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主席。
沈鸿烈：生于湖北省天门市。东北海军的缔造者，有能将之称，时任青岛市市长。
韩复榘：生于河北省霸县。原西北军著名战将，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向文彬：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四川讲武堂，为杨森帐下勇将，当时在第二十军任团长。
林相侯：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毕业于四川讲武堂，曾任杨森的警卫员，当时在第二十军任团长。他是川军在抗战中以身殉国的第一位团长，也是第二十军在淞沪战场上损失的最高级别军官。
李介立：生于四川省犍为县。毕业于四川讲武堂，为杨森帐下勇将，时任团长。
郭汝栋：生于四川省铜梁县。曾为杨森部下，后与范绍增等人组织“四部倒杨”，与杨森争抢第二十军军长头衔。“四部倒杨”失败后，出川投奔蒋介石，部队也改称第四十三军，任军长。
刘雨卿：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时任第四十三军第二十六师师长。
在东路纵队出发的同一天，有一支川军也正起程向前线开去，不过其出发地并非四川，而是贵州。
贵州是个民情非常复杂的省份，尤其黔西南一带，尽为崇山峻岭，乃苗彝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苗彝都各自拥有武器，且不服政府管束，非常难于治理。
清末名将胡林翼最早就是在贵州获得了“平乱专家”之名，可想而知此地混乱的程度，到了民国还是这样，即便王家烈统治贵州，其政令也无法在这些地方推行。
当时蒋介石已视杨森为自己的可靠力量，便派他带整训后的第二十军前去摆平。
杨森用了一年多时间在黔西南进行“清乡”，光搜缴的民间枪支就达万支，其部队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得到发展。“清乡”结束，他按照南京政府的整军要求，老老实实地在贵州进行了缩编。
原有的三师缩成了两师，但由于汰弱留强，部队剩下的全是体力较好、技战术过硬的兵员，军官多出来后，杨森又在各级增设副职，使指挥系统也得以充实，因此第二十军的战斗力反而得以提高。
当淞沪会战的消息传来，听说前线战事剧烈，急需增援部队，杨森立即向蒋介石请战，遂使第二十军成为川军中第一支参加抗战的部队。
第二十军开拔前，蒋介石致电杨森，让他乘机先来南京。
到南京后，杨森住在第二十军办事处。有人劝他移居中央饭店，杨森回答说，中央饭店固然舒适，但战争期间，还是与随行将校住一起比较方便。
当时南京经常遭遇空袭，杨森倒也不惧，他住在办事处，始终镇定如常，并随时掌握着部队行军的进展情况。
第一个接待杨森的南京大员，不是蒋介石，而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第二十军现在到了何处，杨森现在作何打算。
杨森就第二十军行止作了汇报，至于个人打算，他也早有想法，那就是趁部队尚未到达，对南北战场作一考察。
打仗算是杨森一生的功课，在这方面他从来都一丝不苟。既然未来的敌人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敌，与以往内战中所有的对手都大为不同，那么打仗之前，多少得做到心中有数才行。
林森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期同样打打杀杀，如今虽改而从政，对军事却并不陌生，可谓知人亦知兵。他对杨森的计划表示赞同，并拨给一万元旅费。
第二十军穷得叮当响，没这笔旅费，杨森还真的没法动身，当下他就启程前往上海。
淞沪会战正在激烈进行当中，黄浦江上日舰排列如山，贴着红膏药的日机每天轮番轰炸，中日两军在街巷中对峙，这座东方大都市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
不过这里还不是最前沿，杨森更想了解的，是上海的郊外战场，也就是第二十军到达后的作战区域。
跟接待的部队长一说，对方说去也可以，但为了安全，必须晚上去。
