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袁一样，赵炳麟也是坚决拥护立宪的人，属于官员中的“立宪派”，同时他也是一个对宪政有着深刻理解和研究的人。按照老赵的说法，他反对的不是朝廷实施立宪改革，事实上他也无法反对，连慈禧的谕旨都下了，他反对的只是老袁这个方案。
老赵等人的主要意思是：立宪本来是要以明治维新为榜样的，而老袁的这个方案与“天皇领导一切”的日本模式相差甚远，袁世凯不仅没有让咱大清的皇帝“去领导一切”，反而要分皇帝的权，这难道不是假立宪、真专权吗？宪政的根本精神是在国会（确实如此），现在国会未开，就先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的权力就失去了国会的监督和限制，因此立宪不能单独成立责任内阁，应该先开国会，后组内阁，至少二者要同时成立。如果朝廷一时难以成立国会，就从地方开始，先成立地方议会，直至召开国会，反之，如果责任内阁有可能会让皇帝居于无权地位，那么宁愿在国会召开之前，继续让皇帝专权——也就是说，宁愿保持现状，让立宪改革“暂缓进行”。
总结一下，老赵等人的意思是：因为国会一时成立不了，所以责任内阁也不要成立，在朝廷暂时不改革，先保持现状。
老袁要崩溃了，他没想到自己苦口婆心解释了这么久，和他的团队一起弄出了25个折件，最后只被一个理由就给击回来了，老袁竟然一改以往的城府，开始爆粗口：“此等闲话，皆不可听！我不怕真正的反对，怕那些不着痛痒之人！”
在老袁看来，赵炳麟等人其实就是一些“不着痛痒”之人，他们并不是不理解宪政的含义，也并不是不了解西方国家的宪政情况，却一再在所谓的老袁“假立宪、真专权”上纠缠不清。对此，老袁只能表示很无辜，也百口莫辩，事情是他做的，怎么样也是无法彻底洗脱嫌疑的，但老赵既然对立宪也有深入理解，还是可以深入探讨的。
老赵说得很对，立宪的根本精神在国会，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政之路也是先召开国会，然后再组建责任内阁，这倒不是一定有时间上的先后，而是在宪政的“价值观”上。责任内阁如果没有国会与之对应，根本就称不上“责任内阁”，这是事实，但谁都清楚，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政并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是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民众与皇室、政府不断地争取、斗争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当时西方国家的立宪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宪政基本上是自发形成，而大清的情况恰恰相反，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朝廷在不得不“求变”的情况下主动“求变”，那么朝廷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情况呢？
朝廷的现实是，所有的权力被皇权高度一统，如果你要放权，下面的人自然有可能篡权；如果你要继续集权，下面的人就不会怎么办事，所以不改不行，这也是慈禧下谕旨的缘由。从哪里改呢？当然要从皇权开始改，因为权力就在你这里。要对皇权进行分权和限制，首先必然要求就从皇帝本身做起，进行放权，先设置责任内阁，将权力中枢由一元制变成二元制，由铁板一块变成相互制衡，改变之前所有的官员都是皇上的家奴、只对皇上负责的状态，逐渐造就一批开始对本职负责、对百姓负责的职业化的行政官员，由此才能进一步唤起百姓们的权利意识，最终能还权于百姓。更何况事实已经证明，在老袁的设计方案里，并不是简单地将皇权放权给了责任内阁，而是在放权中对责任内阁也有分权，开始解决千百年来行政权一权独大的问题，这是符合宪政方向的。
反过来说，由于目前的权力都紧紧把控在皇室和官僚集团的手里，如果皇权不率先接受这场改革，不进行放权，如果连朝廷自己的大臣都无法分皇权，何况是老百姓们？皇帝大人和亲贵们难道就不担心老百姓们会借所谓的“地方议会”瓦解朝廷？在朝廷还是铁板一块的情况下，地方官们又怎会甘心实际是他们自己的权力被所谓的“地方议会”分走？所以，老赵所说的寄希望于“地方议会”来打开突破口，只是一种看上去循序渐进的稳妥方法，在老袁这样现实的人眼里根本就是空谈，别忘了大小官员的眼睛都在盯着皇帝大人您呢，除非皇帝大人和亲贵自己下来当地方官，否则地方官员们最后一定会让所谓的“地方议会”流于形式和完全变味。相反，如果先树立宪政的框架，连皇帝这个最高掌权者的权力都要受限，从上至下所有官员的权力都要受限，大家待遇一样、“一损俱损”，相信其他官员也没什么话说。
