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常：生于四川省潼南县。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参谋长，为刘湘的重要幕僚。
乔毅夫：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的驻省外代表及重要幕僚。
张斯可：原名张再，斯可是字，生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刘湘的重要幕僚和驻外代表。
钟体乾：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刘湘的重要幕僚，刘湘出川后，由他代行川康绥靖主任一职。
邓汉祥：字鸣阶，生于贵州盘县。曾是刘湘帐下必不可少的重要谋士，刘湘出川后，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由他代行。不过刘湘对他采用了“疑而重用”的态度，是五个核心谋臣中唯一受到监视的人。
宋哲元：字明轩，生于山东乐陵市。原西北军宿将，第二十九军的领导者，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张群：生于四川省华阳县。新政学系中仅次于杨永泰的核心人物。入川前，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军委会秘书长，擅长外交谈判和政治斡旋。
顾祝同：字墨三，生于江苏省涟水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步科，为人通达，关心士卒，有军中圣人之誉。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刘湘的部将，曾受到刘湘的怀疑和监视。刘湘死后，他积极进行活动，一心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
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给刘湘推荐了一位救火队长。
不是别人，正是陈诚。
刘湘对陈诚不仅久有戒心，还向无好感。但这个时候前线新败，一片纷乱，自己又鞭长莫及，确实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帮他收拾整理。
在赴武汉治病之前，刘湘曾寄望于设在芜湖的第七战区长官部代劳。可惜被他派去组织长官部的人实在太过窝囊，见广德丢失，日军又在继续推进，一时丧魂落魄，连芜湖也不敢待，就坐船跑去了武汉，被外界笑话成“刘长官病了，长官部也病了”。
刘湘的手下逃到武汉，陈诚却始终坐镇芜湖，为将胆略一看便知。在这种情况下，刘湘只得同意陈诚出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以便先将川军从险境中捞出来要紧。
陈诚做事雷厉风行，上任后即审时度势，撤销了合围泗安的命令，并以刘兆藜第146师为后卫掩护，将川军全部撤往淮南。
脱离危险之后，他亲自主持会议，对参战将领逐个进行奖惩。
郭勋祺、刘兆藜自然是记功升职，就连田冠五，因在奉刘湘之命合围泗安时作战勇猛，也得到了“记名师长，遇缺先升”的嘉奖。
有奖必有罚。潘文华首当其冲，以“作战不力”被停职，第147师师长杨国桢、在广德失守上负有责任的刘汝斋等人都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陈诚赏罚令一出，在川军中大得人心。
大部分川军军官跟着刘湘排斥“外来势力”，说一千道一万，不过是攀龙附凤，借以求个好前程罢了。现在好了，只要你肯在战场上出力流血，就能往上升，反之则降，对于职业军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受欢迎的了。
对此最感不安的自然非刘湘莫属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对川军的掌握和维系将越来越弱。
事实也是如此，在撤到淮南后，第二十三集团军就接受了江防和阻击芜湖之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授予人并非他刘湘。
与刘湘一样沮丧的尚大有人在，比如北方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
邓锡侯和孙震的军队长期驻扎于曾经“三不管”的成都，军纪原本就不好，出川抗战后，因一边想着“打日本，要纪律好”，一边以为可得到充裕补给，所以沿途行军时比较自觉，也很注意维护川军的形象。
川军在北方没有配属兵站，第二战区便给邓锡侯发放了一笔兵站费，另外还有一批胶轮车和大车，成为他在粮草不继时的心理依赖。
可是后来川军奉命从晋南山地撤往晋西，途中行军匆忙，兵荒马乱，军需“怀款潜逃”，溜掉了，而用于运送粮草的车辆也难免损失不少，问题就开始慢慢暴露出来了。
从晋南到晋西，中间长途跋涉，需徒步行军达一周有余，对官兵们的体力提出了极大考验。别的东西尚能姑且忍受，比如没有棉衣穿，咬咬牙、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唯独奔波一天，无粮入口很要命。有一个团级军官事后追忆说：“我在转移途中硬是饿得住，曾经抢购了三块冷豆腐吃，后来却连冷豆腐都没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餐饿得慌。在连餐不得食，口袋里又没钱的情况下，官兵们看到有吃的眼睛就发绿，军纪已经完全谈不上了。
直到抵达洪洞县，得以收容整理，秩序才算初步稳定下来，邓锡侯也想要振奋一下士气。
按川军规矩，打仗都要发“作战费”，实际上相当于给各部队发奖金。邓锡侯向来信奉财散人聚，兵站费报了“阵亡”，他便又设法把军部的一点费用挤出来，当成“作战费”发给师长，再由师长逐级分予下面的团营连长。
不发还好，一发就打起架来。因为“作战费”系按编制人数发放，作战后编制不满，就会产生所谓的“吃空缺”现象，师长拿了足额的钱，给旅长的却大打折扣，旅长当然不满，于是有脾气火爆一些的就会当面去向师长讨要。
师部与军部同在一个大院，这些师旅长吵架时连邓锡侯、孙震也不避，且全是大嗓门，搞得声震屋瓦、鸡犬不宁。
养儿不要金银，只要触景生情。邓锡侯想不到自己如此够意思，下级们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回报他，气得待在屋子里不愿出来，只让参谋长出去劝解拦架。
让邓锡侯最为郁闷的，倒还不是这个，而是一直不受顶头上司阎锡山的待见。
“阎老西”好像出了娘胎就没受过苦一样，在先后丢失晋北、晋东、太原后，他不怪自己嫡系的“老晋军”不管用，却恨蒋介石给他派来的非晋军不给力。
在这些增援山西的非晋军里面，川军最弱，阎锡山便一股脑地把所有责任，包括晋北之失、晋东之败，乃至于太原的不守而溃，都给扣到了川军头上。三天两头拿川军开涮，猛刮邓锡侯和孙震的鼻子，今天一个电责川军“作战不力”，明天一个电骂川军“军纪太坏”，整个把川军当成了二战区的坏典型。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想当初川军刚到西安时，是谁催着求着让尽速增援山西的？一眨眼的工夫，救星就沦落成了灾星，听阎老西那口气，好像山西抗战，还是因为有了川军才崩溃下来的。
邓、孙咽不下这口气，看来不打个胜仗什么的，在山西是难以立足了。
要打胜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当时太原已被日军占据，川军本身又是这种状况，双方强弱分明，哪有多少便宜可占。
其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正驻节临汾，邓锡侯决定去谒见卫立煌，以便不测时还可得其相助。
主意已定，邓、孙带上几个高级幕僚，坐压道车到达临汾车站。临汾车站离卫立煌总部尚有几里路程，邓锡侯在南盘遇险时又摔伤了大腿，至今尚未痊愈，无法行走。最后还是央请一位赶着牛车入城的老农，将邓锡侯扶上牛车，其他人则随侍车后，亦步亦趋，其凄惶可怜之状，犹如是戏剧“重耳逃国”的现实版本
在与卫立煌接洽，得到保证后，邓锡侯才派王铭章率一个师四处搜索侦察，结果发现平遥虽被日军占据，但敌人数量很少，于是乘势杀入，之后给阎锡山发去电报：“经过激战，收复平遥。”
本以为不说提高地位，多少也会夸上两句，孰料阎锡山对他们的态度仍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费了半天劲，敢情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邓锡侯想不通阎锡山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自己：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难道你只会用它来翻白眼？
再检点军队，自参加娘子关战役以来，川军伤亡及失踪人员已达三千余人，大部分师旅损失都在三分之一以上。
邓锡侯越点越伤心，越点越生气。后来他在召集连以上军官训话时说：“阎锡山说我们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武器不好，我承认，是事实，可那是你不肯给我们配备新武器啊！作战不力，就不是事实，我集团军官兵伤亡了三千多人，连我本人在南盘村都几乎送命，还能说作战不力吗？请问，究竟要怎么个出力才算有力？他这是对川军的污蔑！”
万箭穿心，习惯就好，邓锡侯常常觉得万箭穿心，可他总是难以习惯。
