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革命最低潮中成立同盟会！

孙文提出“三民主义”

新的一天开始了，孙文失望地离开台北指挥部，回到日本。离开之前，他表达了对日本政府的不满：日本在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原以为日本在八国中也会奋力居主导地位（意指不接受“门户开放”政策，不顾其他七国，单独出兵占领厦门），那么我也会奋力崛起，与日本政府步调一致；没想到日本政府优柔寡断，坐视利益为他国所取，本人的革命事业也不得不受到挫折！ 孙文已经完全明白了，日本政府所谓“支持”他的革命，只是出于利益，而不是道义。 革命进入了最低潮。从1901年年底到1903年下半年近两年的时间里，孙文主要居住在日本。他很孤独，但又并不孤独，他的身边还是有女人陪伴的。 我们知道，18岁的孙文曾奉父母之命与卢慕贞结婚，那时候他还在香港读书；返回香港后，孙文认识了比他小7岁的教友陈粹芬，两人开始同居。此后，陈粹芬基本都在追随孙文的脚步，陪伴在孙文的身边，两人在共同生活中结下了革命情谊。 1897年，经历“伦敦蒙难事件”的孙文返回日本，在横滨华侨的家中，认识了小他17岁的日本少女浅田春（时年15岁），两人相恋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1902年，浅田春去世，此时孙文又向比他小22岁的横滨高中女生大月薰提亲，得到了大月薰父母的同意。第二年，时年16岁的大月薰与孙文结为“内缘婚”（实质性婚姻，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并举行婚礼）。 在孙文与浅田春和大月薰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陈粹芬陪伴在孙文身边。 在那个年代，男人三妻四妾并不违法，而且没有重婚罪，孙文并不违反传统与法律。只是孙文是基督徒，他并没有遵守基督教一夫一妻的规定。冯自由就曾怀疑孙文是否真的为基督教徒，因为他与孙文同在日本与美国时，他发现孙文除了发表革命演说外，从未去过教堂。 孙文在日本有限的华侨中筹款，但是三洲田起义伤亡巨大，再加上朝廷在国内外不断对这个“匪党”组织进行反动宣传，恐吓与兴中会有关的人员要杀头或者株连九族，很多人对兴中会已经避之不及。革命已经到了一种最低潮，连成立数年的兴中会的这块牌子都必须换了。既然“革命”这两个字很好，很有高端的意义，孙文就把兴中会改称为“中华革命党”，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含有“革命”两个字的组织。其实对于当时的孙文来说，叫不叫兴中会是无所谓的，只要意思能传到位、能筹到款就好，但是，孙文对兴中会原来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却有了重大突破！ 孙文确定的新的十六字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几年以后，孙文会把它再次进行精炼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大主义”（后改称三民主义）。现在，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革命理论。 民族主义，这是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炼而来，它的内容就是反满。一直以来，汉人中是存在所谓“夷夏之防”的，也就是说，汉人才是正统，其他少数民族并不属于“中国人”。而几千年以来，“民”和“族”其实是很少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虽然也有“民族”一词，但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正是为了反击孙文等人的排满革命，梁启超借用日文中“民族”的近代含义，把“中华”与“民族”相连，竟然生生造出了“中华民族”一词，彻底超越了传统“夷夏之防”等狭隘民族观念和“大汉族主义”。 梁启超的意思是，中国大地所有的人都属于“中华民族”，由于当时大家了解到的民族主要有五个（汉、满、蒙、回、苗），这五族都属于“中华民族”，既然大家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只要政治革命（改革），而不要种族革命（暴力排满）。你们革命党人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满人身上，鼓吹只要驱逐了满人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确实可以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唤起汉人对革命的支持，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把“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了，但这样的共和只是汉人的共和，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和，那么你们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民族主义，就是最明显地要反对共和的呀。 梁启超的说法确实是与时俱进，那么孙文也与时俱进。在“民族主义”理论中，孙文很快吸收了梁启超的观点，一般不单独提排满反满了，只提反对满人中腐朽的皇帝和统治阶级，后来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概念，也是对这个理论的提升。 