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虽然轻而易举地拿掉了李义府这颗棋子，但是大权旁落的危险却丝毫没有解除。
自从患上风疾之后，高宗的健康状况始终不见改善，所以武后干政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高宗李治不无悲哀地发现——当年那个“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武媚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头到脚都生长着权力欲望的女人。这个女人非但不再顺从他、尊敬他，反而一步一步架空了他，甚至已然凌驾了他！
悲哀之余，李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愤怒。（《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一切都和当年的长孙无忌如出一辙。
不，是比当年的长孙无忌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这样，高宗对武后的愤怒一天比一天更为强烈。可他并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皇后武媚对他的不满也是一天比一天更深。
高宗的愤怒是因为自己的天子之权被妻子窃取了，而武后的不满则是因为自己老公的心被别的女人偷走了。
是的，这几年来，高宗对武媚的爱意日渐淡薄，而对另外两个女人的宠幸则是与日俱增。而尤其让武媚感到讽刺的是，这两个女人居然一个是她的亲姐姐——韩国夫人，一个是她的外甥女——魏国夫人。
韩国夫人的夫家也算得上世家大族，丈夫叫贺兰越石。她生下了一双儿女，儿子叫贺兰敏之，长大后成了名闻长安的美少年；女儿就是后来的魏国夫人，据说也是长得天姿国色、美艳动人。贺兰越石早亡，所以韩国夫人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武媚正位中宫后，韩国夫人就经常带着女儿出入禁中，日子一久，高宗李治就看上了这个风韵犹存的俏寡妇，顺带着把她身边的美少女也一并纳入怀中，不久就封这个小情人为魏国夫人。
这对母女就这样成了天子的枕边新欢。每当武媚看见她的姐姐和外甥女满面春风、花枝招展地出入天子寝殿时，她的眼中就会屡屡喷射出愤怒和嫉妒的火焰。
高宗李治没有注意到这道火焰。
韩国夫人也没有看见这道火焰。
直到后来有一天，当宫人们无意间发现，频繁出入天子寝殿的不再是母女俩，而只剩下一个年轻的魏国夫人时，人们才恍然想起，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见过韩国夫人了。
是的，韩国夫人消失了。
就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韩国夫人悄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史书没有记载韩国夫人死亡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原因，但是民间却盛传她是被她的亲妹妹皇后武媚毒死的。然而宫闱之事从来幽微难测，没有人说得清韩国夫人的真正死因，细心的宫人们只能从魏国夫人美丽而忧伤的脸上，看见一丝哀怨和仇恨的眼神。
尤其是当皇后武媚在场时，她眼中的那种仇恨似乎尤为强烈。
韩国夫人死后，高宗李治就把对她们母女的爱全都倾注到了魏国夫人身上，他甚至想正式封她为九嫔之一，只不过他也知道，只要武媚还在皇后的位子上，他就不可能迈出这一步。
那么，有没有可能把武媚从皇后的位子上撸了呢？
当然有可能。
既然当年可以废王立武，今天为什么就不能废掉武媚，然后纳贺兰氏为嫔，与这个美丽温柔而又善解人意的小情人厮守终生呢？
这样的念头一经出现在高宗的脑海，就像一枚石子投进了湖心，不断泛起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涟漪，让他再也无法平静。
于是，为了重新夺回天子大权，同时也为了美丽可人的贺兰氏，高宗李治决定放手一搏！
接下来，他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恰如其分的废除皇后的理由。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冬天，这样的时机终于出现了。
有一天，宫中的宦官王伏胜忽然向天子告发，说一个叫郭行真的道士经常在皇后的安排下“出入禁中”、设坛作法，并且——“尝为厌胜之术”！（《资治通鉴》卷二〇一）
厌胜？
又是这个可怕的罪名。
人们都还记得，当年武昭仪陷害王皇后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罪名。谁也没想到许多年后，居然有人会以同样的罪名对武后发出指控。
得到王伏胜的密报时，高宗李治表面上勃然大怒，可内心却在窃喜——还有什么比“厌胜”更正当的废后理由呢？
厌胜事件爆发后，高宗李治立刻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官仪进入内殿，商议如何处置皇后。
这个上官仪在一年前才刚刚拜相，其资历要比其他宰相浅得多，可高宗为何偏偏找他密商呢？
原因只有一个——像李勣、许敬宗这样的资深宰相都曾经是拥立武后的人，所以高宗根本不敢把事情交给他们。如今要对付武后，只能用上官仪这样的新面孔。
上官仪是贞观初年进士，也是一代文章圣手，尤工五言诗，成名很早。太宗闻其名，曾召入宫中，授弘文馆直学士，经常与他诗文唱和，甚至让他修改诏敕，后又擢任其为秘书郎。高宗即位后，上官仪升任秘书少监，此后一度担任陈王李忠的属官；李忠册封为太子后，他又任职东宫，此后屡获升迁，于龙朔二年正式拜相，仍兼弘文馆学士。
上官仪是典型的文学侍臣，他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主要并不是由于政治才干，而是凭借其文学才能。他是齐梁余风的代表诗人，其五言诗“绮错婉媚”、自成一格，素有“上官体”之称，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据说上官仪的风度和仪态可以用俊逸出尘、飘然若仙来形容。《隋唐嘉话》曾记载，上官仪拜相之后，时在东都洛阳，“尝于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即兴吟咏了一首《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