好吧，既然还拿日本说事，相信朝廷中是没有人比老袁更加了解日本的，他的改革先从设置责任内阁入手，这是和当时的西方强国走过的道路不一样的地方，却恰恰是和日本相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是先组内阁（1885年），后开国会（1890年），但明治宪法中规定“天皇领导一切”，这是大清不能也无法学习的，因为日本之所以加这么个“盖子”是出于日本特有的历史和国情。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天皇虽然名义上统治全日本，但基本只是个摆设，权力被幕府把控，幕府下面又有多个藩在割据，最底层的日本人大多只知藩主而不知天皇，这种状况类似我国周代的诸侯分封的“封建时代”，也类似欧洲的中世纪。在经武力“倒幕运动”统一日本之后，年轻的天皇睦仁被各个利益集团联合扶上最高领导者的舞台（倒幕时打的就是天皇的旗号，不得不扶），随即组建明治政府，开始明治维新，他们很快从中国的秦始皇那里学习了郡县制（废藩置县），从国体上巩固了统一。这就是说，要说到在中央集权，此时的日本才“发展”到中华帝国2000多年前秦朝时的水平。没办法，那时候的日本很穷，想中央集权也完成不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就是靠地盘和自然资源说话的。
而在从中国搬来郡县制的国体之后，明治政府掉头把目光转向西方世界，一方面发展近代工业，一方面去搭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政体。当时他们发现世界上的强国大多都是宪政国家，于是在1882年，日本派出了以伊藤博文为团长的日本考察团前往美、英、德等考察学习，伊藤博文首先要做的是为日本的立宪改革确立一个学习的对象。
伊藤博文等人首先排除了美国，原因是美国是移民国家，美国人没有他们的“天皇”，国体采用联邦制。然后排除了英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政国家，与日本不同，它是自下而上实现宪政的，一帮通过工业革命先富起来的人组建了议会，连当时国王也是议会喊来开会的，英国国王在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只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被称为“虚君”，这也不是日本想要的。最后确定的是皇帝保留部分权力、与内阁和议会相互制衡的德国模式。自此之后，日本就开始专心研究和学习德国宪政，伊藤博文率团考察历时一年半，仅在柏林大学听取宪法学家授课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差不多和大清五大臣总考察时间相等）。然而，等到伊藤博文等人起草的明治宪法出台时，一切却让人大跌眼镜了，这就是明治宪法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规定“天皇领导一切”，这下倒好，日式的君主立宪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君主的权力，表面看来，这实在是“很奇葩”。
然后不得不说，正如后来的老袁一样，伊藤博文对宪政精髓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设计的正是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之路。
比之日本，大清更早开始的洋务运动，它和明治维新有很多在起点上的区别：日本需要迫切地解决“统”，而大清是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加君主专制体制；日本天皇是个弱势群体，实际权力有限，而大清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日本的改革其实是新兴的领导层要拿过去的旧势力（藩主、武士阶层等）开刀，很难，而大清的改革是现有的领导层要拿自己开刀，更难。大清这种情况下改革内生的动力是很小的，阻力是很大的，自我改造的能力是很弱的，朝廷几乎下意识地把解决当时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当作了目标，并且不知不觉就成了最高目标。可以说，在大清朝廷对于洋务运动的“顶层设计”之中，国家的真正强大、人民的真正富裕并不是首选项和必选项，这只是附带选项，变法的首选项是为了加强皇权统治基础而去寻找外部支持，必选项是大清江山永不变色，永远维护爱新觉罗的统治——这才是无论有多么大的内忧外患中都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下来的。
于是乎，洋务运动以“先国富，再民强”为路线，政府掌控经济，依靠的是官僚集团，对民众却有相当的怀疑和防范，只学习技术、购买武器不涉及变革政治体制制度的原则提出来了，老百姓获取资源发财的机会和手段可以因为洋务运动而有所放开，但说到底是必须要掌控在官府和朝廷手中的。铁路、电报、轮船等被引进了，但无一不是“官办”或者“官督商办”。在朝廷看来，以官府来掌控这些被引进的技术以及衍生的资源和财富，才是对过去几千年以官府掌控土地从而最终掌控王朝子民的一种换汤不换药，如果大家都有很多的机会去各自发财了，一切都交给“市场”了，那还会来找官府吗？还会听官府的话吗？这样做的结果只怕是“市场”的经济指向“市场”的政治，几千年以来，强势官府从未向世俗社会低头，这一切自然不能变——说得直接点，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得朝廷在洋务运动的“顶层设计”中，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全民共富，那反而会让他们无所适从！