而在中华民族的敌人还有入侵的列强，孙文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要赶走列强的意思，难道只是因为孙文的革命要借助列强的“帮助”才故意回避？其实在孙文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这就必须说清楚他的下一个主义——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这是从“创立民国”提炼而来，孙文心目中的“民国”，就是民主共和之国。参照他比较熟悉的美国模式，废除世袭的君主，由人民选举最高领导人和政府，实现民权。 实现民权和实现民族独立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观点——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如果一国之内的人民真正实现了民权，得到独立，那么离富强到废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和赶走列强也就不远了。反之，民族主义如果不是来自于人民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则是危险的，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就是以这个理论为指导最终实现独立的。如此看来，孙文并不是反对彻底的民族主义，只是借鉴了福泽谕吉的观点，想学明治维新中的日本。 接下来就要说到民生主义了，它提炼于“平均地权”，相比前面的政治革命，这是社会革命（分配财富）。大家知道，土地是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土地所有权问题是一国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按照孙文的设想，他主张“土地国有”。在将来“民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把全国的土地定个价，以这个价来向地主收税，由国家以这个价格把土地从地主手中买过来。地主得到了钱，政府得到了土地，可以在土地上发展工商制造业、房地产业等等，那么土地上的这部分增值就和原来的地主没有关系了，增值部分是全体国民获利，这就是“平均地权”。 可见，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根据孟德斯鸠等正统的“资本主义”理论，它的核心是私有制，土地永远是私有的，私人只有把土地出卖给政府的权利，而没有义务，除非他自己想卖，政府就无法获得私人土地。这是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的，但也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弊病：土地被大资本家垄断，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工人、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反抗事件不断发生。 1896年伦敦蒙难事件之后，孙文曾经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大量的英文原版书，其中包括马克思著作。孙文还有可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读到《共产党宣言》英文原版的人。孙文的“平均地权”部分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又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很不相同。无产阶级是主张用暴力手段而不是赎买把土地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变成国有，但孙文的革命恰恰需要向地主和资本家筹款，于是提出了平均地权理论。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孙文的三民主义本身并不新鲜，但他却能结合国情，他把凡是他认为有用的、值得学习的东西都统统吸收过来了，揉捏成了一个集大成的“主义”，或者说是“有中国特色”的主义。孙文也成了一个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容合了东西方的政治家。 是的，西方用枪炮把古老的中国拖入近代，但对于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化，西方不会也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西方也怀疑古老的中国接受他们价值观的诚意和能力，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摸索。孙文希望用对文明饥饿般的追求，来补偿过去的落后与野蛮，他太想建立一个理想国了。对他来说，任何理论只要有用，他是来者不拒的。其实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马克思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和当时西方社会的环境有关，都有自己的“因”，理论只是一个功能性结果而已。孙文并不在乎“因”，他重视的只是“果”，为了获得结果，他可能也是“不择手段”的！

孙文加入洪门，在美国再次被捕

