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利用“刺康”，孙文为革命筹款筹到了慈禧头上！

慈禧为什么恨康有为超过恨孙文？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对于康有为在海外伪造的关于戊戌变法的各种言论，朝廷是清楚其中的内情的，为何不站出来反击，澄清一下事实呢？比如发表一份声明什么的。可是，这么多年来，什么时候见过朝廷就皇宫里的事情发表过声明？只能任凭康有为在海外中伤慈禧这个最高领导人，却不能澄清事实，这正是朝廷的难言之隐。要知道戊戌变法的实质牵涉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权力斗争，在变法的表象之下，那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从当初对“六君子”不审不问，就直接杀头开始，朝廷对变法的真相一直都是掩盖得严严实实的，哪还能让它大白于天下，让老百姓们都恍然大悟呢？而康有为并不知道，他已经光荣地取代了孙文，成为慈禧最恨之人。这并不奇怪。孙文是革命派，是彻底反朝廷的，也就是说，从上到下的官僚集团都会团结一致反孙文，反正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船翻了大家都完蛋，并不需要慈禧过多地动员。但康有为不同，他偏偏不反光绪，只针对慈禧，那么慈禧还要担心内部是否有人叛变她，再加上康有为在海外不断攻击慈禧的生活作风问题，慈禧对康有为就不只是“国恨家仇”了，还有私人仇恨！慈禧首先要调动朝廷的一切力量来处理私人仇恨，反正朝廷也是她的，所谓公器私用。朝廷已经接到了慈禧的内部传话：要提高“政治觉悟”，与朝廷保持一致，把康有为当作比孙文更“险恶”之人来对待，要尽心办差，想尽一切办法让“康贼”在海外永远闭嘴！慈禧也在行动，她的行动直接体现在通缉令的赏格之上。相信大家还记得，朝廷当初对孙文通缉令开出的赏格是1000元，后来虽然不断加码，到1900年时，也才涨到4万多，而1900年1月24日，慈禧发布上谕：对康梁通缉令的赏格确定为10万两白银巨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体给赏。为了打消各路“杀手”的顾虑，表示朝廷不会赖账，先把这笔钱存在上海道库，一手交人验明，一手给钱，如对方不要钱，还有官做（破格授予实在官阶以及各项升衔）。慈禧特别交代沿海地区的各省督抚：你们缉拿康梁更加方便，只管用心办好此事，任何后果我负责！自洋务运动以来，朝廷罕见地公然鼓动滥杀，对象只是小小的康梁，但朝廷发表不了公开声明，只能用追杀的方法，这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一个同样与康有为结仇的人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慈禧的这种心理需求，他将用心为慈禧办好此事，最终洗脱他自己的罪名，从此安心地当上大清隐形富豪，同时也将为孙文向慈禧筹款最终带来机会！他就是刘学询。

为洗脱原罪，刘学询想出“以孙制康”

刘学询在广东承包着有聚宝盆之称的“闱姓”工程，拥有巨大的利益的同时，自然有巨大的风险，朝廷里不知有多少人在盯着这块大蛋糕。富人其实一直是踩在钢丝上，而刘学询没有想到，首先向他开炮的，正是他的老乡康有为。 1895年，37岁的康有为终于考中进士，被授予处级备选干部（工部候补主事）。甲午战争惨败，朝廷凝聚改革共识，正要刷新吏治，康有为的目光瞄准了家乡的“闱姓”工程，发扬给皇帝上书的精神，亲自写下弹劾谭总督和刘学询的奏折，交由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上奏，希望朝廷有关部门能查查谭钟麟和刘学询在“闱姓”的招标投标中的行贿受贿的问题。康有为对于“闱姓”招标投标的内情并不十分清楚，为何就肯定其中有行贿受贿问题呢？其实这并不是康有为有火眼金睛，明眼人都知道，根据大清的官场惯例，贪腐问题肯定是有的，只是数额的多少而已。而此时的刘学询早已经“逃跑了”。他私自跑到了香港，而且放出风声说是被谭总督给逼跑的！原来，刘学询承包的第二届“闱姓”到1896年就到期了，需要上交的总承包款约370万两白银（相当于如今5.5亿元至7.4亿元之间），而刘学询竟然还拖欠着近百万两（近两亿元）的承包款没交。谭总督向刘学询催款，刘学询说交不起这笔钱，只好逃到了香港，事情就是这样。那么看来，刘学询其实并没有从这项承包中赚到钱，他应该是亏本了，否则不会冒险外逃——而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刘学询其实早就从承包中赚得盆满钵满了，谭总督个人也拿了不少好处，但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这正是：承包快要到期了。承包快要到期了，这就是说，下一届承包的招标投标工作即将开始。