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时任第二十军军长。
张发奎：生于广东省韶关市。北伐战争中，参加了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等战役，升任第四军军长，但在抗战中战绩平平。
冈村宁次：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陆军大学第二十五期。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富有谋略，被称为是日本军界罕见的名将。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
杨汉域：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十九期，他是杨森的侄子，也是“杨家将”中最先崭露头角的大将。时任第一三三师师长。
李家钰能打得好，除战术得当外，与第四十七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上了档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武器是多么重要，大家都朝思暮想，像李家钰那样为了打通关节，不惜“走猫步做鸟事”的事例，在当时不胜枚举，几乎是个普遍现象。
不过有些人就不用这么麻烦，他们有老头子直接批的条子，比如杨森。
淞沪会战后，杨森奉命率上一个较为完整的旅，跑步前进，去防守虹桥机场。正值晚上，大雨不期而至，一路走得很是辛苦。到了机场一看，到处黑漆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机场这么大，目标如此显著，兵力又这么少，杨森感到一筹莫展。
正在他为如何排兵布阵伤脑筋的时候，上级命令传来，要他立即放弃机场，向苏州开拔。同时又特地叮嘱杨森，行军速度一定要快，否则会被前方撤下来的部队绊住。
被撤下来的部队绊住？这该有多少撤退部队。杨森的心马上沉了下去，凭借直觉，他知道大事不好，淞沪会战肯定失败了。
果然是如此，跑吧。
上海市郊的大河小溪星罗棋布，走一段路就要过一座桥。杨森的部队秩序井然，行动迅速，一路有桥可过。只苦了那些行动迟缓或落在后面的部队，好不容易赶到河溪边，桥已经被炸了——这些留守的炸桥部队为了自身安全，往往不管后面的部队到没到，先炸了好自己跑路。
后续部队本来军心已乱，一看退路没了，立马崩溃，枪械马匹抛弃一空，人马一哄而散，其景惨不忍睹。
杨森为之痛心疾首，但事到如今，他也只能先顾着自个了。
到了苏州，奇遇来了，那个因桥梁被炸而未能投入战场的旅，正在苏州，而且因没有参战，还是完整的一个旅。
众人相遇之后，彼此欢呼拥抱，痛苦抑郁的心情才算有所释放和缓解。
一个完整旅，再加一个不满员的旅，第二十军的战斗力总算又部分恢复了过来。在到达常熟郊外时，正逢日本海军陆战队从长江上登陆，准备迂回无锡，以截断京沪铁路，消灭上海撤退部队。
第二十军凭借国防工事，在常熟城郊与陆战队激战两昼夜，完成了掩护任务。
在几乎已看不到什么成建制部队的情形下，第二十军显得奇货可居。于是战区又命令杨森去参加南京保卫战，任务是驻守秣陵关。
为了避免空袭，第二十军取小道昼夜急行。在经过丹阳车站附近时，看到敌机疯狂轰炸难民，第二十军激愤不已，遂架起机步枪，对空密集射击，一架敌机被打中后起火坠落，其余敌机扇着翅膀逃之夭夭。
杨森要去的秣陵关是一座镇，位于南京市东南，辛亥革命时期，新军曾在这里发动起义，从而揭开了南京光复的序幕。在杨森的想象里，此处应是兵家必争之所，不料去了一看，既无险要，更不见关隘，和虹桥机场一样，又是一处最难守的平地。
杨森暗暗叫苦，转而一想，京沪杭一带曾建有许多国防工程，常熟城郊有，秣陵关定然也有。管事的早跑了，杨森找来老百姓，不知道是老百姓怕这里打仗会给当地惹来是非，还是真的不知情，反正什么都没问出来。
倒是杨森的部下去野外转了几圈，把工事给找着了。这些工事也不过是些没于荒草中的简单掩体，但足以让杨森喜出望外了。
工事上都有铁将军把关，一时又找不到钥匙在哪里。杨森的办法很干脆：直接破门而入。
防务刚刚部署好，第二天上司又来电话，让他马上回南京，然后再开赴安庆，以担任第二线防务。
杨森赶到南京时，南京已是人心惶惶，大部分船只都已被各级机关占用和控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杨森才搞到一艘载重五十吨的破旧木壳船。
这么一艘船，如何去得安庆？
正不知所措，上司给他想了个办法：部队乘火车由下关先去芜湖，杨森自己则率其军部坐木壳船走。
主意不错，就是木壳船太业余了。那真是蜗牛一般的速度，在江面上行了两三个小时，一共只前进了二三十里。
正“爬”着，背后忽然追上一艘快艇，转瞬之间便赶了上来。
快艇上坐的是委员长侍从室的人员。蒋介石还要召见杨森，得知杨森已离开南京，便忙令侍从人员沿途追赶。
杨森只身下艇，返回南京。
蒋介石宣布给予第二十军三万元奖金，以示慰劳，并且对杨森说：“你的二十军这次在上海抗战中打得很好、很光荣，等第一批进口武器到了，优先给你补充。”
这么一句话完全可以在电报或电话中说，之所以要将杨森召回当面交代，一方面是奖励慰勉，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对杨森的期许，希望他能切实守住二线。
