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八国联军将天津城墙拆除，建于明永乐年间、有500年历史的天津古城墙从此不复存在，天津也成为了大清第一座拆除城墙的城市。自天津之后，汉口、上海、广州、长沙等城市纷纷仿效，一场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拆墙运动正式开始。几千年以来，各城都只有拼命加修城墙、加高城墙的，天津拉开了千年的大变局。
八国联军不止是要拆城墙的，他们重点要拆的是更加直接的军事设施，从山海关、大沽到天津的大片军营以及20多座炮台，全部被炸掉拆除。拆这些设施比较费力，八国后来向大清索要了17.7万美元的“破坏费”。
除了城墙和炮台，八国联军最为恐惧的是团民（清军已经跑了）。于是，他们在天津及其周边开始了“清剿”活动，天津独流、新河、塘沽的街道几乎全部被烧毁，多年以后这些地区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塘沽一扫光，新河半拉子庄。”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况。
百姓们不能再穿红衣服了，八国联军只要发现穿红衣服的人一律杀掉，连天津城里有一对正在办结婚喜事的新郎新娘都被枪杀。而人们在街上不能彼此作揖，这本来是一种中华传统习俗，但神经过敏的八国联军把它当作了义和团练功的一种仪式，凡是见到街上有作揖的人，立刻出动士兵“围捕”，即使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要交一笔罚款才能放走。所以1900年的天津流传一句顺口溜：大年初一别作揖，一碰碰见法兰西，洋钱罚了两块一，你说点儿低不点儿低。
在消除了安全方面的威胁之后，八国联军立即开始了一项梦寐以求的工作——发财。当然，抢劫主要集中在财富之地北京。
除了皇宫，能公开去哄抢的地方有很多，首先是“三海”，这里有自乾隆年代以来数以千计的珍宝、金石碑册和书画。英军和法军抢北海，德军抢中海，包括紫光阁等各处，日俄军合抢南海。天坛已经被英军事先占领，那里的财宝和文物自然就是他们的了。俄军抢先一步来到了颐和园，将颐和园里的物品用马车队浩浩荡荡地拉了3天，光是从马车上颠落下来的财物，就让跟在后面的人们捡到手软。
除了这些皇家园林，接下来就是社稷坛以及皇家寺庙，各种各样的祭件、佛像被搬走了，更厉害的是法军，他们还在清西陵抢了一把。
然后是政府衙门，北京各衙门损失库银6000万两以上，日军抢走了一半，他们比其他各军都聪明，第一个到达户部库房，搬走了约300万两左右的现银以及无数绫罗绸缎。搬完银子，又去皇仓运米，最后运走约32万石左右的大米。其他部门中，如翰林院4.6万册古籍——包括《永乐大典》607册被抢走，正阳门古观象台上10件精美的青铜天文仪器被法军和德军一件件拆下运走（后归还），就连光禄寺（主要管理宫廷筵席的机构）里吃饭用的金银碗筷都不知道被哪支军队给拿走了。
接下来被抢的是王公大臣的宅子，法军从被杀的户部满尚书立山家搜出价值约300万两白银以上的文物古董，运走；1891年去世的前军机大臣宝鋆的家里，被日军从水井里捞出了30万两现银，运走；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家里被搜出200万两现银，还有数不清的古玩珍宝，运走，最后用大车拉了7天。
再接下来是钱庄、当铺、各色商号等有值钱家伙的地方。在大栅栏大火中遭受打击不久的“四恒”钱庄再次被抢光。而北京城里其他近300家钱庄也难逃被抢劫的命运，不得不关门破产，北京的钱庄业遭受空前打击，清国的金融中心开始由北京移往上海。
最后寻常百姓家也是难逃厄运的，他们遭受的财产损失无法统计，英属军中的印度兵抢红了眼，他们连洋人“保护”的教民也没有放过，见女教民头上一小银簪亦抢之（［英］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在内城西四到东四，前门到虎坊桥，形成了一个文物大卖场，很多人瞬间变成了文物贩子，出手兑现，卖的人太多，就形成了买方市场。史料记载，这里的文物不是论件卖，而是论筐卖，一册《永乐大典》还不到一吊钱，如果你扔下一两银子，就能换来一筐文物，连筐都归你了。更多的文物后来出现在大英博物馆、法兰西博物馆以及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内。
参与抢劫的除了八国联军官兵，还有公使、公使秘书及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传教士、商人、外媒驻北京记者，以及在传教士“上帝助自助者”口号鼓舞下也加入抢劫队伍的部分清国教民。
