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六年九月的一天，高宗李治在散朝之后，忽然点了几个宰相的名字，让他们到内殿，说有要事相商。
被点到名字的人是：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禇遂良。
而其他三个宰相韩瑷、来济、崔敦礼则不在被召之列。
对于天子召见的目的，四个宰相都心知肚明——皇上要摊牌了。
进内殿面圣之前，他们在政事堂小聚了片刻，准备商量一个对策。
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重大事件，四个宰相表情各异。
长孙无忌眉头紧锁，始终一言不发。
李勣则是一会儿闭目养神，一会儿抬头望天。
于志宁表情暧昧，目光闪烁。
只剩下一个禇遂良带着忧愤不安的表情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终于无奈地意识到——和天子死磕的光荣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自己的肩上了！
他知道，在即将与天子展开的这场对决中，长孙无忌是己方的大佬、是主帅、是最后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上场的；而李勣呢，看他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无疑是和天子一个鼻孔出气的；至于这个老滑头于志宁，从头到尾都在躲避他的目光，八成也是指望不上了。
禇遂良最后用一种慷慨赴义的口吻打破了沉默：“皇上今日之召，大半是为了皇后废立之事，皇上既然心意已决，触逆龙鳞只有死路一条。太尉是天子舅父，司空是开国功臣，所以你们不宜进谏，不能让皇上有杀元舅和功臣之名。只有遂良起于草茅，对帝国并无汗马功劳，而今又忝居宰辅之位、身受顾命之责，若今日不以死相争，有何面目去见先帝！”
禇遂良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表面上好像是要同时保护长孙无忌和李勣，怕他们被皇帝怪罪，其实他保护长孙是真的，保护李勣则纯属扯淡！说白了，他无非是想堵住李勣的嘴，希望他不要开口罢了。
这几句话说得实在漂亮，所以他话音刚落，长孙无忌就立刻投来赞赏和鼓励的一瞥。
李勣一听，心中暗笑。好你个禇遂良，居然不让我说话？行，不说就不说！李勣马上站起来，借口身体不适，要先行告辞，然后拍拍屁股就径直出宫了。
李勣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天子这回是志在必得，长孙无忌这帮人想跟天子硬拼，最后只能是自取其咎。所以，与其跟他们撕破脸面，轻易暴露自己的立场，还不如表面上弃权，作隔岸观火之态，等到双方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再投天子一票。
至此，四个宰相都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博弈姿态——长孙无忌老谋深算，按兵不动；禇遂良摩拳擦掌，准备冲锋；李勣貌似弃权，实则保存实力；而于志宁则是立场模糊，态度暧昧。
李勣走后，长孙无忌、禇遂良、于志宁三人随即进入内殿。
看着他们姗姗来迟的身影，天子李治显得很不耐烦。他直直地盯着长孙无忌，开门见山地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
禇遂良趋前一步，挡住了天子直视长孙的目光，朗声答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在中国古代，男人想要把老婆休掉，必须要有圣贤规定、社会公认的七种理由，这七种理由称为“七出”或“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大戴礼记·本命》）也就是说，至少要具备这七条理由中的一条，才可以休妻。
高宗始终强调的废后理由，就是其中的第二条——无子。
诚然，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代社会，这个理由确实是很充分的。但是，“无子去”这个休妻理由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有了附加条件，那就是：只有当女人过了五十岁而仍然无子，才可以被休掉。而此时的王皇后才二十几岁，谁敢说她一辈子都不能生育呢？
因此，禇遂良才会理直气壮地说“皇后未闻有过”。
可是，就算这个废后理由不成立，高宗应该也还有其他理由才对，比如此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杀婴案和厌胜案，王皇后不是都难逃干系吗？有这么好的废后理由，高宗为何只字不提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证据不足。
也就是说，在这两起案件中，王皇后尽管都有嫌疑，却都不能坐实。换言之，高宗对这两起案件可能一直抱有疑问；或许在心里面，他并不能完全排除武昭仪陷害皇后的可能性。这样的疑虑很可能导致了他的心虚，所以他不敢公然用这两项罪名作为废后的理由。
