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做出了它的总结，大清也需要做出它的总结，它是“中立国”，但战火就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上，朝廷并不具备中立的前提，朝廷可以不参战，民间却无法避祸。这场战争给大清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俄两国军队所到之处，多少平民死于炮火之下，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选择“中立”，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最屈辱的选择。
日本的胜利深深地震撼了大清，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和几年前的戊戌变法一样，这次改革的时机竟然也是因为日本，看来日本确实是“大清的闹钟”。而这次改革不仅是因为日本，还要学习日本——最主要的是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立宪战胜专制”“立宪保大清”的口号已经响彻朝野，以日本模式的立宪改革已经获得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高层的首肯，曾经的对手日本越强，朝廷内部的“救亡”危机就越严重。对于立宪改革朝廷很心急，担心的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还来不来得及的问题，它能让大清实现强大吗？
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强力反对朝廷以日本模式实现君主立宪的，竟然是与日本有着极深渊源的袁世凯。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皇宫之际，慈禧逃往西安府。一路上，慈禧见到了一个和京城大不一样的西部地区，这里没有繁华，甚至连表面上的繁华都没有，只有实实在在的荒凉和贫穷，连慈禧的伙食都没有保障，老人家还要挨饿受冻，更加可怕的是慈禧之前从来没有在哪位大臣的奏折上发现过这一切。
大清果然是国坏、官邪、民穷啊，但对于慈禧来说，这并不是最紧迫的，最紧迫的是八国联军还在京城里待着，朝廷只留下了奕劻和李鸿章在京城和八国联军谈判。洋人的态度是慈禧可以回宫，但朝廷也必须保证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不会再来一次，如果慈禧不表现出锐意改革的开明形象，洋人那里就过不了关，那就只能永远在陕西吹风沙，最好的伙食可能就是羊肉泡馍。
1901年1月29日，慈禧颁布上谕，这道上谕比较长，我们在这里就不摘录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各位，从今天起，咱大清要坚定不移地走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啦！史上著名的“清末新政”开始了，其实“清末新政”只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在民国，它被称为——遮羞变法。
对于改革，慈禧这一次似乎是大刀阔斧的。4月，她在西安府宣布在朝廷层面成立指导改革的最高机构——督办政务处（简称政务处）。这个机构把奕劻、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大佬全部拉了进来，改革的分量骤然加重。而到了8月份，慈禧推出的各项改革举措达到了高潮，其中包括部分裁撤只能吃朝廷干饭的绿营军等等。慈禧突然发力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个月，李鸿章在京城与八国联军的谈判进入了尾声，在即将签署条约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慈禧可以回到皇宫的关键时刻，她不得不在改革方面有所表示，密集出台一些具有影响力的重大改革举措——对洋人也要讲政治啊。
9月，《辛丑条约》正式签署，八国联军从京津撤军（但俄国没有从满洲撤军），慈禧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终于可以比较安心地回到皇宫了，赶紧收拾收拾，上路吧。
但在北京的李鸿章并没有等到见上慈禧最后一面，在签完《辛丑条约》之后，79岁的李鸿章一直病居北京贤良寺，俄国人不想从满洲撤军，就指示俄国驻北京公使来找李鸿章施压，希望李鸿章能够代表朝廷答应满洲以后只能先“租借”给俄国。这还是独霸满洲，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李鸿章自然无法答应，否则其他列强也会为难朝廷，而俄国公使就守在李鸿章的病床前催促，反正你不签字，我就天天上门来催，说得恶毒点，就是趁着你还有口气，我才来。
11月7日，严冬，俄国公使径直来到李鸿章病床前，要求奄奄一息的李鸿章就俄国提出的条件签字画押，而李鸿章早已经是连笔都拿不起来了，再也无法去签什么字，也再也无法为大清去操劳了。在俄国公使走后不久，李鸿章逝世，逝世时双目依然圆睁，留下一段流传至今的名言：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
李鸿章去世了，慈禧很伤心，但更重要的事是决定李鸿章接班人的人选，这个其实似乎并不需要慈禧操心，因为李鸿章在去世之前已经早做安排了，他已经把自己的直隶总督之位暂交给了周馥代理。
