待济远和广乙完全驶出牙山湾狭窄的航道，来到宽阔的海面。只有在海面上，吉野等军舰才能发挥航速快、机动性好的优势，也才可以充分地利用军舰两侧的速射炮。
当吉野行驶到与济远差不多平行的航位时（舷侧速射炮对准济远），吉野舰上突然下达了“开炮！”的命令，日军炮长一阵茫然，两国还未宣战，而吉野也未向对方发出战斗警告，贸然开炮，这属于偷袭，虽然“万国公法”可以不必遵循，但偷袭的名声实在不好听啊。
在战前，伊东佑亨曾下达了放过弱舰、寻找主力决战的命令。为了谨慎起见，炮长连忙派士兵跑步去请示：真的要开炮吗？得到的回答是四个字：“混蛋，开火！”
吉野舰上的第一炮打出了，可能是由于过于紧张，史料记载，吉野炮手发出的第一发是空炮。清日甲午战争就由这发空炮打响了。从此，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偷袭珍珠港，不宣而战几乎成了日本海军的传统，日本海军也是世界上最会偷袭的一支军队。
空炮过后，就是真枪实弹。三艘日本军舰将速射炮炮口全部对准济远猛轰，我计算了一下，济远每分钟至少要受到80枚速射炮弹的攻击。而济远的舰炮主要安装在舰首和舰尾，现在即使它发炮，也很难打击到对手！
济远在海浪中左突右闪，寻找着战位。一颗炮弹落在司令塔旁边，济远大副头部被弹片切中，脑浆和鲜血喷射而出，旁边的方伯谦被溅满一身。紧接着，又一发炮弹击中舰首主炮台，枪炮大副当场成为碎片，更多的官兵纷纷倒下，济远舰上惨叫声一片，血流成渠。
方伯谦被这一幕幕惨烈的景象惊呆了，他命令济远冲出包围圈！但由于航速相对较慢，始终无法摆脱纠缠。看来不把济远击沉，吉野等是不会罢休的。
万分紧急的时刻，林国祥率领的广乙出现了。
广乙其实算不上一艘真正的军舰，说它是一艘木船更为合适一些（在外面包了一层钢皮），排水量也只有可怜的1000吨，舰上有国产江南机器局制造的旧式架退炮11门。广乙也不是北洋舰队的军舰，原本属于广东舰队，它和广甲、广丙在战前来到北洋舰队会操而被临时征调使用。
战斗开始后，三艘日本军舰把广乙晾在一旁，专门对付济远。林国祥率领一艘木船冲入阵中，实在要佩服他的勇气。
广乙炮火虽然没什么威力，但它船小灵活，就像一条钻进围网中的泥鳅，在阵中左冲右撞，不时发炮。济远抓住空当，终于冲了出去。
济远是冲出去了，但方伯谦也没管还困在阵中的广乙，命令军舰立即开足马力向威海方向行驶。方伯谦虽然只是济远舰的舰长，但他也是这次军舰出航行动的总负责人，广乙是跟随济远行动的，现在，广乙救下了济远，而济远却丢下弱小的广乙先逃了。
见到这一幕的林国祥简直气得冒烟。
生气归生气，林国祥必须赶紧想办法冲出去，不然被三艘军舰围着打的广乙很快就会沉没。可是，看到前方密集的火力网，林国祥绝望了，他知道：冲出无望。
林国祥只好放弃冲出的念头，命令广乙急速调头，撤回到牙山湾内出发地！
三艘日本军舰立即作出决定：先放过木船广乙，合力追赶济远！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才是一条真正的大鱼。
吉野追在了最前面，济远中炮后一直没有再开炮，说明它的发炮装置已经被毁，没有还手能力，吉野决定生擒济远。可是，当吉野逼近济远时，济远突然发出一发尾炮，正中吉野，吉野不得不放慢航速，其后的浪速超车，它超过吉野，全力追赶济远！
浪速舰长的想法跟吉野一样，生擒济远，让联合舰队再增加一艘军舰！
1871年，在方伯谦那一批人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即将前往英国留学深造时，日本从国内挑选了12名最优秀的海军学员，前往英国学习海军技术。那时候，西方世界对“亚洲黄猴”普遍看不起，所以，当清国的留学生可以进入舰队学习实战的时候，日本来的留学生只能被安排到商船学校学习，连军舰的影子都看不到。
这12个人中，其中有一个不善言辞也很沉默的人，每天抱着王阳明的《传习录》看。在英国，他一待就是八年，从最底层的水手做起，刻苦学习船舶建造技术和驾驶技术，回国后，他决心改变日本的海军。
1887年，参谋本部出台《征讨清国策》，要求日本在1892年之前（5年内）完成对清国作战的所有准备。1892年，日本军队开始进行主要针对指挥官的最后人事改革。日军认为，日本在兵力、武器上都无法和清国相比，但要在指挥官上更胜一筹，指挥官必须年轻化，由掌握世界最先进作战理论的人出任。
