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震：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王铭章：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他是孙震的嫡系部将，时任第四十一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一二二师师长。
汤恩伯：生于浙江省金华市。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班第十八期。用兵特点灵活机动，是抗战时期少数为日本人所畏惧的抗日名将，其军团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李家钰：字其相，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时任第四十七军军长，在邓锡侯、孙震率部转赴山东后，他是留守山西的唯一川将。
卫立煌：生于安徽省肥东县。曾指挥忻口战役，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在被召回后方之前，邓锡侯正与孙震一道，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鲁南前线。
因为军纪问题，川军在山西曾饱受诟病，这次去山东，邓、孙早就听说，山东、山西虽是一字之差，但民风区别很大，此地老百姓可以用强悍两个字来形容。
说是有一支过境部队，路上看到一个牵着骡子的山东人。部队要征用这头骡子，山东人抵死抗争，就是不肯给，最后部队还是没征成。
邓、孙听在了肚子里，又吸取山西的教训，就特别整顿了军纪。邓锡侯对全军说，山东乃孔孟礼义之乡，知书达理所在，民间居室是绝对不允许你们随便闯入的。
此时鲁南大地已是冰天雪地，川军中仍有人穿着短裤，但纪律严整，沿途秋毫无犯，与鲁军西撤时的军纪荡然形成鲜明对比，老百姓见到后十分惊异。
川军所过之处，家家户户都把门前的雪打扫了个干净。这有个讲究，山东人以鲁军为耻，称山东因此得了伤寒病，必须用大黄才能医治，而川军就是四川的大黄。山东只要一服药，立即会药到病除，门前扫雪暗含的就是这层意思。
消息传到武汉，曾对北上川军感到失望的蒋介石也相当高兴，特电予以嘉奖。
川军所要做的，是趁南侵的第10师团（矶谷师团）主力汇集之前，尽可能向北延伸空间，以便进行逐次抵抗。
1938年1月14日，第二十二集团军前卫部队向最前沿的两下店日军据点发起攻击，结果迎头就吃了个败仗。
和娘子关战役时一样，还是武器太差，参战的各步兵连竟然没有一挺轻机关枪，更没有大炮，光靠川造步枪很难有所成就。
青春就是要撞破头，川军并不气馁，没有枪，就用刀。战场区域内恰有需要予以破坏的津浦铁路，官兵们就地取材，把铁轨拆下来后，雇请大批当地铁匠日夜打造马刀。
1938年2月8日，邓锡侯奉调回川，孙震就任集团军总司令，在他的命令下，前沿部队再次做好了攻击准备。
1938年2月14日，两下店烽火又起。川军的头两次进攻依旧未能得手，到第三次，便组织了八百人的敢死队，敢死队员把不堪使用的川造步枪扔到一边，一人拿上一把马刀和四颗手榴弹。
当天晚上，正逢天降大雪，指挥官灵机一动，下令敢死队员将棉衣反穿。因棉衣里层为白色，可以与漫天飞雪相混合，在偷袭中起到了极好的隐蔽作用。在重机枪的掩护下，八百壮士冲进镇内，砍死砍伤敌人甚多，并乘势夺取两下店据点。
日军尔后从邹县调来大批援兵，因力量悬殊，且缺乏火炮支援，两下店得而复失。
1938年2月17日，在距离两下店十多里的郭山，双方再战，日军攻，川军守。此役日军采用大炮轰击，经过密集炮击，连山上的野兔都给炸死了。
野兔不能幸免，人可以没事。炮一来，官兵就躲到山梁背后，炮停了，又迅速回到阵地，依托重机枪阵地，屡屡击退日军进攻。
两下店和郭山两战，虽规模均为中型，孙震前前后后所用也不过一团，但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硬仗。更重要的是，与娘子关战役时川军呼啦啦上去了一大堆，最后却大部分糊里糊涂、窝窝囊囊地败下阵来不同，这次他们打得既顽强又灵活，可以说首开鲁南抗战之先声。
