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自立国以来，不断开疆拓土，扩张势力范围，在帝国的西北边境和整个广袤的西域设置了数个都督府和都护府，下辖众多州县。至开元中期，唐帝国在西北和西域分别设置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节度使，而且每年都从关东地区征调精壮士卒戍边，一方面开展大规模屯田，以供军需；一方面开辟了大量牧场，畜养战马和牛羊；在所有重要的城堡和要塞之间，日夜都有巡逻骑兵来往游弋。
大唐帝国就这样在长达万里的边境线上，构筑了一个庞大、坚实、严密的边防体系。多年来，虽然吐蕃从未停止过对唐朝西北边境的侵扰，但始终未能有效突破唐朝的边防，更没有机会长驱直入。
然而，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的边防体系就名存实亡了。
李唐朝廷为了平定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把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边防重镇的精锐部队全部调回国内，只留下一些老弱残兵驻守。吐蕃军队乘虚而入，自大震关（今甘肃张家川县东南）东进，先后攻陷兰州（今甘肃兰州市）、廓州（今青海化隆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岷州（今甘肃岷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成州（今甘肃礼南县）、渭州（今甘肃陇西县）等地，尽取河西、陇右之地。
在吐蕃军队的不断蚕食下，短短数年间，帝国西北部的数十个州相继沦陷。到代宗登基时，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以西、邠州（今陕西彬县）以北的唐朝国土，已全部落入吐蕃人的手中。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吐蕃再次向唐朝发起大规模进攻，边境守将频频告急，可当时正恃宠擅权的宦官程元振却置若罔闻，只将其视为一般性袭扰，既不上奏代宗，也不发兵御敌。吐蕃军队遂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了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唐泾州刺史高晖不仅放弃抵抗，举城而降，而且替吐蕃人充当向导，领着敌军深入关中。直到吐蕃大军越过邠州（今陕西彬县），代宗李豫才惊闻吐蕃入寇的消息。
十月二日，吐蕃大军已迅速进抵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一时京师震恐，代宗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同时起用郭子仪为副元帅，命他火速进驻咸阳组织防御。
社稷有难了，已经被晾了不少日子的郭子仪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然而，此时的郭子仪却是一个光杆司令。
因“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此时郭子仪可以直接调动的兵马只有麾下的二十名亲兵。
由于军情紧急，而前线又没有送来任何准确的情报，郭子仪急于了解敌情，所以来不及等朝廷募兵，就即刻带着他的“二十人兵团”开赴前线。
抵达咸阳后，郭子仪立刻派斥候前去打探。很快，斥候就带回了准确的情报。郭子仪一听，顿时大为震惊——此次的来犯之敌不仅有吐蕃人，还有吐谷浑人、党项人、氐人、羌人，兵力足足有二十多万！
此刻，吐蕃大军已经渡过渭水，正迅速向东挺进，兵锋直指长安。
郭子仪急命部将王延昌火速回朝，请朝廷立刻发兵。然而，让郭子仪万万没想到的是，值此大敌当前、京师危急之际，一手遮天的程元振居然置社稷安危于不顾，拒不接见王延昌，更不用说派发一兵一卒了。
郭子仪彻底绝望。
他知道，程元振向来嫉妒他的功勋和威望，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排挤他，可郭子仪怎么也想不到，都到这个时候了，程元振竟然还在一心弄权、排斥异己！
看着二十几万敌军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浩浩荡荡地开向长安，郭子仪只能在心里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长安完了。
十月四日，吐蕃的先头部队进抵周至（今陕西周至县）西面，在这里遭遇了此次入侵的唯一一次抵抗，被唐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击退。
然而，这注定只能是一次微弱的抵抗。因为吕月将的兵力只有区区两千人，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吐蕃的二十万大军！
十月六日，吐蕃主力进抵周至。吕月将竭力死战，最后全军覆没，兵败被俘。
十月七日，吐蕃大军渡过西渭桥。至此，大唐帝京长安已经完全暴露在他们面前。
得知吐蕃人兵临城下的消息，代宗李豫如遭雷击。他仓皇无措，最后只好在少数禁军和宦官的簇拥下逃出长安，亡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
天子一跑，京师顿时大乱，满朝文武各自逃命，禁卫六军也顷刻溃散。等到郭子仪赶回长安时，天子和百官已经踪影全无，长安也已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代宗逃出长安不久，随驾的禁军将领王献忠就带着四百余骑叛逃，并裹挟着丰王李珙（玄宗之子，代宗叔父）和其他十来个亲王奔回长安，准备投降吐蕃人。
王献忠一行刚刚进入开远门（长安西北门），恰好和郭子仪迎面相遇。郭子仪大声呵斥，王献忠连忙下马拜见，说：“如今皇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天子就是您一句话的事，令公何不顺势而为？”