晚上，杨森终于来到了前沿战场。他在中方阵地上看到了高昂的士气，然而同时也见识了日军飞机大炮的厉害。
战场及其附近上空已经全部为日机所控制，前方的部队调动，只能在黑夜中进行。前线官兵白天受伤后，也只好先躺在战壕里，到晚上运至后方救治，否则的话，几颗飞机炸弹扔下来，伤者还没等运到目的地，半途之中就可能被炸光了。由于都要等晚上，所以一到那个时候，公路上就会变得特别拥挤不堪。
这是以平面战对立体战，以血肉之躯对钢铁打击，尽管事前杨森已有心理准备，但真正到了现场，还是大受震撼。
后来杨森巧遇一位空军中尉，还特地问他：“我们空军现在究竟有多少战斗机？”
对方的回答是：“我们没有买战斗机，只是航空学校在意大利买了几架教练机，作教学训练之用。”
杨森的一位部下插话说：“我在军校受训时，参加过为蒋委员长举办的献机祝寿典礼，不是见到有几十架飞机，在机翼下面漆有四川号、云南号、广东号，然后在空中排成中正两字吗？”
空军中尉说：“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献机祝寿典礼的钱并没有用来购买飞机，只是把两广事变中脱离陈济棠的那些广东飞机，重新油漆了一下，涂上各省名字来进行表演罢了。”
这位空军中尉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所说的并非全是实情。比如抗战前其实购买了一些美国战斗机，包括为蒋介石献机祝寿时同样有购进，这些飞机也成为淞沪空战的主力。关键是当时中国自身无独立制造飞机的能力，抗战开始后又无法再向国外采购，战斗机自然是打掉一架少一架，而且其性能也难以与日本最新式战斗机相抗衡。
杨森自己的第二十军是个破家底，没有任何重武器，让他想不到的是，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在内，火力配备上与日军相比，也是如此悬殊。
杨森匆匆忙忙乘火车赶回南京，他要向蒋介石汇报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不予以解决的话，这仗没法打啊。
路上，杨森看到一批批撤下的伤兵在往南京运，然后又有更多的后续部队前往上海参战。队伍倒还整齐，但同样也是重武器配备不足，这使他更加感到不安。
直到谒见蒋介石之前，杨森才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纯属个人的。
在川军之中，第二十军最为穷困潦倒。以前杨森就实行“饥军政策”，之后虽归顺了老蒋，但因没有固定防区，部队生活还是很苦，杨森本人的军服好久都没换过，再加上去了一趟战场，看上去已经又破又旧。
蒋介石很重视军人的仪表，你搞得跟个叫花子一般，如何进得了门？情急之下，杨森跑到南京的旧货摊，买了一套呢制军装，佩上陆军中将的领章，才赶去蒋介石官邸进谒。
蒋介石跟杨森谈了一个小时，杨森把他在淞沪战场的所见所闻，自己的感想看法，都毫无保留地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其实对这些情况，蒋介石哪能不清楚呢，可仗打到这个份上，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凭恃“同仇敌忾的决心”了。
反正第二十军仍未抵达，蒋介石便鼓励杨森仍按预守计划进行，以便多方面了解各战线情形。
中午蒋氏夫妇邀杨森一同进餐。蒋介石生活简朴，加上席间拘束，据说多数受邀者很少有吃得饱的，但能受邀于这种场合，说穿了谁也不为吃，更多的是接受礼遇。
杨森于是继续自己的考察进程，这次是到北战场，首先去的是青岛。在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陪同下，杨森参观考察了防御部署，给他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青岛炮台及其大炮。
杨森看到，炮台上两门塞炮的口径极大，炮弹得用机器才能推上炮膛，非人力所能填装，可以想见发射后火力之强之猛。炮台设计也非常合理，炮口正对胶州湾出口处，使敌舰无法轻易接近胶州湾。
这些都是过去德国人在青岛所建，塞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产品，好多年过去了，守青岛竟然还得依赖它们，杨森为之唏嘘不已。