正面攻防极少回旋余地，一般都是硬碰硬，尤其是与优势装备的敌军打阵地战，损失大是难免的，比如两下店一战，八百壮士最后就只剩下了两百多人。与之相比，敌后游击战要划算得多。
在洪洞休整时，川军曾与由红军改编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相邻而居。两军在内战时彼此为敌，因抗战中又成了友军，平行一比较，八路军的军容军纪包括作战能力，让邓锡侯和孙震几有自惭形秽之感。
同是参加太原会战，川军在晋东娘子关损兵折将，折了个大本，八路军却在晋北平型关巧妙伏击，赚了个过瘾。尤其是参与那一仗的林彪第115师，很多人都穿上了缴获的黄呢大氅，骑上了东洋马，扛上了“歪把子”轻机枪（又称牛腿机枪）、三八大盖、掷弹筒……邓锡侯和孙震看到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相当服膺。他们把作为四川老乡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请到军部，专门给连长以上的军官传授游击战术。
孙震在组织两下店、郭山两战的同时，也效仿八路军，派了一个团潜入日军已占领的邹县、曲阜之间，展开游击作战。
邹县相当于日军的前沿，曲阜是后方，二者中间的小雪村、凫村一带为输运军火补给的交通要道，就仿佛是太原会战时的平型关，川军便在两村附近伺机下手。
就在两下店之战打响的同一天，曲阜开出三辆小轿车，经过小雪村时被伏击部队发现。
此前川军已破坏了公路，但因消息封锁，日军并不知道，一看无法前进，一行人便下车察看。这时远处伏兵出其不意地从后面切断了公路桥梁，迅速包围上来。
日本人大吃一惊，正要寻路开溜，近处伏兵呼地一声杀了出来，先猛掷手榴弹，再用步枪密集射击，横竖非得热闹一下不可了。
遇上伏击，都是一群打你一个，累吧？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小汽车上的鬼子全都变成了死人。
那天下午，这一幕在凫村得到复制，不过这次网到的是一辆大卡车。两次伏击，共消灭日军四十人，内含一名翻译官级别的高级官佐，缴获三挺歪把子及几十支步手枪，还有一批军用地图和文件资料。
尽管没有平型关大捷那样大的收获，可川军上下还是开心不已，因为损失极小，风风火火打了一天，除上午伤亡了三人外，下午无一人损失。
川军的异军突起，引起了日本统帅部的极大重视，认为自川军进入鲁南战场后，活动就“特别活跃”，需谨防其大规模北上。中方舆论也给予川军以较高的评价，《大公报》专门登载了川军作战的经典战例，川军士气为之大振。
对孙震及其川军而言，遗憾之处是因无炮兵配合，无法彻底收复失地，只得在两下店一带与敌形成胶着状。
进入三月，孙震得到情报，矶谷师团主力已经集结，并组建濑谷支队大举南下，形势越来越紧张。
1938年3月10日，孙震亲赴前线部署。他把滕县设为固守中心，在滕县以北设立两道防线，其中界河为第一线，北沙河为第二线，同时任命第122师师长王铭章为前敌总指挥，坐镇滕县指挥防守。
四天之后的拂晓，濑谷支队从两下店发起攻势。
日军在华作战，为使其行动更加高效灵活，往往都会以支队形式对出击部队重新进行编组。濑谷支队的主干是濑谷启第33旅团，成为支队之后，由师团配属了大量特种部队，从骑兵、工兵，再到重炮、野炮、坦克，统统齐全。
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主力精锐，仅武器而言，就根本不是川军所能抵御的。川军没有大炮，只有迫击炮，其命中精度差，有时炮弹还会触地不炸甚至于炸膛，此外，射程也很短，两千米开外就没什么杀伤力了。步枪更要命，所有枪支，枪膛内的来复线几乎都被磨平了，子弹出膛的声音，是嗵嗵嗵，跟土枪相仿，那叫一个难听，以致于士兵都不太愿意用枪射击，仅准备在短兵相接时，用马刀和手榴弹解决问题。
由于感受到的威胁不大，濑谷支队在战场上跟演习一般，他们先以坦克、骑兵搜索，再用步兵纵深跟进，有条不紊，完全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照面之后，一个迂回，川军在界河的后方预备队便被冲散，以致指挥官在撤往滕县时，都来不及给前线部队发去指示。
这样打法造成的后果是，尽管川军的前线主阵地还在，但日军往往已迂回到其身后，其进展速度快到出乎想象。
孙震得报，立即乘火车赶到滕县，在视察战况后，他告诉王铭章，万不得已，必须依城死守三天，以待汤恩伯军团来援。
