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唐大历中，万年尉侯彝者，好侠尚义，尝匿国贼。御史推鞠，理穷，终不言贼所往。御史曰：“贼在汝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即以鏊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火蓬勃，左右皆不忍视。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对：“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是？”彝答曰：“贼，实臣藏之，已然诺其人，终死不可得。”遂以贼故，贬为瑞州高安尉。（《独异志》）
故事其实很简单：
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年—779年）中，首都长安境内的万年县县尉名叫侯彝，其人好侠尚义，有一次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即所谓“国贼”。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因为县尉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负责治安，以这样的身份窝藏罪犯？这侠义精神玩得有点大了。
我们接着看：后来朝廷问罪，派御史审问侯彝，后者虽理屈词穷，但终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再使用刑罚，仍不交代。御史也没办法了，见侯彝如此强硬，怒道：“那逃犯就在你右膝盖下吧！”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屈服呢？侯彝听后，遂揭庭下之砖，猛击自己的膝盖，展示给御史看：“呵呵，哪里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铁锅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现场人等，皆不忍视。但侯彝却说：“为什么不再加点炭呢？”
御史大惊，遂将此事奏于代宗皇帝，皇帝诏问：“为什么隐藏国贼而自吃苦头到这种地步？”
侯彝答：“国贼确实是我隐藏的，但我已答应保护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说出其藏身的地点。”
案子最终的结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贬为江西瑞州高安县尉。
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刚刚结束后的唐代宗时期，为期八年的大动乱，涤荡了整个国家在各个领域内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图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形成；在唐人内心观念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一即价值观念的变迁，比如对“义”的看法。以本故事为例，作为县尉的侯彝，为了一句承诺，知法而犯法，虽承认犯罪，但却拒不交代国家要犯被藏匿何处，对朋友之“义”超越了对国家之“忠”。这种观念在“安史之乱”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动乱后却出现在很多传奇小说中。究其因由，无非来自于大动荡给人们心里留下的深深的烙印：大唐王朝的概念模糊了，“忠”的对象已难以承载“忠”的字眼，而“义”被放大了，因为越是动荡无常的年代，需要“义”的地方就越多。
尽管有以上解释，这个故事仍是奇特的，说的是朝廷的暧昧态度：明知侯彝窝藏国家要犯，最后却没治其罪，只是把他从长安万年县县尉的任上调到江西高安县县尉，由“从八品下”变成了“从九品下”，官阶降低了一品，职位本身没变化，还是县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