杨森乘着蒋介石的快艇，追上木船，然后赶到芜湖，与部队会合一处。
算一算路程，如果搭火车绕道合肥，再至安庆，较之直接乘船逆流而上，耗时可缩短一半，问题是日机肆虐，火车恐遭空袭，白天已不能行驶。杨森又听说，从芜湖至合肥的铁路其实已经不通了，于是只能予以放弃。
还是得坐船。杨森派人去找芜湖当地的行政专员，请他赶紧拨船，以利大军开拔。
兵荒马乱，要求拨船的部队和机构太多了，也助长了专员的脾气。这位官僚把眼睛一瞪，立马予以回绝：“无船可拨。”
管你紧急不紧急，重要不重要，这个地方我最大，我说了算。
听到专员如此甩臭脸，杨森未及开言，他的幕僚长就笑了：“我有办法。”
问有什么办法，幕僚长说：“这些当官的，你要用更大的官才能收拾得了他。”
当下依计派兵把专员给“请”到军部，由幕僚长亲自上演好戏。
当着专员的面，幕僚长有意大打官腔：“你不赶紧拨船的事，我们军长已经晓得了，非马上枪毙你不可！”
专员不是一般小职员，并没有马上被吓住，而是立即追问这位胆大包天，竟敢擅自枪杀命官的军长究竟是谁？
幕僚长扯起嗓子：“你不晓得我们的军长是谁？触怒了他老人家会有什么后果？那你不妨去打听打听，杨森军长是何许人也。我奉劝你一句，还是多加小心为妙。”
一听是杨森，专员顿时怵了。
杨森怎么会不知道呢！那是个说一不二，没什么理智的蛮干将军，你被他杀了等于白杀，跟捻死一只臭虫差不多。
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过杨森“蛮干将军”的恶名倒给他带来了便利。专员当下就哆嗦起来，答应拨船不说，还自掏腰包，买了鸡鸭来犒劳军队。
四五天后，第二十军乘船顺利到达安庆。幕僚长很是得意，说到底还是打官腔有效吧。
在南京保卫战打响的最后时刻，蒋介石还要用快艇将杨森接回南京，并加以叮嘱，实在是因为杨森将处的位置太过重要。
唐生智在南京守一线，杨森在安庆守二线，南京一旦守不住，安庆势必要承受巨大压力。当然，最主要的是杨森麾下已只剩残兵败卒。
杨森提倡军人常带三分怒，你在他面前昂首挺胸，哪怕是出言顶撞，都要比献媚阿谀吃香得多。杨森自己说，他从懂事起，在战场上就从来没有哭过，不管遭遇多大的打击，受多大的创伤，也不轻易掉泪。
在杨森看来，吃了亏挨了打之后，第一个反应是如何发起反击，以及如何补救，哪有工夫去哭？
可是打完出川抗战的第一仗，他就哭了。
第二十军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殆尽，杨森付出半生心血，一手训练出来的巴蜀子弟纷纷倒在血泊之中。
杨森一边哭一边骂，说古诗中有一句话不通：什么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写这诗的人一定没带过兵，一个优秀的带兵官，不会只把士兵当兵看待，而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骨肉。
当杨森真正面对“万骨枯”时，他没有功成的欣喜，只有彻骨的悲痛。
林相侯战死后，杨森想起他家境不好，特地拍发电报回广安，将自己的一座房子和一些田地赠送给了林相侯家属，这些房田当时价值十多万银元。
淞沪会战把第二十军打残了，也把杨森弄得无比伤心。
很多人遭到这种沉重打击之后，或者一蹶不振，从此爬不起来，或者开始明哲保身，有意识地躲避作战，不肯再碰硬钉子，但杨森不是这种人。
追溯杨森的少年经历，可以窥见他这种性格养成的过程。
杨森祖籍湖南衡阳，是清末湖广填四川时的移民，世代以耕读习武为本。杨森的父亲考中过武秀才，能百步穿杨。杨森因是家中长子，父母对其期望很高，父亲给杨森立下的规矩是，必须习文，不许习武，以免影响功课。
可杨氏家族本有习武传统，杨森的叔伯兄弟习武者众多，杨森在读书余暇也就瞒着父亲，偷偷摸摸地跟着练。
到了端午节，家族组织骑射比赛，杨森就像传说中的霍元甲一样，猛不丁地大显身手，并勇摘第一。
杨父这才知道儿子偷练武术的经过，当着面狠批一顿，但是嘴上骂着，脸上却微露笑容。
不管习文还是练武，都是要出人头地。随着世乱迹象已显，文武兼备显然要胜过单纯习文。
广安有一座叫龙台寺的著名古刹，寺门前雄踞两尊石狻猊，每尊都高达六米，为整块白石雕成，作龙腾虎跃嘶吼状。寺僧们为了这两尊石雕，伐木做滑车，用数百人推挽，尽十年之功才搬到寺前。
这个有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让年少时的杨森深受启发，即只要不计代价，奋斗到底，事业没有不能成功的，理想也一定能够实现。
当时八股虽废，科举未停，杨森小小年纪就前去报名应考，文武都报了名，结果均名落孙山——文是新试题没练熟，武不是技艺不精，是嫌他身材矮小。
杨森十分沮丧，师友如此安慰：“假使你考中了文武两秀才，只能取一个，那你怎么选？倒不如一个都考不中了。”
杨森听了哭笑不得。
杨森不是不聪慧，《古文观止》、《八家诗选》等书都能背上百页之多，堪称班中翘楚。老师对他期盼甚切，全班命题作文，总是让杨森负责收卷，还告诉他：“你收卷时，一定要先闻一下，那文章条理畅通的，一定有异香，不通的，闻了能让你吐三天！”
杨森的作文属于有异香的，可惜自从他那次落弟之后，科举很快就废除了，于是他在中学毕业后，便去报考速成学堂。
尴尬依旧，杨森各门成绩都合格，唯独因为身高不够，体检老是过不了关。