1938年3月15日，日军发起攻势的第二天，北沙河防线也遭遇到了和界河一样的窘境，对手不断从左右两侧迂回。
打到下午，涌进来的敌兵越来越多，除濑谷支队外，还加入了杂色伪军，服装也分成三色：穿黄制服的是正宗日本兵，穿灰制服的是满洲伪军，穿黑制服及便衣的是华北悍匪刘桂堂部。
王铭章虽从正面临时抽兵堵漏，仍不免顾此失彼，傍晚时终被日军从右翼迂回成功，至此，两道防线都失去了屏障作用，滕县岌岌可危。
作为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滕县兵力最为空虚，基本上全是师部旅部和警卫，没有任何野战部队。王铭章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七拼八凑合，才勉强凑足了三千人，而其中真正能战的尚不满两千。
1938年3月16日，濑谷支队开始攻城，首轮炮击就惊心动魄，显示出日军对滕县志在必得。
王铭章久历沙场，从枪炮声就能判断出来敌的规模。他和几个师旅长及幕僚一商量，认为滕县别说三天，连一天也难以守住，因此均倾向于放弃滕县，撤往城外。
在向孙震报告时，孙震问：“你现在人在哪里？”
王铭章回答：“在城内第122师师部。”
孙震又问：“那么你的指挥所在哪里？”
指挥所却不在城内，而在城外的西关电灯厂。
孙震明白了，当即告之：“我负责催促汤军团北上，你负责死守滕县，等待援军，所以你的指挥所应当赶快移到城内，以便亲自指挥守城。”
王铭章嗫嚅着说城内兵力不够，难以抵挡强敌，孙震并不理会：“兵力不够，可以把城外一个军的野战部队统统调进城。你还有什么意见？”
城外部队都在与日军胶着作战，白天调不进来，只能入夜以后进行，王铭章便提出，眼下只能依靠现有守城部队，而这些部队充其量不过一团，派一个团长负责就可以，但也立即遭到孙震的否决。
王铭章再次提出了那个老问题：“汤军团究竟何时才能到达，究竟要我们死守多久？”
王铭章已经讲过他连一天都守不住，孙震沉思片刻，报出了一个连他也没有把握的数字：“四个小时吧，四个小时后援军即可到达。”
川军再不济事，不至于四个小时守不住一座城池吧。王铭章无话可说，只好把话筒交给旁边的另一位师长：“请你再和总司令谈谈，最好还是把几个师部放在城外。”
这位师长刚拿起电话，说了声报告，孙震就以很严厉的口气说：“你有什么话，快说！”
师长连声音都颤抖了：“我的部队全在城外，我可不可以到城外去指挥？”
孙震斩钉截铁：“不行！马上把你的部队调回城内，你一定要在城内坚守。反正我的命令是这样，守不守在你们。”
说完之后，也不管师长还有没有其他话，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了。
室内一阵沉默，都知道没有任何退路了。
王铭章随即派人将自己的指挥所搬入城内，任命张宣武为城防司令，强调：“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
与此同时，他按照孙震的指示，要求前线各部紧急回援。
滕县保卫战最得力的武器是手榴弹。
在交通未被日军截断之前，后方正好运来一列军车，满载粮弹，其中手榴弹充足，供满城守军一人一箱还有余。
濑谷支队轰击滕县，一方面是威吓，一方面是为了炸开缺口，等到步兵端着刺刀沿缺口进入时，火炮便会延伸射击，用于掩护的轻重机枪也会暂时停火。
川军以五十人为一单位，两个手榴弹为一捆，一俟发令，就一齐投出。这样一次就是一百颗手榴弹，每次投出去都跟下雨一样，日本兵刚才还摇头晃脑，转眼间就被炸到遗尸遍地了。
一轮进攻结束，在下一轮开始前，都有一个调整间歇。由于沙包用尽，利用这个间歇，川军从城里的商店仓库搬来一两千包粮袋盐袋，全部堵在了缺口和城头之上。
日军连续发动两轮总攻，都未能入城，在策动第三轮总攻时，特别增加了火炮尤其是威力最强的野炮数量，不仅集中轰炸城墙，而且有针对性地进行纵深炮击，以阻止守军的调动和增援。
炮击之后，仍得靠步兵。
前两轮总攻，采取的方式是每次一排，逐次攻击，结果每次都有来无回。
这一轮日军也进行了调整。步兵不是一次一排，而是一次三排，每排相距百米左右，前后重叠，形成波浪式攻击。
最前面一波自然在弹雨中灰飞烟灭，但第二波又会迅速端着刺刀冲上来，川军的手榴弹刚好扔完，来不及再回去拿，只好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