1901年9月，康戈尔的秘书回美国时，他所携带的“个人收藏”塞满了几个火车皮，其中的一部分捐给了美国政府，然后成功地跃升为美国驻古巴公使，就连使馆区内北京饭店的老板瑞士人沙莫也发了大财。很多的洋人都住在北京饭店里，这里成为了第二个文物交易市场，沙莫自然也要趁机再大发一笔。1903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座三层复式海景别墅出现了，别墅主人沙莫在客厅里摆放着的是大清皇帝乾隆使用过的屏风，卧室里挂着的是慈禧曾经使用过的头饰。
天津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各支军队从这里就开始表现“不一样的抢劫风格”。平时很沉默、不爱与人交朋友的日军在大洗劫中也是特立独行，他们都是集体出动，为了装作“军纪好”一般不去抢百姓家，但专抢有钱的官府衙门，他们就在天津盐道衙门不声不响地搬走了几百万鹰洋和纹银。而除了现银，古董是日军的另一大所爱，天津城各衙门里一半的古茶杯、瓷碗、陶器、古画等，估计都是被日军“低调”地搬走了。
美军最爱的是现钱，他们对古董文物的兴趣不是特别大，抢来的古董文物只要一找到买家，就立刻转手兑现。大概是凭着对现银特别的嗅觉，在日军刚刚洗劫过的天津盐道衙门，美军让40名清国俘虏挖了4天，竟然又从地库里挖出几百万两纹银来，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找到的。
俄军最爱珠宝，不管在哪里，一见到珠宝肯定是要冲上去的。而他们还特别爱摔东西，似乎能得到特别的快感，尤其爱摔钟表和瓷器，只要是有俄国大兵经过的地方，一定是满地的碎片。
法军喜爱的是女性首饰，只要看见卖女性头饰、发卡、雕花之类用品的商号，法军一定会直奔进去抢上一番，以便将来回国送给情人。而食物也是他们的所爱，在天津，法军洗劫了天津城里几乎所有的火腿店，抢来的火腿在军营里堆成了一座山。
英军中印度兵和孟加拉兵抢东西时也要受欺负，好的东西都被其他军队抢走了，于是他们只好在农家后院里狂追鸡鸭。后来听说清国人有用财宝陪葬的习惯，于是，天津郊区几乎所有的新坟都被刨了一遍，棺材被劈，尸体丢在一旁，各种陪葬品被洗劫一空。
就这样，天津古城遭受了和北京一样被彻底洗劫的命运。在八国联军动手之前，天津城里原有的那些洋人代办、洋商等趁着城破大乱，跑到造币厂、总督衙门、珠宝店等财富集中地，将元宝、纹银和金条打包搬走，趁着黑夜逃遁，他们才是在天津抢得最多的人！
8月11日攻下通州后，八国联军开始屠城，通州所有的人家不是被杀就是四散逃命，十万人口的大邑几成空城。在通州失陷整整2个月后，一个法国军人来到通州，他发现这座城市仍然如一座鬼城，走进一个早已人去楼空的富裕人家的院落，院子里只有一只水桶，里面是一段被削去了皮的女子大腿，而她的头滚落在一旁的椅子下面，只剩下了白牙。头的旁边，是一个小孩的玩具。然后从通州到北京30多里的路程中，他竟然“没有看到一个清国人的身影”，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村（［法］毕耶尔・洛谛：《庚子外记》）。
而在8月14日攻破北京后，八国联军随即开始了大屠杀，为了报复，越是在内城，他们杀得越狠，街上看见清国人就开枪，日军开枪的时候，故意不打心脏，就是要看着中枪者痛苦倒地死去。如果抓到的人是团民，必定是先刑后杀。用酷刑这一方面日军比较擅长，他们发明的酷刑有跪角铁、轧杠子、先鞭打后背再敷盐、用纸卷辣椒面熏鼻子、用长钉刺眼睛、倒埋等。许多人想逃走，但已经来不及了，内外城门紧闭，护城河里塞满了试图逃走的人的尸体。
在屠杀的同时，搜索女人的行动开始了。在通州，就有“573名中上层妇女”因不堪忍受或者害怕遭到八国联军士兵污辱而纷纷跳井自杀，各处的水井和水缸中塞满了女子的尸体。而在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之后，长得漂亮的妇女被集中到胡同或者大院内，胡同两端和大院门口派兵把守，成为专供军官奸污发泄的“官妓”，而士兵也是不会放过作恶机会的，“每至夜间，必闯入人家，奸淫妇女。”（陈守谦：《燕晋弭兵记》）
裕禄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报复，他的七个女儿全部被抓到天坛轮奸，然后被迫沦为“官妓”；承恩公崇绮一家的女眷十多人被轮奸，疯狂的士兵们甚至连老太太都没放过；文华殿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受尽凌辱虐待而死，当时她已经90岁了。而印度兵和孟加拉兵把抓来的妇女剥去衣服，猥亵戏辱，不停地问：“你身上为什么这么白？我身上为什么这么黑？”轮奸完后，他们割下女人乳房，挑在刺刀上便走。
在八国联军的奸掠焚杀中，整个北京城的景象恍如隔世，全城见不到一点红色，不仅洋货铺纷纷恢复招牌，就连原来的国货店也纷纷改名，有向德国人致敬叫“德兴”“德昌”的，也有叫“日昌”“英盛”“义昌”的……康戈尔甚至还得到了一块匾和一把“万民伞”。