人在不同的处境下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过去在四川，邓锡侯老觉得刘湘不是东西，就知道变着法“压迫”他，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切都有了新的诠释和感受。
因心中闷闷不乐，邓锡侯请假到陕西临潼华清池休息了两天，离开前专门致电刘湘驻西安军事联络组的两位负责人，邀请对方前去恳谈。
在华清池，大家边吃边聊，邓锡侯对他们说：“川军出川以后好像没有娘的娃儿，被人东支西使，弄得东一块西一块，实在不是个办法。”
邓锡侯言语恳切沉痛，一扫水晶猴的滑头形象，他请两位负责人辛苦一趟，去武汉把情报汇报给刘湘，“请他向蒋委员长力争，无论如何要把川军集中起来使用。”
说到此处，邓锡侯几乎声泪俱下：“川军出了川才感到格外亲热，死，我们都愿死在一起……”
邓、孙在山西难以自处，困窘万分，适值日军从津浦铁路南北两面向徐州推进，战局紧张，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需人手，所以肯接纳川军，“阎锡山不要，我们要！”
邓、孙求之不得，便自愿调离山西，前往山东。
与邓锡侯在华清池谈话的那个军事联络组，其主要任务就是联系第二十二集团军，也包括延安和八路军。这次会面结束，联络组移驻郑州，李家钰及其参谋长、邓锡侯的参谋长都来到郑州，再次催促联络组致意刘湘：“愿归还第七战区建制，由甫公统一指挥。”
1937年12月25日，联络组负责人一行乘火车到达汉口，在万国医院病房内向刘湘进行了报告。
刘湘听后低下了头，眼睛看着地板，沉思半晌才说：“你们代我向他们问候，就说他们的情况和苦衷我都清楚，希望他们各自保重，掌控好自己的部队。集中使用问题是大家的心愿，我已经请求过了，还要继续请求……”
对于刘湘来说，把北方川军收回第七战区只能是第二步，第一步还是如何确保自己的老巢不被攻破。
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已迁至重庆，蒋介石及其军委会虽尚在武汉，但入川也是迟早的事，从刘湘到他的幕僚都有了一种“鸠占鹊巢”的危机感。
在德国医生的诊治下，刘湘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回川的心情也变得急切起来，他电告成都，让派飞机来接他回去。
这可不是“烂飞机”，是让李宗仁、白崇禧代购的一架新式飞机，名叫“飞速号”，机如其名，在川军所拥有的飞机中速度最快。
可惜的是，“飞速号”从重庆起飞后，突然爆炸坠毁了。
不能坐飞机，只好坐轮船，可这样时间就延长了，还没走到四川，就免不了引起舆论的关注。
刘湘就怕舆论的关注。
想当初川军出川时，何等的雄赳赳气昂昂，那是非得在国人面前打上一场大胜仗不可的。但结果是先在南京保卫战中退却，再失利于广德泗安，直至退缩淮南，这个样子回去，若让媒体盯住，实在是很没面子。
当然还有前线川军，刘湘也始终放心不下，他都恨不得亲自跑去淮南进行掌控呢。基于这些顾虑，此后探病时，只要有人劝他回川养病，刘湘便立刻截住不让说下去。
钟体乾等人追随刘湘多年，哪能猜不透其中缘故。经过商议，他们在成都定下一计，并派乔毅夫飞至汉口与刘湘具体协商。
乔毅夫刚到汉口不久，就传来了一个令刘湘君臣大吃一惊的消息。
1938年元旦，军委会武昌行营发出命令，将原由刘湘兼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正式授予唐式遵。
刘湘阵营事前对此一无所知。刘湘的一位幕僚闻讯当场暴跳如雷：“咋咯，蒋介石要动手啦，唐二瘟这个家伙想做啥？”
刘湘自己也惊骇不已。握枪杆子的人，最怕别人在军队里挖他的墙脚，何况是唐式遵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想不到“二瘟”还真的经不住“诱惑”，做出了“卖主求荣”的事，顿时刘湘的玻璃心碎了一地。
他很难过地说：“子晋（唐式遵的字）要干，说一声嘛，由我们报上去多好。”
傅常还有些不相信：“恐怕这未必出于子晋的本意吧。”
乔毅夫则在一旁嘿嘿冷笑：“其实甫公兼不兼总司令都是那么回事，没什么了不得。我们一个命令过去，他唐式遵不动下面照样动，有啥关系。”
乔毅夫所说的，正是钟体乾所定之计，或可名之为“釜底抽薪”。
在乔毅夫向刘湘备述“釜底抽薪”的各个步骤后，刘湘点点头：“哦，总要有个办法”。
釜底抽薪，是要抽锅底下的柴火，但如果能直接把柴火上面的那口锅给端掉，岂不是更省事？
傅常是主张直接端锅的，刘湘便写了一封密令交给他，让他以慰劳唐部为名前去淮南，见机行事，将唐式遵予以撤换。
傅常素来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喜欢放大炮的是他，胆小畏难的也是他。到前线后，一看唐式遵那气势，早非昔日“二瘟”可比，他便害怕起来：一旦我宣布密令，唐式遵不接受事小，会不会大发雷霆，要了我的脑袋啊？
越想越怕，傅常当下连密令都不敢留在身边，深夜拿出来焚毁了事，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汉口。
傅常碰了壁，刘湘才决定采用“釜底抽薪”。
他任命战区参谋处长周从化为集团军代理参谋长，表面上是说怕唐式遵指挥能力薄弱，让周从化予以协助，其实是一面监视唐式遵，一面暗中执行“釜底抽薪”计划。
周从化负责在前线穿针引线，他联系了被认为最可靠的几个师旅长，见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愿不愿意甫公回川养病？”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周从化就要求对方像加入武德励进会那样，赌咒发誓，写下誓约交给刘湘。
这实际上是在撤换唐式遵不得的前提下，利用部属架空唐式遵，以便逼他执行刘湘的命令和指示。
一旦这个步骤能得以顺利实施，他们便要在汉口选择一个能在部队中代表刘湘的人，也在刘湘面前盟誓，由他充任“钦差大臣”，监督唐式遵下令，并到前线具体指挥军事。
饶国华自杀后师长尚有遗缺，所以刘湘曾打算派副参谋长余中英去接替，顺便担任“钦差”这个角色。但余中英过去效命于刘文辉，在刘湘部队中资历较浅，他担心官兵不听调遣，以致重蹈饶国华之覆辙，因此余中英坚辞不就。
幕僚怯阵，刘湘就找部队里下来的。潘文华、杨国桢、郭勋祺当时都在汉口医院养伤，也全是刘湘的亲信心腹。其中，潘文华、杨国桢并没有受伤，他们窝在医院是被削了职后无处可去，先找个地方遮遮脸，自然暂时难以派上用场。
郭勋祺是真受伤，而且仍担任着主力师第144师的师长。在刘湘的“自己人”网络中，潘文华属于刘湘的绝对亲信，郭勋祺又是潘文华的绝对亲信，虽然一时还不能出院去当“钦差大臣”，但可遥控指挥前线部队。
假如前两个步骤实施顺利，便可转入第三个步骤：反攻芜湖。
按照计划的要求，这次反攻行动务必倾注前方部队的全力，在短期内拼死夺回芜湖，为此哪怕牺牲惨重，也在所不惜——打完了还可以回川再重组部队嘛。
说白了，反攻芜湖不仅是军事仗，更是政治仗，为的是呼应四川。
四川方面由钟体乾等人张罗，准备一接到攻克芜湖的报捷电，便在成渝两地举行盛大的军民祝捷大会，在会上高呼口号：“请刘司令回川养病！”
与此同时，刘湘的那两艘水军炮舰“巴渝”、“长江”将载军民代表至汉口迎接刘湘，并派留川部队在宜昌以下沿岸警戒，如果蒋介石出手阻拦，不让刘湘回川，便不惜一拼。
因此发生事端，责任问题可以请全国公论：有攻克芜湖之功在前，何惧舆论不偏向四川。
整个计划看上去缜密有序，可谓环环相扣，而且前期推进也相当顺利。
1938年1月上旬，唐式遵果然给尚在医院的郭勋祺下达了进攻芜湖的命令，理由是要牵制津浦线日军。
郭勋祺当即给副师长下令，要求代他指挥，必须打下芜湖。其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前线发去电报督促。
其时包括川军在内，中国军队并无足够的反攻能力，日军在芜湖又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激战一周之后，川军不仅未能攻下芜湖，还伤亡了五百多生力军。
自始至终，郭勋祺的参谋长都非常不解。原因是芜湖这里打得如火如荼，津浦线上的其他友军却动都没有动过，这样牵制，究竟有何意义？
很多人都被蒙在鼓里，只有刘湘和一部分亲信知道内幕。
除带来“釜底抽薪”的舞台脚本外，乔毅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商讨在刘湘入川之后，如何对付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刘湘倒也干脆，蒋介石要挤他，他就反过来挤刘文辉。
在刘湘看来，刘文辉据有的西康，迟早要统一过来，才能运用自如。而且刘文辉部队不多，缺乏战斗力，跟过去的刘存厚一样，已呈老朽之状，完全有把握迅速解决。
至于亲情，在刘湘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也就顾不上了。怪只能怪刘文辉自己不行，谁让你“老”了呢，老了就有疲态，疲态了就要被淘汰，这是自然规律。
解决刘文辉之后，刘湘便准备将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绥靖总署全都迁到西康，以免被蒋介石“吞并”成为真正的地方机关。
实力才是争霸的最终决定因素，有二十多年川战经验的刘湘对此再清楚不过了。
前线部队抽不回来，还有留守部队和保安团、保安队，可以用库存和从外国买来的武器弹药进行再装备，立刻就能编成几个健全师，然后用他们来控制全川。
蒋介石要刘湘交出成渝两地的兵工厂以及钢铁厂，没问题，交就是了，但是在此之前，可以把原有设备全部分散到各个修械所，军火还是照造不误。加上外购武器，刘湘的计划是每年都能装备出一个健全师。
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在政治上与国民政府抗衡，例如要求在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中占上一席，还可以推荐一人任内政部长。
