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

1、县令的运气和帝王的文件

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有罪，这在世界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几乎绝无仅有的举动。

1900年8月20日，在北京城西北方向的一个叫做怀来的破旧的小县城里，因为都城陷落而逃亡的大清帝国的皇帝向他的帝国和全世界颁发了这样一份官方文件。

这种特殊形式的官方文件，中华帝国皇家的正式称谓为“罪己诏”，意思是“谴责自己的诏书”。

“罪己诏”的内容和格式类似现代中国的“检讨书”。无论是古代中国皇帝的“罪己诏”，还是现代中国官民熟知的“检讨书”，无不是“痛”到了极处的产物。

1900年帝国皇帝颁发的《罪己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惟一。在这以前最典型的可算是北宋皇帝宋徽宗发布的那份《罪己诏》了，时间是1125年。当时，入侵中原的金军兵临开封城下，徽宗派出的携带大量黄金“议和”的使臣痛苦万分地返回，除了黄金和使臣的一只耳朵外，大宋的其他“议和”条件全部被金军拒绝。“灭宋已成既定事实”。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著名书法家和画家”的皇帝徽宗不禁魂飞魄散，立即宣布把自己的皇位让给儿子，同时颁发了一份《罪己诏》。内容简译如下：

朕承祖宗恩德，置于士民之上，已经二十余载。虽兢兢业业，仍过失不断，实乃禀赋不高之故。多年来言路壅塞，阿谀充耳，致使奸邪掌权，贪饕得志，贤能之士陷于谗言，缙绅之人遭到流放，朝政紊乱，痼疾日久。而赋敛过重，夺百姓之财，戍徭过重，夺兵士之力，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可谓民生潦倒，奢糜成风。灾异屡现，而朕仍不觉悟；民怨载道，朕无从得知。追思所有的过失，悔之何及！（《续资治通鉴》卷95，宋纪95。）

宋徽宗的《罪己诏》显然是写给大宋百姓看的，并没有向入侵者献媚的意思，因为在诏书的最后，徽宗皇帝号召大宋军臣“捍御边疆”，并且许诺将要“开放言路”，对于大胆批评国事者，“不当者亦不加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一国之君真实痛切的检讨据说立即得到了无数臣民的同情，即将失去山河的大宋百姓仍是“山呼万岁，涕泪交迸”。

数月之后的一个风雪之日，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连同皇室的绝大部分成员全部被金军俘虏并且押往遥远的北方。在被异族关押流放30年后，徽宗和钦宗两人先后在极端的困苦和羞辱之中凄惨地死去-这是中国历史上惟一被入侵者俘虏并且死在流放地的两代皇帝。从他们被异族军队押送出皇宫的那天起，无论是当时的宋人还是后来的中国人，立即把他们像忘掉一个打碎的罐子一样忘却了，包括那份态度诚恳的《罪己诏》。

如今，大清帝国皇室的处境，似乎也到了必须颁发《罪己诏》的严重地步了，只是此刻并非兵临城下，而是城池已破，因此这份《罪己诏》如何措辞就成了一件颇费脑筋的事情。可以肯定，光绪皇帝是无意自责的，如今帝国的局面恰恰证明了过去数年他的主张的正确，包括变法强国，包括不能进攻使馆，包括一旦开战后果不堪设想。《罪己诏》虽然要用皇帝的名义发出，但实际上该是慈禧太后的“检讨书”。光绪和慈禧没有一个像宋徽宗一样在书画上具有天才，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具有艺术家率真的禀性和勇气。光绪和慈禧都是帝国政权的掌握者，政客在准备自己责备自己的前夜，肯定要为政治上的艺术问题而失眠。

此时，慈禧不但严重失眠，而且还十分饥饿。

1900年8月17日，天气阴沉闷热。被乱七八糟关于帝国局势的各种传闻弄得惶恐不安的怀来县35岁的知县吴永，正在破旧的县衙门里和他的同僚们借酒浇愁。突然，有人送来一封紧急公文。这是一团字迹不清的烂纸，上面的文字着实吓了这个知县一大跳：

皇太后满汉全席一桌

皇上

庆王各一品锅

礼王

端王

肃王

那王

澜公爷

泽公爷

定公爷

肃贝子各一品锅

伦贝子

振大爷

军机大臣各一品锅

刚中堂

赵大人

英大人

神机营各一品锅

虎神营、随驾官员、军兵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

1900年，秋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在帝国历史纷攘杂乱的舞台上，怀来县知县吴永是个幸运的喜剧人物。要不是洋人们打进了这个帝国，小官吏吴永永远没有载入帝国史册的任何希望。此人祖籍浙江，家庭情况不得而知，但从“生于四川宁远县西昌县县署”的记载上看，其父亲很可能也是个县官，否则他不会被生在县衙门里。吴永14岁时父亲死了，他贫苦得读不起书，于是“刻苦自励，涉猎经史之余，工书画刻印”。这个本领在他充当了一段帝国军队的文书之后使他得以“流落湖南，靠卖书画、刻印为生”。从在湖南流浪的时候起，这个没有“文凭”的穷酸书生的奇特幸运就突然开始了：先是被一个小官吏聘为文书，谁知道这个小官吏恰巧是当时帝国著名外交家郭嵩焘的侄子，于是他通过向郭嵩焘请教古文知识得到了郭大人的赞赏。22岁的时候，吴永经郭嵩焘的推荐进京拜见了当时的户部侍郎曾纪泽，并很快又得到了曾大人的赞赏，而这次赞赏的最终结局竟然是吴永当上了曾纪泽的女婿。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这个小人物究竟凭借了什么突出的才能和本事能够赢得如此幸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仅仅拥有写字、画画和刻印这种普通的手艺。虽然第二年曾纪泽就死了，但是没有经过科举考试的他，还是不知以什么名义被任命为直隶试用知县。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主持对日和谈，由于曾纪泽生前与李鸿章关系亲密，吴永又成了李鸿章身边的“办约文案委员”。李鸿章是几乎能够影响帝国政局的显要人物，于是吴永的幸运又来了。他与李鸿章“晨夕左右”，最后和李鸿章到了“以通家子弟相待，同案共饭，随意谈论，督励训诲，无所不至”的地步。1897年，由于李鸿章的推荐，他被任命为怀来知县，这次不是“试用”了，而是“实授”。

吴知县自从上任后最头疼的事就是如何对付义和团。从吴永得到郭嵩焘、曾纪泽和李鸿章的赞赏上分析，这个有点小文采、有点小手段的小人物定是一位思想开放的“维新分子”。义和团刚刚兴起，他立即表示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公开张贴布告：“怀来境内，无论何人、何地，均不得设有神团、坛宇及传习布煽等事，违者以左道惑众论，轻则笞责，重责正法。”吴知县抓的义和团们挤满了怀来县城的监狱，可就在这时候，朝廷“奖励团民”的上谕到了，吴知县只好放人，谁知这一放，他自己反被义和团抓了起来。义和团们把他捆绑在神坛前，把他的脑袋按在尘土中，然后历数他的“罪行”，最后强迫他“拈香”，这是义和团“执法”之前的通常仪式。还是就在这时候，县城里大大小小的地方绅士们赶来了，通过长时间的游说和最后的行贿，吴知县竟然没被义和团们砍头，奇迹般幸运地被“赦免”了。经过这场死到临头的恐惧后，吴永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了，偶尔到衙门“上班”，也让人持枪在门外站岗。在帝国时局日益混乱的日子里，吴永对自己的前途极度悲观失望，认为自己这个知县恐怕就是仕途的尽头了，闹不好还可能重新沦落到需要在街上摆书画摊的地步。但是，吴永的幸运又一次降临了——中国老百姓说，人要是走运挡都挡不住。

同僚中有人说那团标榜为“紧急公文”的烂纸肯定是假的，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出这种荒唐事不足奇怪，应该把送“紧急公文”的那家伙抓起来审问。还有的说此公文真假难辨，不管真假都是倒霉事。因为如果是假的，敢做这种假的人肯定不会是一般的土匪乱兵，处理不好可能引来敲诈者的严厉报复；而如果一旦是真的，这个荒凉的小县哪里弄得来什么“满汉全席”和“一品锅”？太后、皇上，加上半个朝廷，哪个都不是好惹的，侍候不好，脑袋立即就没了，连香都不会让你“拈”的。同僚们最后的主张是弃官逃跑。理由是：太后皇上都能逃跑，咱们怎么不能？

吴知县到底是幸运的吴知县。这个不止懂得一点儿书画刻印的小人物在那一瞬间启动了他多年积累的全部的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然后果断地做出了一个骇人的决定：接驾！