主考官对杨森说明了不能录取的原因。杨森霍然而起：“我年纪小，所以才身高不够，等再过两年，一准是高大魁梧异于常人！现在怎么能因为这个，就阻碍我从军报国的远大理想呢？”
当时的主考官是周骏，听后大为惊异，感到杨森志向不俗，立即决定录取。
日后杨森身材魁梧，果然没成为“杨矮子”，非但如此，他那种不混出头就绝不甘心的劲头，还得让人仰视才行。
在四川内战中，杨森算是“混”出了头，成为一线川将中的翘楚。不过那是内战，杨森自己已经羞于提及，他要在安庆东山再起，实现自己人生新的飞跃。
杨森原先的家当，在川军中属于最破之列，可他的第二十军照样能打仗，不得不说，全是靠血肉硬拼出来的。
这种不计代价的血拼，终于为他带来了利好。以前第二十军的军饷很少，一直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淞沪会战结束后，军政部开始按照“中央军”标准发饷，再不用杨森搞什么“饥军政策”了。
蒋介石兑现诺言，给第二十军拨来大批捷克式或中正式机步枪以及进口武器，不仅装备了步兵，而且使杨森得以增配特种部队：每营一个重机枪连，每团一个迫击炮连，军、师、团各级，都有独立的通讯兵和工兵，指挥上更加灵活有效。
从川军中最穷的穷人，一下子跨越到最富的富人，杨森感觉是天都亮了一段。
接下来是兵员补充，这个很多部队都为之伤脑筋的问题，杨森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四川内战时期，他便以“本军系统化”为号召，在四川广开军校，其中仅军校培养的军官就不下五万人，此外又在他的老家广安大举练兵，广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兵和年轻壮丁不计其数。
别的地方无人肯应征入伍，需要拉壮丁来凑，广安完全不用，只需杨森一个电报，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年轻人中也有很多像杨森这样，性格热血，就爱打仗，他们为了避免麻烦，甚至自制军服、自垫旅费，直接跑到安庆来投奔杨森。
杨森在电报中要后方运送一万补充兵，一下子来了两三万，大部分是广安子弟。
亲不亲，故乡人，新兵走进营房，马上就有乡音招呼，那份亲热和融洽，也是在别的部队里很少能看到的。
兵员有余，杨森便将军中老弱者替换下来，发放遣散费，仍令其搭轮回川。
在安庆练兵期间，杨森重点吸取了淞沪会战的经验。
过去第二十军使用轻重机枪，和国内的大多数军队一样，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扫射。一见阵地前有风吹草动，机枪手马上拼着命地按扳机，结果整夹整袋的子弹一次性便打完了。
淞沪会战是与高手过招，日军机枪手通常就不会扫射，只会点射，很注重命中率，前面不管有多少目标，他都要一个个地予以消灭，十分节省子弹。
杨森在重新训练机枪手时，以此为戒，特别注重了点射。
此外就是有针对性地训练防空防毒，教授如何构筑隐蔽工事，这些也是以前国内战争上的空白点。
经过重组重训，第二十军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得以恢复和提高了战斗力。
就在杨森忙于厉兵秣马之际，前方战报传来，日军已攻陷南京。
南京失陷后，国内舆论曾认为日军会继续乘舰溯江西犯，直达安庆，而当时中国军队尚未完成对江面的封锁，安庆又仅有一个第二十军镇守。眼看着安庆难保，一时谣言四起，都说：“日军明天就要进城了。”民众草木皆兵，纷纷逃亡。
为了稳定人心，杨森每天派出军乐队和大队士兵，逢人就宣传，表示川军绝不放弃安庆，即便日舰真的明天就到，也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看到军队都不慌不乱，人们才陆续返回，市面也逐渐恢复起来。
杨森内安人心，外部防御，他将主力布置在最前沿，安庆城内只留一个团，战区拨来的重炮兵则被安排于长江北岸。
安庆除了第二十军，还设有新四军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与杨森协商防区划分，并主动要求向前线推进。
安庆附近的其他友军，全都在收缩防线，尽可能离日军所占领区域远一些，杨森不知道这支新四军主力究竟强大到什么规模，竟可以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活动乃至于生存，便派人前去实地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跌眼镜，“新四军主力”一共才七八百人，几十条枪。
随着调查的深入，新四军的生存之道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白天不露面，全是晚上行动，到达一处村庄，立刻脱下军装，化装为零，跟当地百姓混杂一处，让人根本分不出谁是民谁是兵。
过去在四川，杨森曾经有过跟红四方面军交战的经历，那时他只知道共产党的部队厉害，但不知道为什么厉害，现在他知道了。
杨森早年就有川中第一勇将之称，但也常常被人诟病为有勇无谋的“川中吕布”，就算到淞沪会战之后，他和第二十军将士给人的印象，仍然只是勇。当获知新四军的“秘密”时，杨森立刻有了一种面壁多年无法破壁，突然被高人敲了一下脑壳，然后大彻大悟的感觉。
杨森完成了一个自我蜕变，他偷师新四军，处处加以效仿。