于是，这个已经44岁的人成了要被裁撤的对象。
但最后时刻，海军大臣想起浪速号还缺一个舰长，于是就留下了他。
他就是东乡平八郎。侥幸成为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比任何人都需要证明自己。
而在浪速舰上的东乡平八郎突然看到了前方济远号上神奇的一幕。
方伯谦的济远舰上挂出了白旗！在交战中，举白旗表示放弃抵抗，一般对方也要停火。于是东乡平八郎命令信号兵打出旗语：济远立即停驶！
可是济远仍在全速向前，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
原来方伯谦是在耍我啊！东乡平八郎又令浪速开足马力追赶。双方再一次逼近，这时，更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济远舰上的白旗旁边又加挂了一面日本海军旗！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动作：加挂对方军旗表示自动成为敌军俘虏，连人带舰都送给你们。
对于浪速来说，这又比较难办了。总不能对着自己国家的海军旗开火吧。于是信号兵又打出了要求济远停驶的旗语，他们认为济远这一次应该老实了。可是，济远舰仍在全速前进！
东乡平八郎又一次被调戏了，以前只听说过兵不厌诈，现在，从方伯谦身上他还知道了另外一个词语：逃不厌诈。
而这时候，前方有两艘战场外的船，正不紧不慢地朝战场开过来。
大家一定还记得方伯谦在牙山湾登陆点没有等到的最后一艘运兵船。
这艘英国籍的运兵船叫高升号，在高升号上，有1116名清国士兵以及74名船工。从远处跟在高升号后面的，还有辎重船操江号。船上装着20万两饷银、20门大炮、3000支步枪以及成堆的弹药。它们并不知道这里已经发生海战，按照既定的航线向牙山湾驶去。
高升号最先遇到的是济远。它看到一艘挂着日本海军旗和白旗的军舰朝自己的方向开来，当对方驶近的时候，突然把日本海军旗降下，然后全速擦身而过。
方伯谦在离开牙山湾登陆地时，由于高升号还没有到，当时曾制订了一个计划：如在海上遇到第三艘运兵船，必须把它拦截下来令它折返，脱离险境。可是此时济远上的方伯谦似乎已经把这个计划完全忘到脑后了，他的脑子里剩下的只有“逃出去”这三个字，为了摆脱追赶，在经过高升号旁边时，方伯谦竟然没有向高升号发出任何警示，只是把日本军旗降下，继续全速向前。
方伯谦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动作大大地误导了高升号。高升号是租来的英国船，并不认识济远舰，也不知道它是北洋舰队的军舰，他们莫名其妙地见一艘挂着日本海军军旗和白旗的军舰冲过来，冲到面前时又把军旗徐徐降下——以为这是一艘日本军舰在行使海上礼节！
于是高升号放心大胆地继续向前航行了。危险也一步步临近，它将遇到的是那个可怕的敌人——东乡平八郎。
东乡平八郎站在浪速舰上发现了高升号，也看到了甲板上密密麻麻坐着的清国士兵，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条没有任何武器防备的运兵船！
浪速舰立即驶向高升号，舷侧大炮全部对准高升，炮兵朝天鸣炮示警，信号兵向高升号打出旗语：“立即停驶！”
在英国船长的命令下，高升号停下来了。东乡平八郎派出军官乘坐小艇登上高升，说明高升号已经被日本军舰俘虏，要求把高升号带走，英国船长同意了。军官回到浪速，浪速打出旗语：起锚，随我前进！
甲板上的清军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他们拿起手中的步枪看管住了船长，强令驾驶员停航，不能跟日本军舰走。
英国船长只好又向浪速号打出信号：请你们再派人来谈判！于是浪速军官又一次来到了高升号，船长转告了清军的意见：他们拒绝当作俘虏，也不再去牙山，要求回到原出发地大沽去——由于两国尚未宣战，轮船也是外国籍的，清军的这个要求可以说比较符合国际惯例。