高宗的理由被禇遂良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而禇遂良提出的两大理由，却又让高宗无力反驳。
一，说皇后系出名门。这确是事实，而且此言还有暗示武昭仪家世卑微的意思。
二，说皇后是太宗皇帝亲自选定的，不能轻废。这个理由当然更是冠冕堂皇。其言下之意就是——皇上您既然一向以仁孝著称，怎么能随意做出违背先帝意志的不孝之举呢？
面对禇遂良的强势反击，天子李治哑口无言。
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铁青着脸拂袖而去。
当天的对决以天子的失败告终。
长孙无忌和禇遂良对视一眼，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于志宁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庆幸这难挨的一天总算过去了。
可是，难挨的日子并没有过去。
天子睡了一宿，仿佛把昨天的理屈和尴尬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天又把几个宰相叫到了内殿，还是那两个字——废后。
很显然，天子开始耍赖皮了。
他要跟长孙和禇遂良打疲劳战——反正我就是要废王立武，你们今天不答应，我明天再提，你们明天不答应，我后天再提，跟你们耗到底，看谁耗得过谁！
这一天，禇遂良照例打前锋。可是面对天子的死缠烂打，禇遂良明显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用一种面红耳赤的激愤神情对高宗说：“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也请选择天下的名门望族，何必一定要娶武氏？武氏曾经侍奉先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天下万民的耳目，又岂能轻易蒙蔽？千秋万代之后，世人将如何评价陛下？愿陛下三思！臣今日忤逆陛下，罪当万死！”
禇遂良慷慨陈词之后，似乎被自己的一腔忠义感动了，忽然退到殿前，放下手中的朝笏，解开头巾，然后一边用头撞击台阶，一边颤声高喊：“臣把朝笏还给陛下，乞求陛下让臣告老还乡！”
殷红的鲜血顺着禇遂良的额头汩汩而下。
那一刻，长孙无忌懵了。
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一下子脱离了他的掌控。
很显然，禇遂良的表现过火了。
当众揭穿天子的隐私，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又以辞职相要挟，更是恶化了本已剑拔弩张的事态。禇遂良这么做，不仅把他自己推上了万丈悬崖，而且把天子和长孙无忌全都逼到了绝地死角，让每个人都没有了转圜的余地。
完了，长孙无忌在心里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禇遂良这回彻底完了。没想到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也有这么糊涂的时候！
站在一旁的于志宁看着这令人震惊的一幕，顿时脸色煞白，细密的汗珠布满了他的额头和鼻尖。
而此时此刻，坐在御榻上的天子更是青筋暴起、怒目圆睁。
他涨红着脸似乎要说什么，可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禇遂良的话不仅让李治感到极度愤怒，而且让他无比难堪。
他万万没有料到，那层最让人羞于启齿的窗户纸，居然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被禇遂良捅破了！
这一刻，高宗李治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天下人面前裸奔。
“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岂可蔽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禇遂良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打在了他的脸上，李治感觉自己的皮肤有一种被烧灼的刺痛感。
他恨不得现在就杀了禇遂良。
可他还是忍住了。
李治最后艰难地挥了挥手，用一种嘶哑的嗓音喝令左右把禇遂良拉出去。
“何不扑杀此獠？”
就在人们还没从这血溅丹墀的一幕中回过神来的时候，一个异常激愤的女人的声音，又猛然从珠帘后面飞了出来，像一根尖锐的金针同时刺进所有人的耳膜。
这是武昭仪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如此突兀而又如此狠戾，以致于在场众人无不悚然一惊。就连天子的脸上都充满了错愕。君臣议事，天子却让一个女人躲在珠帘后面偷听，而且这个女人还公然发出咆哮，扬言要诛杀大臣，这实在是令人既尴尬又震惊。
