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出场的这个人是高桥是清，他是日本银行（即日本中央银行，简称日银）副总裁，管很多钱，但他的任务是去找更多的有钱人，为日本进行战争筹款。自古以来的战争首先打的都是钱粮，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睦仁和伊藤博文交给他的任务是：日本的战费不仅要能够维持到日军在战场上取得相对优势，更要为可能的持久战做好准备——只能说，这个任务实在是太难了。
开战之前，明治政府的储备勉强可以为战争维持12个月。好吧，通过提高税率和多印一些钞票还可以再维持6个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一年半以后，明治政府将破产。
虽然很难，但必须要去做，高桥是清只能满世界去找有钱人，借一点是一点。
借钱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工作——如果他正好也想借给你的话。对于一个参战国，当时借钱通用的办法是在“中立国”发行战争债券，也就是先向这些国家的人们借钱，等将来打赢了发了财再连本带息归还，当然这些国家首先不能对你有敌对和敌视情绪；其次必须是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会过分限制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就是不阻止老百姓尽可能地发财。别的国家打仗，如果你看准哪个国家会赢，可以去买它的债券投资，成为这场战争的“股东”。对于高桥是清来说，他首先能够去发行战争债券的国家是英国和美国。于是他拖着几大箱子印好的战争债券，来到了世界金融中心伦敦。
虽然英美政府对卖战争债券并不阻止，但能不能卖得出去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债券如果没人买那就是废纸，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对你这个国家的信心。又小又穷的日本自然是不被人看好的，当时整个欧美社会预计日本会赢的没有几个人，更有人认为日本连0%的机会都没有，谁也不会干亏本的买卖。于是乎，高桥是清的债券无人问津，通俗一点地说就是卖不动。
高桥是清决定从一群人身上去打开突破口——犹太金融寡头，他们有很多钱，控制着伦敦甚至世界的金融命脉，主宰着金融市场的风向，为首的是一个叫雅各布•希夫的人。
高桥是清和他的助手们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希夫等人，了解到他们很团结，圈子性很强，穷人们生活在市井街巷，他们就生活在“俱乐部”里，一般很难被说动。但只要说动了其中一个人，其余人都好办，并且要注意在这些精明的人面前，靠演说和说谎那是绝对不行的，上策只有直言相告，把明治政府的家底和所有困难、准备、计划和盘托出，说明日本的决心才行。
最后，高桥是清还抓住了一点：犹太人讨厌俄国。
在这些犹太金融寡头一生傲慢的生涯中，如果他们曾遇到过比他们还傲慢的人的话，那么这批人就是俄国贵族。大概是出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论，俄国贵族的反犹太人情绪十分强烈，他们满不在乎地把犹太人称作“犹太猪猡”“犹太畜生”，把欺压和敲诈犹太人当作上流社会的笑谈和荣耀，纵容某些地方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犹太财团也曾经想打入俄国市场，与俄国贵族一同发财，但一直被冷漠地拒绝了。
研究完这些后，高桥是清开始“融资”了，他拜访了希夫等犹太金融寡头，这些人可不管日俄谁是正义谁是无道，反正日俄两国都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生意人就要用做生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希夫以特有的傲慢用雪茄指着高桥是清问：“如果你们赢不了，你们国内会不会发生动乱？你们的政府会不会倒台？将来拿什么来归还债券？”
在这些大富豪面前，堂堂日本中央银行副总裁像个抬不起头的小学生，但高桥是清抓住了机会，用准备好的话来打动这些“目标投资者”：
“我们都坚信日本必胜，原因在于日本国民将生死置之度外，父母送儿子上前线，新婚的妻子送别丈夫，日本国民会一直坚持到胜利为止，但战争进行下去，必然需要巨额资金，我就是为了借钱才来的，我们有必胜的信念，而且这种信念不只是存在于战争时，战争结束后我们也将和战时一样，同心协力，偿还外债，决不使你们为难。”
然后，高桥是清拿出了准备好的计划书，清晰地讲解了日本的战争计划，说明日本种种的准备和努力，最后再利用寡头们讨厌俄国的心理做思想工作。高桥是清告诉他们：日本现在对付的也是犹太人的敌人，沙皇政府十分封闭僵化，如果你们真正想在俄国做生意，想打入俄国金融市场，也必须资助日本打败俄国，到时候战败的俄国没有办法，只能从你们这里贷款重建，所以无论怎么样，现在购买日本战争债券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所谓对讲究实利的人不仅要换位思考，还要换位感受，高桥是清对这伙人感同身受，在晓之以利的基础上再动之以情，希夫终于被打动了。他以一个生意人的魄力个人就认购了500万英镑，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他已经上了日本这条船，自然会出全力，热心的希夫在伦敦带着高桥是清跑了很多个俱乐部以及金融家和实业家的聚会，把高桥是清隆重地推介出去，也把日本战争债券不遗余力地推销出去，不仅个人认购者越来越多，香港上海银行（即汇丰银行）等伦敦各大银行开始代理发行日本债券。此时正值东乡平八郎封锁住了旅顺港，保障了日军海上运输线安全，第一军成功渡过鸭绿江，日军开始在战场上显现实力，通过银行的宣传，很快又在市民百姓中卷起了一股“认购风暴”，伦敦的工人、商贩、公务员拿出多年的积蓄排起了长队，队伍中还有不少大爷大妈，最终认购者达到2万多人，认购金额超过7000万日元！
随着世界金融中心的缺口被打开，纽约等美国城市也闻风而动。以前，普通美国市民几乎没人对日本战争债券感兴趣，现在觉得有钱赚，他们也立即加入了认购大军，认购数额直线上升。据说一位检察官把自己女儿嫁妆的钱都用来买债券了，大学等各种公共团体利用基金来购买，连波士顿市政府都购买了4000日元，据说他们是计划赚了钱之后来更新一下老旧的办公家具。