吴永认为，尽管那纸公文的纸张粗烂，但正因为如此才和现在帝国的状况基本吻合。京城肯定出大事了，才使太后和皇上以及那些显赫的大臣们逃到他的地盘上来了。这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不是洋人帮忙，这样的机会自己一个小小知县连梦想的奢望都不敢有。最糟糕的结局不就是掉脑袋么？人固有一死，与其反正没有希望，不如冒险孤注一掷。吴永立即下了一道最严厉的命令：城内所有绅士官民都要全力做好接驾的准备——“如有人出头违抗，必杀毋赦！”同时，命令他掌握的那支有几条洋枪的小小卫队荷枪实弹，随时准备护驾——“有敢阻遏者，格杀勿论！”

紧急公文上只盖有“延庆州印”。送公文的人说，因为行文匆忙，皇上没来得及在公文上盖玺，并说太后和皇上目前正在一个叫做岔道的地方停留。岔道距离怀来县城50里。吴永算了一下，如果太后和皇上明天一早从岔道起驾来怀来县，第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是榆林堡，那是一个大驿站。按照规矩，他这个知县必须到那里去接驾。他决定明天拂晓出发。

这个夜晚吴永几乎没有合眼。

他首先巡视了这个按理说应该归他管理、现在实际上已是义和团天下的县城。县城所有的城门，除了西门之外，早已被义和团们用砖石泥土堵死。吴永想到，无论如何也要把那些堵死的城门扒开，绝不能让从东面来的圣驾绕道西门进城。但是，此刻所有的城门和城墙全部被义和团把守着，他向榆林堡方向派出的准备为皇室做饭的厨师连同携带的食物，由于义和团禁止任何人出城而出不去。积存在吴永心里的对义和团的仇恨此刻终于爆发了，他把他能够指挥的二十多名衙役集合起来，让他们带上洋枪，压上子弹，命令道：组织百姓立即挖开城门，把东门外的道路用新鲜的黄土垫好。如果义和团敢不执行，就开枪。但是，把守惟一能通行的西门的义和团人太多，衙役们不敢与之冲突。于是，衙役们把那个需要连夜赶到榆林堡的厨师和一大筐食物原料用绳子从城墙上吊了下去。回到衙门没来得及抽上袋旱烟，那个厨师满身鲜血地跑回来了，原来他刚被绳子吊出城就遭到了已溃逃至此的帝国散兵的抢劫，所有的食物都被抢走了，他还挨了一刀，侥幸脑袋还在。天一亮就要去接驾，已不能提“满汉全席”了，但至少得给太后皇上准备点肉吃吧？于是，吴知县连夜指挥买猪杀猪，县衙门里像屠宰厂一样支起热气腾腾的大锅。一共三头猪，杀、烫、分割，好肉留起来，内脏、下水、猪血、骨头一起在大锅里煮。等吴永咬了一口猪肠子，觉得好像已经煮烂了的时候，天亮了。

吴知县骑着一匹肮脏的小马出发接驾去了。

刚出城门，阴了几天的天空便开始落雨。吴永和几个衙役浑身湿透，在泥泞的土道上跌跌撞撞，狼狈不堪。透过雨雾，吴永看见的是一个个遭到劫掠的萧瑟的村庄以及横在土道上的一具具难民的尸体。他感到了彻骨的阴冷，雨水的抽打令他在马鞍上缩成一团，衙役们的忍耐力也几乎到达了极限。这个时候，在他们的前面，大雨中出现了一顶轿子，轿帘掀开，露出一张脸，吴永立即滚下马来，栽到泥泞之中：是军机大臣赵舒翘！急忙行礼的吴永的那颗心落了一下又猛然提起来，荒凉山野的小道上出现了帝国的军机大臣，这就证明自己对那团烂纸的判断是正确的。但究竟是就要面对太后和皇上了，吉凶依旧未卜。

在回答了赵舒翘的几句询问之后，他们立即前往榆林堡。

到了榆林堡驿站，吴永的心都凉了。这里的百姓全跑了，所有的房屋全被抢掠一空。驿站本来常年有三个人值守，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吴永第一句话就问“有没有吃的”，这个依然坚守岗位的人说，什么也没有了。不，好像还有昨天吃剩下的一锅稀粥。

吴永立即命令跟随的衙役把枪栓打开，子弹上膛，誓死保卫这锅稀粥。

吴永终于要去见太后和皇上了。他跟在那个把年轻貌美的珍妃塞到水井里的太监崔玉贵的身后，战战兢兢地来到一间店铺门前。他看见一串骡车和一大群皇室人员，个个灰头土脸。中间有个别人他从前在京城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他至少认出一位女子是庆亲王那位漂亮的四格格，只不过现在看上去如同一个刚从庄稼地里干完农活的农家野丫头了。

吴永手头没有银子孝敬崔玉贵，但他还是小心地询问这位大太监“上意吉凶”。崔玉贵冷着脸说，这时候，谁知道呢。就看你的造化啦。

在一间店铺昏暗的正房里，吴永“扑通”一声跪下了。

慈禧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怀来知县，因为吴永穿的是朝廷的官服。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帝国的官员们纷纷逃命，没有一个人敢穿官服，因为无论是洋兵、义和团、溃败的兵勇、土匪和流民，都有各自的理由对帝国的官员进行攻击。吴永那虽然肮脏但是基本整齐的官服顿时感动了化装逃亡中的慈禧，这是她逃亡后第一次看见如此正规接驾的官员。

慈禧突然哭起来。她面对着庞大帝国中的一个小知县哭了。

太后的哭声使正在捣蒜似的磕头的吴永内心的恐惧骤然消失。吴永明白了：我们的太后也是人，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女人。

国事的悲愤、皇室的遭遇、前途的迷茫以及自己这么多年对官场怀有的梦想和某些说不清的委屈等等，一切的一切此时混合在慈禧的哭声中杂乱地涌上了吴永的心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像个迷失了很久终于看见亲娘的孩子一样无法控制地跟着大哭起来。

帝国荒凉的村庄君臣对哭的这个动人的时刻，再次决定了吴永这个始终幸运的小官吏今后更大的幸运。他的名字随着他与太后用哭声奏出的二重唱从此载入了帝国的史册。他的官运亨通甚至持续到了这个帝国消亡数十年之后的民国时期。

1900年8月18日，这是慈禧逃亡的第三天。这三天对每一位皇室成员来讲都是地狱般的日子。

15日上午，慈禧一行逃出德胜门，出了城门就不知道该往哪儿逃了。七八辆骡车停在难民滚滚的大道边犹豫了很久。最后慈禧命令往西。车队下了大道，在庄稼地里的小道上颠簸了很长时间，在几乎所有的人快要热昏了的时候，车队进了颐和园的大门。正在颐和园当班的是景善的儿子郎中恩铭，他急忙吩咐人把太后和皇上抬到乐寿堂，然后端上茶点。慈禧刚咬了一口点心还没来得及咽下去，报告就到了：洋兵已经到了海淀！慈禧立即把点心扔了，说了声“走”！车队急忙出了颐和园往北而去。

慈禧认为联军在追击和搜捕她。她是“主战派”的首领，她是杀洋人的“祸首”，她是攻打使馆的指使者。联军要抓住她，然后审判她——其实这是慈禧在一连串惊恐中无法遏制的想像，联军根本没有想到帝国的皇室会逃亡，正在接近颐和园的是俄国人，他们是冲着颐和园里的珠宝来的。

皇室的车队一路狂奔。除了在一个小村里喝了农民家里的一碗水之外，车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逃窜。

即使按照当时的舒适标准，长时间乘坐骡车也是极端痛苦的事情，更何况是在没有任何食物和水、天气酷热和心情极端沮丧的情况下。最难以忍受的是剧烈的、永无休止的颠簸。慈禧此刻肯定想起了陈列在颐和园里的另一辆马车，那是英国公使送给帝国皇室的一辆西式马车。英国人送马车的目的除了想巴结帝国皇室之外，还有把这辆马车当做样品打开帝国交通工具市场的企图。西式马车乘坐起来真的很舒适，不但有宽敞的车厢、柔软的座位和明亮的玻璃窗户，而且车轮上箍有橡胶圈，圈里设计有弹簧系统组成的减震装置。帝国的官员曾审查样品，然后试乘，都说好，很好，但是我们不需要。英国人问了半天还是没明白帝国官员的意思，因为帝国官员对橡胶轮子和弹簧系统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始终把严厉的目光盯在马车前面的座位上。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不但在最前面，而且还高高在上。帝国的官员反复地质问英国人：皇上坐在哪儿？难道让皇上坐在赶车的奴才后面和下面不成？请问皇上坐在哪儿？英国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于是，不但英国人的推销计划吹了，而且当时全世界都到处可见的驮载着各种各样的文明故事飞奔在田野上、大路上的四轮马车，惟独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辆，即使在博物馆里。