我们来认识一下周馥。他当年64岁，也是安徽人，李鸿章的正牌老乡。自从25岁那年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之后，周馥一直是李鸿章的左右手兼心腹，对李家很不错，可以说与李鸿章名为主仆，实为手足。如果说盛宣怀是李鸿章最信任的经济上的助手的话，那么周馥就是李鸿章最信任的政治上的助手，事实上李鸿章一直把周馥看作权力衣钵的继承人，提前进行了安排。
当李鸿章来京与八国联军谈判之时，周馥正在四川做官，李鸿章就奏请慈禧把周馥调为直隶副省长（布政使），成为他这个直隶总督的下级，然后去世之前又让周馥代理自己的直隶总督之位并奏报慈禧。李鸿章虽然没有明说，但一切已经显而易见了：周馥是李大人从他的北洋集团中挑出来的接班人，如果在他死后，周馥能够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比较满意的。
正是为了能够让周馥顺利接班，李大人生前的安排还不止这些，他还为周馥打击了一下那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袁世凯。
此时的老袁为山东巡抚，他曾经作为李鸿章的下属驻扎朝鲜，那时候李鸿章很是欣赏袁世凯，毕竟这家伙办事能力突出嘛。不过甲午战争前，袁世凯这小子从朝鲜一回国，就立即抛弃了当时权势还如日中天的李鸿章，寻找新的靠山，给京城里的王爷们送了好几箱金条。原来在朝鲜多年的袁世凯早已经看出，日本必定会对大清动手，而一旦动手，李鸿章必败，大清必败，李大人即使将来不被朝廷拿来当替罪羊，权势也会一落千丈。而对于老袁这样深刻了解日本的人来说，他知道日本既可怕又可学，到时候朝廷会“奇缺”军事人才，所以要早做准备，去寻找李大人之外的晋升门路。果然，甲午战争后，通过转投到李鸿章原来的政敌——清流派李鸿藻、翁同龢门下，老袁最终获得小站练兵的机会，以德、日模式训练新军。李大人对于袁世凯的“背叛”就只有气不打一处来了，这是他心里的一根刺，他曾当众痛斥袁世凯：“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
当然，从整个事情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李鸿章和老袁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权走茶凉，翻脸比翻书还快也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只不过老袁准确地预判了官场权力走向，相信李大人也是会理解的，只是有些怄气。果然，在成为小站练兵统领之后，老袁又把原来的翁同龢等人给无情地抛弃了，新投靠在了荣禄的门下。此时的荣禄已经是领班军机大臣，深得慈禧的信任，正在西安陪在慈禧身边，一旦李鸿章去世，荣禄自然会支持老袁接班。李鸿章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在去世之前，李大人只好请动与他同在京城的北洋集团的老朋友庆亲王奕劻出面，奕劻在京城亲自表明了他并不支持袁世凯的态度，也算是为李鸿章中意的周馥铺路了。
等李鸿章一去世，接班人之争就达到了高潮。按照惯例，李鸿章应该有一份“遗折”的，也就是死前的最后一折，但李鸿章生前并没有来得及写这份折子，只是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11月8日），才由心腹幕僚于式枚根据李鸿章生前的意思代为写好，然后上奏此时正在回京路上的慈禧，关于这份“遗折”，各种说法就冒出来了。
有一种说法是，折子中明确地推荐了老袁接班，并且还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环顾宇内人才，无有出袁世凯之右者”。可是，我们在这份遗折里并不能找到这句话，白纸黑字，没有就是没有，甚至连袁世凯的名字都没有提到。那么，是不是这份遗折还夹着一份机密的附片，这句话就出自附片中，被慈禧“留中不发”，导致我们现在无法在历史档案中查到这一句话了？
其实，不要说凭着李鸿章生前对周馥的安排他不会推荐老袁，即使真的有这样一个推荐老袁的附片，慈禧也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留中。李鸿章是11月7日去世的，慈禧当天就接到了电报，并在当天就终止了李鸿章去世前做出的周馥代理直隶总督的安排，正式任命袁世凯为署理（代理）直隶总督，而收到于式枚代笔的遗折是11月8日之后了，在慈禧已经任命老袁的情况下，如果李大人在生前也有推荐老袁的意思，这不正代表君臣一心吗，慈禧有什么需要特别将这样的“附片”保密的呢？另一方面，在于式枚发出这份遗折之前，他也已经在北京看到慈禧对袁世凯的任命，老袁成为接班人已经成为大家都知道的既定事实，如果再写关于老袁的推荐语，按照官场上的理解，这并不能表明李大人“和朝廷一心”，而是李鸿章北洋集团的后人在借机向袁世凯“献媚”，让李鸿章显得“掉价”，于式枚实在是没有必要多此一举的。
问题来了，既然李鸿章在生前其实已经选中周馥作为接班人，他为何不亲自写个遗折呢？明确推荐一下周馥岂不是更好？
答案是：这不是更好，而是不能，即使他是李鸿章。
朝廷的大臣几乎月月都要写折子，事情紧急的时候天天都要写，一直写到死，平生千折万折，遗折为最后一折，俗话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考虑了大半辈子的“领导会怎么想”，似乎可以借着快死的这个机会考虑一下“自己怎么想”，猛着胆子说点儿心里话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将死之言比平时要考虑得更多，这不仅只是关系到你死后荣誉的追认、谥号的档次、葬礼的规格、哪种级别的领导来出席你的葬礼以及身后人的待遇等等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你死了，你自己就没有挽回的余地，说老袁翻脸不认人？那是整个官场都翻脸不认人！