此长彼消，日本的债券变成了“畅销券”，上了畅销券排行榜，俄国在法国巴黎发行的战争债券就渐渐受人冷落，价格一路狂跌，为了让本国的债券畅销，俄国人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打榜。也就是动用国家黄金储备自己去买自己的债券，以保持债券的“畅销”和价格稳定，然后又开始积极炒作，给巴黎的各大记者塞红包，要求他们鼓吹俄国的好话。但可惜的是，种种努力都无法阻止俄国战争债券卖不动的颓势，俄国战争债券很快跌出了榜单之外。
最后，高桥是清总共筹集了3亿日元的款项，在“融资”战场上成功地击败了俄国，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而日本国内对花钱似乎并不是省吃俭用，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不是如此。他们竟然把100万日元的巨款直接给了一个人，还对钱的去向不闻不问，既不需要看资金使用计划，也不需要看开支明细，这个人其实也是全世界为日本找帮手的人，只是他的方式有些特别——为沙皇政府再找一个敌人，他就是“深入敌后”的那个人，后来有日本“特工之王”之称的明石元二郎。
明石元二郎相貌平平，让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能够做特工的本领，甚至看上去有些蠢，不过据说奇才都是这样的，比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明石元二郎绝对是从外表到行动都实践了这一点。后来立功之后，老军头山县有朋特地接见他，他和领导聊天聊得很投机，想上厕所又怕被耽误，怎么办呢？就在一旁当场撒起尿来，边撒边聊，不耽误。
看来这似乎是位不拘小节的狂士。事实恰恰相反，工作中的明石元二郎心细如发，有着狐狸一样的警醒。开战之前，他和广濑武夫一样是日本驻俄使馆武官，开战之后转移到了瑞典，他要给沙皇政府找的敌人就是俄国国内的革命者，只要策反这些革命者在俄国国内引爆革命，颠覆沙皇政府，俄国就打不了一场持久战，而策反工作是很费钱的，并且只能搞地下工作，甚至对日本国内都要保密，这就是明石元二郎要求100万日元秘密资金的缘由。
明石元二郎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透彻地算计了俄国的各个方面，俗话说，算计乃被算计国家自身之罪，当时的沙皇俄国正是这样一个情况。明石元二郎最感兴趣的其实并不是革命党人之间不团结、缺乏活动经费和武器，让他有可乘之机，他最感兴趣的是沙皇政府本身中还有一股“暗流”，那就是他们的上层同样并不团结，政治立场分化，各集团利益对立严重，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同样想利用革命党人领导的工人运动来推动符合他们利益的“立宪改革”。明石元二郎算计到：革命运动不会在俄国国内遭到彻底和干净的镇压，沙皇政府中的某些势力对革命运动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只要把足够的资金和武器提供给控制了俄国命脉的全国性组织，比如铁路、通信、金融等等，那就如同在后方出动百万大军武装占领了俄国一样，抵得上另外一个战场！
于是，明石元二郎首先是用钱去收买沙皇政府中的人，恰恰是沙皇政府里的人先向他提供情报，然后再把资金和武器提供给革命者，那才有更大的意义。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个歹毒的釜底抽薪之计。明石元二郎很快收买了包括俄军军官在内的十几个人，组建起沙皇政府中的“反政府网络”，由他在瑞典遥控，明石元二郎特别注意“保护”他们，免得他们被自己上班的单位给发现了，他给每个人都单独配备了联络员，采用单线联系，让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清楚。一般情况下只采用口头传递情报，万不得已需要寄出情报时，就用双重信封，里面装情报的信封写事先预定的姓名，万一被发现，就说这是一封受人委托转寄的书信，我自己也上当了，而明石元二郎在瑞典的收信名字和地址有十几个，还有女人的名字，他的笔迹也不停地换来换去，以逃过俄国宪兵和密探的检查。
在从这些人中获得大量情报之后，明石元二郎认为他已经有成为一种人的资格了，那就是“俄国革命领袖”，原来这家伙真的是以100万日元为启动资金，把“革命”当作一场事业的。接下来，他要致力于推动俄国各革命党派之间团结！在这位“革命领袖”看来，俄国国内的革命派很不团结，是阻碍革命运动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必须组成联盟共同革命。他先是结交了芬兰的革命领袖（当时芬兰为沙俄的属地），通过这位革命领袖的斡旋，1905年4月，终于把俄国国内十几个革命派别的领导人都招呼到了瑞士日内瓦，大家坐到一起开会。不管这些人起不起眼，政党势力有多强，明石元二郎事先对他们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会上打出了他的口号：“要钱给钱，要枪给枪，但你们必须团结！”
在这次联盟大会上，明石元二郎见到了一个当时并不引人注意的人物——列宁。看来列宁也是来寻求帮助的，但日俄在作战，对于要接受一个日本人的援助，列宁表示这是背叛祖国，他不能接受。明石元二郎立即反驳道：“你本为鞑靼人（据说列宁的母系具有蒙古血统），推翻有民族监狱之称的沙皇统治才是最大的爱国！”接下来，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列宁应该是很快离开了会场，并没有认明石元二郎为他革命事业的“金主”。
明石元二郎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短暂的会面，“列宁走到我的身旁小声说：‘你抽的是相当好的香烟……。’其实我并不认为我抽的是好烟，后来我意识到：一个劳苦大众的领袖，即使对一支香烟也不能不密切加以注意。”后来明石元二郎断言：将来能完成俄国革命大业的，必定是这个才三十多岁头发就掉得差不多的列宁同志。
列宁或许有顾虑，而其他一些革命派别的领导人就不一样了，对于资金和武器，他们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革命领袖”明石元二郎指出的确实是一针见血，他们深信沙皇及其残暴腐败的政府是“掠夺俄国、将俄国据为私有、陷俄国人民于苦海的恶魔”，与沙皇政府作战的日本恰恰是他们的盟友。