总之一句话：大清之洋务运动，非国家之强大，非人民之共富，乃朝廷之万年！经甲午一战，这种所谓以行政权一权独大有效调动国家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弊病显露无遗。洋务运动没有证明君主专制体制的合法性，它只证明了改革这种体制的合法性，只证明了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土地上，以民为主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抗拒的，最后与明治维新不同的改革结果也表明：集权和立宪，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在集权中无法立宪，只会离立宪越来越远，摧毁立宪的一切基础。
好吧，现在让我们来替老袁总结一下吧，明治宪政表面“很奇葩”，实际上对宪政“价值观”却有深刻理解，结合日本的历史和实际，坚定地走“有日本特色的立宪道路”，该改的一定要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明治维新其实并不亚于一场革命，它造成了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平叛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战死人数过万，流血远超过大清5年后的辛亥革命，可它还是成功了，可以说，正是因为它的“大方向”对了。
现在老赵等人应该清楚了，老袁只是没有学习明治维新“天皇领导一切”的表面，而是学习了明治维新之实，学习了宪政的“价值观”。他的方案和明治立宪一样先设置责任内阁，只是因为大清和日本的立宪之路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是大清和日本共同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地方，而正是由于朝廷的改革要拿自己开刀，如果连“天皇领导一切”的表面现象也要照搬，那大清进行的应该不叫立宪改革，不过是想在皇帝集权独裁上又加上一个宪法的封套，便宜全占，义务没有，还成功地引入了一个强国的“国际惯例”！
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能够突破“救亡”这种局限、摸到宪政“价值观”边的人，竟然就是没出洋的老袁！从根本上说，老袁的这个方案恰恰也是在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去坚定地走“有大清特色的立宪道路”。如果非要说它在实质上更接近于当时哪一种模式的话，那就是对皇权有所限制的德国模式。明治立宪原本就是学习德国模式，不知日本何以为兴，焉知大清何以为衰？用老袁自己的话来说，“朝廷学习国外的立宪，是吸收这个成果，并不需要连过程都一样”。即便如此，袁世凯同样没有照搬德国模式，前面我们说过，老袁设计的方案其实不只是“三权分立”，而是在把审计权、行政仲裁权独立出来之后造成了“五权分立”，也许连老袁自己都不知道，在这方面他竟然还有一个与他见解神奇一致的知音，这个人就是孙文。
以后我们会讲到，此时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他们得到了日本朝野的许多帮助，但孙文等革命党人从来没有把日本的政治模式当作自己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这也是因为孙文已经见识过西方世界，同样对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史料记载，几乎就在老袁和他的团队提出这个方案的同时，在海外的孙文也开始形成他那个版本的“多权分立”思想，后来孙文把他这个版本的思想概括为——五权宪法。
关于这个“孙文牌”的宪政思想我们还要在以后的故事中详述，简单来说，孙文认为，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只有选举，没有选拔官吏的考试，这就会造成一些油滑之徒当选，而一些能力很强却不善演讲拉票的人落选，所以还必须在“三权”之外再分出选拔官吏的考试权。
与此同时，当时的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也会造成议会过于强势的局面，影响了政府的效率（比如当时的英国），孙文认为还必须分出对各权力机关的监察权，监察权力平衡的状况，这就构成了“五权分立”。孙文常常对周边人说：“五权宪法乃兄弟我所独创”，但他并不知道，在朝廷体制内竟然还有一个神奇的知音，这就是袁世凯。
以上这些情况很复杂，但也能越辩越明，这也是皇室子弟载泽等人最后能够支持老袁的原因，相信这些情况赵炳麟等人也并不是不清楚。就在官制改革之前，14位“编辑”就制定了几条指导方针，其中有一条就是从现实情况考虑，此次立宪改革暂时不涉及国会，这是大家的广泛共识，而老赵等人却在方案出台后倒打一耙。老袁想不想当内阁副总理不清楚，只是如果按照分职专任的原则和宪政框架，如果当了内阁副总理大臣，他恐怕必须交出北洋新军的军权，北洋新军可以说是老袁一手带出来的，内阁副总理大臣和“军权”哪个重要，按照私心的角度，这恐怕也要考量吧？老赵不知道的是，如果说他怀疑老袁是出于强烈的私心来推进宪政改革，那么他自己同样也摆脱不了出于一己之私才反对的嫌疑：他是维护朝廷意识形态的御史，立宪之后能够插上一嘴的事情大大减少，甚至将来首先要被淘汰的就是他们这帮人。如此看来，别人也可以说你老赵不过以国会未开为幌子，是阻止立宪的“假立宪派”！
