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生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他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在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康泽：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复兴社创始人兼头目之一，时任“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杨永泰：生于广东省茂名市。蒋介石首席智囊，新政学系巨擘。
张澜：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在四川朝野拥有较高声望。
傅常：生于四川省潼南县。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参谋长，为刘湘的重要幕僚。
乔毅夫：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的驻省外代表及重要幕僚。
熊式辉：生于江西省安义县。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班，系新政学系三巨头之一。
陈济棠：客家人，曾长时间主政广东，有“南天王”之称，为两广事变的主要发起人。
贺国光：生于湖北省蒲圻市。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先后任“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冯玉祥：字焕章，生于安徽巢县。西北军的创始人。
时间推回到1935年2月10日，刘湘在重庆正式成立四川省政府。
在此之前，刘湘通过组织土城、叙永二战，成功地将中央红军阻于四川境外，个人威信也迅速回升。
省府一成立，刘湘马上通电川中各大诸侯，要他们立即交出防区，以“赞助四川统一”。至于防区部队的军饷，改由刘湘发放，不足之数，再由南京政府拨给。
这是以蒋介石的宝剑在号令群雄，也就是所谓的“挟天下以令诸侯”。三天之后，邓锡侯识时务者为俊杰，首先复电赞成，其他诸侯见搪不过去，也只得陆续跟进，先后将防区全部交出。
虽然收回了防区，但因防区的县长、征收局长系由原诸侯委用，所以仍有藕断丝连之虞。刘湘一不作二不休，以“川政统一”为号召，引入互调方式，即将甲防区的公务员调到乙防区，乙防区调到丙防区，使其逐渐脱离旧的附庸关系。
对防区公务员，刘湘也不全部留用，而是秉持用人公开的原则，在省府内设置公务员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这一独立机构进行资历审查，有真材实料的才颁发聘用证书，不合格的一律淘汰。
这是刘湘在川政中使用最妙的手法之一。防区时代，诸侯们任用官员，或者漫不经心，或者用人唯亲，那些县长和征收局长，往往不是家族子弟，便是裙带关系，再不然也是保荐的亲信，导致巴蜀大地贪污横行、民不聊生，刘湘这一刀，可算是砍中了七寸。
当然接下来还有难题。
需要解决的难题，仍然是人。
一方面空出来的岗位需要新手接替，否则不敷使用，另一方面争相举荐的各种关系户也纷至沓来，刘湘应付起来颇感头疼，于是他决定将“新政”继续推向深入，以此揭开了“七训”的序幕。
“七训”中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开办县训、财训，具体来说就是筹办县政人员、财政人员训练班，对社会青年实行公开招收，集中训练，以此广纳人才。
接着刘湘又将全川划分为十八个督察专员区，以督察专员来分区监督各县政务。
统一四川，结束为祸甚烈的防区制，是刘湘一生中最为川人称道的业绩之一。从此四川不仅告别诸侯混战，而且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逐渐走向规范有序。
在防区时代，由各个诸侯自行征收田赋，这些人拨到碗里就是菜，征一年田赋不多见，大多要征到六七年至八九年，也就是把几年后的田赋都给提前预支了。冬瓜田颂尧因为地少兵多，竟然已预征到了30年以后。
刘湘改为一年四征，尽管田赋总额仍大大高于前清，但总算把野马脖子上的缰绳给拉住了。
防区时代的另一大弊端是关卡林立，诸侯们拿商民当唐僧肉，想割就割，想割几块就割几块，这些都被刘湘采取的一税制所替代。
至此，刘湘在川中的声誉达到了顶点。
人心情一好，谈什么都有兴致。有一天，刘湘主动跟谋士邓汉祥摆起龙门阵，聊起了三国。
聊的还是煮酒论英雄那段，曹操拍着刘备的肩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刘湘兴高采烈地说：“现在就四川而言，讲句不客气的话，还就我和幺叔这二刘可称英雄了。”
虽然刘湘早就以现代刘备自许，但在外人面前，他从来都保持着谦卑和低调，极少讲“不客气的话”。而他这人一旦不谦虚，就表明心情特别愉悦，将对着真人吐真言了。
二刘孰优孰劣，刘湘的分析是：“刘自乾（刘文辉的字）感觉敏锐，遇事可以立刻决定办法，缺点是容易动摇，不能贯彻到底。”
刘湘对自己的优缺点也看得很清楚：“我比他迟钝，但凡事经考虑决定后，绝不中途变更。”
生活永远是那么神秘，那么难懂，好像一本厚厚的无字金书，不过在历经磨难之后，反而会越读越有味道。隐隐然，刘湘又有了类似于重庆“新野崛起”时代的那股气势和希望。
他说：“今后我要对桑梓有所贡献，造就理想四川，必须延揽人才。”
“七训”只是培养本地人才，刘湘开始从外省引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晏阳初。
刘湘专门划出一个县作为实验区，供晏阳初等人从事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在当时颇有影响。
就在刘湘意气飞扬之际，他的世界却忽然被外来者给搅乱了。
想当初宣布门户开放时，刘湘曾遭受到四川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许多人说他是在“引狼入室”，这使他一度颇为担心。
不过这种担心很快便被证明为多余的。
参谋团到重庆初期，给人的印象是“临时派遣”、“编制简单”、“权力不大”。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为人低调，最不喜欢抛头露面，他的身份可相当于钦差大臣，但从不以此炫耀，无论听汇报还是下指示，都以“客位”自居。
川中百姓过去见惯了滇黔军和北洋军的飞扬跋扈，觉得很是新鲜，对外来者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变。
1935年3月1日，蒋介石首次乘专机抵达重庆。除刘湘亲自到机场迎接外，街道两侧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手持书写标语的小旗，高呼欢迎口号，对“中央”已不是抵制，而是欢迎。
老百姓的愿望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甭管你们谁称帝，谁当王，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能过上太平日子，就阿弥陀佛了。当时四川饱经战乱，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军又连吃败仗，民心为之惶惶不安。大家朝思暮想，都期冀着四川能在“中央”的扶助下，趋向稳定和好转。在这种情形下，再没什么人提“引狼入室”，对刘湘开放门户的争议也随之烟消云散。
刘湘不用为别人担心了，他需要担心的是他自己。
蒋介石初到重庆时，还比较注意克制，处处尊重刘湘，除指挥军事行动外，一般不直接插手四川的地方事务。即便军事方面双方也泾渭分明：蒋介石用行营的名义调度滇黔军及“中央军”，刘湘则通过剿总，向川军发号施令。
可是好景不长。
蒋介石在重庆的公开讲话不再客客气气，而是经常夹棒带刺，批评这个，数落那个，首先成为枪靶子的便是川军将领的排场。
川将外出，像刘从云那样乘八抬大轿，掌“天下兵马都将军”旗的固然不多，但热闹是一定的，经常是随行卫队前呼后拥，呼啦啦地跟一大群。
老蒋的批评视角倒也独特，他不是说川将不能有卫队，他说卫队不像话：小汽车门外的踏板上非要站一带枪卫兵，有什么必要？人家要伏击你，不是正好一枪一个吗，太落后了。还有，卫兵既佩手枪又背马刀，刀柄上系一红绿绸巾，以为你们还在清代？野蛮！
蒋介石对川将的观感，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野蛮落后”。说的是川将，但作为川将盟主的刘湘，脸面又往哪里搁？
四川积弊既久，让老蒋看不惯的东西自然不在少数，“卫队问题”不过算是鸡蛋里挑骨头，诸如抽鸦片之类，更是事实俱在，想赖都赖不掉。
微博骂人一向都是件很吸粉的事。蒋介石在台上扮老愤青，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台下则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只有刘湘一个人阴着脸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其实这只是迟早的事，因为蒋介石与刘湘不同，他的人生规划是奔着另外一个方向去的，狐狸尾巴夹得再紧，该露还是要露出来。
以后随着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西康，蒋介石相应也移驾成都，成都由他带来的宪兵驻守，其公开讲话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听众也越来越广。
据说同为川人，成都人与重庆人的性格还有所差异，重庆人较火爆一些，成都人相对闲适淡泊，喜欢三三两两地在小茶馆摆龙门阵或推麻将，因此集会时人数一般不多。
有蒋介石出席的成都集会，每周举办一次，一次就能召集千人以上，这些人均为成都各界代表，显然是件颇不寻常的事。
1935年7月15日，成都召开“新生活运动”扩大宣传大会，参加人数达两万余人，达到参谋团入川以来，蒋介石公开出席政治活动的最高潮。
至此，四川人大多知道了“救国救民的蒋委员长”，刘湘的角色被越来越边缘化。
在舆论上占得优势后，蒋介石更加不把刘湘当一回事，理由很简单：既然找到了拉面馆的师傅，自然不用再老吃方便面了。
蒋介石以下，贺国光为人低调，和刘湘又是速成同学，因此两人冲突较少，但另外一个四川人就不一样了。
这个四川人叫康泽，他的正式身份是参谋团政训处处长，若从参谋团这条线而论，贺国光是他的领导，自然应服从贺国光，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康泽可以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贺国光无权对其过问。
因为康泽还拥有另外几个更为神秘也更为显赫的头衔：复兴社（也即蓝衣社）创始人兼头目、“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这是一个可以“上达天听”的人物。据说当时能不经过侍从室登记，而直接谒见蒋介石的，一共就两人，除了戴笠，就是康泽，国民党内称为“康戴二公”。
自第五次“围剿”起，蒋介石便开始采用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策，以康泽的别动队渗入江西，从政治和特工情报上对苏区进行瓦解。效果很令他满意，因此在向四川派出参谋团的同时，他也把这一模式套用了过来。
康泽动用别动队，在四川各县修建碉堡、编练保甲，并经常干预地方事务，有时甚至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各地督察专员和县长不堪其扰，过后纷纷向刘湘告状。
别动队是“锦衣卫”，别说刘湘，贺国光也拿他们没办法。刘湘能做的，只能是呈四十五度角望向天空。
是你先有求于人，所以无论是桌上骂，还是桌下踩，都得姑且忍上一忍。
可是这就像植物大战僵尸，如果你光忍而不做防御，那些脑残的僵尸还会继续蜂拥而至。
蒋介石又举办了峨嵋军训团。指令一下，奉调受训的各路川军将领人人争先恐后，一副恐怕“后至获诛”的样子。
蒋介石作为军训团团长，也抽空来作所谓的“精神讲话”。他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嵋，途中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旁边经过，竟然仰卧着身子，神情倨傲，毫无军人仪态，形象也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峨嵋道旁遇到的“某些军官”，不是川军还会是谁，座下学员们坐立不安，私下便把这种精神讲话称之为“神经讲话”。
喜好“神经讲话”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军训团的实际负责人陈诚。陈诚不用站在老蒋那么高的位置，自然讲话就更为露骨，也更令川军将领们皱眉。
除了那个著名的“烂飞机论”外，陈诚有一次兴致来了，还脱口而出，说地方军队都是“天不知好高、地不知好厚”的“土匪式集团”。
此语一出，全场哑然，连蒋介石都觉得有些过分，为此曾纠正陈诚，要他把话放和缓些。
刘湘名义上是军训团的副团长，其实也就是集体挨训而已。蒋氏君臣在台上搞大批判，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他，因此每次出场都表现得沮丧忧郁、闷闷不乐。自陈诚放出“烂飞机论”后，他更是垂头丧气，经常托病不肯与会。