而作为革命运动的先驱，列宁本人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去。1905年5月1日，俄国开始出现几十万工人总罢工，他们喊着“我要面包”的口号，和政府的军警对峙，还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工人阶级的组织——苏维埃。俄国国内多地遍插红旗，几乎要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与此同时，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批评教育的许多士兵拒绝开赴前线，即使上了前线的也把“打倒沙皇”的口号带入了军队，波罗的海舰队一出航，有人就开始散布流言，说联合舰队会在半路伏击，于是舰上官兵一路疑神疑鬼，轰掉不少国家的渔船。现在看来，罗长官也确实不容易，当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灭的消息传来，列宁继续在舆论上炮轰沙皇政府，写了一篇名叫《覆灭》的文章：“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
与此同时，在沙俄的各个属地（芬兰、波兰、高加索地区等）其他革命派也纷纷趁机生事，要求脱离俄国“独立”。在波兰，大规模的暴动发生，哥萨克骑兵出动镇压，造成了2000多人的伤亡；在芬兰，俄国的官员不断遭到暗杀，俄国籍的官员都不敢说自己是俄国人。
后院四处起火，再加上前线战事不利，波罗的海舰队覆灭，已经无法“两线作战”，动摇了俄国进行持久战的决心。尼古拉二世明白了，原来在那些需要持久战的国家里，最关键的往往不是国民能不能持久战，而是政府能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去领导持久战，俄国广大的领土和强大的人力物力并不无条件属于沙皇政府，如果他的政府脱离人民的话。
明石元二郎的目的达到了，他让这100万日元发生了巨大的杀伤力，也用到了它的最后一元钱，就在他离开欧洲返回日本时，他用最后一笔钱购买的一船武器还在试图经公海转运后进入俄国，看来明石元二郎并非俄国真正的“革命领袖”，但自从有了他，俄国的革命达到了一个高潮！后来，了解内情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感叹：明石元二郎把相当于大山岩手下二十万精锐之师所干的事，一个人全干了，他是本世纪最可怕的一个人物！
尼古拉二世终于动摇了持久战的意志，接下来还有一个可怕的日本人，凭着一张嘴最终将尼古拉二世拉到谈判桌前，这个人就是游说美国作为日本“好朋友”的金子坚太郎。
金子坚太郎是明治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日本的第一部宪法就是他和伊藤博文等四人起草的。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有比较长的海外生活经历，深谙欧美人的习性，更重要的是曾经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是同班同学，这层“关系”对于日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开战之前，睦仁和伊藤博文等人判断，在战场上彻底战胜俄国，日军并没有多少把握，但只要日军能够坚持一两年，必定会出现可以由外国出面调停的时机，日本将争取用条约来巩固军事上的战果。而在世界强国中，法国是俄国的传统盟友不会出面，德国希望俄国陷入战争，也不会出面，英国是日本的盟约国也不能出面，有实力调停的就只剩下美国了。
于是在决定开战之前，伊藤博文就亲自找到了金子坚太郎，希望一旦开战，他能够前往美国，找到罗斯福说明情况，请美国做日本的“好朋友”，请罗斯福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出面调停日俄战争，促成日俄和谈，甚至在日本万难的时候，出面救千万日本人于水火，也就是说，金子坚太郎的任务是不仅要说动罗斯福愿意当“调停人”，还要说动罗斯福是站在日本这一边的“调停人”。
当伊藤博文把话说完时，金子坚太郎并没有立即答应，事实证明搞法律的都是十分严谨的。金子坚太郎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存在两个方面几乎不可战胜的困难，一是俄国曾在南北战争期间帮助过美国，对美国有恩，美国的很多富豪和俄国的贵族有联姻，无论是政治、经济和外交，美国与俄国的联系都要比与日本的联系更加紧密，俄国又那么强大，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美国都将选择与俄国成为“好朋友”，而不是选择日本。
更加不利的是，金子坚太郎曾亲自向日军陆海两军首脑了解过战场的胜算，得到的答复是“日本不占优势”，也就是说胜算最多五成。正因为深谙欧美人的习性，金子坚太郎知道，如果日军本身不能在战场上取胜，仅仅依靠同学这层关系让罗斯福愿意帮助日本，在美国人那里是行不通的。出于这两点考虑，金子坚太郎反过来建议由伊藤博文亲自前往美国，伊藤博文虽然不是罗斯福的同学，但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这一点在讲究实际的美国人那里更管用。
没有说动金子坚太郎，而在1904年2月4日，开战的决定依然做出了。2月4日晚，伊藤博文一出宫，就立即派人把金子坚太郎请到他的书房，要说动一个严谨的学者去办他认为没什么可能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在阴暗的书房里，伊藤博文只是给金子坚太郎让了让座，然后一个人陷入沉思，整整有二十多分钟没有开口说话，中间只吃了一碗家人送过来的粥。最后，伊藤博文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他抬起头来告诉金子坚太郎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开战，并且他自己必须留在日本，留在天皇身边，所以还是恳请金子坚太郎能够抛下一切顾虑，前往美国。
伊藤博文接下来对金子坚太郎说：“伊藤承蒙皇恩，享有高官厚禄直至今日，就是为赴如此国难，倘若这次日军战败，从战场撤退回国，我便到下关（马关）和退下来的士兵一起抗敌，妻子则去下关做饭团以慰将士，万一军人全部牺牲，我将与国民一道，决心战至最后一人！”
看着这位老先生愁眉苦脸的模样，金子坚太郎只能说：您也真是太能演了啊！
