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的最西部，山东、直隶、河南三省交界处，有一个叫冠县的地方。和清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它土地贫瘠，人们靠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为生，思想封闭。自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允许传教士进入清国内陆地区传教之后，在冠县总共24个村中，有11个村建起了教堂。
梨园屯就是这11个村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总共有300多户人家的大村，其中入教的教民有20多户，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镇”。
而镇民和教民的相处并不和谐。
1861年，第一批传教士便到达梨园屯，之后陆续有其他传教士到来。外来人口到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他们见屯子中心有一座已经破败的玉皇庙空着，久而久之便打起了这座破庙的主意——想在这座玉皇庙的地基上建一座教堂。
但要拆迁掉这座玉皇庙，还是会有不小的麻烦，因为这座庙也是有主人的。
大约在康熙年间，梨园屯当地的富人捐出了一块地，总共有41亩左右，分作两部分。
一部分是三亩多的宅基地，主要用于修建当时的“希望小学”——义学和义学旁边的玉皇庙。另外一部分是大约38亩的耕地，这是“学田”，用来维持义学的日常开支。
现在我们知道了，玉皇庙的房产和地产是屯子里公产的一部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是镇民共有的小产权“庙”。镇民的想法是，如果传教士可以不打这块地皮的主意，换别的地方修教堂，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就不用搬家，那就最好；如果一定要拆迁玉皇庙重建教堂，那么至少要给神仙一笔“安置费”吧。
当然，所谓的“神仙安置费”也就是给镇民们的一笔拆迁费，地是大家的，你要用地，就必须出钱。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屯子里的人最担心的就是：传教士仗着他们是洋人，强拆了玉皇庙，拆迁费却没有着落。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证明镇民们想多了，传教士并没有强拆，只有20多户教民向街道办事处主任（三街会首）提出了一个请求：将那41亩地和房产分了了事，并且他们这些教民只要包括玉皇庙在内的那三亩宅基地。
教民们虽然入了洋教，但他们世世代代也是梨园屯的人，祖辈们留下的公产自然也有他们的份儿。于是街道办事处主任召集当地士绅研究商讨，确定了分配方案：20多户教民如愿以偿地分到了那三亩宅基地，而其他近300户镇民分得了38亩耕地。
虽然宅基地是教民自己想要的，但街道办主任们搞出这个分配方案还是别有用心的。街道主任并不是教民，自然要维护镇民们的利益，宅基地是薄田，不能种棉花，又只有三亩多，把它们分给教民应是让镇民占了便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三街会首还让大家立了个分地清单的字据，以防教民将来反悔。
而教民们接下来的行动很是出乎会首们的预料：教民们不仅没有反悔，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分地清单。然后，他们把得到的三亩宅基地集体献给了传教士！地基上的玉皇庙被推倒，一座小教堂赫然耸立！
难怪他们不要良田只要地基，原来是献给洋人啊。三街会首和镇民们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特别是主持分地的三街会首和士绅们，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原本能拿得最多的拆迁银子也落了空，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镇民们的愤怒也是拆迁费落了空，他们原本指望能从传教士征地修教堂中分得一笔银子，没想到狡猾的传教士还是通过曲线拿地无偿获得了地基。作为天然的弱势群体，每当外来势力入侵时，底层农民们就一直对自己利益可能遭受的损害十分敏感。镇民们感觉他们既遭受了损失，又受到了屈辱，更有甚者，当时已有不少镇民传言：洋人其实是给了屯里教民人家40两银子的，只是教民们偷偷私分了，并没有给屯里。听到这样的传言，镇民们更加愤怒了。
三街会首和士绅的代表六个人，带领愤怒的镇民来到了县衙——上告。就是从这一天起，梨园屯漫长的民教冲突正式开始！
