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想走“君权一元专制化”道路的不只楚国，鄢陵之战的胜利者晋厉公，也是高瞻远瞩，得胜回国以后就着手肃清威胁君权的“三郤”家族，加强自己的地位。只可惜由于习惯势力的强大，他在灭掉“三郤”之后，遭到其它大家族的联手抵制与反扑，最终失败了。
所谓“三郤”家族，就是鄢陵之战的最佳男配角——“郤至”及其哥们儿郤锜(念其
)、郤犨(念抽)三个家族。他们都是鞍战英雄郤克的亲戚。作为卿大夫，他们从国君手中领取封邑，并被要求每年交粮完税，率领着封地上的武装向国君效忠。这就是封建制。在封建制下，国君只在名义上是晋国土地的所有制，而各大家族则是土地的实际占有者。所以国君一族与卿大夫家族必须联手共处，是一种“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国君得给大家族留面子，要求“刑不上大夫”。大家族的人犯罪可以减刑甚至赦免(这就像领导干部犯错误，有纪律处分一层保护着)。这种行“仁义”的作法直接导致大家族越来越骄傲，甚至凌辱国君。原来国君给他们规定的井田制度和礼仪规格也被纷纷打破。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铁器在开荒、生产中的使用，有的大家族富强起来，地开垦得越来越多，经济军事实力激增。他们不断突破编制，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开始弑君。国君往往处于劣势，受欺负，于是意识到专制的必要性。晋厉公首先就要对“三郤”实行专制。三郤拥有大量的封邑(接受赏赐来的，与别的家族交换来的，自己开垦来的)，他们经营有方，积累出雄厚的经济基础，搞得比国君还肥，其私人家族武装也压倒了国军。
三郤带着自己的家族武装，勤于国事，在内政外交都扮演重要角色，也颇占据不少政府席位，所谓“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借此也可以左右君王，并且进一步保护自己的家族长久安稳。但是俗话说：月满则亏，弦紧则断。三郤咄咄逼人的富贵和左右君权、扭动政坛的能力，给了晋厉公以巨大危机感，直接削弱了君权。也想学楚国的样走“君权专制化”的晋厉公又急又眼红，眼中仿佛长了钉子：“我再不能让这些收租子的白眼儿狼大夫折腾我了，我要夺回我的土地和权力。”
晋厉公想灭三郤，但国君一族的力量还不够(三郤有自己的家族军队啊)，这需要几个信得过的人来帮忙，于是胥童、夷羊五、长鱼矫遂成为“保皇党”。其中胥童的爷爷因为闹病，被迫赋闲，执政官位置让给了老郤家，两家因此结下了梁子。现在胥童终于出人头地了，成了晋厉公的gay。在床上的无数次亲密接触之后，他们建立了对彼此的信任，积极准备向郤氏发难。
于是，在晋厉公指使下，胥童、夷羊五、长鱼矫假装打群架，闹到一个郤的府门，正好另一个郤也在，请求二郤给他们断案。二郤刚要拍惊堂木，下边这些恐怖分子一拥而上，一个冷不防揪住“二郤”就揍。二郤的卫兵来不及反应，在一通群殴之后，二郤变成了片片儿，尸体被拖到朝堂上晾着。接着，豪富已极的郤家族人，人头滚滚落地。
第三个郤，郤至听说了这个消息，大义凛然，拒绝逃跑，他说：“信义的人不背叛自己的国君，勇敢的人不会选择作乱，国君要我死，一定有国君的道理。那我死掉好了。”鄢陵之战中表现出色的郤至(论述“晋人三大耻、楚人五必败”的)，就这么死在他所供职的国家中，这里没有什么道理，道理附着于权力。羊儿要吃草，羊儿有羊儿的道理，草有草的道理。浮华如花易散场。不过，郤氏也没有被完全杀绝，山西五台山现在还有姓郤的，他叫郤志华，他还在网上喊呢，要求大家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找他交朋友。快去吧！
晋国未来的“老油条”叔向在他有名的“叔向贺贫”里边说太有钱了不好，“匹夫何罪，怀玉其罪”。他把“三郤”的死因，简单归结为“恃其富宠”而没有“德”。事实上，三郤的死，纯粹是新、旧贵族(卿大夫与国君一族)争锋的结果。三郤这样的新贵族往往还代表着进步的生产力方向，比如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上发明了一个创举：把土地出租给农民，收取一定百分比的地租(基本上跟大地主刘文彩家一样)。这就叫实物地租，比国君一族传统使用的劳役地租更让农民来劲儿，很了不起，后代沿用了两千年。而所谓国君传统使用的劳役地租，就是叫农夫们在“井田”里干活，私田的庄稼归自己，公田的庄稼归国君。给自己干活还卖力气，给公家干活就出工不出力了，所以国君自己直属土地上的经济老是不上新台阶。这也是为什么三郤这样的家族比国君搞得还肥，经济实力凌驾国君之上。所谓“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占了国民生生产总值的一半，也是这种富裕给他的家族招来了国君的忌惮和杀戮。三郤的田庄，被国君和其它大家族瓜分。