事实上金子坚太郎被打动了，是整个日本的勇气打动了他，而他也是日本人，面对日本，他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也真正明白了所担负之事的意义。伊藤博文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日本之所以在战争一开始就考虑议和，绝不是因为没有作战到底的信心要事先安排好退路，也绝不是要以出卖日本的国家利益来换取和谈，只是为了让日本的利益最大化，所以需要他去开展战时外交。这件事情自然越提早办越好，这样日本在将来才有主动权。明白这一点，金子坚太郎答应了，而当他出发时，睦仁派出了自己的老婆、也就是日本的皇后亲自前来为他送行，金子坚太郎感动不已。
1904年3月10日，金子坚太郎来到了美国之行的第一站旧金山，日本打着“抗俄援清”的旗号，当地的华人华侨很支持日本，不少人捐款捐物，还有人表示可以上前线帮助日本参战。然而，正如金子坚太郎预计的一样，美国的主流舆论并不利于日本，而且俄国驻美大使花了大笔的金钱，大肆在报纸上打广告，连篇发表攻击日本的文章，说俄国根本不想打仗，是日本偷袭旅顺俄军才不得不还击，日本不宣而战，这是有违国际准则的。这次战争，事实上是基督教国和反基督教国之间的战争，是黄种人的低级文明试图毁灭白种人的高级文明才爆发的战争，日本人是黄皮猴子，是野蛮世界里的人，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文明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惩罚日本，如果连日本都不能消灭，那将是文明世界的耻辱！
不得不说，俄国驻美大使打的这些广告是十分厉害的，金子坚太郎没什么钱打广告，他就更多地靠一张嘴，奔走于各大城市，在有影响力的人物和团体中不停地演讲和游说。金子坚太郎告诉美国人，在俄国看来，小小的日本竟然敢同他们交战，实在是不自量力，但这场战争不是日本人所期望的，也不是日本认为能胜利而发动的，只是如果不进行这场战争，日本就不能生存下去，所以才主动发动了这场战争。对于俄国来说，这场战争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领土扩张的欲望，但于日本则关系到民族存亡，从维护世界正义和人道出发，欧洲和美国不应该采取中立的立场，对俄国这种践踏人类文明的事情熟视无睹！
看来真是针锋相对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只看谁坚持得久一点。金子坚太郎在日本是参与了宪法起草的德高望重的学者，此时已经50多岁了，他在日本出席的场合都是受到隆重邀请和热情欢迎的，可是来到美国后谁也不认识他，就算是他主动求见，也处处碰壁，这让金子坚太郎很不舒服，但是想到自己的目标，他也战胜了自己，放下了面子和架子。没有助手，就自己一个人印资料、发传单、挤公共电车，每到一个美国的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广告推销员，大力推销日本的形象，只打广告的俄国大使落在下风，就组织人群在金子坚太郎住处游行示威，有人劝金子坚太郎雇保镖，以免被俄国人暗杀，金子坚太郎拒绝了，他说：“我巴不得自己被暗杀，如果是这样的话，正好让俄国形象大打折扣！”
3月底，金子坚太郎来到了华盛顿，在白宫见到了罗斯福。当金子坚太郎问起罗斯福的意见时，罗斯福说：“美国总统表示中立，但是西奥多・罗斯福却站在日本一边，而且确信日本必胜！”
罗斯福的表态令金子坚太郎大吃一惊，要知道就算是日本军方，也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必胜”。罗斯福说出了秘密：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来自于他自己对日本做了细致的研究，同时美国军方以及驻外使馆也一致报告说日本必胜！
罗斯福的表态给了金子坚太郎极大的安慰，他知道罗斯福是偏向日本的，但金子坚太郎很明白，他需要的不只是罗斯福个人偏向日本，而是“美国总统”也偏向日本。尽管罗斯福就是美国总统，但美国总统不会去做在美国没有一定的舆论支持和社会基础的事情，如果美国的舆论对日本一直是不利的，美国总统不会去帮助一个令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好感甚至是讨厌的国家。金子坚太郎认识到，他虽然是来找老同学帮忙的，老同学也不拒绝帮忙，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推给这位老同学就可以了，他首先要从罗斯福的角度，为作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最终能够完成帮助日本这件事情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看来这才是真正求人办事的路径，哪怕找到了美国总统也一样啊。
于是，告别了罗斯福，金子坚太郎又变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推销员，为推销日本的国家形象付出更加艰苦细致的努力，更加广泛地接触美国的有识之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日本得到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不得不说，这个意外收获十分关键。
在一次活动上，金子坚太郎遇到了美国著名的“亚当斯家族”成员亨利・亚当斯，这个人的祖上已经出过了两位美国总统，而他自己喜欢历史，是个比较有名的历史作家。亚当斯告诉金子坚太郎：他也确信日本会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是有一点他要提醒日本，俄国将来一定会从掌握欧洲金融命脉的犹太金融寡头那里筹措军费，但之前俄国对犹太人并不友好，甚至发生过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日本应该利用这一点，做犹太金融寡头的工作，使他们不要把钱借给俄国，同时，最好尽快向芬兰、瑞典派出密使，煽动内乱，狠戳俄国的背后，牵制它向战场前线增兵！
精彩，十分精彩，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一个人对他出生前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么将来很可能连他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金子坚太郎立即把这些建议发往国内，此时的高桥是清正在伦敦为筹款之事一筹莫展，接到这个国内转来的建议后才盯上了希夫等人，最后不仅没让犹太金融寡头借钱给俄国，反而让日本从这些人手里借到了钱，而在瑞典的明石元二郎也同时接到了国内转来的建议，他简直要把这位学历史的亚当斯当作知音。