郭子仪怒视王献忠，一言不发。
王献忠讪笑着说：“令公为何不说话？”
他话音未落，郭子仪就已命左右冲上前去，把他一下子按倒在地。王献忠手下面面相觑，可慑于郭子仪的威望，没人敢反抗，只好乖乖地跟随郭子仪掉头西行，去追天子车驾。
十月八日，代宗一行逃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当地官员都跑光了，无人供应膳食，代宗和护驾禁军又冷又饿，处境极为狼狈。就在这个时候，驻守陕州的观军容使鱼朝恩马不停蹄地赶来救驾了。
饥寒交迫的代宗李豫顿时百感交集。
危难时刻，文臣靠不住，武将也靠不住，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十月九日，吐蕃军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长安。
同日，吐蕃大将马重英与唐朝降将高晖一起导演了一幕闹剧：拥立广武王李承宏（玄宗堂兄邠王李守礼之孙）为帝，翰林学士于可封为宰相，同时又改年号，设百官，忙了个不亦乐乎。
随后，吐蕃人开始烧杀抢掠，“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早早就卸掉武装、躲藏在民间的禁军官兵，此刻非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吐蕃人的暴行，反而趁乱加入了抢劫的行列。长安士民不堪其扰，纷纷逃出长安，躲进了终南山。
十月十二日，代宗在鱼朝恩的护卫下逃到陕州，四散逃命的文武百官才陆陆续续前来见驾。郭子仪行至御宿川（今陕西长安县西南），得知天子已经脱离危险，便决定不去陕州，而是沿秦岭山麓东行，前往商州、武关等地集结部众。他对王延昌说：“溃散的禁军将士大部分都在商州，我们现在赶过去，把散兵游勇召集起来，同时征调武关（今陕西商县西北）的卫戍部队，不出数日，便可北上蓝田，反攻长安。”
此时此刻，郭子仪麾下仅有三十名骑兵。
吐蕃入寇长安的这一年，郭子仪已经六十七岁了，岁月的风霜早已染白了他的双鬓，仕途的坎坷也屡屡对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这一切却不曾磨灭他匡扶社稷、保家卫国的勇气和信念。
如果没有郭子仪，长安的收复很可能会遥遥无期，而代宗李豫的逃亡生涯无疑也将被大大延长。因为，当代宗逃到陕州并向四方发出勤王诏书后，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各道节度使居然因痛恨宦官专权而对朝廷心生不满，因而按兵不动，没有人向关中派出一兵一卒！
这其中，就包括当时驻守在徐州的平叛功臣李光弼。
换句话说，宦官程元振的擅权乱政早已寒了天下人的心，就连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的李光弼也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对天子和朝廷彻底寒了心。
然而，郭子仪的心没寒。
即便吐蕃大兵压境的这一刻，权宦程元振还在不择手段地算计他，可他的心还是没寒。
一个人要成为名将不难，要成为功臣也不难，难的是当普天之下人人放弃信念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选择坚持。所以，郭子仪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声望之所以远远高于李光弼，并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会打仗，也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懂得官场哲学，而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忠实于内心的信念，更善于在人生的重大时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足以让人心寒血冷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是最终，你的心寒不寒，你的血冷不冷，并不取决于别人，而是取决于你自己。
郭子仪也许就是凭着身上那一腔永不冷却的热血，才能置个人的得失荣辱于度外，并且屡仆屡起，愈挫愈奋，从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最终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乱世之中始终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并成为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唯一一个善始善终（既保全了禄位又保全了名节）的功臣元勋！
十月中旬，郭子仪沿蓝田、商州、武关一路南下，先后集结了四千余名溃散的将士，随即掉头北上，在商州泣血誓师，告谕将士“共雪国耻”、克复长安。稍后，代宗李豫担心吐蕃人会进军潼关，便下诏命郭子仪率军前往陕州护驾，但郭子仪却上表说：“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代宗想想也有道理，便同意了他反攻长安的计划。
可是，郭子仪只有区区四千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吐蕃的二十余万大军呢？
强攻当然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智取。
郭子仪决定采用疑兵之计，迷惑吐蕃人，迫使其主动撤离长安。
随后，郭子仪派遣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等人率部进驻蓝田。长孙全绪按照郭子仪的计策，白天大张旗鼓，晚上燃起无数篝火，让吐蕃人以为唐朝大军已至。此外，长孙全绪又派人潜入长安，暗中联络了一批江湖豪杰，天天在朱雀大街上击鼓大呼，制造混乱，同时又在百姓中散布消息，说郭子仪已经集结了数十万大军，不日便要攻打长安。