偶尔几次，刘湘也被请上台讲话，讲特种战术。他避当时流行的反游击战和碉堡战术而不谈，专门讲如何打游击，如何以弱胜强，如何以软对硬。
问刘湘针对的假想敌是谁，他说是日本人，明眼人却能马上听出，他所说的“强”是谁，“弱”又是谁。
陈诚见刘湘已经露出被逼急了的味道，赶紧叫停，不再让他发言了。
对刘湘来说，没面子尚在其次，更怕的还是被挖墙脚。
按照规定，川军营长以上都要到峨眉山受训，军训团便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拉拢，恨不得让每个军官都“中央化”。
比如你是旅长，但军衔只是上校，现在有军政部的“同班同学”，就可以把你提为少将，同理，师长也可以提为中将。
众人皆大欢喜，都认为自己入了“国家系统”，地位从此有了保障，潜移默化中，便有了向“中央”靠拢的意识。
邓锡侯、刘文辉自然是早就与刘湘面和心不和的；孙震、杨森也相继倒向蒋介石；尤其杨森，向来崇拜强人，他佩服能压住刘湘的蒋介石，就学着老外，把自己养的一条爱犬取名为“介石”。之后，蒋介石让他到哪就到哪，刘湘完全使唤不动了。
在军训团的暗中许愿下，刘湘的一些嫡系大将也开始变心。
刘湘在川军中实施“新战法”后，郭勋祺、刘兆藜这些少壮派风头正劲，反而范绍增等人落了伍，因为在对红军作战中表现不力，范绍增还被刘湘拟以“撤职查办”论处。
范绍增不服。江湖中人，武艺高不高不重要，重要的是忠心和义气。范绍增自觉对刘湘够忠心够义气，从前刘文辉出那么多钱收买，也没背叛老大，之后更是出生入死，数数身上替老大挡下的子弹伤疤都有好几处，现在突然翻脸无情，竟然要没收股份加扫地出门了，世上哪有这种道理，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可是再不服也没用，因为刘湘早已不是那个光凭义气混饭吃的江湖老大了，而且他对下属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
哈儿正准备自认晦气，意外出现了——蒋介石不同意。
刘湘的所有奖惩令，都必须报经蒋介石批复，原先不过是形式主义，履行一下程序，但老蒋越来越不满足于形式，接到刘湘的报告，他随手批复：“撤职留任”。
“查办”变成了“留任”，劫后余生的范绍增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反过来，对刘湘自然就横生怨怼。
昔日的“关张赵”，唐式遵和王缵绪都有些动摇不定，只有潘文华一人还像关云长的样儿，对刘湘依旧很忠心。
自蒋介石开始贴身紧逼，刘湘可谓事事不顺，就连“新政”的推行也变得困难重重。
他颁布命令，要在成都征收房捐。像所有触及利益得失的新政策一样，命令一出台，便遭到房东们的激烈反对。
一般老百姓比较好应付，让刘湘备感头疼的是还有一些特殊房东，比如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等“武备三老”。
川军诸派系中，数武备系资格最老，混得却最惨，远远落后于速成和保定，从心理上来说，就一直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见民众对房捐不满，武备系便借机闹事，由“武备三老”率领部分武备生，牵头进行联合抵制，并以游行罢市相要挟。
眼看“新政”即将夭折，刘湘本人和四川省政府的威信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情急之下，刘湘不得不使出狠招。他双管齐下，一面派兵把尹、胡、刘的住宅包围起来，请“尹都督、胡都督、刘将军不要出去”，理由是外界谣言太多，会发生危险，实际上是软禁了三老，一面又逮捕了几个带头闹事的武备生。
就在事态即将得到控制的节骨眼上，老蒋突然横插一杠子，他给刘湘下达命令，要求立刻撤去包围三老住宅的军队，同时释放被扣押的诸人。
刘湘顿时压力山大，有一种拿着话筒要唱歌，中途却被别人切了歌的感觉。
蒋介石此举不过是要借机收揽人心罢了，就像他将范绍增的“查办”改成“留任”，这一点，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可是你要扮好人，做包公，我就只能演坏人，当奸臣了，以后可怎么个混法，还让不让人有点气质了？
刘湘拒不从命，蒋介石没了面子，也十分不满。原先矛盾还藏在彼此心里，这时候就从肚皮里爬出来，露到了脸上。
试探气球自蒋介石入川以来，仅仅半年不到，刘、蒋二人已形同陌路。他们眼里的对方，看着明明都是在身边，实际上却远得像在天边了。
1935年夏天，刘湘在重庆宴请蒋介石，试图弥合裂痕。对于此次“温情外交”，他可算是费尽心机，不仅设宴于家，还提出要借用蒋介石的“御厨”，以便做出的菜肴能符合老蒋的胃口。
邓汉祥奉命找杨永泰，杨永泰请示蒋介石后说：“就用刘甫澄（刘湘）自己的厨子好了，不必在馆子里叫菜，也不要另约外客，只是参与机要的几个人作陪就行。”
双方经过商讨，决定以邓汉祥、杨永泰等少数几个人在席间作陪。
蒋介石到刘宅后，先跟邓汉祥聊了一会儿，当蒋介石问起，邓汉祥身为外省人，如何会来四川做事时，邓汉祥便把昔年随陈宦入川的经历讲了一遍。
邓汉祥注意到，在他讲到与冯玉祥的那段过往时，蒋介石似乎很感兴趣。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历史恩怨也十分复杂，这大概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蒋介石会感兴趣，然而邓汉祥很快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正式入席后，蒋介石举止矜持，每上一菜，他一定要等别人先吃，然后才动筷子。轮到喝酒时，他也是举而不饮，显露出很不放心的样子。
蒋介石拧巴，弄得大家都拧巴，这顿饭吃得很是费劲。
你可以说这是蒋介石在展示他的修养，但在这个敏感时刻，特别是联想到吃饭前的谈话，刘湘君臣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当一致：老蒋不是嫌川菜不好吃，是怕酒菜里有毒！
当年，邓汉祥曾给陈宦献计，让他给冯玉祥摆一桌“鸿门宴”，蒋介石很可能把这场家宴也视为了“鸿门宴”。
喝酒不辩论，辩论不喝酒，看来光靠吃饭还是难以打开僵局，刘湘决定再作最后一次尝试。
他求见蒋介石，当着面说：“我患上了胃溃疡，现在病势沉重，自知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之所以还在勉强主持四川军政，一是要报委员长（蒋介石）知遇之恩，二是想以善政来回报地方父老多年的栽培。”
一个重症病人关于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述，无异于一颗重磅催泪弹，换别人，早就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可蒋介石似乎不为所动，他一脸淡然，看不出表情上的任何明显变化。
刘湘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要加强国防，尽可放手为之。至于四川军政措施，也请明示，我唯命是从，但希望大家能够通力合作，以收指臂之效。”
言下之意，他不仅不敢跟蒋争夺天下，还愿意对其俯首帖耳，条件不过是容他在四川当个诸侯王。
从“问鼎中原”，再到“三分天下”，直至甘为蒋介石治下的小小诸侯，对刘湘而言，真是已经退让到了极致。他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曾经的理想和事业，是怎样从一轮光彩照人的明月，蜕变成了一只微不足道的萤火虫。
刘湘一边说一边流泪，这是真情流露，并非刻意做作。
刘湘的眼泪，终于让蒋介石不能不有所表示：“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
寥寥数语，听在刘湘耳朵里，不过是端茶送客的意思。他的“披沥肝胆”和“垂涕而道”并无任何实效，对方回赠的仍只是敷衍和敌意。
在回公馆的路上，刘湘心凉如冰。他终于明白，老蒋根本不认为他们之间存在任何合作关系。
如今的刘湘，就相当于四川内战时期的小诸侯，邓锡侯、田颂尧一类，蒋介石则俨然是当年志在统一全川的刘湘或刘文辉的翻版。
明明是我的款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别人的，这让人情何以堪啊？
让刘湘特别难以接受的是，即便他委曲求全，像邓锡侯、田颂尧那样，只图做个地方上的小小诸侯，蒋介石也不答应，这还让人活吗？
仿佛一千多年前发生的那个著名故事，南唐后主李煜向赵匡胤求和，又是赔礼又是致歉，啰里啰嗦，眼泪鼻涕一大把，赵匡胤一句话便把他踹到了九霄云外：“毋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
李后主流泪了，刘湘也流泪了，都是在看似无法战胜的超级大鳄面前。但在遭到拒绝之后，他们本质的不同也就显现出来了。后主只会继续哭着写词，感叹“小楼昨夜又东风”；而刘湘未等泪干，就发起犀利的反击，而且不死不休。
眼泪不过是武器中的一种，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软弱和投降，那你就错了，大错特错！
与蒋介石一样，在刘湘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一颗经过千锤百炼的强大内心。
回府之后，他立刻召来邓汉祥，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完了作出结论：“蒋介石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事实上，在与蒋介石摊牌之前，刘湘早已左右盘算，把所有成败得失都想清楚想透彻了。
刘湘过去被段祺瑞评为“能容不能断”，这也确实曾是他的致命弱点和软肋，在与熊克武、杨森等人周旋的过程中，他多次受累折戟于此。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炼，在成熟期的刘湘身上，已看不到这一明显缺陷了。
正如刘湘在“煮酒论英雄”中所分析的，二刘都是川中英雄，而最后他之所以能超越刘文辉，后来者居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比刘文辉更能“断”。
一旦决定要跟蒋介石抗衡下去，刘湘便不会再犹豫动摇。
1935年8月，四川各界在成都举行大会，追悼空军阵亡将士。蒋介石未参加，由顾祝同代为主持，顾祝同发言后，便按例请刘湘讲话。
都以为这只是个形式和礼仪，追悼会很快就能结束了，大概顾祝同也是这么认为。不料刘湘一开口，几乎把所有人都给惊倒了。
他大讲特讲建设空军的重要意义，以及对空军的重视，言辞之间毫不谦逊，让人感觉，仿佛“中央空军”都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
庄严肃穆的气氛没有了，就看到刘湘在主席台上雄论滔滔，连下面的普通听众都能听出来，这是某个人在向社会和公众显示他作为四川首脑的地位及身份。
此后，刘湘一发不可收，凡是重大集会场合，只要有机会让他出声的，他就绝不放过，必会发表一番宏论才肯罢休，俨然麦霸一个。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会议组织者事先做了安排，限定由蒋介石一人讲话。
蒋介石对此当然也有所觉察。
不久之后，重庆、成都同时传出流言，称蒋介石要把刘湘与河南省主席刘峙进行对调。
刘湘闻言大为紧张。
政治流言往往不都是空穴来风，很多时候，它其实就是有人特意放出的“试探气球”。
入川以来，蒋介石虽无陈诚之刻薄，却也差不多把刘湘看成了民国版的刘璋，恨不得一夜之间取而代之。只是刘湘毕竟已在四川经营二十余年，势力盘根错节，就像老树一样，不是那么容易拔掉的。
再者，“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四川情况向来复杂，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影响全国局势，以蒋氏之老到，必然要反复权衡。
显然，这个气球要试探的，是刘湘的虚实和四川的民意。如果施放者认为得到的反应尚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很可能不再是流言，而是事实了。
刘湘紧张，就紧张在这个地方。
尽管出了身冷汗，但刘湘的阵脚并未慌乱。
你会传流言，我也会造舆论。刘湘及他的班子针锋相对，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川人治川”。
四川应由四川人来治理，刘峙虽然也姓刘，可他不是川籍！
“川人治川”一提出，就遭到一些名流的质疑，刘湘随即聘请张澜为最高决策顾问，用笔杆子进行还击。
张澜不仅著文反驳质疑者，还索性把“二刘对调”的传言摊到了明面上，实际就是向蒋介石直接喊话。
张澜旁征博引，论述了一番撤换刘湘的不当，同时从旁观者的身份，呼吁蒋介石信任刘湘，以安川局。
给张澜这么一嚷嚷，蒋刘矛盾便被完全公开化了，蒋介石能做的，也只有赶紧站出来，把传言宣布为谣言。
在闪身躲过对手的重拳后，刘湘对己方阵营也做了进一步调整。
刘湘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网络，王缵绪、范绍增等人的自大和不满，都没能逃过他的耳目，这些曾经的嫡系部将也让他甚为失望。
刘从云在的时候，刘湘一直怀疑王陵基是脑后生着反骨的魏延。但事实并非如此，王陵基离开四川前辞“黄袍”而不受的表现，让刘湘感动不已。
原来，“王老师”不是魏延，他应该是黄忠才对。倒是王缵绪没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成了李鬼，那个绿林出身的范绍增就更不用说了。
时隔多年，刘湘重新召回王陵基，任命他为保安处处长。
