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卿：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时任第二十六师师长。
李宗鉴：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曾任杨森所属独立第三十五旅旅长，该旅后分化出来，被编为军政部直属旅。
王陵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刘湘出川时，曾让他代行四川省保安司令一职。刘湘死后，他曾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和声望，定可继承四川省主席，但却在竞争中意外失利。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因暗地里走复兴社的路线以及各处许愿，在四川省主席的竞争中，如愿以偿地拔得头筹，得以代理四川省主席。
陈鼎勋：生于四川省简阳市。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长期在邓锡侯手下任职，时任第四十五军军长。
许绍宗：生于河北省青县。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七军军长，代王缵绪出川抗战。
武汉会战是各部川军最为集中的一次大战役，包括第二十军在内，前后参战的具有独立完整编制的川军，总计有三个集团军、一个军、一个师、一个旅。
先介绍特殊的，那个师和那个旅。
“师”是指刘雨卿第二十六师。淞沪会战后，军长郭汝栋因患喉疾，已辞去军长一职，军部也随之撤除，第二十六师便成了一个独立师。
第二十六师负责在马当之后守湖口。这个活很悬，因为实际上，马当一失陷，湖口就很难再守了。此外，第二十六师虽补充了新兵，但武器却迟迟无法补充齐全，刘雨卿整天为无米下锅而愁眉苦脸。
直至三门火炮的到来，刘雨卿的眼睛才渐渐放出光亮。
这三门火炮是日造三八式野炮，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属于顶级武器，它们的主人是从马当败退下来的炮兵。
刘雨卿起了“坏心”，想把三门炮和炮兵都截下来，可是一问，光有炮架子，却无炮弹。再一看其他溃退人马，都只顾着逃了，手中也没有什么武器。
刘雨卿大失所望，只得奉令通知：“凡无战斗力的部队，迅速离开战场！”
一方面是部队战斗力很弱，一方面是缺乏马当要塞那样的高规格防御阵地，要想守上一阵，就是拼命加动脑子。
日军要夺取湖口，就一定要通过龙潭山公路。刘雨卿率部将公路予以破坏，设置路障和地雷，主力则布防于公路两侧的高地之上，以交叉火力对公路进行封锁。
在飞机掩护下，日军一天之内向龙潭山阵地冲锋十余次，均被第二十六师所击退，第二十六师为此也死伤枕藉，阵地上的机枪射手换了十余次。
第二十六师在淞沪战场打了那么多天，才战死了一个团长，而在当天的龙潭山之战中，就有一个团长、六个营连长阵亡，可以想见本身战斗力的削弱以及战场的激烈程度。
在正面遇阻的情况下，日军又开始采用一贯的迂回战术，悄悄地向侧翼派出骑兵，准备从龙潭山阵地后方进行包抄。
得到相关侦察情报，刘雨卿立即派出两个营隐蔽在山后，以监视和阻击日军骑兵，这时整个师部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第二十六师实际上是背水一战，因其身后就是鄱阳湖，一旦陷入包围，就只有全军覆灭，但如果现在就撤退横渡，在日军炮火的紧逼之下，同样难逃生天。
刘雨卿当机立断，决定沿用淞沪战场时的经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转守为攻，或可出奇制胜。
拂晓时分，刘雨卿派两个连分别从左右翼实施佯攻，集中全师主力从正面实施猛击。
第二十六师的主动进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除对日军造成不小杀伤外，该师还缴得武士道军旗、战刀数十件。
