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慈禧留给载沣的政治遗产：袁世凯

慈禧去世前希望如何处理袁世凯？

接班人如何处理前朝权臣，这是无法写到遗诏里面的，写了也没有用，一切都要靠接班人自己去领悟，拿出自己的手段。要领悟慈禧的遗志，需要了解大清朝一段著名的往事。 乾隆时期，也有一位权势冲天、财富惊人的大臣，他就是和珅大人。这位和大人几乎占据了大清的大部分财富，也一直是乾隆的心腹。乾隆去世后，儿子嘉庆继承大统，他上位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高调反贪，把和大人赐死并抄家。抄家所得达八亿两白银以上，相当于当时朝廷15年以上的收入，朝廷顿时有钱了。 当时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乾隆皇帝就那么昏庸，竟然让一个巨贪在自己身边几十年之久而没有半点察觉？为什么和珅也屡遭弹劾而乾隆就是不处理？ 其实，这正是乾隆留给他儿子的政治和经济遗产。 乾隆当政时，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与过去相比，老百姓的日子确实好过一点了，一般人家都能吃饱穿暖，再有余粮闲钱的人开始做生意，去发展工商业。根据一般的逻辑，这是好事，朝廷应该出政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让老百姓进一步富裕起来，朝廷也可以构建一个富人阶层来稳定社会，以民富最终达到国强。然而，皇权的逻辑却并不是如此考虑。“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末尾的，也是始终被君主专制王朝视为大敌的。重农抑商是千年传统，大清也不例外。 很简单，如果民间有一个稳定而且广泛的富人阶层出现，就会带来很多的改变，首先自然就是体制不再具有绝对的吸引力——想想看，如果混体制不能带来更多的好处，谁还愿意为体制去卖命啊？然后就是思想上的活跃，人们会索取越来越多的其他权益，比如对政治权利、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和生活环境的要求等等。这就相当于要求朝廷变成一个真正为老百姓、为社会服务的朝廷，它的很多权力都要受到约束，会向着“小朝廷、大社会”的方式转变，朝廷传统政治架构会受到根本性的冲击。我们前面说到的买办郑观应、刘学询等人正是有此举。 这就是说，发展工商业并不是王朝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维持老百姓们适度贫困甚至始终维持可以在不加税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入贫才是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乾隆皇帝是真正的“英明神武”的。他一边通过“文字狱”禁锢活跃思想的苗头，一边还要想办法既不能让老百姓们太穷（免得造反），又不能让老百姓太富，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以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 这后一条实在是太难了，毕竟大清开国以来几十年的长治久安和人口红利带来了对财富的欲望，也带来了民间财富的积累。靠增加百姓们的税赋？这有一个度，不能无休止地加下去，朝廷也是要讲脸面的，更何况当年的康熙爷还定了一个“永不加赋”的规矩。看来用合法渠道去把民间滋长的财富掠夺到大清朝廷是行不通了。 这时候，乾隆身边的敛财高手和珅横空出世了。他没有政治野心，乾隆的话就是他的最高指示，银子就是他的最大爱好，但此人并不只有永远满足不了的贪污之心，还匹配着炉火纯青的贪污手段。有了这样一位巨贪，大清各地、各级官员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向和大人这里。而官员们的银子是从哪里来呢？自然也是从民间搜刮而来。如果把和大人比作一根吸血管，大清各级官员就是伸向民间每一个角落吸血的毛细血管。和大人所贪的每一两银子，归根到底都是通过这个庞大而完备的吸血机器从民间吸血而来。民间财富终于汇聚到了一个巨贪手里。