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回到1899年3月的山东，朱红灯成为拳民领袖，张汝梅因剿拳不力而被撤职，慈禧派出的甲午战争后的第三任山东巡抚，正是署江宁将军、汉军正黄旗人毓贤。
在出任山东巡抚之前，毓贤已经是一个老官僚了，他的官场生涯基本是在山东度过的，总共在山东做了20多年的官，算得上是山东官场的“本土派”。《清史稿》对毓贤的评价是——“善治盗，不惮斩戮”，这个评语应该说是十分准确的。
在1889年出任曹州知府后，毓贤曾经在3个月内杀掉了1500名“盗贼”——平均每个月杀500人，每天15人。而且是用的酷刑，其中包括：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气蛤蟆、站木笼等。这些刑法大多直白易懂，不用过多讲述。
但不得不说的是“气蛤蟆”和“站木笼”，这是毓贤同志的独特发明。
所谓“气蛤蟆”，就是把“盗贼”抓来之后，先捆绑住全身，捆绑要注意将胸腹勒得十分紧，让肚子鼓出来，然后站在一旁的行刑者手持一大木板，照着肚子使劲一板砸下去——这会出现什么后果大家是可想而知的，堪称一板取命。
而跟接下来的“站木笼”比起来，“气蛤蟆”的残酷程度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它至少可以死得干净利落。“站木笼”不是这样的，它是让人站进为犯人定制的一人高的木笼里，脖子四周用圆木卡住，脚下垫几块砖，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抽去一块砖——犯人就这样喉管破裂，慢慢被折磨而死。
自从发明这两个酷刑以来，能够过得了毓贤这一关的人绝无仅有，堪称毓贤式杀人法。而毓贤之所以要发明它们，其实也并不只是因为他很残忍，他也是被逼的啊。
当时的曹州曾经出现盗匪抢劫饷银的重大案件，朝廷震怒，慈禧大怒，明确指示“特事特办，严厉打击”。为了治理盗贼，毓贤可以“格杀勿论”！请大家注意“格杀勿论”和“就地正法”是不同的，“就地正法”是针对已经明确定罪的人，而“格杀勿论”用我们一句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按照《大清律》，朝廷处决犯人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流程。
首先，地方各级官员（包括督抚）是没有死刑终审权和核准权的，这些权力掌控在一个人的手上——皇帝。每年各地督抚都要将预判为死刑的犯人（斩监候、绞监候）名单上报朝廷，朝廷集中在八月的某一天，在天安门的金水桥旁，由军机大臣、内阁、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会审核实，然后上报皇帝，皇帝亲自“勾决”。
但皇帝老人家是不会把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勾掉的（以示皇恩浩荡），如果老人家突然内急或者打盹犯困，没被勾掉的人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那些被勾掉的人就只能活到秋后问斩的时候。这就是朝廷处死罪犯的正常流程，一般无特殊情况都需要经过这些流程。
由此可见，所谓的“格杀勿论”其实是带头违反了《大清律》，它没有经过地方官府的犯罪事实核查，也没有经过朝廷官员的会审，更没有经过皇帝的“勾决”，直接就让犯人人头落地了。不说“格杀勿论”中会冤杀多少无辜的人，就算是真正的盗贼，他们在这些流程中所有生存下来的机会也被无情地剥夺了。
而慈禧是不管这些的。在她看来，她就是《大清律》，毓贤同志就更加不会管《大清律》了，听慈禧的指示第一，连慈禧和朝廷都“特”了，他还敢不更加“特”？于是，毓贤用他的酷刑开始了在曹州地区的“严打”，直到打出一个“屠户”的名声。相信看过《老残游记》的人一定会对一个名叫“玉贤”的酷吏印象深刻，其实当时的讽刺小说作家刘鹗说的就是毓贤啊。
而另一方面，毓贤同志又很清廉。他从来不贪污，也不受贿，你要塞给他几两银子他一定比手着火了还急，所以他的个人财产一直只有几包破衣服而已，这也是有史料为证的。慈禧之所以选中毓贤，并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老山东”官僚，而是因为这个人在治理“盗贼”上确实有一套，在普通百姓中官声也很好，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官”，希望他能够成功救火。
这就是毓贤。在我看来，与其说毓贤是一个“酷吏”，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媚吏”。这样的官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表面上胆子很大，冷酷无情。实际上，他们的胆大是建立在“为了升官不顾一切”的心理基础上的，其实是个内心虚弱的人，表面上浩然正气，骨子里的“官胆”却很小，官场上一点点涉及顶戴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惶惶不安。他们并没有自己为官的操守和原则，“向上看”就是为官最大的秘诀，所以很多表面上看来互相矛盾的官品和行为在他们身上同时出现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就毓贤同志来说，他的“清廉”是为了讨好朝廷，“滥杀无辜”也是为了讨好朝廷，向慈禧邀功，便于自己升迁。如果当时慈禧的指示是“攻心为上，怀柔四海”，相信毓贤是绝对不会发明出两种酷刑的，他不亲自站在山头向“盗贼”喊话就已经不错了。