要知道在遗折里指名道姓地推荐一个接班人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如果没推荐准，无疑就会有损李大人死后的声誉和清白，让李鸿章连死了都下不了台，其实也就是让慈禧和朝廷下不了台，让人觉得朝廷对一个刚死的大臣也没人情味，最终损害的还是李大人身后人这一方；而如果碰巧推荐准了，就又多少有以“尸谏”来要挟朝廷的味道，要知道天威难测也是朝廷要追求的正常现象，总之，朝廷里的有些事情，可做不可说，对于推荐周馥接班，李鸿章已经做了，就不需要在遗折里去说了，考虑到北洋集团方方面面的利益，把这个问题在纸面上回避就是最佳选择。
位极人臣的李鸿章，就是这样在死前用行动微弱地表达了一下他的愿望，而慈禧在第一时间否定了他的遗愿，然后给了李鸿章一个无比体面的谥号——文忠。李鸿章时代就算已经结束了，其实李鸿章和慈禧的关系一直还算不错，如果不是“非常之时”，他的遗愿慈禧还是要照顾一下的，至少也不会第一时间就否定——哪怕是先让周馥出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过段时间再把他调走，也算是给了李鸿章一个面子嘛。慈禧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此时正是她的“非常之时”，最终决定这个接班人的人选的，不是李鸿章、奕劻，也不是荣禄，而是她自己。
当时传言，慈禧决定谁来接李大人的班，其实连她自己说了也不算，是洋人说了算。这个说法表面上是有道理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直以来都是直接与洋人打交道，慈禧必须照顾一下八国联军的态度，她还没有回到京城，那帮大爷是得罪不起的，不过八国联军那边的意见慈禧早就了解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也挺乱啊。
俄、法是一直支持他们的“老朋友”李鸿章这边的，而这两国的利益相反国英、美、日就支持袁世凯。由于山东是德国的地盘，德国人也不希望老袁出任直隶总督，但他们担心的只是袁世凯调走之后，再没人能够镇得住山东，又闹起义和团事件，所以实际上他们是支持老袁接李鸿章班的，只是又加上了一个建议：如果朝廷要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就应该把山东也划给袁世凯兼管，改称直东总督。老袁听闻后，惊奇地表示“那怎么可以！”，然后派人把德国人的这个态度“无意中”报告给了荣禄，荣禄大惊失色，小袁你这野心也太大了啊，不仅想成为李鸿章接班人，原来的地盘也不想放过。于是荣禄不得不亲自出面阻止这个传言，让洋人明白这绝无可能，荣禄还忍不住感叹了一句：我死之后，只怕没人可以制得住袁世凯！
这是一个插曲，不过这也说明在这件事情上洋人那边也复杂得很，也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慈禧选周馥也好，选袁世凯也好，都不会遭到洋人的集体支持或抵制，朝野间流传的“洋人做主”并不真实，一切都要靠慈禧自己拿主意。
而生前的李大人不知道的是，为慈禧签订完《辛丑条约》，让慈禧有了回宫的条件之后，他的使命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即使他不死，又多活几年，慈禧也会把他从直隶总督的位子上调走，给李大人安排一个新的工作，而让袁世凯接任！
这一切的秘密，正是来自于那件慈禧不得不办的大事——新政，也就是新一轮改革。
对于慈禧来说，在启动这场改革的同时，她也从当年的那场戊戌变法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她没有像当年光绪那样一头扎进改革大业中，亲自去冲锋陷阵。她先是在朝廷层面成立了办事机构（政务处），把当时所有的重臣都拉进这个班子，班子里分为做主的（督办政务大臣）和助手（参预政务大臣）。做主的除了庆亲王奕劻外，其余都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如荣禄、李鸿章等，助手则是有影响力的总督，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一开始，袁世凯是没有进入政务处的，他只是个山东巡抚，级别还不够。这就是说，只要仔细想想，政务处这个指导大清改革的最高“司令部”，其实就是朝廷最高权力机关军机处的另外一块牌子，足见慈禧对新一轮改革的重视和掌控，要知道军机处也是被她直接掌握的。
于是乎，政务处成立之后，所有的重臣都要去考虑如何“办改革”这件大事，慈禧自己却是凌驾于这个政务处之上的，她是一个总揽总管的人。虽然慈禧也是像当年的光绪那样亲自发动了改革，但她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没有丧失始终充当仲裁者的地位。将来改革有功了，出来领功；一旦再次出现戊戌年间那样危及江山颜色和她个人权力安全的情况，她又可以出来灭火。即使是在政务处里，慈禧也没有特别指定一个人去办，只要是政务处里的大臣，谁都可以去做，反过来，谁都可以不去做。