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乾隆留着和大人不杀，把他养得很肥，肥得不能再肥，留给自己的儿子嘉庆去杀。嘉庆这个新主一上位，立即打掉了一只“特大老虎”，除去国之巨贪——这是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然后和大人被抄家，嘉庆又获得一笔巨大的经济遗产。这就是所谓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新朝的百姓们对新皇“打特大老虎”拍手称快，却忘了这个和珅巨贪也正是朝廷自己养成的。和大人贪污的每一两银子、每一件家什，都是他们的父辈创造的，而不是官员们创造的，更不是和珅创造的。而可怜的和大人，他也不过是一个二道贩子，一个从民间吸血的运输队队长，他在乾隆朝所贪的大部分的钱，不过是要变成乾隆儿子反腐反贪的合法收入。换一种方式来说，“和珅”本身就是朝廷巧立的一个名目，有了这个名目，号称“永不加赋”的朝廷相当于对百姓加了15年的赋税！ 对于大清朝廷来说，既搜刮到了民脂民膏还不用背负骂名，甚至还能宣扬“打虎”的美名。大清朝廷先纵贪，然后再反贪，然后再纵贪，然后再反贪……“盛世”之下的大清百姓创造的大部分财富最终落入了朝廷的口袋，工商业从源头上被压制，民间的财富永远无法超过朝廷的财富，永远是“大朝廷、小社会”，朝廷永远能够用钱来控制子民，朝廷永远是铁桶江山！现在，慈禧也留给了她的接班人一个这样的人，只要扳倒他，新主就能迅速获得政治资产，又能获得白花花的银子。 这个人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他就是奕劻。 奕劻号称“晚清第一巨贪”，这么多年他到底搜刮了多少银子，这是一个谜，只知道他在汇丰等外资银行有大笔的存款——这样看来，即便赶不上当年和大人，富可敌国也是不在话下的，而他又是首席军机大臣，慈禧时代的二把手，拿下这样一位“特大老虎”确实又能让朝廷名利双收。当然，和当年的和大人不同，奕劻毕竟是亲王，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一刀砍了他也是不太好的，但至少要免职定罪，巨额财产上缴朝廷，判个终身监禁。 载沣决定动手了，他自然也知道新主上位，处理一两个权臣可以迅速奠定权威。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载沣并不是要处理奕劻，而是要——杀掉袁世凯！

载沣罢免袁世凯

早在军机处的时候，载沣和袁世凯就结下梁子了。当初慈禧把载沣和袁世凯前后调入军机处，本来是希望载沣好好向袁世凯学习学习，搞好关系，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当时袁世凯在强力推进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难免要到军机处念叨念叨，看到袁世凯又在一遍遍老调重弹，一副完全不把皇权放在眼里的模样，年轻气盛的载沣和他激烈地争辩起来，最后，载沣竟然拔出手枪想杀掉袁世凯。还好，旁人拉开了载沣，袁世凯也跑得快，没有造成紫禁城流血事件（醇王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向余射放）。 需要注意的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袁世凯的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时期（1907年），而不是长期以来流传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时期（1906年）。我们是从袁世凯给他三哥袁世勋的家信中证实了准确的时间（弟本已兼协办太学士人赞军机，本月初六奉召入京）。这就是说，当载沣枪指袁世凯的时候，离慈禧去世也只有一年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里，就算是搞关系的高手袁世凯也没有办法修补好他与载沣之间的裂缝。直至慈禧去世，载沣上位，这个梁子还是存在。 从上面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载沣一直对袁世凯怀有成见，认为袁世凯的眼里只有“君主立宪”，是对皇权的巨大威胁。慈禧去世了，载沣自然起了杀袁之心，既要杀袁，自然也就不会处理奕劻了。 