现在，毓贤终于成了山东巡抚，成了主政一省的地方大员，既然级别更高，考虑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同了。什么样的官位，说什么样的话，想什么样的事，这是几千年来的官场真理，再像曹州知府时那样冒着激起民变的危险乱捕滥杀，毓贤才不会那么傻呢。因为毓贤很清楚，巡抚的官声政绩搞得怎么样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在管辖之地护境安民，维护地方稳定，这才是朝廷考核的硬性标准。
也就是说，和前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和张汝梅一样，就任山东巡抚之后，毓贤最大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维护山东的稳定。这是不以哪位巡抚大人的个人性格为转移的，谁来当巡抚都一样。
而当毓贤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时，他这才发现李秉衡和张汝梅先后被撤是有原因的，自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义和拳并不同于那些普通的“盗贼”，他们举着“爱国”的旗帜（“扶清灭洋”）只与教民和洋人为难，老百姓确实感觉到义和拳是为自己出了气，更加拥护，因而一味剿拳就会有很大难度，也会引发更大的动荡。但是，洋人也是不好惹的，在北京的公使动不动就向总理衙门“抗议”，而朝廷既要防备百姓动乱，又担心洋人动武，每次都是夹在这两者中间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此时的慈禧正忙于巩固她的“临朝训政”，对“山东又有些人闹教”这样的小事她是没有多少特别留意的。她并不认为“义和拳”和过去那些闹几个月就散了的“乱民”的组织有多少区别。于是军机处和内阁更多时候就是把这些烫手的山芋又扔给了山东巡抚衙门——怎么办？你自己去办！办不好？换个人来替你的职。
毓贤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也感受到了有些六神无主和左右为难。现在他终于能够体会当年李秉衡和张汝梅的苦楚了，作为一个封疆大吏，面对本省一个特别突出的热点问题，很想听朝廷一句明白话，却迟迟讨不来，这是很让人不爽的——朝廷无论怎么做，最后都是对的，而他毓贤却是一点都错不得啊！
毓贤同志是个实在人，他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前两任的做法，研究朝廷曾经发布的可能与如何处理义和拳的各种相关上谕，也认真听取各地汇报，最后还是认为：必须把义和拳掌握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不能发生造成大范围轰动的事件，要让洋人满意，也要让百姓们满意，稳定第一。
毓贤开始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开始了真正的“救火”。他制定了针对义和拳的两手政策：一手以“剿”，一手以“抚”。
“剿”的方面就不用多说了，这正是毓贤同志的专长。但是，剿拳毕竟和之前的打击盗贼是不同的，这是老官僚遇到了新问题。毓贤同志的核心政策是“严拿首要，区分良莠”，具体政策其实可以概括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除了“首恶”（头领），一般不允许官兵杀死任何人，无论他是洋人还是拳民（最大程度地保护普通拳民和百姓，减少民变的直接风险）。
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必须准许村民组织起某种势均力敌的力量，与教会势力相制衡（这是在义和拳组织遍地开花的现实下，“从组织上”默许了义和拳的存在）。
第二是必须使用统一的标准一同打击拳民和教民的犯罪行为（这是尽量做到公正，不激化民教矛盾的任何一方）。
从表面上看，毓贤同志似乎在有意偏袒拳民，根本不能称之为“剿”啊。而实际上，毓贤也有毓贤的苦衷：基层官员（知县、知府）往往顶不住教会的压力而偏袒教民（冠县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基层官兵一旦下乡剿拳，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乱开枪，不仅造成普通拳民伤亡，还会误伤百姓。毓贤不得不强调这些，免得出事端。
而在“抚”的方面，毓贤向朝廷提出了前任张汝梅曾经提出过的一个建议：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义和拳问题，只有将义和拳招安收编，纳入朝廷承认的地方性合法武装——民团。
1898年五六月间，当时赵三多刚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这也是“义和拳”组织的第一次亮相，出了这样的大事，地方官府自然要往上报，而对于当时的巡抚张汝梅来说，如何上报，这又是一个问题。