日军主力师团的野战步兵通常拼刺技术十分娴熟，与之进行肉搏绝对配得上惨烈二字。为了拼掉第二波的鬼子兵，川军一连一百多人仅剩一二十人，结果到了第三波，就怎么也防不住了。张宣武临时从预备队里拨了一个连上去，一场拼杀，川军伤亡三分之二，四十多个日本兵竟然还能剩下二三十个。
幸好这时天已入暮，因炮火无法支援，日军停止进攻，未再派后续援兵。可那一小股钻进来的日本兵总是祸害，不干掉他们，你晚上都不敢合眼。
由于兵力捉襟见肘，王铭章已将师部特务连都派上来，只留一个排警卫，这才保证有足够可用的预备队。即便这样，经一抽再抽，预备队也用得差不多了。
张宣武从预备队中抽出最后一个连，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能把这几十个敌人消灭，就不要回来见我！”
这个连以逸待劳，士气正旺，扑上去后终于将剩下的日本兵消灭干净，但这个连也损耗了一半多人。
直到这时为止，汤军团还没有现身。
孙震承诺四个小时，只是被逼得没办法才这么说，不过当天汤恩伯确实赶到了孙震所在的临城，汤军团的先头部队也已北援，但他们都被绕到城南的濑谷支队给堵住了。
也不强求马上到，来就好了。
王铭章将张宣武召到指挥所，一进门就握着他的手说：“想不到我们这一点点人竟能撑持一整天，你真有办法，我要为你请功。”
接着又说：“能把今天撑过去就不要紧了，因为我们在城外的部队马上都要调到城内来，至少可以先调进两个半团。”
王铭章的神色很是乐观：“今天我们不足一个团就能撑持一天，明天我们将增加两三个团，还怕什么？如果再把明天撑过去，汤军团的援兵就可以为我们解围了。”
当晚，王铭章预想中的人马果然奉调回援。到达城外时，他们集中司号员，向城内吹奏回归的军号，城内也答以相应军号，全城为之欢腾。
除去伤亡，滕县守军增加到了三个团，但对手也相应加大了攻击力度。
1938年3月17日，日军再度进攻，其炮火之猛，比第一天高出了十倍，全城一片火海，遍地都是焦土，几乎就是一幅焦土抗战的生动画面。
原先还需沿缺口而入，现在已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重炮轰击，城墙直接被轰毁，几乎夷为平地，处处可以攀登，不光是人，连坦克车都可以闯入。
战至下午，守军死伤越来越多，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大批涌入。
当天，王铭章战死城内，张宣武等人均负重伤，但滕县保卫战却远未结束。各支失去联系的零星部队各自为战，逐街、逐屋与日军争夺，枪声彻夜不停，一直到3月18日午后，濑谷支队才完全占领滕县。
战前，日军便知道对面之敌为川军，穿草鞋、装备差，本以为立马可下，没料到会遭致“意外的顽强抵抗”，蒙受较大损失，他们也感到很是惊异。
滕县失守。鲁南百姓感觉天塌下来一般，纷纷传闻：“完了，完了，王师长（王铭章）牺牲了，士兵跟鬼子拼开了刺刀，现在死的人可多啦，城破了！”
王铭章死时，连遗体都没能抢得出来。孙震后来派人化装混入已沦陷的滕县，通过青帮的关系帮助寻找，最后通过一枚金质袖扣及水晶私章，才得以确认身份。
滕县一役，包括城外作战，川军共伤亡万人，已基本失去正面堵击能力，之后便调往徐州休整，未能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邓锡侯、孙震去鲁南后，留守山西的川将是李家钰。
川军北上之后，虽然原有计划完全被打乱，但邓、孙还算是直线运动，李家钰则是绕了好几个弯。先是奉命归第一战区节制，一战区长官部在郑州，等他率部乘车赶到河南后，突然又来一道命令，重新把他归入了第二战区，于是再回山西。
回到山西时，太原会战已经结束，由于邓、孙在娘子关战役中表现一般，第二战区对川军的评价不高，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也只把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作为二线兵团使用。
当时他预计日军攻下太原后，会从晋北南下，若把李家钰摆在晋南正面，恐怕应付不了，因此命其守备晋东南，重点是长治和东阳关，如此可以偏开敌锋，最多也仅需担负一些侧击任务。
谁料日军偏偏不走正面，而是继续使用了最为擅长的攻击战术：分别从河北和河南迂回，一个击东阳，一个击长治。