关于朝局，老人家已经想得够现实了，但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方面，大清的改革总是先由最高层从朝廷发动，然后找个地方来落地，实现最高层关于改革的设计。而大清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其他地方想推进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慈禧虽然只想总管总揽，但也绝对无法像戊戌变法时期那样躲进颐和园去当“甩手掌柜”，必须亲自推进这场改革，时时给予态度上和政策上的支持，当然对慈禧来说也是时时盯住这场改革，让改革推进到她希望的那种状态，这个地方就是以皇宫为辐射的“天子脚下”。
这就是说，从改革的角度，这个人对慈禧来说十分重要和关键——新的直隶总督，同时也将是大清新的改革带头人。
慈禧心目中所谓“新”的直隶总督，是指原直隶总督李鸿章北洋集团之外的人选，所谓“新”的改革带头人，恰恰就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这些原大清改革的带头人之外的人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谁都知道，通过洋务运动，这三位“改革老臣”是大清改革领域的种子选手，具有丰富的改革经验。即使李大人在当时确实已经年老多病，还不知道能够活到哪天，他也在表示会把权力衣钵传给周馥，他死了周馥就可以顶班。而慈禧并不考虑他们以及他们中意的继承人的原因恰恰就是：这三个人具备丰富的改革经验，他们在改革领域的资历实在是太好了。
自从洋务运动开始之后，这三位大人已经在改革领域混了几十年，先后把北洋、南洋和湖广打造成大清改革的“样板地区”。但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里，以这三位大人为核心，这三个地区的大小官员们借“改革”之名，成功地完成了利益的重新分配与垄断，并把模式固定下来，在利益垄断上做到了“与时俱进”。与大清其他晚进入改革轨道的地区相比，这些地方有了机器制造局、电报局、铁路等，表面上的经济一派繁荣，改革显现了巨大的效应，但也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腐化的门路。如果要在这些地区随便进入某个衙门，跟这里的大小官员打交道，就会发现和在别的地方并没有多少区别，老百姓们要想办件事情反而更难——因为这些地方经济好，红包要给得更多嘛。与其他所谓落后地区相比，这三个地区其实并没有积累多少所谓“改革的优势”，甚至由于官员们利益垄断模式是新近结成的，反而在下一轮的深化改革中更加难以打破。
原来，大清的改革进行得越久，积累的不是继续推动深化改革的能量，很可能是阻碍深化改革的负能量，至少改革正能量的积累与改革推进的时间并不是成正比的。李、刘、张等这些曾经的改革领导者，已经被官僚集团吞噬为现有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那些当年很是瞧不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洋务派、变法派，依靠新一轮的官僚资本的积累，反倒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压制民间经济，反对深化改革，阻挠政治体制改革，即使不那么反对，也不再那么积极了。李鸿章等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表现就是明证，因为在他们眼里，改革改到实现他们的利益为止就可以了，他们一直与大清的疾病打交道，直至自己也成为了患者！
这就是官僚集团的威力，也似乎是所有由朝廷发起的、至上而下的改革的宿命。李鸿章等这些改革带头人，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打造的那些改革“样板地区”，就在改革推进中被他们自己给抛弃了。当然，在慈禧这个现实的人的眼里，这些改革老臣和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不仅已经是改革的阻力，还是在大清掌控权势和财富最多的人。当新一轮改革势在必行时，改革又会成为最大的利益蛋糕，慈禧自然不会选他们，从而去增加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集团的利益和权势。事实上，仅仅在3年后（1904年），又借着这新一轮的改革之名，慈禧是要拿这三个曾经的改革“样板地区”开刀的，而首要的是夺去它们的人事权和税权。这个故事我们放到以后再说。
现在我们知道了，朝廷的改革并不亚于一场战役，对改革带头人的选拔不亚于战场主将的选拔，袁世凯恰恰是因为还不是“改革老人”，不是李鸿章北洋集团的人才脱颖而出，也恰恰因为不需要李鸿章什么“环顾宇内人才，无有出袁世凯之右者”的推荐才脱颖而出。他还只是个山东巡抚，他的势力成长到能够影响甚至与慈禧抗衡，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他才可用，这是慈禧选中他为李鸿章接班人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至于能不能干，有没有改革的意愿和能力，那是第二位要考虑的。
当然，这个第二位条件也是必须要考虑的，老袁这个人有强烈的改革意愿，戊戌变法时期领衔编练新军的事情就不用说了，此次政务处成立时，他因为级别问题暂时没被选入，但政务处成立后的第四天就上奏了有关改革的详细方案，从十个方面逐条提出改革建议，在全大清所有官员中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了对新一轮改革的支持。而在老袁都已经上奏两个半月之后，政务处里的刘坤一和张之洞这才联名连上三道改革方案奏折，时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虽然名头更响，但从上奏的时间来看，这两位改革老臣似乎是拖到了拖不动的时候才拿出改革方案。袁世凯目前基本无害又有新一轮改革的热情，慈禧心里简直“满满都是爱”啊。