改革有多难？妥协是比较难的，体谅是比较难的，千年的专制王朝，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化，僵化的体制造成了僵化的思维，仅有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
载泽行动了，他生怕这来之不易的立宪改革流产，再次上折子向慈禧解释总理大臣权限问题，并请求召对，亲自为慈禧释疑。然而，载泽始终没有被召见，奕劻和袁世凯倒是被召见了。但慈禧没给老袁说清方案的机会，只是把那些弹劾和反对的奏折丢给了他们，让他们自己看。一向还算坚强的老袁突然变得悲愤莫名，他跪请慈禧，几近哀号：“太后，让这些阻碍立宪的人退休吧！朝廷养着他们！”
慈禧勃然大怒。
等到冒冒失失走出皇宫，袁世凯这才惊出一身冷汗：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康有为，变成了那个他曾经很看不起的康有为！
皇宫里的慈禧也在左右为难，太监宫女甚至听到了她“我还不如跳湖而死”的哀叹。新一轮的改革是她亲自发动的，她也希望能够带来一个好结果，早在袁世凯还在直隶大干一场时，她在皇宫里不能多做什么，但也默默给予了支持，用的就是“自己带头，移风易俗”那种方式。比如这几年她首次从帘子后面走出来，打破了以往从不与“鬼使”照面以及“男女授受不亲”的禁锢，接见了洋人公使；她还把自己的禁地寝宫向公使夫人开放，允许洋人女画家为自己画像，并许可把画像拿到国外去展出；她甚至还在皇宫里拍起了写真，也不时关注国际大事，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女儿出嫁时，她派人向遥远的美国捎去了礼物。
这就是慈禧，一个原本只想夺权和掌权的人，后来发现不改革就无法继续掌权时，只好一次次去改革，从支持洋务运动到同意戊戌变法，再到几年前的新政，改革已经伴随了慈禧的大半辈子。可以说，这辈子她只干过两件事，一件就是夺权掌权，一件就是改革。这么多年了，一直在改革界混，如果还有谁说她是天然就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她会叫李莲英到宫外找块板砖，她自己朝这个人的头上拍去。
对于载泽和袁世凯所描述的那种立宪带来的好处，她也是很向往的，但如果权力安全受到威胁，甚至会触动统治根基，她会更加担忧。有个问题她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国家强盛稳定和集权独裁就不能两全呢？为什么就必须舍弃其一？难道上天规定它们是一个必选项吗？
而慈禧也觉得奇怪，革命党人不一直在强调满汉之分吗？她原本以为支持老袁的，应该都是汉臣，而反对者应该是亲贵和满臣，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亲贵中有支持袁世凯的，最激烈反对袁世凯的恰恰是汉臣。在慈禧看来，现在“他们汉大臣”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还有原则性的分歧，这说明改革也并不值得信任啊，但如果不信任改革，又能信任什么？
危机越重，对改革的期望越大，同时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越深，这就是慈禧的“左右为难”，她并不是不信任改革，她只是连自己都无法相信。
慈禧想到了一个人，一个特别的人，他就是瞿鸿禨。
得知即将被慈禧召见，瞿鸿禨紧张地在家里做着准备。在这次单独召见之后，袁世凯的方案，朝廷立宪改革的命运，一切都将被决定。
瞿鸿禨，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他从小就是个学习成绩优良分子，21岁高中二甲进士，后入翰林院，之后一直在地方的教育系统工作，历任多省学政。慈禧外逃到西安之后，他被调到西安出任军机大臣。瞿鸿禨文笔突出，又写得一手好字，在军机处一直担任秉笔职务，只要他不是请假没上朝，慈禧的上谕就是由他起草。
而瞿鸿禨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清官”。不得不说，朝廷的官场风气虽然不好，但清官也还是有的，尤其以他和大学士荣庆为代表，他们从不行贿受贿，坚决抵制官场不正之风。瞿鸿禨身为军机大臣，连像样的马车都雇不起，家里更是破破烂烂的，是公认的朝廷里硕果仅存的“传统名臣”。
老袁却偏偏不信这个邪，这位老兄的处世原则很简单：没有用银子买不通的人。他首先摆出一副自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科举落第）的姿态，认瞿鸿禨为“老师”，送上红包，被退了回来；然后又想认瞿鸿禨为“兄长”，红包又被退了回来；最后实在没办法，等到瞿鸿禨儿子结婚时，老袁又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上800两银子作为贺礼，却又被退了回来，瞿鸿禨就是告诉他：你单位的钱我也不能收。