第二十军建立了政工队，由政工人员对官兵进行抗日救国、保土为民的教育，同时还在各基层部队巡回教唱抗战歌曲。杨森甚至把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搬了过来，并扩大为“四大纪律、十四项注意”，要求部队早晚点名时必须集体诵读，齐声高呼，以作为全军的行动规范和指南。
出川抗战的川军，只要跟八路军、新四军邻近的，大多拜过师。邓锡侯、孙震、李家钰等人在北方，拜师的时间还在杨森之前，但这些“学生”里面，还就数杨森学得最惟妙惟肖。
除严明军纪外，杨森自己也率先垂范，经常揣摸如何跟地方和民众打交道。
光扯着嗓子装官腔吓人不行了，那叫军阀，现在再不能搞这一套。安徽的教育厅厅长是四川人，通过他的介绍，杨森与安徽省主席蒋作宾相识并且关系融洽。
当时安徽省政府已迁至金寨，仅留了部分警察在安庆维持秩序，但这些警察根本管不住“荣军”。
所谓“荣军”，是从前线撤退下来逗留于安庆的负伤士兵。因自恃抗战有功，他们在安庆城内到处横行，进戏园子看戏不买票，搭汽车也不买票。更有甚者，为了搭到车，晚上在马路上用桌凳设置障碍，以阻止汽车通行，造成安庆的秩序相当紊乱，市面也极度萧条。
除了骚扰地方，到处滋事外，“荣军”还不时涌入省政府留守机关，索粮讨钱，搞得机关人员走投无路，难以应付。
前线已经溃败，后方又是如此混乱的一番景象，杨森大受刺激，他在军部召集全军军官训话时，当场痛哭流涕：“你们看日本把我们中国打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再不努力，我们将要当亡国奴了，到那时我们还活得了吗？我们要赶快进攻才行！”
杨森在部署完防务后，便在安庆城内贴出布告：伤残官兵到指定医院集合，过境官兵尽速离开，被打散了无处可去的部队，也可以负责收容，但必须接受整编。
有人尚肯听话，有人置若罔闻，直到三天后，发生了一件荒唐事。
有三个散兵，不听布告所宣，到处闲逛，他们把安庆公园里的鸳鸯错当成了南京板鸭，砰砰数枪，打死了几只，然后拿到餐馆让厨师烹饪加工，做成了美食。
这三个哥们是饱了口福，枪声却使居民陷入了恐慌。杨森派出的巡察队跟踪前往，在餐馆里来了个人赃俱获。
杨森下令将三个散兵予以拘捕禁闭。
关个禁闭还是刹不住歪风。杨森亲自带着卫士巡街，走进公园，又看到一个“荣军”在抓公园里饲养的野鸭子。
杨森腾地就火了，立刻让卫士上前，一枪把“荣军”给就地枪毙。
杨森发威的消息一经传出，安庆市面倏地安静下来，那些不服调遣、惹是生非的伤兵散兵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地秩序之良好还倍于平时，这大概就叫“乱世须用重典”。
蒋作宾感激不尽，地方与军队合作良好，有时，各级机构间出现问题，都主动找杨森协调解决。
驻防安庆四个月后，安庆警察厅长给杨森打来电话，说桐城发生了一件间谍案，他让桐城县长将案犯解来，可对方不理不睬。
要在以前，杨森会桌子一拍，马上派部队去把县长“请”来，但如今他就知道先打个电话了解情况。
县长解释说，所谓案犯是当地小学教员，大家闺秀，父母又都是桐城的绅士名流，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女间谍呢？
杨森决定亲自过问，让警察厅把证人送来。
证人到场，杨森愣住了，原来竟是两个小孩子：一个男孩，只有八岁，一个女孩，十二三岁。
杨森诧异地问陪他们前来的警察：“两个未成年人，怎么可以作证？”
警察说有证物啊。那是一张电报纸条，是从孩子书包里搜出来的，而且两孩子在警察厅都承认了，说系女教员派他们来安庆进行“活动”的。
杨森再看孩子，小脸全都吓到煞白，于是他便把警察支开，和颜悦色地单独与之交谈。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两小孩是姐弟，家里有部队电台借住过，那张电报纸条是报务员扔掉的无用电码，孩子好奇，就收集起来玩耍。他们这次到安庆，其实系逃学出来的，准备在安庆找外婆，外婆没找到，却因为跑来跑去、东张西望，被警察给逮住了。
警察厅是什么场所，既有书包里搜出的“物证”，又被警察拍桌子敲板凳地一吓，两小孩就糊里糊涂地承认是某老师派他们来的。
这真是葫芦僧判了葫芦案。杨森很生气，派人把孩子送回桐城，同时又责备了警察局长几句，让他立即结案。
“间谍案”发生后不久，杨森在安庆街上行走，忽然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在喊：“抓到汉奸啦，抓到汉奸啦！”
杨森心中一动，分开人群，挤过去一看，见几个满面怒容的人正抓住一个吓到半死的“汉奸”不放。
有了“间谍案”的经验，杨森赶紧说：“把他带过来，让我问话。”
人群中有认识杨森的，便把“汉奸”推到杨森面前。
这“汉奸”倒在地上，浑身瑟瑟发抖，吓得身体都软了，经杨森的卫士劝慰，才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委。
原来当天是端午节，按照安庆风俗，家家户户都要买点红布给小孩做衣服。此人买了布后，不经意地举起来朝着太阳一照，本意是想看看布质厚薄与否，可不凑巧的是，日机正好于此时飞过，便被误解成了给敌机打信号。
杨森有军事经验，这事一想就能明白：飞机飞得那么高，怎么看得见那一点点红布呢？再说了，安庆大街又不是什么军事基地，哪里用得着打信号。