与淞沪会战时相仿，这也是第二十六师耗尽所有气力的最后一搏。趁着日军愣神的工夫，刘雨卿指挥全师，带上伤员，用木筏横渡湖口，撤往北岸。
此时日军骑兵尚未合拢包围圈，其炮兵阵地也未来得及前移，否则的话，横渡时将受到日军炮火的严重威胁。
为了阻击紧咬于后的日军步兵，掩护大部队撤退，刘雨卿在龙潭山留了一支敢死队，共有五百人，最后生还归队者仅五十多人。
再说说“旅”。该旅编号为独立第35旅，旅长李宗鉴，任务是防过半壁山要塞。
李宗鉴独立旅原属杨森第二十军。在下川东之战中，杨森被刘湘打到四分五裂，失去了对所属部队的掌控，李宗鉴便分化了出来，自成一部，属于小诸侯中的小诸侯。后随形势所迫，又归顺“中央”，被编为军政部的直属旅。
在半壁山防守战打响之前，旅长李宗鉴告诉部下：“这一仗不单关系到部队能否继续生存，如果半壁山这道关口被日军突破，武汉、长沙也就完蛋了。我们川军原本就是在血盆里抓饭吃的，要是再当了亡国奴那就更惨了！”
李宗鉴旅武器简陋，基本上都靠大刀和手榴弹扛活，很多川造步枪上连刺刀都没有。李宗鉴判断敌情后，认为如果直接在岸边阻击，将受到日军舰炮及水上飞机的攻击，火力上根本无法抗衡，不如先隐蔽部队，将其引上山坡，再用敢死队截其尾，进行近距离肉搏。
全旅按计而行，上来就佯装败退，诱敌深入。当日军爬到半山腰时，事先隐蔽一旁的敢死队突然横冲过来，因双方离得太近，日军舰炮不敢开火，李宗鉴旅横劈竖砍，打死了三十多个日本兵。日军畏惧伤亡，未敢再继续深入。
三十多个日本兵，在第二十军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他们一次奇袭打死的日军都不止这些，可李宗鉴旅已经竭尽所能，甚至是超水平发挥。苍蝇腿也是肉，就别嫌弃了。
当然对李宗鉴和他的兄弟们而言，更重要的是，依赖这次战绩，独立旅又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了。
“小泥鳅”们想想十分可怜，他们体量既小，又早已与四川军政界切断关系，换句话说，人家有背景，他们只有背影，如果本身没有突出表现，便毫无出路。
和刘雨卿一样，李宗鉴不求有功，他们拼死作战，除了不想当亡国奴外，就是要为自己的部队争取生存下来的最后一线机会。
蒋介石治军的方法和态度是，对嫡系“中央军”和地方军中的“小泥鳅”都特别严格。吃了败仗，“小泥鳅”有可能或被削除编制，或遭遇合并，而“中央军”中的负责将领更要因过而受责，如果恰好你还是黄埔生，那就更惨了，蒋校长的军棍很少会留有余地。马当失守后，“中央军”里既有遭到处决的少将师长，也有革职退役（注意，不是革职留任）的中将军长，没有任何借口可说。
相反，对于集团军以上的“大块头”们，就要宽松得多。不是蒋介石故意要有所区别，说到底，还是背景的原因，惹不起，动不得啊。
蒋介石在遭四川军政集体抵制后，改变手法，不仅置换了川康绥靖公署人选，还将这一策略由政界延伸到军界，宣布要成立第二十九集团军，一方面“以川制川”，另一方面弥补前方越来越紧缺的兵力空额。
对蒋介石的命令和计划，留川诸将大多想都不想、看也不看，就会群起抵制，唯有这一条，他们几乎是全票通过，举双手双脚赞成。
成立集团军，就意味着多出了很多把交椅，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旅长、团长……大家都有机会往上升了。
职场上的常见现象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都想赶快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在蒋介石放出风后，四川军界便没人再顾得上“外争”，全都投入“内斗”，以便争夺这些其实还尚未出现的交椅。
争斗最剧烈的，自非集团军总司令莫属，不过有资格参与竞争的人也最少，一共就俩，除了王陵基就是王缵绪。而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王陵基又要胜过王缵绪。
先谈资历。王陵基在速成学堂任职时，因当时年纪轻、资望浅，无法担任正职教官，实际只是一名副官。但纵然如此，名分在那里，凡速成系的，包括王缵绪自己，名义上还是王陵基的学生，见了面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王老师”，连刘湘也不例外，而且为了显示尊师重教的“仁厚”形象，他比别人叫得更多更甜。