见万事俱备，刘湘也病体渐愈，乔毅夫着急回去与钟体乾一道筹备，便向刘湘辞行，临走时他高兴地对刘湘说：“我要回去了，你就放心好好养病吧，希望你早点回来。”
刘湘两眼盯着乔毅夫：“唔，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多辛苦一点啰。”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你们”并不包括“留守宰相”邓汉祥。从“釜底抽薪”到回川安排，刘湘都不让邓汉祥知晓或参与，他把前方交给傅常，后方则托于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
过去让邓汉祥回避，是担心影响他取信于蒋系阵营，现在却不是这个概念了，因为在刘湘心目中，邓汉祥很可能就是后方的唐式遵！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刘湘的监控名单上，就有了邓汉祥的名字，只不过级别比王缵绪略低一些：刘湘派二十人监视王缵绪，派十人监视邓汉祥。
有人对此非常不解，说你疑心王缵绪已经加入复兴社，随时可能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所以才对他监视侦察，这完全可以理解。邓鸣阶（邓汉祥的字）与之不同，而且你还在重用他，古人云用人不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刘湘的回答是：“我不是用人而疑，而是疑而重用。”
依刘湘看来，邓汉祥长袖善舞，能跟蒋系阵营打交道，搞好关系，这是其他所有谋臣都不具备的，必须重用，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邓汉祥长期跟蒋系阵营接触，就难保不“染上毒”了。
刘湘还打了个比方，称邓汉祥就像章鱼一样，会伸出多少触角，与方方面面交接。万一哪一天这条“章鱼”突然心怀不轨，将自己暗中反蒋，甚至是“同共产党交朋友”这些事报告给蒋介石，那可怎么办？此人不侦察不监视行吗？
这只是刘湘对外所作的一个解释，当然不代表真相的全部。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从隆中请出诸葛亮，直至赤壁之战，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应该是百分百，那称得上是他们的蜜月期。可是用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后期这对君臣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微妙起来。
刘备分配给诸葛亮的角色，不再是运筹帷幄的帐前军师，而一度成了征调钱粮的后勤部长，其地位明显被法正等人所超越。
诸葛亮自己也深有感触。刘备兵败夷陵后，他说：“法孝直（法正的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在出兵与否这些大事上，刘备会听从法正，却不会听从他诸葛亮。
说白了，其实就是已经不信任，或至少是不完全信任了。
进入蜀中后，诸葛亮也没有四处串门子，更没有中魏吴两国之“毒”的可能，怎么刘备就会不信任他了呢？
不得不说，是诸葛亮自己太聪明，太有思想了。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了一大通话，真心的不过就一句：“君才十倍曹丕……”
试问，才能高过魏主曹丕十倍的，那还是谋臣吗？他还甘于只做一个谋臣吗？
“隆中对”确实深谋远虑、高屋建瓴，不过这样伟大的战略构想，最好还是由刘备、曹操、孙权级别的霸主本人提出为好。
到入主巴蜀，逐渐坐稳江山，刘备尝到了“隆中对”的甜头，见证了它的实现，但也注定会越想越不是滋味，加之诸葛亮的风头也越来越劲，有意识地予以监控和压低，就成了所有“主公”的必然之选。
邓汉祥吃的差不多是同一个苦头。
按照刘湘的说法，邓汉祥这个人“思想很顽固”，他连孙中山的“起而革命”都反对，更别提南北诸侯那一套“造反”理论了。尽管他站在刘湘和四川政坛的立场，也从政治策略上对蒋介石的过分举动予以积极抵制，但对刘湘的酝酿“造反”或联合“造反”却始终抱有微词。
这是政治方略的区别，也表明你对“主公”不是“一贯紧跟”。所以刘湘经常说，敷衍蒋介石的使命可以全部交给邓汉祥，至于如何在外面给蒋介石设绊子那些事，则万万不能让邓汉祥知道。
此前假如不是惹祸，需要邓汉祥出来擦屁股，邓汉祥对这些事确实只会被蒙在鼓里，一丝风声也听不到。
隔着千百年时空的两个“川中宰相”，处境与命运又何其相似。要说邓汉祥比彼时的诸葛亮强，也许只强在一点：在与蒋系阵营交往方面，他无人可以替代。
刘湘“疑而重用”，不过是无奈之举。
刘湘真正信任的，是傅常、乔毅夫、张斯可这些谋臣，他们也许眼光会短浅一些，也许会给你捅出各种各样的篓子，可他们会以你为中心，会根据你的喜好来献计献策，用起来既舒服又放心。
直至刘湘出川抗战，在留守人事安排上，虽然已决定让邓汉祥代行省政府主席，却仍留下了一个包袱，即保持内部联合办公制度。
所谓联合办公，是由傅常、乔毅夫、张斯可、钟体乾、邓汉祥等人共同议事，讨论大计。傅常要随刘湘出川，他另外找了一个代表代其出席。临走时，傅常特意交代这位代表，告之：“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邓汉祥。”
协助二字，是要打引号的，其实就是监视和牵制邓汉祥。因为最终决定川政方针的，不是邓汉祥，而是这个圆桌会议式的联合办公，也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为此，邓汉祥在联合办公时，曾多次与傅常的这位代表争吵，双方相处得很不融洽。
幕后布置这一切的，正是刘湘自己。
自从发现唐式遵“叛离”后，刘湘愈加疑神疑鬼，整天防前防后，防你防他。
邓汉祥既代省主席，自然要跟已迁至重庆的“中央”官员们人情往来，相与周旋。被那些犯红眼病的同僚们一渲染，再汇报到刘湘这里，就变成了邓汉祥在吃“两头望”。
两头望是成都街上的一种小吃，特别便宜，主要都是穷人们赏光。那些有文化的“长衫客”有时经过，鼻子一嗅，也会被香味儿掐拧得没了魂，可又怕被熟人撞见，失了身份，于是吃的时候就要左瞧一眼，右看一下，确定没人认识，才会迅速把食物放进口中，因此有人就把这种小吃取名为“两头望”。
说邓汉祥在吃“两头望”，其实就是说他在耍两面派，一面做着刘湘的官，一面又跟“中央”勾肩搭背，互抹口红，随时都准备脚踏两只船。
这不就是政坛的唐式遵吗？
唐式遵有兵权，邓汉祥有政权，让刘湘特别忌讳的，是邓汉祥的县训学生遍布全川，这些县训学生不是县长便是区长，都是邓汉祥所树党羽啊。
在汉口住院期间，刘湘与傅常计议，想套用更换唐式遵之法撤换邓汉祥，以傅常继之。
傅常嘴上勇气百倍，却迟迟不动身。原因是那次换唐式遵不成，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虽然邓汉祥不可能像唐式遵那样取他项上人头，但一想到此人政坛经验的老练，以及“党羽”的众多，又让傅常不由自主地退缩起来。
说到底，他这种类型的幕僚，也就是躲在“主公”身后煽煽风、点点火而已，真要干大事，是派不上多少用处的。
刘湘放心不下，他曾问乔毅夫：“邓汉祥造得起反吗？”
乔毅夫轻蔑一笑：“我们在后方尚有军队十余万，邓那几个学生敢造反吗？如发现他真有异图，我们就把他请到绥靖总署，予以优待（即软禁），不就完事了吗！”
说到底，政客毕竟没有枪杆子，比军人要好对付多了。
听到这句话，刘湘方才默然不语。
乔毅夫的到来，给刘湘带来了新的希望，那颗勃勃的雄心又欢腾起来，精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每天或在病房外间唱唱很多年前的老军歌，这是他上军校时的最大爱好；或到病房外面的小花园里散散步，人不知不觉胖了起来，引得随侍幕僚跟他开玩笑：“甫公，你这个病害不得啊，再害就要害成胖子了。”
刘湘有时也写写字、练练书法，某天在桌上兴笔写了两句诗：“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
幕僚一边拿去裱册页，一边恭维他说：“甫公，你快成书法家了。”近身超能
刘湘思乡心切，他也许没有想到，无意中写下的那两句古诗有多么不吉利。
望帝者，蜀之古君也，死后思念故国，遂化为杜鹃，一迭声地呼唤：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它在预示着什么？
自从住进万国医院后，刘湘就拥有了一个不可为外人道的秘密。与“釜底抽薪”相比，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更少，但是一说出来却绝对要惊煞他人。
七七事变前，通过冯玉祥的关系，刘湘得以结识了宋哲元和韩复榘，不过只是初步接触，并未像与广西的李宗仁那样制定军事协定。即使要建立联盟，其旗号也不出乎“抗日反蒋”。
到了抗战，刘湘、宋哲元、韩复榘的处境都一样狼狈。当然三人还有区别，刘湘是生了病没法指挥部队，宋哲元是吃了败仗，不得不退，韩复榘则是放弃山东，不战而退。
人在被逼急的时候，最容易误入歧途，刘湘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获悉蒋介石即将带兵入川，他又想到了联络宋、韩，以便建立起三角联盟。
只不过建立这个联盟的目的和出发点，不是联合抗战，竟然是反着来的。整个方案为：刘湘命川军封闭入川之路，不让蒋介石及其部队进川；韩复榘率鲁军占据南阳、襄樊、汉中；宋哲元负责据守潼关以西。
三角联盟其实与刘湘自定的回川规划并不矛盾。联盟是要阻止“中央军”大批入川，规划是要在“中央军”不可能大批入川的前提下，与光杆的国民政府斗，要不然川军再怎么武装，又岂是“中央军”的对手？
刘湘先派代表拿着方案和韩复榘联系，韩复榘早有此意，一拍即合，随后韩复榘再派人去串通宋哲元。