沈鸿烈曾是东北海军的创建者，有“能将”之誉，他与杨森一见如故，彼此很谈得来。
从军事战略，而不是“同仇敌忾的决心”出发，两人对淞沪会战的前景都不乐观：沿海一带，便于日军机舰活动，要想守住困难太大。
沈鸿烈已经预见淞沪会战要失利，青岛也无法据守，如今他着急的，是怎样把青岛纱厂的机器抢运到开封去。
在抗战的态度上，两人也趋向一致，都主张坚持打下去。沈鸿烈说，日军打过来，总是要亡国了，与其不战而亡，何不战后而亡？
亡国是最可怕的后果，在此之前，还有一次挽救的机会，那就是在山峦起伏、河流纵横的华中，寻求与日军决战，以便形成相持局面。
由于跟沈鸿烈谈得很是投机，杨森便在青岛多住了两晚，随后再折返济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接待，十分热情，还几度和杨森长谈，可杨森对他的印象却糟糕透顶。
韩复榘曾经是西北军名将，但被岁月的杀猪刀这么左右一砍，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抱残守缺的旧式军人。尤其是督鲁之后，因醉心于在山东做所谓的“韩青天”，大部分精力已投入民政，对外界的军事动态及其变化显得非常隔膜。杨森跟他一提抗战，一提日本人，他就只会吹胡子瞪眼地来一句：“我非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拼是可以的，主要是怎么个拼法，韩复榘把他的鲁军和武器着实夸大了一番，仿佛是“东方不败”，可杨森已经见识过日本人的兵力和武器，不由啼笑皆非。
韩复榘太落伍了，完全是个无脑之辈。跟他谈，自然是什么道理都谈不出。
在济南毫无所得，杨森接着又经徐州、郑州到汉口，一方面是考察沿途情形，一方面正好与第二十军会合。
偌大一个圈子兜下来，杨森最大的收获，就是感到民心可用。无论城市还是乡镇，民众都在举行示威和演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标语随处可见。杨森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下，让他情不自禁也激动了起来。
杨森平生服膺的军人，除了蒋介石，就是吴佩孚。当年他第一次在洛阳拜见吴佩孚，吴佩孚就对他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割土失地，不知吃了列强多少苦头，如今应该奋发了。
吴佩孚对中国战败于甲午尤其念念不忘，认为是军人之耻，曾作诗云：“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
想着吴佩孚说过的这些话，杨森精神一振：东方睡狮已醒，现在就要率部跟日本人决一死战了！
这边“睡狮已醒”，那边第二十军早待命汉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与从四川本土出发的川军相比，第二十军的行军路线更曲折也更难走。他们要先徒步行军，一直走到湖南辰溪才能换乘木船到长沙，沿途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走一百多里山路，晚上宿营还不能马上睡觉，因为草鞋已经磨掉了，必须连夜打草鞋，以备第二天行军时穿用。
在艰苦的条件下，官兵士气却极为旺盛，军中听不到任何怨言。有人说：“四个轮的汽车，开久了也要上油。我们两只脚的人，怎能完全不休息呢？不过大家为了杀日本鬼子，吃点苦也就算了。”
还有人说：“为了抗战，我们吃苦是愿意的。如果是内战，哼，对不起，老子早就不干了！”
时光荏苒，这些从内战中打拼出来的人，终于拥有了新的信念，而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也已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南京军委会本来预计第二十军到达长沙至少需五十九天，杨森当着林森的面，保守估计也得四十天。但该部日夜兼程，仅用了二十四天便走完了全程，堪称神行太保，为此受到了军委会的特别嘉奖。
不怕死，不后退到达长沙，第二十军又冒着大雨换乘铁篷列车到武昌。从武昌一下车，为避敌机空袭，全军连夜渡江至汉口，中间只住宿了一个晚上，几乎是马不停蹄。