王缵绪当着面不得不跟着做样子，背后却说：“王老方不过是个副官嘛，什么老师，他不配！刘甫澄做得那么肉麻，这就是他的虚伪。”
不服气没问题，可人家就是比你老，这是铁的事实。
再论军功。对军人而言，这是绝对的硬指标，也是王陵基最值得自傲的部分。从与杨森的下川东之战，到与贺龙的鄂西洪湖之役，再到与徐向前的马渡关之战，王陵基鲜有落败，可以说在刘湘麾下的第一代战将中，排名至少不会出前三。
在这方面，王缵绪乏善可陈，无话可说——你总不能弄几块豆腐，就把自己的豆腐说成是钻石做的吧？
显然，要是纯比硬件，多少个王缵绪也被刷下去了。王缵绪不比这个，他比软件。
没有作品，不还可以讲人品吗？
王缵绪大走“群众路线”，为了提高支持率，不惜四处撒网，重点培养。他每天有事没事，必到文庙后街的励进会办公室报到，跟留川将领们逐个“谈生意”，承诺只要自己能在军界跨上一小步，一定会拉兄弟们走一大步。
王陵基当然知道王缵绪都在干些什么，但他不屑为之，而且认为王缵绪不过是在枉费心机，白花力气：我看你也就那张比大地还深沉厚重的脸皮值点钱了，以为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就能胜过我，做梦去吧？
可事件的进展表明，做梦的还是王陵基自己。
王陵基以为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压倒王缵绪是理所当然之事，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一向都很现实。
除了封官许愿外，王缵绪还到处给王陵基抹黑，说他性情粗暴，刚愎自用，惯于排除异己。
公众人物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塑造出来的。经过王缵绪的东涂西抹，王陵基成了这样一个人：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怏然于胸中。
这是林语堂评价鲁迅的一段原话。用到鲁迅身上，是对一代文坛巨匠的恶意攻击，给了王陵基，也同样可以把他打扮成头上长角的怪物一个。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众人都去捧王缵绪了，没人理会王陵基，让“王老师”无形中陷入了“有资历，没人气”的尴尬处境。
在王缵绪还没有想到复兴社和康泽这条捷径之前，蒋介石对让谁当集团军总司令，其实都无所谓，反正都不是他的人，就看四川军界的民意如何：名额只一个，你们拥护谁，我就选谁。
悄没声息之中，王缵绪一点一点地拿走了本该属于王陵基的那份奶酪，成功地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
王缵绪兴致勃勃地着手组建第二十九集团军，把留川部队中的大部分打包放在了一起。
竞争前的承诺还是要兑现的，关键是如何摆平。在这方面，王缵绪着实动了番心思，他把属于刘湘嫡系的许绍宗提升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7军军长，把原属刘存厚的廖震提升为第44军军长，第二十九集团军就由这两个军组成。以下也全部按照原有职务升级任用，真个是皆大欢喜。
第二十九集团军于1938年3月开始正式组建，一个月后，王缵绪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代理省主席一职，当然不肯抛下这顶乌纱帽出川，于是便由副总司令许绍宗代理总司令。
第二十九集团军乘轮东下后，在鄂东担任守备。
1938年7月，第6师团杀入鄂东，与之交战的桂军和川军均为集团军建制，但即便如此，仍挡不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以致太湖、宿松、黄梅、广济等四县都先后陷于敌手。
与此同时，第6师团因伤亡过大，也暂时失去了进攻能力，只得一边在黄梅、广济休整，一边等待后方新兵补充。
黄梅、广济之后，即是长江上第二大要塞田家镇要塞，也可以说两县是田家镇的屏障，其作用犹如大、小关之于安庆。