在这个紧要关头，很多原本在盯着大蛋糕的人一定会使出他们各自的神通，加紧运作，好来分上一杯羹，那么谭总督和刘学询这对原有的利益共同体就只好上演一出“承包要巨亏”的双簧了。富可敌国的刘学询装模作样地外逃，谭总督装模作样地抓，说不定他们还能获得不少同情分：刘学询血本无归，可怜；谭总督对合作者秉公办理，可敬。其实对于谭总督来说，他并不担心真的有什么势力能够插进一腿来，毕竟朝廷已经把“闱姓”的招标权下放给两广总督府了。“闱姓”所产生的利益，大部分被朝廷以公开征税缴费的形式收走了，小部分自然要落到办事员的手里。朝廷拿大头，办事员拿小头，这是官场人士谁都清楚的。朝廷总需要一个办事员，不是老谭就是老赵，而作为两广总督，谭总督就是最“合法”的办事员，一般情况下其他官场同僚再眼红这块蛋糕，也会识趣地“忍痛回避”，这是官场原则。更何况谭总督在京城也有强大的靠山（直通慈禧），估计谁也不敢轻易惹他这个著名的“后党”人士，谭总督那就更不需要担心什么了。然而，谭总督自己不担心，却要为自己的利益伙伴刘学询担心。大清的“官商”并不只他这一个，如果有什么眼红的势力故意参与招标，然后进行抬价，那么刘学询就不得不以一个更高的价格继续承包下去，到那时候刘学询和谭总督落入私人腰包的银子也要大幅度缩水了。再说康有为，他的弹劾奏折转奏上去之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康有为或许真的是从“反腐打贪、刷新吏治”的角度来捅这个娄子的，但问题是在官场人士那里，他也并不那么光明正大。想想看，一个刚刚中进士有做官资格的人，就弹劾自己家乡的最高父母官，这已经犯了大清官场的忌讳。康有为需要勇气，更需要动机，难道康有为背后没有那些眼红势力，被他们当枪头使？形势不明之前，官场给予康有为的，只是“道义上的支持”而已。果然，朝廷并没有派有关部门前来调查，而是把这封奏折转给谭总督自己处理。这就很有意思了，明明是弹劾他的，还要当事人自己来处理，谭总督只好认认真真地“自查”了一番，然后上奏：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错，康有为没有错，谭总督和刘学询更没有错，大家都不要接受处罚，和和稀泥为好。弹劾问题处理完，谭总督行动了，他以两广总督的身份继续向朝廷要政策。“闱姓”不是已经合法了吗？继续招标就是，还需要什么政策呢？这就是大清政商两界的艺术了。没错，“闱姓”是合法了，但一直受到清流们的攻击，而朝廷的政策从来都是摇摆不定的，小心谨慎和未雨绸缪才是为臣之道。在新的招标即将开始之际，谭总督首先要确保的就是让“闱姓”能够继续在广东合法，中间不要再出什么岔子，以使他和刘学询的利益共同体模式能够顺利进行下去。这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出特别重大的变故，合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对于谭总督来说，这并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要在政策上保住在广东“先行先试”的合法博彩业有且只有“闱姓”这个种类。也就是说，不能让朝廷有关部门头脑一热，看到“闱姓”能够收不少税，就把其他形式的彩票业（如山票、铺票等等）全部在广东开放。如此一来，就会冲垮“闱姓”在广东博彩业领域的垄断地位，让百姓们有更多合法彩票品类选择，自然就会使利益共同体刘学询的利润下降。总之，在刘学询积聚的财力能够承包下大部分热门彩票品种之前，谭总督的任务就是要向朝廷影响广东博彩业如何“放开”，能“放开”哪些，“放开”到什么程度，一切都是以个人私利出发，最终使得广东的博彩业有限度地“放开”，但又不能全部“放开”。维护已经能够掌控的“闱姓”在官方合法范围里一枝独秀的地位，让自己享受“放开中的垄断”带来的巨额利润。对于这后一点，谭总督也是很有信心的。没错，哪些行业可以“放开”，这确实是朝廷才有最终决定权。正如官场人士谁都清楚的那样，在“放开”的行业中，朝廷拿大头，办事员拿小头，办事员和朝廷也是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怕朝廷不接受“胁迫”，不按照办事员的意思来办！大清的百姓一会儿见有些行业突然“全部放开”了（变成民办），以为“改革”的春风到了；一会儿又发现有些行业“部分放开”了（变成官督商办），认为“改革”的脚步放缓了；再过一会儿又发现有些行业突然收回去了（变成官办）。即使在甲午战争后凝聚改革共识之时，百姓们总是觉得还是把不准朝廷“改革”之脉。谁又能明白这背后真正的利益争夺呢？果然，谭总督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第三届“闱姓”以一枝独秀的地位继续在广东开办，刘学询和谭总督继续合作愉快，签下了第三届承包合约。但也有两个变化：首先，总承包费由之前的约370万两变成了约420万两，比第二届涨了50万两，朝廷的收入增加了，这是一个交代；然后，公开出面承包的是刘学询的老搭档——香港韦宝珊（也就是那位“韦爵爷”），刘学询退居幕后，在韦宝珊的公司占一半股份，充当实际控制人。康有为没有扳倒谭总督和刘学询，他在等待着机会。