如此看来，李大人的面子实在是不算什么了，事实上为了提拔老袁，慈禧还破坏了朝廷的一个大规矩，甚至可以说祖制，它说起来很搞笑，这就是年龄。年龄问题对于朝廷来说是很重要的，而此时的老袁只有42岁，比周馥还小了20多岁，由他担任有“天下第一督”之称的直隶总督，也实在是太年轻了。以42岁就担此重任，这应该是大清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要知道就连当年参与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李鸿章大人也是熬到了47岁才爬上这个位子，而功劳比李鸿章还大的曾国藩同志更是熬到了57岁才成为直督，经常把“祖制”挂在嘴边的慈禧，那是用这个框框去框住别人的。
和荣禄一样，慈禧担心的其实也只是老袁的野心问题，担心将来还能不能制得住他，袁世凯的手上有一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新军，在军队里的势力不算小，但他毕竟1894年才回国，在大清官场不过混了六七年，政治基础还比较薄弱，军政两界有一处软肋，便可以掌控！
而慈禧远远不知道的是，正是由于她的这个任命，袁世凯才从一个基本上的纯粹军人成功“跨界”，通过接下来在改革领域实实在在的作为和业绩，建立起他雄厚的政治资本，并最终成为他在几年后终结大清朝廷，也压制革命党领袖成为民国总统的资本！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属于袁世凯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接下来袁世凯应该在改革领域大显身手，做出一番成绩，这也是大众所希望的。而对于老袁来说，他眼下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这些，回宫路上的慈禧一行人已经进入河南，马上就要进入直隶境内，老袁的首要任务是做好对慈禧的接驾工作。
早在几个月前，当慈禧的车队从西安府启程时，老袁就派出了军队前去一路护驾。现在，慈禧的车队即将进入自己的地盘，老袁派专人去省界先行迎驾，而他自己率领直隶高级官员在直隶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跪迎。
对直隶地区的高级官员来说，马上要见到太后了，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谁都明白，只要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一次，说不定就够得上他们在下面辛辛苦苦干一年，所以对于这次的接驾他们也是有精心准备的，发自内心地期盼和欢迎。早在几天前，他们的脸上就提前准备了幸福的笑容，准备一见到慈禧，就要给她一个乐开了花的表情。
12月26日，慈禧车队抵达顺德府，随机召见以袁世凯为首的直隶地方官，众官员根据预先彩排，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大家都只顾着保持微笑了，却没有注意到署理总督大人有一个让人很吃惊的动作——哭。袁世凯一开始还哭得很小声，做抽泣状，然后跪在地上越哭越大声，越哭越伤心，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肚子疼。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在场的官员们都暗暗捏了一把汗。按照大清祖制，除非国丧（先皇死了），跪迎的大臣是不许在皇上面前哭的，哪怕你小老婆刚死，大老婆一激动又不再允许你再娶小老婆，见到圣驾也应该恭敬为是，摆出一副幸福感油然而生的样子，总之哭是万万不可的，否则轻则治你冲撞圣驾之罪，重则怀疑你图谋不轨。众官员都大气不敢出，袁大人啊袁大人，您这哪里是来迎驾，简直是来砸场子的啊。
发现袁世凯跪在那里哭，就连龙车里的慈禧也觉得纳闷了，连忙派人去问话。
“始太后蒙尘出外（逃到西安），臣未能追随、警跸（保护您），万分悲悔。今见圣容清减（您瘦了），痛彻肺肝，不觉失礼！”袁世凯跪在那里，大声回答。
原来如此啊，听到这番话，慈禧也不禁两眼发红，只想大哭一场，她不是不知道袁世凯说的是事实。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老袁也在事实上参加了东南互保，对慈禧抗令不遵，最后只派了3000人到京城，还故意磨磨蹭蹭，没有与八国联军作战和保护慈禧出逃。但别的大臣参加东南互保是把慈禧真给忘了，老袁没有，慈禧在逃亡的路上，一路艰辛，满面尘烟，平时那些满口效忠的臣子都不见了，甚至连皇亲国戚也都没人管她，只有一个人始终给过她温暖，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如果要让此时的慈禧发表一篇现场感言，标题那一定是“我还记得”。
袁爱卿啊，我还记得，当我逃到山西时，众多官员中只有你上折子，说山西太穷了，你从山东挤出了10万两白银，派军队星夜兼程给我送来；袁爱卿啊，我还记得，当我逃到西安终于有一个落脚点时，你不是送银子了，而是派人送了几百车的各种生活用品，有吃的，有穿的，还有用的和赏玩的，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山东巡抚，别人可以说你这是投机，但我却要说你很厚道。
做人很厚道，这就是逃亡归来的慈禧对袁世凯的最终评价。