载沣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想杀袁的皇族亲贵，但只有亲贵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载沣开始试探军机大臣的态度。 奕劻和张之洞都强烈反对。 载沣痛苦地发现，他可能杀不了袁世凯了。内有军机大臣反对，国际上，估计除了日本人会支持杀袁外，与袁世凯关系较好的英美等国等会强烈反对。载沣不敢负这个责任，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杀不了袁世凯，那就把他赶走吧！ 溥仪的年号定为宣统，1909年为宣统元年。1月2日，在慈禧逝世45天后，载沣以宣统的名义发布上谕：袁世凯是个人才，朕正想重用，不过袁世凯现在腿脚不方便，上班比较困难，为了体谅他，我们决定开缺袁世凯，让他回老家养腿病，以示朝廷体恤。 载沣真的只是想把袁世凯赶走而已，问题是袁世凯被吓得不轻。慈禧已经去世了，那个既可以打压他，又可以保护他的人已经不在。接到上谕之后，袁世凯决定：逃！ 顾不上清点家产和带上所有的家人，袁世凯只带上了部分家眷，从北京仓皇出逃，匆匆逃进天津租界，还准备提取点银行存款逃到国外去。好在等冷静下来之后，袁世凯和众亲信幕僚都判断：载沣应该暂时不会动手，目前服从圣命是唯一明智选择。于是，1月4日，袁世凯返回北京。圣命如山，1月5日下午5时，袁世凯就乘坐火车离京，灰溜溜地回河南老家“养腿病”去了，狼狈不说，还要装作一瘸一拐的样子，以配合朝廷对他“病腿”的说法，十分凄凉。 在袁世凯最需要有人力挺和支持的时候，朝廷里传说中的“袁党”并没有出现，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北洋系新军将领也没有一个人表示公开的抗议，甚至没有一个将士前来送行。袁世凯也知道，外界一直风言风语，说北洋新军是他的“私家军”，那只是因为他在慈禧时代受到重用，权势冲天，北洋新军将领才会向着他。包括袁世凯自己在内，所有人的俸禄是朝廷发的，职务需要朝廷来任命，钱、权和名气都是朝廷的，袁世凯只不过是会用而已。袁世凯现在正处于人生中最低潮期，寄希望于这支军队来为自己保驾护航，恐怕是要失望的，想依靠自己在军界的影响力来与朝廷对抗，那更是天方夜谭。正是因为如此，虽然早就风闻载沣可能会对自己动手，袁世凯也没有为自己提前作什么军事上的部署，因为他无法作这种部署！ 在忧心忡忡地回到河南之后，袁世凯仍然日夜处于惊恐之中，甚至被载沣这个25岁的年轻人吓得一夜白头（当时拜访袁世凯的王锡彤形容他“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知其忧国者深矣”），袁世凯当然不全是“忧国”，更是担忧他自己的生命安全，即使已经无官一身轻了，他还保留着在军中随身携带胶鞋的习惯，准备随时再跑路。 而袁世凯的生命威胁也终于被解除了。解除它的是一群洋人，当北洋军将领普遍沉默之时，他们为营救袁世凯付出了实际行动。 早在罢免袁世凯的上谕发布之后，英美两国驻北京公使分别向朝廷提出抗议，对朝廷“突然罢免一位改革派的大臣表示严重关切”，担忧大清会回到过去保守、僵化的老路，甚至担忧会出现义和团式的排外事件。这会损害英美等国的切身利益，因此希望朝廷不要再继续处罚袁世凯，否则难保国际社会不会对大清作出进一步的反应和制裁。 在英美两国的强硬表态之下，日本也不得不做出表态。他们私下向载沣表达意见：不要进一步处罚袁世凯，也不要株连所谓的“袁党”，以免政局发生动荡。 载沣不得不彻底熄灭了“杀袁”之心，袁世凯暂时没有了性命之忧。现在，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杀袁”也是慈禧希望的吗？ 并不是。慈禧希望载沣做的很简单：继续用好他。 袁世凯是汉臣，他在朝廷推进立宪需要获得亲贵的支持。在慈禧年代，袁世凯选择的是奕劻，而慈禧正是希望载沣在拿下奕劻之后，取而代之，变之前的庆袁组合为“载袁组合”。载沣需要借袁世凯之力继续推进君主立宪制改革，同时也要成为袁世凯的强大靠山，这一切的秘密都隐藏在那张“九年办事清单”中。慈禧的这张清单既是留给官员们的，更是留给载沣的。只要载沣不是昏了头，他一定明白：离开了袁世凯，清单能否顺利兑现都是问题，毕竟只有袁世凯才是大清“改革第一人”，也只有他才能主导改革的走向，推进改革的进程，稳定改革的大局。 在慈禧这里，载沣的关键就是如何用人。正如当年的奕䜣用好了曾国藩、奕劻用好了袁世凯一样，慈禧相信载沣不会傻到真的把袁世凯给抛弃了。