1903年9月，在日本仍然看不到什么希望的孙文借到了路费，再次前往檀香山寻找机会。然而，檀香山的情况比日本更糟，三洲田起义之前，梁启超已经在这里挖走了兴中会大批的会员。孙文宣布了与梁启超绝交，在报纸上澄清了革命与保皇的区别，放弃兴中会的名号，重新打出“中华革命党”或者“中华革命军”的新名号，宣传那十六字宗旨，发行“建国”债券。但愿意出钱购买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大家仍然觉得保皇更有前景。 孙文不得不注意到洪门在檀香山的堂口——致公堂。很多华侨都是其中的会员，孙文决定加入致公堂，也把兴中会并入致公堂，借洪门来发展兴中会，甚至将来有可能的话，要把整个洪门按照十六字宗旨进行改组，变成真正的武装反清机构。如此一来，洪门就会变成事实上的“兴中会”，变成革命的组织！ 也就是说，孙文加入洪门，并不只为保留革命这么简单，而是要“借船出海”，即使是在兴中会危如累卵的时候，孙文的格局仍然很大！ 在檀香山致公堂，孙文带着所剩无几的几个兴中会会员加入其中。孙文被授予了“洪棍”之职，这是一个主管纪律的高级职务，大概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护法”，至此之后，孙文就是洪门中的“大哥”了。 虽然孙文是革命者，但按照洪门规矩，那也是要喝鸡血、过火刀、对天盟誓的。作为一个革命者，孙文应该要做这一套规矩的，而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只能对上帝发誓，应该拒绝对“天”发誓，但孙文自然地完成了这一切。这大概是后来梁启超评价孙文“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个原因。其实，梁启超哪里知道，对于孙文来说，革命才是他最大的信仰！ 在孙文的努力下，檀香山致公堂接受了“革命化”的改组，接受十六字纲领作为新的宗旨，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接受革命宗旨的帮会组织，在革命派与帮会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孙文并不满足于此，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整个美洲洪门，这就需要首先把分散在美洲各地的各个堂口进行再注册，接受革命化改组。于是孙文决定前往美国本土，第一站是旧金山。出发之前，檀香山致公堂通知了旧金山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去码头迎接孙文，一切看上去都不过是孙文漫长旅途中正常的一站。 为了让孙文更方便地进入美国本土，檀香山致公堂还给孙文弄来了一张本地出生证明。就这样，孙文成了“美国夏威夷州人”，自然就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了，一切看上去也都没有什么异常。 然而，孙文不知道的是，旧金山海关早已接到了匿名人士的举报。孙文一抵达码头，就被海关扣留住，关进一间小木屋里接受调查。 孙文立即出示了他的出生证明，并写下书面材料，表示他出生于檀香山，三四岁时才被父母带回大清，因此他是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 海关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那张出生证明在纸张、格式和签发上都是真的。根据美国法律，除非海关能够找到确凿的相反证据，否则孙文就自动成为了美国公民，无须自证清白了。但是海关又发现，早在1896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就有从檀香山入境美国本土的记录——当时持有的是大清上海核发的旅行护照（就是请盛宣怀帮忙弄的那张）。既然持有过大清的护照，那么这张出生证明即使是真的，也说明孙文在那时已经自动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加入”了大清国籍，因此，出生证明无效，美国应该拒绝孙文入境，甚至应该将他以清国公民的身份遣送回大清。 危险骤然降临：一旦被遣送回国，朝廷又将对孙文千刀万剐！ 得到消息的黄三德立即展开了营救行动，致公堂方面花大价钱请到最好的律师，和美国政府打官司，不把孙文救出来绝不罢休。 美国人其实也清楚孙文是大清“革命者”的身份，他们也并不想把这样一个人遣送回大清，这将遭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并不利于美国的“国际形象”。最后，美国商务暨劳工部执行部长发出长达三页的决议：在孙文“出生于夏威夷州”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根据法律，孙文具有美国国籍，是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并居住；至于孙文曾利用大清国核发的护照入境美国，那是由于他暂居清国，在当时是入境美国的唯一办法，并不能说明孙文自动放弃了美国国籍，取得了大清国籍，因此，孙文仍然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国境并居住。 在被禁闭17天后，孙文又重获自由了，这17天禁闭换来的是，孙文从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美国公民”，以后不仅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国境，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声明他是“美国公民”而受到保护，躲避朝廷密探的追捕。直到1909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亲自撤销了这个裁定，认为孙文不能取得美国公民资格，孙文的“美国国籍”才被废除。 一场风波过后，孙文总算有惊无险，那么，那位举报的匿名人士是谁呢？根据种种资料来看，他应该是致公堂中的保皇会会员，是故意来置孙文于死地的。