帝国自己有马车：人从前面上下，上的时候需要一点力气和某些技巧，不然就要让人托举上去。封闭式的车棚，厚布或者更厚的呢料为帘，车轮是木制的。人乘坐的位置在车轴的正上方。乘坐时必须像举行某种仪式一样盘着腿。帝国的马车没有具体的座位，如果硬说有的话，整个车板都是座位。帝国的马车没有任何减震装置，如果硬说有的话，丰满一点的屁股便是。在华的洋人们被迫乘坐帝国的马车，结果没走几里，便“困顿不可言状”。喜欢“瞎鼓捣”的洋人决定自己改装中国的马车，他们在车板上挖了个可以放置双腿的窟窿，这才好像稍微舒适了一些。结果这个初步的“改造”立即遭到中国人的嘲笑，嘲笑之后语言之尖刻使洋人们觉得比颠簸更难过——他们的腿吊在车板的下面像是屁股底下长出的两个怪物，还一晃一晃的。受不了被所有的中国人认为是怪物的洋人于是把窟窿补上，努力练习在硬木板上盘起双腿。而今，在帝国北方酷热的气温下，慈禧、光绪和所有的皇室成员一起坐在车板上，听任坚硬的木车轮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跳动不止，车板上的人和仓促搬上车的箱子、包裹一起弹过来滚过去。在车轴的吱扭声和人的呻吟声中，这些曾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娇贵的人，没走多远就都觉得自己离死不远了。

无论是政治逃亡还是政治旅行，依靠的都是道路。道路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线索。而对于20世纪初的大清帝国来说，它国土上的道路和它的历史线索一样始终含糊不清。“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中国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最著名的语录，这和一个洋人所说的“帝国政府和民众很大程度上把修路的工作交给了大自然”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看是相似的。在人们长年累月的行走和畜力车年复一年的碾压下，几乎所有连接帝国城乡的道路全都是一条土沟——晴天的时候尘土飞扬，雨天的时候成为一条泥河。一位英国传教士发现，中华帝国的大地上几乎没有一条直路，所有像路的道儿无不弯弯曲曲。这位英国人认为“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喜欢曲折地到达目的地。

慈禧逃亡的第一天住宿在一个叫做贯市的小村镇，距离京城70里。村镇里的百姓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些人是皇室成员，尤其不相信那个披头散发的农家老太太是皇太后，那个像患了痨病一样的小伙计是当今的皇上。但是帝国的百姓认识银子。李莲英捧着碎银子收购百姓家的食物，只要能吃的，生熟不论，什么都要，全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收购来的最精美的食物是窝头和大麦粥，于是先给太后和皇上呈上去。饿了一天的慈禧和皇上急忙咬了一口，觉得虽然粗糙得咽不下去，但还是有一股惊人的甜味。嘴里塞满窝头的皇上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所以使余等至此者，皆拳匪之赐。”慈禧“闻之”没有发作，因为她于逃亡的路途上已“备受苦难，伤心已极”。

太后和皇上吃完了，剩下的食物才赏给其余的人。王公、格格、大臣们以及车夫、兵士，所有的人都已饿得眼花缭乱，于是立即蜂拥而上，风卷残云一般，所有能够充饥的东西片刻便被一扫而光。

这时有个汉子磕头，声称姓李，在京城里开有一家镖局，他要求护驾。慈禧答应了，并且赏给这个汉子一面龙旗。从此，这个会点武术的镖局首领带着几个徒弟，打着“太后亲赐”的黄龙旗，加入了护驾的行列。

当晚，慈禧一行睡在村镇旁边的一座破庙中。所有的皇室成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了，只有慈禧和光绪母子俩算是有一张“床”——一条大板凳。他们两个就这样背靠背坐着，谁也不说话，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依旧是整整一天的颠簸。没有食物。晚上还是在路边的一座破庙里睡觉。“时天渐寒”，太监们到处“求卧具不得”，好不容易遇到一户人家，妇人却以被子“濯犹未干”为借口“拒之”。慈禧坚持不住了，她躺在了地上。

半夜，慈禧突然在梦中惊叫起来，连她自己都被惊叫声惊醒了。她听见门外有个声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音调极其温柔：“太后勿惊，臣春煊在此护驾。”

慈禧定了定神，说：“进来。”

庙门吱呀一声，一个男人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大刀。

慈禧看了一眼，说：“好，好，知道了。”

男人退出。

岑春煊，时年39岁，官职是甘肃藩司，二品衔，其职权仅次于总督。这个官员是因为皇室的逃亡而得以进入帝国史册的另一个幸运人物，因此他和吴永成为一对靠国难而受宠，从此注定要在皇室逃亡的路上因为争宠而争吵不休、势不两立，进而发展到一辈子互相攻击的帝国官员。岑春煊和吴永一样，因为在庚子年间跟随皇室逃亡的特殊经历，直到民国时期依旧是国家官场上的风云人物。和吴永不同的是，岑春煊一生下来就是个贵族。其父岑毓英曾任帝国云贵总督。他少年时便以国学生的名义入京，家里花钱给他捐了个工部主事，使他整日和权贵子弟一起花天酒地，“黄金结客，车马盈门”。他中过举人。他和光绪皇帝的关系不一般，光绪当年大婚的时候，他是协助办理大婚庆典的主要人物之一。父亲死后，他被“赏”五品京堂，然后连续升迁，甲午前官至大理寺正卿。他虽然被称为“纨绔子弟”，但他身上却少纨绔的懦弱，而多志士的激昂。甲午时他慨然请缨上了前线，在前线着实忙了一阵子，带兵和日本军队抗衡，因此名声大振。和吴永一样，岑春煊也是个“维新分子”，在“戊戌变法”中极其活跃，是康有为“强国会”的成员，曾经极力上书主张“精简机构”，是导致光绪皇帝下决心一下子撤掉一系列衙门机构的直接责任人。他禀性耿直，“遇事锋发，无所回避”，理应在政治上是慈禧的“仇人”。但是，也许由于他父亲生前一直为帝国在一个边缘省份任职的缘故，戊戌之后他居然没有受到慈禧的政治追查。联军将要攻击京城的时候，他响应慈禧“来京勤王”的号召，带着5万两银子和5000官兵从兰州昼夜兼程奔向北京，到达南口已是8月15日，慈禧和皇上已经开始逃亡了。岑春煊紧追不舍，及时地出现在慈禧的身边。尽管无法得知他的突然出现是来保卫皇帝的还是来保卫太后的，但慈禧在微弱的烛光下看到的是一张忠诚可靠的武人的脸，“太后深感之，泣谓岑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这句话对于一个帝国的一个普通的大臣来讲，是足以令其为之赴汤蹈火的！

慈禧终究是女人，而且是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女人。

想必慈禧和吴永对哭的时候，岑春煊也在场，因为岑春煊已经被任命为负责“办理前方一切粮台”的重要官员了。

慈禧抹了眼泪问：前边是哪里？

吴永带着哭音回应：怀来县。

慈禧问：汉人还是满人？

吴永答：汉人。

慈禧问：你尚能穿着官服来迎驾，是忠臣。备了食物了吗？

吴永答：有，一锅粥。

慈禧说：粥很好！

慈禧和皇上喝粥的时候，吴永退出来，立即回了县城。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至少不怕那些和他捣乱的义和团了。他把盘踞在怀来县城的义和团抓的抓，杀的杀，剩下的就全都跑了。肃清义和团之后，他指挥人挖开城门，用土铺平道路，清理街道，准备馆舍，张罗食品，晚上便把慈禧一行迎接到了县城。令慈禧进一步感动的是，这个小小的知县除了准备了令她不再饥饿的食物、她特别需要的旱烟之外，居然还弄来一大包可供她换洗的衣服、一把梳头的梳子和一盒胭脂。衣服是吴永死去的母亲留下的，梳妆物品也是死去的姐姐的遗物，是他从已经另娶的姐夫那里要来的。他对慈禧实话实说，慈禧没有嫌弃，还十分高兴。浑身已经发出酸臭味道的慈禧赶快换衣、洗头、梳妆，李莲英给她梳了个两把式的大拉翅头，她觉得精神好起来了。皇上，还有那些王公格格们也都换了干净衣服，都是吴永从县城百姓那里收集来的。皇上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绸袍，看上去不像小伙计了，像个富裕的商人。