有路子的市民，请洋人和洋兵吃吃饭、泡泡澡、游游园子听听戏，请他们写各式“保护单”贴在家门口，比如英文“大美国顺民”“大英国顺民”“大日本顺民”，寺庙门口贴的是“上帝基督顺民”。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想办法弄来一顶西洋的帽子或者靴子，挂在门口，一户人家实在不懂英语，在门上用汉字写着：“俺不懂洋文，平心恭敬”，后来被人在旁边用英文加上一句“屋内有威士忌和烟草”，于是他家的门被踹开的次数就可想而知了，后来这人只好又在旁边加上一句：“严禁抢劫！予等已尽取之！”
北京城里已经没有一个官府衙门在运转。其实这也并不奇怪，连皇宫里都停工了，很多大臣也早已逃出了北京，即使开工，估计也找不到人来做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逃跑了，还有另外的一批大臣，他们没有逃，也没有躲，而是安静地留在家里，他们做出了一个相同的、令人吃惊的选择。
1899年秋，一位古董商人携带他从河南安阳收购的一些龟甲和兽骨来到京城，这些东西在安阳当地被称作“龙骨”，百姓们从地里挖出来后，发现可以用作药材，一直把它们捣碎了吃掉。而古董商人发觉这些“龙骨”实在有些特别，因为它们上面还似乎刻着许多看不懂的符号，于是他找到了朝中的大臣王懿荣，向他求教。
王懿荣对这些东西也十分感兴趣，在昏暗的书房里，他一头钻进故纸堆中，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经过反复推敲、鉴别、验证，终于解开了“龙骨”上神秘符号的秘密。原来那些安阳人吃掉的，竟然是3000多年的历史！这些神秘符号代表的，是汉字的源流，是能够证明“商”这个朝代在历史中是确实存在过的实物，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确证！
1899年的灵光一现，甲骨文横空出世，一片甲骨惊天下！
王懿荣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有“好古成魔”的称号。在发现甲骨文之前，他撰写的金石方面的著作已经多达30多部，甲骨文的发现虽然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却是和他潜心金石、刻苦钻研是无法分开的。
而好古的王懿荣在现实中的仕途却一直不怎么如意，36岁中进士之后，他曾三进翰林院、三入国子监这些“闲散衙门”，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王懿荣曾回山东老家办团练，然而成效并不大。
1900年6月17日，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之后，慈禧想起了王懿荣，任命他为京师团练大臣，继续办团练，此时北京已经到处有了“义和团”，简直没人会把办团练当作一件正经事。而王懿荣尽管无钱无人，每天都要来到宣武门外琉璃厂的团练局，多方奔走，想为朝廷再增添一支抵抗洋人的队伍。
8月14日，北京城破，这天是王懿荣最后一次来到团练局上班。15日清晨，在得知太后和皇上已经逃出北京后，他在家中投井自杀——“吾身渥受国恩，又膺备卫之责，今城破，义不可苟生。”
在王懿荣的身后，更多的人殉国：
怡亲王爱新觉罗・溥静一家百余口自焚；
多罗克勤郡王爱新觉罗・晋祺一家数十口服毒自杀；
承恩公崇绮一家百余口自焚，70多岁的崇绮本来已经逃到保定，听到这个消息后自杀；
大学士徐桐一家16口同时上吊自杀；
……
这就是另外的这些大臣们的故事，他们没有逃跑，而是自杀殉国。据有关史料统计，仅仅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后，自杀的王爷、大小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将近1800人！在1900年之战中，大清或战死、或自杀的官员有很多，但主动投降的文臣和武将确实不多。
然而，虽然他们的行为确实是令人尊敬的，但我说的是关于另外一种主题的故事。
他们中的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我没有在这里一一写出名字的普通小官们，都是如王懿荣那样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有的精于音律，有的工于绘画，大多有一门特殊的技艺。但是，他们也都如王懿荣那样，把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身于他们并不喜欢更不擅长的官场，他们的才华被湮没了，才气被磨去了，如果他们能够果断地放弃仕途，专心致志地投身于他们真正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中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会找到更加好的谋生手段，有更加充实的生活，更加完善的人生的意义。