事实上康有为已经对孙文十分憎恨了，在一年之后，康有为还亲自下达了暗杀孙文的密令：“此人险毒已甚，今复来此（指纽约），必专为谋我……穷我财力，必除之，如不在纽（约），则跟踪追剿，务以必除为主，皇上与我乃得安。” 孙文一脱险，就投入到改组洪门的工作中，遍访北美洪门堂口。然而，这里不比檀香山，无论孙文如何努力，没有一个堂口愿意接受改组。孙文的计划失败了。 在加拿大的一家华侨餐厅里，有人问孙文：“孙文，听说你要推翻大清，你有多少兵力啊？” 孙文微笑地回答：“我们的军队多着呢！朝廷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朝廷在给我们养军队呢！” 众人大笑，“大炮”的名号传得更广了。 孙文也笑笑，不再理睬他们，一个人落寞地吃饭。1904年12月，孙文再次前往欧洲，改组洪门失败，他访问了马克思主义组织——第二国际，并向对方申请加入第二国际，同时，申请兴中会成为第二国际的会员单位。这是孙文为兴中会想到的另一条出路，但是申请并没有下文。 然而，一个意外收获也很快到来了。 在欧洲，孙文碰到了一群年轻面孔——留学生。留学生们告诉孙文，其实革命在留学生中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日俄为争夺满洲领土，又在满洲的土地上大战，朝廷却束手无策，年轻气盛的学子们早已经不满，很多人都有了反朝廷思想，革命在他们中恰恰是最好发动起来的。其实除了留学生，国内的新军也有很多人具有新思想，可以策动他们造反！ 孙文之前虽然也发动过留学生，但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一群人身上。在孙文看来，学生们年轻，往往爱说空话大话，经不起现实的磨难，他们是真正的“大炮”，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且学生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是筹款和发展会员的理想对象。至于新军，其实广州起义时就计划过策反，但最终失败了。现在，留学生报告的这个新情况却让孙文重视起来——年轻人已经接受甚至向往革命这是大好事，事实上相对于中年人的犹疑算计、患得患失，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容易受到革命的鼓动，也更容易作出舍生取义的决定！ 1905年7月，孙文从欧洲重回日本。此时的他即将年满40岁，第二次绕了地球整整一圈，而革命仍然处于低潮中，兴中会名存实散。但是，在大清留学生最多的日本，革命似乎又要迎来新一轮的转机。 情况正是如此，当初毕永年失踪之后，孙文曾派人四处寻访无果，孙文对此十分惋惜。毕永年是兴中会与长江流域帮会联络的桥梁，失去了毕永年，兴中会就很难再向长江流域发展。而孙文并没有想到，有一个湖南籍的留日学生即将来到他的身边，他成立了一个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反清组织，他的到来，不仅将重建兴中会与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反清势力的联系，还将成为孙文接下来甚至一生中最得力的帮手和伙伴！ 黄克强已经横空出世了。

从忠于大清到反清：黄兴组建华兴会

1902年6月，湖南籍学生黄轸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私立宏文学院速成科学习（学制八个月）。此时，日俄争夺朝鲜和满洲已经激烈化，日本的重点在朝鲜，而俄国的重点在满洲。俄国人向朝廷提出了独占满洲的要求，对于这一点，日本国内媒体自然要大肆报道，煽风点火，并宣扬日本“抗俄援清”的口号，留日学生看到报纸，悲愤交加，点燃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1903年4月29日，黄轸与老乡陈天华等其他留日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拒俄义勇队”，要求以学生军的形式上战场杀敌。可见此时的黄轸等人还是“忠君爱国”，他们体谅朝廷，不惜以一腔热血杀敌，而朝廷驻日公使蔡钧却向国内密报：留日学生不过是找了抗俄的名头，实际上是要“谋划革命”，要密谋推翻太后的统治。 事实证明，蔡大人写这个报告并不是敏感得过头，只是准确地摸准了慈禧的心思。日俄有可能在满洲爆发大战，国内外局势即将风云突变，每当这个时候，慈禧的神经都很紧绷，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确保她的权力安全。果然，慈禧命令蔡钧跟日本政府严正交涉，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政府取缔这个组织，同时密令国内各督抚严密防范，如果留日学生回国，发现他们行踪诡秘，确实有“闹革命”的意思，随时缉拿，就地正法！ 此时的日本政府也不敢得罪朝廷，在几天后就取缔了拒俄义勇队。这一行动彻底地激怒了黄轸、陈天华等人，他们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出于保家卫国的激情，不惜上战场杀敌，朝廷却是这个态度，防范学生甚至比防范要占领满洲的老毛子还厉害。朝廷这个态度，留日学生们能不被大清密探抓走保住性命就不错了，还谈什么上战场抗俄、保大清？ 留日学生的怒火在熊熊燃烧！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朝廷对外一直都很软弱，处处以维护统治的稳定为首要，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虽然也有过严重不满，但一般都是积压于心或者私下发发牢骚而已。而这批留日学生却不同了，他们已经看过了外面的世界，已经明白了大清落后的根源，正是政治体制的落后，几十年来，朝廷对外处处挨打，对内却又处处愚化压制百姓，这已经开启了年轻学子的轻视之心——朝廷不过尔尔，反了又如何？