此时的老袁正在直隶开拓改革事业，这位朝廷高官没有像奕劻那样被收买，他有些担心，生怕瞿鸿禨从中找碴儿，不过这种担心很快就消除了，因为瞿鸿禨也是一个热心改革的人，还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就奏请慈禧由他亲自出洋考察，要知道那时候朝廷风向不明，连老袁都没有表态，瞿鸿禨实在算得上是一位立宪改革的猛将。
在三位“总编”中，除了奕劻，另外两位都是汉臣。第一位是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他已经80岁了，本来就是来充个“德高望重”的门面的，孙家鼐也很有自知之明，谁都不得罪，一直是个打哈哈的态度，不能指望他有什么鲜明的立场；而另外一位就是瞿鸿禨。现在，慈禧决定：单独召见瞿鸿禨，了解他对袁世凯方案的立场和看法。
瞿鸿禨觐见了，慈禧表现得很平静，她没有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而是先谈起了老袁方案中精简机构、裁撤一些臃肿闲散部门等改革措施，问瞿鸿禨什么意见。
瞿鸿禨回答：“这一改革是完全必要的，是历史的趋势，当然一点错也没有，只是一下子裁撤那么多要害部门，臣恐怕会引起骚乱和动荡，朝廷现在也需要稳定和团结。”
看来这位老油条说了很多，又啥都没说，可进可退，滴水不漏。慈禧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别看她在平时不断强调稳定团结，但真正要说到稳定团结她还是很有信心的，几十年来的统治，她早已相信她统治下的大清翻不了天，因为她有十分的自信能够驾驭住这些大臣。大清仍然是一个以官府为主导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官府，就有什么样的人们，只要官府和官员内部不出乱子，稳定团结是没有问题的。
她问出了那个最敏感的话题：“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你是什么意见？”
瞿鸿禨回答：“太后，责任内阁成立后，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内阁总理大臣召集各部大臣开会决定，决定后再请谕旨宣布施行，这与军机处事前请旨的情形，完全不同。太后您训政三十余年，中外协服，现在立宪尚未实行，而大权先已旁落，皇太后能放心吗？即使皇太后放心，做臣子的却也不敢放心。”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瞿鸿禨一出手便结束了战斗。他是“总编”，说起来立宪改革也是他的分内之事，他可以不同意老袁的方案，但也应该拿出自己的建议或者方案来。瞿鸿禨并没有这么做，他完全以一个局外人的口气，说出慈禧的潜意识里希望他说出的那番话。或许对于有一种人来说，他们做官越久，增长的只是如何适应领导的阅历和经验，瞿鸿禨一眼就看出了慈禧需要的是哪种答案。也许瞿鸿禨很清楚，没有他瞿鸿禨，也会有别的什么李鸿禨、王鸿禨，于是他坚定地说出了这个答案。
慈禧也释然了，她长出一口气，瞿鸿禨的话倒是让她想到了她发动这场立宪改革的“初心”，事实上当初载泽密折里最打动她的还是她看出来的那层意思——加强中央集权。
八国联军之乱让慈禧刻骨铭心，朝廷危急时，调不动督抚的兵，大臣们在“东南互保”，这是在事实上分裂大清，割据自立。后来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虽然他们之前确实有过“瓜分大清”的想法，但最终还是认识到只有不分裂大清，维持慈禧政权，才能保证他们所有人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八国内部就会打起来，于是共同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得不说，这才在事实上把各督抚割据自立的愿望扼杀在了萌芽之中，否则，大清没有被八国“瓜分”，很可能首先就要被那些堪称国之柱石的“忠臣”给瓜分了！
这一切其实已经引起了慈禧极大的警觉，在形势稳定回到京城后，坚忍的她一方面开始新政，一方面在这场新政中抛弃所有“改革老臣”，全力扶植庚子之乱中表现尚可的袁世凯。后来，立宪改革让她看到了希望，“天皇领导一切”，可以把专制独裁权力用立宪固定下来，简直是锦上添花；“利于国”，朕即国家，那就是利于我；“利于民”，老百姓们就更加不会追随革命党人去造反，更有自信他们造不了反；“最不利于官”，就可以把权力从那些已经蠢蠢欲动的地方大员中收回来，加强中央集权，这又是何乐而不为！
感谢老瞿，他让我捕捉到了内心最深处的那个秘密，也坚定了这个秘密。
慈禧知道她可以做出决定了，老瞿说的这些很重要，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更重要的是这是从老瞿嘴里说出来的，奕劻“堕落”得很快，他已经钻到袁世凯的钱眼里去了。在立宪改革已经是朝野人心所向，14位“编辑”对老袁方案没什么异议的情况下，如果三位“总编”还都全体支持老袁的方案，那么内心最深处的这个秘密也许只能尘封，但三位“总编”中，瞿鸿禨已经明确反对，孙家鼐是随风倒的，即使奕劻支持袁世凯，2比1，少数服从多数，袁世凯你还是翻不了天了！
慈禧决定：由瞿鸿禨领衔，重新核定方案！