表面上焕然一新的皇室们居然“请入席”了。怀来小县城里摆上了三桌宴席，而且燕窝鱼翅鸡鸭鱼肉竟都弄齐全了。太后一桌，皇上一桌，皇后和格格们一桌，都吃得满嘴流油。

连同岑春煊的兵马在内，吴永要负责数千人的供应，只有心力交瘁。他的官服破了，鞋露出了脚趾，双眼因为严重缺乏睡眠而红肿。慈禧看见心疼了，她对吴知县体贴地说：“量力为之，毋过劳苦。”

吴永看见，即使吃着燕窝鱼翅，太后依旧愁容满面，而皇上也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这时，中华帝国的这一对逃亡中的著名母子正在为《罪己诏》的措辞而勾心斗角。

毫无疑问，现在的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政府的权威性从那几辆骡车奔出神武门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整个帝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严重质疑和轻视。这是一个极其难堪的现实。造成这一切的力量不是来自国内的反叛，而是来自外来势力的武装干涉。因此，他们母子二人的当务之急不是向国人解释什么，而是要尽可能迅速地取得外来势力的“谅解”。这种“谅解”极其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很在乎的问题：他们所代表的帝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1900年大清帝国的这份《罪己诏》从一开始的动机上讲，就是写给洋人们看的，这与数百年前宋徽宗的检讨有着本质的差别：徽宗的《罪己诏》的结论是号召全民御侮，而慈禧的《罪己诏》全篇均是在呼吁“世界和平”。

他们母子争论的核心，也是诏书写作的难点，即：帝国的局势演变到如此地步，责任归谁？

1900年8月20日帝国终于颁发的《罪己诏》原文极长，翻译成白话文简直如同一本书，而且昔日皇家文件的豪华文采全不见了踪影，像一篇因为小错而写给老师的小学生的悔过书。一百年后的今天，不读不行，读之生厌，只有选择最核心的观点摘录一二。

先得把帝国政府居然弃民逃跑的事情说清楚：

迨至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之变，朕与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公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仓皇西狩。

《罪己诏》一开始就把最主要的焦点问题回答了：帝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那些敢于把太后和皇帝“扶掖”出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们身上。接着，《罪己诏》用极大的篇幅解释了洋人们为公然入侵中国寻找的“借口”、而朝廷想躲也躲不过去的义和团问题：

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自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之怒，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漫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

涞涿拳匪，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干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邪说，煽动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浸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则祸首王公大臣之罪也。

《罪己诏》进一步说明：“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因此纵观义和团盛于乡里，充斥京城，最终酿成大乱，那些帝国的地方官员、军队将领和王公大臣们，无不是应该为目前局势负责的人。试问，使馆最后是怎么保全下来的？如果帝国真的要毁灭使馆，命令火攻水灌，使馆哪还能有今天？而朝廷不是命人送去了西瓜水果吗？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慰问，在那样的局势下没再去，想必完全可以谅解。

既然除了太后和皇上之外，所有的大臣和官员都有罪，那么，如此的“众”罪行是怎样造成的？《罪己诏》得出结论出乎整个帝国的意料——帝国的全体官员没有“大公无私”：

近二十年来，每起一次衅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说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超台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酿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难。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7～189页。）

这是帝国政治文件中的典型范例——下边有一群私心太重的“歪嘴和尚”把本来很正确的“经”给念走调了。这是帝国的皇上和太后开列给洋人们的一份“惩罚”名单——它明确地告诉洋人们有仇有气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发泄，或者是在向洋人明确表态：至少皇太后和皇上没有偏袒任何“酿此奇变”的官员的意思。

帝国政府逃亡的第五天，本来还为皇室的逃亡而忧虑担心的帝国官员们，突然发现自己就要变成国家的“罪犯”了，于是纷纷惊慌起来。而洋人们真的就开列了一大串必须严厉“惩办”的帝国官员的名单，名单上除了没有慈禧和光绪的名字之外，几乎囊括了帝国政府朝廷的一半重臣和数十名地方要员。

1900年8月大清帝国的《罪己诏》最后所说的关于“公”与“私”的问题值得玩味。本是给洋人们看，用以推脱责任的，竟然唐突地提出了这么一个纯属帝国官场中的“职业道德”问题，不知道特地把这个问题说给洋人们听是出于什么目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这句反问——在整篇《罪己诏》中只有这句话像是皇帝自己的话。可是，话是问的不错，问题是：在问谁呢？整个大清帝国谁最该回答这个问题？

2、清泪湿山河

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北京使联军颇感到意外。因为在大沽口海面上准备登陆的时候，所有的官兵都被反复严肃地告之一个历史事实：1860年，也就是40年前，英法联军从这里向北京攻击前进，结果遭到手持冷兵器的满族武士们的阻击，联军一共战斗了四十多天才到达北京。如今的攻击距离和路线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已堪称一支强大的正规军，要想打到北京，乐观地说也得需要80天，前提是各位到那个时候还活着的话。

可是，事实是，40年后，从联军开始攻击行动到完全占领北京仅仅用了10天。

联军们发现，他们占领的这座帝国都城基本上还是个完好无缺的大都市。所谓“完好无缺”，指的是在这座被攻击的城市里，市民并没有按照战争常规而大量逃亡，除了官吏和兵勇之外，所有的北京市民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家。即使在一片枪炮声中联军官兵冲进街道的时候，他们依旧看见了京城灰色的院落里升起的炊烟，看见了挂在龙槐树枝上的百灵在鸟笼里跳来跳去，看见了低矮的院门的缝隙后露出一双黑色发亮的眼睛。而胡同口背阴的墙根下、街头的古树下和破旧的小型庙宇的台阶上，仍旧蹲着一些男人，他们往往使摸索前进的联军官兵们骤然紧张起来。可定神再看，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头上的辫子细短干枯，手上除了烟袋之外没有武器，显然他们或是聚集在一起回忆着留恋不已的过去，或是孤独而沉默地消磨着闷热躁乱的夏日，仅此而已。因为即使跌跌撞撞地拉着炮车、噼噼啪啪地放着枪的联军官兵们的目光与他们的目光对视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也丝毫没有惊慌的神色——这种东方黄色面孔上的那种没有任何表情的表情至少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就在这种古老的目光与联军们的目光相对视的瞬间，一种无以明状的奇异感觉立即涌上了这些异国官兵的心。联军官兵们有些惊慌还有些胆怯地急忙把自己的视线转移开，于是前方的五彩牌楼、深邃的城墙门洞和弥漫在杂乱房屋顶上的浓烟，都变得神秘而沉重起来。

帝国都城里的市民是一群能够活得很沉着的市民。

后来有人为此谴责帝国的政府：从联军开始向北京攻击的时候起，北京城就实行了严厉的戒严令：所有的城门一律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城。这等于有意把百万北京臣民当做了帝国的人质。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似乎帝国都城里的百万臣民并没有“人质”的感受。于是，又有人反驳说，即使当时帝国政府强迫市民疏散也无法让其离开家门。原因是：北京市民是这个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众，他们普遍地认为无论谁打进这座城市，都是冲着皇上、官府和那些大宅门去的，天下怎么会有人跟贫穷的他们过不去？

在北京城破的时刻，几乎所有奔跑在街头的人，都是王公的家眷、弃职的官吏、外地的富商、溃败的官军以及零散的义和团们。满城奔跑的人流集中在北城，因为联军是从南边和东边打进北京城的。

8月16日，帝国所有的政府机构都不见了任何一位官吏的影子，北京城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权力的空白。德胜门和西直门城门附近集中了数百辆大车，车马装载着半城的财富拥挤在一起，于是成为趁火打劫的最佳地点。官吏大员们充当了自家的车夫，因为车夫们不是逃跑了，就是加入了打劫的行列。官吏大员们抽打着拉车的牲口，车上家眷们的惊叫哭喊连成一片。

正在逃亡的军机大臣王文韶被阻挡在此。平时享受着皇恩俸禄，国难当头却要弃国而逃，王文韶感到万分耻辱，他高声大骂：“没良心的狗奴才！没廉耻的狗奴才！”但是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王文韶已觉得他此刻的行为和那些逃命的官吏截然不同，因此他有权力开口大骂。他早上从家里追至皇宫，发现连看守皇宫的人都跑光了，东华门锁着，根本进不去。他奔向德胜门，途中在一座小庙中歇脚，但小庙的和尚怕受连累不让他停留，并且声称他们也要跑了，原因是这座小庙曾经是义和团的一个神坛。德胜门城门附近已经出现了联军官兵的身影，王文韶只好不顾王公的体面拼了老命才终于在人流中挤出了城门，刚跑到嘎嘎胡同，天下雨了，于是又躲进一位小官吏家。这位小官吏给帝国大员找来一辆驴车，并且派自己的随从跟随军机大臣逃亡，但他明确里嘱咐随从：重点保护的不是王大人而是驴——因为沿途散兵土匪抢劫的不是人，而是牲口。当王文韶终于在怀来县城里追上太后的时候，包括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内的所有皇室人员都对这个衣衫褴褛、年近八十的大臣居然能够有气力活着追上朝廷而万分感动。同时，王文韶的追随令他们联想到了帝国那些此刻只顾自己逃命的大员——都是些什么东西！