“拳”这样的字眼是会让朝廷高层高度紧张的，如果你的管辖之地上出现了“拳”，那还了得！顶戴不保啊。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首次提出了招安收编义和拳的建议（“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而奏折的标题中，张汝梅更是直接行动，将非法的拳会“义和拳”改头换面为合法的民团——“义和团”！（《查明义民会即义和团并未滋事及妥筹办法折》）
从种种史料上看，这正是“义和团”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事情真的比较搞笑了，当赵三多不得不把梅花拳改称为义和拳，为“义和拳”的刺激性而忧心忡忡时，存在于官方正式文件中的却早已经是合法的名字——“义和团”。对于当时的赵三多等人而言，看来他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地方官府比他们更害怕将非法组织上报给朝廷！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正是因为张汝梅从一开始就抱有招安收编的念头，东昌知府才反复做赵三多的思想工作，劝他放弃，而事情的发展却都超过了赵三多和张汝梅的掌控能力，赵三多被手下激进分子胁迫亮旗起事，亡命江湖，张汝梅也因“剿拳不力”而下台。
现在，有“屠户”之称的毓贤又继承了张汝梅招安收编的想法，这是很令人意外的。然而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说的，不是毓贤同志突然起了善心，也不是他突然换了副心肠，而是等他坐上山东巡抚的位置之后，这才发现招安收编是彻底解决义和拳问题的唯一选择。
原因是，山东的军队不够。
四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山东是损失兵力最多的省份，而甲午战后，山东也分到了偿还《马关条约》赔款的任务。山东的财政入不敷出，年年亏空，为了缩小各地开支，挤出银两来偿还大量赔款，朝廷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裁军。山东也不例外，比如我们熟悉的冠县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按照编制，冠县至少应该驻守1名千总、7名骑兵和26名步兵（官兵总共34人）。而裁军之后，冠县只剩下了1名千总，1名副千总，8名步兵（官兵总共10人）。军费有没有减少不知道，反正这一裁又裁出一个副千总出来，是不是他是县老爷的小舅子没地方安置啊。
而那个时候军警是不分家的，平常地方驻军干得最多的，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警察干的活。冠县裁军之后，说得寒碜一点，连小偷小摸的都可以把那几个兵当作弱势群体，更别说去对付拳民了。所以在剿拳问题上山东经常向直隶发电请求帮忙。
朝廷又要裁军，又要确保稳定，在稳定上不能出任何差错，除了以最小的开支增加一些“军人”，当时的张汝梅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其实换成谁都没有办法，毓贤也一样。于是当“义和拳”越来越难以处理时，让他们加入官府几乎不要出钱的正规民团似乎就是最好的出路，既节省了军队去剿拳，又反过来增加了官府武装的人数去维护稳定，一举两得啊，每一任巡抚基本都会这么想的。
拳民并不是天生的“盗贼”，和毓贤过去打击的那些打家劫舍、祸害乡邻的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只要能给他们一份工作，让他们有饭吃，他们就不会再闹下去，历史上山东的梁山好汉都是招安收编的，拳民还有什么搞不定的？
这就是毓贤的手法，在面对山东具体省情之后的手法——一手以剿，一手以抚，剿中有抚，抚中有剿。当然，在毓贤看来，他的这套剿抚兼施的手法不仅是高明的，也是“安全”的——对头上的红顶子来说。
正如每次外敌入侵，朝廷里总有“和战”两派一样。在如何对待义和拳的问题上，朝廷里已经有“剿抚”两派之分。我们知道，观点之争的背后是党争，对义和拳的“主抚派”正是排外的端王集团，而“主剿派”是和洋人关系比较好的汉党，毓贤剿抚兼施，两不得罪，居中站队，潇洒骑墙。在后来的很多书中，人们对毓贤到底是如何对待义和拳的看法是比较矛盾的，一派人认为毓贤是“主剿”的，是不折不扣的“刽子手”“双手沾满了拳民和劳动人民的鲜血”；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毓贤是“义和拳组织最大的支持者”“鼓吹改拳会为民团”。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毓贤同志一贯的风格，那么一点都不奇怪，毓贤同志的这个矛盾形象，正如他出任山东巡抚之前的矛盾形象一样，不过是在继续“媚上”，在凶险的官场里精于算计，用心自保。
然而，就在毓贤战战兢兢地维护山东地区稳定之时，1899年10月，在毓贤上任半年之后，朱红灯率领队伍来到茌（chí)平以北的平原县，又有了惊人之举！