二线兵团被迫扛起了一线兵团的活。因在川中内战中曾依附刘湘，李家钰在补给方面要比邓锡侯、孙震好一些，每个步兵连均配有三挺捷克式轻机枪，但步枪不行，大多为李家钰所在防区遂宁兵工厂的土产品。这些“遂宁造”质量很差，打的时间稍长，子弹壳就会卡在枪膛内，再也不能打了。
霉运这东西都是组团而来，东阳关工事为李家钰到防后才修筑，这一带山区无法挖战壕，用石头垒的胸墙很容易倒塌，而且石头飞起来还会打伤人。
步枪不能用，工事不可靠，川军士兵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搬起石头砸过去。
要是在四川内战，这种英勇精神有可能吓退对手，但在日军面前完全没有可能。执行这次迂回的是第108师团，兵员多数为弘前第8师团的退役兵，年岁在三十到四十左右，参加过长城战役等重大战争，具备较高的野战技能。另外，该师团还有一个炮兵联队，这也是仅有少数迫击炮的川军所远远不及的。
第四十七军伤亡奇重，师长李宗昉请示李家钰，要求即行撤退。李家钰把牙一咬：“你们的任务是死守东阳关！”
东阳关实在守不住了，李宗昉被迫撤退。有一个班未接到撤退命令，一直打到最后一名士兵，这名士兵被包围后，拉响手榴弹自杀了。
东阳一战，第四十七军仅阵亡者即在两千人以上。当地民众自发修建了一座川军庙，每年到了东阳之战打响的那一天，都要演上一场戏，以志纪念。
第四十七军首次参与抗战，其作战经验大多来自于四川内战时期，比如防守东阳，就来自于那个时候的死守战术。
过去川军对川军，这样的战术颇为有效，因为大家都没什么重武器，你任他怎么踢打，就是死活不撒手，对方通常拿你一点办法没有，然而日军不同，日军有重炮。
武器限制战术，从滕县到东阳，川军都在重复同一个悲剧，他们别无选择。
李家钰要在长治创造纪录，打破这个局。
在对守军李克源旅进行动员时，他说：“各县老百姓准备下许多粮食，足够你们吃上一年。”
官兵们听后很受鼓舞，战斗前，即把老百姓全部迁出城，将城门全用砖石和沙袋封堵，还挖了防空壕以躲避敌机。
尽管大家非常卖力，可相同的一幕还是一点不差地出现了：日军集结火炮猛轰，在北门城墙一隅轰开了一个缺口。
川军分头封堵，向日军展开肉搏冲杀，一名连长胸口负五处刺刀伤，称得上舍生忘死，然而仍然挡不住日军的大批涌入。
像滕县城破的那一刻一样，日军占领了城上，居高临下，守军在城墙下无法伸展，旅长李克源亲自督战，接连发起两次反击，都无法奏效。
日军占据制高点后，即向城内扩展。川军分段巷战，有的爬上屋顶，有的隐蔽在小屋内，枪支打坏了便用刺刀和日军硬拼，又有一名营长战死。
李克源见伤亡重大，城已失守，便下令撤退，同时他将幕僚和勤杂人员集中起来，组成总预备队，亲自率领，轮番掩护，战斗至夜才得以撤出长治城。
这一战，从李克源到他的参谋长均受重伤，川军伤亡达到千人以上。李家钰尝试突破，但他失败了。
长治失守后，第108师团长驱直入，又拿下卫立煌所驻节的临汾，往南一直席卷黄河渡口风陵渡。
晋南局势由此变得一片混乱，第四十七军被抛于敌后，陷入包围之中，随时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李家钰焦虑不安，甚至想到自己可能会步邓锡侯在南盘村的后尘，被日军俘虏。正好当时电台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没人管得着他，便决定西渡黄河去陕西，以便尽早脱离险境。
都到了黄河边，一看，没有渡船，于是临时搜集门板、木料，抢制出木排。可是这种木排经不起风浪，连着试了三次，都被急浪给打翻了。
渡不了河，继续留在岸边，怕日军追过来，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逼到河里淹死，李家钰只好率军返回原路。
因为不明敌情，其中一支师遭到日军袭击，一下子损失两百多人，全师崩溃。李家钰拖这个拉那个，直至退进绛县太阴山区才得以收容兵员，一点，出川时两万人的一个军，已不足五千，整整减员了四分之三有余。
李家钰每次召集军佐人员训话，最爱说的是：“我这人虽然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性坚情长，如果认为我这里的塘太小，容不下你这样的大鱼，可另谋高就。什么时候不称心了，想再回来，我照旧录用，绝不歧视。”
对自己的这口“鱼塘”，李家钰感情深厚，现在骤然缩到这种样子，其心情之灰黯可想而知。尽管出川前，他也没把前程描绘得有多么辉煌，但绝想不到会如此惨淡。