自长沙起，凡经过的车站码头上，都有老百姓自发为官兵打洗脸水，倒开水送茶，因为人们认为川军能出来抗战，是一件很值得钦佩的事。特别是在汉口车站，上车和出发时，还专门拍摄了电影，这进一步激发了第二十军官兵的卫国荣誉感和抗战斗志。
在汉口与全军会合后，杨森对官兵训话，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战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乃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
第二十军的计划，最初是先到安庆休整一下，但随着淞沪战事越来越紧张激烈，遂奉命乘轮直驶上海。
在轮船上的那些天，杨森分批召集官兵，把考察见闻及自己总结出来的作战要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予以重复，以免将士上阵吃亏。
部下也都很替他争气。船到南京上岸，杨森传令给部队补发军饷。许多士兵当即拿着钱去买了胶鞋和卤肉，带兵官问他们：“刚刚才发饷，你们就急着买鞋买肉，为什么不等到上海去慢慢花呢？”
士兵的回答是：“淞沪战场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大家抱定决心，吃好穿好，与敌人拼命，没想过还可以活着慢慢花。”
上海乃十里洋场，极尽繁华之地。在此之前，第二十军的官兵绝大多数足不出四川，眼下近在咫尺，难免有所羡慕和向住。但他们一到上海，便要立刻投入战场，以致于许多人直到战死沙场，都不知道这个全国第一大都会究竟热闹成什么样子。
杨森感慨万端、激情澎湃，当即赋诗两首，其中一首道：“指点三军杀敌处，刀光如雪月如霜。”
1937年10月9日晚，除一个旅因桥梁炸断无法到达外，第二十军陆续投入最前沿的大场一线。
因考虑第二十军初到战场，不明敌情地形，战区决定将第二十军暂时予以分割使用，由先到战场的高一级将领指挥。
第二十军开往前线时，淞沪战事正进入中期阶段，也可以说是最激烈最残酷的阶段。日本统帅部已第三次向淞沪战场增兵，成建制的野战师团达到五个，随后便发动了第四次总攻。
这次总攻以日本甲种师团金泽第9师团为核心，声势浩大，攻击力极其惊人。守卫大场顿悟寺的友军一师被击溃，阵地失守，友军指挥官情急之下，从战区拿到命令，让第二十军派出一团乘夜反攻，以图夺回阵地。
第二十军内部层层挑选，最后选中了向文彬团。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虽然向文彬团在全军编制最小，只有两个营，但士兵素质优良，比别的团更为活跃能战。
向文彬毕业于四川讲武堂，这是杨森自办的一所学校。杨森非常注重军官的梯级化培养，他以“本军系统化”为号召，曾在四川兴办了许多小有名气的军校，其中四川讲武堂可排于第二。
四川讲武堂的管理极其严格，有些类似于云南讲武堂，采取的是所谓“黑暗专制，无理服从”，体罚和禁闭是家常便饭，学员经常在烈日风雨下进行训练，夜间还要进行紧急集合。
这种模式跟杨森倡导的尚武精神很合拍。讲武堂结业时，学员要全副武装，由杨森亲自带队进行拉练，最后登上灌县青城山，接受杨森的摆宴犒劳。
作为讲武堂培养出来的尖子生，向文彬熟练掌握了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在内的“四大教程”，尤长于劈刺和射击，这些技术都被他手把手地传授给了士兵。与此同时，向文彬也很关心士兵生活、士兵精神面貌上佳、求战意识和欲望强烈。
向文彬率部进入准备位置，入夜后即向日军阵地实施攻击，战斗十分激烈。
所有川军里面，如果说要逐一挂标签，第二十军的标签就是六个字：不怕死，不后退。当然，在四川内战中，这个标签也时不时地会掉下来，对外御侮的战役就另当别论了。
向文彬团一往无前，反复冲杀，枪林弹雨中，没有一个怯懦退缩，成为“不怕死，不后退”的真实写照。
军队里有一句谚语，叫做“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关枪”，第二十军的士兵连机关枪都不怕。他们原先最大的缺憾就是武器陈旧低劣，步枪大部分是四川兵工厂所造，少数来自汉阳兵工厂，机枪一类的重武器则特别稀罕，就算这些武器也已使用过久，在武汉时虽然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但仍不够分配。