现场的气氛就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于志宁脸上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正在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最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发言了。
这个饱经沧桑的帝国大佬，用一种沉稳而淡定的表情冲着珠帘背后瞟了一眼，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高宗君臣的第二次交锋，就在长孙无忌的这句话中草草收场。
一切看上去都和昨天没什么两样。
天子照例拂袖而去。
众人照例默然而退。
关于皇后废立的问题，照例是无果而终。
唯一不同的，就是内殿的台阶上赫然多出了几点血迹。
这几点血迹似乎是一个征兆，预示着在这场越演越烈的君臣博弈中，长孙集团开始要付出代价了。
那将是血的代价。
听说天子废后的态度极其强硬，而禇遂良在进谏的时候居然血染丹墀，侍中韩瑷再也坐不住了。几天后，韩瑷趁着上奏政事的间隙，突然又对废后一事进行劝谏，说到关键处，韩瑷禁不住涕泗横流。可是，就连禇遂良的鲜血都无法打动高宗了，韩瑷的泪水当然更是无济于事。李治根本听不进去，很不耐烦地把他打发了。
第二天，韩瑷又谏，再次作出一副悲不自胜的表情，李治大怒，喝令左右把他架了出去。
韩瑷碰了几次钉子，仍不死心，随后便又呈上一道奏疏，说如果天子不慎重考虑，将“为天下所笑”，“恐海内失望”，并用历史上著名的红颜祸水妲己、褒姒影射武昭仪，还说什么“使臣有以益国，菹醢之戮，臣之分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意思是只要他的行为有益于国家，就算皇帝把他剁成肉酱，也是他分内应得的。然而李治却丝毫不为所动，看过奏疏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除了韩瑷，中书令来济也上疏力谏，李治照旧视而不见。
至此，七个宰相中有四个毅然决然地站在天子的对立面，而左仆射于志宁则一直噤若寒蝉，不敢表态，另一个宰相、时任中书令的崔敦礼也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动静，显然也是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立场，投了弃权票。
与此同时，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李勣意识到——长孙集团的火力已经耗尽，再也玩不出花样了，而天子在长孙集团的强力阻击下也已是焦头烂额。
这种时候，自然就该轮到他上场了。
这就叫后发制人！
于是李勣便入宫去觐见天子。
终于看见李勣露面了，李治的脸上露出了无比欣慰的笑容。他迫不及待地对李勣说：“朕想立武昭仪为后，可禇遂良却坚决反对。他既然是顾命大臣，莫非这件事只能照他的意思，就这么算了？”
李治之所以故意强调禇遂良顾命大臣的身份，无非是想提醒并暗示李勣——你也是托孤大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你来发话，朕才有底气。
李勣显然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他趋前一步，用一种举重若轻而又毋庸置疑的口吻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李治笑了。
要的就是这句话！
这场旷日持久胜负难分的后位之争，终于在老臣李勣这句四两拨千斤的话中一锤定音。
随后，礼部尚书许敬宗数度前往太尉府，劝长孙无忌放弃立场。这无疑是许敬宗代表天子在对长孙无忌发出最后通牒。
可许敬宗的劝说还是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厉声驳斥。
许敬宗碰了一鼻子灰，转而在朝中到处放话，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个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子，尚且打算换掉老婆；何况天子打算另立皇后，跟别人有何相干，竟然妄加非议？
许敬宗这话虽然有点粗俗，但是话糙理不糙。尤其在武昭仪听来，许敬宗的“换妻”高论简直像歌声一样动听。为了让更多人听到这句话，武昭仪当即命左右亲信到处传播，一意要让它成为朝野上下众口一词的舆论。
九月的一个清晨，霜露浓重，一驾马车从长安的明德门辚辚而出，孤单地行驶在铺满落叶的官道上。
马车的方向是东南，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潭州（今湖南长沙市）。
车中的人双目微闭，神情疲惫，脸色就像道路两旁随风飘舞的落叶一样，显得枯黄而了无生气。
他就是禇遂良。
他现在的职务已经不再是朝廷的右仆射了，而是潭州都督。
深秋的阳光透过半掀的车帘照射进来，斑驳陆离地打在他的额头上。随着马车的晃动，他额前那道新添的疤痕看上去就像一条正在困境中挣扎的褐色蜈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