春秋时代的战争，明线是南北方间的晋、楚争霸，暗线则是分封制下每个诸侯国君与卿大夫家族之间的争斗。晋国赵氏灭门案、三郤灭族案，以及某些弑君案，就是这种斗争白热化的结果，前者国君胜利了，后者国君失败了。总之当时国君的地位和力量，远没有后代皇权社会的皇帝那么隆起。当卿大夫大家族日益发展，国君一族日益衰弱，晋厉公谋灭大族，加强君权，就变的势在必行，无疑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三郤这个案例上，国君一族获得初步胜利。
也许是受了初步胜利的鼓舞，也许是贪得无厌，晋厉公及其“保皇派”们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的目标是除去所有威胁君权的白眼狼大家族势力。于是胥童继续发难，逮捕了执政官栾书，想灭掉栾氏。栾书为了保住自己，赶紧向晋厉公表忠心，说跟三郤划清界限，大骂郤至是楚国的特务。晋厉公变得犹豫了，觉得一朝杀死太多大臣不吉利，也不能把所有大家族都灭掉啊，国家还得依靠他们建设与保卫呢。于是就把栾书释放，并好言安慰。
栾书回家以后，战战兢兢，杯弓蛇影，中行偃就找他串联来了。中行偃不是俗人，是未来执政官，他怂恿栾书拿出辣手：既然主公已经不信任我们这些大家族了，我们干脆做了他，先下手为强。
于是这两人合伙搞了个“西安事变”，趁晋厉公出游到旧都“绛城”的时候，当场拘捕了晋厉公，随从人员胥童(保皇派)被就地处决。栾书、中行偃把晋厉公抓在手里以后，不知怎么处理才好，想召开各界精英大会，协商解决“西安事变”。当时晋国的社会名流，最知名的就属新军将“韩厥”了。韩厥不愿意分担造反派的罪名，于是杜门不出。
栾书、中行偃等了五天没动静，晋厉公又整天歇斯底里，于是就在大过年准备杀猪的时候，把晋厉公给杀了。用一辆破马车埋葬了他。诸侯葬礼应该用七辆马车做“陪嫁”，油漆大棺材里外三层，三十根原木垫底，殉马几百匹。而栾书只埋了一辆马车和薄皮棺材为他殉葬，是为了寒碜晋厉公，并且商议了一个恶谥给他：“厉”，跟西周暴君“周厉王”的美称一样。“厉”，原意是头上癞疮，谥法解释为“杀戮无辜”。其实晋厉公还是有能力的，对外获得鄢陵之战胜利，对内毕竟灭掉威胁君权的三郤家族。我们更愿意称呼他“鄢陵蜥蜴”——春秋十大蜥蜴之第三。
晋厉公灭掉三郤，是为了强化君权，稳定国家政治，无可厚非。但他打击面太大，同时又向栾氏伸手，终于在大家族的反扑下死去，由于遭到大家族反感而被谥为“厉”，不但没有强化君权，反倒给自己弄了个“杀戮无辜”的谥号。看来，做事手段过激，反而效果不美。后来汉武帝、武则天等人就高明的多，他们任用酷吏去残杀豪强望族，自己躲在幕后，等豪族被杀得差不多了，马上要反咬的时候了，再赶紧杀掉酷吏当替罪羊。
由于晋厉公的失败，晋国最终还是慢慢变成六卿专权，政出私门，最终君权作废，三家分晋。这个苦闷的结局给中原诸侯敲响警钟，在偿尽一番苦头之后，诸侯们到了战国以后开始启动“君权专制化”工程，强化君权，从立法角度来夺卿大夫的权，而不是采取晋厉公这种非常过激手段。这个工程交给法家人物来完成，就是“变法”：不再让大家族拥有封地了，而是中央统一委派郡县长官治理地方，随时任免。大家族没了封地，也就没了自身经济实力，也没了封地上的私人部队，又被取消了世袭特权，总之被骟掉了。后来的官僚全都没了脾气，变成了皇权时代唯唯诺诺的皇帝的奴才——春秋时代士大夫的刚烈直朴性情也一去不复返了，张扬个性与创造力的自由年代也结束了。但君权毕竟稳固了。法家帮助国君建立了一套高效运作且不会犯上作乱(因为已被去势——没有封邑和军队)的“职业官僚体系”。法家给这帮职业官僚们预备了聘任制的入选机制，以及以及绩效考核和军功赏罚等约束激励机制(所谓的法、术、势)，使得职业官僚们运作的政府效能颇高，既实现富国强兵的产出结果，又不至于上侵君权。这套体系顺理成章被秦始皇继承开创了未来的“皇权社会”，从而结束了商周的“多家族联合体执政”的封建制度，君权一元专制化成为主流，法家也因此得名为“法家”。但我们也看得出来，法家的理念不仅限于健全法律，更是一整套“君权专制化”的全盘方略。法家了不起啊！从强化君权这一根本目的来看，法家和儒家等于一丘之貉，并不对立。法家务实，儒家讲礼，目的都是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