1898年到来了，戊戌变法开始，光绪走到权力一线，慈禧退居幕后。谭总督是著名的后党一派，掌控富裕的两广地区这个慈禧的“钱袋子”，光绪自然要首先拿谭总督开刀，他特意派出了武将岑春煊前去广东找谭总督的麻烦。同时，嗅觉灵敏的康有为也抓住时机，旧事重提，再次上奏谭总督和刘学询！朝堂上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换成光绪，这次可就不是交给谭总督“自查”那么简单了，有关部门真的出动。谭总督一时不可撼动，刘学询还是好对付的，他们对刘学询的初步处理结果是罚款100万两白银，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1.5亿元至2亿元之间。这应该是大清开国以来对个人最大的一次单笔罚款，如此巨额罚款，刘学询这次真的逃了。他连夜逃出广东，辗转上海、杭州等地，四处避风头。但刘学询并不是真正的潜逃，而是“以拖待变”，否则也不会在大清国内转悠了。他的政治嗅觉也是敏锐的，他在静待大清政治风气的变化。果然，朝廷这股“不正常政治风气”很快转变了。光绪被幽禁，“六君子”被杀，康有为等人出逃，慈禧重回一线掌权。这时有关部门对刘学询的处罚就难办了：这个处罚是光绪在一线时作出的，认真去办吧，还不知道慈禧怎么想；不办吧，也不知道慈禧怎么想，有关部门就开始含糊不清了。刘学询又“拖”了一些时日，发现风头已过，这时候他发现康有为已经成为慈禧最想杀而又没办法杀的人。刘学询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帮慈禧一个大忙，不仅能够彻底洗白在承包“闱姓”工程中积累起来的原罪，还能再次崛起！刘学询的想法是：康有为流亡在海外，受到所在国的法律保护，朝廷投鼠忌器，不敢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派人去追杀，只能在海外收买一个人去“刺康”；而孙文也流亡海外，他和孙文相识，那就出面代表朝廷去日本“招安”孙文，借孙文之力在海外刺杀康梁，这个办法简称“以孙制康”！通过官场朋友御史杨崇伊等人，刘学询将这个想法上奏给了慈禧。为了打消慈禧的顾虑，刘学询干脆也附上一份秘密材料，以身家性命担保孙文“才堪大用，万不宜任其浪迹海外”。刘学询不愧为刘学询，他结交的是朝廷著名的“钦犯”，这要是换作别人，打死也不会说不出来，更何况要用身家性命担保？但刘学询相信，到了最高领导人慈禧需要这一点的时候，他的这种“人脉”就是别人没有的优势，大清朝廷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慈禧和“黑老大”又有什么区别呢？果然，刘学询的这个建议确实让慈禧“眼前一亮”，只要能为她自己解决这个难题，她也根本不介意什么“钦犯”不“钦犯”的，反正朝廷对于她来说都是公器私用。在慈禧看来，如果刘学询真的能够“招安”孙文为朝廷服务，刺杀康有为，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因为慈禧认为孙文身上有别的“刺客”不具备两个的长处。首先，据慈禧了解，孙文这个人是“很爱财”的，当初不是还想打劫朝廷的“闱姓”承包款吗？据说流亡到海外后也到处筹款弄钱。爱财，这在慈禧眼里恰恰是一件好事，只要他“爱财”，就说明有被“收买”的可能，为了收买他，朝廷是什么价钱都可以出得起的。另外，在慈禧的印象中，孙文这个人实在很有“黑老大”的风范。就拿那次在广州闹事来说，粤港两地的“黑道分子”都被他网罗过来了，虽然最终没有闹成事，但能够把这些人发动起来，本身说明孙文具有做“黑老大”的素质。只要有这种素质，就能够与海外的“黑道人物”混熟，调动人马“刺康”。甚至于后来的伦敦使馆事件，他明明已经被捕了，最后竟然还能脱险。虽然使馆方面也是迫于英国的压力，但整个过程绝对可以看出此人最大的特质是镇定。文质彬彬的无害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杀手心”，这就是天生的“刺客”啊！说起来连慈禧都有几分“佩服”的意思了。慈禧决定了，她决心采用刘学询的这个建议。正好，此时的朝廷也需要有一个人秘密出使日本。甲午战争后，日本一直在努力营造“日清亲善”氛围，慈禧虽然已经倒向了俄国，但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要做的。由于已经和俄国签订了秘密的同盟条约，不可能再与日本签订盟约，那就和天皇睦仁互换电报密码本，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电报直通热线”，以保障紧急情况下能够直接沟通，这也算是外交场上的一种态度。慈禧下令，刘学询连升两级，从四品升为二品，作为出使日本大臣，打着“考察商务”的名号，实际上背负着两个绝密任务：背着俄国与睦仁交换电报密码本以及秘密“招安”孙文“刺康”！望着眼前的红顶戴，刘学询心头的一块石头彻底落地了，他知道那100万两银子的巨额罚款今后再也不会有人提了，他还升了官，这简直是“一个创意卖了100万和一个红顶子”。至于推进“刺康”，刘学询会极力完成的，因为说到底康有为也是他的仇人。和慈禧一样，他也是一个有恩不一定报恩，但有仇一定会报仇的人！