老袁不愧为一个精干之人，他知道，以他自己的情况，在第一次见到逃亡归来的慈禧的那一刻，首先不是积极表现出“热烈欢迎，喜迎领导”，而是消除领导对自己违令不派兵救驾的不良看法，坚决拔掉慈禧心里的那一根刺。于是，他哭了，哭得很认真，哭得“万分悲悔”，通过他的一哭，给了他自己与慈禧一个台阶下，倒让慈禧想起了他的那些暖心往事，君臣之间的嫌隙也就消解了。果然，慈禧不仅没有治袁世凯失礼之罪，反而指着袁世凯不停地说：“他是个忠臣，他是个忠臣”，一时间君臣两人一齐做落泪状，就差点抱头痛哭了，气氛好一阵小温馨。
要问跪在老袁身后的大小官员呢？不用问，他们全哭了，声音竟然比老袁刚才还大，呜呜呜……望着这些下属，害得老袁也比较尴尬，也不好当场发作，唉，你们跟着哭什么啊，太后夸我是个忠臣并不只是当场说的一句话，是说了一个故事，你们不懂？
袁世凯赶紧把慈禧迎候到老省城保定，小住三日后，正式欢送慈禧一行继续前往京城回皇宫。在这里，袁世凯精心安排的另一个盛大仪式出场了：
铁路局特备火车一列，共二十二辆，计上等花车四辆，皇上、皇太后各用二辆……车站两旁，扎有彩棚三十座……开驶时，军队擎枪奏乐。（《西巡回銮始末记》）
说起来这并不是慈禧第一次公开坐火车出行，几天前从正定到保定的路途中，袁世凯就精心安排慈禧坐了一次火车，这次的专列将是直接开到京城的马家堡火车站，袁世凯安排新军在起始站和终点站分别接送。根据老袁的吩咐，他们一律不下跪（这在之前是大逆不道之罪），按照西洋军礼背包举枪，行举枪礼，旁边还有一支军乐队用西洋乐器敲敲打打，演奏西洋乐曲。据说在马家堡火车站，袁世凯让军乐队演奏的是激昂的《马赛曲》（法国国歌）。所有这些“西洋景”，在过去的皇家礼制中别说看见，连想都是不敢想的。而对于老袁“出格”地安排的这一切，慈禧不仅感觉很受用，还有另外一种特别的心情——感激。
从西安府启程开始，慈禧表面上是风光回京，但她自己也知道，自从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她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朝野上下都很明白，如果不是李鸿章签署了《辛丑条约》，她是回不了京城的。在这个时候，她任命老袁为“天下第一督”，名列疆臣之首。在慈禧的心目中，这个“第一”，首先是要带头处处维护她和朝廷的权威，袁世凯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而真正让慈禧对袁世凯刮目相看的还是他鼓捣出来的这些“西洋景”。
在通过《辛丑条约》换来可以回宫的基本保障之后，慈禧心中始终放不下的是另外一件大事——改革。但与其说此时的慈禧有多么关心改革，不如说她更关心如何在朝野特别是洋人中打造开明形象，这不仅关系到慈禧的权力安全，更可以说关系到她的生命安全。虽然签了条约可以回宫了，但难保不出现变数，这就是慈禧光从西安府到直隶就走了将近三个月的原因，她老人家是一直在走走停停观察局势，即便是被袁世凯迎候到了保定府之后，她又小住了三日，这不是一定要给老袁这个面子，真正的原因是那几天甘肃又发生了攻击传教士的教案，虽然八国联军已经退出了北京，但慈禧很是担心立即回宫洋人又要找她麻烦，在又观望了三日之后，这才安心地坐上老袁为她安排的火车。
老袁费尽心思弄出来这些“西洋景”，正是为了进一步塑造慈禧的开明形象，在官场上，老袁的这一招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移风易俗。风气向来是被当作政治信号的，这一点倒是中外都通用，具体做法就是让领导带头亲近一下新玩意儿，虽然这些所谓的新玩意儿很可能在民间早就不新鲜了。比如火车在大清就已经出现了好多年，而慈禧公开亲近它们，大家一想到领导竟然也跟我们一样了，“泯然众人矣”，就会十分喜闻乐见，乐于奔走相告，领导和朝廷的形象似乎立马也就扭转了。
这正是老袁把慈禧“安排”上火车的原因，体现了老袁同志敢于打破传统的魄力和准确把握局势的“大局观”，更何况他的“细节”也不差，新军不下跪而举枪、军乐队演奏《马赛曲》等等，形式上是新，效果上也丝毫不损慈禧的权威，反而能给人一种别样的威严感。到这里，慈禧算是彻底明白了：让她有能够回到皇宫的基本保障，这是李鸿章给的；而让她能够在回到皇宫之后继续驾驭群臣和这个国家，在洋人那里也说得过去，这是袁世凯给的！
有这样一位能够让领导放心和舒心的下属，慈禧不感激老袁，她感激谁啊？回到皇宫后不久，她就把袁世凯由署理直隶总督改为实授，正式转正！
老袁并没有因为领导离开直隶而中止他的“送温暖工程”，他也坐上了那趟火车，一路亲自护送慈禧回宫，总算是弥补了之前“未能追随、警跸”的遗憾。来到皇宫之后，老袁同志仔细检查了皇宫，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皇宫很破烂，很多地方都被八国联军损坏了，领导出了一趟长途差回来，连住都住不舒坦，怎么办？
有位名人说过，这个世界上的女人都喜欢不易长久保存的礼物，这意味着你还要再送，但只有一样礼物是例外的，那就是石头，石头的升级版是钻石，而石头的加工版就是宅子。老袁啊，你有本事送太后另一座皇宫吧！
老袁没这个本事，不过送不了皇宫，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办到的，那就是对皇宫进行装修。
这件事情落实的难度是装修用的银子。逃亡归来，朝廷是没银子的，内务府也没银子，直隶总督衙门更没银子的，但老袁很清楚，朝廷和官府都没银子，并不代表官员们没银子，银子就在他们的手里。
考虑良久，老袁决定还是先礼后兵，他把直隶的中高级官员都找出来开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告诉了他们有关慈禧的住房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总不能让太后住危房，希望各位能够奉献一点银子出来，支援一下国家搞建设，本督保证将来归还。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参加了上次的迎驾，当时他们哭得很伤心，现在——他们真哭了。