镇民告的是教民没有权力将“屯里的地献给洋人”，但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朝廷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而教民拿他们自己的地献给教会修教堂到底可不可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大清的“外交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夹在民族感情和洋人之间，一直支支吾吾，问题悬而未决。
聪明的县老爷只好将此回避，他根据三街会首签下的分地清单，判定：传教士拿地有效，修建教堂行为合情、合理、合法。
三街会首签这个分地单子原本是防止教民反悔的，现在吃了一个哑巴亏，他们情绪比较激动，态度比较恶劣，动作也比较粗暴。县老爷只好拿他们不当干部，出动兵勇把他们抓了起来。他们最后虽然保释出狱，但在梨园屯颜面无存。
六个人决定：再往上告。我就不相信没个做主的地方！他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变卖家产，筹集上告资金；有人背着干粮，躲过地方官的围追堵截，从东昌府、济东道，一直上告到山东巡抚衙门。
然而，上告是没有用的。在东昌府，知府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所说的事情即便有理，我也管不了，就算是我想管，也不敢管啊。”三个“上告专业户”被抓起来了，被判坐牢。这六户原本还算富裕的人家倾家荡产，但官府的行动并没有吓退他们，他们一直在坚持上告。从拆迁事件发生起，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有人坐牢，有人家破人亡，有人被革去功名，年华老去，他们也由最初镇民口中的“六先生”，变成了梨园屯的“六大冤”。
在“六大冤”上告的同时，梨园屯的镇民也没有放弃为夺回地基而努力。他们和教民进行了无数次扯皮，今天镇民扬言要炸了教堂，明天教民扬言要带洋人来捉人，大家你来我往，谁都不好惹。
教民们毕竟是人少的一方，最终还是他们逐渐妥协了。在县衙的调解下，经过漫长曲折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由县衙专门拨出白银200两，为教民在其他地方买块地皮，修建一座崭新的教堂，但教民要把玉皇庙的地基退还给镇民。
这个结果其实是谁都没有“妥协”，等于是县衙主动承担了200两银子的买地皮和修建教堂费用，就让官府花钱去买个稳定吧！
在镇民和教民们看来，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了。但他们还忘了此事牵涉到的另外一个机构——教会。
教会是传教士的组织，它们对这个调解的结果很不满意。教会认为，既然教民们已经把地献出来了，按照西方的契约精神，那么就连教民也不能再对这块地进行处置，能做主的只有接受献地的传教士和教会。
其实教会的反对也是有其他原因的：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皮问题，而是关系到今后在乡村中的威信，威信一下降，传教工作就不好开展。
问题又拖下去了。几年后，山东主教越过山东巡抚衙门，直接找到西方国家驻北京的公使，请公使们出面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重新解决。
总理衙门很快批示给山东，山东巡抚衙门指示东昌府解决。在东昌知府的干预下，冠县县衙的调解裁决又变了：由县衙专门拨出白银200两，为镇民在其他地方买块地皮，修建一座崭新的玉皇庙，但镇民要同意玉皇庙的地基归教会。
绕了一圈，还是冠县县衙出钱，只不过地皮又给了教会。县衙认为这个转变是很高明的，应该三方都会满意。然而，现实情况又不是这样的。
当初教民之所以妥协，并不是他们真心想妥协，而只是畏惧没有入教的镇民人多势众。现在，看到县衙在教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偏向教会，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打算：必须将闹事的镇民们“整怕”，免得他们将来报复。
在教民的要求下，教会向县衙提出：必须惩罚那些“无知愚民”，将为首的“六大冤”全部通缉捉拿，才算完（“扬言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
连县老爷都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不打算理睬。而在梨园屯，“官府受教会的压力要来拿人”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这些谣言正是教民发出来的，为的是给镇民们一个警告。“六大冤”赶紧去做一件事情——搬武器。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高涨的时期，山东巡抚衙门曾经下过一道指令，要求通省办“团”。当然，这个“团”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中经常见到的地主武装——团练。而当年梨园屯的团练首领正是“六大冤”之一，现在，他们把原本用于团练的武器搬到了玉皇庙，准备一旦官兵来捉人，就发动镇民大规模武力对抗！