川军原有五十万，蒋介石和刘湘初次会晤时，便建议他进行裁撤，刘湘百废待举，也知道四川经济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军队规模过于庞大，因此同意将军队进行缩编。
要缩的话，大家都得缩，在诸侯军队整编的同时，第二十一军也缩编了二十几个团。不过刘湘留了个心眼，他在各专区设立保安团，各县设保安队，这二十几个团就被隐藏在保安团和保安队中，相当于刘湘秘不示人的预备部队。
让王陵基主管预备部队，足见王陵基在刘湘心中又逐渐有了位置。
潘文华能用以压阵，王陵基可备不时之需，唐式遵尽管不太让人放心，但此君胆子不大，给几句狠话便会服软，这使刘湘对军队又有了些底，他把重心移向了政治。
在对蒋介石的真情告白中，刘湘关于自己病情的描述也并非完全夸大其词，他的胃溃疡确实很严重，不得不到大邑老家静养，办公时间因此被迫减少，即便是省务会议，也常常无法出席。
刘湘与蒋介石的争斗，是为了在夹缝里求生存。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两人既在拼毅力，也在拼体力，面对新的“政治战”，刘湘常有不堪重负之感，他急需找到一个可靠的政治搭档和助手。
刘湘身边谋士如云，可是能胜任这一角色的却非常之少。
不是谋士们不行，是刘湘提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这个人必须聪明睿智，既娴熟于内政，又擅长于外交，而且必须绝对忠诚可靠。
“神仙军师”刘从云早已名誉扫地，且不去说他，钟体乾、张斯可等人都是内政强于外交，难以独当一面。
有一段时间，刘湘曾看好“财神爷”刘航琛。刘航琛的理财能力没得说，人聪明，年纪又轻，做官做久了，内政方面不过是一通百通。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去京沪两地出差，见过大世面，交际对他而言并非难事。
可也许正因为做官的时间太长，在刘湘眼中，刘航琛的个人形象开始变味了。
刘湘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刘航琛从禁烟款里提了六十万现金，私底下拿出来送给他。
刘湘自奉俭约，也很注重部下的个人操守。刘航琛刚出道时公私分明，所有采购中得到的佣金都如数交账，曾因此获得刘湘的赞许和欣赏，他想不到刘航琛会如此做法，甚觉意外，当即严词拒绝。
刘航琛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急忙改口说：“这笔钱不是送军长个人的，而是拿来作团体基金的。”
既然如此，刘湘就没再说什么，他把所有钱款都交由刘航琛管理。
过了一段时间，刘湘调查到，那六十万现金跟团体基金并无关系，它先是被刘航琛拿去开办银行，之后就干脆进了刘航琛的个人腰包。
刘湘愤恨不已，他给刘航琛的评价是“华而不实，心术不正”。在组织省府班子时，他最初都不愿意让刘航琛出任财政厅长，只是南京方面也知道刘航琛是不可多得的理财专家，一再坚持，加上又无其他合适的替代人选，刘湘才勉强松了口。
刘湘的用人原则，与三国时的刘备十分类似和接近，也就是都很重德。
一个人能德才兼备固然好，可如果二者不能兼得，那么“德”就一定得排在“才”前面，为此，哪怕弃“才”而不用。
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所得到的必然经验——无“德”之人一般很难做到忠诚可靠，被敌方阵营收买的几率也相应变高了。换句话说，他的“才”越高，给你造成的潜在危险反而会越大。
非常时期，刘湘尤其重“德”，这个所谓的“德”，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对他的忠诚程度。
所有谋士客卿都筛过一遍，符合要求的只有邓汉祥一人。
刘湘起初看重邓汉祥，即源于对方的个人操守。入幕刘湘后，邓汉祥长期驻于京沪，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所受到的诱惑也就特别多，但从未有人能攻破他的防线。
刘文辉派驻沪代表私下相送一万元现金。邓汉祥不愿接受，并在电报中告知刘湘，刘湘回电：“朋友所赠，受之有何不可。”
邓汉祥依言收下了钱，不过转手就存入了银行——那个驻沪代表所创办的银行。用意很明显，就是为日后交涉提供便利。
当初范绍增也把刘文辉的贿赂上交“组织”，而且同样被刘湘奖励。但对于奖金的分配，范绍增是用来给自己买了新房，邓汉祥却仍用于公事，仅此一点，便足以让刘湘对其刮目相看。
刘湘日益信赖邓汉祥，有些追随刘湘多年的部下僚属不服气，认为邓汉祥入幕时间不长，又整天在外面与蒋介石的人结交，谁能保证他会一直忠心耿耿呢。
还有人说邓汉祥与刘文辉经常互通信息，怀疑邓汉祥暗中早就与刘文辉有了一腿。
刘湘不以为然，一笑置之。某次，他的侦察电台截获一封密电，那是刘文辉的驻外代表发给刘文辉的，上面说邓汉祥一心为刘湘效命，对其他人包括刘文辉在内都是意存敷衍，因此千万不可过分信任。
刘湘将这封电报遍示左右，才解除了众人的疑惑。
四川省政府一成立，刘湘就任命邓汉祥为秘书长，替他筹划内外事务。邓汉祥也应命直接站到前台，与杨永泰和康泽等人展开“政治战”的较量。
蒋介石不断接到关于刘湘“桀骜不驯”的报告，他势必也要进行内部调整，以便加大对刘湘的压力。
1935年10月，蒋介石在重庆设立行营（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
两个月后，参谋团奉令撤销，人员被并入行营，贺国光改任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从表面上看，重庆行营主管川滇黔三省军政，但实际重点都在四川。行营的三名首要人物，顾祝同只是挂个头衔，并不具体理事，贺国光则属于场面上的好好先生，唯有杨永泰锋芒毕露，是个寸厘不肯相让的厉害角色。甫一到任，他就通过种种办法，安插亲信担任督察专员，同时以合办的名义，派专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
康泽在重庆行营内并无席位，但他属于蒋介石直接指挥和调遣，与杨永泰一上一下，等于一个是师爷，一个是打手。
康泽以复兴社为骨干，重点推行“政训战略”：在各专区设立政训室，各县设置政训员，同时利用已建立起来的保甲制度，对各县联保主任、保长、甲长进行调训。
杨永泰和康泽展示给刘湘看的，是一幅可怕的图景。
几个督察专员的位置倒还没有什么，反正没有一世的专员，到了一定时候就可以撤换或调任。但你想想，如果未来的县长、区长，一直到现在的保长、甲长，全都是对方训练出来的，那就撤无可撤，换无可换了，而正是这些人，决定着今后四川地方究竟听谁的。
邓汉祥奉命拍马上前。
谋士对阵，与武将不同，表面上，你闻不到一丝一毫的硝烟味，甚至邓、杨之间还会惺惺相惜、互致殷勤。
邓汉祥知道杨永泰是广东人，而且对美食很是在行，便在四川有名的酒家订制粤菜，派人按日送到杨永泰公馆，极尽周到之能事。
另一方面，杨永泰也向邓汉祥频抛绣球。
此前，张群接任湖北省主席，曾有意邀请邓汉祥去做行政督察专员，被邓汉祥一口婉拒，但杨永泰仍不死心，仍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对邓汉祥进行劝诱。
他经常说的是：“我看准了，你那个伙计（指刘湘）就是个刘璋，与之共事，能有啥前途！你还是到我们这边来，先当个次长，我保证两年以后能当上部长。”
其实这也是一种战术，叫做攻心战。尽管大家都知根知底，出击之前就预料到要打动对方难如登天，但该出的招还是得出。
化骨绵掌之后，便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小动作。
杨永泰派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邓汉祥就亲自主抓县政训练。
县训期间，他每天过问训练班的授课和办学情况，每周一定要给学员作两个小时的“精神讲话”。针对学员全都是清一色的四川人这一特点，他在讲话时极力灌输“川人治川”的理念，告诉学员绝对不要走“中央”的路子，否则四川就难以搞好云云。
在这些学员中，也许不乏慷慨请命、指点江山的理想主义者，不过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还是希望能借此谋个好饭碗。邓汉祥明确地告诉众人：“县长、区长都是由省府委派的，行营虽然可以管省府，但绝对不能委任县长、区长！”
他就差对着学员们喊出来了：记着，你们只要拥护刘湘，跟着省政府走，我就一定能给你们好的前程！
邓汉祥所说也并非虚言。刘湘不是一个紧握所有权柄，死也不肯放手的人，早在重庆崛起的时代，他就曾把财权交给了刘航琛，以便对方便宜行事。自从判定刘航琛“心术不正”后，他又把这部分权力包括大部分用人权，又移交给了邓汉祥。
除省政府的厅处长以及专员，须刘湘本人亲自裁决外，其他诸如县长、区长，皆由邓汉祥一人定夺，甚至于刘湘下手令委任的县长，如果邓汉祥以为不妥，刘湘亦会马上收回成命。
县训班一结束，邓汉祥便运用手中权力，对毕业学员予以重用。当然这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要对刘湘忠贞不二。
在邓汉祥的大力拔擢下，全川一百多个县，过半的县长为县训学员，五百多个区的区长，全部由县训学员充任，至于各县政府的秘书、科长，也几为县训学员所包干。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培养重用，比空口许诺“你们就是明天的希望”之类要实际得多，也因此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少指责，以为学员毕竟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怎能一下子提拔到如此高位呢？
邓汉祥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他说：“这些年轻人都是四川人，又属考试录取，他们年富力强，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为什么不可以量才使用呢？”
见邓汉祥冲到了第一线，杨永泰又岂是省油的灯，正当两人相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忽传命令，要抽调杨永泰前去湖北。
湖北原由张群主政，但这时中日两国频频发生摩擦，日本在外交上又步步紧逼，蒋介石便决定让张群前去周旋，所留下的空缺，由杨永泰填补。
1935年12月，杨永泰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离开了四川。邓汉祥乘势而进，完全占领了“县训”这块在他看来举足轻重的阵地。
刘湘主政期间，邓汉祥共主持了三期县训，培训学员一千多人，这些学员皆尊邓汉祥为师。一时间，邓汉祥的门生遍布全川。
为了继续团结和约束这些门生故吏，邓汉祥又组织了县训同学会，专门考察毕业学员的思想言行，一旦发现有投向“中央”或偏于其他派系的言行，立刻就会被罢免或剔出局外。
随着杨永泰的暂时离去，两个强硬对手变成了一个，邓汉祥只需向康泽一人开战。
他以县训学员为骨干，在各县设立保甲人员指导室，以县长、区长来对甲长、保长实施“消毒训练”，同时实行省政统一，使专、县、区都被掌握在省政府之下，从而大大限制和削弱了复兴社的政训活动。
要论政治才能和谋略，康泽还远不如杨永泰，邓汉祥这一着棋过去，差一点就把他给将死了，以致于康泽手忙脚乱，全无应招之策。
刘湘和邓汉祥初战告捷，但这对君臣并没能因此高枕无忧。
自从有过把他调到河南的传言之后，刘湘就特别注重相关情报，唯恐漏掉蒋介石对他伺机下手的任何一点动静。
他在省府建有情报机构，大量搜集与蒋系阵营有关的情报。除此之外，他还从侦察电台抽调了两名破译密电的高手，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重庆行营、康泽同蒋介石来往的密电。
每天晚上，刘湘都会认真研究这些情报、密电，发现几乎全都是针对他的攻略，内容从“挖墙脚”到“政治战”，无所不有。最让刘湘感到寒心和后怕的是，他发现蒋介石在四川有一个“五运”计划，即用“军运、匪运、团运、学运、民运”，来对刘湘阵营进行全面瓦解。
看来要是不彻底整倒我，老蒋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是刘湘经过研究后得出的最终结论。
和熊克武、杨森、刘文辉不一样，蒋介石就是一只难以匹敌的超级大鳄，只要他下了狠心，什么“川人治川”、县训同学会，不过都是浮云，人家立马可以将其全部摧毁。
一想到前期所有的努力，到头来都可能沦为一场春梦，刘湘便感到不寒而栗。
他必须寻找新的对策。
这一次，刘湘把蒋介石当成了师傅。蒋介石曾告诉他，与红军作战，最好的办法不是以军事对军事，而是要“三分政治，七分军事”。
刘湘来了个以毒攻毒，把这套方略运用到了蒋介石自己身上，名称也变了，叫做“表面敷衍，暗中防范”。
“表面敷衍”暗合“三分政治”，就是给蒋介石打马虎眼，用笑脸将他哄住。“暗中防范”则与“七分军事”接近，是要联络全国各地的反蒋派别，像战国时那样，以“天下之士合纵而攻秦”。
一人饰不了两角，刘湘把扮笑脸的活交给邓汉祥，今后与蒋介石的所有接洽和函电，也全部由邓汉祥负责办理。
恶人甚至是敌人的角色，则由刘湘亲自扮演和统筹。考虑到“暗中防范”的风声传出后，可能会影响邓汉祥取信于南京政府，在公开场合，他都有意让邓汉祥采取回避态度，只由钟体乾、张斯可等其他谋士参与其中。
刘湘首先想到的是联络南方诸侯，除了区域接近，当时的南方诸侯也确实声势很大，其中陈济棠在广东，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龙云在云南，皆能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此前，刘湘为了表示向蒋介石一边倒，已将派往各省接洽的代表一律撤回。这时便又以张斯可等人为代表，偷偷前往两广和云南进行联络。
