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一次出人意料的人事调动完全证实了高宗李治的想法。
禇遂良回来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正月，禇遂良在同州刺史任上被征调回朝，摇身一变就成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不管李治作何感想，反正禇遂良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回长安来了。这个刚刚在两年前因“枉法求财”而被贬的大臣，如今居然一回朝就恢复了宰相之职，并且一手掌握了朝廷的人事大权。
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长孙无忌策划的。
现在李治终于明白，原来长孙无忌当时极力建议把禇遂良外放，不过是为了让他逃脱刑事处分、出外暂避风头罢了。
更夸张的是，禇遂良复相不久，竟公然打击报复，把当初弹劾他的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双双贬黜，一个贬为刺史，一个贬为县令。
面对这一切，李治感到愤怒，也感到无语。
短短四个月后，另一件更让他愤怒，也更让他无语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这件事就是立储。
永徽三年，高宗李治才二十五岁，他压根就没想过要这么早给自己确立一个皇位继承人。
然而，很多人都在帮他想。
王皇后在想，她舅舅中书令柳奭在想，就连长孙无忌、禇遂良、韩瑷、于志宁这帮人也都在想。
皇帝不急，可这帮人都急。
他们急什么呢？
急他们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储君就是未来的皇帝，谁拥立了皇帝，谁当然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起初王皇后一直在李治耳边唧唧歪歪的时候，李治始终装聋作哑，没有理她。后来中书令柳奭就跳出来了，再后来长孙无忌也跳出来了，请立储君的奏疏频频递到李治面前。而长孙无忌一出面，其他宰相无不同声附和，李治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点头同意。
皇帝当到这个份儿上，李治实在是有些沮丧。
自从他当上太子的那天起，他的命运就一直是被别人安排好的，过去和现在他都做不了主，如今连储君都是别人立的，连未来都被别人早早规划好了，李治的内心真是充满了无力感和挫折感。
陈王李忠被立为太子后，李治知道，最为得意的人不是王皇后，也不是柳奭。他们充其量就是感到庆幸而已，谈不上得意。
最得意的人应该是长孙无忌。
道理很简单，他曾经拥立过秦王李世民，也曾经拥立过晋王李治，如今又拥立陈王李忠，一个连续拥立三任太子的人，难道不应该得意吗？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储君生产专业户”的人，难道不应该为自己那无以伦比的智慧、能力和运气而得意非凡吗？
长孙无忌当然可以感到得意。
只不过，他不应该一得意就忘形。
长孙无忌忘形了吗？
是的，他忘形了，而且忘得一塌糊涂！
有一次长孙无忌邀请了一帮当朝权贵，在自己家中举办宴会。酒过三巡、笙歌曼舞之后，长孙无忌环顾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番感慨：“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假如他只把话说到这里，那顶多就算是吹吹牛皮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他偏偏没忍住，硬是让下面的话脱口而出：“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朝尚书令、越国公杨素）？”
你们看我今日的富贵，和越公比起来怎样？
在场众人有的比较谨慎，说略有不及；有的则把马屁拍得山响，说超过越公。
长孙无忌笑着看了看他们，最后说了一句：“自揣诚不羡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刘餗《隋唐嘉话》）
我自认为实在没必要羡慕越公，因为只有一件事比不上他：越公富贵的时候已经老了，而我富贵的时候比他年轻多了！
在此，长孙无忌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傲慢与骄狂之态亦可谓跃然纸上！
不过他其实没有夸张，因为事实就是他说的那样。他的年龄与太宗相仿，太宗即位后，年未而立的长孙无忌就成了宰相；他妹妹又是太宗的皇后，而他的长子长孙冲又娶了太宗五女长乐公主，几个堂兄弟也分别娶了三个公主，一门出了一宰相一皇后四驸马；迄于永徽，他本人官居宰相已近三十年，如今的天子又是他一手拥立的，一贯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长孙无忌当然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骄傲。
然而，感到骄傲是一回事，把骄傲赤裸裸地挂在脸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古往今来，官场上有许多深谙进退之道的人，往往权势越隆、富贵越甚，就越是低调而内敛，因为他们深知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远的不说，与长孙无忌同朝为官的房玄龄、李靖、李世勣等人，都是深惧盈满、韬光养晦的典型；越到晚年，地位越高，他们就越是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临深履薄之态。
曾几何时，长孙无忌也和他们一样，时时谦恭，处处谨慎，唯恐“权宠过盛”，“深以盈满为诫”，而他那个智慧过人的皇后妹妹也是成天给他敲警钟，所以太宗皇帝一直对长孙无忌非常信任，甚至当面称赞他“善避嫌疑”，“求之古人，亦当无比”（《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可如今，长孙无忌早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自认为已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连皇帝都已被他牢牢掌控，连储君都已被他早早拥立，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又有什么可忌讳的？
他自认为已经是大唐帝国实质上的主宰者，所以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得这么牛、这么拽、这么得意张狂。
此时此刻的长孙无忌，真可谓人如其名，对一切都无所顾忌。
这样一个权倾朝野而又无所顾忌的人，注定是一个危险人物。
因为总有一天，他会让那些得罪过他的人、那些不依附他的人、那些大大小小或隐或显的政敌，通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谁也没想到，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长安突然爆发了一起惊天大案。长孙无忌利用此案广为株连，大肆铲除异己，在帝国政坛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风。通过这场政治清洗，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无限膨胀，达到了一生中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