这么多的人持械聚集，严重影响地方稳定！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惊动了，迅速派出以副省长（道台）牵头，东昌知府、临清知州、冠县县衙组成的四套班子进驻梨园屯，找到“六大冤”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们原本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有的还吃过皇粮，干什么跟官府对抗呢？虽说你们是地头蛇，强龙也不压地头蛇，但你们也是知道的，教会可不是一般的强龙啊。他们可以直通北京的公使，而公使又可以直接向总理衙门交涉，外交压力朝廷又顶不住，所以官司你们是打不赢的。武力对抗更没有好下场，你们不想想，这是谁的天下？你们手里有枪，还能多过朝廷的枪？
“六大冤”们原本就不是打算要对抗官府的，只是为了自保，现在道台大人亲自做思想工作，他们终于泄气了。是的，这是一场不可能的胜利，因为结果早已注定了，为了争地，“六大冤”已经倾家荡产，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六大冤”同意不再上告，也保证不再武力抗教，玉皇庙的地基给教会。然后，“六大冤”相继带领他们的家人，全部离开了梨园屯，远走他乡。“六大冤”很清楚：虽然自己不再闹事了，但不能保证其他人不再对教民闹事，他们必须防备将来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
在“六大冤”离开之前，镇民中还有八位并不甘心的落第秀才想继续上告，他们找“六大冤”帮忙，被“六大冤”拒绝了。八个人也最终没有再闹起来，在梨园屯的教案史料中他们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外号——“八大讼”。
随着“六大冤”和“八大讼”的彻底撤出，在后来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利益集团——士绅集团的争斗告一段落了。他们是乡村秩序（包括邻里纠纷、家族矛盾、乡村庙会、祭祀、红白喜事等）的维护者，也是朝廷在乡村的真正统治基础，县老爷断个案子，除了银子和美女，士绅们的态度起了关键性作用，甚至完全可以替代县官断案。手中的这些权力也一直是士绅们在乡村里有威信的根源，现在突然冒出一批传教士，冒出一个教会，竟然可以剥夺他们原本掌控的维护乡村秩序的权力，竟然可以让一部分教民从此不受他们的管辖，很不爽啊。
但是，教会的出现除了会削弱士绅集团对乡民的掌控，其实还给了士绅集团趁机摆脱官府的机会。
因为教会势力同样冲击了官府，当教会势力向地方官府势力发动进攻时，原先受地方官掌控的士绅其实也在趁机摆脱官府，去争取他们在乡村中更大的权力地盘。这正是一直跟官府站在一起的士绅一反常态，不惜全力“为民争地”的另外的原因。事实上，士绅们在领导镇民们进行抗争时，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拉开了与州县官府的距离，他们并不相信同样受制于教会的州县官府的“能耐”能比他们大多少，直到道台前来压制。
也就是说，随着教会势力的到来，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朝廷行政系统对这个国家的掌控能力进一步被削弱了。教民们只相信教会，乡民和士绅也并不信任地方官府，在广大的乡村，朝廷开始逐步丧失它的统治根基。
教会得到了地皮，他们开始组织人马扩建教堂，原来的小教堂又变成了大教堂，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着梨园屯的人们。但是，有知识的“先生”们不再闹事了，梨园屯的人们一时间没有了主张，一开始他们并没有阻止教堂的扩建，不再折腾，不再闹事，不再上告，不再拦轿喊冤，梨园屯恢复了暂时的稳定。
而稳定也仅仅是暂时的。
因为“十八魁”已经横空出世！
梨园屯有十八位年轻力壮的男人——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中常见的阎书勤。他们都出生于贫困之家，没有读过什么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从小他们就从父辈的口中听到玉皇庙的争地纠纷，小时候是躲在树后用弹弓袭击教民和传教士，现在，他们决心用行动来捍卫家乡人民的财产和尊严。
而他们的行动，就是——武力。十八位小伙子公开宣言：官已经不讲法，我们就不守法！
他们不会再上告了，十几年的上告已经被证明了毫无结果，官府只关心稳定，并不在意真正的矛盾纠纷和利益诉求。乡村工作很复杂，但地方官府只会用“破坏稳定”的方法来维护稳定，这样的稳定又如何能维持？