宋哲元虽然过去也和蒋介石明争暗斗，甚至做过“以日制蒋”的事，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明显要比这两人有见识得多。他当下便把参谋长叫到自己房间，交代经过后问：“你看这事做得做不得？”
参谋长不知宋哲元内心态度究竟如何，遂反问了一句：“总司令（宋哲元）以为如何？”
宋哲元斩钉截铁：“不能做，做了要遗臭万年的。”
参谋同意，说：“对。”
宋哲元特地关照：“要严守秘密。”随后他一面敷衍韩复榘的代表，一面用特密电，也就是只有蒋介石和宋哲元能亲译的密电码，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
蒋介石接到密报，在深感震惊的同时，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在没有确凿证据，或有了证据一时也不便下手的情况下，暂时不宜打草惊蛇。
蒋介石采取了一个相对审慎的态度和做法。宋哲元密报有功，自然要嘉许，对韩复榘要严密防范，除布下“卧底”外，还在鲁军周围设置兵力，随时防其异动。
对住院的刘湘，则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蒋介石下令有特工王之称的戴笠负责派人监视，同时作出三条规定：“有病养；死了葬；逃走杀。”
“飞速号”爆炸不是设备原因，而是纯属人为：戴笠事前侦获情报后，派特工在重庆对飞机进行了破坏。
戴笠截获了刘湘和韩复榘的来往电报，但破译不出，为此又亲邀范绍增协助监视。
对范绍增而言，最后悔的一件事，便是在何应钦主持的重庆整军会议上发了一次大傻，真成了如假包换的“范哈儿”，尤其那句“服从中央，裁减我师”，令他成了刘湘的眼中钉、肉中刺。
整军会议半途夭折之后，刘湘仿佛是赴鸿门宴的汉高祖，一俟转危为安，首先就是“立诛杀曹无伤”，下令免去了范绍增的师长职务——你不是喜欢裁吗，我现在把你也一并裁掉。
要再找一个撤职的理由不容易，而且报到老蒋那里，可能又是一个“撤职留任”，刘湘转换手法，明升暗降，将范绍增提升为副军长，但同时又不让他实际到任，从而间接达到了撤职的目的。
范绍增因一时冲动而丢了部队，成为光杆，也知道待不下去了，便主动向刘湘请求到上海休养。刘湘求之不得，当即设宴为范绍增饯行，将他给打发走了。
范绍增恩怨分明，绝不会因为一顿饭就原谅刘湘，也不打算原谅，戴笠之邀可谓正中下怀。
为了抓刘湘的“现行”，混社会的范哈儿三十六计齐上，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始终未能掌握刘湘的核心密码。
一个偶然的机会，某团长从前线退到汉口，去医院看望旧交，后者担任刘湘的军务处长，当时正在草拟一份电令，而这份电令又恰巧被该团长偷看到了。
电令的内容是命令王缵绪率两个师的守川部队，驻扎宜昌、沙市，并与韩复榘派去襄阳、樊城的部队取得联系，以便拒蒋入川。
某团长是原范绍增师的老团长，又与范绍增是同一个堂口的袍哥，他回去便把电报内容告诉了范绍增。
范绍增听后眼睛一亮，若电文为真，这刘湘的骨头都不知要被拆到哪里敲鼓去呢，还愁大仇不报吗？
戴笠闻报，在再三确认后，立即将截获的刘、韩往来电文送交军统局电讯总台，参照范绍增所说的电报内容，终于顺藤摸瓜，破译出了相关的所有电报。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集韩复榘、宋哲元与会，会后将韩复榘予以扣押。宋哲元为其求情，蒋介石不予理会，当即将其押解汉口，不久予以枪决。
事发时，刘湘尚不知情。他还对三角联盟有所期待，还以为不过是在重复“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把戏”，完全没想到时过境迁，这种自编自导的演出将会给他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1938年1月13日上午，冯玉祥来医院看望刘湘。自从两人建立联系后，尽管表面上并无特殊关系，但实际上往来很是亲密，冯玉祥也一直视刘湘为自己的支持者和未来的“知心部下”。
刘湘是病人，本不能谈话太久，可那天刘湘精神极佳，心致颇高，一下子竟谈了两个多小时，谈的时候声音很大，连外面都听得见。
当然外面能听得见的就不会是什么秘密，无非是团结抗战、建设四川这些，也足见二人对前景的共同憧憬。
下午一点以后，一位不速之客飘然而至，他是何应钦。
这次又谈了一个多小时，内容不详。不过据说一贯温文尔雅的何应钦口气很重，在质问刘湘时，还当场叭地一声，把刘湘给韩复榘的密电稿甩在了桌上，说：“你看这是什么！”
何应钦走后不久，身体本已渐渐康复的刘湘突然病情逆转，吐了很多血，并很快昏迷过去，醒来后也不会说话，只能以摇头或点头示意。
随侍和医院全都慌了手脚，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抢救办法。
1938年1月17日，院方准备给刘湘输血，才发现他的血管已经收缩，输不进去了。
眼见无法挽救，幕僚就替刘湘起草了一份遗嘱，读给刘湘听，可惜他此时连头都不能点了。
1938年1月20日下午8时，刘湘气绝于汉口万国医院，临死前没留下任何只言片语，那份有“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的遗嘱，实际为幕僚所代写。
众人只在整理遗物时，在抽柜中发现一张纸条，上有刘湘亲笔写的两行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亦不知为何时所写，但陪侍刘湘的人都视其为刘湘的真正遗嘱，后将其带回了四川。
刘湘一生行事，最值得称颂的共有两条：其一是统一四川，川中百废得兴，使抗战得到了一个坚实而稳定的大后方；其二是力主抗战，誓师出征的川军及其不断补充前线的壮丁，都成为抗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如果……没有如果，所以这个世界每天都在诞生各种各样的遗憾和悲剧。
刘湘的死讯传到四川，对当地官场而言，不啻一声晴天霹雳，文武官员个个惊骇万状，邓汉祥更是痛不欲生。
他留守川中，本以为能从白帝城迎来凯旋而归的英雄，不料等到的却是一具出师未捷，带着无限痛悔的冰冷躯体。
作为一个职业幕僚，在效力于刘湘之前，邓汉祥还曾先后在陈宦、段祺瑞门下供职。陈宦太过腹黑，对他是“疑而不用”，段祺瑞倒是信任他，只可惜那时老段已走下坡路，他始终得不到一个让自己才能充分施展的机会。
刘湘是第一个“三顾茅庐”，并且曾对他付以足够信任和重用的人，尤其是在统一四川后的这三年里，邓汉祥如鱼得水，几乎释放出了平生的所有才华和智慧，也达到了一个幕僚所能达到的事业最高峰。
自古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纵使也有猜疑、有羁绊、有隔阂，但他终究让你飞了起来。
现在伯乐永远地去了，在这沉沉黑夜，世界也瞬间变得如此寒冷寂寞。
当邓汉祥召集省府职员，当众宣布噩耗时，已是神色惨然、泣不成声。他手书撰联寄托哀思，其中的下联是：“我具竭愚忠酬知己之志，业犹未竟，上为苍生痛，下以哭其私。”
观者谓，邓汉祥之哀刘湘，实亦顾影自哀也。
刘湘如此结局，应了蒋介石所作规定的第二条“死了葬”。刘湘去世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就在武昌召集紧急会议，第二天一早明令撤销第七战区，第二十三集团军划入第三战区。
第七战区从成立到撤销，前后不到五个月的时间，称得上是昙花一现。“釜底抽薪”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川军自始至终也未能攻下芜湖，随后便撤回了淮南。
1938年1月22日，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同时撤销川康绥靖公署，从军政两方面为“后刘湘时代”做好了准备。
张群本人籍贯成都，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曾受邀出任警察厅厅长，对川情川事并不陌生。而且他与刘湘和邓汉祥的私人关系都不错，又是中央大员空降地方，由他来接替刘湘，主持川政，在蒋介石看来，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
张群任职令传到四川时，身为代理省主席的邓汉祥对此积极促成，不仅拟出欢迎电文，还找省府各厅长在电文上联名签字。
大多数省府厅长都签了名，只有一个人拒签，此君便是王陵基。
王陵基的公开身份是四川保安处长兼代理保安司令，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更为重要——励进会代理会长。
励进会会长原由刘湘自兼，刘湘一死，励进会失去核心，一些师旅级的主要会员便开了个紧急会议，公推王陵基出来主持。
王陵基以代理会长的身份发号施令，其中有一条赫然是“没有武德励进会的命令，所有部队不准调动”。号令发出，所有留川部队果然一动不动，足见励进会的权威和影响力。
张群的任命一到成都，便遭到励进会的强烈抵制。认为刘湘新故，尸骨未寒，这个时候蒋介石既不派人来成都慰唁，也不与四川商洽，就宣布由张群主川，实属趁火打劫，意图宰割。
当然这只是冠冕堂皇的公开理由，更主要的原因是，第七战区和绥靖公署的撤销，已经让相当一部分人面临丢饭碗的威胁。而张群一旦上任，眼瞅着还要继续洗牌，四川军政人员自然是人人自危，其中尤以军人为甚，哗然而起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听闻邓汉祥竟欢迎张群，励进会内部顿时群情激奋，连将邓汉祥予以“搁平”（即打死）的提议都出来了，经有人及时劝解，方才罢休。
王陵基于是约请钟体乾、张斯可等人到文庙，大家一致决定要给蒋介石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四川人可不是好惹的。