洛阳宫外，晨光熹微，晓月将残，垂柳摇曳，微风拂面。就在这一幅安恬静美的画面中，洛水边上等候入朝的百官们不约而同地望见，当朝宰相上官仪正骑着一匹白马飘然而来，只觉他吟出的诗句用字精巧、“音韵清亮”，而他本人则是衣袂飘飘、神采飞扬，“望之犹神仙焉”。
许多年后，人们似乎还能从女皇武曌最宠信的那个女官——上官婉儿身上，依稀看见她祖父上官仪当年的气质和风采。
上官仪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而文人从政，通常难以避免自命清高、恃才傲物的毛病，更难以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长期生存。所以，上官仪纵然被高宗倚为心腹，并且拔擢为宰相，但是他并不知道，在这短暂的显贵和荣宠之后，会是一种怎样叵测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作为高宗时下最信赖、最倚重的宰相，上官仪很清楚天子心里想要什么。所以当高宗密召他进入内殿，并且问他要如何处置皇后时，上官仪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皇后专权横行，令海内失望，请求废黜。”
李治频频点头，马上命上官仪草拟一道废后的诏书。
此刻的上官仪绝对没有料到，皇帝要他草拟的这道诏书竟然会变成他的死亡通知书。
在内殿的御案前，满腹诗书的上官仪铺开一纸素笺，略微沉吟之后，开始洋洋洒洒地写下他这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字。
随着上官仪的这道诏书拟就，曾经携手走过十八年风风雨雨的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媚，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皇上要废黜皇后了！
千钧一发的时刻，武媚长久以来精心打造的宫廷情报网终于发挥了生死攸关的作用。
当安插在天子身边的耳目纷纷跑来告诉她这个可怕的消息时，人们看见皇后武媚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表情的话，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平静。
片刻之后，武后忽然向人们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然后一言不发地朝内殿走去。
那一刻，皇后处变不惊的神态和镇定自若的表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惊讶，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了一种由衷的敬佩。
他们相信，这样一个皇后绝对是比任何女人都更有资格母仪天下的，肯定也不是天子说废就能废的！
武媚径直走入内殿的时候，那一道墨迹未干的废后诏书正静静地躺在天子的御案上。而御案后面，则是天子李治那张惊愕且惶然的脸。
武媚走到御案前站定了，然后她的目光就像正午的阳光一样笔直地射向天子。
天子慌张地闪避着，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
紧接着，武媚用一种异常淡定的口吻开始了对往事的叙述。
那是这风风雨雨十八年来，发生在她和他之间的那些往事。
当然，这种叙述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是一种有选择、有重点的前情提要。
不过对于此刻的李治来说，这样的前情提要已经足够了——足够他惭悚、足够他畏怯、足够他无地自容，也足够他回心转意了。
最后，李治把头深深地垂了下去，嗫嚅着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资治通鉴》卷二〇一）
这一刻，天子李治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而皇后武媚则露出了一个母亲般宽宏大度的笑容。
天子既然已经承认错误了，武后当然可以摆出一副既往不咎的姿态，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天子必须为他犯下的错误买单。
换言之，李治本人固然可以推卸责任、逃避惩罚，但是他手下的那几个帮凶以及他在朝中的一干亲信，却必须替他们的主子付出代价！
这才是武后笑容中的真实含义。
就在武媚迈着轻盈的步履转身走出内殿的那一刻，一张长长的报复名单已经完整地浮现在她的脑中。
名单上的头两个，就是上官仪和王伏胜。
第三个，就是废太子李忠。
因为上官仪和王伏胜都曾经是李忠的东宫旧部，如今这两个人都参与了废后事件，那么李忠自然也难逃干系。而且，李忠一天不死，现太子李弘的地位就始终不能稳固。所以，无论是出于报复还是出于斩草除根的考虑，武后都必须利用这次机会除掉李忠。
这些年来，废太子李忠可谓尝遍了人间冷暖、阅尽了世态炎凉。当初他被立为太子时，年纪尚幼，还不完全明白权力和富贵的意义，可身边却整天围着一大群讨好和献媚的人。十四岁那年，他忽然被废黜了，一夜之间丧失了所有，然后身边那些人就像逃避瘟疫一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离开京城的那天，所有东宫旧臣没有一个人来给他送行，真是令他伤透了心。
被贬谪为梁州都督的同年年底，他再一次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后来的日子，李忠慢慢长大，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原来他自始至终都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不论是入主东宫，还是被流放远地，都是别人权力斗争的结果；在他大起大落的命运背后，一直都有一些可怕的力量在操控和主宰。