跟几个月前相比，朱红灯的队伍更加壮大了，名气也更响了。这次来到200里外的平原县，就是因为在这个县的杠子李庄，有两个地主拒不为拳民“助粮”，应杠子李庄拳民的邀请，朱红灯亲自率领队伍前来“助战”。结果是他不仅打开了这两个地主家的粮仓，还赶跑了杠子李庄的地主民团，成功地占领了杠子李庄！
这应该是拳民首次占领一座村庄，毓贤接报，他立即派出将领带兵前去围剿。带兵的这个人需要特别介绍一下，他是济南府候补知府、现任济南府亲军营管带袁世敦，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一定很熟悉，没错，他就是袁世凯同志同父异母的哥哥。
朱红灯在杠子李庄得到了袁大人率兵前来围剿的消息，于是他率领拳民向平原县城方向的一座神庙（森罗殿）转移。正是在向森罗殿转移的路途中，也许是还沉浸在刚刚占据一座村庄的喜悦之中，也许是为了安全起见、吸引更多的百姓加入，更或许是预感大难临头，临死前疯狂一把，朱红灯和他的队伍变得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了。
简单地说，朱红灯变得已经不像官兵口中所说的“拳匪”了，他主动改变了形象，自制了一身官袍穿在身上，像“官”那样大摇大摆地坐上了轿子，而他的队伍中打出了一面旗帜，一面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旗帜，这就是——
“天下义和团扶清灭洋”！
“义和团”的名号终于从原来只躺在官方文件中走向现实、走向大众了。从种种情况来看，这是史上“义和团”第一次公开亮旗。这不是简单的一字之差，也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在当时的情况下，“团”和“拳”是不同的，“拳”是朝廷要打击的，而“团”是朝廷承认的，甚至欢迎的。比起过去叫作“义和拳”，“义和团”更像一个光荣的合法组织，虽然这个名号是朱红灯他们自己打出来的，但光名号听上去就有“很官方”的感觉，能够让人忘记过去被称为“拳匪”的历史——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义和团”将逐渐取代“义和拳”，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称号！
当然，关于“义和团”的旗帜到底是如何打出的，在目前的史学界还是存在争论的。这倒不是因为第一手资料太多，而是资料根本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另外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是毓贤直接下令给拳民队伍改名为义和团，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从毓贤向朝廷提出“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顺延而来。前面我们知道，毓贤同志采取的是“剿抚兼施”的手段，而“命令改拳为团”实际上是夸大了这位正在骑墙的同志“抚”这一手的手段。要知道作为官场老狐狸的毓贤是绝对不会在朝廷还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擅自命令“改拳为团”的，这相当于私自招安，更何况除了“抚”的这一手，毓贤也一直在“剿”，即使他下令给拳民，拳民也不一定听他的啊。
在我看来，“义和团”这个名字的公开登场，是朱红灯的队伍自己改的，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它是“人民群众”之首创。而它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朱红灯和他的同胞们骨子里对“官”的向往和认可，也许“做官”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革命性”还不太彻底。王朝历史上很多反“官”之人，一有机会，立马就变成另外一种“官”，很多反皇帝之人，一有条件，立马腐朽堕落，变成另外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皇帝”。
那么朱红灯为何会知道“义和团”这个名号？这其实是并不奇怪的，既然两任山东巡抚都有过“改拳为团”的想法，朱红灯的队伍又时不时跟官府进行下“谈判”，就不可能不听到风声。而正如之前“扶清灭洋”的口号一样，积极“向官方靠拢”，给自己不合法的活动找件合法的外衣，这一直是基层百姓们的智慧啊。
袁世敦率兵包围了森罗殿，朱红灯侥幸逃出，就在逃跑过程中，已经“官化”的朱红灯“脱离群众”的作风引发亲信对他强烈不满，再加上逃亡途中大家都比较饿，分赃不均，亲信们竟然企图杀掉朱红灯。内讧中，朱红灯被手下人打伤逃走。11月21日，饥困交迫的朱红灯在茌平落到清兵手里，两天后（23日），清兵用重金收买了心诚和尚的外甥，心诚和尚被出卖落网，和朱红灯一起被押解至济南。
毓贤似乎成功了，义和拳两大著名头领都落在了他手里，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和拳问题的一举多得的策略也有了，看来他能够在巡抚宝座上坐稳了，然而，毓贤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巡抚也不好当啊。