当天成都全城贴出标语，全是反对张群入川的内容，同时辅以全城游行示威。在此基础上，由川军师长彭焕章领衔，留守四川的十七名旅长联名致电蒋介石，以张群主川不洽舆情，请收回成命。
为增加胜算，经人提议，王陵基又把邓汉祥请来，让这位以善于筹谋著称的人物给支支招。
邓汉祥并非励进会成员，原先也曾欢迎张群入川，但这时亦觉得“中央”做事，确实太过薄情寡义：你们是不是以为，死个人就像开自来水管一样简单？自然无痛，除了不能开开心心出去玩，其他都很舒服？
人一走，茶就凉，问题是现在人还没入土呢。都不知道是哪个货给老蒋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这该需要多大勇气来面对他那可怜的智慧？
邓汉祥不仅站到地方一边，而且提出，光是成都这里闹腾还不够，应该联络邓锡侯、刘文辉一起行动，给蒋介石制造更大的压力，因为邓锡侯亦有留川部队，刘文辉一兵未动，要是能与刘湘的留川部队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中央”很难对付。
邓汉祥断言，在前方战事紧张的情况下，蒋介石绝对无法分兵来攻四川，非收回成命不可。
会上众人都非常赞同，以为此计甚妙。
说干就干，在川军师长许绍宗的领衔下，留守四川的六个师长、五个独立旅旅长，再次联名致蒋，请以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王缵绪四人分掌全川军民两政，看那样子，似乎压根没收到或不知道张群要主川的事，实际上就是公开对张群表示不欢迎。
蒋介石和幕僚们措手不及，备感棘手。就在焦头烂额之际，又一个将令他们头疼不已的姑奶奶驾到：刘湘的夫人周氏。
与一些喜欢找一大堆漂亮老婆、时髦姨太太的川军将领不同，刘湘志在天下，真的跟后主一样，在个人生活上十分检点，可以说比普通人还普通。
他的夫人周氏是个农村妇女，出生于打草鞋为生的贫苦农家，没有文化知识，后来跟着刘湘才认了些字，刘湘也给他改了名，叫刘周书，补上了一个“书”字。
在迎刘湘回川的问题上，钟体乾等人曾经有过一个方案，即由刘湘唯一的女参议官秦德君陪同，以眷属要求的名义，让刘周书亲自到汉口把刘湘给接回来。
已经打点好行程，可是刘周书却因为与小叔子，也就是刘湘的弟弟闹纠纷而推迟了行期。
在别人看来，这纠纷实在不算纠纷，竟然是为了谷子、麦子，究竟你多分一点还是我多分一点，争到了不可开交。
刘湘身为川中的第一把手，平时迎来送往，家用开支不小，他本人又很自律，不肯从公家账上轻取一文，因此常常弄到入不敷出，刘湘不当家不过问，女主人就为难了。
刘周书私下里曾去找邓汉祥，请他予以补助，邓汉祥回答一切费用都有预算开支，实在无能为力，不过如确有急需，可由刘湘本人批示，他会立即拨付。
知夫莫若妻，刘周书知道刘湘的脾气，只得作罢，日常生活中就只能不停地抠，以致于跟小叔子也要斤斤计较。
现在刘湘死了，众人不敢再耽搁，急忙催促刘周书尽快去汉口。临行前，没人敢告诉刘周书关于刘湘的噩耗。
飞机降临汉口，在机场上迎接刘周书的人，全都佩戴一朵小白花。刘周书多在乡下务农，很少跟刘湘经历大场面，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戴白花是什么意思，直到随接待者步入刘湘的治丧处，才渐渐发觉情形不妙。
从门口到礼堂，不是花圈就是挽联，还有棺材。小白花不懂，花圈挽联棺材什么意思，还能不懂吗。再进屋内，只见床上的铺盖卷，不见丈夫，刘周书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连忙问旁人：“甫公呢？”
有人怯生生地指了指礼堂中央停放的棺材：“在那儿。”
不祥的预感终于得到证实，可怜的女人立即泪如泉涌。她哽咽着问陪同前来的秦德君：“你知道么？是不是真的？”
秦德君点头：“知道，是死了。”
刘周书一边擦眼泪一边埋怨：“你为什么不先给我说呢？”
秦德君解释道：“我怎么说得出来呢，说出来我怕你跳飞机呀！”
刘周书流泪不止，沉默了好一阵，她对秦德君说：“甫公没有妹妹，你就来做甫公的妹妹吧，从现在起，你要和我一起披麻戴孝！”
刘周书叫来刘湘的副官，让副官量尺寸，给她和秦德君做孝衣。
一切交代清楚，刘周书才向刘湘的棺材走去。相隔一丈远，她就猛扑过去，然后号啕痛哭。这是刘湘家乡大邑的风俗，叫做“碰棺”，只有到这时才允许遗孀大放悲声。
其时，武汉雨雪纷飞，室外茫茫一片，真是天愁地惨人哀。
“碰棺”之后，刘周书要求启棺告别。一打开棺材，就见刘湘遗体的鼻孔和口角，都留有血痕。尽管医院医生及刘湘身边的医药顾问都解释说，依照刘湘的病情和死亡症状，这是正常现象，但刘周书立刻起了疑心，坚持认为丈夫死得蹊跷，定是被暗害致死，任何解释都听不进去，并开始大闹灵堂。
灵堂里面的人，除了秦德君外，她扯住就打，扯不到人，便砸东西，桌上的茶碗、笔筒、墨盒、烟缸，抓到什么砸什么。
众人哪里还敢再待下去，都跑开躲得远远的。
没人理会，刘周书转而又大哭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甫公在时，一呼百应，而今甫公不在了，就没有人理我了！”
秦德君劝刘周书：“不是他们不来看你，他们是怕挨你的打，只要你不打他们，我就去喊他们来。”
刘周书也知道没人看更没劲，因此点头答应：“我不打就是了。”
说是不打，人才来了，而且是蒋介石亲自登临。
刘周书一见蒋介石，便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叩几个响头，接着大哭不止。老蒋让人搀扶，她也不肯起来，弄得蒋介石头上直冒汗珠，说话也结结巴巴。
等到刘周书哭累了，蒋介石忙命侍从扶起，并再三保证：“嫂子，对于甫澄兄的后事及子女问题，兄弟负全权责任，保证对得起嫂子全家。”
走出灵堂，还没把汗擦干，蒋介石就得知，王陵基、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等数十人已经发出联名通电，严词拒绝张群入川。
紧张气氛再度升级，成都军校和留守川军各自都设置了警戒线，俨然又回到了西安事变后的那种状况。
蒋介石这才发现他的确失于计算。
刘湘去世，在他看来，多少有点咎由自取的味道，何况又不是死于他手，所以一系列决定，才会显得那么匆忙和草率，完全没料到四川地方的反弹力会如此之大。至于周氏之悍，那更是原先想都没想到的。
他能动手吗？不能。正如邓汉祥所说，四川已成抗战的大后方，别说分兵攻打，就算是动荡不安，都会让“中央”无立足之地。
如今之计，必须缓和再缓和，降温再降温，无论是对川军前方还是后方，甚至包括刘湘的那个遗孀，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
1938年1月25日，蒋介石下令撤销了对潘文华的撤职处分，改为“撤职留任”，以示对川军将领的宽待。次日，又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他在汉口为刘湘主持公祭。
何应钦一到，刘周书就哭哭啼啼地从灵堂后面冲了出来，并且破口大骂：“何应钦你这个汉奸，把我的丈夫害死了，老娘今天要同你拼命！”
众人七手八脚拉住，但是好说歹说，刘周书始终不肯罢手，最后还是秦德君的几句话起了作用。
秦德君和杨森的崇拜者胡兰畦一样，皆为不甘寂寞的所谓川中名媛。她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因与明末四川女将秦良玉是同乡同族，时常以秦良玉第二自许。
秦德君对刘周书说：“你快回四川挂帅，好率领甫公的军队打江山！”
刘周书不懂：“啥子叫挂帅？”
秦德君说：“挂帅就是带队伍，古代秦良玉以夫人的身份挂帅勤王，你就学秦良玉吧。”
刘周书一听高兴了，这才答应不在汉口闹事，而是早日回川。
1938年1月26日，刘湘的灵柩从汉口运回四川。在启灵到江边的路上，根据安排，由何应钦“执绋”，也就是拿着牵引灵柩的绳子前导，刘周书和秦德君这对“姑嫂”则穿着孝服紧跟。
刘周书沿路哭号：“亲日派成功，逼死我的抗日英雄。”翻来覆去，都是这两句话，让何应钦如芒刺在背，只得一再吩咐两边的人：“快劝！快劝！”
刘周书不听任何人的劝，一直哭到上船为止。
能把“虎婆”哄上船，已是一个不小的胜利，那边蒋介石还得不断向四川地方示好。
1938年1月28日，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赶到成都，向各路军政人员宣布“中央”的善后措施，见众人都能接受，才赶回重庆，原先两方对垒的紧张局势亦因此缓解。
紧接着，蒋介石又致电邓汉祥，提出在张群到任之前，由他负责省政，钟体乾、王陵基也各守各的窝，暂时都不动。
1938年2月4日，刘湘灵柩运抵重庆，从第二天起，由何应钦主持公祭。
公祭期间，四川名流云集，刘湘生前的部下好友尽皆到场，刘从云也在应邀之列。见到曾声名显赫的“刘神仙”，刘周书一迭声责问：“你给我公婆选择墓地时，不是说甫澄有九五之尊吗？如今怎么又将他给犯死了呢？”
刘从云无言以对，只得胡乱作答：“可能是……地脉龙神召他去有别的差遣了吧。”
刘周书哪里还肯信这一套，祭文还没念完，她就举起哭丧棒，劈头盖脸地朝他们打去。
刘从云虽号神仙，却无地遁之术，躲闪之际，哗啦一声撞翻了供桌，祭品撒得满地，连灵牌也差点倒掉。一旁的范绍增、王陵基等人还没回过神来，身上已经挨了几棒，有人连军帽都丢掉了，范绍增的呢子也被扯出了一条小口。
灵堂前多站一会没事，可不能把命搭进去啊。一干人等被吓得四散奔逃，刘周书则披散着头发，边追边打，直把肃穆的会场变成了打闹场，而一本正经、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们全都现出原形，个个狼狈不堪。
刘周书嘴里还在骂：“挨炮火的，砍脑壳不死的，你们咋个搞的嘛，他们把人给我活活整死了，你们咋个不管嘛，你们就光顾升官发财了！”
接着又哭：“我的天啦，丢下老娘一屋人，孤儿寡母的咋个办嘛……”
公祭难以进行，何应钦气得脸色铁青，赶紧上前制止。可他才冒出一句，就被愤怒的遗孀给打断了。