鄂东属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患牙疾，由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代替指挥。白崇禧决定趁第6师团处于休整之际，大举反攻黄梅、广济，用以保障田家镇，这就是黄广战役。
反攻行动由川军和桂军共同承担，川军攻黄梅，桂军攻广济。
第6师团失去进攻能力，并不代表连防守能力也一并失去了。在黄梅外围，它设置了多层铁丝网和障碍物，火力配备甚为严密，还配有野炮支援，白天根本就接近不了。
川军遂改昼战为夜战，以“摸夜螺丝”的方式，发动奇袭，曾占领四座地堡，但天一亮，日军骑兵一冲，就顶不住撤了下来。
为了能攻下黄梅，许绍宗把集团军直属炮兵营都拉上来进行支援。这个炮兵营共有重迫击炮四门，算是川军最好的重型武器了，可实际上对攻坚的作用并不大，因为每门迫击炮仅配十发炮弹，根本就舍不得用，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打了五天，川军依旧没有攻下黄梅，桂军也未能拿下广济，中日双方在鄂东形成了对峙局面。
就这种以收复失地为目标的战役而言，对峙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失利，白崇禧发起的黄广战役未能收到实际效果，第6师团则乘机进行新兵补充，又部分恢复了进攻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田家镇的沦陷。
田家镇失守后，日军海军陆战队得以越过这一要塞，在第五战区背后登陆，于是整个战区部队都面临着后路被切断的危险。
此时李宗仁已返回前线，急忙调许绍宗第二十九集团军前去阻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出发，其前卫部队893团于黄昏时分赶到登陆地点黄柏附近，恰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大队狭路相逢。
黄柏有一座九狼山。大家都知道制高点的重要性，二话不说便展开了对山头的争夺，其实就是看谁先到达山顶。
四川尤其是川北多山，川军爬起山来个个飞快，一会儿便登了顶，而日军好不容易才爬到山腰，就再也爬不动了。
拂晓以后，大家都看清楚了状况。日军还在流着哈喇子仰头往山顶望，山上已经落下了弹雨——手榴弹雨。
川军守滕县时用的手榴弹为第五战区所发，一般情况下川军使用的都是川造麻尾手榴弹。
这种手榴弹系刘湘的重庆兵工厂出品，因其形状好似四川的大头菜，因此川军也就把它称为“大头菜”。“大头菜”并不像它的名字听起来那么好吃，尤其扔出去不会马上爆炸是其一大缺陷，地面作战时，日军常常还会捡起反掷回来。
到了山上，“大头菜”才有了销路。日军没法反掷，只能照单全收，不是肚子被胀破，就是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胀破”的是指挥登陆的大队长及一众日兵，在九狼山横躺竖卧，“跪倒”的是曹长荒木重知注等人，余部匆匆忙忙跑下山，在舰炮的掩护下，躲军舰上歇着去了，川军共缴获武器及各式军用品五百余件。
日军曹长荒木重知注在入伍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学过汉语，能说两句夹生的中国话，这在关键时候救了他的命。当川军冲杀到眼前时，他双膝跪地，一挺歪把子机枪举过头顶，连声哀求：“大大的顶好，大大的顶好！”
战场上，这家伙孬的不行，说软话救小命，一下火线却又嚣张起来，竟然还以歪把子机枪的主人自居，别人一碰，就乱扑乱叫：“我的，我的，不准，不准！”
接着又嚷：“米西，米西。”
知道他饿了，要吃饭，众人就把正在吃的锣锅饭给他。谁料这哥们嘴还特别刁，一个劲抱怨：“不卫生，不卫生，面包的好！”
中国军人，有锣锅饭吃就不错了，还有面包，谁见过那洋玩意？
后来荒木重知注被送往重庆，仍不忘告川军一状，说川军“虐待俘虏”，不给他面包吃。那时刚刚才能抓到成批日军俘虏，对俘虏政策要求很严，严禁虐待，报上去后，军委会也没问清楚，就给第二十九集团军记了一个大过。