朝廷里先是有人弹劾他“纵兵开枪”，“剿”得过火，虽然毓贤把罪名推到了袁世敦的身上，但仍然被传旨申饬，而袁世敦连顶戴都没了（“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著一并革职”）。
没过几天（11月28日），又一道上谕来了，这次是指责毓贤偏袒拳民，“剿”得不力（“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
再过几天（12月6日），毓贤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因为他知道了那个最后的结果，上谕：命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上谕虽然没有明确撤毓贤的职，但这已经是变相地撤职。此时的毓贤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袁世凯替代了他？
答案其实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有了。
1899年5月——在毓贤刚刚上任一个半月之后，在荣禄的运作下，袁世凯率领刚刚整编为武卫军右军的小站新军离开小站，去山东境内搞了一场军事演习，这场演习自然有向当时企图侵占山东的德军展现武力的意思，但在另外一方面，这也是汉党集团为日后的“以袁代毓”埋下伏笔：只有我们的人才有维护山东地区政局稳定的实力。
两个月后，袁世凯干脆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进一步提出了对山东问题该怎么办，而第一条就是“慎选牧令”。什么意思？毓贤同志不正在山东巡抚的位置上干得好好的嘛，你还要“慎选牧令”，这是明摆着说毓贤同志不行？
老袁是荣禄的心腹，他既然敢这么说，必定是荣禄同意的了，而荣禄既然同意袁世凯这么上奏折，说明他也同意了把袁世凯安插到山东去取代毓贤。有了荣禄的暗中撑腰，原本只负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才敢对山东问题十分“热情”，他左一个建议，右一个提醒，出谋划策，指指点点，看来老袁俨然认为自己就是下一任的山东巡抚了。
关键时刻，还需要汉党大佬李鸿章出手。此时毓贤“招安收编”义和拳的想法已经引起了汉党集团的严重不安，李鸿章动用了他的洋人幕僚，暗中联络德国驻北京公使克林德，希望克林德出面代表各国政府向总理衙门施压——让毓贤赶紧下台！
最后洋人这边出面的是美国公使康戈尔。12月5日，康戈尔向总理衙门提出：“应该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去替代他的职位，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接下来，康戈尔甚至不点名地把推荐袁大人的意思都说出来了：“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
12月6日，上谕颁布。汉党集团（主剿派）对山东巡抚的“以袁代毓”从毓贤上任不久后便开始酝酿，通过几个月的操作与行动，此时已成定局。
毓贤知道自己错了。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主剿派”还是“主抚派”，山东巡抚这个职位是这两派都必须拿下来的，因为只有掌握了山东巡抚，才能掌控义和拳的走势，才能尽量清除或者扩大“灭洋”。所以一个巡抚之职朝中两派必定死争，而毓贤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朝廷党争激烈之时，毓贤不是错在“积极站队”，而是错在没有“站队”，他还是在自作聪明地当“中间派”，自作聪明地骑墙。
事实上在党争激烈之时，根本就没有多少“骑墙”的空间，所谓的“中间派”才是最危险的，经历了戊戌政变之后的袁世凯大人肯定会同意这一点。无论原本是希望明哲保身还是置身事外，到了某个时刻，你就只能“旗帜鲜明”地站队，别无选择，越当机立断，站得越鲜明、越彻底越好。不然，反对你的那一派会将你视为眼中钉，而倾向你的那一派也不会死保你，两面三刀的结果一定是你自己挨三刀——一刀会是这派捅的，另一刀会是那派捅的，而第三刀呢？那会是你自己后悔捅下去的！
那么站错了怎么办？其实也不能怎么办，认输，有的时候还得认命，大家都是赌一把。
这就是专制王朝中官场权斗的残酷，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呢？为什么到最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成王就是败寇呢？这是因为王朝的官场斗争从源头上就决定了没有多少缓冲余地，就注定了你不是这派就是那派，很难独善其身——除非你退出官场。
做官何其难也！
1899年12月底，袁世凯带着武卫军右军从小站开进山东，这是他首次成为“方面大员”，自然得小心谨慎。不过还没等他在山东好好喘口气，之前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南方督办税务的刚毅迅速回京了，他回京就是来采取补救措施的。在刚毅的组织下，各路言官御史开始密集地上折子参他老袁，试图把这个新任巡抚给弄回来（“为今日之计，唯有先令袁北归”）。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老兄袁世敦自然希望弟弟能帮他“运作运作”，让他官复原职，他是在山东丢的官，而袁世凯又是新任署山东巡抚，这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袁世凯原本也是打算这么做的。