这属于金子坚太郎的一个意外收获，他自己还必须继续把日本形象推销出去，当然，最好还是用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来说话，但此时日本陆军还没有完成登陆，只有东乡平八郎在旅顺港外进行封锁作战，一时还看不到战果，也就无法用日军的胜利来进行宣传。随着推销工作的深入和对美国社会更加了解，金子坚太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塑造英雄。
相较于其他国家，当时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各方面制度都比较完善的社会，这决定了大部分人在各自领域的表现都是差不多的，不会太差，但也不会太好。美国人认为这是正常的，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反而是很难创造英雄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很难见到英雄，美国人的骨子里有一种比较强烈的“个人英雄崇拜情结”，相比那些最终成功了的英雄，他们更加青睐那些失败了的英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的行为更加可贵。1898年，美西战争中打出“闭塞作战”的霍布森就是这样一位在美国人眼中了不起的英雄。
当金子坚太郎了解到东乡平八郎第二次“闭塞作战”的过程和结果时，悲壮而死的广濑武夫打动了他，他知道真正的机会来了！于是乎，在睦仁的亲自领导和参与下，日本国内迅速掀起了一股对广濑武夫的“造神运动”，而与此同时，在美国的金子坚太郎也大肆宣扬广濑武夫，本来没有一个美国人知道广濑武夫，但金子坚太郎只要说他是“日本版的霍布森”，所有美国人立刻就明白了，他们顿生好感，立即跷起大拇指说：“噢，你们日本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也有自己的霍布森！”
而日军的表现最终也没有拖后腿，虽然一直没有大胜，但逐步向着优势方向转化，陆海两地战场都是日军占据上风，战场上打不赢，那位俄国大使除了打广告也没底气参加什么活动了。而金子坚太郎却凭着坚忍的毅力，告别了最初受人冷遇的境地，不断收到出席各种活动和访谈的邀请。他重回母校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面对师生和记者，他说：“日俄开战，日本无论如何也没有取胜的希望，就是日本人也没有人认为这次战争会赢，不过日本如果退让一步，俄国就会紧逼一步，日本决心拿起武器，即使被灭亡也在所不惜。只要在世界史上写下这么一页我们就感到满足：‘过去在亚洲，有个称为日本的国家，因为反抗残暴的俄国的野蛮扩张，经过勇敢的战斗灭亡了！’”
为这一句，台下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而战场表现良好，战争债券也就越来越被看好，美国人不会跟正义过不去，也不会跟钱过不去，他们开始大批购买日本战争债券，投资的走向又反过来影响了舆论的走向，主流和民间舆论终于开始转向亲日。投资了日本战争债券的美国“股东们”用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日本的支持，一个人牵着几匹马找到了日方人员，说他可以组织一个骑兵团帮日军出战，理由是“听说日本骑兵吃尽了哥萨克骑兵的苦头？听说是因为你们没有好马，你看我们的马都是好马，让我们去教训那些该死的哥萨克吧！”；在学校，美国孩子拒绝穿俄国产的皮鞋，课余玩打仗游戏时，扮演俄军的一方必定是失败者；在歌舞剧院，当幻灯打出尼古拉二世的头像时，观众会立即骚动，高喊“取下去”，换上睦仁的头像，全场为之欢呼雀跃，学着日语高喊“班载”，每当日军有捷报传来，人们就会上街游行庆祝，就像是欢庆他们自己的胜利。
越是深入开展推销，越是深入接触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金子坚太郎越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助者他助”的道理，无论他的口才、见识多么好，多么能言善辩，日本都必须先自强，日军都必须先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战场上的最终胜利，一切都无从谈起，最终都会烟消云散。讲究所谓“平等”的西方人有个奇怪的逻辑：在他们的世界里，有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之分，当西方人把你当作野蛮人时，他们是不会去帮助你的，甚至不会去同情你，因为他们认为野蛮世界的事与他们无关，这正如人类不会因为丛林里的狼在吃羊而杀害狼一样。
对于金子坚太郎来说，他的工作也完成了，随着美国舆论的好转，对日本的支持率上升，他成功“帮助”了罗斯福，为罗斯福出面调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这件事情变得水到渠成，这个时候，罗斯福不去帮助日本反而有点不合时宜！
1905年2月8日，趁着日俄战争打响一周年之际，罗斯福首次以私人身份向尼古拉二世劝和：你们辛辛苦苦打了一年了，可以说打得难解难分，彼此难分胜负，谁也没打过谁，现在结束战争并不有损您的威严，但如果继续下去只会两败俱伤，真诚地希望两国为了和平早日停战。
此时奉天会战还没打响，睦仁和大本营的打算是，如果尼古拉二世同意停战，日本就和俄国开始谈判，但日本必须取得对本国有利的条约，否则奉天会战继续打响。
没想到尼古拉二世更是条汉子，他用一句话回呛罗斯福：俄罗斯帝国在奉天的几十万陆军精锐正枕戈待旦，波罗的海舰队正要扑灭日本，我们战斗到底！
接下来，俄军在奉天会战中失利，东乡平八郎更是全歼波罗的海舰队，明石元二郎煽动了更多的革命暴动，大家以为尼古拉二世这下该低头了，没想到他对于和谈又置之不理，反而决定把战场重新调回到陆上，下令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向前线增兵，看来又要继续打陆战。
这个狂人，看到俄军在陆上没打赢，他打到海上，海上没打赢，又重新打回陆上！尼古拉二世的疯狂终于连日本人都感到了害怕了，山县有朋战战兢兢地问周围人：莫非这个人要等到莫斯科、圣彼得堡被侵占，才会和谈？
