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仆后继

要进入南战场,就必须强渡蕴藻浜。

多么神奇的一条河。“一·二八”会战时,双方就两次强渡,到松井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10月5日,日军强渡蕴藻浜。

在张治中辞职后,陈诚已实际担负起指挥淞沪整个战场的责任。他察觉到松井的意图后,立刻调集大军,双方在蕴藻浜南岸展开了一场新的浴血厮杀。

风云动,战鼓擂,人人的眼睛都在睁大,瞳孔都在紧缩。

八年抗战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阵地战至此进入高潮。历史学者黄仁宇指出,自淞沪会战后,整个抗战期间再无类似大兵团扎堆在一个小区域厮杀的例子。

来上海打仗的部队,都是以“抗战”为旗号从各地调来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犹如八国联军,他们的装备训练都大不一样,战法和素质亦千差万别。

以前都是各据山头的好汉,现在却要听一人之将令,你不集中于一个狭窄地区,别说指挥调动,没准点个名连人头都拢不齐。

站在纯军事的角度,陈诚最好是这样打:

用杂牌部队吸引日军火力,以嫡系部队为精锐机动,等到敌人进攻受挫,或进入我一线防御阵地时,再从侧翼包抄。

好计,不过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阴谋诡计的“计”。

你这不是借刀杀人吗,又想牺牲我们杂牌,保存你的嫡系?

难做人啊。没准还没打到一半,人就先散了一半。

所以对于陈诚来说,只能大家排成队,一批批地上,这批打残了,再换另一批,如此循环,才能确保阵地不失。

被陈诚一度寄予厚望的是税警总团。

这是一支颇具传奇色彩的部队,成名于“一·二八”会战。

税警总团本来属于缉查大队的性质,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后,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

宋子文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操典来练兵,因此又有美式军团之称。

在“一·二八”会战中,这支美式军团加入第5军编制,曾创造过杀伤日军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

老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税警总团能打仗,连蒋介石都知道,也因此就被牢牢惦记上了。

长城会战后,因为军费支出的问题,税警总团的后台老板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一怒之下,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走人了。大舅子一走,蒋介石马上让黄杰去接任税警总团团长。

黄杰是黄埔一期生,他去了之后就对税警总团进行了黄埔式改造,不仅训练方法改了过来,两个支队司令官也都由黄埔系军官充任。

说税警总团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并不为过。

可是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陈诚把税警总团的两个团拉上去后,只一两天就垮了。

开始大家都还认为,头阵不算什么,刚刚上场,可能还是不太适应的缘故。

等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都聚齐了,再上。

没想到这次还是不灵,几天之后,税警总团最前面的三个团已伤亡一半以上,基本失去战斗力。

先后上阵的六个团中,只有一个第四团打得最好,加上其他部队轮番接力,陈诚虽然未能将松井挤下蕴藻浜,但仍然成功地将其阻击于庙行之外。

渡过河之后,日军伤亡已接近两万之数,有时一天死伤个两三千人都不在话下。

最糟糕的是弹药快用完了。

在第三次增兵中,金泽第9师团是三个师团里面唯一的常备师团,加上它还参加过“一·二八”会战,在一众小弟中堪称带头大哥。

本来松井特地把野战重炮兵联队配给它,希望能助一臂之力,未料金泽师团立功心切,闭着眼睛哗啦啦一打,忽然大炮没声了,低头一看,原来炮弹全给打光了。

金泽师团旁边,就是名古屋师团。

喂,没弹了,能不能借点过来?

名古屋师团却早就锅底朝上了,它登陆的时间比金泽师团还早,哪有这许多炮弹可用。

同病相怜的两个师团都发起愁来。步炮协同的战术使惯了,一时间没了炮弹,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了。当然,炮弹还可以依赖后方补充,但是补充需要时间啊,再不往前攻,松井司令官就要拿着打人的棒上来了。

日本人果然是很有些搞发明的潜质,不是没弹药了吗,好办,拿竹子削一下,做成弓箭,然后浸点汽油,往守军阵地上射!