很遗憾，他们没有。为什么千百年来，所有的人，不管性情如何，禀赋如何，都要一头扎进四书五经、八股文，然后开始漫漫赶考之路？
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里的“读书”不是真正获得知识、收获智慧、加深技艺、陶冶情操，只是科考的一个途径，而科考又是做官的途径，所以不如说是“唯有做官高”。
为什么千百年来，几乎无人放弃官场生涯而真正成就自己的爱好与特长？
因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做官，只有做大官，才是真正的成功，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我说的是关于另外一种的“选择”——个人的选择。只有先做好个人的选择，才能在关键时候做好对国家、对民族的选择；只有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只有先求个人强大，国家才能强大；只有先有条件去实现个人之梦，才有可能去实现国家之梦。
让我们再一次向王懿荣和这些自杀殉国的官员致敬吧，虽然他们并没有挡住八国联军的脚步，但他们的这种气节也在激励着另外一群人，一群能够真正阻截八国联军的人，他们已经来到了新的战场。
10月17日，在北京失陷整整两个月后，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才姗姗来迟地抵达北京，他把慈禧的寝宫作为了自己的住处。作为一位还没有经历任何战斗就上任的总司令，瓦德西自然也想在各军面前表现下自己，他更要执行威廉二世对清国人“绝不宽恕，不留活口”的指示。瓦德西命令八国联军兵分几路，开始对大清的“惩罚性郊游”。
这一场新的屠杀以北京为中心，北到张家口，东到山海关，南下保定、正定，八国联军“游”到哪里，就杀到哪里。以德军为主的分路军清剿北京良乡，一次性杀死250名没来得及逃跑的平民，良乡县令磕头求饶，才救下另外400名待杀的平民；德日联军分路军清剿北京南苑，大营村被夷为平地；意大利分兵清剿天津杨村，杨村周边村庄被扫平；英、法、德、意四国联军队南下占领保定，在裕禄死后成为新直隶总督的廷雍被杀，这是八国联军所杀的朝廷最高级别的官员。
已经逃向陕西的慈禧发出了命令，要求京津周边各地在军事上均不再以“守土”为第一要义，而是以保护逃亡的小朝廷为第一要义，除了派兵扼守通往山西、陕西的要塞外，其余地方都放弃抵抗，任八国联军横行。然而，瓦德西是不会放过这个逃亡小朝廷的，他决定让八国联军追着慈禧打下去，他是代表德国获得了八国联军总指挥权的，战争打得越深入、越长久，对德国就会越有利！
进攻陕西，必须先取山西，1900年11月，在德军大部队作为后援的情况下，法军先遣队开向直隶、山西交界处的东天门至娘子关一线，这里历来为进出山西的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娘子关，它是华北平原上突然隆起的高地，天然分开山西、直隶两省，过了娘子关往西，是山西，再往西，晋中平川上再无险峻高山阻隔，可以一路直取西安！
在清军东天门至娘子关防线，有一个人已经来到了这里，他将率军完成对八国联军的沉痛一击！
咸丰七年（1857年），18岁的湖南新宁小伙刘光才赶着家里唯一一头猪进城贩卖。他发现一伙人正在街边赌钱，忍不住玩了几手，结果把卖猪得来的钱输了个精光，于是他只好去参军，而这支队伍，正是曾国藩湘军中最早的一支之一——新宁江忠义部。40多年过去了，已经61岁的刘光才已经成了“老湘军”中硕果仅存的几位高级将领之一，另外一位是左宗棠的部将魏光焘，他在甲午战争牛庄阻击战中英勇阻击日军的事迹我们知道了，再有一位就是同为新宁人的刘坤一，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而刘光才始终在军中任职，他的职务是山西大同镇总兵，正处于德法联军进犯的第一线。对于刘光才来说，他不会像刘坤一那样与洋人“互保”，他是一个军人，他的职责就是作战，保护慈禧、阻截八国联军义无反顾！
刘光才统领湘军“劲”字营、江宁忠毅军、山西本地的晋威军、湖北武功营、从甘肃赶来增援的绿营和回回营，以及从北京撤退的原西山健锐营、神机营等禁旅八旗残部，在东天门至娘子关一带，倚险要山势组建百里长的防线，修筑关卡、炮台、长墙掩体、地洞，埋设地雷等，严阵以待来犯之敌。这是大清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保护慈禧以及逃亡小朝廷的最后一道防线。