杨森做主，竭力给群众解释清楚，才帮“汉奸”洗脱冤枉，挽救了一条无辜者的生命。
杨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安庆的大街小巷，由此还给他带来了一件奇遇。
有一天早上，杨森骑马去安庆郊外散步，走到一处公园，发现那里聚集着许多人。
这些人个个面容憔悴，但是衣冠楚楚，一看就知道是高级知识分子。经杨森下马询问，了解到他们全是山东齐鲁大学的教职员工。
当年的齐鲁大学极负盛名，有“北燕京，南齐鲁”之称。学校因抗战要迁到后方，可是由于无处寻觅交通工具，师生全都流落到安庆，自身衣食无着，学校的图书仪器也没法运来。
杨森打听明白，立即出手相助，安排车辆进行运送。听说师生们要去四川，他又积极鼓动齐鲁大学迁去自己曾长期驻防的万县，并把他原在万县的司令部借给齐鲁大学做校址。
四川军人素重教育，杨森引以为豪，认为协助齐鲁大学迁校，是他在安庆做的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此后，杨森还曾派出车船，将合肥几所学校及安徽大学的图书仪器，全部抢运到武汉。
在很多人眼里，无论“间谍案”，还是“汉奸案”，乃至于迁校，都称不上大事，作为一方统兵将领，杨森微服私访的举动，似乎还有不务正业之嫌——有这空，你应该多研究研究兵法嘛。
可是，兵法有很多种，这其实也是一种兵法，而且是杨森偷师后学到的顶尖兵法。
正是从许多看似不经意的小事上，杨森开始有意识地接近民众，了解民众，直至组织民众，从而为他日后叱咤抗日战场打下了基础。
杨森为人颇有历史情怀，乘着驻防安庆的机会，他特地去参观了包公遗物，瞻仰了李鸿章府邸，甚至还跑到桐城，一一凭吊了周瑜及大小乔的墓地。
在桐城，看着夕阳西下，白杨萧萧，历史与现实瞬间融汇到了一处，杨森默诵起苏东坡的诗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有勇无智的吕奉先渐渐远去，杨森现在的偶像，已变成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周公瑾。
纯战术的兵法，杨森当然也研究。
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立即向安庆发起进攻，只是派飞机轰炸。本来按照安庆的城市级别，还不够资格挨炸，但安庆附近有座飞机场，日机每次炸完武汉，安庆是必经之地，如果机舱里还有剩余炸弹，一准会全部扔进飞机场。
杨森于是找来木匠，做了几架木头飞机。日机路过安庆时，发现下面还有一支“机队”傻乎乎地停在机场，立即胸肌澎湃，忙不迭地围过来狂轰乱射，把“机队”打得支离破碎，木屑块飞得满地都是。
其中有一架日机或许是太投入了，一个俯冲，竟然将飞机头扎进地面，顿时机毁人亡，倒是机枪和降落伞全都完好如新，被杨森守株待兔，乐呵呵地捧了回去。
杨森变聪明了，或者说，变狡猾了。
兵者，诡道也，除了以硬对硬，直来直去，还可以拥有更多选择。造木头飞机不过小技，杨森还“偷师”了更多精髓。
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立即沿江西上，但在徐州会战进入收尾阶段后，其战略重心逐渐向淮南转移。
淮南战场由杨森和徐源泉共同负责。杨森以安庆为中心，徐源泉以合肥为中心，由于这一战场无“中央军”驻扎，守备上相对薄弱。
1938年5月初，第6师团从芜湖启动出发。这个臭名昭著的“野兽师团”战斗力极强，其前卫部队短时间内便击败了徐源泉所率的鄂军，从而攻占巢县，逼近合肥。
巢县不是杨森的防区范围，而且他自己承担的防区面积也已经够多了，还得防两头——南面是沿江水路，北面是淮南铁路。
待在家里看人打，绝不是杨森的性格，战场上他从来就不肯安分守己，更何况从战场态势来看，帮鄂军就是在帮自己，守合肥就是在守安庆，如何能坐视不动？
人生就像在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怕个什么！
新四军的作战实践告诉杨森一个道理，有时后方攻袭战，要比前方硬耗有效得多，也讨巧得多。
1938年5月13日，在杨森的指挥下，原守淮南铁路的第二十军一部架设浮桥，突然渡河杀往巢县。
手上还有分内活，所以原计划并没有要攻占巢县，而只是想发动奇袭，杀些鬼子，挫挫此辈的嚣张气焰。在到达巢县附近时，碰到一个当地农民，听说川军将去巢县打日本人，农民透露了一个秘密：巢县城墙上有一个洞，洞口还不小，扛着机枪都可以通过。
根据情报，第二十军临时决定改变计划，索性杀进城去。
这天深夜，由两个营组成的突击队悄悄地往城里摸去。巢县城下有一条护城河，因为来不及准备，搭的浮桥还没有全部完工，但为了抢时间，工兵直接下水，将浮桥扛在肩上，让突击队冲了过去。
那些天正赶上天气热了起来，日本兵怕热，晚上一个个地跑到街上纳凉，此时睡得正香哩。
自南京屠城以来，这帮家伙骄横惯了，根本不相信半夜还有人敢相扰，就算是扰的话，登上城头防御不还有的是时间吗？
城墙上那个洞口，正是将他们送往地狱的绿色通道，突击队进城后，看到街上这么多活靶子，立即大开杀戒，一下子打死了两百多日本兵，有的人睡梦中就被干掉了，死的时候都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异样。
惊觉的，还来得及逃的，全都退进了城内高地。
杀得这么痛快，源于奇袭二字，面对面攻防，尤其是仰攻，难度就大了。第二十军向高地冲锋十余次，均未能得手。