“十八魁”就是镇民给他们取的外号，看来照这样发展下去，什么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零八将也很快就会出现。从专业术语上说，十八魁是一种“激情型的政治参与”，他们对土地之争的感性认识要远远超过理性认识，他们只知道“要守住祖祖辈辈的土地，不要让它们被洋人夺去”，即使是武力，即使是暴力，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他们自认是在做一件无比正义之事——维权！
因为穷，十八魁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怕个屌，干吧！
十八魁包围了教堂，对教堂发起了进攻，各种长短的扁担飞舞，各种大小的石头横飞，教堂的扩建陷入僵局。然后，十八魁冲击教民家，把教民们赶出了梨园屯，直到教民们搬来了救兵。
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梨园屯的局势陷入了僵持：只要教会前来扩建教堂，十八魁就会率领镇民冒死拆房；而只要镇民试图在地皮上推倒教堂重建玉皇庙，教会也会出动洋枪队阻止。
无奈的东昌知府只好下了一道命令：双方都不得修，就让那块地荒在那里吧。
这仍然只是道和稀泥的命令，也仍然让双方都不满意。而随着教会势力越来越大，十八魁很清楚：要夺回土地，就必须战胜洋人的洋枪！
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的目光落到了邻县威县（属直隶）一个叫赵三多的人身上，十八魁打算前去拜师，而赵三多，是大名鼎鼎的梅花拳传人。
在介绍赵三多和梅花拳之前，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当时直（直隶）东（山东）境内的三大民间武术组织。
首先是白莲教。白莲教虽然在清国的北方地区影响广泛，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白莲教算不上是真正的武术组织，而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宗教组织。白莲教大约起源于唐朝时期，那时候正是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土以后，白莲教正是深受佛教的影响。
它的教义认为，这个世界是有末日的（不是2012，具体哪天不太清楚），而且这世界末日还不止一次，是有三次——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各一次，这也就是白莲教说的“三劫”。由一劫转向另一劫称为“运劫”，此时白莲教信仰的最高神——无生老母就会指派一位救世主（从过去到未来分别是燃灯古佛、释迦牟尼和弥勒佛三位牛人）降世，信奉白莲教的人们就是在这“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的带领下，“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最终战胜世界末日（不信教的人就不敢保证）。
很显然，白莲教其实就是给佛祖安了一个妈，人是人他妈生的，佛必然也是佛他妈生的，这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并且还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态，更加符合人们的常识，也更能令人信服。
而白莲教的活动中心在北方，北方的活动中心在山东，每当人们感觉活不下去的时候，白莲教就出场了，它是被利用得最多的起义旗帜。元末，这里的人们利用白莲教的旗帜反元（给朱元璋同志帮了忙）。明朝建立后，白莲教又反明。而到大清建立，白莲教竟然又成为反清复明的旗帜，成为一个永远反政府的组织。
对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就是谈白莲教而色变了，白莲教几乎就是叛乱的代名词。朱元璋同志虽然也是混过白莲教的，但他上台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禁教。此后明清的各位皇帝都光荣地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白莲教被定性为历史悠久的“邪教组织”，一旦发现，就会被严厉镇压。
其次是大刀会。这是甲午战争之后在山东地区新出现的。
甲午战争中，山东内陆的大量兵力被抽调到奉天前线保护陵寝，导致当地兵力空虚。这种情况正是广大土匪同志喜闻乐见的，所谓月黑风高夜，正是谋财害命时，地主家的“密码箱”他们已经惦记很久了。而地主老财为了保护财产，自然要花钱雇用一些武术高强的人做保镖，后来这些人干脆成立了一个组织——大刀会。