大人啊，我们也很穷啊，您也是知道的，近年家当货物的银钱啥都涨，就是朝廷的俸禄没见涨……
说完，这些直隶官员一脸无辜地望着这位袁总督，那意思就是明摆着：要银子没有，要命您也拿不去，想摘掉我们的顶戴您还得请示朝廷，您看着办吧。
老袁一言不发地走出去了。没过几天，他又回来了，重新把这些人叫在一起开会。这次，他还是那么客气，他痛心疾首地告诉大家：各位大人啊，天津的那些票号掌柜（银行老板）实在是太可恶了啊，他们竟然告知诸位在票号里都有巨额存银。各位知道，自朝廷新政以来，整顿吏治、查贪反腐也是我们的工作重心，此事事关诸位官声廉洁和前途，本督不得不派人去查验，查验结果证实所言不虚。但本督绝不敢相信那些存银就是诸位大人的，一定是某些不良掌柜冒用了诸位的名义作为户头，以吸引更多的存银，为了惩戒奸商和整顿市场秩序，本督已经下令把那些有冒名之嫌的存银全部封存了，众位大人看这样处理如何啊？
话音刚落，有人当场一口气上不来，袁世凯说得对，在这个非常时刻，反腐的高压线是不能碰的。大家只好强忍着内心的疼痛，连声说道：“大人您封存得对！封存得对！我们可以保证，那些存银绝不是下官的，绝不是下官的！”
“真的不是吗？”袁世凯很关切地问。
“不是的啊，大人！您看那像是我们的吗？我们一脸菜色……”有人站起来，拍着胸脯表示。
“那好，我们就把封存银两全部充公，上缴国库！”
装修银两的问题解决了，对于老袁来说，这下他连还都不用还了。不过从此之后，大清官员们都知道把银两存在票号里是不太安全的，票号也归朝廷管，他们想什么时候拿走就能什么时候拿走，还是要把它们存在朝廷管不到的票号里，比如国外的汇丰银行什么的。
装修开始动工后，袁世凯也回到了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上班，毕竟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但老袁也并没有因为离开了京城而忘记了皇宫里的慈禧，而是把“送温暖工程”坚持下去，坚持把太后照顾得无微不至。老袁派人在京城西郊民巷附近开了一家名叫“临记”的洋行，表面上，这只是一家外贸商店，实际上却是老袁的秘密驻京办。洋行里会时不时到一批外贸潮流产品，比如巴黎香水、瑞士钟表、伦敦八音盒等等，然后和内务府联系一下，问问太后对这些玩意儿感不感兴趣，如果感兴趣，马上就会有人送到宫里。等到慈禧过生日时，老袁甚至还从香港进口了一辆小汽车，亲自送到宫里，它十分先进，最高时速可达19公里。慈禧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连忙问：你这又是玩的什么名堂？据说老袁灵机一动，用“会跑的轿子”来打比喻，说它是轿子改装的车，名曰轿车，从此“小轿车”这个称呼就流传了下来。
连太后你都敢哄，胆子不小。
后来，慈禧要去西陵祭祖，这可以说是朝廷大事，但也可以说是慈禧个人的私事，从京城到直隶境内的西陵原本是不通铁路的，为了让慈禧避免长时间坐轿子的辛苦，老袁请了一个名叫詹天佑的人修了一条40多公里长的支线铁路，名叫西陵铁路。它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由国人自主设计和修建的第一条支线铁路。几年后，在袁世凯的聘请下，詹天佑又成为总工程师，成功地修建了第一条由国人设计并修建的干线铁路——京张铁路。
回天津后，袁世凯的眼睛并不只是盯住慈禧，除了慈禧身边的太监、宫女需要打点，还有老靠山荣禄大人自然也要送银子。1903年，荣禄病重，“临记”洋行里的眼线立即打探出，宫里已经传出消息，接替荣禄成为领班军机的很可能是庆亲王奕劻。老袁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决定：派人携带十万两银票进庆亲王王府！
一直以来，老袁和这位庆亲王之间虽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也算不上融洽，这位王爷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爱好——银子，所以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很深，能从李鸿章的北洋集团中拿到不少银子。当老袁不断给荣禄送银子时，奕劻还曾经酸溜溜地说过：“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现在，老袁相信，十万两银票一定会敲开庆亲王王府的大门，一定会让他和这位王爷冰释前嫌。
在听到自己即将取代荣禄成为领班军机时，奕劻在他的王府里紧张地思考着今后该要走的路。大清自开国以来，在慈禧之前，亲王一般是不能进入军机的，更别说成为领班军机了。不论你有才没才，各位亲王才是皇帝重点戒备的对象，如果让他们既位高又权重，那么和皇帝也就差不多了。但慈禧的情况有些不同，她擅长权谋，在局势面前很精细冷静，驾驭人的手段极其厉害，拉和打都很有一套，但她对具体的行政事务没有兴趣，再加上毕竟也是个女人，从精力到行政才干方面都需要一个男人在前面顶着。当必须有一个男人在前面顶着的时候，她还是宁愿相信爱新觉罗的后代，而不是曾国藩、翁同龢、李鸿章。于是乎，从当年的恭亲王奕䜣开始，亲王进入军机处并成为领班军机在慈禧这里几乎成了惯例，中间只被一个出身于满人平民之家的荣禄打断过，害得朝野间也不断传出她跟荣禄的男女八卦，而现在，荣禄大人即将离去，终于轮到奕劻了！