这招大概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作战双方经常这样用火箭对射,可见吾国名著在东瀛小岛上也很流行哩。

趁着这一间隙,陈诚请来了著名的广西桂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西自古民风剽悍,大明朝时即有“广西狼兵雄于天下”之说,那时候听到东南出了倭寇,连皇帝老儿都知道要征召广西人:朕的狼兵呢,快让他们去砍杀一阵。

西南诸省中能与广西人媲美的,只有湖南人,二者打起仗来都是嗷嗷叫,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时,几乎就是两省人在打仗——湘军主要由湖南子弟组成,而太平军的基础来自于广西老兄弟。

到了北伐,桂军像坐着火箭一样,一举超越了湘军,他们不再与北面的湖南人比,而是与东面的广东人比了。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钢铁二军”之说,“铁军”是指广东的第4军,“钢军”即指广西的第7军。

本来说要像税警总团那样守,但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坚持要通过主动进攻,打一场漂漂亮亮的闪击战。

10月21日,桂军第48军向日军发起进攻。

闪击要出敌不意,可惜这一目的实际并未能达到。经过重新补充,已经弹药充足的日军各师团竟然提前“闪击”了桂军——整整提前了12个小时,也就是说快了半天。

日本人在破译电报方面的能力极强,闪击战的失败,很有可能就是行动计划泄密的结果。

桂军在这一战中损失很大。

广西官兵作战英勇,战场之上,他们个个端着刺刀冲在最前面,人人唯恐落后,没有一个肯弯着腰或匍匐前进的。

这在内战中也是一种战术,而且很有效。因为彼时大家火力都不强,最怕的就是这样面无表情地径直冲过来,胆小的准得被吓得尿裤子。

可是外战不是内战,日军的枪炮太猛了,结果打到最后,就变成了类似于《火烧圆明园》里的场面,桂军一排排地往上冲,再一排排地被打倒,直至场上剩下最后一个旗手在血泊中挣扎。

白崇禧在后方听到战报后,痛苦万分,乃至于一连好几天都不肯吃一点东西。

攻是不可能了,只能再收回来守。

经过顽强固守,金泽师团投入一线的进攻部队被桂军打到了不堪境地,原先一个步兵中队有180人,相当于中方的一个加强连,现在只剩下了20人不到,连编一个班都困难。整个师团伤亡总计达到6000多人,也就是说主力的一半没了,要知道,这可都是经过多年训练的老兵。

其他师团更是惨重,第101师团伤亡已接近9000人,基干部队所剩无几,到了欲哭无泪的程度。

自发起新的攻势以后,日军伤亡率再次刷新纪录,向三万进军,总计伤亡数已接近六万!

日本师团的规模通常介于我们的师和军之间,基干部队大致在1.2万人左右,加上七七八八的特种配属部队,可以达到两万多,也就是说,若无补充兵源不断接济的话,此时可以直接取消番号的师团至少是4~5个。

上海太难打了。

这点不光松井没有预料到,来沪参战的日本兵,包括他们身后的国民也大多没有心理准备。

20世纪80年代,很多日本老人对中国的江苏和上海都非常熟悉,甚至能叫得出宝山、罗店、月浦、蕴藻浜、大场的名字。

我说的,还不是侵华老兵。

事实上,当时非常多的军人家属都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通知单。那是一份死亡通知单,上面战死一栏,无一例外都填写着以上那些地名。

这种刻骨铭心的印象,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难以自行消失的吧。

与此同时,则是华北战场“连战连捷”的消息不断传来。

华北方面军第1军占领了河北石家庄,第2军打到了山东德州,蒙疆兵团攻克了绥远的包头。

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

我们累死累活,几乎拿鲜血和尸体在铺路,却还是步履维艰,占领每一座阵地,都要死伤无数人,北方那帮家伙怎么如此轻松就能得手呢,难道我们面对的不是同样的中国军队?

松井实在想不通,但想不通也得硬着头皮上,因为实在是骑虎难下了。

他一边向统帅部告急,请求派出更多援兵,一边继续督师前进。

金泽师团又是首当其冲。

幸存者们,大家来集合吧,举行最后的誓师,向裕仁天皇亲授的军旗表决心,勇往直前,定夺阵地。

可是,看到前方战况如此之惨,官兵们都已心知肚明,此一去,必难生还,于是原本应该“壮怀激烈”的誓师会竟然变成了哀哀切切的告别会。

10月23日,南战场达到沸点。

经三日血战,桂军基本把精华都打光了,能拼能杀的老兵十不存一。此前,其他各军军官伤亡至多到团营级,旅级很少,但桂军光旅长就战死了六七个,有一个师的军官甚至全都伤亡了。

陈诚被迫将桂军撤下休整,防线也退至大场。

在陈诚撤军之前,上海派遣军发动的进攻几乎已陷于停顿,打不动了,特别是像第101师团这样的新兵部队,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一些官兵在日记中甚至有了悲观厌战的情绪。

可是守军一撤到大场,松井马上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精神重又振作起来。

他可以腾出场地,利用南面相对开阔平坦的地形,去着手建立一个陆上机场了。

其实从善通寺师团登陆川沙口开始,上海的天空已经很少能看到中国的战机了,日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因此松井的出发点,不是要进行空战,而是要发挥空中特种部队的独有优势,去打击陈诚的地面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