11月6日，由瞿鸿禨、孙家鼐重新核定的新方案迅速颁布实施（奕劻已经被排除在外）。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袁世凯原方案中最根本、最有新意之处已经被舍弃，新方案保留军机处，不设责任内阁。
由于不设责任内阁，虽然同意以各部尚书为“参预政务大臣”，但他们是政务处的“参预政务大臣”，政务处是军机处的另一块牌子，这并没有扩大朝廷决策的层面，只不过是多了几个候旨的人。
由于不设责任内阁，虽然同意把刑部改为法部，和大理院一起专掌司法和审判，认可司法“独立”，也同意资政院、审计院依次成立，但它们不是在责任内阁的平台上与皇权相互制衡，不过是一个变了名字的朝廷旧部委。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袁原方案中在朝廷设11部，各部尚书中取消“满汉有别”的祖制，这倒是都被同意了，但在任命的13位尚书中，满尚书占了7席，而且为陆军部、度支部（财政部）、农工商部等关键部门，汉尚书只占5席，蒙古族占1席。这就是说，没取消满汉差别之前，各部正部级高官还是满汉各半，反正有一位满尚书，就有一位汉尚书，取消了满汉有别，汉尚书的人数反而减少了！老袁原本的出发点本来是分职专任、明晰权责，也是希望朝廷自封闭了200多年以后，首次真正向汉人和其他各族人们开放政权（也就是孙文追求的“共和”），既符合宪政精髓，又能逐步瓦解革命党人的威胁，免得人家总打着“满人的天下”的革命旗号。现在倒好，为了中央集权，确实连祖制都不要了，却也亲自给革命党人送去了一面更有说服力的旗帜。
此时大部分的立宪派和民间人士并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这是第一次立宪改革，他们还对“实君”抱有很大的希望，还对朝廷抱有很大的信任和期待，希望打造一个“大清的明治天皇”。但仅仅几年以后，他们终于从老袁这个方案指向的问题中明白过来了，立宪派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速开国会”请愿活动，并且他们只接受“虚君”的英国模式，而不再接受“实君”，不再寄希望于“大清的明治天皇”。那时的朝廷在内外压力之下，终于成立“责任内阁”，也又玩一次借改革之名开倒车的把戏，不过再也蒙骗不了已经明白过来的人们了，他们戳穿了本质，把它称为“皇族内阁”，并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看来，能够接触到权力核心，也能够发现权力本质的老袁对立宪派还起到了“启蒙”作用，他一直走在立宪派的前面。
注定了，无论是“编辑”还是“总编”，原本就是慈禧这位“出版人”指定的，无论老袁做多少工作，有多少支持者和帮手，还是无法阻止慈禧以一人之力扭转，这是一场老袁注定无法打赢的“战役”。其实老袁也知道他的方案肯定是不完美的，甚至宪政本身也并不“完美”，但不改革更不完美，任何一场需要触及原本根深蒂固事物的改革，都和一场艰难的战争没有区别，最现实的做法就是目光长远的持久战，而不是觉得稍有损失就认为不妥。老袁原本以为当这场改革到了破冰和定方向的时候，朝廷是可以主动作为的，首先应该迈出方向性的一步，把改革引向明治维新那样“大方向对”的轨道。确实，正如当年的政务处一样，慈禧指定“编辑”和“总编”也是没有办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地发动，但正因为如此，当改革已经自上而下地发动起来了，全社会有了一定的经济准备，形成了对改革巨大的愿景和舆论氛围后，就应该果断地做出改变，进一步放权，从集权独裁走向分权制衡，最终有序地放权于民，与民间和社会的改革呼声和政治诉求良性互动，将改革从“自上而下”过渡到“自下而上”！
从朝廷的整个改革史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不可逆”的过程，恰恰是已经到了可以主动把握时机的时候。自洋务运动之后，大清在几十年以来造成了一批新的阶层和新的政治诉求（立宪派），朝廷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抓住机遇，主动适应时代潮流，让出一部分权力并形成科学的制衡，才能继续统治新的阶层，扩大统治基础，把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深地卷入权力关系之中，实现权力总量和强度的扩大——也就是说，立宪反而能够把政治这个盘子做大，为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越来越僵化的政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就拿慈禧本人来说也是如此，立宪这个“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既是对皇权的限制，更是对皇权的保障，在大清的现实情况下，她只有适当让渡出部分权力，权威才会更大，否则，即使将来奋力弥补，只怕也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政治家也要顺势而为，当民间已经成长出改革的力量之时，敢于有秩序地向民间借力是有勇气与智慧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因为没有人会在原地等待这场改革，包括对改革最有信心和期望的人。不进则退，这就是改革的现实。立宪改革的失败损害的不仅是这场改革本身，还产生了更多的负面效应。当朝廷让立宪改革成为了一纸空文，又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变成了内部调整和变换机构的“行政改革”，企图蒙混过关。当朝廷对君主立宪的态度原来是，试可以，兜不住就要叫停，目的不是试，更不是坚定地试，而是兜，试也是为了兜，这一点立宪派们无论如何是看得清楚的，他们由之前的“奔走相告”转为沉默和嘲讽，连一直关注进展的日本报纸都评价这次改革是“龙头蛇尾”，革命党人也终于有底气了：我们就说过了是假立宪嘛！