九狼山之战是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以来打得最好，也最痛快的一仗，一个团打垮日军一个大队，即便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军”都难以做到。此后军长廖震又亲率一旅，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光活捉的日本兵就有十几个，缴获战利品甚多。
这支原本处于二线的川军集团，终于出状态了。
继第二十九集团军之后，又一支集团军规模的川军出现在武汉会战的战场，领衔者赫然就是在竞争中失利的王陵基。
职场从来是如此无情，落选之后，墙倒众人堆，曾以励进会太上老师爷自居的王陵基已成孤家寡人，被川人再次奉送雅号：樟茶鸭子。
樟茶鸭子是一道著名的川菜，经过烹制端出来的鸭子肉质酥软，只有嘴壳还是硬的，以此比喻王陵基光说大话，实际“色厉而内荏”，到了见真仗的时候谁都搞不过，连王缵绪都能压他一头。
蒋介石忽然来电召王陵基去武汉面谈。
“樟茶鸭子”起初根本不敢去，追根溯源，他正是四川抵制运动的发起人，张群和顾祝同无法入川，可以说他是主要的罪魁祸首，现在老蒋不是要趁他落魄，来个秋后算账吧？
忐忑不安之下，王陵基托人去找张群探听内幕。张群颇有政治家风度，未计较过往恩怨，透露他这一去，不仅绝无危险，蒋介石还将“有所借重”。
有了底之后，王陵基才飞赴武汉，战战兢兢地去谒见蒋介石。
以为就算要“借重”，谈话中免不了还是要牵扯到一点抵制运动，王陵基心里已准备好了能敷衍过去的理由，也准备老老实实交代情况，反正既到如此地步，就是被骂被打，都是活该了。
不料见面之后，蒋介石对此没有提及只言片语，反而温慰有加，再三说他对刘湘的部属会加以爱护，就像刘湘生前一样。
蒋介石甚至没有避讳和刘湘那种既有互助扶持，也有纠葛斗争的复杂历史关系，同时强调说，“中央”有时过于迁就地方，这对国家，对抗战都是不利的。
言下之意，希望王陵基不要像刘湘那样桀骜不驯，都到抗战阶段了，还整天想着内部斗来斗去。
最后，蒋介石寄语王陵基，要他想办法再组织一个集团军，一心一意出川抗战。
恍如眼前电闪雷鸣，王陵基完全惊呆了。
从张群那里得知会“有所借重”后，他也曾翻来覆去地捉摸，推测蒋介石究竟会“借重”到一个什么程度。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凑一个军，让他当军长，他从来没想到蒋介石竟然会像对待王缵绪一样，提升他为集团军总司令。
王陵基几乎都要哭了，当即誓以忠诚报答，并且还坦白说，以前因为刘湘是他的“主公”，所以只知有刘，不知其他，乃至于做出类似于抵制运动那样“桀犬吠尧”的事——桀的犬仅效忠于桀恶人一个，哪怕是干出朝着尧圣人怪叫那样的事。
谒见结束，王陵基立即回川组织军队，可是回川之后，他才发现这件事难度之大：驻川的正规川军大部分都进入了第二十九集团军，因为励进会的关系，麾下的保安团队也与自己若即若离，哪里还有多余人马可供编组。
大家都认为王陵基不可能再编出一个集团军，尤其是王缵绪，得知王陵基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直接被蒋介石任命为集团军总司令，那个羡慕嫉妒恨啊。
彼时王缵绪已获代理省主席一职，志得意满之余，表面上还得摆点姿态，因此一再声称要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欢送王陵基出川抗战。
王陵基听了，便说：“我老了，没有钱，没有兵，一个空的集团军司令能带多少人呢？”
王缵绪嘿嘿冷笑：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材料，你还要去过那个官瘾？
一个人的荒野，常常就是另外一个人的主题公园。王陵基这么说，王缵绪反而起哄得更起劲了。
看来即便套上省主席的西装，王缵绪还是那个王缵绪，并没有变得更知性，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将老家伙推到阴沟里，好好地丢上一把丑而已。
王陵基哪能不识其中滋味，他当即拉下脸，让人责问王缵绪，认为王缵绪是嫌他，怕他留在四川捣乱，才急着要赶他走，带来的一句话是“王老幺（王缵绪）就这样要我走吗？叫他拿话来说！”