“部长唉，你们还是要讲点天理良心的嘛，我的人好端端的，咋个一下子就死了嘛？哼，天晓的，地晓的，你们晓得，我们晓得！”
何应钦涨红着脸，正要分辨，刘周书不由分说：“这些那些都不说了，我现在提三件事，你一定要给出个名堂。”
听刘周书絮叨完她的三件事，部长着实给惊住了。
哪三件事？
除了要在成都给刘湘修一座“中山陵那么大的墓园”，以及办一所“甫澄大学”外，还要让刘湘的儿子顶替刘湘做省主席。
前面两件再难也不难，后面一件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定然会贻笑大方。
何应钦苦着脸对刘周书说：“唉，刘夫人，你的要求也太过分了，我们是民国嘛，儿子咋能顶替老子呢？”
刘周书听了，一屁股躺倒地上，一边满地打滚一边哭闹：“我的哥（刘湘）唉，你死得好惨呀。你一走了事，可让我们母子咋个办嘛。”
何应钦无法可想，唯有口头上先应承一下：“我向委员长报告就是了，他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
其他官员为了平息事端，也乘势上前解劝，甚至拍胸口担保，说将联名向蒋介石请愿，争取满足刘周书的全部愿望，公祭这才勉强搞完。
经过这么一闹，虽然蒋介石不可能真的让刘湘儿子“子承父业”，但还是尽力提高了规格，刘湘的葬礼也由此升为了国葬。
四年之后，刘湘墓园在成都落成。该墓园与武侯祠相邻，占地一百多亩，有皇陵规格。抗战期间，民力凋敝，能修成这样子已着实不易。
大学打了折扣，改成了中学。据说刘湘的小儿子也在这所学校就读，听到一些学生在背后议论，说他老汉儿（刘湘）是军阀。
听得多了，刘湘的儿子就回家朝母亲告了一状。刘周书当即找来中学校长，说她要给学生训话。
没有刘周书，就没有这所中学，校长不敢回绝，赶紧把学生全都召集到操场。
当着全体学生的面，刘周书气呼呼地说：“我晓得你们有人说我娃儿他爸是啥子‘军爬’、‘军爬’的。未必他爸爬了你的哪个幺妹儿？还是你家的房子票子？记住，这个学校是我开的，再有哪个敢乱说话，就把这学校关你妈的！散会！”
刘周书不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婆”，从大小官员到中学学生，全能通杀了个遍，而且她也没忘记要做“现代秦良玉”。她的弟弟以及刘湘的侄儿，当时都在川军中担任师长，刘周书带着他们以及一群荷枪实弹的卫士，成天口口声声地要挂帅统率川军。
刘周书再泼再凶，不过是借着丈夫的名头，其实在四川军政内部并无根基。随着公祭、国葬结束，其政治资本将会越来越弱，蒋介石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真正在意的还是那些政客和军人。
尽管四川地方已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但蒋介石仍不敢贸然让张群上任，就怕这位仁兄给人毫不留情地轰出来。
必须要找人疏通。
人已经找好了，他们分别是傅常、刘航琛、卢作孚。
三人之中，卢作孚为四川船运大王，刘航琛是工商界“木匠”，两人从政都是半路出家，且早已不受刘湘重用，现在既然人都死了，投入蒋系阵营也没错。独有这个傅常，让人有吃了苍蝇的感觉，要知道，他过去可是刘湘最可靠的心腹啊。刘湘出川，谁都不带，就带着一个傅常，那是真把这位兄弟当法正、庞统看待了。
可惜看错了。
刘湘一死，傅常就变得举止反常起来。在刘湘去世的第二天一早，他把刘湘的印章予以封存，对众人说：“我是甫澄的朋友。甫澄死了，我帮助他的任务也就完了。”
傅常将所有善后工作扔给别人，独自住进了汉口的一家饭店，来个闭门谢客。因为很多事只有他知道，同事免不了还要上门请示，傅常一概不予作答，令大家十分不满。
都以为傅常要从此归隐，不料几天之后，此君就被蒋介石任命为重庆行营参谋长，正式投靠了蒋系阵营，让外界大跌眼镜。
傅常一行来到成都，自然要先到灵堂祭奠刘湘。不料川中文武早把他和唐式遵视为投靠蒋介石的“叛徒”，刘周书更是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立即将傅常扣押起来，要枪毙于刘湘灵前。
钟体乾、乔毅夫正负责操办丧礼，见势不妙，急忙上前竭力劝阻，傅常才得以逃出灵堂。
灵堂祭拜之类都是做做样子，政客自有政客的正事。傅常等三人先找王陵基，见面直接报出了老蒋的新提议：川康绥靖公署可以保留，所有原来的委员、厅处长一律不动，只派张群单独一人来川，条件便是同意张群出任省主席。
这是给四川地方的，王陵基另有好处。傅常等人暗示，事成之后可升王陵基为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已经认定，王陵基才是阻碍张群入川的最大阻碍，所以该花的血本一点不带含糊的。
王陵基有些动心了。
刘湘死后，谁都想继承老大之衣钵，当然也没几个人会榆木脑袋到给刘周书“黄袍加身”，他们不过都在利用这个女人罢了。就在刘周书今天要杀这个不忠之人，明天要斩那个叛徒奸细的时候，这些人还偷偷地溜进灵堂，希望说服刘周书，指定自己为刘湘的唯一继承人。
王陵基不屑为之。他是励进会和甫系内当然的“太上老师爷”，论忠心、论资历、论声望，谁能跟他比，谁敢跟他比？那是志在必得，舍我其谁！可以说，他完全用不着抱任何人的大腿和小腿，继承人席位非他莫属，省主席一职也理所当然不可能花落它家。
可结果却是张群。王陵基大失所望，一股怒气全都发泄到了发布这一任命的老蒋身上：对你这样没眼力的人，如果我再把你当人，我就不是人了。
王陵基绰号“酱黄瓜”，犟脾气一上来便无可遏制，加上他也借此博取在川军人的支持，所以才会表现得那么慷慨激昂。
直到蒋介石派傅常送上乌纱帽，王陵基终于有了心花怒放的感觉。
老天还是公道的啊，如我这样的高手，就像针尖麦芒，一口布袋子怎么可能藏得住呢，那些无论如何钻不出去的，不过是麦糠罢了！
在军队系统，集团军总司令差不多就是省主席一样的级别，这要拒绝了岂不是暴殄天物？王陵基又得意又眼馋，心里面早就默认了新提议，问题是，他前面已经把狠话放出去了，现在一个人再悄没声息地收回来，恐遭众怒。
灵官思量着得找个人来附和一下，这人不能是普通人，必须是重量级的。
这就想到了邓汉祥，他原先不是欢迎张群入川最积极最起劲的吗。以邓汉祥在四川政坛的地位，若是举手赞成，那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王陵基给邓汉祥和各师师长发出请柬，请他们来家里吃饭。邓汉祥一进门，傅常就迎了上去：“我们刚刚到成都，来不及看你，以后四川的事，还要请你多费心。”
邓汉祥立即意识到傅常话里有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傅常见对方单刀直入，只好一五一十地把新提议重复了一遍。
对于傅常，邓汉祥最乏好感。当初这厮没少在刘湘面前进谗言，无非是说他邓汉祥如何阴险诡诈，如何想做省主席，如何暗通“中央”，是个潜伏的“奸臣”云云，不料转来转去，第一个急着做“奸臣”的，原来还是他自己！
让傅常做邓汉祥的说客，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邓汉祥毫不客气地说：“这个办法，别人的意见怎么样我不管，我是不赞成的。张群早来我早走，晚来我晚走，反正他要来，我就走。”
傅常尴尬不已，还要劝说，邓汉祥撂下一句：“好在我是贵州人，我的去留，不会对各方产生任何关系和影响。”
说完就再不理会傅常。
川军各师师长亦视傅常为朝三暮四的“叛徒”，见邓汉祥都这样说，也都对新提议表示反对。
王陵基的这顿饭算是白请了，一点效果没有。吃完饭，他决定在励进会内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商议，如果中层军官能给以支持，事情仍有望柳暗花明。
王陵基的家就在励进会址对面，他让傅常等人在家里坐等消息，自己去召集会议。
不料中层的态度比高层还要来得激烈。开会时，有人说刘湘是被蒋介石给毒死的，而毒药就是由傅常拿去的，应该将傅常杀掉，又有人说傅常、刘航琛、卢作孚全是汉奸，除取傅常项上人头外，另外两人也不能放走。
会场气氛越来越紧张，众人大有冲将出去活捉傅常等三人的架势。王陵基一看不妙，急忙进行解释，并以身家性命担保此三人只是传话信使，绝无危害四川地方的意图和举动，会场这才安静下来。
会议结果，一致反对新提议，也就是拒绝张群入川。
傅常等人仓皇出奔，飞回汉口向蒋介石汇报时，都说是邓汉祥一人从中作祟。
在蒋介石原先的印象中，邓汉祥是最接近“中央”的，且与张qún_jiāo情不错，连他都站出来阻止，可想而知，张群入川是再不可能了。
只好换人，张群换成了顾祝同。
在蒋系阵营，顾祝同是个特殊军人，或者说是个极有政治和交际手腕的军人。他明白，在留守川军高度团结的情况下，他这个“外人”要是贸然入川，其下场和境遇可能比张群还惨。
顾祝同想到了参加淞沪会战的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不如借用一下他的人脉。
郭汝栋过去混迹川中，与潘文华私交很深，他奉顾祝同之命与潘文华见面密谈。
潘文华自从在前线被予以撤职处分后，感到大丢脸面，情绪一度十分消沉。蒋介石虽已将他的处分令改为“撤职留任”，但与已跃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唐式遵比较，还是抬不起头。因此潘文华一直未去部队，而是躲在汉口闭门不出，夜夜“孤灯萤然”，瞻望未来，除了彷徨还是彷徨。
郭汝栋来的正是时候。他在密谈中告诉潘文华，说顾祝同很信任你，你的“撤职留任”也会很快撤销，并将内定你为集团军总司令。
潘文华了解了一下，对方无非想让他陪着一道去成都上任，然后加以支持，这个买卖划算啊，为什么不做？
潘文华反应热烈，蒋介石和顾祝同便知道事情有了转机，“撤职留任”果然很快就撤销了。之后，除蒋介石出面宴请外，顾祝同又亲自找潘文华商谈，表示他本人主持川政只是过渡性质，将来还是要全力扶植潘文华。
一切妥当，顾祝同这才放心地同潘文华、郭汝栋三人乘专机飞往重庆，先由潘文华给成都的王陵基通长途电话。
电话通了，王陵基一听便火了。