李鸿章卷入“刺康案”

1899年7月，刘学询率领出使团来到了东京，他首先作为慈禧的私人代表觐见了睦仁，互换了电报密码本，谈了“清日友好”的话题，大家都客气了一番。当天深夜，孙文在宗方小太郎等日本朋友的陪同下，首次与刘学询密谈，后来，孙文又几乎每天半夜去密会刘学询，根据《总理史实访问记》，他们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话题。首先谈的是孙文的“革命”。刘问孙：你革命的宗旨是什么？孙答：兴起中国。刘说：如果是政治革命，我们可以帮助；种族革命（即排满），恐怕很难成功。然后谈到了康有为。看来此时孙文对与康有为携手也是彻底死心了，他当着日本朋友的面，“详述了康有为种种背负之事”，认定“康之行动无非自私自利，敛财肥己”。孙文还要求刘学询去见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向大隈重信证明“康之乖谬”，并不值得扶植，刘学询答应了。此时的康有为已经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在加拿大创立了保皇会。日本政府抛弃康有为的具体原因，外界是不清楚的，很显然，孙文之所以要刘学询亲自向大隈重信证明康有为“人品有问题”，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康有为进一步留下“坏印象”，为将来可能的“刺康”取得日本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康有为毕竟曾是日本政府的贵客，“刺康”这么大的事情如果没有日本方面的默许和支持显然是不行的。最后，刘学询“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孙文回国”，孙文“亦有应允之意”，反正刘学询也是朋友，先答应再说，看看将来是否能为革命争取到筹款。事情谈到这一步，也算是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了，刘学询也要打道回国。然而，当刘学询还没有走到京城时，上海租界里的《字林沪报》却率先捅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刘学询在访日期间与孙文密谈的内容是：刘学询让孙文先去刺杀还在留在日本的梁启超，以此作为“投名状”获得慈禧和朝廷的信任，先成功地实现“招安”，然后刘学询会利用他在政商两界的人脉帮助孙文步步高升，获得军权，最后再利用朝廷的资源推翻朝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真是惊天大反转。从刘学询的性格来说，他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为说动孙文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问题是那时候狗仔队还不发达，刘学询与孙文之间进行的是绝密会谈，报纸又是如何知道的？报道中倒是自己说了：刘学询在与孙文密谈时，曾经叫过日本歌妓在身边陪伴，密谈内容就是日本警方事后从歌妓处审讯得来的。想想刘学询也是惯于风月场的人士，来到日本后入乡随俗，谈事时找个歌妓在一旁服侍自然也是正常。但问题又来了，他和孙文是老乡，谈事时应该说的是粤语而不是日语，更何况以孙文和刘学询的日语水平，他们根本无法用日语进行交谈，这位日本歌妓又是如何听懂的？更加不可能是，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抛弃康有为转而重点支持孙文，对于孙、刘会谈的绝密内容，日本警方即使真的侦探出来了，也绝对会保密。那么《字林沪报》又是如何知道的？谁会故意和刘学询过不去呢？似乎是在配合这篇报道，与此同时，朝廷突然出现了大批弹劾刘学询的奏章，罪名是出使日本之时“密会乱党”，要求严惩。所谓“密会乱党”，慈禧自然是知道的，她一方面将弹劾奏折留中不发，一方面却又把此事交给朝廷驻日公使李盛铎，谕令他“密查”。谁也没想到，这个和刘学询过不去的人，正是李盛铎。李盛铎曾经是康有为的好友，戊戌变政之后，此人见风使舵，及时投靠在荣禄的门下，这才在慈禧那里涉险过关，被荣禄推荐为朝廷的驻日公使，也算是让他去海外避风头。而刘学询却是奕劻这条线上的人，包括“闱姓”在内的两广利益输送，一直是奕劻大人重要的“财源”之一。戊戌变政后慈禧重返权力一线，她重重地提拔了非皇族的荣禄，任命他为领班军机大臣，权力大于奕劻；而奕劻是亲王，地位却又高于荣禄，很显然，这不过是慈禧“搞平衡”的把戏。于是，在端王集团这个政治小圈子跳出来之前，朝堂之上一直是奕劻和荣禄在慈禧面前“争宠”，慈禧也乐见其成，比如关于“刺康”，慈禧就只找了奕劻商量。“刺康”是公事，更是慈禧私事，荣禄作为领班军机大臣和慈禧“亲信”，于公于私都应该参与，现在竟然被撇在一边，荣禄大人自然就对奕劻有情绪了。当刘学询出使日本时，荣禄特意交代李盛铎在日本严密监视刘学询的一举一动，以掌握奕劻的动向。