拿话来说，就是要钱要人的意思。王缵绪明知王陵基编不出军队，但又要看他笑话，就爽快地以省主席名义批了一笔出川军费——钱给了，至于人，对不起，我实在爱莫能助，只好您老自己想办法了。
王缵绪是绝不相信王陵基能搞出什么名堂的，私下里甚至扬言：“王老方如能编成一军，我就不姓王！”
可是众人都小看了王陵基。王陵基虽然因自高自大吃过无数的亏，却并不表明他没智商，更不是一个政治白痴，在眼前似乎已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突然爆发，把军事指挥上的能量全都移植到了政治场上。
即便在王陵基带头一呼，率领励进会闹事的时候，能够真正掌控励进会的也不是他，或者说不是任何一个军人——刘湘在布局时几乎每一着棋都经过深思熟虑，他绝不会容许军权在手的人跟他争夺励进会。
刘湘在的时候，励进会唯其一人左右，他不在了，起实质性影响的还是刘湘的影子，也即刘湘的那些心腹谋臣，具体来说就是“甫系三老”再加一个傅常。
傅常在四川军人眼里，已成“叛徒”，就像垃圾被放进了垃圾桶，没人再搭理他了。剩下的便是“甫系三老”，潘文华能当励进会会长，可以说皆赖钟体乾护佑之功。
因潘文华被蒋介石调去阆中修大巴山工事，已入幕于潘文华的钟体乾和乔毅夫也不得不随同伴驾，离开成都，这样，睡诸葛张斯可就在励进会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发言权。
王陵基单刀直入，决定去找张斯可。
在与钟体乾、乔毅夫分道扬镳后，张斯可也急需通过实际行动，以借重于蒋系阵营，因此两人谈得很是投机。
之后，张斯可便在励进会内多方斡旋劝说，终于说动众人，率先将四川保安团还原为正规军。
保安团还嫌不够，张斯可又通过密商，把原属绥靖公署指挥的独立旅调了出来，一共是四个独立旅和八个保安团，终于凑足了一个集团军的编制。
第三十集团军能够成功编组，张斯可居功至伟，王陵基对此感激不尽，专门任命张斯可为军长，但张斯可只是政治场上的诸葛，既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因此并没有随王陵基出川，由副军长代理其进行指挥。
因为是靠张斯可一张嘴编织起来的，第三十集团军的人心并不是很齐，约束力也不强。王陵基任命的四个师长，只有两人随其出征，另外两人都以患病为由请假留川，此外绥靖公署所属的两个独立旅又远在西昌，集中缓慢，所以王陵基很晚才得以率部到达前线。
此时正是前线急需兵力的时候，陈诚来一个是一个，赶紧把王陵基派上阵。
一打，出洋相了。
第三十集团军的兵力主要来自于保安团，其中大部分是川军缩编时退下来的官兵，既被缩编，当然应归入“老弱”之列，在未重新进行整训的前提下，骤然之间根本无法胜任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战役。
各部纷纷败下阵来，仅在万家岭西南的麒麟峰阵地坚守了一段时间。麒麟峰山势险峻，不过山上仅能部署一个营，王陵基便将主力集结于此，采取轮换制，每天一个营，逐营替换，因伤亡过大，最后还是坚持不住退了下来。
刚出川就打了败仗，王陵基感觉很是受不住，毕竟他和杨森一样，从前打仗都胜多败少。
王陵基一通大吵大骂，可又不知道该朝谁发泄才好，幕僚劝慰他说，算了，吵架也没用，赶紧把现有防线固守住，先确保再不后退，然后寻机积极反攻才是正经。
王陵基觉得有理，遂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理和训练，准备扳回局面。
整训需要时间，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随后的问题不是出在“小泥鳅”们身上，说来说去，还是“大块头”惹的祸。
第三支川军集团来了。
从徐州撤出后，孙震第二十三集团军人马不整，但前方作战又急需兵力。李宗仁便让孙震将尚能作战的部队，编成第124、第125两师，前去参加大别山以北的信罗战役（信阳至罗山）。
第125师到达罗山县城西十里时，因不知城内虚实，师长王学姜命令部队就地扎营，他带上一名团长，两人打马先去察看地形。
中午走的，到傍晚还不见人回来，只是听到城门方向枪声密集。经过侦察，发现是日军正在进行迂回。