受到伤害的还有一大批正在沉默的人——刚刚接受了废除科举的传统读书人。
废除科举原本也是为立宪改革配套的，如果从着眼于立宪改革的角度出发，朝廷的科举是必须废除的，不是废除得太早了，而是太晚了。几千年以来君主专制制度带来的无休止的改朝换代的社会动乱，无休止的贫困和官僚集团的腐败，皇帝的胡作非为，传统读书人心知肚明，他们并非弱智，也并非近视，却从未想着从根本上改变，只是反而抱着维护这个制度的想法去“死谏”“尸谏”，最后在“觉悟”上竟然不如起义的农民，而在改朝换代后又盼望着下一个皇帝出现，期待下一次科举。这些传统读书人就像小猫转着圈儿追自己的尾巴，就这样走进了死胡同，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和天良在不知不觉中被埋没，他们自小从圣贤书上读到的美好社会场景却永远不会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状况也永远不会改变，只能在这种环境中随波逐流，迷失自我，最后变成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一批人。所有的这一切，只是因为科举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作为现有和潜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也没有勇气去改变和打破这种制度。
而废除科举之后，可以改变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的状况，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人才，为宪政培育后备人才。现在，失去了做官希望的学子，却要感受对立宪改革的幻灭，以“无依无靠”的心态继续活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找不到新的出路和希望，必然会让废除科举的改革走向它的反面——把一批传统读书人推向革命！
受伤害最重的自然还有老袁同志，他更加灰心，甚至可以说是满怀绝望，他也不哀号了，只是欲哭无泪而已。他也一直没有说，因为他不能说，说了就是大罪，立宪改革不仅要深刻把握当下局势，也要从“历史”出发，那么朝廷的历史又是什么呢？
同治六年（1867年），清剿完太平军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幕僚赵烈文处，谈起将来的局势，赵烈文简单明了地回答：“异日之祸（指大清亡），必先根本颠仆（首先朝廷内部坍塌），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各地割据），殆不出五十年矣。”
老曾对此表示惊异，而赵烈文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理由是，朝廷当年获取天下太巧（吴三桂叛变才使清军入关），过程又残暴血腥（入关后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之举），像后来的“文字狱”等事情，大清朝廷对人们并不是深恩厚泽，而是在合法性上原本就具有“原罪”，这些“原罪”将来会成为人们反抗的一个理由，朝廷当时没有付出代价，将来恐怕要付出这些代价的总和！甚至“巧取天下”的满清王朝，将来也要被“巧取”了去。
几十年后，赵烈文的预言被证实了，朝廷的政治不清明，开始被革命人士进行总的历史清算，孙文长期随身携带的一份革命宣传材料就是“扬州十日记”，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正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引发共鸣。这些都加剧了朝廷中老袁这些人的忧患意识，他确实对朝廷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但这是建立在一种极为现实的认识基础上的，那就是大清的君主立宪改革不仅是“可行”，还是“必须”，对于朝廷，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
留住“产权”，让出“治权”！