袁世凯，实在也是慈禧为载沣留下的另一笔政治遗产。 至于隆裕，她要做的就很简单了。之前的慈禧一直强力把控着袁世凯立宪的大方向：参照日本模式实行“实君立宪”。这并不是解除皇室权力，只是限制皇室权力，那么对于隆裕，慈禧希望她能够取代当年的自己，超然于上，驾驭好这对“载袁组合”，成为最后的裁决人。 这就是慈禧布局中关于权力交接的最终秘密：载沣取奕劻而代之，隆裕取慈禧而代之，而继续用好袁世凯才是关键。只可惜无论是隆裕还是载沣，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眼光和胸怀，他们不是要组成新的“载袁”，恰恰是要宰袁！现在，赶走了袁世凯这员立宪大将，抽掉了袁世凯的办事平台，载沣要独自推进“九年办事清单”了！

责任内阁成了“皇族内阁”

根据“九年办事清单”，1909年，各省要一律开设咨议局。载沣首先抓的是这件事情。他态度十分积极，严令各省督抚迅速开办，不得延误，否则严惩不贷。督抚们开始抱怨了，纷纷上奏在这一年之内开设咨议局有很多困难，但载沣态度强硬，他要求除新疆之外，其余各省必须如期完成咨议局选举。新疆是因为地域太广，一时投票选举有困难，这才网开一面。 新主刚刚上位，督抚们也不敢明确对着干。于是到1909年10月，除新疆之外的各省都如期完成了咨议局的选举，形势很好。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九年办事清单”上绝对没有的。 11月，咨议局刚刚成立，在督抚们的幕后支持下，各地咨议局开始大规模云集北京请愿，要求朝廷把慈禧定下的“九年办事清单”提前执行，并提出了两个具体要求：提前成立责任内阁和提前召开国会！ 载沣十分震怒，出动军警造成了流血事件，但是咨议局的态度十分坚决，发动了学生、市民参与其中，朝廷已经压不住了。1911年1月17日，载沣不得不颁布上谕，作出重大让步：原定于1916年成立责任内阁的时间提前到1911年，原定于1916年后开设国会的时间提前到1913年。 1911年5月8日，载沣果然发布上谕，裁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袁世凯在第一次立宪改革中的设想终于实现了。然而，大家还没来得及兴奋，却惊奇地发现，在13名新内阁成员中，汉族阁员只有4人，满族阁员有9人——其中皇室亲贵阁员就有7人，而且全部占据要害和关键部门，可以称之为“皇族内阁”！ 相信大家要问了，为什么载沣要狠抓咨议局的选举？咨议局成立之前，督抚们的态度很不积极，而咨议局成立之后，为什么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过来要挟朝廷提前了？ 按照设计，咨议局是地方议会，是要监督和限制督抚和地方官员的权力的，也就是分督抚之权的。在载沣看来，到时候地方议员和督抚们就会争相向朝廷“争宠”，有利于朝廷对各地督抚分而治之，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这就是载沣的目的。 其实从督抚们一贯的表现来看，加强中央权威也是必要的，但是，载沣眼里的加强中央权威，就是“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强化皇权。于是他赶走了立宪大将兼权臣袁世凯，试图对督抚分而治之，拉拢亲贵中的“特大老虎”奕劻。他并没有想过，如果重用袁世凯，有效地推进人心所向的立宪，这才是真正的加强中央权威！ 载沣要加强皇权，督抚们自然要作出反弹。各省咨议局都如期成立了，但我们只要了解一下选举过程，就能发现其中的秘密了。 咨议局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是有资格要求的，最重要的有三条：首先他要有一定的官职（乡绅、秀才和新式学堂毕业生也算）；然后他要有一定的家产（不少于5000银元）；最后还要求有中学或者同等以上学历。如此一来，被选上的大多是原来“立宪派”。他们原本就是和督抚们关系密切的士绅，以前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立宪，袁世凯就是他们最大的争取对象；现在，袁世凯被开缺，载沣本人在立宪领域又几乎没什么资历，议员的立宪派们自然要怀疑载沣的立宪诚意，而督抚们既要防备立宪派来“分权”，又想联合他们去对抗载沣的中央集权，于是躲在幕后支持他们反过来向朝廷施压！ 