大刀会的成员都是武师，由于他们是属于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所以他们很喜欢吹吹牛，比如他们的刀是世界上最快的刀，而他们的身体也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盾——刀枪不入。另外，并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加入大刀会的，除了要会武术，入会时还要交上一笔“香火钱”，从此就有资格受雇于地主老财了，相当于加盟费。
一开始地方官府对大刀会基本上是默许的，打击土匪盗贼，这也是好事嘛。而后来官方开始严厉打击大刀会，因为大刀会做了一件给政府找麻烦的事——反教（教会）。
土匪们洗劫财物后，他们为了逃避打击，纷纷入教。对于教会来说，这只是又增加了几个教民，而大刀会和教会的梁子却正式结下了。
第三个出场的是梅花拳，它既没有“反清复明”的宗旨，也没有打击土匪盗贼的任务，这是一个真正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传统武术组织，在直隶和山东有广泛的练习者（“好练之家可传也，不好练之家仅仅收藏也，不可传匪人也”）。
梅花拳最初是在桩上练习的，因此它又叫“梅花桩”。关于拳法的部分我这里就不过多讲述了，它主要包括基本形体（架子）、成拳、拧拳和器械四个部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原本在桩上练习的拳法，对身体的柔韧性、协调性的要求那是相当高的，练练它不仅可以减肥，还能在腹部练出像梅花花瓣一样的若干块腹肌。
而梅花拳除了拳术套路的“武场”之外，还有练习内功心法的“文场”，这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莲教式的宗教迷信的。我曾经看过部分“文场”的词句，看完后深受启发，感觉在尘世中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们简直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心灵鸡汤”，比如练武要讲究武德、保持高尚的情操，等等。
另外，作为民间自卫的武术组织，梅花拳并不反抗朝廷，这是梅花拳和白莲教的一个区别。
平时加入梅花拳的都是普通人，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保护自己，他们不反朝廷，也不像大刀会的成员那样，把武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梅花拳的武术宗旨强调的是“自卫”，也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以理服人；人若再犯……抡起拳头上去，直打得对方两眼冒梅花！每年春天梅花盛开的季节，这是所有梅花拳传人的节日，各大梅花拳传人都要聚在一起，组织自己的门徒进行拳法套路表演和切磋——亮拳。
作为大名鼎鼎的梅花拳第14代传人，赵三多已经收了近2000名弟子了，面对前来拜师的十八魁，他感到很为难。
赵三多很清楚十八魁拜师学艺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教会，碍于梅花拳严格强调“自卫”的传统，赵三多并不想卷入与洋人的纠纷中。既然连“六大冤”都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离开了梨园屯，他这个外乡人更加有理由不去管。
但对十八魁的遭遇，赵三多又深感同情，他虽然是外乡人，但梨园屯两代人维权的故事还是打动了他。他很矛盾，他觉得作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武术大师，他有必要为乡邻仗义。
考虑了很久，赵三多还是拒绝了。没办法，师门的规矩太严格，而洋人的枪又太厉害，自己是没有办法抵挡的。
但是，赵三多不答应，他的弟子们很有意见，因为十八魁诉说的冤屈引起了这些热血弟子的同情。他们一起找到赵三多，跪地请求赵三多，然后他们采用了激将法：师傅啊，您好歹也是十里八乡的武术大师，怎么会怕洋枪呢？
跪请和激将之下，赵三多终于同意收十八魁为徒。梨园屯拆迁事件终于变成了梅花拳师门的事。而赵三多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将使他再也没有回头路。
1897年4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乙卯日），梅花盛开的季节，在传统的“亮拳”之后，十八魁带领近2000人攻打了教堂，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梅花拳的弟子。在冲突中，一名保护教堂的教民被打死，梨园屯所有教民的家全部遭到洗劫，20多户教民全部逃离了梨园屯，十八魁将教堂捣毁，夺回了全部三亩地基。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震惊了，此时的山东巡抚正是在甲午战争中与李鸿章作对的李秉衡。李秉衡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冠县县衙认真处理好此案，维护社会稳定。而冠县县衙一向是没什么主意的，现在他们看到镇民势力强大，又打算默许十八魁的夺地行动，但又不敢太得罪教会，考虑之下，冠县县衙发布告示：无论是镇民还是教会，地基都不能要，必须收归县衙所有，去盖一所义学，同时县衙负责为教会另外购买一块地修教堂。