一到淞沪战场，看到日本兵手里有自己从来没见过的好武器，这些川军子弟滋生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如何躲闪，而是赶快抢过来。因此在向文彬团出现了别的部队里没有的奇观：若干人一拥而上，前仆后继，用刺刀和枪托，又扎又打，硬是把日本人的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倒拽回自家战壕。
激战中，向文彬腿部中弹，行动困难，但他拒绝去后方治疗，坐着担架或由士兵扶着，继续组织全团官兵向顿悟寺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
让第二十军凭借一团兵力，单独出击恢复阵地，连颁发此项命令的人都没有成功把握，只是战局紧张，不得不姑且一试。在向文彬团出击后，各上级指挥部都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守候该团战报。
向文彬传来的是捷报：成功收复顿悟寺！
第二十军周围，几乎全都是“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见川军如此勇猛，竟能从日本人嘴里虎口夺食，无不肃然起敬。
战报层层上复，统帅部立即对向文彬予以特别嘉奖，先是将其由中校升为上校，接着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向文彬升少将，奖金六千元。”
一天三小时之内，向文彬连升sān_jí，这在大军云集的淞沪战场亦绝无仅有。
收复顿悟寺后，向文彬清点全团人数，营长只剩一人，连长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排长只剩四人，士兵为一百二十人。
在援军到达之前，向文彬将这一百多个残余官兵编成了一个连，乘夜修复工事，继续作战。
部队第一战就打得如此出彩，让随后赶来指挥全军的杨森扬眉吐气、喜不自胜。
他对各团讲话时说：“我们第二十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猛部队，所以才会被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如果上海这一仗顶不住，就要亡国，我们一定要把第二十军的全部战力都发挥出来，即便为国牺牲，也是最光荣的！”
不久，友军位于陈家行的阵地又遭日军突破。有了向文彬团的成功例子，上级命令杨森派队反攻，恢复阵地，杨森立即派去了一个旅。
沿途全是棉花地，正好可用来隐蔽，反攻部队便分成左右两翼，以散开队形前进。前进过程中，能听到陈家行方向枪声密集，接着友军溃退而来。
都是以棉花地为掩护，一个向前进，一个往后逃，通常情况下，很影响士气，但第二十军并不受其干扰，命令下达，一点折扣不打地坚决执行，且脸上毫无迟疑与惧色。许多士兵挺胸急进，边走边说：“我们这次是打国战，牺牲都值得！”
此种此景，令第二十军的带兵军官们也很感慨，因为这种高昂士气，是四川内战时期从没见到过的。
友军溃部的背后就是紧追不放的日军，第二十军的先头部队越过友军，端起机步枪，把各种家伙迎头送了过去。
日军正追得起劲呢，想不到半途中会忽然杀出程咬金，顿时就愣在了那里，处于脸绿跌停状态。
酒这东西，向来是越喝越亲，川军跟这帮鬼子算是冤家看对眼了，缠住就打，双方在棉花地里搅成了一团。
第二十军是生力军，因为有的部队尚在路上，杨森还把其他团叠加了上去，前面的越战越勇，后面的源源不断，遂很快占了上风。激战一小时后，日军不支溃退，第二十军顺势收复陈家行，并且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友军指挥官见第二十军击溃了日军，又跑了回来，表示要进行交防。
交防是说把阵地完完整整地交到接替者手里，可阵地实际上是第二十军收复的，但第二十军并未计较，同意办理防务交接。
淞沪会战是一场杀到天崩地裂、日月无光，让所有参与者事后都会闻兵色变的恶战，守并不比攻容易。第二十军所守防线，全是原来友军失守的区域，为日军锥形攻击的顶点，承压非常之重。
日军占有火力优势，且能形成有效的地空配合。每天拂晓以后，日军即在战场上空升起气球，气球内设置观察站，以观察中国军队的动静以及其炮兵弹着点。