从1894年受封起，奕劻已经当了近十年的“庆亲王”了，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军机处，就成为领班军机，“位”和“权”一肩挑，将成为大清真真正正的二号人物。但对于自己有几斤几两，奕劻还是比较清楚的。对于处理朝政，除了常年在外务部积累了一些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外，其他的都比较平庸；对于搞权谋，连想都不用想，那绝对不是慈禧的对手。不过奕劻很清楚，正是因为他不像当年的奕䜣那么能干和厉害，这才进入了慈禧的法眼。慈禧已经老了，再来一个奕䜣那样的人，她可受不了，绝对不会让他成为领班军机。所以，归根结底，在慈禧的眼里，奕劻的“忠心”是比能干更具价值的。
于是乎，站在慈禧的角度，奕劻很快就明白了今后的路：只有紧跟慈禧，不犯事关忠诚的“原则性错误”，哪怕“小错”不断，也能最终保平安。在军机处，自己能不能做到把表现对太后的“忠心”放在处理朝廷和国家大事之上？在朝堂上，能不能做到处处带头自觉维护慈禧的权威？至于自己那点贪银子的爱好，只要是在朝廷谁的银子他都收，谁的银子他都爱，只贪财，不结党，就已经不是慈禧眼里的原则性错误和路线问题，甚至就是主动给慈禧送上的敲打自己“忠心”的武器。千百年来，多少二号人物就是以这种自污来换取专制君主的放心，免得君主要打击你的时候，他还一时找不到把柄。
而“政治正确”的第二条就是要笼络好袁世凯，也就是替慈禧笼络住袁世凯以及他手里的新军，成为保护慈禧权力安全的枪杆子。这件事情原本是前任领班军机荣禄做的，现在荣禄走了，必然会成为他这个继任领班军机不得不去做好的事情。当然，对于奕劻大人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袁世凯成为了北洋集团新的带头人，他那个贪银子的爱好就很需要袁大人。袁世凯需要办的事，他会在朝廷中帮衬，而他不方便敛的财老袁自然会替他来敛，奕劻担心的其实只是袁世凯还会不会像当年李鸿章那么大方。毕竟自己从那里拿习惯了，再拿总要方便些，这才酸溜溜地说了不少“醋话”，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完全多余了。
庆亲王府，奕劻把那张银票推辞了好一阵，实在推不掉也就只好收下了。正是从还没正式进入军机处这一天起，奕劻大人就已经在成为“朝廷第一巨贪”上一路狂奔，很快就到达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境界：谁的银子他都能收，朝野上下把庆亲王王府私下里称作“庆记公司”，奕劻本人也在汇丰银行里存有几百万两银子。当然，送钱最多的还是袁世凯方面，对于这个习惯用银票来说话的人，奕劻简直十分喜爱，差点叫他一声大哥，后来发现自己比老袁足足大了21岁，叫大哥实在是不合适，就让自己的儿子载振与袁世凯结为拜把子兄弟，老袁的事，就是他的事，老袁的钱，也大部分是他的钱。大清的朝臣和疆臣、军机处和直隶总督衙门、皇族权贵和改革阵营，就这样达成了权钱交换的高度默契，结成了彼此需要的利益共同体，历史上把他们称作庆袁集团。当然，对于在慈禧和袁世凯之间把握准那种微妙的关系，奕劻相信他的心里还是有数的。
就这样吧，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新任直督袁世凯同志，被朝野寄予厚望的李鸿章接班人袁世凯同志，就先后稳住了朝廷的一号人物，搞定了朝廷的二号人物。在大清最需要改革强者的时刻，历史似乎选择了一个只会耍官场阴暗手段的人。但我们知道，老袁绝不是这样的人，事实上就在溜须拍马、行贿逢迎的同时，老袁也一直在直隶总督衙门锐意改革。那为什么要改革，就要先行贿呢？或者是边改革，边行贿呢？其实这件事情对于老袁来说，是比较正常的，甚至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因为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当慈禧从戊戌变法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时候，老袁也得到了他的想法。几年前的戊戌变法开始时，改革也是大清朝野最广泛的共识，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他老袁还没有直接参与，却差点连命都没了。现在，局势让他走到了前台，这是他的意愿，他也别无选择，就更不想因为这新一轮改革把自己的顶戴给改没了，甚至把脑袋给革掉了。当大清需要改革的时候，其实已经病入膏肓，朝廷已经存在普遍而有系统的贪腐，想避开这种贪腐“洁身自好”地去改革，老袁认为他办不到，那不是他认为可以在现实里能够做到的事情，依据多年在官场磨炼出来的技能，老袁反而认为这并非坏事，因为他擅长这一套，他也需要为他自己钻营，为改革寻找最强最硬的靠山。这也是变相增强了改革阵营的力量，扩大了改革的舞台，至少，如果将来有人想过河拆桥，也要让他们成为桥本身！
大清新一轮的改革舞台就这样搭建起来了，而袁世凯也即将交出他的改革答卷。他在甲午战前处心积虑地回到大清，又处心积虑地闪转腾挪，最终走到了大清改革阵营的最前沿，走到了扛起大清改革的旗帜的这一天。对于袁世凯来说，他终于有机会实现早在驻扎朝鲜时代的那个愿望了，他一直把日本当作一个可以学习的敌人，接下来的袁世凯并不像当年的康有为，他不批判旧的，只做新的，他正是以明治维新为榜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不仅把当年那些变法派想做而没做成的事情，一一落到了实处，还做好了更多的事，也由此开启了他与慈禧从亲密合作走向严重分离的序幕。袁世凯，属于你的那张十分出色，足以在史上占据不可替代地位的改革成绩单，已经徐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