瓦德西原本以为法军先遣队会轻松地拿下东天门和娘子关的，没想到法国人灰溜溜地跑回来了，边跑边说：“太可怕！太可怕！”于是德军派出主力增援，然而，号称当时世界最强陆军的德军也在刘光才防线面前止步。
为什么原本不堪一击的清军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另外一支军队？瓦德西困惑了，他只有增兵、增兵，不断地增兵！
从1900年11月至1901年4月，八国联军最终出动上万人的部队，采取了过去只有清军才会用的那一招——人海战术和车轮战术，连续进攻6个月之久，然而，仍然没能彻底突破娘子关防线，兵犯山西、陕西的企图被完全粉碎。八国联军也第一次出现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于清军的伤亡，法军的总阵亡人数达到了400多人，而主攻的德军阵亡人数在1400人以上！
这是一个令人无比震惊的歼敌数字，为1840年以来之仅有。即使是史上著名的1885年“镇南关大捷”中，歼敌人数还不到300人。能从海上一路打进北京的多国部队，却攻不下一座小小的山头；能从北京一路打到直隶、山西交界的德法联军，最后止步于娘子关前，只能望“关”兴叹！长期以来，刘光才的名字被埋没了，东天门至娘子关阻截战的名字被埋没了，人们不敢相信这竟然是腐朽堕落的清军能取得的成果，几十年来不是逃跑就是投降的清军竟然还能战胜洋人。然而这就是事实，德军的阵亡人数是在德军方面史料中的记载。
这场战役的胜利，是背水一战的胜利，是誓死保卫慈禧和逃亡小朝廷的决心和士气的胜利，而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秘诀——地利。无论八国联军如何来攻，身经百战的刘光才始终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以灵活机动的山地战在八国联军头顶上打冷枪，以极高的命中率格杀。这是在战斗机发明之前，世界战争史上又一次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灵活山地战的胜利！
然而，“地利”是不会主动找上门来的，你能发现它，它就存在，你能把握住它，它才能为你所用，你能运用得好，它才能使你的军队变得强大。当地利条件并不在战场时，临战指挥者有没有勇气主动放弃一些领地，去诱敌深入而又不会严重削弱本方军队的士气而演变成溃退？这确实是一项需要有高超的智慧、严密的组织以及强大凝聚力、执行力的工作，也就是说，“地利”之所以能成为“地利”，它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那几块“地”、那几座山头，而是人，是战场的指挥官以及执行的士兵！
东天门至娘子关阻截战的胜利，也正是刘光才和他重新组织起来的清兵的胜利，它说明了只要指挥得当、战术得当、组织得当，清军完全可以击碎所谓“洋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战胜60年来“每战必怯”的老毛病，击退一切来犯之敌！
瓦德西震惊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连首都都已经沦陷了的清军还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去阻击世界最强陆军，阻击多国部队！瓦德西印象中的清国人就是“东亚病夫”（Sick Man of East Asia），这也是甲午战争后英文报纸对清国人的报道（1896年《字林西报》），在朝廷大把花银子进口的情况下，清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比如“定远”舰、十三连发枪、克虏伯钢炮，但是他们仍然败了，这不是“病夫”是什么？
然而，一千多名强健的德军士兵倒在东天门至娘子关防线之前的现实，又不得不让瓦德西意识到另外一种可能：大清是落后的，落后的不是他们的武器、装备和财富，清国人也并不是真正的“病夫”，他们只是有一个远远落后于世界文明进程，也远远落后于它的子民的大清朝廷，造成全民腐败成风，军队不堪一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西方国家现在入侵大清越深，将来付出的代价将越沉重。因为所有的清国人，不管他们是朝廷的正规军还是具有“抗洋”精神的义和团，他们只需要一个好的政府，一种有效的组织！
“50年以后，就将有更多的‘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中国将贯彻她的民族计划！”时任大清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说。