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李忠感到了无比恐惧，他仿佛看见阴谋和死亡正如影随形地跟着他。李忠从此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夜里总是噩梦连连，白天也始终担心会有刺客行刺。为了化解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李忠屡屡请巫师设坛作法，占卜吉凶；为了防备刺客，他甚至乔装改扮，经常穿上妇人的衣服。
李忠在房州的一举一动，自然都逃不过武后的眼睛。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初秋，朝廷再次颁下一纸诏书，把李忠废为庶人，流放黔州，囚于前废太子李承乾的旧宅。
在那座阴气森森的宅子里，李忠更是陷入了极度的恐惧。那几年里，他逐渐变得蓬头垢面、形容枯槁，生命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一场漫长的刑罚，他已经如同废人，活着就是在等死。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许敬宗在武后的授意之下，上疏指控上官仪、王伏胜、废太子李忠暗中勾结、企图谋反。上官仪旋即被捕下狱，几天后就与长子上官庭芝、宦官王伏胜一起被斩首，家产抄没，府中女眷也全部没入宫中为婢。就是在这场家破人亡的灾难中，刚出生不久的上官婉儿随母亲一起被没入了掖庭。
十二月十五日，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贬所，年仅二十二岁。稍后，时任右相（中书令）的刘祥道因与上官仪交情深厚，罢免了宰相职务，降为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同时，朝中还有左肃机（尚书左丞）郑钦泰等一大批官员，都被指控与上官仪有交情，或遭贬谪、或遭流放，全被逐出了朝廷。
高宗李治很清楚，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与上官仪友善而被株连，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亲信，所以才会被皇后通通赶出长安。
明知如此，可李治却无能为力。
从皇后武媚带着利刃般的目光走进内殿的那一刻起，从李治被迫说出“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这句话之后，李治就知道自己完了，他只能把天子大权拱手让给皇后武媚。
因为他别无选择。
其实，李治何尝不想把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又何尝不想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这个帝国！然而，自从患上这该死的风疾之后，很多事情就不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每当他想集中精力聆听百官奏事的时候，每当他要打起精神裁决政务的时候，可恶的病魔就会猛然攫住他，让他头晕目眩、四肢乏力。
在这种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他除了把权力交给皇后之外，还能交给谁呢？交给宰相吗？如今的这些宰相，虽然一个个貌似谦恭，好像对天子唯命是从，可一旦天子真的把最高权力下放给他们，假以时日，谁敢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个长孙无忌呢？
在李治看来，即便他和武媚早已同床异梦，可他们毕竟曾是一对如胶似漆的恩爱夫妻；即便他和武媚早已貌合神离，可他们毕竟曾是一对生死与共的政治拍档！更何况，皇后毕竟给他生下了四个儿子：太子弘、沛王贤、周王显、殷王旭轮（后改名旦），来日自己驾鹤西去，皇后必然要把权力归还给太子李弘，到时候江山就仍是李唐的江山，社稷也仍然是李唐的社稷。这样的结果，总比让朝政大权落入异姓权臣的手中更好吧？
如果说健康的恶化注定了高宗的天子大权非旁落不可，那么他宁可旁落给皇后武媚，也绝不能旁落给长孙无忌第二！
李治固然知道这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呢？
当然，在这场废后风波中，李治的表现确实显得有些懦弱。可是，与其说李治是在武后的逼迫下产生了畏怯，不如说他是在那一瞬间察觉了自己废后举动的鲁莽。因为倘若真的把武后废了，李治在病魔缠绕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把权力下放给宰相，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引发如上所述的外姓掌权的危险。
此外，让李治最终产生悔意、收回成命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武后协助处理朝政的这几年中，她的表现确实无懈可击、可圈可点，甚至比李治本人显得更圆熟、更老到、更具政治智慧。既然如此，李治在冷静下来的时候，自然会意识到自己对魏国夫人的感情已经损害了身为帝王的理智，所以他不得不从顾全大局的角度出发、从李唐社稷的长治久安出发，进一步提升武后的权威。
无论高宗李治是主动还是被迫，总之从麟德元年的冬天开始，李治的帝王权威就逐渐削弱了。在这场有惊无险的废后风波中，皇后武媚非但毫发无损，反而趁机铲除了天子在朝中的一干亲信，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因祸得福，获取了更大的权力！
从此，金銮殿上不再只有高宗李治一人，而是高宗与武后并列。满朝文武几乎都能感受到，帝国的最高权力正在逐步落入皇后武媚的手中。史称：“自是，上（高宗）每视事，则后（武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二〇一）
一个“二圣临朝”的时代就此掀开大幕。
这一年，武媚四十岁。
此时的武媚，就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和耸壑凌霄的姿态，展翅翱翔在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