而日军占领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尼古拉二世的顽强也大大出乎了睦仁和大本营的预料，他们重新评估了战场形势：眼前的局面绝不可能摧毁尼古拉二世的意志，绝不可能是战争的终点，要迫使这位强硬的人低头，必须达到一个目标——攻进俄国本土。
多少年来，在历代沙皇的头脑里，向来只有俄国掠夺别国领土，没有别国侵占俄国领土的份，所有的俄国人也不能接受领土被入侵，只要有一寸俄国土地被占，这都将是俄国人的民族感情难以承受的！
睦仁和大本营经过研究后认为，进攻俄国别的领土是没有指望的，只有一个目标——库页岛。它与日本只隔着宗谷海峡，并且远离俄国本土，孤悬海外，俄国驻兵稀少，重新集结重兵也来不及了，岛上总共的居民才3万人左右，日本只要派出一个师团就可以解决战斗。1905年8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占领库页岛全岛。
这大概是几百年来，俄国领土首次被外国军队侵占，虽然库页岛说到底也并非沙俄的领土，是他们从大清侵占的，但库页岛被日本人攻占已经让俄国国内群情激奋，引起极大的民愤。尼古拉二世本人和沙皇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革命者趁机四处暴动，火焰在熊熊燃烧，更要命的是，就连法国和德国两个传统的“盟友国家”竟然也落井下石，他们不但不再认购俄国的战争债券，竟然反过来认购日本的债券，看来是要搭上发财的最后一班车。
国外借不到钱了，这对尼古拉二世和俄国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他此时的境地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四面楚歌。战争是要建立在政府还能够运转的基础上的，如果政府运转都濒临危机了，那还是先保政府吧。
尼古拉二世任命了财政大臣维特作为他的代表前往美国与日方和谈。维特出发前，尼古拉二世特意接见了他，谈到条约时，尼古拉二世突然变得面目狰狞，他咬牙切齿地告诉维特：“我真诚希望谈判能导致战争和平解决，不过我不会允许俄罗斯让出一寸土地，也不会允许俄罗斯付出一个戈比（俄国硬币的最小面额）的赔款，记住，是一个戈比。”
带着这个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维特出发了。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维特一行人制定了应对日方的政策：第一条，做一个配称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特使，不因这个强大帝国一时稍受挫折而沮丧和心急，丝毫不能表露出俄国有急于求和的想法；第二条，和谈是在美国进行的，要以民主、朴素而毫不势利的作风博得美国人民的同情，特别是对在美国的记者要主动并殷勤对待，让所有的记者都容易与俄方接近，使他们舒服（吃一堑长一智）；第三条，犹太人在美国尤其是在纽约的势力很大，对他们要十分友好，不露出任何敌意（血的教训啊）。
1905年8月10日，在美国不起眼的港口城市朴茨茅斯，日俄和谈正式开始。日方的代表是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果然不出维特所料，他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把日方条件一口气说了好几条，维特这边的文书简直拿笔都写不赢。概括一下，小村寿太郎说的主要是这些：
第一，朝鲜半岛看来是“远东和平的最大祸源”，它就划归我们日本单独管理了；
第二，日俄都同时从满洲撤军，但你们之前取得的旅顺、大连湾的“租借”权以及附属特权都要转让给日本，同时东清铁路南满支线也要转让给日本；
第三，库页岛和附近的岛屿必须全部割让给日本，如果俄国不想割让，就必须按照甲午战后“还辽”的案例，允许你们以12亿日元“赎回”库页岛的北半部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第四，你们同意把逃入中立国港口的俄国军舰引渡回日本，因为那是日军在战场上的成果（算得真细），同时还要允许日本的渔民以后可以到你们在远东的海域打鱼；
第五，最后，为了保障日俄两国将来长久和平，你们必须对在远东的驻军人数有限制，海参崴必须由军港改成商港。
别看小村寿太郎说得滔滔不绝，对于这些条件，日本也是有区分的，第一、二条是“绝对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必争的；第三、四条是“相对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力争的；第五条是“附属的条件”，那是用于讨价还价的。
看来日本最为看重的是他们要全部得到朝鲜，其次是部分得到满洲。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必争条件中，除铁路部分改成转让从长春到旅顺外，其余都得到俄方的承认，也就是说，俄国将继续拥有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小村寿太郎已经在“必争”项目中基本实现了目标，接下来就是最为关键的要让俄国割地赔款问题。
维特把尼古拉二世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小村寿太郎：割地赔款是俄国民族感情难以承受的，俄国不割一寸地，也不赔一个戈比的款，否则俄国将毫不犹豫拿起武器重新战斗，我们虽然是来讲和，但绝没有到不惜一切代价求和的地步，俄国拒绝服从任何与其尊严不相符的条件！
“从你们的态度，似乎你们就成了战胜国了。”小村寿太郎说道。
“很遗憾，这里没有战胜国，也没有战败国。”还没等维特反驳，他的手下就站了起来。
双方眼看就要谈崩，罗斯福出面了，他劝告维特适当做出让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国真的可能需要把库页岛割让给日本，因为日军已经占领库页岛了，这个岛屿孤悬海外，波罗的海舰队既然已经灭亡，俄国缺乏远东海军，就没有收复该岛的希望。
维特觉得罗斯福说的也是实情，他立即给尼古拉二世发了封电报请示：“库页岛目前在日军手里，很难预料我们能很快把它给夺回来”，这是暗示尼古拉二世是不是可以在割地的问题上稍微做出妥协，反正俄国土地很多，反正将来再夺回库页岛也不是没有可能。
尼古拉二世在这封电报上做出批示：我已经说过不割一寸土地，不赔一个戈比的战费，在这点上我坚持到底。
这位老兄的脾气维特是清楚的，他知道怎么做了。下一轮会谈开始，维特直接说了一句话：我想告诉贵方，我们的条件就是这些条件了，不服就再打一次。