两广和云南所面临的威胁，跟刘湘没有什么两样，双方很快就情投意合，走到了一起。
有了这么多反蒋派别撑腰，刘湘的底气一下子壮了起来。
过去连上个街都跟逃犯似的，凭什么啊，难道我就不能表现出一点腔调来？
1936年6月1日，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以抗日为名通电反蒋，李宗仁、白崇禧也摩拳擦掌，南京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给四川省府发来电报，要刘湘通电指责陈济棠“据地称兵，破坏统一”。
邓汉祥接到电文，深感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赶去大邑，面见正在养病的刘湘，与之会商办法。
刘湘一听就乐了。
原来他老蒋的光脑袋上也会被人扣屎盆子啊，这时候才想起我的好处，要我跟他站一边儿了，那早干什么去了？
刘湘的两只眼睛光芒四射，他对邓汉祥说：“四川输赢吃糖的机会到了，这回老蒋同两广打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无论谁打胜，都非得拉拢四川不可。”
话虽这么说，可刘湘毕竟不同于水晶猴，他内心是有情感倾向的。当邓汉祥主张响应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发一个通电以坐观成败时，刘湘极不赞同。
“我们应响应两广、壮其声势，若不然，两广先败，四川更无法对付老蒋了。”
依照刘湘的吩咐，邓汉祥回成都后便以一百字为限，复电陈、李、白，同时将原文通电全国。
这份电文显然是帮两广说话的，其中没有提到一句有关“据地称兵，破坏统一”的罪状。不过因为有邓汉祥的提醒，所以又不无敷衍南京政府之词，比如劝两广应服从“中央”之大计，切勿操之过急等等。
通电发出后，刘湘紧接着也来到成都，并秘召高层官员商讨此事。
会上，参谋长傅常主张，不仅在电文上响应两广，实际上也要行动起来。
刘湘的幕僚群最初以张斯可、傅常、乔毅夫为核心，钟体乾作为他们在速成学堂的老师，是后来才加入的，在刘湘营内，这四人始终都身居要位。
傅常与乔毅夫都是同盟会员出身，傅常还曾追随过熊克武，后经人介绍，才以速成同学的身份投奔刘湘。因为这层关系，傅常的很多观点都较为激进，是一个有着武将气质的文臣。
当时成都设立了中央军分校（即黄埔军校），它和重庆行营一道构成了蒋介石控制四川的某种象征。傅常提议，应该先出兵包围成都分校及重庆行营，占领并接收过来。
傅常话音刚落，潘文华等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
会议达成一致，刘湘发现邓汉祥从头至尾都保持沉默，便问他意下如何。
邓汉祥这才说：“我原则上同意大家的意见，但采取的具体步骤应该慎重。”
邓汉祥虽未像张斯可等人那样出使外省，但他对外界形势却能做到洞若观火。在他看来，两广的一致反蒋，并不表明其内部已铁板一块，事实上广东和广西在很多方面尚有分歧，这就给蒋介石造成了各个击破的可能。
蒋介石就像当年的刘文辉，最擅长用挖墙脚的办法来对付各省诸侯，邓汉祥怀疑，陈济棠手下也许已有人被挖了墙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极有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先是广东阵营大乱，然后广西望而生畏，最后树倒猢狲散。
邓汉祥据此认为，四川方面发一个倾向两广的通电，可能已惹得蒋介石不高兴了，不过毕竟还不会带来危险。但要是马上出兵，万一两广招架不住，蒋介石的矛头必然转向四川，由此就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他主张先作暗中准备，等两广战事到达重要关头，再采取行动。
刘湘听完邓汉祥的分析，觉得这样确实比较稳妥，当即表示同意。可散会之后，又觉得怎么都不甘心。
刘湘和蒋介石现在的关系，若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句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很多时候，当想到蒋介石、陈诚挖苦他的那些言语，看到蒋介石暗中捣鬼的情报和密电时，他都有一种立即把蒋介石揪出来一把掐死的冲动。
这是与蒋介石的共同斗争，倘若缺了川军，导致功亏一篑，那岂不是会留下终生之憾？
在傅常、潘文华等人的撺掇下，刘湘仍旧瞒着邓汉祥，密令所部乘夜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结。
刘湘调兵遣将、静候两广传来佳音，却完全没想到会风云突变。
1936年7月14日，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发出反陈通电，广东空军也跟着哗变，蒋介石一枪未放便将陈济棠放倒在地。
邓汉祥的顾虑转眼成为事实，正要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刘湘，一不小心就扭到了腰。他赶紧偃旗息鼓，悄悄收兵，但仍然紧张万分。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会不会走漏了点风声呢？如果蒋介石知晓内情，会不会马上引兵西向？
所有这些都不是嘻嘻哈哈就能糊弄过去的，刘湘急到几乎一夜白头，他亲自赶到邓汉祥家里，要邓汉祥代表他到江西庐山去谒见蒋介石，以便摸底。
邓汉祥跌足长叹：“我早就说过，不能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再去，还有什么用呢？”
刘湘一听脸都白了，双手拉住邓汉祥不放：“现在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而是非去不可。我们必须弄清楚，蒋介石究竟是否知道动兵这件事，如果知道了又是什么态度，这样才好定下应付之方。”
明知棘手，可眼看着“主公”已经山穷水尽，邓汉祥别无选择。
直接找蒋介石，多半要吃闭门羹，邓汉祥决定先飞汉口拜访杨永泰。
一见面，邓汉祥还未开口，杨永泰就说：“你这位大军师，认为陈济棠造反，就是倒蒋的机会到了，怂恿刘甫澄连夜调动军队，准备围攻重庆行营及成都军校，以为我们都不知道？”
邓汉祥心里咯噔一下，看来纸终究包不住火，到底还是露馅了。
施过下马威之后，杨永泰又道：“我过去听信你的话，拼命帮助刘甫澄，康泽因此造了我不少谣言，甚至说我受过刘甫澄六十万元的贿赂。蒋先生（蒋介石）固然不会相信这些谣言，但他为何不把我调回身边，而要我远离他，在湖北任主席？不能不说，都是受了这些攻击的影响。”
杨永泰确实曾在蒋介石面前替刘湘说过话，并且不止一次。当然其出发点绝不是如他所言，是“听信”了邓汉祥的一面之词，而是出于策略需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罢了。
康泽造杨永泰的谣也是真的。杨永泰、张群等人被外界称为新政学系，长袖善舞是拿手好戏。而康泽的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包括康泽本人在内，擅长的都是打打杀杀或谍战暗杀，他们对政客伎俩完全是雾里看花。
既然弄不懂，便会自然而然地编出另一种解释，比如“杨永泰受贿论”，然后康泽便以“嫡亲儿子”的身份，三天两头地在蒋介石面前拿这个打杨永泰的小报告。
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是不是受了康泽的“陷害”，邓汉祥并不完全清楚其中内幕。他只从这番含着骨头还露着肉的说辞中，听出杨永泰是在以攻为守，以免再趟浑水。
杨永泰上下嘴皮合不住，来了之后，就听他一个人在说，接下来也该邓汉祥来两句了。
邓汉祥认为杨永泰说得不错：“四川情形极其复杂，重庆行营及复兴社的一些人，天天挑拨离间，就唯恐四川不乱。而且在收回防区之后，原有防区内的各军头对刘甫澄也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谣言满天飞，乃是意料中事。”
说到此处，邓汉祥突然话锋一转：“你接受贿赂是谣言，其实川军调动也是谣言，刘甫澄何曾有过调兵遣将的事呢？”
事到如今，大家都得把脸皮撕下来放到裤兜里，不能认的打死也不能认。
可杨永泰是何等精明的角色，对邓汉祥的话他完全不信，认为这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如果连杨永泰这道后门都迈不进去，谒见蒋介石岂不是成了镜花水月。邓汉祥又气又急，他很愤慨地对杨永泰说：“如果连你都相信刘甫澄会调兵，那还说什么呢？我明天就飞回成都，静候蒋先生派兵去打四川好了。”
说是明天就要回去，邓汉祥却根本就没挪步。
这是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招，为的就是用激将法打开对方的心理防线，邓汉祥相信，杨永泰一定还有余地和底牌，他必须逼杨永泰把它们全亮出来。
杨永泰听后果然神色缓和下来，尽管该守的仍是一着不让：“据我所知，刘甫澄调动军队确有其事，或者是他瞒着，没让你知道，所以你还蒙在鼓里。刘甫澄既然已派你到庐山，如果中途折回，岂不又加上了一道裂痕？”
杨永泰不会让邓汉祥回去，因为他的底牌是不主张对四川用兵，说得更准确一些，是不主张现阶段对四川用兵。
此前杨永泰也曾力主以两广事变为由，彻底解决广西的新桂系。但恰在此时，传来了伪蒙军要进攻绥远的情报，这意味着绥远战役即将打响，加上张学良、杨虎城在陕北久而无功（实际已与红军秘密结盟），南京政府不能不将重点由南移北。
邓汉祥还没来武汉，杨永泰就已经认识到，让南方诸侯逐个缴械的时机已经擦肩而过，“剿”只能让位于“抚”。不过一方面他需要通过敲打，来试探四川方面所拥有的底线，另一方面，因复兴社屡进谗言，他也不便再出面向蒋介石进言。
尽管利益和目的完全不同，邓汉祥和杨永泰却已坐进了同一节车厢，他们探讨的话题也相当一致：如何劝住蒋介石。
杨永泰没法陪邓汉祥同去庐山，他预计邓汉祥要是一个人径自去谒见的话，不仅不会有结果，而且肯定会碰大钉子，因为蒋介石对刘湘调兵的事非常气愤。
怎么办呢，杨永泰沉吟片刻，想到了一个人：“你可以找熊式辉，他就在庐山。”
杨永泰、张群、熊式辉，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三个人在政见上比较接近，关系也很融洽。杨永泰对邓汉祥说：“我可以给熊式辉发电报，要他帮助你。你如果有不便直接跟蒋先生说的话，可以托熊式辉转达。”
于是邓汉祥前往庐山，并首先造访了熊式辉。
在熊式辉面前，杨永泰把文章主要做在复兴社上面，尽量渲染康泽在四川如何仇视刘湘，甚至把谣言的源头全都栽赃在以康泽为首的复兴社身上：“他们无中生有地诬蔑刘甫澄，说他勾结陈济棠造反，弄得刘甫澄很没有安全感。”
熊式辉早已接到杨永泰的电报，他笑了笑：“以我同委员长（蒋介石）的关系，他们尚且挑拨离间，何况刘甫澄。不要紧，我先把你的意思转告委员长，委员长有什么回话，我再告诉你。”
有了这么个中介，邓汉祥感觉踏实多了，但他不知道蒋介石能否相信自己编的那套话，所以心里依旧忐忑不安。
熊式辉回来时，仅带回老蒋的一句话：“四川的事不简单，告知邓汉祥马上来见我。”
邓汉祥喜忧参半，喜的是下半句，蒋介石既已同意接见，说明事情有了初步转机，忧的是上半句，“不简单”便是复杂，看来蒋介石对他的话仍存有怀疑。
果然，当邓汉祥求见时，蒋介石怒容满面，连必要的寒暄都没有，就狠狠地掷出一句：“刘甫澄要造反！”
邓汉祥连忙申辩，力言绝无此事，是“复兴社捏造的谣言”。
蒋介石二话不说，喊副官拿来地图，把川军的调动情况指点得清清楚楚，比如这里调集多少部队，那里又调集多少部队。
他一边指给邓汉祥看，一边嘴里恨恨连声：“刘甫澄不仅出动了军队，还是深夜行动，这些都瞒不了我，我已经很清楚。请问，你们这不是在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又是干什么？”
邓汉祥猛然发现，蒋介石所搜集情报之周详，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计。
室内的气压一时低到了骇人，几个闪电从邓汉祥脑海里刷刷蹿过：“委员长一定弄错了，不可能有调兵的事，即便有部队移动，也不是为了附和陈济棠，而是为了剿匪！”
蒋介石瞪大眼睛看着邓汉祥。邓汉祥解释说，四川的土匪跟别处不同，他们同社会上的袍哥向来互通声气，剿匪部队倘若白天行动的活，很可能泄密，因此一定要在夜晚出没，才能打土匪一个猝不及防。
“这是在绥靖地方，委员长千万不可听信谣言啊！”邓汉祥七拐八拐，又回到了“谣言”这个起点。
蒋介石见邓汉祥说得有鼻子有眼，倒也有些信了，邓汉祥趁热打铁，当着蒋介石的面论证起刘湘造反的不可能来。
“刘主席（刘湘）拥护委员长十年如一日，当宁汉分裂，大局未定时，他没有反；当中原大战，胜利难分时，他没有反；今天下已定，谁都能看清局势，刘主席再无知识，又何至于此！”
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邓汉祥洋洋洒洒一通发挥，把蒋介石讲得无话可驳。
联想到刘湘维护自己的一些往事，蒋介石的火气也随之消了大半，他这才顺梯而下：“是啊，所以我还是相信甫澄的，四川的事，仍望他多负责任。”
在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后，邓汉祥又在会谈结束前，请蒋介石写封回信，以便复命。蒋介石慨然应允，第二天请邓汉祥吃饭时，便将亲笔信交给了他。
展开一看，满纸都是如何信赖和倚重刘湘，甭管多言不由衷，至少表明短期内不会与刘湘摊牌。
当夜回到旅室，邓汉祥立即将蒋介石的信件用密码电告刘湘。刘湘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邓汉祥要是再不来信息，他差不多要抹脖子上吊了，接到电文，这才稍稍心安。