顾不得找师长，部队首先往前建立阵地，以阻击日军西进。前进过程中，电话兵沿途看到电话线便试线、呼叫，呼来呼去，猛不丁跳出一个声音，说话的人竟然就是“失踪”了的师长王学姜。
原来白天王学姜看完地形待要回身时，日军已经迂回上来，王师长避闪不及，只得退入罗山县城，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座空城，于是拿起电话就打，凑巧便跟部队联系上了。
午夜过后，趁日军注意力转移，王学姜骑马出城，绕道回到了师部。
沿这一方向进攻的日军虽曾占领罗山，但一时无力分兵驻守，这才造成了一座空城，也让王学姜多了一段大难不死、绝处逢生的佳话。
因孙震有事回川，两师系由军长陈鼎勋指挥。陈鼎勋在得到王学姜的报告后，当晚便调整部署，将第124师推进至罗山附近的任岗，与第125师进行衔接。
日军增加兵力后，即从他们认为有空隙的地方发起进攻，但这个空隙正好被第124师补上，也因此第124师这一侧的战斗最为激烈。
由于一开始双方兵力都不是很足，尝试小部队进袭成为双方最为青睐的招数。第124师派小部队袭击日军营地，日军第二天便“投桃报李”，派先遣队迂回到川军右后背，攻下了小罗山高地。
小罗山高地下面就是第124师师部，在日军机枪的封锁下，师长曾苏元被关在屋子里出不去。情急之下，他打烂墙壁，才得以脱离危险。
脱险之后，曾苏元便请求“中央军”的战车防御营予以支援，用十二门战车防御炮对日军盘踞的山顶大庙进行轰击。
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曾在台儿庄战役中建立殊勋，它专用于打坦克，打大庙当然更无问题。在炮火攻击下，日军被迫从大庙逃出，川军预备队乘势用轻重机枪猛烈扫射，从而一举收复了小罗山。
曾苏元其实打得很好，可是被迂回偷袭这件事，让他开始心有余悸：日军这一次派先遣队迂回，下一次会不会改用主力？万一真是如此，突前于任岗的那些部队可不就要被“包饺子”了？
曾苏元于是决定放弃任岗和罗山城，对军长陈鼎勋一讲，陈鼎勋当然不同意，随即派员督战，不许弃城后退。
川军里面的人事关系非常复杂，曾苏元原归孙震部下，如果是孙震在这里下命令，他不敢不听，就像滕县保卫战时，孙震给王铭章下达死命令，王铭章也没有任何价好还一样。
陈鼎勋却是跟着邓锡侯的，也就是说，曾苏元并非陈鼎勋的直属部队，他可以不听陈鼎勋的命令！
随着第124师擅自撤出罗山，第125师立显孤立，于是整个防线都被迫后移至小罗山，兵力分摊也更为单薄。
小罗山与信阳成同一水平线，日军很容易就可以穿隙而过，对信阳和武汉形成双重威胁。负责指挥信罗战役的胡宗南此前已将主力集结于信阳，在意识到日军可能从小罗山实现突破后，他即刻从信阳派出一旅主力，配属独炮团、战车防御营，在小罗山进行正面设防。
小罗山多湖，经过大规模的炮战，湖面上到处漂浮着死鱼，而在胡宗南的强力阻击下，日军的多次进攻均告失败。
武汉会战前，中国军队很少能抓到俘虏，即便偶尔抓到，也是一副打死都不开口的范儿。到武汉会战，抓俘虏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这主要是因为迭次会战打死打伤了大量日军老兵，不得不以新兵进行补充，而新兵的武士道精神显然比不上老兵，思想也没那么顽固，特别是其中的学生，更是舍不得浪掷小命。
川军曾抓获几名日本兵，都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生，参军不久就来到了中国。据其中一人招供，日军在信罗战役中的重点其实不是罗山，而是信阳，但在对信阳进行反复侦察后，他们发现信阳建有国防工事，而且胡宗南早就设重兵于此，既有坦克，又有大炮，并不易攻克，或纵使攻下，也需付出较大伤亡代价。
基于这些考虑，日方便把罗山作为了突破方向，川军退至小罗山，增加了其乘隙而入的机会。
不久之后，日军果然从川军一侧钻了过来，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胡宗南被迫撤出信阳。
信罗战役的失败立刻使武汉外围危机四伏，基于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出现，蒋介石最终做出了放弃武汉的决定。