瓦德西必须确认这一点，他本来就是德军陆军总参谋长，不能将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带到沟里啊。
在北京，瓦德西命令手下士兵把守城门，从经过城门的18岁至60岁清国男人中随机抽取，按照德国陆军新兵入伍的条件进行体格检查和各项测试，结果发现清国人的合格率并不低于德国人——传说中的“东亚病夫”并没有生病！
瓦德西赶紧一头是汗地给德皇威廉二世写信。
接到报告的威廉二世也震惊了，他一直是“黄祸论”的鼓吹者，但威廉二世认为西方世界应该“畏惧”的并不是清国人的“强”，而是他们的“弱”和“多”。正是因为他们如此弱小又人数众多，才会“危害世界”，而瓦德西的报告又彻底颠覆了这位德国皇帝对清国人的印象。
确认，必须赶紧确认！出于德国人的严谨，威廉二世派出了由十几名德国各领域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团”，不远万里地来到清国，又做起调查和测验，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和瓦德西一样，而且还给威廉二世补上了一条：“他们（清国人）的勤苦耐劳，更是在欧洲人之上。”
从长期来看的亏本买卖是不能干的，瓦德西明白了，威廉二世也明白了，以德国领衔的这场战争最好的结果就是见好就收，与清国朝廷和谈，并且最好不要占领大清的领土。否则即使朝廷不去反抗，大清的百姓最后也一定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方法奋起反抗！瓦德西的猜想并没有错，“生病”的不是清国人，而是统治他们的政府，是大清朝廷，正因如此，在这个朝廷彻底失去对大清国的掌控力之前，要尽量保留它的统治，保留慈禧的统治，以最小的代价，去获取西方国家最大的利益。
1901年5月23日，德皇威廉二世给瓦德西发电：召回大部分德国远征军，只留下一个旅的兵力，但要“将战后赔款的索取，务必提到最高限度”。
领衔的德国不再着急上火要灭亡大清朝廷了，也不愿意打破各国在大清现有的平衡而继续“瓜分”清国了，对于另外几个国家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首先是老毛子俄国，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他们已经在东北完成了趁火打劫，占领了东北大片土地。俄国人很清楚，朝廷最在意的只是京津，只要能保住首都不沦陷，慈禧和王公大臣还能回到北京，有个地方住，其他地方都是可以作为交换代价的。
于是俄国人需要的只是“变战为和”，八国联军不再侵占大清的领土，不再继续“瓜分”清国，反正他们自己已经“瓜分”完毕拿下东北了，只要尽快促成大清与八国的“议和”，别的国家就没有再起波澜的机会，他们就可以保住在东北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上拉拢住慈禧逃亡小朝廷，一举数得啊。
从1900年9月29日起，俄军就开始在八国联军中“带头”将大部分兵力撤出北京，并且开始在德国的强烈反对下积极促成李鸿章与八国的“议和”，他们竟然没有等到当时的瓦德西到北京上任，也没有理会当时血冲脑门的德国人希望打到西安的要求。俄国本来是德、法的“盟友”（1895年“三国同盟”曾经逼迫日本吐出了旅顺、大连），而在实际的国家利益面前，老毛子连“盟友”的台也给拆了，德国人就此给老毛子记上了一笔。
紧接着，1900年10月，美军也开始陆续撤出北京，他们也没有等到瓦德西到北京。作为即将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的国家，美国人的发财方式早就不再是占据殖民地了，他们对“瓜分”清国也是不感兴趣的。看见俄国人撤，美军只留了一千多人留守北京，其余军队撤回菲律宾和本土。
日军本来是英国的雇佣兵，是拿钱来打仗的，对于“瓜分”清国，他们的想法和甲午战争期间差不多：目前的日本无法吞下清国，只能在保证日本“利益线”（南面的台湾以及北面的朝鲜）的基础上，从清国捞取尽量多的银子，等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之后再打清国其他地方的主意。于是，在瓦德西到来之前，日军也跟在屁股后面开始撤出北京。
其他国家对“瓜分”不太积极，德法联军又在娘子关战斗中得到了“血的教训”，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八强中达成了：战争要适可而止，停止“瓜分”清国，停止灭亡慈禧逃亡小朝廷，清国的赔偿要用货币而不是领土支付！
李鸿章已经开始从广州启程，去签署他这一生最后一个留在和约上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