但是，当端王集团向他集中开火之后，袁世凯立即意识到此事万万不可为，他帮不了哥哥了，袁世敦最终丢官，并且被驱逐回河南原籍，从此他对袁世凯记恨一辈子。1902年，袁世凯扶生母刘氏灵柩回河南项城老家安葬，此时刘氏已经被慈禧封为一品诰命夫人，老袁也只有一个心愿：让母亲风光下葬。没想到袁世敦以嫡子的身份拒绝刘氏葬入祖坟，如果一定要葬入，也只能葬在他们父亲的脚边（袁世凯的母亲是庶妻），袁世凯苦苦求情也无效，河南巡抚亲自出面调解也无效，说起来这也是符合宗法伦理的家事，不论袁世凯官做多大，也只能听他老兄的。最后袁世凯只得生生将他母亲葬在了别处——从此，袁世凯不再回项城老家，死后也不葬在项城老家。
这是后话。现在，面对义和拳问题，袁世凯必须拿出他的一套，不然，刚毅等人绝对有借口有实力让他步前几任山东巡抚的后尘——“顶戴还未热，又被摘去也”。
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个试验。
虽然义和拳“刀枪不入”的神话袁世凯是不怎么信的，但这毕竟传得神乎其神的，袁世凯必须亲自验证它到底是神话还是鬼话。
一位“大师兄”被请到了府上，然后袁世凯亲自朝他开了一枪，结果可想而知，对于“刀枪不入”，袁世凯心里也有底了。
按照老袁的脾气，他应该大开杀戒了，然而，袁世凯并没有这么做——朝中还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啊。袁世凯先把军队按下，采取了另外一套非武力的手法。
这就是以“官员战争”去对付义和拳的“人民战争”。
一直以来，拳民比较分散，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给剿拳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当官兵开进乡村时，拳民只要把头上的红头巾一扯，把长矛大刀一扔，拿把锄头走进地里使劲刨地即可，反正也没人告密。而等清军一走，他们又拍拍手上的灰，把红头巾给戴上了。
而袁世凯同志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跟他吃同一碗饭的人——官。一进入山东，袁世凯首先以巡抚衙门的名义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和《严禁拳匪暂行章程》，明确宣布“义和团”非法——并没有什么“义和团”，只有“义和拳匪”，这就给那些不知道“上面”还会不会招安收编义和拳的大小官员吃了一颗定心丸。
政策上明确了，然后袁世凯就开始着手发动所有的官员、半官员（地主、乡绅和团练等），命令他们都要对“拳匪”进行排查。这道命令是不奇怪的，任何一个巡抚都想得出，但袁世凯的特别之处是他想出了一套新的制度。
这就是“日报制”。
巡抚衙门规定：各州府每天必须把当地“拳匪”情况直接上报给巡抚衙门，由袁世凯大人亲自处理，出现一件处理一件，绝不拖泥带水。
而跟“日报制”配套的还有另外一项制度——考核制度。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一系列的考核细则制定了，对在防止和平息“拳乱”中表现良好的地方官立即奖，不好的立即罚，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的官员立即革职。
当然，袁世凯大人对官场里的各种“小九九”是很清楚的，他太清楚只听取汇报也是不行的，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那里有多少弄虚作假和瞒报假报，于是，袁世凯又制定了一个和考核配套的制度——巡视制度。
他派出了多个督导组分赴各地，层层检查、层层督导，责任落实到人，而督导员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就是考核细则，通过制度去管官。
如此一来，各级地方官就不得不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去对付义和拳，县老爷下乡的热情很高，姨太太们也不打麻将了，而是出去打探“拳匪”消息了，加上地主、士绅和团练的力量，拳民们可谓陷入了“官员战争的汪洋大海”。很多事件都消灭在了源头，很多矛盾都化解在了当地，剿拳工作的难题也迎刃而解了。
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以后，武卫军右军才在低调中出场了。
一部分士兵去保护各地教堂，大部分士兵用来对付拳民，而袁世凯给士兵的任务不是直接剿灭拳民，而是阻止拳民聚集。士兵们驻扎在各乡、县之间的交通要道，对来往行人进行检查，同时花点银子收买流氓地痞，让他们提供情报或者搞搞策反工作（老袁的擅长）。如此一来，拳民们被迫分割在一个个的区域，无法串联——没人气，再好的戏它也出不来。
接下来，真正负责“剿拳”的机动部队才出动了，重点清剿规模比较大的拳民组织，追捕影响比较大的拳民头领，以达到杀鸡骇猴、以一儆百的效果。袁世凯在动用武力方面虽然比较低调，但低调中也有高调。他公开告示：凡是聚集拳民数量达到40人以上的拳民头领被捕后不审不问，只有四个字：杀头示众！