小村寿太郎当然也不能退让，谈判又陷入了僵局，又有谈崩了的危险，此时最急的倒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罗斯福。
调停是有政治风险的，把交战国双方叫到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和谈，他们却最终没谈成，又回去再打了，这在世界战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对罗斯福本人以及美国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也是一种严重的损害，以后美国政府也不太好在世界上混。正是因为预见到了这种风险，所以罗斯福才没有把和谈的地点选在华盛顿和纽约，而是选在了毫不起眼的小城朴茨茅斯让日俄低调地谈，悄悄地谈，没想到这两方天天都是拍桌子，天天都是叫喊着还是别谈了，我们回去再打，罗斯福算是明白了，也许这两方根本就是谈不拢的，能坐下来开始谈，能谈成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他干的实在是一项苦差。
没办法，罗斯福只好亲自出马竭力促成和谈，他以美国总统之尊，亲自给尼古拉二世写了一封信，信比较长，情真意切，主要意思是：库页岛在事实上已经被日军占领，无论怎么样，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试想，如果让岛上的日军再灰溜溜地全部撤回去，到头来俄国寸步没让，日本一寸土地也没得到，他们的政府在国内是不是也无法下台？沙皇您也是领导一个政府的，要知道领导一个政府难啊，国内的人民动不动就不满意了，人民不满意，政府就会很为难，必然会反过来战斗到底，这点上您真的还要体谅，如果您能考虑稍微做出妥协，我会尽量说服日本把库页岛的北半部以及附属岛屿归还俄国（这是对俄国要割让库页岛南半部以及附属岛屿的巧妙说法，避免刺激到尼古拉二世），至于日方提出俄国需要为“赎回”库页岛北半部支付12亿日元，这个款项最后的数额，我可以跟日本人去谈。
发完信后，罗斯福又把信的副本分别抄送给俄国的传统“盟友”德、法政府，请他们竭力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时，美国驻俄大使也按照信件的意思，亲自进入冬宫游说尼古拉二世，看来罗斯福把所有能出动的人都出动了，作为一个第三国的总统，他已经给了尼古拉二世足够大的面子。
从事实说，罗斯福的立场虽然一直比较倾向日本，但他说的也是实情，这个实情尼古拉二世也必须面对，在考虑完之后，尼古拉二世做出了他的第一次让步，也是最后一次让步：同意日本提出的得到库页岛南半部以及附属一切岛屿的要求，但日本希望得到的所谓俄国支付“赎回”库页岛北半部的赔款是：零。
在尼古拉二世看来，库页岛的一半割让给日本，那也只是暂时割让给日本，将来俄国还是要再夺回来的，但是如果日本人想要钱，一个戈比也没有。“他们想要的话，可以自己来取”，尼古拉二世强调了一遍，命人发电报给维特：“皇上命令你，如果日本代表仍然提出过分要求，就停止同他们的会谈。”
沙皇最后的底线已经露出来了，接下来就看日方的反应。维特一干人已经在收拾行李，做好了随时离开朴茨茅斯的准备，现在就连维特也有信心，尼古拉二世虽然极其强硬，但也并非完全狂妄无知，尽管再打一次俄国会有很多的困难，但事情总是有多方面的，也总是会很复杂的，尤其是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俄国的战费确实很紧张，没有国家愿意再借钱给他们，但俄国还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连尼古拉二世私人都藏了很多，必要的时候愿意把它们拿出来；革命之火确实很难扑灭，但俄国也在进行相关的君主立宪改革，罢工和骚乱的浪潮正在逐渐平息下去；最后，维特已经把谈判的过程和细节在美国当地报纸上披露出来，只要在俄国国内再公布，让俄国人们了解谈判破裂的过程，他们又会燃起保护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感情的斗志，在事实面前，革命党人自然也无法攻击沙皇是在“蒙蔽人民”，到那时，凝聚军心民意再打一次也不是不可能。
这就是尼古拉二世的底气，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用几乎蛮横的态度把这个底气发挥了出来，阻止了日本人在条约上贪得无厌，现在该轮到日本人来面对现实了。如果再打一次，日本的困难并不比俄国小，实际上也完全打不起了。罗斯福转而给日本政府写了一封长信，同样情真意切。罗斯福说：“如果日本是因为没有得到一寸土地而继续作战，那倒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日本只是为了一笔赔款而继续作战是不明智的，即使日本再打一年的仗，本身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哪怕日本最后取胜，占领了西伯利亚，俄国还是不会偿付任何赔款，甚至到那时连赔款的能力都没有，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俄国将拒绝赔款，而文明世界的舆论也将支持俄国拒付日本所索要的如此巨额或与此相近的款项。”
与此同时，犹太金融寡头希夫等“股东”警告日本政府：如果战争再继续打下去，这是一种互相毁灭的做法，对于我们的投资来说，一切的风险将变得极为不可控，我们恐怕将很难再向日本提供大量资金。
而随着和谈的进行，美国的舆论又开始倒向俄国了，这是因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维特等人始终遵循他们“善待记者”的原则，谈判过程对媒体全程透明和公开，而日本代表团恰恰相反，现在他们变成了索要的一方，只能狮子大开口，提出苛刻的条件，自然要竭力防备和阻挠记者的采访报道，不让美国媒体和民间知道更多的真相。就这样，双方代表团就像是拿着剧本的演员，处处各怀目的又小心翼翼，让美国的舆论发生了变化，大部分的舆论和美国人都认为，就两国在战场上的表现，日本应该获得库页岛，但继续要求俄国支付赔款是不对的。
日本没有实力了，也不能再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好接受现实，反正他们“必争”的目的已经达到。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历时19个月的战争结束，日本直接参战兵力约30万，总伤亡数超过了24万（阵亡约8.9万人），伤亡率高达80%，几乎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1人战死。俄军直接参战兵力约为50万，阵亡人数只有日军一半（4.3万人），但被俘人数是日军的40倍（8万对2000），日军以“死海战术”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加上和谈成果，保障了“利益线”，实现了开战前的预期目的。