邓汉祥乘机返回成都，刘湘派员从机场将其接来，详细地询问了一遍经过，确认无误后才送邓汉祥回府。
此后，刘湘不仅对邓汉祥言听计从，而且幕前幕后的大部分事务都交由他全权处理和运作，使这位幕僚长成了事实上的“川中宰相”。
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邓汉祥地位跃升如此之快，不可能不引起其他“有功之臣”的嫉妒，这些人背后嘀嘀咕咕，扬言：“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邓某何功何德，竟尔坐享其成！”
流言传到邓汉祥耳朵里，让他深感痛心，曾说：“他们会打，当蒋介石要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不都是叫我一个人出面去抵挡吗？他们怎么不敢去打呢？”
刘湘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不管周围如何叫喳喳，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幕中真能胜任折冲重任者，唯邓汉祥一人。舍他其谁？
极少冒险的刘湘没有被险情所吞噬，而两广事变的第一个挑起者、有南霸天之称的陈济棠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迫下野，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东。
陈济棠的遭遇，就是刘湘的噩梦。有了这次经历，他对自己与大鳄之间的悬殊差距看得更清楚了，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捉摸和思考，如何才能增加安全系数。
自然界的食物链总是一环套一环，诸侯们都怕了蒋介石，可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对手，比方说日本人。
诸侯们是“内”，倭国在国门之外，就是“外”，蒋介石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国内摆平了再跟日本人计较。诸侯们则针锋相对，提出“攘外才能安内”，或者“攘外即是安内”、“攘外内自安”。除了御外抗侮的民族情感之外，不得不说，牵制蒋介石，以保全自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
在两广事变中，无论广东还是广西，都以抗日为名，以反蒋为实。广西的新桂系更好，竟然可以前脚接受日本武器和教官，后脚就“北上抗日”，敢情一样都不耽误。
刘湘并不例外，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又比两广要磊落得多。或者可以这样说，从“万县惨案”时杨森与英军对阵开始，四川人对洋鬼子还真没怎么含糊过。
日本在成都原本设有领事馆，不过“九一八”事变后就关门大吉了，日本侨民也撤回了国，此后日本外务省又不断向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恢复领事馆。
外交部长张群征询刘湘的意见。邓汉祥以刘湘的名义复电表示，成都既非商埠，又无日侨，要设立领事馆的话，也没有条约上的根据。当然最重要的是，自东北沦陷之后，川人仇恨日本的情绪甚为激烈，因此请外交部予以慎重考虑。
张群于是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予以拒绝。
日本人不管不顾，仍计划派人潜入成都，横竖一定要设领事馆。
刘湘便与邓汉祥计议，密令全川各地舟车、旅店不许接待日本人，同时派出密探队，跟踪监视所有入川来蓉的日本人。
1936年8月，日本派出四人先遣队，利用各种关系住进了四川的一家大饭店。
刘湘派人规劝未果，就策动了成都各界示威游行，以压迫日本人出境。按照他的要求，示威游行时，军警只能维持秩序，不得对游行队伍进行干涉。
很快游行就出现了失控现象，四个日本人被一顿胖揍，两死两伤。
死了人，便成了异常棘手的外交事件，这就是“成都事件”（又称“蓉案”）。在外交上已饱受日本逼压的蒋介石得知后，很是恼火，专门来电相责，说刘湘事前既未防范，事后又不缉凶，对蓉案应负全责。
不料这次刘湘有高人相助，游行前邓汉祥特地通过民间抗日团体，出面邀请了成都的复兴社指导游行。
复兴社成员大多为黄埔军人，在蒋介石内部属于抗日主战的激进派系，与新政学系的相对低调保守完全不同。接到邀请，他们欣然同意参与其中，甚至没有向蒋介石进行报告。
游行过程中，邓汉祥安排专人，用手提照相机将复兴社成员沿途活动的情形全都拍了下来。现在蒋介石要追究责任，刘湘就按照邓汉祥的建议，把当天拍得的照片函送南京，同时复电说，蓉案系由成都中央人员（复兴社）领导和发动，又是爱国行为，因此，“事前未便阻止，事后无法缉凶”。
本来要打别人板子，没想到闯祸的却是嫡亲儿子，只得放弃追责，改由南京外交部直接与日交涉。
这也是暗斗，而且同样惊心动魄，刘湘差点因此翻船。在赤裸裸的事实面前，那些口头和文字上的“信任”、“倚重”全被击得粉碎，刘蒋矛盾也继续与日俱增，毫无调和的余地。
1936年秋，四川举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临时国大）代表的选举。两大阵营对此都非常重视，康泽把复兴社和别动队都动员起来，深入全川各县，扶助反刘拥蒋的人员参加竞选。
刘湘也亲自拟定各县候选人名单，邓汉祥将名单秘密发给各专员和县长，责成按名单选出候选人，同时还派出视察员，分赴各地监视选举。
邓汉祥暗示那些专员和县长：如果你们不照名单选人，不管专员还是县长，过后一律撤职！
中国近代的所谓选举，实在是个怪胎。从袁世凯时期的逼人投票，到曹锟的贿选买票，再到四川的“监视投票”，可谓光怪陆离，但它又实在是最快捷最有效的，这么做的一方通常都会大获全胜。
临时国大的选举结果，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当选者，皆来自于刘湘拟定的那份名单。
康泽落败，无法向蒋介石作出交代，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以前有个杨永泰，现在杨永泰走了，贺国光便倒了霉。康泽公然向贺国光开火，说贺国光以刘湘的同学自居，平时依仗川军自重，一个劲儿敷衍，乃是此次选举失败的罪魁祸首。
作为重庆行营的实际负责人，贺国光担任的其实是个两头受气的角色，他既要怀柔刘湘，又要承受康泽和复兴社的攻击，实在难受。
贺国光思考了一番，决定去拜访刘湘。他非常恳切地对刘湘说：“我为甫公借箸一筹，你和蒋委员长如能彼此推诚相见，则于国于川，两皆有利。如果相互对立，那大家都无好处。”
邓汉祥此时也在座，未等刘湘回答，他便抢先说道：“刘主席原是拥护委员长的，委员长需衣，刘主席可以解衣，委员长需食，刘主席可以推食，但今天委员长要剥刘主席的皮，人而无皮，又如何可存呢？”
贺国光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怏怏而归。
四川就是刘湘的“皮”，刘湘绝不会容许蒋介石来剥他的皮，这是关乎生存的斗争。
蒋介石暂时欲“剥”而力不能及，缘于北方麻烦不断，刘湘也因此把视线移向了那里，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
在曾经的北方诸侯中，刘湘对冯玉祥最为推崇。倒不是因为冯玉祥与四川有过那么一段因缘，而是他在练兵和军纪上着实有一套，所训练出来的西北军堪称超强军团，这让同为军人出身的刘湘羡慕不已。
刘湘视冯玉祥为偶像，可老冯却并不把他的粉丝放在眼里。不光刘湘，在冯玉祥飞黄腾达之际，凡四川代表及其代表的主人，他一个都瞧不起。常驻冯玉祥处的四川代表，如果要拍发电报，都必须向冯玉祥交出密电本，或是经他派人审阅签署后才能过关，有一段时间，冯玉祥甚至还检查乃至扣留代表们与四川的来往信件。
不过那都是中原大战前的事，之后西北军被打到分崩离析，冯玉祥也退隐泰山，连小诸侯都当不成了。
偶像一不小心落到了地面，但刘湘对冯玉祥和西北军始终还是敬畏有加。某次，他在重庆与冯玉祥的谋士高兴亚偶遇，便请对方以第三人的身份，比较一下成都之兵与重庆之兵，双方孰优孰劣。
成都之兵，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队，重庆之兵，是刘湘的军队。那个时候，刘湘正准备与刘文辉对决，他认为自己的军队起码在军纪上要比前面三位好得多，因此才有此问。
刘、邓、田三家分掌成都，三军同驻一地，彼此不能管辖，秩序当然很糟，甚至常有凶杀案发生却不知道该谁管，成都被称为“三不管”。
高兴亚据实告诉刘湘：“你的军队在纪律上比那三不管的地方要好些，可我见到你的兵还是害怕，没有安全感。”
这已经是隐晦的讲法，就是说刘湘的兵与纪律严明之类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刘湘闻言甚为尴尬，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谦虚地问高兴亚，可不可以将自己的军队训练到以前西北军的那种程度。
冯玉祥尽管落魄，架子还在，尤其是由于正在筹组“抗日同盟军”，随时可以东山再起，因此代表的口吻也俨然像个高高在上的贵族。
听刘湘说要把川军训练成西北军，高兴亚断然回答：“不可能！”
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复制”西北军？你肺活量究竟有多少，能把牛皮吹得这么大。
高兴亚列举了几条练兵的标准，认为川军根本就难以做到，说得刘湘面红耳赤、沉默无言。
冯玉祥以为自己依旧很牛，可命运这东西，是最会捉弄人的刽子手，“抗日同盟军”的台子虽然搭了出来，但没多久就散了。
老冯又成了孤家寡人，没了枪杆子，就只能耍耍嘴皮子，以“在野抗日领袖”的身份混迹朝野。
这时候，张斯可奉刘湘之命找上了门，冯玉祥成为刘湘需在北方借重的第一人。
刘湘对冯玉祥的练兵法始终念念不忘。虽然他已经实施了“新战法”，但还是觉得川军作风不够硬朗，若真和蒋介石刀兵相见，必处下风。
你说标准高不可攀，那我就往下，因陋就简一点行不行，就算练不出正宗的西北军，能端出个“准西北军”也可以啊。
老冯早就今非昔比了，刘湘一抛来橄榄枝，他立马接了过来，并答应派人入川帮刘湘训练军队。
刘湘话语谦卑，表示完全拥护冯玉祥的抗日主张，并希望冯玉祥在这方面把自己当成他的直属部下。
冯玉祥的现状是他没有部下。尽管华北的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都是他在西北军的部属，如今也发展得不错，可冯玉祥对他们的影响力很有限。尤其韩复榘，和冯玉祥不像是老上司和老下级，倒像是几世仇家。
这时候有人口口声声要投至麾下，还是“四川王”，老冯那个高兴啊，认为自己今后又有了实力拥趸，跟蒋介石讨价还价也不再愁没有筹码了。
刘湘当然不是真心要给冯玉祥做小弟，否则他又何至于跟蒋介石闹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
除了要引进冯氏练兵法外，冯玉祥能够吸引刘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刘湘可以通过冯玉祥这个桥梁，与宋哲元和韩复榘建立联系，以作唇齿相依。
冯玉祥不仅一一应允，还授刘湘以计：同共产党交朋友！
刘湘和谁联盟都可以，唯独对此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说：“我跟红军打过仗，现在要化敌为友，如何让我的部下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再说交朋友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要双方同意才行，共产党肯和我交朋友吗？”
冯玉祥于是向自己的驻川代表高兴亚传达指示，让他以聊天的方式给刘湘“作对比”。
高兴亚依言告诉刘湘：“冯先生说，你是军人，你的军队质量和数量，与他在极盛时期相比，何如？”
冯玉祥的极盛时期，也就是西北军的极盛时期，当时拥有若干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而且全部训练有素、战力凶猛，乃名副其实的中原第一军团，哪里是川军能够比得上的。
刘湘连忙答道：“万万不如！”
高兴亚又问：“冯先生的将领都是多年由行伍训练提拔起来的。他本人当旅长有八九年没有升迁，长期扎根于一个旅，与部下有长时间的感情培养，因此这些部下都对冯先生非常尊敬。你与你的将领关系比冯先生又如何？”
刘湘回答：“我的部属军官，多数是半途来归的，不如多矣！”
确实，刘湘的一些嫡系将领，像王缵绪、范绍增，都是从敌方营垒过来的，不是亲儿子，就难免隔着肚皮，这也成为刘湘的一块心病。
高兴亚引用了“冯先生”的话：“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以五百万元收买了韩复榘，三百万元收买了石友三，一下子拉走十来万部队。要是蒋介石来挖你的墙脚，恐怕还用不着五百万、三百万这样的代价吧？”
刘湘老实承认：“很对。”
高兴亚继续发挥：“冯先生与蒋介石是把兄弟，一块磕过头换过帖的，表面上他对冯先生非常推崇，即便决裂之后，还称冯先生为大哥。你同蒋介石有这种关系吗？”
刘湘回答没有。
不仅如此，高兴亚还提到了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恩”：“知道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来又是怎么上台的吗？”
随后他自问自答：“那一次，他是被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逼下台的。之后，冯先生认为白崇禧指挥无方，于是约阎锡山联名通电，请蒋介石复出担任总司令，统一军权。这虽然是战事危机下的无奈之举，但事实上蒋介石就是赖此才得以重新上台的。可以说，冯先生对蒋介石个人有着莫大的恩惠。你对蒋介石有这样的恩惠吗？”