于是，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那个日本歌妓，原本就是李盛铎方面派去的奸细，而密谈内容又让李盛铎感觉抓住了刘学询的小辫子，于是一方面安排在《字林沪报》上作报道，一方面又发动朝廷御史上奏弹劾。总而言之，就是要直接攻击刘学询，间接攻击奕劻。慈禧也没有想到，一场绝密任务，竟然还引发一场官斗。看来官斗是无处不在啊！奕劻自然不会束手待毙，他反击的方式就是写材料。回到京城后，刘学询写好的绝密材料《与孙文问答》由奕劻转交给慈禧。由于是私自递上去的绝密材料，我们在宫廷档案中也无法找到原件，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奕劻在事后对刘学询转述的话语，来大致了解其中的内容。奕劻对刘学询说，慈禧在看完材料之后表示：“今联日已妥，新政待举，正需孙文回国效用。他人尚优容之不暇，自己何独不能吸引之？刘某所陈甚是。李盛铎乃康党，故考之耳。” 我们来翻译一下：现在与日本“亲善”的事情已经办好（指交换电报密码本），改革要向前推进，正需要孙文这样的人才回国效力。别的国家对孙文尚且很优待，我们大清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对待他？刘学询的材料写得很好，我是相信你和刘学询的，李盛铎原本就是康党，我叫他去密查，不是不相信你们，反而是在考验他，你们不必多心。很显然，多心的只是老佛爷。她原本是十分多疑的，叫李盛铎密查，是为了以防万一，防止刘学询倒向孙文，现在看到了刘学询递交的绝密材料，觉得刘学询应该还是在为她办事的，只好又自己打个圆场。 “刺康”并没有受到这场弹劾风波的影响，一切都要按计划进行。接下来，就要看孙文的行动了。孙文的行动很简单，两个字：要钱。更加准确地说，是为了革命，向慈禧要钱！孙文去世之后（1937年），民国《越风》杂志曾经采访了刘学询之子，刘子出示了孙文当年向刘学询要钱的电报，一共有30多封，每笔索要的钱款从五千元至五万元不等，“大都皆以电汇，由横滨第百银行转交的……先后不下十余万元”。其中一封是：“机局尽变，非亲行不能诱致（我不亲自去就不能把康有为引诱来），非五万不能裕如（没有五万元就办不成），能否照给，祈即复示，张宣。”张宣为孙文当时的化名之一。如此看来，在“刺康”达成初步协议后，孙文就一直在向刘学询素要“刺杀经费”，刘学询也出手大方，照给不误。不过，既然此事已经在慈禧那里“立项”了，自然不需要刘大人私自掏腰包，慈禧应该特批过一笔秘密经费。而我们知道，孙文的“要钱”，自然是为革命要钱。慈禧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孙文为革命筹款竟然还筹到她这个革命对象的头上了，难道要称慈禧为革命的“同志”？孙文啊孙文，你真的是“天下第一筹款家”啊！也许是孙文这边久久没有什么行动，慈禧这边杀康心切，她很快起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在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大人一直背负骂名，备受冷落，戊戌变法中还被光绪剥去了一切官职，只保留了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称号。李大人为后党中坚，慈禧重返权力一线，自然不会让他冷落太久。1899年12月，慈禧发布上谕：李鸿章为两广总督。但这并不特别，特别的是李大人身上还有慈禧交给他的“刺康”密旨，慈禧还特别交代：刘学询交李鸿章差遣委用。从今以后，“刺康”团队中又多了一个重量级选手——李鸿章，此事要在李大人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复出之前，李大人对康梁的态度比较暧昧，比如当着慈禧的面说：臣实是康党！并托伊藤博文等人三次向在日本的梁启超致意，告诉他要好好钻研西学，“以待将来之用”，害得梁启超还有点莫名的感动，以为李大人是将来可以从后党一派中被“策反”之人，一度把李鸿章从保皇会的暗杀名单上勾去——梁启超啊！其实书生梁启超哪里知道，李大人的这种态度，只是因为他当时备受官场冷落而已，处于复出前的阶段，在慈禧前面有点矫情加委屈，等慈禧在官场内部高度统一“除康”的共识，很多人都见风转向了。比如之前对梁启超礼遇有加的张之洞大人，一谈到康梁就像是说到了自己的杀父仇人，如果张大人手头有一把刀，估计他也会去砍了康梁。李大人也不例外，他知道，对康梁，再也不能暧昧了，再不积极表现，与慈禧保持高度一致，那就真的要被永远打入冷宫了。 1900年1月，李鸿章赴广州上任，李大人除了进行我们前面所说的“打黑”，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在慈禧对康梁通缉令10万两赏格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白银4万两，增加的钱由两广总督府出。现在，康梁的人头已经值14万两！