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冬的“甘露之变”，结果实在令人心碎，它是唐朝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最令人惋惜和扼腕的事变：这次以扑杀专权宦官仇士良为目的的事变失败后，包括四名宰相在内的诸多大臣及家属共计上千人被诛杀，作为大唐皇帝的唐文宗也被架空，软禁于后宫，在悲伤中发出千年一叹：“我又怎么比得上汉献帝？汉献帝受制于曹操；而我却受制于家奴！”
“甘露之变”失败后，长安士民人人自危，以致事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从侧面写到了这段痛史：
永宁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厮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
“甘露之变”时，朝中一共有四名宰相：李训、贾餗、舒元與和王涯，李训是主脑，其他三人中只有舒元與参与了计划。本条故事的主人公王涯实际上并没参与，但最后在刑罚逼迫下，被迫承认作乱，最终与其他三名宰相和数位大臣一起被腰斩于长安。王涯与韩愈同期中进士，其人诗写得也不错，有名作《塞下曲》：“年少辞家从冠军，金妆宝剑去邀勋。不知马骨伤寒水，唯见龙城起暮云！”“甘露之变”爆发这一年，他已经七十岁。
在《酉阳杂俎》中，时在荆州的段成式通过采访“甘露之变”后自长安逃到该地的王涯家的厨师苏润，得知事变爆发前王家出现的三件怪事：一、王家宅南有一井，每到夜里，便有沸腾之声，白天苏润曾窥视，有时见铜厮罗，有时见银熨斗，打其水，水质有腐味而不可饮；二、王涯家中有一禅床，以柘木和丝绳制造，但后来无故地解散；三、其长子王孟博于一日晨见厅堂地上有凝结的血迹一串，到大门口才消失，遂令家人铲去。以上怪象王涯并不知道，几个月后死于“甘露之变”。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前，被专权的宦官仇士良欺凌而忍无可忍的皇帝唐文宗李昂，联络李训、舒元與两宰相和近卫军首领左金吾将军韩约以及在外地的凤翔节度使郑注，欲一举诛杀仇士良。整个行动的主脑是宰相李训，当时在长安参与计划的除了舒元與、韩约外，还有未上任的太原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代京兆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原计划是：当日上朝后，先由左金吾将军韩约向文宗报告，说大明宫左金吾庭院内的石榴树上突现预示吉祥的甘露，报告完毕后宰相李训等人一起向皇帝祝贺，此时韩约悄悄返回已伏有兵士的左金吾庭院，等候宦官到来。按照当时的计划，文宗在听到韩约的报告后先表示惊诧，然后派宰相李训前去查看甘露降临是否属实，李训回来后对甘露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此时文宗再派当权的宦官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带人去查看，这时候由埋伏在左金吾庭院中的韩约率人将宦官一并扑杀。计划的前面的部分进行得很顺利，大家戏演得都不错，问题出现在后面的环节上，直接点说出现在左金吾将军韩约的身上，这名将军看到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进入左金吾庭院后，也许是平时怕宦官怕惯了，一见大名鼎鼎、阴险狠毒的仇士良来了，心里过于紧张，致使在大冬天里脑门冒汗，还未将其引入庭院深处，即引起仇士良的怀疑；与此同时，风吹幕起，仇士良发现幕布后伏有士兵，于是怪叫一声“不好”，退出左金吾庭院，随后并未惊慌出逃，而是狂奔至文宗所在的含元殿。这一举动在后来被证明是反政变成功的关键。经验丰富的仇士良显然已意识到：要想保命，反戈一击，只有将文宗皇帝劫持，不能令其落入大臣手里，否则即使手里掌握有神策军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在含元殿见到文宗后，仇士良冲上前去高呼“有变”，随即指挥宦官将其劫持到轿里，然后直奔有神策军驻扎的宣政门。此时，朝堂上的大臣们都惊呆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宰相李训知道事情不好，大声引金吾卫士和入援士兵上殿诛杀宦官，并抱住文宗的轿子不让其走，与仇士良发生肉搏。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宫中的紧张情景与一片乱象，此时未参与政变的大臣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他们多夺门出宫，以免受到牵连。当时，为了防备万一，作为宰相的李训在靴子里藏了匕首，在与仇士良的搏斗中，举匕首刺之，但却未中，聪明的仇士良并不恋战，而是劫持了文宗退入宣政门，随后将大门紧闭，与众宦官一起高呼万岁。
再随后，宣政门又开了，宦官率作为禁军的神策军反扑，皇帝和大臣的这次计划彻底失败。仇士良指挥神策军，一路追杀参与政变的宰相、大臣及兵士，死伤无算。随后，全城戒严，大肆搜捕漏网分子，又有很多人被杀。这次政变，可以说以皇帝、宰相的完败而告终，“甘露之变”的参与者竟然一个都没跑掉：
李训：时任宰相，逃至凤翔途中，被捕，遭处决；
王涯：时任宰相，逃至长安永昌坊一茶馆，被捕，遭处决；
贾餗：时任宰相，逃至长安兴安门，被捕，遭处决；
舒元與：时任宰相，逃至长安安化门，被捕，遭处决；
郑注：时任凤翔节度使，于军中被逮捕，遭处决；
韩约：时任左金吾将军，逃至崇义坊，被捕，遭处决；
王璠：时任太原节度使，逃至长安长兴坊府邸，被捕，遭处决；
郭行余：时任邠宁节度使，未逃出长安，被捕，遭处决；
罗立言：时任代京兆尹，逃至长安太平坊，被捕，遭处决；
李孝本：时任御史中丞，逃至咸阳外郊，被捕，遭处决。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之一，如果说其他两个朝代东汉和明朝宦官专权，还不敢把皇帝怎么样，顶多是干预朝政，对抗大臣，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嚣张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他们敢直接杀害皇帝，而且一如游戏。在唐朝，唐宪宗、唐敬宗都是直接被宦官杀死的，而唐肃宗、唐顺宗、唐文宗、唐僖宗等直接被宦官架空。到仇士良这儿，虽然没有亲手杀害皇帝，但在其掌权的二十年里，诛杀了四名宰相，刺伤了一名宰相，处决了二名亲王，斩了一名皇妃，如此“成绩”，可谓古代宦官史上之最了。更令人心绪难平的是，他竟然有一个这样的结局：专权几十年，把皇帝和宰相们也欺负够了，最后平安地退休了。
在“甘露之变”前，另一关键人物郑注出京就职，带姬妾百余骑，按《酉阳杂俎》的记载：“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由于铺天盖地的香气的袭击，自长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而这是不是也预示了不久后“甘露之变”的结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