刘湘只能回答：“当然没有。”
按照冯玉祥和高兴亚的说法，冯玉祥对蒋介石这个把兄弟称得上是恩重如山，可蒋介石却恩将仇报，不择手段地收买冯玉祥的部下，把冯玉祥给整得好惨。
高兴亚问刘湘：“蒋介石对有恩于他的把兄弟都是如此，对你，难道还会有所顾忌，不好意思下手吗？”
这些话，差点就将刘湘予以当场秒杀了。照你这么说，我不是注定要完蛋了吗？
高兴亚滔滔不绝，当然不只是为了恐吓刘湘。
冯玉祥以己及彼，对南北诸侯的心理都摸得很透。在高兴亚奉命入川之前，他就特意关照高兴亚，对着刘湘绝不要多谈革命的大道理，因为诸侯也好，军阀也罢，个人利害都是占第一位的，此辈就算嘴里也谈革命，其实不过是打官腔、说空话。
要谈，就谈个人存亡，并让刘湘在既怕“蒋”又惧“共”之间做出选择，不是多项选择，而是单项选择。
在做足铺垫之后，高兴亚终于进入了正题：“冯先生跟蒋介石打交道，吃够了亏，但是他跟共产党交朋友，就从没吃过亏。”
冯玉祥所说的这些皆有出处。比如他与张作霖、吴佩孚在南口大战时，曾经惨败到几乎溃不成军，后来在苏联的帮助下才得以重整旗鼓，而“抗日同盟军”更是直接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支持。
高兴亚转述了冯玉祥的原话：“就以浅薄的眼光来看，共产党是与蒋介石争天下，不是与你刘甫澄争天下。现在蒋介石的刀已插进你的心脏，为什么对与共产党交朋友还心存顾虑呢？你是不是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还厉害，你看看我的情况，就知道不会吃亏！”
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之下，这哪里是浅薄，简直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真理，所谓革命云云，倒真是“打官腔、说空话”。
刘湘听完这些话，顿时茅塞顿开、兴奋异常，他用手在茶几上一拍：“冯先生真乃知我爱我者。我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
经过冯玉祥的说服，刘湘一改出道以来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仇视态度，一面答应释放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一面与延安方面建立了直接联系。
刘湘的代表自延安返回后，向刘湘汇报了毛泽东的话：“只有坚持抗日和民主，才能制蒋，譬如牵只老虎给他（蒋介石）骑在背上。骑上，他就不能有所作为，下来，就要被老虎吃掉。”
刘湘大为叹服，从此将这句话引为圭臬。
延安也向四川派出代表，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人罗世文即于此时入川，他们与冯玉祥的驻川代表（部分也是地下党员）一起，被刘湘聘请为高级幕僚。
刘湘虽然并没能如他所愿，训练出“准西北军”，但在地下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却得以建立起一个神秘组织——“武德励进会”。
“武德励进会”的前身为“武德学友会”。学友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很是相似，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内部结构极为松散，有的人交过会费，却从没去过会址，更有甚者，还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学友会就相当于现在高校的同乡会。要做能做的事无非两样，一是联络感情，大家空下来打打扑克、推推麻将，或者吹吹牛聊聊天。二是办一本会刊杂志，也无非是证明尚有这个组织存在而已。
刘湘新办的励进会与学友会并非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二者并存，学友会属于外围组织，完全公开，励进会属于核心组织，对外始终保密。
励进会的入会手续很严格，必须由两个老会员介绍，并经刘湘亲自批准，才能成为正式会员。
入会之初，会员要宣誓，首要一条便是拥护“会长”，也就是刘湘。毒誓由每个会员自己填写，申明如有违反，须受的各种惩罚：有人填“枪毙”，有人填“杀头”，有人填“家破人亡，断子绝孙”……念完毒誓，还要按手印，整个程序弄得跟加入黑社会差不多。
刘湘最初发展的会员，都是营长以上的实职军官，后来逐渐推广到王陵基的保安队，最后连县政、财政训练班也被纳入其中。
参加过蒋介石峨嵋军训团的军官，被刘湘认定为有“中毒”嫌疑，这些人是不能马上介绍入会的，必须先要到他举办的军官教育团回炉再造。军官教育团名义上是上军事课，但主要仍是“精神讲话”，不过是跟军训团反着来，而且由刘湘亲自主讲，这叫“消毒”。
只有消过“毒”的人员，再经逐个考察，才能拥有加入励进会的资格和机会。
在嫡系将领中，潘文华、王陵基得以被批准入会，成为刘湘暂时能信得过的“自己人”，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则受到励进会的严密侦察和监视，因刘湘怀疑王缵绪加入了复兴社，每天负责在其身前身后盯梢的竟达二十人之多。
继“以神治军”过时之后，依靠励进会，刘湘成功地从“以神治军”过渡为“以会治军”。最盛时，励进会员多达八百人，形成了以刘湘为中心的所谓“甫系”。
在刘湘的护持下，地下党逐渐进入励进会的核心决策部门，并在刘湘与蒋介石的暗斗中扮演起重要角色。
康泽的复兴社无孔不入，到处搜集情报，地下党就在励进会中设立情报训练组，专门训练反蒋特工人员。
别动队持有武器，并受过军事训练，一般人不敢惹，励进会便也相应成立了特务队，对别动队进行打击。
曾有几次，特务队在深夜向别动队员发起暗袭，用麻袋罩住，捆绑后丢入沟内淹死。
别动队在明处，特务队在暗处，四川地方又大，以致于别动队吃了亏后，都不知道该找谁算账。康泽气急败坏，找到刘湘大发雷霆，质问是怎么一回事。刘湘推说他会慢慢调查，就把这个不可一世的锦衣卫头目给打发掉了。
除发起情报和特工战外，地下党的舆论宣传也很有力量。小说《红岩》中除罗世文外的另一个地下党著名领导人车耀先，当时就在刘湘手下担任杂志主编，进行抗战宣传。
蒋介石发现要打入刘湘的军队，变得越来越困难。
参谋团成员去看望一位老友，此人便是加入励进会的少壮军官，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央入川帮助打红军，我们竭诚欢迎，但如果要征服四川，那将受到抵制。”
用“征服”二字，等于把“中央”等同到了异族或者外敌，其敌意可见一斑。
在励进会的明争暗攻下，一贯叫得最凶的康泽率先支持不住，政训活动被迫停顿，并于年底自行撤销，他自己也被调去“禁烟缉私”。至此，除少数隐藏得较深的复兴社骨干外，重庆行营、成都军校以及宪兵团、别动队都偃旗息鼓，躲到了一边，蒋介石的势力在四川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刘湘能够“联共”，并不是真的对共产党和红军起了好感，说到底还是利害关系使然，但他却着实从中尝到了甜头。
“七七事变”以前，延安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据说毛泽东曾亲自致信刘湘，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可是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以帮忙。
众人议定送一万元，在没有通货膨胀之前，一万元不少了。上报刘湘，刘湘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
随手一批，便是五万。
在“联共”的基础上，刘湘再派张斯可赴广西南宁，那里也驻有延安代表，三方代表共同签订了“红（军）、桂、川军事协定”，商定要联合反蒋。
刘湘还希望将省外的这盘棋摆得更大一些。
1936年9月，他召集励进会骨干成员，在成都公馆举行秘密会议。刘湘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如何交结更多的“朋友”，让众人支招。大家一番讨论，所提交的“朋友”名单中有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还有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
最后刘湘选定联络陕西。因为根据情报，蒋介石要调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去福建，调杨虎城及其第17路军（又称小西北军或后西北军）去甘肃，另由胡宗南进驻西安，取代张、杨。
陕西是杨虎城的地盘，张学良则是继“九一八”、长城抗战后便居无定所，只能在陕西寄食以存，蒋介石动了他们的窝，那二位能不跳起来吗？显然，现在联络张、杨反蒋，恰在其时，反倒是韩复榘和阎锡山，小日子一直过得不错，很难下决心“造反”。
经过物色，刘湘决定派黄慕颜完成这一使命。黄慕颜首先去广西，与李宗仁谈定了“川、桂、陕”合作反蒋的事宜，接着再由成都乘机去西安，对外则宣称前往洽谈川陕联防事宜，以避人耳目。
黄慕颜的大舅子在西安绥靖公署任交际处长，为杨虎城的得力助手之一。通过这一关系，黄慕颜顺利地见到了杨虎城，并交付对方一份关于“川、桂、陕”联合反蒋的电稿。
杨虎城说他和刘湘在见解和想法上“完全吻合”，但他要黄慕颜稍等几天，待他和张学良研究之后再行答复。
实际情况是，张、杨正在酝酿一起惊天大行动。
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张、杨在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黄慕颜得知详情后，立即电告刘湘，并建议刘湘解决在川的“中央”势力，以响应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闻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成都进行处置。在接到黄慕颜的电报，确证消息属实后，刘湘君臣又惊又喜。
惊的是，这张、杨也太牛了，我们撑破天，也只敢打打擦边球，玩玩合纵连横，他们竟能给老蒋来个瓮中捉鳖，瞧瞧人家这胆识，惭愧啊。喜的是，不用自己费吹灰之力，嚣张一时的老蒋已经束手就擒，眼看着连小命都要保不住了，真应了那句话，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
当天，四川发出两封通电，一封出自于国民党四川党部，一封出自于刘湘，前者声讨张、杨，后者看似态度模糊，实质是寓支持于模糊之中。
刘湘举止暧昧，弄得贺国光惶惶不安，一再找刘湘和邓汉祥探问，并竭力劝说刘湘拥护南京政府，但收效甚微。
刘湘尚保留着一丝模糊，是受邓汉祥之谏，采取观望态度，多看几天再说。
先看南京。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要举兵讨伐张、杨。早已倾向于蒋介石的孙震闻讯，立即附和，并要开拔入陕，刘湘电令其撤回川境，不准擅自行动。其他如邓锡侯、李家钰、刘文辉，一看事情这么复杂，马上都不动了。
再看西安。“讨逆军”已攻入潼关，并拟派飞机轰炸西安。刘湘一合计，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张、杨恐怕不会再留着蒋介石做人质了，只会将其咔嚓了事。就算“讨逆军”暂时攻不进西安，飞机炸，也得把老蒋给炸死。
那还等什么，动手吧。
正要下达进攻令，有幕僚劝止：“西安那边激战正酣，如此做法，会把“讨逆军”的注意力转移到四川来的，那样四川就要吃苦头了，何必呢。如果能确定蒋介石真完蛋了，到时再动手也不迟。”
刘湘认为有理，于是决定：先布置包围，然后再动手。
刘湘随即以潘文华为总指挥，傅常为副总指挥，将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完全包围起来。
蒋介石在川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成都军校，另外还有宪兵团和别动队。发现自己被包围后，他们当然不甘于坐以待毙，所有大小官员全都自动自发地出来抢筑工事，昼夜和衣不睡，且不论文武，全部持枪在手，欲作困兽之斗。
成都市区由此一片肃杀，街上连行人都看不到几个。
刘湘等着老蒋毙命，便好下达进攻令，但黄慕颜那边又迟无消息。
1936年12月16日，刘湘召集高层会议，以便敲定最终立场。会上，傅常、潘文华主张立即响应张、杨，对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发起进攻。
听完傅、潘之言，刘湘问邓汉祥以为如何。
邓汉祥说：“策之上者，莫若静观其变。蒋败，不过是瓮中之鳖，万一事有反复，则我未轻举妄动，大可免遭嫉恨。”
邓汉祥不同意此时发动进攻：“如果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军校、行营就能搬得走吗？南京政府必不会善罢甘休。又假设张学良放了蒋介石，到时候我们怎么下台？”
有了“两广事变”时的教训，刘湘已不敢再随便头脑发热，他认为邓汉祥分析有理，遂力排众议，采纳了其建议。
邓汉祥立即出面安慰贺国光及其他在蓉人员，刘湘对外也换上了一副新面孔，宣布就任川康绥靖主任，领着邓锡侯等人，口口声声要“营救领袖（蒋介石）”。
这当然都是做给人看的表面文章，如果是真心“营救领袖”，他也犯不着把孙震给硬拉回来。
最好是张、杨把蒋介石给杀了，那得省多少事啊!
