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性格千差万别，各有不同，比如新任前敌总指挥陈诚一生的为人宗旨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绝不服输！
由于个子不高，他甚至在与人合影时，都会尽量把肩膀抬得高高的，以示不被压过一头。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
在黄埔学生没出来之前，保定学生在社会上还没那么吃香，所以有一段时间陈诚混得很不如意，可谓穷困潦倒。回到家后，连老婆都看他不起，经常对之冷言冷语。
受到刺激后，陈诚的反应不是大哭，而是大怒。他立即动身，到广东黄埔军校做了教官，此后陈诚竟然飞黄腾达，反过来向老婆下了休书。这时老婆见他发达了，却又死活不肯离了，但不离也得离，陈诚最终以十万元代价把自己给“赎”了出来。事情经过，倒颇有点像覆水难收的那个段子。
陈诚一向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一些觉得老头子偏心眼儿的就在背后说，那是因为两人皆为浙江人的缘故。其实蒋介石在军政部门的浙江同乡多了，你肚子里要没点真货色，如何入得了他的法眼。
首先是陈诚确实很能干，做什么事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依靠一个第11师，他拉出了第18军，从而发展出了独树一帜的“土木系”。这个“土木系”可不是某理工科大学里的土木工程系，而是一个出将星的窝，在它后面，跟着一大串“优等生”的名字——罗卓英、夏楚中、黄维、胡琏……
之所以被称为“土木”，缘于“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
在国民党内，陈诚有“小委员长”之称，其人的坚忍自律和军政才能几与蒋介石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中央军“陈胡汤”三系，陈独居首位。
当然了，能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被信任。同样担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够能干了吧，人家几乎在黄埔学生中与“蒋校长”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可那样就不行了，那叫死敌。
蒋介石能对陈诚言听计从，高度信赖，无疑还缘于后者是个“绝对忠臣”。
民国年间有个政治笑话，是这样说的。
有一天，蒋介石突发奇想，要考验一下亲信手下对他的忠诚程度。他假装召集众人开会，等大家坐定之后，却突然命令诸人去死。
此时何应钦坐着动也不动，只当蒋介石在放屁。顾祝同滔滔不绝，列举了很多他不能死的理由，比如他还要继续工作，国家和使命一致要求他不能死之类。刘峙嘴巴既不能讲又不敢不遵命，只好声泪俱下，苦苦哀求：小的上有七旬老母，下有待哺幼儿，千万饶命啊。
剩下来的是陈诚，但见他站起立正，刷地一个敬礼，然后昂首挺胸，转身就向门外走去……
淞沪会战打响时，陈诚尚在庐山，在抗战问题上，他是个积极主战派，甚至跟何应钦都素不相能，常常是针尖对麦芒，所以索性选择了窝在山里搞训练。
战事紧张，急需用人，蒋介石在会战开始第二天即电召陈诚：速来京相商。
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给了他两条选择，或去华北战场，或去淞沪战场。前者负责指挥，后者前去考察。
陈诚去了淞沪战场。
去了以后他发现，在这一战场上的部队虽多，却还是不够用，看看据点被我们包围了，但是包围的密度不足，空隙太多。
孙子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人是对方的两倍，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和他打一仗，是他的五倍，才能攻他的城，但是攻了半天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这时候就要围，而要达成围的目的，没人家的十倍人马通常是搞不定的。
陈诚希望的，不光是十倍，最好是20倍，30倍，如此才有把握围而歼之。
几天后，他向蒋介石进行汇报，一同考察并且汇报的还有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
熊式辉看了战况，说不能打。
当时正是“十日围攻”时期，张治中还在上海发动主动进攻，但熊式辉到底是个老江湖，就算自家部队风头正盛，也知道情形不妙，这仗很难打赢，既然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呢？
对于这种就事论事的论断，蒋介石并不感兴趣，他何尝认为淞沪会战能一定打赢，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他扭头转向陈诚。
陈诚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打，而是要不要打。
哦，有见的。蒋介石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具体说来听听。
陈诚首先提到的却是北方战场。
当时南口战役尚在进行当中，但陈诚认为北方战事继续扩大是一定的。日军机动化速度极快，一旦得手，完全可以沿平汉路快速南下，直取武汉。武汉一失，中国战场即从纵向被剖为两半，那样的话，中方将处于不利地位。
唯今之计，莫不如集中力量，继续扩大淞沪战场的规模，把日本原拟调往华北的兵力一点点诱到上海来，这样尚可收稳扎稳打之效。
陈诚所说的观点其实就是1936年国防计划上的战略方针。蒋介石表示完全赞同，遂当场拍板：“打！打！一定打！”
陈诚加入淞沪战场，本来是要协助张治中围攻陆战队据点的，但来了之后，正好赶上松井在川沙口实施登陆，于是便被蒋介石紧急任命为淞沪北战场前敌总指挥，而北战场上使用的主力部队，像第18军等，基本都是陈诚“土木系”的班子，这就是淞沪战场之上会突然出现南北两个总指挥的原因和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