战争还给日本带来了一个“长期利益”，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不得不承认日本已成为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日本已迈入“文明国家”的行列。1911年，西方国家在日本享有的关税协定权被彻底废除，从此结束了西方世界在日本的一切特权。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为这一目标走过了40多年的时间，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当时亚洲唯一能够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罗斯福为调停日俄战争做出了贡献，当时的舆论对他的评价是，“他让100万人放下了手中的枪，为此他将获得一座纪念碑”。1906年，罗斯福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而《朴茨茅斯和约》的签订也最终使得日俄两国在满洲保持了一种“均势”，完全符合美国一直推崇的“与其让一个国家的大兵留在那里并封闭那个市场，不如让各国的银行家和贸易商人进去互惠互利”的“门户开放”政策，爱好和平的罗斯福更爱美国国家利益。
根据条约，日本获得了东清铁路南满支线的大部分以及旅顺、大连湾的“租界”权，青泥洼自然不能再按俄国人的说法叫“达里尼特别市”，日方根据中文“大连湾”的名称，正式将青泥洼改名为大连市。
条约签订后，尼古拉二世在俄国国内加快进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等自由。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的速度远远追不上革命的速度。1917年，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主要力量的“十月革命”成功，沙皇政府被推翻，尼古拉二世走投无路，当年拒绝割让俄国一寸土地的他以及包括医生、厨师和仆人在内的全家11人惨遭革命者灭门，留下了欧洲皇室历史上最血腥的灭门惨剧。
条约签署了，虽然部分日本民众对这个结果也并不满意，甚至发生了反对条约的骚乱事件，但战争基本按照明治政府的意愿结束了，日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场盛大的庆功会在睦仁的要求和主持下召开，他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为这次战争做一个总结，也为此时的日本做一个总结。
这场战争最后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呢？他们确实曾经耀武扬威，但也到油尽灯枯之境，儿玉源太郎气色大不如前（1906年死于脑出血），秋山真之疯疯癫癫，神神道道，成天待在寺庙里面叫嚷着要出家。他幼年时没有当成和尚，现在倒真有可能要去当和尚了，或许他是没有战术可以研究了，只好去研究神佛，不能再向东乡长官倾诉了，只好去向佛祖倾诉。日俄战争，要去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还有一个人和死无异，那就是——乃木希典。
他总忘不了那些阵亡在203高地的第三军年轻士兵，那一张张充满稚气和憧憬的脸，他们是带着策马扬鞭的梦想来到前线，不是要死在本国军队的无差别炮火覆盖中，他们是他的士兵，却在事实上被他屠杀。
在那一天的庆功会上，有一个人的出场是值得提到的，他就是东乡平八郎，在所有人看来，东乡平八郎的发言是值得期待的，所有人也对东乡平八郎充满着喜爱，他们认为日本失去了一个旧武士的精神领袖西乡隆盛，却又得到了一个“新武士”的精神领袖东乡平八郎，失之西乡，收之东乡，这是日本的幸运。大家已经把东乡平八郎当成“国宝级”的人物，准备聆听他的高见妙论和充满智慧哲理的话语，人们特意掏出了准备好的小本子，抬头看着东乡平八郎，准备记录下他说的每一字每一句。
经历过多次战争的东乡平八郎，只想对日本有一个提醒，一个明确的、最后的提醒。
在我经历的那些战斗中，始终有一个未出场的英雄，一个站在幕后看不见的主角，他就是王阳明。王老夫子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人能自求多福，也会自作自受，一团体，一组织，一国家，一政府，一民族概莫能外。兵者，终究是不祥之物，唯有敬畏才能破除不祥，希望将来的日本能够对用兵之心有所节制，不要陷入对战争的狂热，不要陷入穷兵黩武的深渊，那些成天梦想着攻上中华大陆、叫嚣着“大陆政策”的人更要警醒。
中华文明依然很强大，它本身并没有过时，只是中华之子没有让它跟上时代，故步自封、家天下的大清朝廷对此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是它在主宰着中华大地，但日本不要再向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表露敌意。大清朝廷可以任凭腐朽堕落，它却抵挡不住中华前进的脚步，中华的力量之源，始终蕴藏于民间，广袤的中华大地如渊，如野，但也总是藏龙于渊，藏英于野，英雄皆崛起于草莽，继往开来者多始于布衣。只要每隔上千年，甚至只要几百年、几十年，中华民族中就会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和优秀儿女，怀着至诚之心，勇敢地站出来，用坚实的肩膀去承担自己的使命，终有一天，中华民族中的大多数人一定会发出他们的怒吼，搬开所有挡住他们前进的巨石，包括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
东乡平八郎太想把这一些告诉在场的每个人，但他实在是很不习惯说长篇大论的话语，特别是在这样的场合，简直比指挥联合舰队还要紧张，他准备了一块木牌，一块挂在腰间的能够表明他最后的态度与提醒的木牌，他举起了这块木牌，让周围的人们能够看到那上面的几个大字：
一生俯首拜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