吐蕃人被郭子仪的疑兵之计搞得人心惶惶，遂萌生退意，加之长安的美女财帛也已被他们劫掠一空，所以在他们看来，此刻实在不值得为了这座空城付出血的代价。十月二十一日，吐蕃军队匆匆带上他们的战利品，当天就全部撤出了长安。
降将高晖一见吐蕃人扔下他跑了，无奈之下，只好带着麾下的三百余骑东走，走到潼关时，被守将李日越抓获，当场就被砍了脑袋。
十月二十三日，得知长安光复的消息，代宗李豫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他即日下诏，任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第五琦为京兆尹，同时让宰相元载取代程元振，担任元帅行军司马。
长安虽然又回到了唐朝的手中，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用郭子仪的话说，这是“国耻”。
帝国为什么会遭受这场国耻？
这笔账不能不算。
事实上，早在代宗避居陕州之时，太常博士柳伉就已经帮他把这笔账算了个一清二楚。柳伉说：“吐蕃人长驱直入，兵不血刃而入京师，洗劫宫闱，焚烧陵寝，士卒却无一人力战，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长期疏远功臣，宠幸宦官，终究酿成大祸，群臣竟无人敢犯颜直谏，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刚刚离开京师，坊间便发生骚乱，暴民公然抢夺府库，自相残杀，此京畿民众叛陛下也；陛下自十月初一下诏各道兵马勤王，尽四十日，无一辆战车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既然内外皆叛，那么请问陛下，今日之势，是安是危？若以为危，岂能高枕无忧，不为天下讨伐罪人？”
柳伉得出的结论是：要想铲除祸乱之源，保全宗庙社稷，就必须砍掉一个人的脑袋。
这个人就是宦官程元振。
柳伉还说，除了诛杀程元振外，还必须把各级宦官的职权收回，交还各有关部门；并收回神策军的兵权，交给朝中的大臣；同时，皇帝还要削除尊号，下诏罪己，宣布从此改过自新，否则甘愿逊位让贤。
最后，柳伉跟皇帝打赌：“倘若如此，而兵仍不至，人仍不感，天下仍不服，请将臣全家老小碎尸万段，以谢陛下！”
柳伉这笔账一算下来，把代宗李豫的脸皮撕得可谓一干二净。
李豫为此郁闷了好多天。
可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柳伉说的都是事实，而且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忠言。
不过，事实归事实，忠言归忠言，让代宗把宦官们都给废了那是不可能的，让他下诏罪己、改过自新那更是不可能的，至于诛杀程元振嘛……似乎也是没有必要的。
十一月初二，代宗下诏削除了程元振的所有官爵，将他遣回原籍。
代宗之所以不杀程元振，表面原因固然是程元振有翦除李辅国之功，代宗不忍诛杀，可事实上，此次吐蕃入寇也让代宗李豫发现了很多问题。就像柳伉所说的那样，这次长安沦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程元振专权乱政之外，无论是士卒将帅、公卿百官，还是四方藩镇，其实人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要追究罪责，此次应该问罪的绝不止程元振一个！
既然如此，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杀了他就能让所有人从今往后对天子和朝廷忠心耿耿了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代宗不杀程元振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对宦官这个群体仍然抱有极大的信任，因而不想把事情做绝，以免伤了其他宦官的心。
在代宗看来，自己在很多时候仍然是要依赖宦官的。比方说，万一哪天敌寇又来了，士卒将帅、公卿百官又各自逃命了，四方藩镇又按兵不动作壁上观了，他身边至少还有像鱼朝恩这样的宦官保驾。
这次吐蕃入寇让代宗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没有谁是真正靠得住的！
百官要是靠得住，母猪恐怕都会上树；藩镇要是靠得住，大象恐怕也会跳舞……至于说宦官，当然也不见得始终靠得住。但最起码，宦官总是一支制衡百官、制约藩镇的力量；最起码，在天子孤立无援的时候，宦官总是一副可以暂时依靠的肩膀。
说白了，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李唐朝廷就已日渐陷入内忧外患、人心离散的境地了。此次吐蕃入寇，就是李唐王朝所有老问题和新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任用宦官“或许”会有危险，但不用宦官则“必然”会有危险！
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李唐天子并不是不知道任用宦官的危害，而是明知有害也得用。这是他们的无奈。
这一年十二月，代宗从陕州返回长安，郭子仪率城中百官及唐军各部到浐水（灞水支流）东岸迎接，并伏地待罪，主动表示要承担长安失陷之责。代宗亲手把他扶起，激动地说：“都怪朕没有早一天起用爱卿，才会落到这个地步啊！”
十二月末，代宗下诏，任命此次护驾有功的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领各部禁军。
从此，鱼朝恩彻底取代程元振，成为“权宠无比”的新一代权宦。
一切终将过去，一切终将再来。
这是历史的魔咒，将永远徘徊在唐代宗李豫的头顶上，并将永远缠绕在此后的十二任大唐天子的头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