军官回浪速舰汇报去了，大海上一片宁静，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那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人——东乡平八郎的决定。
东乡平八郎的选择有两种：一是按原计划强行将高升带走；或者令高升号返回大沽。但东乡平八郎做出的却是第三种选择——开炮！将这艘毫无还手之力的运兵船击沉！“这是一艘英国籍的船。”手下人提醒他。
“那么让欧洲人立刻离船。”东乡平八郎平静地回答。
“欧洲人立刻离船！”浪速舰上的信号兵向高升号打出旗语。
英国船长和外籍船员这时连哭的心都有，因为——他们离不了船。他们都已经被船上的清军用步枪押住了。
所有人又在等着东乡平八郎的反应。李鸿章租用英国籍的轮船运兵，就是赌日本人不会开炮，现在，轮到东乡平八郎出牌的时候了。
“开炮。”东乡平八郎平静地回答。
十几门大炮开火的同时，鱼雷也飞向高升，甲板上的清兵拿起手中的步枪射击，然而距离太远，子弹只能在海面上打出一朵朵水花。
高升号很快进水倾斜，向海底沉去。
东乡平八郎命手下救起落水的外国人，清军开枪射击阻止，日本人最终只救起了英国船长、大副以及轮机手三人。30分钟后，高升号全部沉入海底。
这条载有一千多人的船上，最终活下来的人只有257人，都是侥幸逃生，有的在海上漂流几天后被路过的军舰和轮船救起，有的游回了岸边，还有两名清军游到了附近的一座荒岛上，当了40多天的野人后才获救。
而其余的871名清国官兵和62名船员全部葬身海底。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它的悲剧是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主帅李鸿章的侥幸和前线将领方伯谦的怯弱。一艘满载千名士兵驶向前线地带的运兵船，在两个国家即将要打起来的时候，竟然故意没有军舰护航，孤零零地航行在大海，以为挂着米字旗就是护身符，而相遇的济远也对它不管不顾！
高升号沉没的同时，辎重船操江号也在秋津洲号的逼迫下束手就擒，饷银、军火连船带人一起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而驶回牙山湾出发地的广乙，因舰体被炮弹损伤严重，在浅滩碰到礁石搁浅，林国祥只得下令放火烧掉广乙。林国祥和士兵们从朝鲜辗转回国，途中他们遭到日军扣留，在写下“永不参与清日战争”的保证书后，回到国内。
只有一路狂逃的济远安全地回到了威海基地。对于方伯谦来说，他的逃跑行为并不是从遇到日本军舰开始的，而是在得知日军在汉城发动政变后开始的，他扔下仍在卸兵的第二艘运兵船，开出了牙山湾，在遇到第三艘船高升号时，不仅没有承担护卫作用，甚至连警示信息也没有发出。方伯谦似乎故意让高升成为浪速新的攻击靶子，好抓住机会逃跑。从这点来说，方伯谦不仅是一个能力上失败的将领，还是一个人品上失败的将领。
在战前给李鸿章上书中，方伯谦展现了作为一个有国际眼光的谋士的功能。然而，有谋者未必有勇，好的谋士和出色的军事将领之间，不仅不能画等号，连约等号都画不成。
这一切的差别，来源于两个字：勇气。
谋士可以夸夸其谈，将领需要的却只是抽刀一战。在仗打起来之前，好的谋士可以满嘴跑火车，嘴上轻言生死，真正打起来却很可能跑得比谁都快，而好的将领却不是这样的。
好的将领可能临战而惧，却在战时无比勇猛，更有破釜沉舟、放手一搏的勇气。
方伯谦无疑是属于没有勇气的人。他在牙山湾海战中展现的不是一个勇将的素质，而是一个逃跑大师的素质。
自从火器成为人类战争的武器之后，人们常常会问：战场上还需要那种英勇吗？其实无论武器如何先进，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这一点和以往任何战争并没有区别。
是的，无论你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出色的战略、高明的战术，战场上到最后拼的都是勇气，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勇气。
一个“勇”，便已经诠释了军魂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