两广总督府里，刘学询也在根据慈禧的意思制订“刺康”的原则：活上毙次。也就是说，能够抓到活的最好，抓不到活的，尸体也能接受。此时的康有为正在通过他的朋友容闳在香港发展保皇会势力。刘学询是谁？他在粤港两地政商界的人脉要比容闳更广，于是刘学询亲自跑到香港，会见港英总督、英国人卜力，要求香港方面不要支持康有为，卜力同意了，还嘲笑康有为的队伍不过是区区乌合之众。所以，保皇会的港澳总局也只好设在澳门。 1900年3月，刘学询更是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竟然拿着慈禧的上谕去刨掉了康有为在广东南海的祖坟！仇恨在进一步升级，康有为通过旧金山保皇会公开宣布：谁杀我们，我们就去杀他的全家！梁启超也终于醒悟过来，不再对“策反”李鸿章抱幻想，指示保皇会澳门总局：肥贼（指合肥人李鸿章）、刘豚（刘学询）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 “图之”就是暗杀了，4月，刘学询在从澳门返回广州途中，遭不明刺客枪杀。由于子弹没有打中要害部位，刘学询才侥幸捡回一命。刺客当场逃走，但谁都知道，这一定是康梁从海外派来的杀手。刘学询又想起了孙文，觉得还是要依靠孙文在海外的力量，于是刘学询加紧了孙文的联络，要求孙文前往广州与他和李鸿章亲自会谈，再一次推进“刺康”。而此时的孙文和五年前广州起义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最大的变化是，他已经取代了杨衢云成为了兴中会会长，实力大增！

孙文首次出任兴中会会长

1899年，毕永年在向日本政府“检举揭发”了康有为之后，从此就与康有为绝交了。回到日本后，毕永年加入了兴中会。既然加入了兴中会，毕永年需要把长江流域哥老会中的势力引入兴中会。在哥老会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唐才常，然后才是毕永年。在苦劝唐才常改投到孙文门下无果之后，毕永年与平山周再次潜入大清，由平山周出面，终于把长江流域的七位哥老会的大小头目策动到香港，与两位三合会成员，以及兴中会中“孙派”三人开会。会议由宫崎寅藏主持，决定洪门新“堂口”，堂名“忠和堂”，会名就叫“兴汉会”，推举缺席的孙文为会长。虽然参会的只有十几个人，既不能代表兴中会，也不能代表三合会和哥老会，但会议是由日本人组织和主持的，实际上有日本势力的参与。宫崎寅藏十分兴奋，成立之后，他特意找了家原本不接待中国人的日本妓馆，请各位老大进行一下娱乐活动，放松放松，也好让那些远道而来的哥老会头目们体验一下香港的花花世界。大家饮酒作乐，左拥右抱，好不愉快。当然，鉴于宫崎寅藏的活动经费有限，他又采用了先赊账的老办法，给老板娘打了个白条。离开香港，毕永年带着这几名哥老会头目去日本见“兴汉会会长”孙文，受到孙文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款待。1899年12月，当毕永年等人返回香港时，钱又花光了，此时有一个人来到了香港，他就是康有为。康有为在香港居住了大半年，坐镇保皇会港澳总局行刺了刘学询之后，才去往新加坡，而康有为坐镇香港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破坏兴汉会。由于唐才常的关系，康有为一直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看作是他的势力范围。在康有为看来，孙文不仅一直试图拉唐才常下水，还通过毕永年和日本人成立了兴中会的外围组织兴汉会，这等于是挖了康有为的墙脚。虽然此时的康有为也在通过唐景崧、丘逢甲去挖兴中会在两广的墙脚，但自己的墙脚被挖，康有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问题是，康有为又如何如此清楚毕永年等人的行踪的呢？原因很简单：早在毕永年策动的那几个哥老会头目中，有一个人是康有为的眼线，目的是阻止兴汉会的成立，如果实在阻止不了就把这个组织策反到康有为那边去领导，成为保皇会的外围组织。作为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很快识穿了此人的“康奸”身份，他略施小计，让此人的身份暴露，引起其他头目的“公愤”，把此人赶走。 “康奸”被驱逐出兴汉会了，如果其他头目很纯洁，那么毕永年等人的行踪也不会暴露了。但事实上，这几名哥老会头目之所以同意来香港成立什么兴汉会，推举还没见过面的孙文为会长，那也只是看在日本人和钱的分上。除了那个已经暴露的“康奸”，其他人有没有可能同样被康有为花更大的价钱收买？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康有为对毕永年和兴汉会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等他们去日本见完孙文返港时，康有为本人早已经到了香港。康有为摆出财大气粗的气概，派人给这几名哥老会的头目送钱，目的是拆散刚刚成立的兴汉会。