除了气球外，日机也分批轮番出动，在战场上空盘旋侦查，除对守军阵地直接进行轰炸扫射，还为炮兵指示目标，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一天上午，一架日机在前线指挥所所在的竹林上空盘旋，不时侧着机身飞行，实际上是在进行地面观察。在日机的指引下，日军炮兵连续向竹林发射了十余发炮弹，所幸指挥所设置比较隐蔽，才未被炮弹击中。
蕴藻滨河上有一座横跨桥，联系部队前后方，为了监视桥梁，第二十军在桥的一端挖有战壕，藏有一个班的士兵。日机发现后，指示炮兵射击，两颗炮弹不偏不倚地射入壕内，士兵全部被炸死，步枪轻机枪也被炸断，飞出战壕很远。
后方指挥所都是如此，前线境遇可想而知。杨森传令下去，白天阵地上不允许冒烟，以免暴露目标。
不能冒烟，就意味着不能生火做饭，官兵只能天不亮就吃早饭，天黑才吃晚饭，每日仅进两餐，但全军士气依然旺盛，斗志高昂，战壕和阵地上到处响彻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
在日军的火力威胁下，最棘手的就是白天无法向前线增兵。有时因前线官兵伤亡过大，不能不增援时，增援部队就利用棉花地作掩护，逐步匍匐前进。看到日机朝这边飞来，马上停止运动，等敌机掉头返回时，再继续前进。
日军利用这一时间差，在川军前后部队交接防之际，发起了一次突袭式进攻。
日军对这次进攻把握很大，以为最低限度可以迫使第二十军放弃防线，向后方撤退。不料第二十军的后续部队得知后，立刻加快速度，向阵地飞奔而来。
缩编后的第二十军为清一色的老兵，短小精悍，动作灵活。反过来，日军因装备多、负担重，训练动作过于呆板，反应和速度上还不及川军。
跑在前面的川军士兵一到阵地，二话不说便跳入战壕，举枪就射，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后继的干脆从战壕上一跃而过，迎着冲来的日军便刀砍枪挑，近身肉搏。这么一来，实际构成了两道防线，同时随着接防部队一波一波地向前涌去，倒给日军阵地制造了压力。
经过交锋，第二十军不仅守住了自家阵地，还夺取了日军的一道阵地。
不倒长城日军偷鸡不成蚀把米，自然是恼羞成怒。在退居第二道防线后，即借助枪炮优势，向第二十军猛烈开火，其火力之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阵前硝烟弥漫，弹道如织，许多川军官兵被爆炸的巨响震聋了耳朵。
日军冲锋，川军反冲锋，如此往复，战场上尸积如山，两军都来不及进行掩埋，便索性将尸体堆在前面做胸墙，然后托枪继续射击。
除了互射，就是肉搏。
劈刺术训练是第二十军士兵的基本功，尤其是那些从杨森自办军校里毕业的军官，几乎个个都是此间高手。有一个叫姚炯的连长尤其厉害，他还擅长武术，是个练家子，马刀、刺刀、手榴弹都被他来回使了个遍，使来使去还是觉得刀好。
他给师长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说：“日本鬼子怕大刀，据我们抓到的日俘供认，日本人最迷信，认为被大刀斩首，便两世不能为人，请收集直属队大刀给我使用。”
姚炯所说的直属队，是指师部手枪连，这个连除每人佩戴一把盒子炮外，还有一柄马刀。
师长照准，把直属队的大刀全部送到前沿。姚炯收到大刀时，高兴地说：“又可以杀更多的鬼子了。”
第二天，姚炯所在营的营长负了伤，他就挥舞大刀，代替营长率部冲杀，最后血染征袍，战死沙场。
在第二十军据守的阵地上，到处是“刀光如雪月如霜”。川军将士皆抱死战决心，连长高俊在战前就把自己的家庭通信地址报告给上级，随后果真像姚炯那样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一级级上去，很快就到达了团长。
林相侯团负责防守蕴藻滨阵地。这块阵地处于一片开阔的棉花地中，基本无险可据，只能靠不断的冲锋和反冲锋来守住阵地。
林相侯同样毕业于四川讲武堂，作战非常勇猛。当天天色已近黄昏，炊事兵穿越火线，给前线官兵送来饭菜。前线官兵尚未顾得上吃，日军突然发起冲锋，时机选得真好啊，林相侯放下碗筷，立即率部反击，把日军给打了回去。