他们对朝廷从来不抱有希望，只有绝望，既然寄希望于朝廷反入侵的俄国不成功，那么只好愤而反清！ 陈天华有口吃的毛病，性格忧郁内向，但写文章厉害，他用极大的热情写出《猛回头》《警世钟》。蔡大人终于有“证据”了！这两篇长文真的成了革命檄文，猛烈抨击朝廷不过是“洋人的朝廷”，“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然后，留日学生们转入地下，以刺血的方式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分为鼓吹、暗杀、起义三部。黄轸加入的是暗杀团。 1903年6月，已经毕业的黄轸该回国了。抵达上海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黄兴，改号为克强，并有意结识了一位牧师。这意味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不会因为回国而改变，并为自己找到了一道基督教的护身符（黄兴于1913年正式加入基督教）。接下来，黄兴与陈天华、22岁的湘籍学生宋教仁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并策划发动一次起义，失败后纷纷逃往日本，继续革命活动。宋教仁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办起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定期寄回大清国内销售，宣扬革命。 几乎与此同时，其他省份的留日学生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团体。在浙江，它叫光复会；在湖北，它叫科学补习所。革命的学生基本都知道一个“老牌革命家”的名字——孙中山！ 孙文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孙文以前在日本时，为了安全起见，经常使用日本化名，比如“中山樵”“高野长雄”“中山平八郎”等等，日本人也时常称他为“中山先生”。 1903年，留日学生不断把“中山先生”的事迹传回国内，包括从十年前起就已经发生但大清国内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广州起义、三洲田起义等等，一位叫章士钊的人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来介绍这位“老牌革命家”。不过章士钊此时还没去过日本，他并不清楚日本人所称的“中山先生”，其实是姓“中山”，而不是名“中山”，章士钊就把这个“中山”日本的姓与中文的孙姓连在一起，生生发明了中日结合的名字——孙中山！ 从此，“孙中山”这个名字也就在革命阵营中渐渐地传开了，以至于比“孙文”这个本名还要著名，而孙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孙中山”指的就是他。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从不自称或者署名“孙中山”，而是自称“文”，署名孙文，也从来没有人当着他的面称呼他为“孙中山”。后来中国国民党执政，禁止使用孙文这个“名讳”，一律改称“总理”或者“国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章士钊已经是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参与审定历史教科书，他又改回了“孙中山”。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孙文”才是本名。 好吧，孙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到日本的：越来越多的留日学生加入革命阵容，他在革命的学生中也有一定的名气。宫崎寅藏又在动脑筋了：继当年运作康有为失败之后，现在可以把以黄兴、宋教仁为核心的这股留日学生界的新兴革命力量，与孙文联合起来！ 一个新的革命联盟即将诞生！

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对于孙文来说，兴中会名存实亡，急需补充新生力量，他对成立联盟极为重视，宫崎寅藏希望这个联盟要以孙文为领袖来成立，如此一来，黄兴、宋教仁会不会同意？ 宫崎寅藏找到了黄兴、宋教仁等人，向他们介绍孙文，称孙文是世界罕见的伟人。黄兴还是很有大局观的，他明白日本方面的意思，也明白孙文在革命领域早已经积累了巨大威望。黄兴知道，他的工作就是要主动维护孙文的地位，否则联盟就有可能无法成立，对双方以及整个革命事业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通过华兴会内部开会，黄兴、宋教仁等人最后决定：同意加入新的联盟，但华兴会的会员是否加入这个新的联盟则属于个人自由，会员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新的联盟，这就是说，联盟成立之后，华兴会仍保留组织上的独立性。 宫崎寅藏很快地组织筹备会议。会议是在黑龙会的本部，也就是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的。到会者七十多人，除了三名日本人，包括黄兴、宋教仁在内的华兴会会员约六人，包括孙文在内的兴中会为五人。光复会的正副会长此时都还没有来到日本，只有一名普通会员参加，其余的人基本都是想加入革命的留日学生。也就是说，筹备会议其实也是在吸引更多的留日学生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 正是为了要在更多的留日学生中发展革命成员，也扩大孙文的影响，筹备会议之后，黄兴、宋教仁开始策划一个公开的“留日学生欢迎孙文大会”。