毕永年极力劝说这几名哥老会头目，他说，兴汉会是洪门的新“堂口”，当初成立之时大家都是有过盟誓喝过血酒的，既然已经归于孙文先生的门下，就要讲点江湖道义，接受孙先生的领导，保持对他的忠诚，不能收康有为的钱。然而，头目们只认钱，他们都笑纳了，兴汉会自然也名存实亡。以前只知道大清官场腐败，没想到江湖也是如此，看来宗方小太郎说的“大清全民腐败”真是所言不虚了。毕永年对此十分悲愤，最后愤而出家，冷静下来之后，他又觉得自己在哥老会中的影响力还是太小了，需要策动唐才常。于是又脱下袈裟，走出寺院，找到生死兄弟唐才常，再一次苦劝唐才常放弃“脚踏两只船”的想法，抛弃康有为，改投到孙文门下。兄弟俩激辩一夜，谁也说服不了谁，毕永年大哭而去。兴汉会昙花一现，但对于孙文个人来说，它还是具有意义的，它至少说明兴中会和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建立了联系，兴中会的势力也第一次走出了珠江流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意味着兴中会势力的扩张。作为兴中会的外围组织，兴汉会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但是在杨衢云不在场的情况下成立的，自始至终从未征求过杨衢云的意见，杨衢云很尴尬，那他这个兴中会会长到底是当还是不当下去？大概在1900年1月左右，杨衢云辞去了兴中会会长一职，改由孙文接任。一些史料认为，杨衢云是“主动让位”，而根据谢缵泰的说法，在出任兴汉会会长之后，孙文曾经“暗示”杨衢云必须让出兴中会会长一职，否则有兴汉会这个外围组织，可能造成兴中会分裂。后世的一些史学家也因此为杨衢云“鸣不平”，认为他是首位被推举出来的会长，只是广州起义后他没有孙文那样的“伦敦蒙难事件”，没有相应的宣传，更没有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如此才不得不让出了会长一职。其实，所谓“革命领袖”也是在不断实践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而跟内部同志的“斗争”也是实践斗争的一部分。人们会选择团体组织，团体组织也会选择它的领导人，从广州起义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孙文也算是实至名归。此时，杨衢云和郑士良等人都已经赶到日本和孙文相聚。孙文决定接受刘学询的请求，前往广州与李鸿章会谈。这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他们都是钦犯，万一这是李鸿章的诱捕之计呢？但是，孙文也知道，革命一直缺乏经费，他不能放弃这个为革命谋钱粮的大好机会，所以，他想到利用一帮人。他们就是刚刚帮助他成为兴汉会会长的日本人。

“刺康事件”迷雾

1900年6月8日，孙文一行人与宫崎寅藏、内田良平、青藤幸七郎（日本退伍军人）这三位日本人，乘船前往广州方向。根据事先约定，李鸿章将派出一艘炮艇前往香港公海海面迎接孙文，把他们接到广州。孙文并没有彻底冒险，他没有登上炮艇，只是派出三位日本朋友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广州。由于五年内不得入港的禁令还没有解除，孙文也无法到香港上岸，他就在公海上的船上等待着会谈结果。 6月17日晚，刘学询在他广州的豪宅里接见了这三位日本人。宫崎寅藏代表孙文，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接受“招安刺康”的条件：第一，朝廷首先特赦孙文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第二，朝廷负责偿还孙文这几年亡命天涯欠下的债务白银十万两（或为十万银元，折合白银约为七万两，日本人的记载较为模糊）。刘学询当即表示钱不是问题，他自己就能解决，第二天在香港先交一半，余下的部分像以前那样汇款。至于特赦，这是慈禧本人才能决定的事情，刘学询立即派人去向李鸿章请示。然后大家就在刘宅等着李鸿章的回话了，“其间举行了极度奢华的宴会”，大清隐形富豪刘学询的奢华程度令这三位日本人都大开眼界。几个小时后，李鸿章的指示来了：可以先向三位日本代表口头承诺保证孙文的生命安全，至于朝廷的特赦，他需要向慈禧上折子，同时希望获得三位日本朋友亲自签名的照片。李大人的考虑是很周全的。他要向慈禧报告，慈禧一定希望看到事情的实质进展；日本人能够提供照片，说明他们愿意帮助孙文“刺康”，愿意充当“刺客”，一定会增强慈禧特赦孙文的信心。事情谈到这一步，也算是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了。6月18日凌晨，三位日本人离开广州，前往公海与孙文会合。奇怪的是，孙文似乎并不关心会谈的结果，看到日本朋友的船已经回来之后，他起锚向越南方向开去了。在船上的宫崎寅藏等人急得大呼小叫，挥舞帽子，也不见孙文回应。孙文为什么要去越南呢？原来，孙文此行并不只是为了会谈“刺康”而来，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为革命争取资源。