在中华帝国战败的时刻，政府和官吏弃城逃亡几乎成了一个习惯，这种罕见得几乎等于一个帝国政府全体逃窜的举动，在帝国的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至少慈禧太后应该记得，40年前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带着包括她在内的嫔妃们也是在慌乱中狼狈逃出京城的，而帝国的大员官吏们同时也作鸟兽散了。所不同的是，那年城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奇迹：居然有一个比如今的王文韶对帝国更忠心耿耿的人物在城破之时不但没有逃跑，反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依然坐在衙门府里“篝灯观书”，成为惟一在已经沦陷的帝国都城内坚守政府职务的人。因为在帝国的官员中这样的人物实在罕见，于是事后他成为帝国全体官员们的“榜样”——他被皇上破格提拔了。这个奇迹《汪穰卿笔记》中有载，是一则绝佳的帝国政治幽默：许善长，字季仁，浙江杭州人士，“才思清俊，落拓不羁。”没有任何官职，因此生活困顿。但他却有个官吏的爱好：留恋妓院——“偶假得数十金，必尽费之韩家潭等处。”韩家潭，京城妓院所在胡同之一也。联军入城，“京官多潜走”，他正为没钱逛妓院而发愁，于是找到一个内阁中书借钱。这位内阁中书正准备逃跑，于是对其曰：“借贷可也。然余欲有事相求，必诺乃可。”许善长问何事，内阁中书言：“吾今晚当值，欲君相代。如允当贷二百金。”许善长高兴都来不及呢，欣然同意。奇特的是，这个许某是个信守诺言的人物，在闹不好可能掉脑袋的时候，他拿了银子并没有去及时行乐，而是真的一本正经地上内阁衙门值班去了。更奇特的是他到内阁衙门之后发生的意外：

许既诺。夜宿阁中，篝灯观书。时恭王留守，夜出察诸值宿者乃多空无人，至内阁望见有灯，趋之，见许，问：“人多不至，君何为者？”许初不识为恭王，然意必为贵要也，乃起对曰：“今京府空虚，各署文书深惧遗失，故不敢不致谨。”王甚奖叹之。问其姓名，曰：“浙人许善长也。”后中书有缺，特越次补之，而误为许善昌，许既得补，乃递呈吏部更正焉。（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67页。）

可以想像当时恭亲王着实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连名字都没搞清楚就决定提拔这个“英勇无畏”的人。这是许善长绝对没有想到的事情，至少当上了内阁中书的他从此再也用不着借钱逛妓院了。《汪穰卿笔记》对此感慨道：“宦途升沉，至为无定。”

8月16日，当北京城内外的枪炮声基本停歇之后，市民们便继续等待着北京城再次陷入混乱的时刻。经多见广使他们肯定这座城市“还得乱几天”。当晚关于太后和皇上“西狩”的消息就传了出来，然后就是哪个衙门哪个王爷的轿子也“出了彰义门”之类的传闻。有年轻人爬上屋顶看，果然看见城里数处又起火了。把起火的方向和大致位置向老人报告，老人眯着眼说：“我说什么来着？跟咸丰年一样，洋人围了王府了！”

那些以“保护使馆”为借口打入这个富庶的帝国都城的联军首先扑向了各座王府：帝国的王公大臣们不但是“应该无情惩罚的祸首”，而且他们的王府是囤积帝国金银财宝的最大的仓库。

帝国所有的王公贵族都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有充分的估计。这些过着世界上最奢侈生活的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家眷们，除了在养尊处优、傲慢排场、享受美食、声色犬马、贪污受贿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之外，他们还有在巨大动乱到来的时刻清醒地估算自身处境的敏感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与生俱来地流动在王公贵族们的血统之中，他们在平安年代里骇人听闻的骄奢挥霍和在危机时刻毫不犹豫的弃国逃亡都出自于他们的这种贵族本能。他们的命运也因其在临危之时表现出的惊人的果断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具震撼力的人生警示。

而在最后一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逃亡的那些贵族们，在联军闯进大门之前的短暂时间里，开始了竞赛似的集体自杀——这种同样果决迅速的集体仪式，曾在元军突入大宋的时刻、清军突入长江沿岸的时刻、太平军突入沿海城市的时刻多次在帝国的历史中出现过。千百年来这种仪式混杂在多种道德评判的名称下成为这个民族历史中极其罕见的悲伤景象。

那个狂热歌颂义和团“法术”的大学士徐桐，八十多岁的他已经没有力气跟随太后逃亡了。于是，他准备死。他对他的长子说，他是帝国的“首辅之尊”，遭遇如此国难，“必该殉国”。这个准备一死的老贵族在房梁上系了两条绳子——他决定和他的第三个儿子一起死。他的三儿子就是现任刑部侍郎，斩杀袁昶等反战大臣的监斩官徐承煜。帝国的大学士认为，只有当官的儿子才有资格与他一起殉国。父子俩人同时登上了板凳，同时把绳索套在了脖子上，然后大学士看着他的儿子，他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但是，他发现他的“老三”正在看着他呢，眼神分明是希望父亲先死。两个人僵持了好一会儿，徐承煜突然把头钻出绳索，跪下来，哭道：“儿子先死，无法为父亲尽孝，请允许为父亲殓葬之后儿再死！儿子一定死！儿子不敢偷生！”大学士徐桐“欣慰”地一笑，叹了一口气，流出两行老泪，对长子说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句话：“你无官，可归隐老家。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他脚一蹬。板凳倒了，帝国的大学士死了。徐承煜立即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然后趁家人没注意，跑了。没过多久，他在城外被日本军队捕获，关押了一阵后被当做“罪犯”之一砍杀于菜市口。杀他的时候有洋人“监斩”，并且举着照相机在他身首分离的瞬间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成为大清帝国那段悲惨岁月的清晰见证。据说徐承煜跑后曾经偷偷回家过一次，发现全家妻妻妾妾男女老幼随从仆人共16人，全部悬梁于厅堂内，那情景几乎令他精神错乱。

北京城破之日，集体自杀的贵族家庭还有：

宗室奉恩将军札隆阿和儿子、儿媳、女儿和孙儿一起自缢。

宗室侍读宝丰，“追两宫未果”，全家吞金而死。

宗室侍读崇寿，杀全家老少之后，“自刃胸腹以死”。

奉天府尹福裕全家7人全部溺死。

二等侍卫全成全家5人服毒。

一品官富谦全家12人自焚。

护军参领续林先用刀杀了妻子儿女，然后自杀。

都统御前侍卫奕功，在联军冲到他家门口的最后时刻，插紧大门，率领全家妻妾子女共10人进入后院，堆起柴草，阖家自焚。没有被烧死的人爬到井边投井。

吉林将军延茂多日在安定门城墙上指挥阻击战斗，战斗失败后只身回家，与母亲、兄嫂、弟媳和子女共12人，引火自焚。

中书玉彬与母亲赫舍里氏以及妻子兄弟等，全自焚。

庶吉士宗室寿富，全家集体上吊。寿富体胖，悬绳崩断，其弟帮助他整理绳子，又为两个妹妹和一个侍女“从容理环，后乃自缢。”

国子监祭酒熙元和王懿荣，在洋兵破城之时，迅速回家，前者和老母等家人一起服毒，后者与妻子投井。

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员候选员外郎陈銮一家集体自杀的人数最多，达31人。

在死亡之前的最后一刻依旧能够用文字记载下当时帝国凄惨而恐怖的情形的贵族，是景善。无论中外，研究中华帝国庚子事件的学者无不把《景善日记》当做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景善这个老贵族坚持记日记的习惯令后人惊讶。他不但对帝国那段混乱日子的每一天都有详尽的记录，而且最后的一篇日记竟然记于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900年8月15日——那一天北京城陷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逃。在这一天的《景善日记》里，记有内务大臣文年告之太后出逃的消息，记有儿子告之大学士徐桐自杀的消息，记有家人“吞烟而死”时他阻止不了但自己并“无此拙见”等内容。景善甚至还拖着年迈之躯把自己家银子埋藏了起来，他坚信那些洋人“必不知予藏金之所在”。这篇日记的最后的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