1900年2月——在上任不足三个月时，袁世凯在巡抚衙门宣布：原来的“日报制”终止，改为“有情况随时上报”。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山东的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袁大人在不动声色间迅速实现了山东的稳定！虽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他手里有一支万余人的军队是分不开的（能够破解前几任山东巡抚面临的“军队不够”的难题），但行政领域的创新才是袁世凯的真正厉害之处。为了不给“主抚派”轻易留下把柄，他有意控制武力，又为了把平息“拳乱”的工作落到实处，他创造性地用制度去管官，这个家伙果然有两把刷子。
朝廷在这个月立即将袁世凯的署理山东巡抚之职改为实授，看来对于朝廷来说，稳定压倒一切，事实又胜于雄辩。他老袁又升官了，正式成为封疆大吏——省部级高官，更重要的是军政一把抓，既是山东巡抚，又是武卫军右军统领，巡抚大印加指挥刀，这在所有的封疆大吏里绝无仅有。如果我们还记得袁世凯在朝鲜时想成为军政人物的那个遥远的梦想，从这一天起，袁世凯的梦想算是真正地实现了！
恭喜你啊，大人！
而在1899年12月底，在袁世凯来山东上任的同时，心事重重的毓贤进京了，他见到的第一个人，正是——端王。
端王府，此时应该有两个人在那里面面相觑，惺惺相惜：
“哥们儿，你为什么来啊？”
“巡抚被撤。”
“大人，您为什么愁眉苦脸啊？”
“废立被阻。”
此时的端王是一个被洋人和汉党逼得走投无路、对洋人恨得咬牙切齿又没地儿撒气的人，而此时的毓贤是一个内心充满着悲愤和委屈，急于想证明自己的人。
在党争激烈的朝廷，想证明自己，就必须先站队。
毓贤当然是有本钱向端王集团站队的，因为他刚从拳民第一线回来，最清楚拳民的情况。而端王集团的权贵们之所以对拳民有兴趣，并不是突然对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和纠纷有了兴趣，突然关心起民间疾苦来，而是洋人一次次妨碍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他们对洋人恨之入骨——“毓贤大人，这些人‘灭洋’灭得怎么样啊？”
一拍即合！一群同是天涯沦落之人，因为一个叫“义和拳”的组织，走到一起来。
当然，在毓贤的嘴里，是不会称“拳民”的，也不会称“拳匪”，而是“义和团民”。
毓贤告诉端王以及他的核心成员：义和团民忠诚可靠，他们绝不是乱民，是真心扶清灭洋的！
王爷您不是恨洋鬼子、恨那些汉官吗，袁世凯入主山东后，一定会对义和团民围追堵截，团民在山东肯定不好容身。王爷您如果能代表朝廷，去暗中支持他们、策应他们，暗中扶植他们和鼓动他们，而且还要将他们引向北京。天子脚下守卫森严，团民如果只是顾眼前利益，烧烧教堂抢抢粮食，绝不会自动去往北京的，但王爷您就有办法。只要团民进京，他们就是一支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帮助您去威胁那些冥顽不化的公使，帮助您去打洋鬼子，帮助您去斗垮那些汉臣，斗垮反对废立的官员，扫平夺权路上的一切阻碍！
这样的话，自然是不用明白说出来的，大家都清楚。接下来就看表演了。
毓贤叫来了一名“大师兄”，让他当众表演起“刀枪不入”——当然，毓贤很清楚这只是表演。在离开山东之前，毓贤下令处死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这两个人反正要死，不能把他们留给袁世凯。连两大头领都被证实了是肉身凡胎，难道毓贤还对其他人的“刀枪不入”抱有幻想？
但表演还是需要的，毓贤需要，端王需要，其他观众也需要。
表演完毕，在场的人士啧啧称赞。
端王当场拍板：如此义和团民，不仅忠勇爱国而且神通广大，值得肯定，应该重用！
就这样了，“义和团”终于成了毓贤投靠的砝码和新的进阶礼物。毓贤的内心原本是积郁着愤怒、委屈和不满的，现在，位高权重的端王竟然跟他“深有同感”，这让毓贤有种莫名的心安。要知道在官场，能够“紧跟”一个上层也是相当不易的，更何况还能去抱紧他的大腿！
之后毓贤在皇宫觐见了慈禧，对于太后大人来说，她只知道袁世凯去了山东，毓贤的去职多少有些委屈，于是她又搬出了“搞平衡”的那一招：按惯例赐毓贤一个“福”字，让他去山西当巡抚。
而端王集团也终于不用把希望寄托在谣言上了，在一次次造谣失败之后，他们找到了新的“外援”，终于不再把目光局限在皇宫内部，而是投向广袤的民间。有了接下来端王集团对团民的暗中扶植、幕后策应和帮助，官方出于党争需要的“灭洋”和民间出于利益诉求的“灭洋”捆绑在了一起；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合流了——这才是“义和团运动”的真相。
对于端王集团来说，他们是否就真的相信了团民的“刀枪不入”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团民能否真的能够“刀枪不入”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是一支对扫除废立障碍有帮助的生力军，一支对实现政治阴谋有帮助的生力军，也能够让追随者相信，端王集团已经找到了一个对付洋人的好办法，一支对抗洋人的庞大队伍——广大的团民能“刀枪不入”最好，即使不能，也要继续让更多的团民有“刀枪不入”的信念而不惧洋人，那会是多好的靶子啊。