可惜天不遂人愿，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调解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陪送其回到南京。
刘湘既失落又诧异，但也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重庆行营和军校全部撤兵解围。
邓汉祥说的是对的，依靠他的远见卓识，刘、蒋的关系才未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继“两广事变”后，刘湘又躲过了一次莫测的风险。
可另一方面，刘湘却没有办法将他兴兵包围的事也都一概抹去，相关报告早就飞到了蒋介石的案头，双方原有的梁子不仅没有解开，反而越结越深。
暗斗仍将继续，只是进入了一个更为激烈而微妙的阶段。
1937年2月，社会上谣言纷传，一边说蒋介石要下手搞刘湘，一边又说刘湘也将有所行动，驻川“中央军”与川军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双方都忙于构筑工事，以备不测。
已升任代行营主任的贺国光急忙下令将工事全部铲除，刘湘也通过讲话辟谣，事态方告平息。
所谓“谣言”都不是没来由的。蒋介石给刘湘发来电报，让他派全权代表到南京商议要事。
刘湘敏感地意识到，蒋介石要下手“搞”他了。跟蒋介石打交道，环顾幕中，唯邓汉祥能胜此任。在送邓汉祥出发时，他把自己想好的策略告诉对方：“无论蒋介石出什么题目，我们都要抱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有一天的机会，以避免和他打仗为上策。”
1937年3月18日，邓汉祥由贺国光陪同，乘专机飞至南京。
一下飞机，邓汉祥就感觉到了压力，因为当地舆论都在纷传，说四川企图“造反”。
在这种舆论包围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果然，蒋介石第一时间召见，一开口就来了一句：“四川的军队太多了。”
怎么个多呢，蒋介石的说法是，“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哪里要这么多兵，你们都在防谁啊？
蒋介石给出的处方是：“应该缩编！”
传说中的铁砂掌来了，好在邓汉祥已有心理准备，不慌不忙，以刘湘所传的“拖”字诀应之：“如果四川各军都按照一个标准同时进行，自属必要……”
蒋介石同样已荷枪实弹，铁掌刚出，飞剑又至。
“甫澄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一直深恐他力有不逮。所以这次我准备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担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这样也便于他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
这不但是飞剑，还是穿心剑，一通乱七八糟的台词，眼瞅着直奔对手的胸口致命袭来。
邓汉祥既不能退，也不能闪，更不能拖，只能硬生生地接招。当然他不能说刘湘不肯退位分权，得说军民分治尚不合“川情”。
“四川在防区时代混乱多年，人民深受其苦。自省政府成立，防区制取消后，关于地方治安及用人、用钱方面，始稍有眉目。现在截然划分军政、民政，由两人负责，恐难收辅车相依之效，反而会转增中央西顾之忧。”
蒋介石气势如此之盛，是因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两广事变”时相比大为不同。在国内声誉上，蒋介石一下子到达顶点，看上去已正正经经像个全国领袖，国内没有任何人能撼动得了他的地位，因此不管邓汉祥当着面如何巧舌如簧，他始终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眼见相持下去甚为不利，邓汉祥想了想说：“委员长日理万机，不便多来麻烦。可否指定一位负责人从长研讨，使汉祥多有陈述机会。”
蒋介石料想邓汉祥也耍不出什么特别的花招，便点头应允，并指定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其商榷。
邓汉祥反复权衡，在蒋介石势大，又不能打仗的前提下，要想缩着脑袋一刀都不挨是不可能了，按照刘湘“拖一天是一天”的策略，他选择了舍卒保帅。
邓汉祥对何应钦说：“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两件事，如果同时进行，逼得过紧，恐难免滋生事端，何不分两个步骤办理？”
邓汉祥提出，可以先缩编军队，过一些时候再搞军民分治，“同样可以达到中央的愿望”。
通过何应钦的转述，蒋介石合计下来，左一刀右一刀，反正都是一刀，排着队砍也未尝不可。于是在第二次接见邓汉祥时，蒋不再提及军民分治，只决定于7月1日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并派何应钦为代表到渝主持。
邓汉祥返回成都，将前后情形跟刘湘一说，刘湘也意识到此番不同往日，蒋介石是专门针对四川而来的。
假如当初没听邓汉祥之言，直接向行营和军校发起进攻，不管攻得下攻不下，有一点可以确定：蒋介石绝不会跟你这么啰里啰嗦，早已率兵打到四川了。
现在还能分步骤来，那真是给足了面子，再不学乖点，就太没智商了。刘湘立即致电蒋介石和何应钦，表示拥护整军会议。
1937年4月16日，刘湘再作让步，声明接受南京政府提出的“川军国军化，政治中央化”。第二天，川军腾出位置，由“中央军”正式进驻重庆。
这是刘湘备受煎熬的一段日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像金钟罩、铁布衫那样的合纵之术正在式微，面对蒋介石在军政两面的凌厉攻势，南北诸侯均噤若寒蝉，没一个敢上台过招。
1937年4月30日，西安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杨虎城被蒋介石革职。而事实上，在此之前，他的“小西北军”就已经瓦解，握枪杆子的人一旦失去枪杆子，你怎么摆布都没问题。
当天，刘湘便离开成都市区，移居金花桥别墅。
金花桥别墅是一座乡村别墅，坐落于成都至双流的公路附近，有专用汽车道与公路连接，在紧张情况下随时可以沿公路逃生。
过去刘湘养病都是去大邑老家，这次破例住进金花桥别墅，实在是被杨虎城的先例给吓得不轻。
四天之后，见周围尚无异样，他这才返回成都，一回来即将蓉、渝两市的警察局长予以撤换。
他还是安全的，至少在整军会议之前。
尽管害怕，但一天天过去，那个日子还是在不断逼近。何应钦即将飞抵重庆，同时电告刘湘如期参加整军会议。
刘湘的嫡系部下闻讯，大多劝止刘湘赴渝。刘兆藜等三个旅长更是跪在地上痛哭，说去重庆凶多吉少，万一被扣，一切就都完了。
尽管刘湘答应与会，其实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彼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在山上都驻有代表，他们发回的电报，无一例外都说蒋介石欲借整军会议来收拾刘湘。
这些电报当然不是给刘湘看的，但刘湘有办法偷看，他那个侦察电台可不是吃干饭的。
看完电报，刘湘更有顾虑了，就担心何应钦邀他不是开会，而是去看硫酸雨。
谋士和武将数不胜数，到头来能抓住的救命稻草却还是只有一个，那就是邓汉祥。
刘湘问邓汉祥，我究竟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邓汉祥说：“假如是我替蒋介石策划，就绝不会采取扣留你的办法，光扣你有什么呢，你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会成问题。”
那蒋介石会用什么办法呢，“不如用绳子勒！”
刘湘被吓一跳，但邓汉祥并非那些不上档次的暗杀特工，他所说的“勒”是指政治策略。
“蒋介石可以先缩编你的军队，再逼你实行军民分治，最后再调你到中央当个部长，岂不省事得多？”
谁都能听出“勒”法之巧妙，若不是蒋介石的首席幕僚杨永泰早已被刺身亡，没准他献给蒋介石的就是此计。
刘湘当然不愿意被活活“勒死”，不过这起码给了他拖延的时间，比直接扣留要好很多。
一切都是推测，毕竟邓汉祥不是蒋介石的幕僚，所以他又给刘湘想出了一个最稳当的办法。
按照邓汉祥的布置，他和刘湘同时出发，只是所乘交通工具不同，刘湘坐汽车，邓汉祥坐的是飞机，这样邓汉祥便提前到达了重庆，而刘湘则一路慢行，最后停于璧山。
邓汉祥与刘湘约定，由邓汉祥先同何应钦密谈，摸清底细后再到璧山与刘湘会合。假如整军方案危及川局，刘湘无法接受，便马上以旧疾复发为借口，中途折回重庆；倘若开出的条件平易，尚不难接受，那么自然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进重庆。
邓汉祥在重庆机场接得何应钦，寒暄已毕，首先就说：“你不知道，这里的谣言很多。”
何应钦忙问是什么谣言。邓汉祥便告诉他：“不外整军就是在整刘甫澄。”
何应钦不听则可，一听赶紧“辟谣”，并且信誓旦旦地对邓汉祥保证：“我带来的是一张白纸，刘甫澄想要如何写就如何写。”
这正是邓汉祥想得到的答案。他和刘湘怕就怕蒋介石利用整军会议，或直接扣人，或卸其兵权。
为了进一步加以确证，邓汉祥故意说：“蒋先生的把戏很多，谣言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特别是我不知道你给我讲的到底是不是真心话。”
何应钦急了：“我是贵州人，川滇黔向称一家，而且我对甫澄素无恶感，如果委员长真要收拾他，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不解之仇吗？”
杨永泰、张群、何应钦，合称为邓汉祥的三把“钥匙”，大家平时私交不错，同时，邓汉祥与何应钦还是同学同乡，彼此之间很了解对方的性格脾性。何应钦究竟说没说假话，邓汉祥是能觉察出来的，他注意到，何应钦在说话的时候，态度很自然，没有一丝一毫装出来的表情，因此判断何应钦没有欺骗他。
当夜邓汉祥赶到璧山，将经过详告刘湘，刘湘这才决定去重庆。
1937年7月1日，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
何应钦先代表蒋介石讲了一通会议的意义，刘湘、邓锡侯等人赶紧假惺惺地表示拥护，接着便进入了实质话题。
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川康军队，从数量来上讲，报中央备案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个团，竟然比日本常备部队的两倍半还多。以四川一省来供养这么庞大的军队，无怪乎质量难以提高，所以四川军队急需整理。”
说一千道一万，不过还是要缩编。握枪杆子的有哪一个舍得朝自己身上砍这一刀。会场上立即鸦雀无声，谁都不表态，刘湘也缄口不言。
会议形成僵局，何应钦着急万分，他虽然带来的是一张白纸，但总得往上面填点啥，否则如何交差。
无奈之下，何应钦便通过顾祝同去说服范绍增，要他在会上带个头，主动裁减军队，条件是将来另外成立一个军，由范绍增出任军长。
范绍增早就跟刘湘离心离德，觉得这个买卖不错，于是一拍胸脯，应承了下来。
再次开会，范绍增第一个开口：“服从中央，裁减我师！”
范绍增的表态，一下子打开了裁减川军的缺口，会议随后完全被何应钦一人所掌控，由着他哗啦哗啦地把价码往上抬：川军缩减十分之二、川军团长以上军官以后由“中央”直接委派、川军军饷每月由南京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何应钦从南京带来的确实只是一张白纸，可是转瞬之间，纸上已经密密麻麻，刘湘不仅要裁军，而且眼看着连军队的用人权和财权都保不住了。
刘湘和各军头领皆瞠目结舌，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味道。尤其刘湘，心里面真是恨死了窝里反的范哈儿。
正在刘湘大伤脑袋之际，何应钦突然宣布中止会议，并紧急起程返回南京。
会议无疾而终，决议自然也就无法落实。包括刘湘在内，川军将领们犹如上晚自习遇到断电的学生，那个喜出望外和欢呼雀跃，真是难以形容。
何应钦中途离场的原因很简单，“七七事变”爆发了！
正如很多人所议论的，是“七七事变”救了刘湘。刘湘也再次认识到，只有以抗日为旗号，才能继续与蒋介石对抗，也只有出川抗日，才能保住川军不被裁减。
刘湘遂主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又通电各省，号召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7日，应蒋介石电召，刘湘偕邓汉祥等人，由成都飞赴南京。去之前，他对外发表谈话，表示将把四川的人力物力都拿出来贡献国家。
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约见了刘湘，对刘湘说：“知道你今天要来，因此决定今晚召开国防会议，请甫澄兄回去休息一下，务必准时参加。其余事情，另约时间再谈。”
如此举足轻重的国防会议，居然是要等他刘湘来了才开。如此礼遇，不由得刘湘不激动。要知道与会者除南京的文武群臣外，还有南北各地诸侯，要论彼此实力，四川也就排个中等而已。
开会了，蒋介石先作报告，接着阎锡山发言，再接着，就轮到了刘湘。
刘湘说：“四川的人力物力，可作抗战的有力后盾，目前就能出兵三十万，今后还可出壮丁五百万及大量粮食物资，以供抗战之用……”
外界印象中的刘湘，从来是一副木木讷讷，不擅言辞的样。没想到这回他精神饱满，侃侃而谈，一讲就是十分钟，俨然已成为主战派的活标本，全场空气也都逐渐趋向于对日作战。