时年77岁的景善，其父桂顺在道光年间曾为都统，其家与叶赫那拉家族有亲谊关系。他本人做过翰林学士和内务府大臣。由于他的显赫出身和他当过帝国最有油水的内务府大员，因此他必定积存有令他舍不得死的大量银子。然而，当他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饿着肚子写完最后一篇日记的两小时之后，他被他的儿子连拉带拽地弄到了自家的水井边。景善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恩铭就是慈禧逃到颐和园时出来接驾的那官员，恩铭跟随慈禧逃亡了。二儿子从联军攻城时起就没回过家，毫无音信，生死不知。大儿子恩珠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平时父子总是因为儿子不断地向父亲要钱而发生口角。恩珠还是一名狂热的义和团团员。当全家人都自杀之后，恩珠回来了，即使在绝望的时刻，他还是没能从父亲口中得知银子藏在哪里。于是他觉得有必要“帮助”老父亲“殉国”。年迈的老父亲仅仅挣扎了几下，便被他的儿子塞到井里去了。

景善巨大的府邸立即遭到联军的彻底洗劫，一名英军士兵在寻找财物时在废墟中发现了几册日记，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这名英军士兵把日记收藏了起来，并且带回了英国——现在的中国人读到的《景善日记》，是由英文翻译而来的。

重新跑上街头的恩珠很快就被联军抓住处死，原因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义和团使用的武器”。一个显赫了二百年的帝国贵族之家就这样从物质到精神即刻消失得痕迹全无了。

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达三十多户。王公贵族之家大都人口茂盛，于是自杀总人数近两千人。

一些贵族是在联军砸开府邸大门的最后一刻采取自杀行动的，于是必须在时间上和联军争分夺秒。跟随联军进入京城的英国记者米德尔目睹了这样一幕：他正在紫禁城东北角楼外一座“庄严的住宅”门口休息，突然闻到了一股尸体的臭味。他向气味散发的方向寻找，进入了这座住宅的大门。院子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尸体旁有一些断剑和衣服的碎片——“一切迹象表明，这座院落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交手战。”进入到院子后面的房屋里，他看见了更悲惨的情形：一条狭道尽头吊着六具尸体，是三个成年人和三个孩子，个个伸舌瞪眼，惨不忍睹。这个英国记者最后的判断是：前院烧焦的那个人为了保卫全家免遭毒手，曾与入侵者进行了疯狂的拼杀，而正是由于他的抵抗，全家才有了自杀身亡的时间。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自杀的王公贵族所遭遇的苦难足以说明这个帝国的王公贵族们为什么会纷纷在城破之际全家自杀。

户部尚书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道光、咸丰两朝大学士赛尚阿之子。这是一个在帝国历史上很不一般的贵族，他最大的不一般是，1864年，这个“熟谙军务”的满族贵族世家子弟在步军统领衙门做小官吏的时候，把大量的时间没有用到和其他贵族子弟一起“风流倜傥”上，而是在日夜苦读，竟然于当年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名次竟然是第一甲第一名，从而制造了一个全国百姓争相议论、皇室宫廷紧急开会的巨大轰动事件。在这个要想步入仕途必须经过科举的帝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帝国政府从不鼓励满族和蒙古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原因是复杂的：首先，身为满、蒙的帝国统治阶层出于“以武立国”的思维定势，不希望自己的子弟因为沉溺于“汉家经典”而荒废了用以巩固政权的习武传统。所以，为了让其安心练习武功而不必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操心，所有的满、蒙血统子弟从一生下来起就天生“领有钱粮”。另外，帝国科举考试选拔汉族文官，就是为了给对满、蒙统治有逆反心理的汉人以“获取前途”的机会，从而让为官取仕的他们降服更多的汉人之心。帝国历朝的皇帝从不主张满、蒙子弟去与汉人争夺本来就不多的科举名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多数满、蒙贵族子弟别说深刻地掌握汉家经典，有的连汉语都不怎么会说，与其在考场上丢人，还不如明确声明不参加考试。因此，大清帝国自开国二百多年间，即使有个别满、蒙贵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但也从来没有考中状元的先例。崇绮是大清帝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考上状元的满族贵族子弟。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汉家子弟的多大反感，反而在全国传为美谈，但朝廷却为是否批准这个满族贵族子弟为“状元”前瞻后顾，反复思量，后来终于在“只看文章，不论满汉”的呼声中授予崇绮翰林院翰林。自此，崇绮的好运接踵而来，他的女儿被封为同治皇帝的皇后，状元兼国丈，于是官至盛京将军、户部尚书，荣耀和气派凌驾于任何贵族之上。

1900年，已经七十多岁的崇绮本来和义和团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仅仅在废除光绪的问题上因为想在晚年拥有稳固的靠山而为端郡王呼吁了一阵子，不料想竟得到了慈禧的欢心，不但赐他“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还和徐桐一起同时当上了新立皇储的老师。这充其量只是政治上的投机，后来洋人们也没把他列入“惩办名单”，但是他自己有点儿心虚，在得知慈禧逃亡的消息后，他跟随荣禄一起出逃一直逃到了保定。据他和荣禄说，他们两人之所以往南奔向保定，并不是一般的逃亡，而是在“吸引洋兵，掩护圣驾”。至于他们是否吸引了联军的兵力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是，没有来得及跟随崇绮出逃的家人在最后的时刻动作慢了，他们全部落入了联军之手。崇绮家所有的女人，包括他的妻妾、女儿、儿媳等，都被联军关在天坛，受到联军官兵的肆意凌辱——“数十人轮奸之”。被释放回家后，崇绮的儿子崇葆公爵“愤恨无地”，在自家府邸的院子里挖了个大坑，先把年幼的孩子们活埋了，然后又为自己挖了个坑，“自缢身死”。随后，在崇绮之妻瓜尔佳氏的带领下，剩余的家人也全部自杀。身在保定的崇绮得知这一消息后“羞愤交加”，“大哭一夜”，然后决定一死了之。他找不到一根结实的绳子，于是就自己搓。一切准备完毕后，他指着身边不断劝解他的荣禄一字一眼地说：“都是因为你！”然后，他把自己吊在了保定莲花书院满是灰尘的房梁上，死了。

谁人能够解释大清帝国这个满腔悲愤的老贵族最后指着荣禄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联军在占领北京城后肆意屠杀之事，连洋人们自己都无法完全否认，尽管他们在史书中对此事的描述大都轻描淡写。

联军为其暴行寻找的借口是：消灭义和团。

北京城城破之后，数十万义和团们都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来自帝国北方乡村的农民绝大多数在城破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即使没来得及逃出京城的少数义和团团员此刻也绝不会依旧穿着义和团鲜艳的衣服，拿着他们的大刀和法器“呼啸周衢”了。至于联军是如何区分义和团与北京平民的，不得而知。

联军首先包围了义和团总部庄亲王载勋的府邸。载勋已经跟随慈禧逃亡，但是联军还是在这座巨大豪华的府邸中一下子抓到了一大群义和团。这些人无一幸免地全部被联军就地处死，然后纵火焚尸。事后有人清理现场，发现包括载勋家眷和老人孩子在内，尸体有1700具之多，真正是“尸积如山”。

在皇城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一群义和团夹杂在因为自家的房屋被联军纵火而逃出来的平民中间，被法军追赶不舍，最后被压缩到一条死胡同的尽头。法军官兵架起机枪开始扫射——“约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个活着的人。”目击的联军士兵后来回忆说：“其闹声可使人的耳朵聋了。”（丛刊《义和团》（二）第358页、第528页。）

西什库教堂附近是联军报复的重点地区之一。联军从两面向这个地点合围，把数千中国人围在了城墙下，然后开枪扫射。

这样的杀戮普遍发生于京城的每个角落。联军“逢人既发枪毙之，常有数十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至横尸遍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联军的杀人手段充分展示了洋人们的“高度文明”，他们不愿意浪费子弹，于是使用了可以致人死地的所有的方法，包括焚烧、棍击、绳勒和强奸——“巷弯曲之处，尸体极其难看”，以至使“军马受惊，鲁莽狂窜。”（《庚子纪事》，第95页。）