绕了一圈，玉皇庙土地的所有权又变了，这次干脆收为了官府所有，维护稳定如果只是用临时救火这一招，看来是怎么样也稳定不了啊。
果然，在土地收归县衙所有后，县衙顶不住十八魁等梅花拳弟子的压力，又被迫允许在地基上修建新的玉皇庙。庙宇很快就修好了，竣工的那天，梅花拳的弟子们都把这当作是对抗教会的重大胜利，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山东的主教又找到了各国驻北京的公使，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提出了四点要求：限定山东官府三日内拿办十八魁；赔偿教堂损失白银两万两；将亲自负责此事的东昌知府撤职；将负有领导责任的济东道道台调换。
与此同时，山东巨野县又发生了著名的“巨野教案”。1897年11月1日，两名原本在阳谷县和郓城县传教的德国籍传教士路过巨野磨盘张庄，天色已晚，他们便来到庄中的教堂里投宿。这座教堂本来住着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他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两位投宿者，自己则睡到仆人的房里，这一举动救了薛田资一命。
夜晚，十几个当地的庄民摸黑潜入了教堂。他们手里拿着大刀、火枪，准确摸到薛田资的卧室，把床上睡着的人当成了薛田资一顿猛砍，直到床上的两人断气，他们才发现可能杀错了。而庄子里的教民也闻讯赶来了，这伙人只好趁黑离开。
隔壁的薛田资惊恐地目睹了这一切，他仓皇出逃。等到第二天，薛田资将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电告德国驻北京公使。
这到底是一起谋杀还是抢财杀人，案件到最后并没有定论，按照巨野官方的说法，当晚参与事件的人是听说了教堂里存有钱物，于是便“起意行窃”，结果导致传教士被害，财物被抢劫。
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裁定的。跟梨园屯一样，磨盘张庄的民教冲突越发严重，而作为传教士，薛田资自然要维护教民、欺压庄民，再加上他自己平时可能还不太检点，仗势欺人，庄民们对他早已是恨之入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而官方的说法是有意淡化民教冲突。
1897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丙子日），德国的军舰开到了胶州湾，要用武力解决问题并趁机侵占山东。最后在德国的压力下，李秉衡被革去山东巡抚之职。本来朝廷已经升任李秉衡为四川总督，但在德国的施压下李秉衡不准再升职，接替李秉衡的是原陕西布政使张汝梅。山东刚经历了甲午战争，又要面对德国出兵山东，群情激愤是可想而知的。朝廷指示：在这个节骨眼上，山东其他有民教冲突的地方，官府应全力避免和洋人冲突，免得外国人又要动武。
山东官场顿时一片风声鹤唳，冠县县衙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他们将刚刚建好的新玉皇庙强制性拆掉，宣布地基归教民，县衙为教民拨付白银400两再修教堂。同时，官兵开始捉拿十八魁，清查“乱党”。
十八魁和大部分“乱党”都是梅花拳弟子，梅花拳师门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民教冲突之中，师门中的头领紧急开会。他们意识到赵三多已经为师门闯下了滔天巨祸，很可能会给师门带来灭顶之灾！
而赵三多和他的弟子们也没有了退路，此时即使他们投案自首，也难以自保，教会和教民一定会对他们穷追猛打，看来坚持“斗争”下去是唯一的选择。
商量之下，其他的头领并不反对赵三多和他的弟子继续反教反洋，但不准再使用“梅花拳”的名号，也不准再说是梅花拳中人，这是梅花拳师门得以自保的唯一途径。
赵三多必须为他的队伍想一个新名号。
一百多年以前（乾隆年间），山东地区曾发生一件大事：清水教头领王伦率众起义反抗朝廷。王伦原本是白莲教教徒，后来自立门户，创立清水教，而同时他也学习梅花拳，所以也算得上梅花拳师门中人（头衔真多啊）。在起义时，王伦考虑到白莲教是朝廷严厉镇压的邪教，受打击的目标太大，而梅花拳师门严禁起义闹事，于是王伦的队伍既没有打出“白莲教”旗号，也没有打出“梅花拳”旗号，而是打出了一个新名字，一个充满能量、正义和血气的名字。