有鬼子在城内，就不能说真正占领了城池。杨森获悉后，欲邀驻合肥的鄂军会攻，以全歼巢县的这股残敌。不料徐源泉很不济事，没怎么固守，就率鄂军撤出了合肥。
1938年5月14日，第6师团占领合肥，随后向巢县大举增援。
这其实都是发生在一个晚上的事，所有变化和意外，均不是计划内所能预料。
拂晓之前，第二十军边打边撤，离开了巢县。
看着满街的死鬼子，第6师团气到七窍生烟，想想占领偌大一个合肥，也没死几个人，真恨不得马上将杨森捉住并大卸八块。其主力坂井支队南进之后，便奉令一刻不歇，舍了命地对第二十军发起攻击。
从合肥到安庆，大、小两关是主要防守据点，大、小关有失，安庆便成了死城，因此杨森只得将第二十军主力全部调至大、小关，与坂井支队展开决战。
1938年6月10日，坂井支队向第二十军发起全线进攻，战线长达四十里，投入兵力三千多人，且有山炮辅助射击，但当天并未能攻陷阵地。
第二天，一线日军增至七千，除山炮外，飞机也加入助战行列，多达九架飞机乌鸦似地满天乱飞，进行低空扫射和轰炸。
飞机对陆军造成的伤亡其实并不比火炮更多，其恶毒之处主要在于精神上的刺激，嗡嗡叫唤的声音足以令人崩溃。
第二十军伤亡遍野，战斗兵牺牲殆尽。前敌指挥官向杨森报告：“大关附近激战惨烈，已无法死守。”
杨森在电话中回答：“谁退下来就枪毙谁！”
指挥官便将炊事兵、勤务兵全部补充一线，继续死守死战。
当天，杨森也亲自赶到大、小关督战。在那里，他看到第二十军已死伤了三千多人，但是官兵至死也不肯退后一步，确实已经竭尽全力。
大、小关决战的同时，日军在水路也没闲着。杨森在江面布设的水雷、两岸修筑的工事，皆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所打捞或摧毁。
1938年6月12日，日本台湾旅团及海军陆战队相继在安庆附近登陆，而此时杨森在主力北调后，能用于守安庆的，不过正规军四个连，再加上城里的守备队和警察。
安庆无论如何是守不住了。杨森下令放弃安庆，并定于晚上十二点全军撤退。
唐生智守南京，撤的时候乱七八糟，很大的原因是守城部队皆非其亲兵，关键时候全都不服从指挥。第二十军皆系杨森嫡系，他让怎样就得怎样，说好十二点撤，没人敢提前一分钟走人，因此尽管在放弃大、小关后，安庆实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但整个撤退过程仍然能做到有条不紊。
杨森将四个连设于山上，尽力抵抗，以掩护安庆市民撤退。杨森本人在安庆市里巡视一周，确认市民已撤离后，方才告别江城。
杨森虽撤，却不是抱头鼠窜的那种，而是且战且退，一路都很有章法。
两天后，唐式遵奉蒋介石之命，派来两个旅增援第二十军，杨森有了作战资本，他又杀了回来。
1938年6月15日，杨森乘敌不备，率部反攻日军所占领的潜山，此役不仅成功切断坂井支队的运输线，而且得以歼灭数百日军。
在安庆之战打响之前，中方就在潜山的皖河修筑了较系统的防御工事和炮兵阵地，日军没料到杨森会再杀回来，自然就没想到予以破坏，而杨森正好加以利用，以致于坂井支队主力赶到时，仍无法渡过皖河。
1937年6月16日，日军前敌指挥官坂井德太郎少将亲自赶到前线进行指挥，采取两翼迂回包围的战术，才得以渡过皖河。
杨森仍没走远。
潜山后面还有一个潜水河，因为连日降雨，潜水河面猛涨，宽度达到三百米，水深也有两米，乃极好的防守地形，杨森就在那里筑垒以守。
小窟窿里也能掏大螃蟹，杨森看准了就打，与很多中国军队一旦败后便你推我挤，争相奔逃的情形大相径庭，当然也让他的对手十分作难。
日军师团虽装备齐全，有专属的工兵部队，但坂井支队过于突前，这些家伙什么都没来得及带上，坐在岸边等吧，又觉得丢份儿。
1938年6月18日，坂井少将咬咬牙，决定不再等候工兵到来，而是在拂晓时分组织就地强渡。
他将炮兵和轻重机枪全部集中起来，以浓密火力进行正面掩护，与此同时，挑出会游泳的日本兵进行武装泅渡。
这种进攻方式，颇有点不把士兵性命当回事的意思，毕竟大家都是碳水化合物，没人能装仙风道骨。泅渡过程中，许多日本兵被当场打死在潜水河中，河水尽染。
不过总算是成了，坂井支队当天终于占领潜水西岸。杨森所部战力之强韧，让日军大为惊叹，在广播中承认“川军顽抗力坚”。
由于连续作战时间较长，伤亡太大，杨森奉令撤往武汉，其作战位置转由友军替代。
回到武汉点验，除了伤亡情况跟淞沪会战时有得一拼外，还失踪了一个团。
这个团的团长叫李介立，本来奉令参加大、小关决战，但当他们赶到指定位置时，合肥至安庆的公路已被日军截断，遂陷于日军包围之中。
杨森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到了武汉之后，又再未得到过任何消息，以为李介立团凶多吉少，于是向蒋介石报告：“李介立团全团殉国。”
自南京保卫战后，团以上整建制覆灭的事例已不多见，后方各大报纸都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
不料一个月后，李介立团竟然奇迹般地全部出现在了汉口。
杨森的兵，都跟杨森一样，生命力超级强悍。发现成为被围孤军之后，团长李介立采取紧急措施，第一时间将部队化整为零，编成若干战斗小组，然后钻到山沟沟里跟鬼子捉迷藏。
这实际上多多少少也来自于“偷师学艺”，新四军在敌后进行游击乃至陷入重围时大多采取这一战术。紧跟着化整为零的，必然是化零为整，在日军开往前沿后，李介立团即分组趁晚上往西撤退，到了汉口再集中整队。