由于广西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早在离开日本之前，孙文就曾找过法国驻日公使，希望法国能够支持将来在广西的革命。为了打动法国人，孙文又开出了“空头支票”——革命成功后，可以让法国在广西拥有更大面积的租界。不过公使大人也很精，他首先“在道义上”对孙文的革命表示了同情，然后把皮球踢到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当局，要孙文去那里谈谈看。当然，最后的会谈也是没有结果的，大家的算盘都很精啊。再说三位日本人这边。没办法，孙文走了，他们只能继续作为孙文的代表来推进“刺康”之事。根据之前与刘学询达成的协议，三位日本人去了香港，在那里拍好照片，签上名字，与刘学询在香港的人接上头，一手交出照片，一手获得“三万金”，接下来，他们从香港乘船出发前往新加坡。此时的康有为正在新加坡，而三名日本人已经从刘学询那里拿到了暗杀经费，“刺康”即将开始！奇怪的是，当日本人抵达新加坡后，才发现气氛却有些不正常。新加坡警察派专人把康有为隔离保护起来，又派出暗探监视日本人的一举一动。很显然，刺杀康有为还没有开始，风声却已经走漏了！宫崎寅藏只好托人请康有为出来见一面。康有为自然不会赴约，他派人送来一封信，信里强调的是他现在被新加坡警察“保护得很严”，所以不方便出来见面。为了向曾经的恩人表示歉意，康有为还“送上百金”，算是给宫崎寅藏他们当作路费。宫崎寅藏接到回信和“百金”之后，“大为愤怒”。他立即向康有为写了一封信，表示要与康有为绝交，说康有为如果你轻信“行刺谣言”，未免就是小看我这个朋友，也小看康有为你自己了！激将法并没有换来康有为的赴约，而是等来了新加坡警察的搜查，当场搜出从刘学询那里得到的“三万金”。此时，内田良平先期离开新加坡回日本，警方就把宫崎和青藤幸七郎带走，拘役审讯一个星期后，把他们双双驱逐出境，并且规定五年内禁止进入新加坡。此时，一直没有露面的孙文也出现了，他从越南赶到了新加坡，接上两位日本朋友一块离开。 “刺康”事件就这样以一种极为离奇的方式落下了帷幕，整个事件十分扑朔迷离。首先，康有为确实提前得到了要刺杀他的情报，而向康有为提供情报的竟然也是一位神秘的日本人，于是康有为选择了向新加坡警方报警。虽然我们在记录中无法找到这位日本人的姓名，只知道他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僧人”，但是很简单，无论此人是谁，提供情报的源头一定是位十分清楚“刺康”核心机密的人，最大的嫌疑就是提前离开新加坡的黑龙会老大内田良平。现在，通过孙文的表现，他对“刺康”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他并不是真的想刺杀康有为，至少不想亲自参与，但又不想放弃利用慈禧和朝廷的需求为革命筹款的大好机会，于是一边和刘学询保持接触，一边又把日本人拉进来，最后让三位日本朋友作为自己的代表，或者说利用日本人去做，而他自己，除了要钱，从来没有深度参与。孙文在这件事情中确实表现了“能够勾连各种人物，但又超然事外”的“老大”的风范——只是与慈禧理解的“老大”风范并不相同。而日本人更是有着自己的算计，他们与孙文并不是完全一条心的，支持孙文革命说到底也只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如果说在长期的接触中，宫崎寅藏多少还有把孙文当朋友的意思，而内田良平一直是日本军部的棋子。很显然，日本政府虽然认为康有为的利用价值在下降，但他的死去对日本并没有任何好处。更重要的是，日本人也无法确定，在完成“刺康”之后，孙文会不会真的就接受了“招安”，从此去朝廷过好日子告别革命了。若孙文“告别革命”，这与日本的利益战略相违背，这是日本政府并不愿意看到的。但日本人又必须对刘学询和李鸿章方面有个交代，毕竟“三万金”已经到手了，拿了活动经费不办事那也是说不过去的，这应该就是内田良平主动把情报透露出去的原因：两位日本人被警察抓住并驱逐出境，也算是对李鸿章的一个交代了。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6月21日，北方的慈禧与八国联军开战，李鸿章、张之洞等大佬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和出路，野心勃勃地瞄准了首任“总统”之职，在“东南互保”的背后布下了“东南共和”的局。而孙文也意识到，清军正在北方与八国联军作战，这和五年前的甲午战争一样，这又是一次发动起义的良机。在五年前的广州起义中，孙文还无法推出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人作为号召，无法获得国际势力的支持。现在，通过刘学询，孙文已经了解到了李鸿章大人也怀有一颗“异动的心”，这就好办了。孙文决定，策动李鸿章，串起各方势力，再一次发动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