这就是——义和拳！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义气相和”。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必须把退无可退的拳头亮出来，追求“正义与和谐”。
所谓义和，就是维护中国的传统之“义”，中国的传统之“和”，用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后来向国内报告用语来说，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将联合起来进行正义的事业，如果有必要，他们将使用武力”！
估计是赵三多原本就知道王伦的故事，或者是他的“参谋们”把这个故事说给了赵三多听。赵三多把“义和拳”的名号从一百多年前的王伦手里移了过来，他为自己队伍采用的新的名字，正是——义和拳！
从组织结构上来说，赵三多的义和拳既不是起源于白莲教，也不是起源于大刀会，而是和梅花拳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赵三多的义和拳是一个继承了梅花拳开放门风的组织，加上要对抗洋枪，人越多越好。于是，尽管在组织起源上，义和拳和白莲教以及大刀会没什么关系，但不能阻止白莲教教徒和大刀会成员加入义和拳组织。义和拳就像一条小溪，它汇集了干流和很多的支流，包罗万象，包容万千，这正是作为一个基层自发组织的复杂之处。
义和拳的兴起和山东冠县、直隶威县都有关系，赵三多就是直隶人，所以，相对于接下来故事中即将讲述的“义和团，起山东”，我们其实还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义和拳，起直东！
而在当时地方官府给朝廷的奏章报告中，无一例外地把义和拳说成“起源于白莲教”，直隶吴桥县县令劳乃宣还专门写了本书（《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向朝廷证明义和拳就是“源自白莲教”，是白莲教的一支。劳县令的这本书不仅让当时的朝廷信了，后来的很多人也相信了。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官是不了解实情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们是非常了解情况的。因为白莲教是朝廷早已经定性的“邪教”，按照《大清律》，把民间组织定性为“邪教”的权限在朝廷，而只要把义和拳和白莲教扯上关系，这就是借白莲教“邪教”之名给义和拳定罪的一条捷径。只要朝廷一定罪，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出动官兵用简单粗暴的手法去打击，而百姓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就能以“打击邪教”之名掩盖，官老爷仍然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该收的税能够收得上来，该摊派的劳工能够摊派得下去，县老爷对乡村事务是很少真正关心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从义和拳产生的“根源”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拨开层层的迷雾，压下种种的争论，用一句话来概括：义和拳起源于维权——或者说是老百姓们自认为的维权。
尽管这样的维权的“正当性”更多地存在于百姓们固有的观念中，尽管这样的维权其实带有很多的乡土观念而和“现代契约精神”不符，但是，义和拳产生的本质是上告无门，寻求帮助无路，而民教互仇。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洋人的教会可以为教民做主，而大清的官府却反而不能为他们做主？
无论是六大冤、八大讼，还是十八魁与赵三多，他们都是大清乡村中随处可见的非常普通的人，他们并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天生的坏蛋或者好人。如果不是诉冤无门，他们是很难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只是比较老实和非常现实的人。当他们发现在这块土地上如何有惊无险地生活，实在是一件很需要技术的事时，他们时刻担心的就是失去自己仅有的利益。他们的头脑中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义和”的观念，只是出于本能和现实的考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乡村的工作之所以难做，就是因为利益太纠结，而乡村的工作之所以做不好，就是因为百姓们利益的诉求往往被漠视。
在赵三多启用“义和拳”的名号并准备再次行动的同时，张汝梅指示东昌知府洪用舟，要将梨园屯的动乱消灭在萌芽阶段。洪用舟找到了赵三多，知府大人要亲自做赵三多的思想工作。