黄兴、宋教仁本身在留日学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很多学生还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的读者，会有很多人来的。孙文提出，这个大会应该卖门票，遭到黄兴、宋教仁等人反对。孙文自然不是为自己赚钱，他只是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为革命筹款而已。 欢迎大会最后来了近2000人！害得日本警察都不得不如临大敌。孙文一身白西装，发表了近两个小时的革命演说。这大概是孙文从事革命工作以来，第一次面对如此多的听众来阐述革命思想。而台底下的人，不再是华侨，也不再是帮会分子，是一群年轻的面孔，他们对孙文的演讲听得十分认真，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 万事已备，新的联盟就要成立了！ 1905年8月20日，在大清驻日本使馆附近，突然又来了很多的留日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找不到路，还跑到使馆门口去问：请问这里是成立革命联盟组织的地方吗？ 在犬养毅的同乡家里，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了，孙文被推举为总理。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作为同盟会宣传革命的机关报。正是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孙文详细阐述了原来的十六字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把它再次精炼为三民主义。 那么，中国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一直以来，同盟会被认为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联合，其实从过程和结果来看，它更是孙文与以黄兴、宋教仁为核心的革命留日学生的融合，是老牌革命势力与新生代革命势力的一次大融合。这种融合是松散的，同盟会成立之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依然存在，甚至还存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层会员仍归本会控制，秘密活动仍由本会部署，各有各的筹款渠道。打个形象的比喻：同盟会虽然相当于“集团”，但这个组织下面“山头”林立，作为总理的孙文并不能真正领导它们，他更多地成了一面旗帜，一个总的号召人，或者说一个精神领袖。 同盟会的本部设置在东京，在其他地方设置支部和分会。加入同盟会必须捐会费一元，支部收取的会费，必须上缴本部。在本部里，又设置执行部、议事部和司法部三个部门，分别对应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内阁）、立法部门（议会）和司法部门。也就是说，同盟会在组织架构上参照了当时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那么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很好理解了。 同盟会的总理，实际上是指执行部的总理，也就是对应西方国家的“内阁总理”，他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每四年选一次，可以连任。但这个总理只能领导和节制执行部，他可以向议事部（议会）提交议案，获得批准之后再去执行。如果议事部不批，总理有权解散议事部，再在全体会员中通过选举产生新的议事部。反过来，议事部也可以弹劾总理，提前进行“大选”，章程的修改权也在议事部。最后，司法部也是独立的，它也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负责监督章程的落实和处理违反情况，并只向全体会员负责。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三个部门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关系。同盟会的最终权力并不在总理手中，也不在其他两部的领导手中，而是在全体会员手中。 孙文直接成为总理，是因为当时黄兴主动表示，不必选举，推举孙文为总理。黄兴担心的是，凭着他和华兴会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力，一旦进入选举程序，孙文可能选不上，他自己可能当选，但是日本人是支持孙文的，甚至可以说日本人会让孙文对总理之位志在必得，如此一来，同盟会可能就成立不了。所以黄兴作出了上述表示，孙文顺利当选，黄兴被选为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 应该说，在同盟会成立的过程中，条理井然，并没有出现像十年前杨衢云与孙文“争当会长”的情况，这与黄兴的主动谦让是分不开的。但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孙文其实是以违反同盟会章程的方式成为了总理，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它的章程就被违反了，这确实不是一个好现象，也为日后的内部冲突埋下了伏笔。 另外，宋教仁被选为司法部的检事（相当于检察长）。根据章程，孙文是黄兴的直接领导，却不是宋教仁的直接领导，他与宋教仁是相互合作和制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