省主席是张群还是顾祝同，都无所谓，关键是把他给甩在了一边，什么好处没有，这算怎么一回事。
灵官当即在电话中对潘文华说：“如果顾祝同敢飞成都，我就用机枪大炮在机场上迎接他！”
顾祝同听得此言，便知道成都去不得了，只得叮嘱潘文华先行赴蓉。
潘文华到成都后，首先与钟体乾、乔毅夫接洽。他起先对四川地方如此反对张群还不甚了了，以为真的是张群个人不受欢迎，几轮谈下来，才弄清楚，原来反张群就是反蒋介石，把张群换成顾祝同，还是一样，只要是蒋系阵营派出来的，一律抵制。
事情很明白了，如果他潘文华帮着顾祝同说话，就是站在蒋系阵营说话，毫无疑问也会沦落为唐式遵、傅常一样的“叛徒”，被人人喊打。
好险，差点上了蒋介石和顾祝同的当，那个集团军总司令的承诺不是香甜可人的大饼，而是能让你掉坑里的诱饵。
潘文华立即决定改弦更张，抛掉顾祝同，与留川军人站在同一个立场。
潘文华回川，没能让顾祝同当上省主席，却为“后刘湘时代”的继承人之争增添了一个新的人选。
要知道谁是刘湘事业的衣钵传人，首先要看他是不是励进会的继任会长。
当时的留川将领，大部分都是励进会的重要骨干，保安团和保安队的团长、大队长，也大多是励进会会员，说这个组织控制着留守川军的命脉，也未尝不可。由于励进会会址位于成都文庙后街，当时社会上纷传：“四川的政治中心在文庙街。”
在潘文华入局之前，一堆人记挂着上位，不过最有信心从死去的老大手里接过绿玉杖的就俩，王陵基和王缵绪，可称“二王”。
王陵基身为代理会长，以为光凭老资格就能降服众人。王缵绪则是矮子里面拔高个，在部分留川军官中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励进会的一些旅级中层军官都看好他，愿推其为首领。
“二王”皆视对方为唯一竞争对手，他们几乎没有考虑潘文华。原因是潘文华系光杆回川，回来后又杜门谢客，不问时事，看上去既无实力也无yù_wàng参与竞争。
可实际上，与“二王”相比，潘文华更像一个老练的政客。长达八年的重庆市长经历，以及与钟体乾等谋臣相对密切的关系，都为他占到了先机。
“二王”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把钟体乾等人放在眼里，相反，潘文华更清楚谋臣在政坛上纵横捭阖的手段，因此对钟体乾等人言听计从。
潘文华的部属于此时在幕后大力造势，说刘湘临死前，已确定潘文华为自己的继承人，并召其前去，执手相看泪眼，还呜咽着唤其“仲三”（潘文华的字）等等。
这种说法实在可疑，因刘湘死前早就不能言动，连遗嘱都无法口述，又怎么能把场面搞得如此生动呢？
再有疑点，对需要它的人来说，也会变成真实故事。
甫系原有“三老”之说，即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但蒋介石在汉口向“甫系三老”宣召，张斯可不顾钟、乔二老的反对，执意要去会蒋，于是睡诸葛亦与钟、乔反目。
这个时候，太需要“忠臣”了。钟体乾把刘湘的“临终托付”拿出来作为凭据，又将几个候选人比较了一番：王陵基“粗暴”，王缵绪“老乱”，唐式遵“瘟症”，结果是潘文华较为忠厚，就选他了。
“老干部”的作用从来不容低估。在现实政坛中，哪怕这些老头子退了休，都可能对人事产生关键影响，更不用说尚在其位了。经过钟体乾等人的暗中运作，绝大部分甫系人马都开始倒向潘文华。
得到钟体乾的支持，潘文华趁热打铁。他腰缠万贯，有的是钱，回川后就把重庆原属自己的大片土地，转送给刘周书。刘周书是个农村妇女，跟着刘湘也没享到过多少福，现在丈夫死了，原来的部下还对自己这么好，一下子既感动又激动，当下也不想再做挂帅出征的“现代秦良玉”了，转而把潘文华指定为刘湘的继承人，使潘文华更成为了众望所归的最佳人选。
“二王”全被蒙在鼓里，一直到励进会召开大会，选举正式会长，两个家伙还笃定得很，以为自己当选，乃是坛子里面捉乌龟，手到擒来的事。
当天钟体乾先发言。他说：“甫公死后，这个班子还需要有人继续领导。我个人的意见，是选一个平素甫公最信得过的人，来继承他的事业，从而使他放心于地下。”
钟体乾语毕，立即有人响应：“推潘文华继任本会会长！”
“二王”还没回过神来，会场上已掌声四起。有人起而补充：“潘文华作领导，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如果有人反对，定是川奸，我们将共去之。”
又是掌声，又是呼应。
“二王”面红耳赤，跟着拍了几下巴掌，便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潘文华当选励进会会长，前线如刘兆藜，后方如彭焕章，一众将领皆示臣服，使得潘文华在川根基逐渐稳定了下来。
落选的王缵绪先是瞧不上潘文华，看到潘文华真的有望继刘湘之后成为新的帮主，便马上调整情绪，与潘文华谈起了合作。
“二王”的官场性格完全不同，灵官成天一副宁折不弯的样子，王缵绪向来都很灵活。说到底，搞政治嘛，没有气节，只有节气，适当转个弯是必要的。
合作得有资本。王缵绪的资本是他在留川部队中拥有一定实力，而潘文华回川时还是一无所有，光杆一个，所以生意才谈得起来。
王缵绪早就设想好了双方的合作模式：由他出任省主席，潘文华出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三个月后，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战，潘文华兼理省主席。
三个月，就三个月，你让我过一下主持川政的瘾，然后就什么都是你的了。
潘文华欣然同意。当钟体乾及励进会高层表示异议时，他不以为然，认为自己不过是在施计利用王缵绪罢了。
“王缵绪诡计多端，对第二十一军的内幕知道得最清楚，如果不把他拉住，他必然倒向蒋系阵营，不如先把省主席职位给他，使他站在我们这边，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在潘文华看来，他已经拿到了“绿玉杖”的一半，另一半也迟早是他的，不用过于着急，同时，也可以借此向外界显示他的谦让大度，看起来会更像刘湘的衣钵传人。
顾祝同在重庆望眼欲穿，巴巴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败兴消息，只得匆匆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汇报。
两大阵营内部自此都展开了紧张的磋商，不过要讨论的已不是张群还是顾祝同，而是王缵绪还是潘文华。
蒋系阵营以张群的意见为主流，认为虽然外派的两个“节度使”暂时都无缘于川政，但既然是要从川将中选，与那个跑上来硬抢省主席的王缵绪相比，“川政还是仲三（潘文华）主持好”。
四川方面，不管钟体乾等人如何劝说，潘文华都不肯改变态度，执意要先把王缵绪推上前台。
王缵绪难孚众望，潘文华又坚不就职，四川省主席总不能一直空着，蒋介石被迫再征新的人选。
经刘航琛等人提议，贺国光浮出水面。
贺国光集张群、顾祝同优点之长，张群是川籍，他也是川籍，顾祝同乃好好先生，贺国光与四川各方相处亦大体融洽。此外，贺国光还是速成同学，这一背景，张、顾均不能及。
于是蒋介石把王缵绪、王陵基等人都召到汉口，会上正式提出要以贺国光继任川省主席，并且态度异常坚决。
众人在会上都诺诺连声，表示同意，晚上回到寓所，王缵绪开始垂头丧气，连声大呼：“贺国光主政四川，大家完了，完了！”
其实真正觉得完了的是他自己。从毛遂自荐起，王缵绪做梦都想当这个省主席，他对别人说：“你知道杨森发动统一之战时，我为什么反对吗？”
知道这段历史的，都能想出王缵绪说过的那些话，什么厚此薄彼，不看重他这个老前辈啦，甚至于杨森对老婆刻薄那些。
王缵绪全部予以否认：“不是的。我反对杨森的真正原因，是他不让我当四川省长！”
统一之战时，要是杨森能捞到四川省长，他干嘛自己不当？再说了，那时的王缵绪是个什么资历，离省长之位也太远了。
只能说王缵绪这个人，真是嘴巴两张皮，边说边在移。他那意思就是，现在谁要是不让他当省主席，他也会像反杨森那样反他。
提议贺国光的，是刘航琛，王缵绪便把刘航琛给恨上了。刘航琛搞工商金融出身，王缵绪暗指他贪污，侵吞公款，还准备对刘航琛实施“绑票”，先捆起来再说。
有人提醒他：“刘航琛虽坏，如今势头也不比从前，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加之此人长袖善舞，要整垮他并不容易，而且这种时候，实不应树敌过多。”
王缵绪这才默然不响，但你要他就此善罢甘休是绝对做不到的，最后他一咬牙：既然不让我当成主席，别人也休想当成！
在武汉开会时，王缵绪曾听到一句话，说“川局好像鼎锅里的开水，不是瓢把冷水就能扑得下去的”。
这话的原意是形容川局之复杂，王缵绪正好把它拿来作为反对贺国光的理由，指使他人发出联名通电，把贺国光说成外来的那一瓢“冷水”。
贺国光和张群、顾祝同一样，都知道川情复杂，内心并不想来趟这浑水，只不过难违上命，勉力为之而已。
获悉成都军界集体反对其主持川政，贺国光颇有些哭笑不得，说：“我好比是四川嫁出去的姑娘，这次如果能回到娘家，亦不过将房内床被陈设打扫干净，整理就绪之后就离开，哪里会久待。你们哪一个自觉适宜，便可以回来做这个省主席，我都欢迎，也不会和谁争抢，又何必恶语相加呢？”
第三个钦命大吏也就此歇火。
张群、顾祝同、贺国光先后被拒，潘文华再三推辞，成都军界见一个反一个，蒋介石被这帮四川人弄得要发疯了，恨不得冲出去挨个揪住领子，来个咆哮：那你说让谁当？！到底让谁当？！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早就知道四川这潭水很浑，本以为刘湘去世会解决问题，没想到不仅什么都没解决，水反而更浑了。
四川是抗战大后方，这样动荡不定怎么能行，蒋介石为此不得不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关注四川动态，并通过委员长侍从室等机构，下大力气搜集相关情报，以掌握四川方面的活动情况。
研究出真知，蒋介石很快发现，当受到外来威胁时，四川军政大员们极易抱团，外来者很难渗透进去。但这并不表明其内部完全铁板一块，尤其是在刘湘死后，潘文华立足未稳，在缺乏绝对核心的情况下，各方势力又形成了新的平衡。