人生就像愤怒的小鸟，在你落难失败的时候，极少有人出言安慰，相反旁边总有几头猪在笑，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这边李家钰已经够难过了，那边蒋介石还来电报，骂了他一通，说他作战不力，连丢两城姑且不论，怎么两万会打到连五千都没有了？
你问我，我问谁去，难道这是我愿意的吗？李家钰郁闷得要死。
这封电报是第一战区长官部转来的。临汾陷落后，卫立煌调到河南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李家钰也随之归入了一战区序列。
李家钰当即复电长官部转蒋介石，也没扯别的，就说部队损失惨重，亟需补充，否则他就不干了，请另派他人来接替。
一发火，境遇倒改变了。
晋南失败，当然不能全怪川军，真要处分，处分卫立煌还差不多，起码兵力部署就不恰当，二线兵团怎么可能打得过人家正规师团？
卫立煌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他新官上任，亟需有所建树，像李家钰这样还能在黄河北岸坚持抗战的部队已实属难得，如果一跺脚走了，接下来就该他郁闷了。
卫立煌赶紧把蒋介石的电报压下来，自己发电报给李家钰，摸着脑袋安慰半天，然后又从黄河南岸运去粮食、弹械进行补充。
李家钰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既然卫立煌肯替他做主，气也就消了下去。
卫立煌送粮送弹，自然要有所倚重，不久李家钰就奉令由太阴山区南调中条山西段布防。
川军到达之前，晋军王靖国部正进攻日军占据的平陆。晋军的装备不知比川军要好上多少，但王兄很不给力，左攻右攻拿不下来，这才迫得卫立煌走马换将。
此前，李家钰连败两阵是有原因的，试想，与第108师团单挑且能获胜，对无论哪支国内部队而言，都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
只要肩头压的不是座大山，真实能力就能体现出来。李家钰虽难比杨森，但亦可稳坐二线川将中的第一把交椅，打个小喽啰还不在话下。他上阵后，只一个回合，便攻下平陆及城郊多处据点。
卫立煌见李家钰确实能战，随即传令，让他继续进攻安邑。
李家钰对这一战非常重视，特别授命团长孙介卿领兵出征。孙介卿是李家钰的表兄弟，亦是一员难得的勇将，他上阵后以突袭战术，一天之内就击溃守城日军，攻入县城。
能从日军手里收复失地，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不过还没等李家钰高兴，日军便发起了反扑，孙介卿守了两天，终究守不住。安邑得而复失，孙介卿团亦伤亡惨重。
李家钰治军严厉，东阳、长治落败后，一些团营级以上军官都因此畏罪潜逃，孙介卿没跑，一者因为与李家钰有亲戚关系，二者也觉得自己尽了力，即便无功也不致治罪。孰料李家钰听到战报后，一时冲动，竟然下令将归队的孙介卿给枪毙了。
冷静下来之后，李家钰颇有悔意，他将孙介卿以在安邑殉职上报，对其余参与守城和阻敌增援的将士，也多有奖赏。
这两仗打下来，李家钰已没多少兵了，恰逢成都送来两千壮丁，解了燃眉之急。
抗战前，中国并无日本那样的征兵基础，缺乏正规的后备役兵员储备。四川因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未中断内战，所以青年壮丁大多参加过战争。跟日本的后备兵一样，他们入伍之后就是见怪不惊的老兵，比起黄埔军校那些刚刚走出校门，毫无作战经验的学生官都要强上很多。
从杨森到邓锡侯、孙震、李家钰，损失之后皆赖这些壮丁进行源源不断的补充，战力恢复起来也就相对较快。一来二去，连“中央军”都知道了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四川壮丁只要一到汉口，还没上岸，他们就会派川籍军官上去套近乎，然后先下手为强，把壮丁“劫”下来再说。
人暂时不是问题了，缺的还是武器，总不能让人家壮丁赤手空拳去打仗吧？
武器，不是光川军缺，大家都缺，因为都得伸手朝上面要。可是除非你难得地打了胜仗，让老蒋高了兴，要不然能不挨老头子骂就不错了，想让他直接批条子给武器，基本不现实，而在整个中条山区域，既有李家钰的川军，又有晋军、陕军、“中央军”，还有八路军，大家都在一口锅里吃饭，都有理由得到充分补给。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要是只会傻乎乎地张着嘴靠天吃饭，没准连毛毛雨都等不到。