所谓留住“产权”，让出“治权”，就是只有让出“治权”，才能留住“产权”！天下是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来的，你们拥有“产权”，享有皇室的荣耀和待遇，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你们也要清楚，如果你们“行”，百姓们自然会拥护，如果你们“不行”，那么你们退让，让行的人来，而他们也必须带着“行”的制度来，否则他们同样也很快会被淘汰。这是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道理，不需要派五大臣出洋，不需要编书探讨，这是大清国5岁孩童都懂的道理，朝廷要么走向君主立宪，要么改江山的颜色，二选一，否则听到的恐怕将是革命党人更猛烈的枪炮声。君主立宪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还来不来得及的问题，它不仅是朝廷的前途，更是朝廷的出路！
这就是老袁真正的“野心”，或者说就是作为主导立宪改革的他对于局势极为现实而深刻的判断，用过去一些书中的话来说，老袁代表的是“新兴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老袁不仅是这样一个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新兴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老手。历史把他推到了一个既不完全“新”又不完全“旧”的境地，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又新又旧”的人，这样的人，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敢于“触及底线”改革的勇气并存，既有目标方向，又有程序上的手段，正是能够主导改革的“过渡性人物”的不二人选。为了保障立宪改革，他可以放弃成为副总理大臣，因为他并不那么在乎“一时一地”之得失，他看重的就是趋势和长远，这来自于他在直隶的实干改革中得到的历练，也是赵炳麟、瞿鸿禨那种纯粹的理论家无法比拟的。那两位老兄不知道的是，其实按照老袁内心的想法，恐怕连奕劻都不能成为总理大臣，因为皇族退出内阁就是老袁追求的“虚君立宪”的精髓，但老袁从来没有做任何表露，反而把奕劻推到了前台，这就说明他老袁抱着要“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最大限度地为自己洗脱嫌疑啊。
只有在这里，袁世凯才真正露出了他所谓的“野心”，露出了他作为大清“改革第一人”的那几把刷子。他已经比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走得更远，他不想做曾国藩那样苦心维护纲纪的名臣了，他不想再做一个李鸿章式的裱糊匠了，因为他知道那样做已经“不现实”。他要先搭建起新的框架，逐步去推倒旧的，这样的朝廷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朝廷本身就是问题，当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很多大清百姓还分不清国家、朝廷这几个概念的区别时，慈禧等人却早已经分得清楚明白，当年正是担心“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而怀疑上了变法派。现在，老袁也在事实上把它分清楚了，相比曾国藩、李鸿章，他第一次突破了“君君臣臣”，突破了“朝廷”，指向了“国家”！
袁世凯的立宪改革失败了，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对于他个人来说却是“成功”了，失败已经为他积累了声望，以至于在5年后武昌起义后的那场大变局中，他仍然是立宪派和民间的希望！慈禧不会想到，袁世凯最终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荣禄还是她都阻止不了袁世凯的“崛起”，因为袁世凯原本做的就是一件合乎潮流的“好”事，只要袁世凯继续做这件“好”事，民间终究会给予一个做“好”事而失败的人最终的回报。
袁世凯即将坚忍地开始他的第二次立宪改革，手段会更加灵活稳妥，而方向依然不变——坚定地将对皇权的限制进行到底，他将再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改革有多难”。
慈禧并不认为紧急叫停了这次立宪改革就是大事已了，这只是她进行一场布局的起点，这将是她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布局。
瞿鸿禨不会放过袁世凯和奕劻，他会联合更多厉害的人，以他坚信的“反腐就是改革”对庆袁发起政治攻击，而庆袁更加不会放过他们，一场新的党争即将开始。
孙文依然会奋斗在他的共和革命的道路上，袁世凯、宋教仁、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学询、李鸿章以及很多日本人，都将与他一一发生交集，他们会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也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直至相互仇恨。
十八年最后的大幕已经拉开，舞台已经露出，所有的人都将在汹涌而至的潮流中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