直到安全返回后方，李介立团才知道自己已被列入了“阵亡将士”的名单。
从奇袭巢县，到大、小关决战，再到反攻潜山，杨森都自认为打得不错，事实也确实如此。可蒋介石对杨森没有得到他的命令就擅自撤出安庆很是不满，电责其“轻弃名城，腾笑友邦”，予以革职留任。
杨森差点给气迷糊了。
都是水，何必装纯，都是人，何必装神。那种情况下，就算你老人家在前线，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难道我就非得死在安庆，才算没有“轻弃名城，腾笑友邦”？
杨森的肚量本来就不大，越想越郁闷，结果出了意外。
坐在汽车上就感到腹疼如绞，随后越来越疼，疼到两脚发软，下不了汽车。医官赶到后，诊断为急性盲肠炎。
杨森被送进医院。医院里住满伤者，没有空床位，还是请一位医院的厨子腾出房间，才得以给杨森开刀动了手术。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终于弄清楚，原来是先有合肥失守在前，才直接影响和动摇了淮南战场的警戒线，最终使得杨森不得不抽兵到大、小关决战。如果杨森不抽兵，安庆兵力不会那么空虚，也就不会被江上日军所趁，这是一副多米诺骨牌。
杨森是英雄，不是罪人。蒋介石获悉之后，倒也很觉内疚。立刻撤掉处分无疑是在打自己脸，他便换了个方式，又用外购的捷克式武器来补充第二十军。
杨森发脾气，向来是点着的干柴草，烧得快，灭得更快，既被老蒋搔到痒处，自然也就不再动怒了。
日本海军在溯江西上之前，就曾向第三国发布通告，称日军进攻武汉之战已经开始，各国船舰必须立即退出。之后，安庆的沦陷，使中国统帅部完全判明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意图，长江两岸均加强了防御部署。
当时最受外界期待的是马当要塞，有“东方马奇诺”之称，但因指挥官出现失误，日军发起进攻后，这一江上第一要塞在三天之内便告失守。
十几天后，爆发九江之战，“老铁军军长”张发奎率十万重兵，竟不能抵御日军一师一旅，致使九江在三天内便告失陷。
九江之战的日方指挥官是冈村宁次中将。在日军将帅中，冈村以富有谋略著称，他对中日战力有一个基本的评估公式。据此推演，中日战力起码差着两个档次，日军只要出动一个师团，即可对阵中国一个集团军——注意，这个集团军说的还不是普通部队，而非得是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才行，若是地方军，一个集团军都还嫌不够。
对中方而言，部队只能是多多益善，蒋介石排兵布阵，又想到了杨森和他的第二十军。
杨森手术做完，才刚刚拆线，蒋介石探问病情的电报就一封封飞来，既是关心，更是催促，希望他能早日出院。
杨森是个一遇到战场上有挑战性的事物，头发就会根根直竖，兴奋到不能自已的人，想到又有大仗可打，他哪里还能安之若素。
医生见状，赶紧告诫他，医院有严格规定，拆线后仍须休息若干时日。杨森统统听不进去。
大丈夫宁可马革裹尸，岂可老死在一块白布单上？他掀开被单，一跃而起，吩咐副官备车，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长沙。
第二十军这次划入第九战区，受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在马当要塞失守后，陈诚即将第二十军调往湘赣交界处的浏阳，以护卫长沙东面。
日军频频采用迂回战术，都被他们迂回怕了。陈诚如此布防，就是怕日军会顺势穿过江西北部，直捣长沙，从而对武汉形成战略大包围。
到了长沙，杨森被告知，其总部设于长沙城内，部队已列阵于浏阳一线，杨森本人可就地坐镇于长沙。
杨森岂肯安安静静地待在城里，他坐着车急急赶到浏阳前线，以便进行掌握和指挥。
长沙城内风声鹤唳，浏阳反倒草木不惊，后来才知道冈村因急于攻下武汉，所以没有进行战略大包围，转而代之以战略小包围。
所谓战略小包围，是沿瑞武公路直趋鄂南的阳新，以便截断粤汉路，由南面对武汉形成包抄之势。
为了掩护瑞武公路的交通运输，冈村派兵占领了阳新公路以南的武宁，在棺材山、罗盘山设立防线。
陈诚急调“中央军”第八军向棺材山、罗盘山发起进攻，但久攻不克，部队伤亡很大。在此情况下，陈诚让杨森从第二十军中选派一个师到武宁，受第八军军长李玉堂指挥，以加强进攻力量。
杨森派出的是第133师，当师长杨汉域到达武宁时，第八军已因伤亡过重而撤退，进攻的重任遂由第133师一肩挑起。
因杨汉域突然患病，临时由旅长周翰熙代理指挥，向罗盘山发起进攻。
第一天是试探性进攻，进展还比较顺利，到第二天发动总攻时，情况的严重性才暴露出来。
日军在罗盘山顶构筑了坚固工事，配有极其凶猛的火力，但日本人狡猾就狡猾在，不到有效射程，他绝不还击，以节约弹药。
第133师头天的试探性进攻看上去顺利，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不是人家不能打，是不想打。而“顺利”又让周翰熙有所麻痹，在缺乏炮兵掩护的前提下，便组织步兵向山顶仰攻。
日军的有效射程在山腰以上，棱线以下，每次一进入这个范围，子弹便像下雨一样泼过来，川军步兵非死即伤，割麦子一样地被一排排打倒。
一天之内，团长挂彩，三名营长阵亡，连排长幸存无几，前沿仅剩一名营长可进行调度，全师官兵累计伤亡四千余人，这是第二十军一个师在八年抗战中伤亡最大的一次。