为巩固阵地，他又接着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组织敢死队向日军发起反冲锋。这种反冲锋非常危险，林相侯决定把副团长留下，由自己亲自带队。他对副团长说：“我已经点过大蜡烛（意思是已经结婚），你还年轻，尚未结婚，所以我上。不过你记住，无论如何，阵地绝不能丢。”
说完之后，林相侯率先跳出战壕，指挥官兵向日军阵地扑去。眼看就要冲到阵前，突然被机枪子弹击中了头部。
部卒将他扶起一看，已经满脸是血，说不出话来。让卫兵拿白药过来，林相侯摆了摆手，又往前一指，意思是不要管他，继续冲锋，随后便头一歪，不省人事。
林相侯被用木板抬往后方，旅长见了声泪俱下，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亲自往师部护送，但在半途中便停止了呼吸。
这是川军在抗战中以身殉国的第一位团长，也是第二十军在淞沪战场上损失的最高级别军官。
林相侯曾是杨森的警卫员，结婚时，还是杨森当的证婚人。接到林相侯战死的报告，杨森受到极大震动，以致于好半天都没能将电话搁回原位。
林相侯战死后，他所在的团只剩两百余人，编成一营又继续作战。
这样残缺的团营越来越多，后面又增援不及，导致局势岌岌可危，其中一道阵地已经失守。
大场的所有阵地都犬牙交错，相互依赖，哪一座阵地被打开缺口，就可能给其他阵地带来巨大的后顾之忧，因此必须马上予以夺回。
杨森在电话里急命师长到前线指挥，不料师长刚至中途，就被手榴弹炸伤，间不容发之际，杨森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
当杨森带着预备队，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时，前线已呈不支之状。得知主帅亲征，官兵欢声雷动，增加了收复阵地以及固守原有阵地的信心。
要在白天夺回阵地，光靠血肉和刺刀，没有攻坚火力相配合是无济于事的。而第二十军除了机步枪，就是大刀，火炮一门也没有。在此情况下，杨森与战区炮兵总部取得了联系。
在第二十军后方阵地的棉花地内，一直隐蔽着少数炮兵阵地，但为了避免轰炸和炮击，白天都用伪装掩盖着，基本不起作用。只有在晚上才向日军阵地偶尔射击一下，如此使用炮兵，当然难以发挥其最大效能，对日军阵地的破坏亦很有限，犹如是在挠痒痒，所以日军甚至都不予以还击。
这次炮兵总部破了一次例，从下午一点开始，集中百门重炮，对日军阵地进行炮击，日军炮兵也立即还击。对射过后，阵地及附近烟火弥漫，白天几乎变成了黑夜，为中方进攻提供了掩护。
杨森乘势组织部队发起猛攻。战场上横尸遍野，受伤未死者仍在血泊中辗转呻吟，川军官兵山呼海啸，踏着血迹前进，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终于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炮兵支援仅此一次，接下来又轮到日军使用钢铁攻势，不停顿地对第二十军阵地实施炮击。因第二十军弹药消耗量过大，其后方来不及补充，到最后不得不把每日的炮弹使用量限定在基数的十分之二。
但是这次第二十军再未后退一步，俨然是一座不倒的长城。
杨森的预备队兵员也接近枯竭，只剩下一个营，增援上去后，前线仍然频频告急，其中陈家行阵地仅剩一名营长指挥数名士兵在硬撑。
杨森索性把师部直属手枪连也派去陈家行。手枪连是杨森等军师长最后的防卫依赖，阵地指挥官说：“我们怎么好使用这个部队呢？”
随手枪连前来的总部人员替他做了个打算：“手枪兵只能在敌军密集接近时才能发挥最大效能，你们暂时留着不用也可以，以备万一吧。”
在“万一”即将到来之际，战区派桂军前来接替第二十军防线。第二十军打仗老实，他们认认真真地把顿悟寺、陈家行、蕴藻滨等阵地画图移交，并由对方签字为凭，以证明交付之前阵地并未失守。
日军乘两军移交之际，突然发动攻势，桂军刚到阵地，立足未稳，阵地转眼又丢了。杨森见状，急忙集中残余部队，由团长李介立指挥，转身进行反击，将阵地收复巩固后再次交到桂军手上。
李介立亦是四川讲武堂学员，战斗中受伤被送至后方医院进行治疗，军委会传令嘉奖，授其陆海空甲种一等勋章，并由中校提升为上校。
这次反击，给第二十军带来了更大的伤亡，一个旅撤下来后，能收容到的士兵仅剩四十人左右。
第二十军在淞沪战场激战七昼夜，伤亡士兵七千余人，连排长以上两百多人，除因故未能参战的那个旅外，余者仅能勉强编成一个旅，其中还有很多是轻伤未离队的。