地方上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竟然还可以勾搭在一起，这也是世界宪政史上的奇观。在请愿运动中，议员们的主要诉求是“提前召开国会”，而督抚们的主要诉求是“提前成立责任内阁”。国会是议员们进军中央权力的舞台，但官员不能当议员，责任内阁才是督抚们进军中央权力的舞台。载沣正是“敏锐”地发现督抚才是请愿的幕后支持者，这才首先满足督抚们的诉求，把成立责任内阁的时间大幅度提前到1911年，然后才把开国会的时间提前到1913年。 既然提前成立责任内阁是在被要挟的情况下同意的，那么载沣也必然要做出他的反弹。这个反弹就是成立“皇族内阁”。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大清喊了几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面目彻底暴露了。洋务运动虽然只变革技艺，但技术的变革必然会带来制度的变革，而朝廷之所以总是无法作出根本性的政治体制变革，因为朝廷也清楚，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消灭这个君主专制体制。这一点慈禧很清楚，所以她拖着不办，把这个烂摊子交给自己的继承人，相信他们有智慧和能力来处理；而载沣怕丢了祖宗江山，本来就不想立宪，也不敢立宪；官员们怕失去既得权力和利益，也不想真正地立宪；咨议局的议员们倒是希望立宪，登上权力舞台，不过他们的实力还很弱小，只能被原本要去监督的地方督抚反过来利用。于是，短短两三年之内，“九年办事清单”的进度和内容都严重偏离了。大清从最高领导层开始的整个官僚系统哪里是在真正立宪？不过是借立宪之名强化皇权和争权夺利，一起促使大清“向后转”罢了！ 虽然这个内阁叫作“皇族内阁”，听起来好像皇族就成了铁板一块，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去对付那些要挟朝廷的督抚，但实际上，它的内部也分成了多个派系。你拆你的台，我使我的招，就差打起来。它的关键岗位是这样分布的： 总理：奕劻 副总理：那桐、徐世昌 海军大臣：载洵 陆军大臣：廕昌 邮传大臣：盛宣怀 度支大臣（财政大臣）：载泽 很明显，一场为立宪而组建的责任内阁，它的首任总理，竟然是大清最大的贪官奕劻，载沣的这张名单也真不知道该怎么服众。对于这三位总理级别的大臣们其实都是亲袁派，载沣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些人物才是关键，他们将在载沣和隆裕的领导下，把控最重要的军权和财权，架空奕劻等人！ 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虽然排在奕劻之下，但军事的问题并不归总理管，他们直接向载沣报告，只要在事后知会奕劻一声就行了。而在责任内阁之外还成立一个军咨府（相当于日本的参谋本部），辅助载沣把控一切军权。军咨府的负责人是谁呢？不好意思，他和海军大臣载洵一样，都是载沣的亲弟弟。“亲不亲，自家人”，载沣已经通过两位亲弟弟把控了大清的枪杆子。 邮传大臣盛宣怀，这是李鸿章的经济大管家。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理兼北洋大臣之后，清洗李大人的势力，打造自己的北洋势力。盛大人就在清洗之列，一度在官场靠边站，直到袁世凯被开缺，盛大人才瞄准时机，以“六十万金”贿赂高官，这才出任邮传大臣。 而老盛贿赂的这个人正是度支大臣载泽。 载泽不仅是皇族亲贵，还是隆裕太后的亲妹夫。在慈禧时代，太后是慈禧，这种关系并不显赫；慈禧去世了，太后变成了隆裕，意义就不一样了。载泽其实早就瞄上奕劻的内阁总理之位， 隆裕自然是会支持他的，但也要和载沣搞好关系。载沣要集权，还要集资，只有枪杆子，没有资金和资本，收买不了人心，办不成事。载泽抓住了载沣的这个需求，他的计划是：先把大清重要的财权统统收回到朝廷，成为“替载沣把控大清钱袋子”的不二人选。 盛宣怀已经成为了载泽、载沣最重要的帮手，也就是说，他能够绕过总理奕劻，直接“通天”。在最高层的支持下，通天人物盛宣怀即将开始一项重大行动。正是从这项行动开始，席卷大清整个官僚系统的权力斗争即将全面升级。它有发生在责任内阁内部的，也有发生在朝廷与地方官府之间的，议员、士绅、新军等等无不卷入其中，最终将为大清最后的解体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