启用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是很小的，比再去组建一支军队的成本小多了。几千年以来，所谓“发动群众”的成本是最小的，因为“群众”可以相互去发动。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很容易冷静，群体却反而很容易变得疯狂的根源。你需要做的只是要煽动他们原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如果不是对利益入侵的恐惧中迸发出来的恨，那就最好是能够唤起为激情去献身的壮怀激烈的爱——比如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
而义和团竟然可以连这两点都占了，他们是“恨洋人”的，但这种“恨”在骨子里也是对“洋”的恐惧，只要操纵这种恐惧，就能将它转化成可怕的破坏力量，就能形成针对“洋”的群体性恐怖；他们也是“爱大清”的，但这种“爱”并不是他们认为大清值得他们去爱，而正是因为对大清的失望才“扶清”，只要放大他们心中的这种期望（赶走洋人，大清就会变强，我们大家就会过好日子），就能带来神挡灭神佛挡灭佛的群体性疯狂——这难道不比单个人的“刀枪不入”更具利用价值么？
也就是说，在端王集团这样有政治阴谋的集团眼里，义和团的利用价值首先是作为“一个群体”“一支生力军”的利用价值，而不是某个武艺超群、刀枪不入的“大师兄”和团民。同样是朝廷的高官，同样是经历国门被洋枪洋炮轰开60年后，同样经历洋务运动30多年，不是汉党就天然嘲笑“刀枪不入”而端王集团天然就迷信“刀枪不入”。端王集团看中的，是这支队伍它能够为他们带来超过“刀枪不入”几倍、几十倍的疯狂！
端王集团以官府的幕后力量，不遗余力地去渲染“灭洋”，鼓动“爱国”。义和团原本的“灭洋”只是针对跟团民利益相关的传教士、教会，也只是在乡村活跃，而这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去烧教堂、攻击教民和传教士怎么行呢？必须将“灭洋”符号化，去灭大清所有与“洋”有关的东西，比如铁路啊、火车啊、电报啊，等等。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一年多以后，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死不瞑目的李鸿章大骂：“可恨毓贤误国至此！”然而，误国的又何止是毓贤？李鸿章只敢骂一个毓贤，不敢骂的有太多。
就是从这里开始，在经历赵三多的“维权版本”、朱红灯的“抢财版本”之后，“半官方版本”的义和团被捆绑上了朝廷党争、政治小集团的权力野心和权力斗争，从此再无回头路。团民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出于自保高喊的“扶清灭洋”，其实到头来还是需要被“清”扶——被大清某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权势集团扶。
从这一刻起，他们不仅将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将无法主宰义和团这个组织的命运，而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他们的“恨”（灭洋）会变味——从原来的利益诉求变为极端排外；“爱国”也会完全变味——从事实上说，洋人是欺辱了大清，损害了大清子民的某些正当利益，然而，爱国是没有错的，但被政治阴谋家利用的“爱国”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在某些时候，“爱国”不仅是许多流氓施暴者最后的庇护所，也是许多野心家最后的庇护所。
史料记载，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前后（公元1900年4月前后），正当袁世凯已在山东恢复“稳定”，山东的义和团归于沉寂之际，在直隶的义和团却经过几个月的发展，终于达到爆发式的高潮！大量团民似乎是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迅速遍布整个直隶，直隶不仅取代山东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中心，更是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山东而成为了团民的天下，红头巾的海洋！从构成上看，他们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从山东境内过来的“老团”，一部分是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南部原有的团民，而更多的，则是新的团民，在1900年春新加入的团民。
义和团，起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孩童个个拿起刀，
保国逞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