中方在淞沪战场的布局，取自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的建议。上海郊外河川纵横的地形既限制了日军机械化重装备的运动，同时也增大了防守密度，诸如第二十军防守的顿悟寺一线，其防守正面都在千米左右，这样就使得中国军队可以采取类似于车轮接力赛的办法，一支一支地上，要不然可能早就支持不住了。
第二十军撤防后，另一支川军接力，这支川军同样来自于贵州，而且他们以前也叫第二十军。
当年杨森统兵万县时，郭汝栋是其手下的一名师长，曾与范绍增等人一道组织“四部倒杨”，跟杨森争抢第二十军军长头衔，演出双黄蛋奇观的，也正是此君。“四部倒杨”失败后，郭汝栋自知难以立足，便早早出川投奔了蒋介石。
这以后，郭汝栋改了番号，成立了第四十三军，但这个军其实下辖仅第二十六师一师，师长是刘雨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支川军都同处贵州一省，杨森在黔西南，郭汝栋在黔南。郭汝栋出征比杨森还早，8月初就出来了，而且直奔上海，是川军中起程最早的一支部队。
可是走得早，不等于到得早，沿路负责领军的刘雨卿系文书出身，办事过于细致，与杨森那种大刀阔斧的作风迥然不同，倒跟“二瘟”唐式遵很像。这样一来，行军速度就拖慢了，以致于杨森的第二十军都在前线构筑工事了，第二十六师才呼哧呼哧地刚刚赶到。
此时正值蕴藻浜战场另一侧的大场吃紧，薛岳便令刘雨卿前去接防，对于这个命令，很多人觉得悬。
装备条件上，二十六师和二十军相仿，都是脚穿草鞋，身着土布夏装，手持川造或汉阳造步枪，一样寒酸可怜，但给外界的印象却大为不同。
杨森早已名声在外，只要在军界混的，无人不知他能打仗，就连一贯对川军不屑的陈诚，都对杨森另眼相看，将他与叶挺并称为“全国知名的将领”。反过来，郭汝栋的名气就要小多了，出了四川，就没几个人知道，更何况刘雨卿这样的初出茅庐之辈。
除了第二十军，先后防守大场的还有宋希濂师、税警总团，这些部队不是“中央军”精锐，就是当时知名的美械军团，然而无一不损失惨重。它们都不行，换“草鞋军团”上场，能守得住吗，别半天就给丢了吧？
战区方面也心中无底，只是手中能使用的资源已接近耗尽，就算是稻草人都只得先拿去摆上一摆。
刘雨卿的表现，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他还是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上阵后，一边誓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一边从容部署，哪些团突前防守，哪些团坐镇大场，哪些团留作预备队，全都布置得井井有条。
第二十六师上阵时，第二十军尚未完全撤防，两支川军一左一右，形成默契，相互进行火力支援，从而有效地阻击了日军的进攻。
原先从上级同僚到部下，都认为刘雨卿有些“瘟”，没想到他还是个温柔杀手，不由得大家不对其刮目相看。
第二十军撤下后，第二十六师在防守上更加艰难。守到第六天，其掩体和战壕大部分被敌摧毁，部队伤亡剧增，能集合起来的战斗兵，多数是缠着绷带的轻伤员，预备队也早就用光了。
温柔杀手的定义是，看似很平常，其实是一道很猛的菜。刘雨卿一咬牙，把师部所有的卫兵和勤杂人员组织起来，甚至连到阵地上送饭的炊事兵也留下，全部编入战斗行列，然后自己亲自领兵，以机枪为掩护，乘着夜色全体出击，主动向敌阵发起冲锋。
日军未想到对手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还能突然荷尔蒙大爆发，当下被川军抓住衣领纠在一处，想脱身都脱不了。一场肉搏战之后，第二十六师连夺两个前进阵地，借此又撑了一天，直到友军接防。
两支川军在淞沪战场上都没给川人丢脸，这一点，只要与接防友军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来：接防刘雨卿第二十六师的是湖南湘军，交防第二天，大场便遭日军攻陷，且再未能予以收复，成为导致中方淞沪兵败的直接起因之一。
在拼尽全力的同时，两支川军的损失也都非常惨重，伤亡率均达百分之七十，第二十六师的团长解固基以身殉职，战死后连遗体都未能找到，被誉为“裹革无尸，沉沙有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