日军以逸待劳，见第133师已失去进攻能力，便主动反击，一直打到了师部指挥所附近。
周翰熙因部队伤亡过于惨重，深感内疚，已决定与师部共存亡，坚持不愿离开阵地。他的堂弟、旅部特务排排长周汝火急忙派战士将其拖走，自己拖后掩护，结果当场战死。
首战便告受挫，杨汉域不能不抱病亲自指挥。
第二十军在人员组成上，相当于清末的湘军，不过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四川人而已，官兵一般都沾亲带故。其中有很多是前来投奔杨森的亲属，杨汉域便是杨森的侄子，而在子侄辈中，以他跟随杨森的时间最早，也最受信任。
杨森几度败亡，杨汉域和范绍增都誓死跟随，所以杨森特地叫他们二人结为盟兄弟，以相依共存。
后来杨森在万县东山再起，朱德投入麾下，实际是要在第二十军拉队伍，搞兵运。杨森察觉后，便以十万大洋将朱德礼送出境，但是他又听到密报，说杨汉域在朱德的暗中策划下也要发动起义，不由勃然大怒，立即将杨汉域予以逮捕关押。
其实只是谣传，并没有这么回事。范绍增等人在说情无效的情况下，便转请一位大学校长拜会杨森。这位校长对杨森说：“汉域这娃娃，人家十几岁就跟你打仗，负伤十几次，不过给了个师长，最后还被你关了起来。”
杨森此时气也消了，便说：“不关就是嘛。”
杨汉域就此被释放出来。
再往后，范绍增参加“四部倒杨”，杨汉域劝阻不住，就对范绍增说：“军长（指杨森）未开火前，你不能先发第一枪。”
范绍增跪地发誓：“我如对军长先开枪，死无葬身之地。”
真打起来，哪里还顾得上谁先开谁后开，范绍增先举反旗，杨汉域质问范绍增：“袍哥说话不讲信义，哪里说哪里丢吗？”
范绍增无言以对。
尽管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但杨汉域和范绍增都很讲江湖义气，范绍增搭救过杨汉域，杨汉域知道杨森可能扣留范绍增，也主动进行提醒和营救。
杨森对杨汉域这个侄子很是赏识，不过叔侄的治军方式完全不同。杨森平时态度严肃、不苟言笑，杨汉域则平易近人，常和官兵称兄道弟，连普通士兵有了问题，都会直接找他谈。
杨汉域和官兵谈得高兴时，通常有说有笑，其乐融融，但如果谈话对象是军校毕业的那些人，特别是喜欢争辩的，也会遭遇话不投机的尴尬，这时候他最多笑骂一句：“你对我说这些，等于对牛弹琴，反正我又听不懂！”
其实杨汉域的学历并不低，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上过将官班，只是人比较厚道，说话留有余地罢了。
杨汉域极少发火，但也有被激怒的时候。李玉堂有一个联络参谋在第二十军，这个参谋以“中央军”的钦差大臣自居，在第133师受挫败北后，他给李玉堂发了份电报，上面竟然说：“打仗的时候，杨师长（杨汉域）带着部队薅秧呢。”
薅秧就是拔秧，意思是说第133师打仗不卖力，像拔秧一样直不愣登地杵在那里，所以才攻不下罗盘山，其中甚至还流露出杨汉域在装病的意思。
这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杨汉域起初还不知道，知道之后怒不可遏，指着这名参谋的鼻子便骂：“你胡说！”
第133师将士也个个义愤填膺，联络参谋情知犯了众怒，赶紧收拾行李灰溜溜地走人。
周翰熙兵败，杨汉域并没有拿部下出来塞责，而是挺身而出，义气大哥的风范尽显。
第133师已经伤亡满营，正常打法已经行不通。杨汉域重新调配，他再次指挥全师对罗盘山正面之敌发起进攻，但这只是佯攻，为的是牵制敌军。
真正的主攻部队是力量保存最好的陈亲民团，该团奉命从附近李玉堂第三师的防御阵地经过。第三师是李玉堂的基本部队，往那里一扎营，日军要上去碰一碰也得犯半天嘀咕，所以从这里经过，基本无险。
陈亲民团从第三师防地潜出，然后向罗盘山以西疾行，最后突然猛攻日军侧背，并出其不意，重创日军。
陈亲民团成为罗盘山日军的最大威胁，日军遂集中步骑兵，在大炮掩护下向陈亲民团发起进攻。
战斗呈现激烈状态。副团长亲临前线指挥，以身殉国。某排打到只剩下一名负重伤的排长，当日军包围上来时，这名排长挣扎着扑向日军，拉响手榴弹，与之同归于尽。
陈亲民团渐渐不支，一度向后撤退。杨汉域见状，立即把师部直属手枪排增援上去，配合前线部队进行白刃冲锋。
杨汉域治军看似宽松，实际有他的一套诀窍，比如他的记忆力惊人，可以随时随地报出全师现有多少官兵，武器弹药粮秣被服多少，而且一字不差，比专门承办的人还清楚。
他心中有一张活地图，打仗的时候，会指出哪个阵地最为重要，然后很干脆地告诉那里的带兵官：“你守住了阵地，我升你的官，如果把阵地丢了，我杀你的头！”
以杨汉域的宽厚个性，不过随口说说，不会真的动刀子杀人，但目标指定，部下也没一个敢于懈怠，陈亲民团关键时候又挺住了。
胡说八道的联络参谋已被赶走，杨汉域便派团长陈亲民去和李玉堂第三师联系，请予协助。第三师随即出兵，两部合力，经一小时激战，终于击退日军。
此后杨汉域采用白天固守阵地，入夜以精锐小部队分道夜袭的战术，曾几次攻下棺材山、罗盘山。只是在缺乏必要火力支援的情况下，这些要点都很难守住，往往晚上攻下山顶，第二天天一亮，就因经受不住日军飞机大炮的冲击，而被迫退下山来。
不过慑于第133师在战场上的勇猛表现，日军也不敢再贸然进攻，双方形成对峙。一周之后，杨汉域将防区完整地移交给了友军，率第133师归还第二十军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