既然从外面钻不进去，那就只能采取一个办法：以川制川。
1938年3月16日，蒋介石推出一系列措施，将邓锡侯奉调回川，出任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任副主任，向刘文辉作出许诺，答应在西康建省后，由他任西康省主席。
当时日军正大量收集有关中方的情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分析认为，蒋介石把邓锡侯调回四川，将四川问题的解决托付给他，如此软弱妥协的态度过去少见。再联系蒋介石腰间缠有绷带，单独步行困难的传闻，日军方面大感庆幸，甚至认为蒋政权的前途已经靠不住了。
他们并不知道，这只是蒋介石“以川制川”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步，不仅从表面完备了西康人事结构，更重要的是借此挤掉了一直在幕后“兴风作浪”的钟体乾和乔毅夫，而后面这两人还有苦说不出，称得上是一套极其漂亮的组合拳。
接下来再敲定四川省主席。蒋介石要来了侍从室整理的调查材料，这份材料对四川军政首脑的情况逐个进行了跟踪，在“王缵绪”这一栏上如此记录：刘湘逝世之日，留川部队中以王缵绪资望较高，但是在“中央”让邓锡侯回川任职后，王缵绪“极失望，怨恚颇甚”。
蒋介石反复斟酌之后，决定给这个王缵绪一点“希望”，特召其到武汉见面。
接到电报，王缵绪那个激动。正兴冲冲要奉召启程时，他意外得知，杨森也将前往汉口。这让他马上着急起来，担心杨森半路抢了他的省主席，便约杨森一道前往汉口，路上好用话语试探。
见面之后，杨森快人快语：“过去我不该与刘甫澄冲突，其实我和他就是哥俩，他当大哥，我为二哥。如今大哥死了，就应该二哥继承，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王缵绪一听脸色都变了，这不摆明来截道了吗？
孰料杨森倒是另有打算：“你和潘文华要主持四川军政，我支持，不过第七战区不应该因刘甫澄死了便告结束，你们应该主张恢复第七战区。我可以给你们效劳，来当这个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这样内外维护，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缵绪这才弄明白，杨森对“绿玉杖”没兴趣，对打仗和指挥川军有兴趣。也是，杨森从来没觉得他比刘湘矮过一头，怎么肯当刘湘的“孝子贤孙”或者是接班人呢？
发现是虚惊一场，王缵绪这才吁了口气。他根本不关心第七战区是否要恢复，他关心的是省主席大印。
当谒见蒋介石时，王缵绪那神情真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私下里的那些咒骂和牢骚都不知飞到了哪个爪哇国去了。
说白了，王某就是后宫一不得宠的妃子，如今老头子翻了他的牌，眼见着要招寝了，能不喜出望外吗？
当蒋介石问他家里有几个子女时，王缵绪一时紧张，竟然回答：“因为多娶了几个老婆，便多生了几个儿子，我一生就做了这一件混账的事。”
蒋介石向来不苟言笑，听到这里，也不由笑了起来。
回川之后，王缵绪还得意地向别人描述，说着说着，他也觉得有些不妥，便自我解嘲说：“我娶了几个老婆，他老蒋还不是有过好几个老婆，只不过跟我不同，是离了婚再娶罢了。我混账，他不是一样的混账吗？我这是幽默，在暗讽他哩。”
1938年4月26日，蒋介石改派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邓汉祥仍任秘书长，把省政府的一套班子装备了起来。
当一张张板凳安好，大家各就各位，蒋介石曾发现并为之头疼的那个特点再次重复：两套班子五个人，抱起了团。
两套班子是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五个人分别是主持西康军政的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主持四川军政的王缵绪、邓汉祥。五人轮流做东，以吃饭为名，商量如何表面拥蒋，暗中防制，以使蒋介石对川康无从下手。
眼看“以川制川”即将前功尽弃，全面破产，“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
这个“人”，就是王缵绪。
王缵绪对潘文华说，三个月后把省主席交出来，并非真心话，他不仅不想交还，还记挂着早日转正，把头衔上的“代”字给去掉，为此，他甘愿冒大不韪，上演一出潜伏的好戏。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王缵绪认为自己已经是老蒋的人了，给老蒋充当探子，为其通风报信，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没什么好亏心的。
刘湘生前，很多人都说王缵绪早就是复兴社分子，其实并非事实。事实是，直到王缵绪担任代理省主席之后，四川复兴社才以此为契机，试图发展王缵绪入社。
正好那时候王缵绪急欲转正，却又找不到关系和门路，四川复兴社便通过王缵绪的秘书，告诉王缵绪说，只有加入复兴社，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那个省主席的位置才能做得牢靠。
王缵绪一听果然动了心，某天晚上，他跟着四川复兴社的人，偷偷跑进一间会议室，填了入社表，并向蒋介石的头像行三鞠躬礼，就此加入了复兴社。
虽然入了社，王缵绪自认还只是个小社员，所谓明知没地位，坚信有机会，不先立点功还行？
“五人团”每天的谈话内容，都会被王缵绪暗暗记住概要，然后通过复兴社这条线层层上报给蒋介石。
刘文辉找邓锡侯商量，认为留守川军的枪支多，子弹少，想让王缵绪少成立两个保安团，用节省下来的薪饷密购子弹，以备将来和蒋介石抗衡。
邓锡侯去跟潘文华一说，潘文华一拍胸脯，便去说服王缵绪。王缵绪表面一口应承，背地里却向复兴社告了密。
1938年5月，蒋介石任命潘文华为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前去修筑大巴山防御工事。
这其实是一条“一石二鸟”之计。抗战当然是第一需要，大巴山工事可防止日军沿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路线入川，从而动摇抗战后方，另一方面，潘文华的绥署由国防部指定设在阆中，与居于成都的邓锡侯、刘文辉隔开，主管西康的“邓、潘、刘”也就不能整天在一块咬耳朵了。
可是潘文华自有他的办法。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工事告一段落，他便称病赴蓉医治，又与邓锡侯、刘文辉凑到了一起。
随着武汉的“中央”各机关陆续全部迁往重庆，西南地方自保的yù_wàng也越来越强烈。当时便有谣传，说云南要投降日本人，蒋介石便催促云南军政首脑龙云前去汉口会面，以正视听。
龙云从汉口返回后，中途在成都与“五人团”闭门密谈，双方签订了一项对抗蒋介石，巩固各自地盘的联防密约。
王缵绪和众人一齐签约，签完了，他就捉摸着，如何把谈话和条约内容报告蒋介石。
正好这时蒋介石电约王缵绪前往汉口。王缵绪欣喜若狂，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密报起了作用，但同时还要装模作样，他把另外四人请到家里吃饭，吃饭时出示蒋介石的电报，一脸天真地征求意见，问究竟是去还是不去。
大家说去好了，怕什么呢，肯定是好事不是坏事。
即便是坐上飞机之后，王缵绪仍然不知道，在蒋介石发出电约之前，尚有许多的曲折，其中的一条就是，对于他加入复兴社这件事，康泽事前不知道，事后不同意，蒋介石更是被蒙在鼓里。
复兴社的加入规定十分严格，凡是上层将领，必须蒋介石本人亲自批准才行，何况当时蒋介石已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代替复兴社，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再吸收社员。
王缵绪以为他的密报会通过四川复兴社，直接报告蒋介石，其实四川复兴社并无这一职权，那些密报都是经康泽汇报的，康泽也并没有透露过王缵绪就是复兴社员，等于他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裳。
眼看事情要穿帮，四川复兴社负责人史良骑虎难下，只得先到汉口见康泽，请康泽权宜从事。
康泽跟复兴社的大多数头目一样，缺乏新政学系那样的政治头脑和谋略，当着史良的面大发雷霆，说他是在胡作非为，应受纪律处分，坚决不肯让王缵绪入社。
无可奈何之下，史良找到国民党元老邵力子，请他给蒋介石进言。
经过邵力子说项，蒋介石召见史良，问明王缵绪的态度后，他点了点头：“可以，只要你们有把握，就照这样决定。”
蒋介石立即叫来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电召王缵绪来汉。
老头子都同意了，康泽也转怒为喜，带着史良一道去机场迎接王缵绪，并亲自领王缵绪去见蒋介石。
1938年8月1日，王缵绪在汉口正式就任四川省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联防密约是王缵绪带给蒋介石的一件礼物，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当即免去邓汉祥秘书长一职，其余省府人员也全部更换，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虽未受到处分，却也被吓到面无人色，再也不敢抱团生事。
蒋介石以一记敲山震虎，把“五人团”拆得七零八落，“后刘湘时代”川局动荡的状况自此基本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