武汉大撤退，本来计划得很好，确定由徐源泉集团军掩护大军撤退，然后留守大别山。但徐源泉违抗军令，擅自后撤，从而使得撤退秩序一下子变得混乱不堪。
1938年10月17日，在冈村的严令下，仍在等待兵员补充的第6师团提前发动了进攻，结果轻而易举便得以快速西进，一个穿插就绕到了川桂两军身后。
许绍宗有烟瘾，当时还在床榻上吸鸦片，听到日军已绕到背后，并接近集团军总部，吓得把烟盒烟枪一扔，赶紧率总部及直属部队沿山间小道后撤，与各军的无线电联系也随之中断。
前线川军失去了与总部的联系，又得知后路被截，立刻陷入惊惶之中，各师秩序大乱，造成官不知兵，各不相顾，全都没头苍蝇一样地寻路突围，其中两个师长甚至丢下部队，只身逃回了四川。
危急之中，参加九狼山之战的893团所属步兵旅挺身而出，就地反击，才为撤退大军打开了一条救生的通道。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对武汉会战进行检讨。会上，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指责川军在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全局。
首先批评的是许绍宗，接着焦点就集中到了王陵基身上，说他不仅吃了败仗，后来拨两支“中央军”供其调遣，又不亲临前线指挥，以致贻误了战机。
因为没有经验，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总部与前线相距较远，情报不灵，“中央军”又不归他直属，所以他不是不去指挥，是没赶得上。
当然这些并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王陵基由此惊惶不已，以为必受军法处分。
入暮之后，许多厕所和一些过道都贴出小标语：“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会场内外的气氛极为阴沉。
晚上，陈诚求见蒋介石。
在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属于陈诚的第九战区序列，作为王陵基的临时上级，陈诚颇替王陵基叫屈。据陈诚分析，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属于新编部队，不能立即投入使用，必须给予相当的整训时间，而且从几支川军的临场表现来看，这些西南地方部队更长于山地作战，平原阵地战并非强项。
陈诚得出的结论是，王陵基吃败仗，是他这个战区司令长官使用不当造成的恶果，他愿为此承担责任。
在陈诚看来，王陵基起码在及格线以上：他几乎最后一个才知道要弃守武汉，但并没有马上溜号，而是认真部署，先将第三十集团军安排撤走，又去向陈诚报告和请示了任务，之后才离开战场。
听了陈诚的话，蒋介石对王陵基的印象大变，第二天不但未对王陵基进行处分，还进行了表扬和鼓励，对许绍宗也看在川省主席王缵绪的份儿上，免予处分。
两个集团军勉强过关，然而内部检讨并没有结束。
第二年夏天，蒋介石在西安开会，又提到了武汉会战，并且一段一段进行了细抠。
说到信罗战役的时候，马上牵涉到弃守罗山的责任该由谁负。第二十三集团军的将领都在会场上，师长曾苏元吓得脸色惨白，再三再四地申诉，说他放弃罗山实属迫不得已，否则全师可能遭日军迂回包围云云。
蒋介石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仍然坚持要曾苏元作出解释。孙震见状赶紧替部下打掩护，请求给予曾苏元戴罪立功的机会，蒋介石这才勉强答应，但仍然给曾苏元记了两次大过，军长陈鼎勋更倒霉，因为负连带责任，也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
第二十三集团军内部对此很不服气，其实他们真的已经很幸运了，不客气地说，若不是体量庞大，且有“背景”，所得到的处分就完全不是记过或留任的问题，而非得有几颗人头落地不可。
这就是战争，有离谱的精彩，更有离谱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