凑巧的是，蒋介石给刘湘安排的居住地，乃张学良旧年在紫金山麓的自建别墅。这是一座中西风格合璧的建筑，外型美观，内部陈设也非常华丽，只是因坐落于郊外无人区，得多加警卫。
有客前来拜访刘湘，都忍不住啧啧称赞，说别墅真漂亮。刘湘那几天心情特好，连说话都像个顽童，他提出疑问：“张汉卿（张学良）真怪，怎么想到跑这里来修别墅的？”
俄顷，他又大发感慨，认为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却因而被囚，很不值当：“张汉卿也太天真了，让他（蒋介石）走路，也就够了嘛，还要亲自送上门来。”
让刘湘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其实也差点“自投罗网”。
何应钦约请邓汉祥，并转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是说要贯彻整军会议的决议案云云。
邓汉祥大吃一惊，原来“另约时间再谈”的就是这个，还有完没完了？
他对何应钦说：“现在既决定抗战，何必还要执行决议案呢？刘甫澄个人对此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川军官兵必然会由此产生误会，认为中央不相信川军，减少他们出川抗战的勇气。”
正说着，刘湘串门子来了。
邓汉祥无法回避，只得把信件交给刘湘看。刘湘一看，恰如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顿时就沉不住气，脸色刷地变了。
邓汉祥夸口刘湘没有问题，其实最有问题。何应钦见势不对，赶紧起身打圆场：“这件事还在商量，甫澄兄不要着急。”
何应钦重新给蒋介石作了汇报，返回时两手一摊：“蒋先生对整军案，认为必须贯彻执行，意甚坚决。”
如此粗暴而决绝的回应，让刘湘的脸色更难看了，他以低沉的语调对邓汉祥说：“你把四川的情况找何部长谈谈吧。”
邓汉祥对何应钦说：“目前急于抗战，若要各军整军，就调不出军队来，怎么办呢？”
何应钦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答应再去找老蒋。
何应钦前脚刚走，刘湘就对邓汉祥说：“要不我们还是先想法子溜回四川再说吧。”
关键时候，邓汉祥比他的“主公”要冷静和理智得多：“就算要溜，也不要露出马脚，不然就恐怕走不成了。”
两度碰壁，使蒋介石不能不亲自出马，他约邓汉祥前去谈话，见面就问：“你们这几天商量得怎么样？”
邓汉祥说：“出兵的事已经商量好了。至于执行整军会议案，刘主席向来服从命令，也没有什么意见。不过——”
抬头看了看蒋介石，邓汉祥才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不过我替委员长设想，当此抗战用人之际，整军会议案可否暂缓执行？”
话没说完，蒋介石就来了气。
吞吞吐吐半天，不就是想拖着不办吗，告诉你，这个“藩”我是削定了。他说：“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军政不统一，那个国家还有办法么？”
话一挑明，就都无法再藏着掖着了。邓汉祥急不择言，鼓起勇气反驳道：“云南、广西、山西，军政都还依然如旧，也不仅四川一省特殊，何必独责四川？”
蒋介石出身军人，口舌之辩并非所长，何况对面坐着的是邓汉祥这样伶牙俐齿的谋士。
越口拙越生气，越生气越口拙，蒋介石最后变得怒不可遏，抓狂不已。
邓汉祥也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可既然已经触了“龙须”，那就只好硬着头皮触到底了。
“如果一定要贯彻整军会议案，万一因此影响川军抗战，一时无法调出四川，那怎么办？！”
话一出口，连邓汉祥自己都吓了一大跳，这话可以私下说，可以对着何应钦说，但直接跟蒋介石说，这不变成以抗战来“胁迫领袖”了吗？
然而恰恰是这句话，把蒋介石给镇住了。他很快冷静下来，表示可暂缓执行整军会议案，不过“暂时可以，永久则不行”。
邓汉祥立即答复：“抗战结束后，全国军政统一，四川自然不会例外。”
要的就是“暂时”，“永久”以后再说吧。
邓汉祥回到居所，将经过告诉刘湘，刘湘仍然犹疑不定：“蒋介石的话靠不住，我们还是设法溜走为妙。”
不管邓汉祥怎样劝说，刘湘总是坚持：“应付应付，混回去再说。”
两人正在窃窃私语，侍从跑来报告：“蒋委员长来了。”
刘湘急忙跑到门口迎接“御驾”，握手之后，蒋介石便说：“甫澄兄，我们两兄弟，自北伐以来，你对国家和我个人的维护，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要抗战，四川对国家的关系更重要了，以后希望你多负责任，整军案可以等抗战结束后再说。”
蒋介石还跟刘湘共享了他的从政经验：“过去我总认为事必躬亲，才放得下心，必须与我有关系的人，才是人才，才肯重用，这一念之差，几乎把国家误了。我现在则不然，只给部下提供一个方针，至于他如何安排，如何去做，我绝不过问，所用之人，也有许多是素昧平生的。”
说到这里，几乎已是推心置腹：“过去我的这些短处，甫澄兄或多或少亦不免有相同之处。四川地方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欧洲的大国，希望甫澄兄在军政方面提纲挈领，多延揽人才，自然会收事半功倍之效。”
显然，蒋介石已经完全换了一种态度，现在他对刘湘既“放得下心”，也肯“重用”。整个谈话过程中，蒋介石语气亲切，待刘湘真跟自家兄弟一样。
蒋介石交了真心，刘湘也动了真情，当面表示愿为国家效忠，为抗战尽力。
蒋介石走后，刘湘异常高兴地对邓汉祥说：“这回蒋介石算是说了几句知心话。”
邓汉祥一语中的：“恐怕还是‘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起了作用。”
邓汉祥说得没错，蒋介石再无心思顾及“削藩”，因为“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打响了。
1937年8月13日，刘湘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第二天，刘湘即与随行人员赶回成都，为出川抗战作准备。
跟其他省的诸侯相比，川军颇有地方特色，比如他们彼此打仗的时候可以打到你死我活，仗打完了，同样也会没事人一样，你哥子我老弟地把酒言欢。
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川军喜“内战”，不喜“外战”，也就是尽在本省之内混战不休，极少向外省扩张地盘，以致于四五百场大小战役打下来，都是在家里摔桌子打板凳。
久而久之，外界都看清了川军的这个“软肋”。岷江大战爆发时，川省旅外同乡会纷纷来函相责，其中一封电文直斥川中诸侯“有野心而不务远略”：你们就知道屋里横，一味关起门来厮杀，有种的，到外省去争个输赢啊！
谁会去外省呢，都不愿意去。
民国时期的四川，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的缩影。这个“天府之国”，历来以地广人多、物质生活条件优越而著称。诸侯们在这里既有财源，又有兵源，不愁吃、不愁喝、也不愁玩，不到万不得已，没人肯背井离乡——你就说刘存厚吧，被人家赶出去那么多次，他不还是厚着脸皮哭爹喊娘地要回来吗？
其他省份可不是都这样，比如云南滇军和贵州黔军就乐于出省作战，甚至长期“赖”在四川不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滇黔两省相对贫瘠落后，要养活军队颇不容易。
当然不是说川中诸侯们都无远略，其中拔尖的也曾跃跃欲试。
蒋桂战争时，刘湘曾派一个师出川“拥蒋讨桂”，但那一次纯粹是形式大于内容，相当于出省旅行了一趟，除了来回赶路，什么都没做。
川军仅有的几次省外之战大多集中在湖北。比如，刘湘和熊克武共同策动过“援鄂之战”，杨森在“宁汉分裂”时，也曾站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边，举兵“讨伐”武汉政府，然而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
杨森在兵败之后沮丧不已，说：“我这次率数万之众出川，是为四川人争省格，外省人常骂我们四川人是川耗子，不出夔门一步，只有关起门来打内战的本事。我总想这次能为四川人争口气，哪知道全军崩溃，真使我痛心万分。”
唯一说不上败的一次，是王陵基领兵与贺龙在洪湖作战，可就那一次，实际上也是寸地未得，一点好处都没捞到，等于白辛苦了。
以后川军基本上是足不出省，就算是偶尔出川，刘湘也要反复叮嘱带兵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千万别傻乎乎地去拼命啊。
就算是省外作战，其实也是内战，不过是更大范围的内战而已。现在川军不仅要出省，还要进行“国战”，以抗敌御侮，川人的民族自豪感一下子全被调动和激发出来了。
刘湘回川动员时，四川正处于沸腾之中。游行队伍天天在街上示威请愿，成都多次举办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战动员大会。“五老七贤”中的尹钟锡诙谐地对人说：“现在要实行总动员，可惜我老了，已经动不得了，不然也想上前线哩。”
民众踊跃，大部分川军官兵一谈到要出川打日本，全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
在川军出川誓师大会上，唐式遵推开麦克风，走到前台慷慨陈词，且声若洪钟，响彻全场。他还当众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会后唐式遵说到做到，将自己的一处房产捐作抗战经费。过去“二瘟”最受人诟病之处，便是说他缺少阳刚气质和铁血精神，现在如此给力，自然受到舆论的一致称道。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激昂。
唐式遵的诗，细细听来，其实也有一股荆轲易水送别的味道。川军虽有二十余年战史，积累了四五百次作战经验，但活动范围很小，交战对象也有限，除杨森所部外，从未与外国军真正对阵过。此次川军远征千里，一去就要与现代化装备的日军开打，这日本兵听说有的是大炮、飞机、坦克，这些东西连见都没见过，一打起来，十有八九是真要埋骨他乡了。
人总是怕死的，这是自然规律，像杨森那样天生刚猛的毕竟不多，而临时焕发出来的激情也不可能永远持久。于是，有关系的便请假调职，或者以闲散名义留守后方，甚至不要名义，也情愿缩居成都、重庆当寓公。没有关系的中下级军官和职员，只好自叹命不如人，狠着心肠在驻地与娇妻爱儿话别。
营连以上的高级带兵官一般跑不掉，硬着头皮到战场上“走一阵”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因此大多“预立遗嘱，处分家产”，表示自己将以“有死之心”出川抗战，实质上为数不少的人都心情阴郁，预感到此番将“无生之望”。
刘湘本人也甚为忐忑，他忐忑不是怕死，是希望能旗开得胜，来改变川军连年打内战的“恶名声”，提高他和川军在全国的声誉地位。
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久违的“刘神仙”。
早在半年前，刘湘就将刘从云接回了成都，他也不时走访，过从甚密。刘从云的信徒都以为刘湘将再度重用刘从云，因此纷传：“刘恩师落难两三年，现在又可以东山再起，重整旗鼓了。”
刘从云的信徒哪懂政治，就算刘湘想用刘从云，在四川“门户开放”的情况下也根本做不到了——那样的话，刘湘恐怕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迷信落后”的帽子了。
有时候，迷信就是一味镇定剂，可以让你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出川前，刘湘不光找刘从云卜卦，也曾将那个不取酬的“民间相师”王篾匠请来成都给他看相。
王篾匠怎么说，现在已经无人知晓，但刘从云的卜卦清清楚楚，因为后来川军出师的“良辰吉日”就是由刘从云掐指算出来的。
在算好“良辰吉日”后，刘湘又专门配备了精兵良将。除他自己派出六个师外，一道请缨出征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也都各出兵两个师，全部加起来有十四万之众。这些部队的战斗力都较强，属于川军中最基本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刘湘所部，无论装备、训练还是实战能力，在川军中都数一数二。
邓锡侯、孙震、李家钰都是亲自统兵，刘湘虽未即刻亲征，但受命出发的潘文华、唐式遵，向为刘湘座下的哼哈二将，全都有组织和指挥大战役的经验。他们以下，则囊括郭勋祺、刘兆藜等新生代川将，可以说所有能征惯战的兵将基本都调出去了。
如此配置，在刘湘看来，不说大获全胜，打几个漂亮仗扬扬威总是可以办到的。
蒋介石分派给川军的活，是在河南担任一个方面的作战任务。刘湘考虑仅由长江水路出川的话，一者容易贻误战机，二者这么多部队挤一起，沿途给养和交通工具也很成问题，因此决定分成两路纵队行军。
北路纵队包括邓、孙、李三部，由邓锡侯、孙震率领，从陆路步行，出剑阁向西安集中，东路纵队即刘湘所部，由唐式遵、潘文华率领，自水路乘船，出夔门向武汉集中。
刘湘的计划是，待两路纵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再令他们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以便北渡黄河作战。
1937年9月1日，东路纵队率先坐船东向，接着是北路纵队。
川军陆续踏向了光照他们一生的戎马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