洪用舟告诉赵三多：你也算是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为何要跟着十八魁做“匪”呢，只要你解散义和拳队伍，不再聚众闹事，我就可以把你和被通缉的十八魁区别对待，并且赐你一块官匾，挂在你家的门前，保证你一家老小的安全和荣誉。
而十八魁以及其他激进派的弟子一直在鼓动着赵三多，甚至威胁着赵三多：干吧！师傅，官方的话是不能信的，不蒸馒头争口气啊，干吧！
这一时期的赵三多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左右为难，走投无路，优柔难决，似乎往哪一个方向走都有道理，也都有风险。史料记载，赵三多甚至还联系过教会，主动表示皈依教会，自己去入教了事。
而接下来的事情是赵三多没有料到的：义和拳的队伍里混进了著名的“反清分子”姚文起等一干人，他们和激进的十八魁一起，正在积极策划将义和拳队伍拉向“反清复明”的境地！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姚文起等人伙同十八魁绑架了赵三多一家老小（有的史料记载他们还烧了赵家的房子），逼迫正在犹豫不决的赵三多不要解散义和拳，亮旗起事！
赵三多不得不同意了，但“反清”要落得个千刀万剐、株连九族的下场，这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干的。赵三多能够同意的只是继续反教反洋，为十八魁争回土地，现在赵三多必须为他的反教反洋但不反清打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和“义和拳”的名号一样，这个口号也是现成的。
在1898年四川地区的反教活动中，余栋臣领导的反教队伍打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这个口号几乎流传了大半个清国，赵三多也可以为他的队伍打出这个口号！
在梨园屯西北十里左右的蒋家庄马场，赵三多率领他的几千弟子聚集在此，当时的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赵席珍）正好路过此地，他在日记中记录到：所有人的手里都拿着棍棒或者刀枪，穿着锃亮的马靴。赵三多宣布：我们义和拳只灭洋人，不反朝廷，只要朝廷不站到洋人一边，义和拳决不与之对抗！（“但戮洋人，非叛国家！”）
赵三多的身后，飘扬着一面镶有黑边的黄色大旗，黄色正是朝廷黄龙旗的颜色，赵三多用这个行动表明了他所言非虚（历史上如果要起义，旗子的颜色必定是当时朝廷常用色的反色），旗子上绣的正是从余栋臣队伍的口号中演化而来的四个大字：
“扶清灭洋”！
这个著名的口号出现了。当然，它的版本也有可能是“助清灭洋”“顺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等，现场是由法国人用法语记载下来的，再回译成中文必然有多个版本。这些意思差不多的口号，当时在各地也都被打出过，而“扶清灭洋”是最响亮最著名的，我们这里采用这个口号。
旗子亮出来了，但赵三多他们其实不过是为了争块地，至少从现在来看，它和“扶清灭洋”实在扯不上多少关系。而为自己的行动想一个宏大的口号，一个重大的名头，这也一直是基层老百姓们的智慧。他们为什么不直说：我就是为了那一亩三分地？当然不能这么说的，为了你那点地，不说官老爷不理你，其他人也不会理你，你那“一亩三分地”算什么？大家都有很多大事要忙。
在百姓们看来，名头越大是越好的，越大越能引起“上面”的重视。梨园屯的三亩土地之争就这样和“扶清灭洋”联系到一起了。
然而，不论赵三多们如何标榜“扶清”“保清”，在朝廷眼里，他们都是反民。亮旗的消息很快被报告给了地方官府，地方官府层层上报，山东紧急发电给直隶，要求直隶出兵对匪徒“合力围剿”（《直东剿匪电存》）。
与此同时，山东官员对赵三多的思想工作又开始了，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赵三多明白了，无论他们举什么样的旗，喊什么号，官府都是不可能容忍的。在官员的压力之下，在姚文起和十八魁逼迫的风头过后，赵三多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把那些徒子徒孙叫到了集市上，当众向他们跪下，请他们解散回家！徒子徒孙们动容了，他们大部分自行解散。然后赵三多既没有去官府“领赏”，也没有去劝姚文起和十八魁等人，他逃出威县，暂时归隐江湖，直到1901年，赵三多才被袁世凯的部将段祺瑞率军抓捕，在牢房里绝食自杀。
清军开始抓捕有命案在身的十八魁以及姚文起等人，十八魁中的大部分人逃走，从此流落江湖，杳无音信，沉寂于茫茫人海。姚文起等19人直接在这次行动中被捕，姚文起被枭首示众，震慑闹事分子，而阎书勤在1900年被捕处死。
旗帜仅仅飘扬了十来天，义和拳队伍就被迫解散。然而，一个人的到来却让一切都改变了，他不仅重新打出了“义和拳”的名号，还进行了颠覆性的升级换代！
他是茌平县人朱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