联军专门成立了搜捕队，不分昼夜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抓人。协助联军搜捕或者直接执行杀戮的洋人中，以使馆人员最为疯狂。他们从联军刚刚占领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就成群地从使馆区蜂拥而出，开始了“杀人竞赛”，致使“成千上万的人在以屠杀为乐的疯狂中被杀了”。他们特别对杀帝国的贵族感兴趣，带着联军官兵奔忙于京城的每一座王府之间。经过他们洗劫的王府，“是在抢劫之后又加毁坏，毁坏后又加抢劫，被无微不至地彻底地毁灭了。屋子里的家具被拖了出来，家里的杂物扔了遍地。其中有镶着大红滚边的衣裳，有洒着血的中国女子尖尖的弓鞋，有切断了的手和腿，有砍下来的头，也有扎成束的头发。”（（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屠杀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抢掠。或者说，抢掠才是联军们真正想干的。最普遍的抢掠是对商号店铺的扫荡，京城内几乎每一个商铺都遭到彻底地抢劫，尤其是那些珠宝店和钱庄——“以搜查义和团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卧房密室，无所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任其所为，饱载而去。”（《庚子记事》第35、36页。）奇特的是，联军官兵们不知是受到了谁的点拨，对中国当铺特别感兴趣，京城全城两百家当铺，在1900年没有遭到洋人抢掠的仅剩四家。闯入当铺的联军官兵“类似疯狂，汹涌难遏，群碎其柜，争前抢夺，当铺已成疯人院，其状可畏。”有一家大型当铺的掌柜和伙计居然要誓死保卫财产，和联军对峙很久，最后还是被联军攻破大门，结果“室内顿时纷乱，首饰、古玩玉器、皮衣、绣货、绸缎等各类物品，抛置地面，以足踏上，灰土飞扬，呛人之喉。”联军官兵们开始只要黄金、银子、钻石和钟表。后来又不知经过什么人的指点，开始抢貂皮和绸缎——“各人背负一包，急荷而出。”（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7页。）

抢掠商家大多是联军官兵的个人行为，而抢掠王府、官府和皇室，是在各国军队首领直接指挥下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户部尚书立山家是京城著名的豪府，虽然已经遭到义和团的查抄，但联军还是在他府内搜出价值40多万两银子的珠宝和价值350万两银子的各种古玩，这些财物“全部运往法国使馆”。而日军抢掠的是军机大臣宝均的家，日本人仅仅从这座王府院子里的水井中，就发现了30万两银子。联军还没有破城的时候，就已经研究过如何抢掠帝国政府各部门的问题了，因此几乎与占领北京同时开始的是对帝国政府各部门的占领。这些部门包括兵部、吏部、工部、内务府、钦天监、鸿舻寺、太医院、詹事府、銮仪卫、銮驾库、理藩院、顺天府、光禄寺、国子监、税课司等等。联军对帝国政府各部一旦占领，立即把所占的房屋当做军营，然后把“各项钱粮尽行拉运一空”。

在这项抢掠中，日本人显示了他们的一贯的狡猾。帝国的户部位于俄军的“占领区”，但是当俄军进入户部的时候发现，户部的银库已经被日军抢掠完毕，为此俄军提出“严正抗议”，而日军的解释是，分区占领的决定是15日下午15时才做出的，日本军队进入户部的时间则是在15日上午，因此日本的“缴获有效”。日本军队在没有攻破北京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户部银窖的位置，他们迅速准确地在户部里挖开一个巨大的地银库，把里面数千万两银锭搬运一空，包括一个也许是那时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纯金砝码——这一砝码的重量“和一个真人的重量相似”。

为此，俄军统帅后悔得失去了理智，他不停地叫喊：“一定还有！人们都说还有金子和银子！金子在哪里？银子在哪里？”贪婪使这个俄国人的精神出了问题。使俄军统帅停止了喊叫的是俄军队对颐和园的“独家占领”。8月16日上午，俄军中校伊林斯基先于日军到达颐和园，并宣布这座巨大豪华的皇家园林为俄军的“军事禁区”。从那一天起，直到10月2日英、意军队根据联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接管颐和园时止，中华帝国这座皇家园林中的珍贵物品大部份都已经不见了。在占领颐和园的近五十天内，俄军雇佣京城民间的大车，昼夜不断地从颐和园往俄国使馆拉运财宝。由于拉运的任务实在繁重，赶大车的人极其疲劳，经常“处于半睡状态”，致使“车中物品时落于地”，“无数雕刻奇巧的玉器因此碎成数段”。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些大车经过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中国人依旧可以在泥泞中不断地拣到“皇家的珠宝”。接管颐和园的英、意官兵在颐和园内再次进行了最严密的搜索，还是依然发现了大批财宝。等再也搜寻不到值钱的物品后，官兵们开始随意“取所爱之物为纪念品”，这些“纪念品”包括香炉、花盆甚至雕花门窗。75年之后的1975年，法国巴黎的一个古玩商人给中国有关部门来信说，他有颐和园佛香阁西侧的那个小亭子的铜窗可以出售，为此中国方面派出人员前去甄别。8年之后的1983年，一个美国人出资51.5万美元从那位法国古玩商手中将10扇铜窗买下“无偿归还中国”。没有人知道这个美国人的“慷慨之举”中是否包含着对历史的悔过。

1900年的美军司令部设在先农坛。美军在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运进美国使馆之后，就把大殿里所有文物全部扔在了露天，然后将他们的马厩建在了中国皇帝祭天的大理石祭坛上。

英军的司令部设在天坛——“每天都有装载珍品的车辆，上面是丝织品、皮货、白银和玉饰、绣花衣服等，运出天坛。”（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0页。）英军还把天坛内大清帝国皇室祖先的牌位全部运回英国国内，至今依旧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内。

抢掠之后，接下来在大清帝国都城北京城内发生的恐怕是人类史上极其罕见的奇特景象了：北京城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拍卖市场。而更加奇特之处在于这个拍卖市场中摊主和顾客双方的身份也是举世罕见的。

拍卖紧接在大规模的杀戮和抢掠之后，从抢掠到拍卖之间没有时间上的哪怕想掩饰一下的过渡，几分钟之前刚刚抢劫来的物品，片刻便堂而皇之地摆在了摊位上，成为大声叫卖的“商品”。拍卖地点就在实施抢劫的现场，摊位四周遭到抢掠的民房燃烧着的大火还没有完全熄灭。拍卖“商品”的摊主全是清一色的洋人，所卖的物品昨天还是中国人家里的私人财产。而逛这个巨大“市场”的顾客，除了在京的洋人外还有中国人。他们悄无声息地溜向拍卖市场的时候必须要穿过京城里那些堆着成堆的中国人尸体的胡同——“尸体已经在炎热的气温中腐烂，即使是中国顾客也不得不在经过时捂住自己的鼻子。”

拍卖之风首先从英国使馆里开始刮起。这座使馆“每天定期有人开车出去，回来时车上装满了丝绸、刺绣、皮毛、青铜器、珠宝、玉器和中国瓷器，并在下午四点钟开始在使馆的大草坪上拍卖。”随着英国使馆的举动，各国使馆很快都成了拍卖行，各国官兵把抢掠来的物品“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所得之款，按官级高低分派”。各国使馆的拍卖行动“每日如此，持续达三个星期”。

使馆里拍卖起初仅仅在洋人们之间进行。各国把官兵们抢掠来的财宝展览似的陈列出来，以便“互相交换”。各国的传教士、商人以及官兵们都想大量地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精美的中国物品”，以便将来回到国内倒卖而获取暴利。于是洋人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现场交易需要大量的现金，而现金的匮乏使大量的收购受到限制，于是有的使馆人员和洋人开始用可以在巴黎、伦敦等银行兑换现金的支票收购，这证明了1900年发生在这帝国都城北京的规模空前的抢劫与拍卖受到了帝国主义们各国国内财团的鼎立支持。

拍卖活动几天之后便蔓延到了北京街头。规模扩大的原因是联军官兵们手中仍存有大量的抢掠物品不愿意在使馆内的拍卖场上出手。因为仅仅在使馆区内进行拍卖，收入不但受到使馆的监视和限制，而且往往“卖不出好的价钱”。联军官兵们希望把手上的赃物直接卖给中国人——“他们认识这些东西的价值，他们肯定愿意出公道的价钱。”

一旦洋人的拍卖举动扩展到京城街头，这个刚刚遭到毁灭性抢掠的城市立即呈现出一派人类在战争状态下前所未有的景象：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联军官兵们摆的摊子，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正阳门外、天坛、菜市口、虎坊桥、鼓楼乃至各座城门的门洞里，地摊一个连一个遍及整个帝国的都城。联军官兵“每日差务一毕，即选择一平安之地，铺一布于地面，蹲踞于旁，摆上各类货物，以便人之购买。”同时参与如此丧尽廉耻之事的洋人还有那些外国传教士们。这些“上帝的信徒”在联军占领北京之后的行为令人困惑，因为他们一旦从生死线上侥幸活下来之后就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最彻底的抢掠者。他们和中国的教民一起，带领联军官兵闯进帝国贵族的红漆大门，甚至砸开普通平民百姓的木门，开始了近乎疯狂的抢劫。他们比联军官兵们更“懂得什么最值钱”。这些传教士什么都要，从最贵重的金银珠宝一直到一张看上去已经残破的中国画。一个叫都立华的洋牧师居然自己“单独占领了一座王府”，据他说这座王府的主人是一位“年仅九岁的亲王”。他占领这座王府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到联军彻底而反复的洗劫，贵重的物品已经都被运走，但他居然还是在废墟中找到了3000两银子。更令他满意的是，残存在这座巨大王府里的家具、幔帐、瓷器甚至锅碗瓢盆，都让他搬到了市场上摆了摊，他对他的“同仁”说：“瞧，这都是上帝的恩赐！”