李家钰个性倔强，但在屡次碰壁之后也学乖了。他设在汉口的办事处处长是黄埔学生，军政部长何应钦原系黄埔总教官，李家钰便让这位处长以师生关系去找何应钦，由何应钦开条子，从而领到了一批武器。
光有条子还不行。不怕官，只怕管，如果下面具体管这事的仁兄跟你过不去，仍然一场空。
李家钰从何应钦那里尝到甜头后，索性将“潜规则”进行到底，又花钱贿赂管发武器的各级官员，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生活却异常俭朴，连布鞋的后跟断了都不肯换新的，只拿一根绳子系一下就算了。
武器很快运来了，而且足以令李家钰眉开眼笑：中正式步枪、轻重机关枪、八二迫击炮、六零炮……这是一个渠道，另外一个渠道李家钰也不肯放过，那就是不停地朝顶头上司卫立煌要。
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卫立煌终于送来了一批俄式马克沁轻机枪。
在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即便你是只老鹰，身上也得有点猫头鹰的精神，能走猫步，还要会干鸟事。
第四十七军人员枪械一新，士气即刻高涨起来，不过李家钰再没有贸贸然去进攻敌军城池。
半年来的屡战屡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李家钰经常对部属说：“如今我们的对手是装备精良的日寇，在四川打内战那一套行不通了，要改变战术，重新学习。”
李家钰为川军确定的新战术，其实也是整个第一战区开始采取的新战术，那就是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而是在中条山上打游击。
打游击战，八路军是公认的行家。李家钰派了十几个军官去八路军总部学习游击战术，回来后即开办干部班，组织游击战术的训练。
对八路军的群众宣传，李家钰也很欣赏。有一次他见到一个五十几岁的老爷子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在抬伤兵，抬得很起劲。旁人怕这一老一小吃不消，二人回答说，如果这点事都做不了，还怎么打日本！
李家钰触景生情，觉得要是能充分宣传发动，老百姓完全可以帮着部队抬伤兵、修工事，打起仗来就要省劲多了。因此他在开干部班时，还专门聘请共产党员任政治教官，以向其政训人员传授宣传技巧。
川军虽未主动出击，但其保障着平陆以南的黄河渡口平津渡，中条山的补给皆从此处出入，日军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你不攻他，他也要攻你。
自1938年8月起，驻扎晋南的龙山第20师团，汇合少部分伪军，向川军所据守的平陆一带一再发起“扫荡”，要夺取平津渡。
李家钰以运动战为主，辅以游击战，不仅保得平津渡不失，而且通过近战歼敌，杀伤日伪军达七八百人。
双方鏖战时，第四十七军有一个炊事兵正挑担送饭上来，看到战壕内已经短兵相接，拼上了刺刀。
好不容易送来饭，没人光顾，送饭的怒从心头起，他把饭桶一放，抽出扁担，就向就近的几个日伪军劈头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揍你们个臭死再说。
拼刺刀是个需要专心的活，没人留意到背后还有偷袭，而且用的既不是刺刀，也不是马刀，竟然是根扁担！
扁担也能杀人，当即就有两个家伙中招倒地。周围的日伪军惊慌失措，不知这是何方高手，全都围了上来，炊事兵杀红了眼，浑然不惧，抡起扁担就是一顿横扫。
第四十七军本已处于劣势，一看炊事兵都如此之猛，全都激动起来，乘机将冲上来的日伪军全部击溃。
炊事兵全身八处负伤，但完成了这么牛的一次壮举，伤痛都已无所谓，当下他背着缴获的三支三八式，笑逐颜开地走下了战场。
炊事兵的事迹代表了第四十七军的士气。蒋介石和卫立煌都明令嘉奖，颁予奖章，并给这位炊事兵在四川老家修了一所房子，以资奖励。
1938年11月，李家钰升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第四十七军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