西什库教堂的主教樊国梁是抢掠礼王府邸的总指挥，为了把这座王府中“有价值的财宝”运往教堂，数辆大车竟然连续运送了整整七天。这位主教还大量收购教民和联军官兵手中的抢劫赃物，在义和团的攻击下已经千疮百孔的西什库教堂成了一座往来“生意”的巨大仓库。无论外国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宗教教义多么的神圣纯洁，1900年北京城里外国传教士的“商业行为”还是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一个主教后来面对指责说得坦率而透彻：“我认为，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身穿各国不同色彩、不同样式军装的官兵和身穿黑色长袍的外国神职人员，互不相让地用各国的语言大声地在帝国的土地上叫卖。他们服装的单纯鲜亮的西方风格与他们叫卖的中国货物那柔和沉稳的东方色彩极其奇异地混杂在一起，他们激烈冲动的叫卖洋话与声调低柔的讨价还价的汉语混杂在一起，而周围就是那座在战争的杀戮和洗劫下千百年的辉煌已是满目疮痍的古老都城——这无异是世界历史上令人最难以名状的情景。

京城里的平民阶层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阶层。他们数量庞大地处于极少数皇亲宗室贵族和数量不太大的赤贫阶层之间，成为帝国城市社会中最实际、最机警、最危险、最顺从的阶层。这个阶层最坚决地维护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同时也最深刻地暴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破绽。

在众多的史料之中，令人遗憾地记载着这样一个事实：在联军分区占领京城之后，北京平民之家的门口，纷纷挂起了“万国旗”。一位在中国居住了近五十年、据说“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的美国人目睹了这样的情形：

中华帝国的都城被联军占领之后，为了巡逻的目的，他们把这块占领地分属于几个军事分遣队管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开始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样自然。

掌握汉语书面语的日本人，是首先进入新领域的。整个城市在三天之内充满了中间为红盘状的小旗……在一段时间里，通常遇到中国人拿着这样的旗子，在上面的空白部分写“顺民”字样。

如有十几个人在路上行走，会有约八个人执不同国家的旗子。

中国人常彼此忠告：万勿随洋人。而现在出现这样的局面，在人类史上或许是独特的。

更有甚者，在曾作为义和团坛口的一座庙门上，令人吃惊地贴有这样的字样：上帝基督徒的人。（（美）明恩溥：《中国在动乱中》。）

朝廷弃民于不顾，又何以让百姓对国家负责？

拍卖场上王公贵族家里的物品强烈吸引着京城平民的好奇心。而所拍物品价格之低廉更令平时只知“豪门深似海”的平民们趋之若鹜。翰林院所遗失的607册《永乐大典》和数万册珍贵古籍分散地出现在崇文门和琉璃厂的摊位上，有人居然只用了一吊钱便买回“八巨册”。德国皇帝送给中国皇帝的一枚“黑鹰大宝星”，上面镶嵌有珍贵的钻石，有人以20两银子便购到了手。而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董、珍贵的皮毛、官员佩带的朝珠、绣花的官服、精美的玉器、瓷器等等，洋人们几乎都是给点银子就出手。有一个平时做古董生意的中国人，居然把洋摊贩们领到家里，他挑出他需要的物品之后，“一律按照物品的重量付给相等重量的黄金。”无法知道这个中国商人从联军官兵手里究竟收购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出如此大的价钱，只能是皇家独有的罕见珍品。

有记载说，虽然皇宫终日紧闭大门，但是里面的珍宝还是大量丢失了。联军官兵从与皇宫相邻的庙宇下面的排水沟里爬进去、在宫墙上挖一个洞钻进去、从大门上面跳进去，他们在巨大的、迷宫一般的皇宫里暗中摸索很久，然后再“原路返回”——说白了，就是偷。

1900年，西方列强在北京城里的大规模拍卖，把人类世界上的强盗逻辑发展到了极致。

除了1900年的中华帝国，世界上再不会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之上。

北京的平民们深夜里把廉价买来的、上面刻着王公姓名的、用绝佳美玉雕刻的鼻烟壶小心地托出来把玩着，人生纷杂的幻觉由此而生，万般的生活欲念不禁奔涌心头。轻易就获得了一件他们从来不敢想的玩意儿，这让他们享受到了一般人体味不到的幸福——这是平民的幸福，是贵族们所没有的幸福。贵族们往往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对是否能够把眼前的富贵维持下去没有任何把握。而平民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和环境适应力，因为即使今天的状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他们也总是会想明天也许就不会这么糟了。这不，昨天还在大人们府里的东西，今天就到大杂院里来了，世道的变幻莫测你还别不信！中国的古代圣贤有一句这样的格言，叫做“衣食足而知荣辱”。虽然有道理，但是好像从没有被生活确切地证明过。因为足衣足食而仍不知荣辱的事情还是在大清帝国里令人发指地发生了。这是中国人后来经常面对历史感到痛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00年，京城里的平民们终于看见了那些没有被杀的王公贵族们在洋人的马鞭下在大街上充当苦力。怡亲王洗衣，陈御史运石，更多的王公贵族则在清理满城发臭的死尸。和慈禧太后有姻属关系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这些日子一直在为洋人们拉车，洋人在车上用鞭子抽他的脊背，他回头“斜睨而笑”，曰：“老爷别打，横竖这路是我跑衙门跑熟的，包管不错！”

平民们还蜂拥到街头去看“斩首”。联军们确实抓到了不少“真正的义和团”。这些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浑身污血的青年农民被洋人们押往刑场时候，面对街道两旁挤满了的同胞，他们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尽量保持着微笑，舌头没被割下的便喊：“我就是杀大毛子、二毛子的义和团！在阴曹地府里咱接着拜师学艺杀鬼子！”

联军对中华帝国都城的占领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美国一个叫做马克·吐温的作家怀着对传教士在中华帝国所作的“丑恶行径”的极端反感，在报纸上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怒骂，这位作家最核心的咒骂是：“教士们是在中国麦田上乱踏乱啃的一群驴子。”一个正在酝酿着武装暴动的名叫乌里扬诺夫的俄国人，后来化名列宁，他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战争》一文，谴责俄国和其他列强对中华帝国的侵略罪行。

在中华帝国没有被洋人占领的广大的南方，一个叫八指头陀的著名的和尚为逃亡中的皇太后和皇上的命运而痛哭，诗云：“闻道咸阳驻翠华，不禁清泪湿袈裟。孤云出岫宜为雨，五柳成荫莫忆家。”另一个名叫辜鸿铭的帝国小幕僚更是义愤填膺，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愤，他连写数文痛斥各国列强“卑鄙的嘴脸”，并表达了他对皇太后慈禧无与伦比的崇敬之情。他的文章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即：《我们愿意为君王而死，皇太后啊》。文中有颇具莎翁风格的诗一首：

正是端王告诫议约的巨头们说：

在我们的皇冠落地之前，有许多王冠将要被打破；

尔后每个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

让他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伙。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辜鸿铭：《尊王篇》之《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十五，《辜鸿铭文集》（上），黄兴涛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6～87页。）

辜大人并没有“为君王而死”，因为他那时正为自己多年得不到升迁而对皇室有意见。他所颂扬的“最美丽、最慈祥的女人家”，“最伟大、最成熟的政治家”慈禧，在躲过了1900年的灾难之后终于让他当上了帝国的一个海关官吏。帝国倒台之后，做不成官的辜鸿铭改行做了名教授。这个曾在外国读了数年书、会说数国话的中国大知识分子，以坚持梳辫子和欣赏三寸金莲、主张妻妾成群和帝王制度、能把《论语》翻译成英文再把《圣经》翻译成汉语而至今闻名全中国。

3、河船中的秀女

如果辜大人所描绘的“美丽”不是指心灵而是指容颜的话，他的话并没有过份恭维之嫌。按照东方人的审美标准，慈禧年轻时的容颜是美丽的。

最早惊讶于她的美貌的是当年的清河县令吴棠。

吴棠的奇遇开始的因由很简单。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去世，护送灵柩的丧舟经过属他管辖的地盘清江浦，他派仆人给朋友送去300两银子表示自己的哀悼。执行完此任务的仆人回来一报告，他发现仆人把银子错送到河里的另一条船上去了，那条船恰巧也是挂着白布的丧船。吴棠火冒三丈，把仆人骂了个没完没了。他的幕僚安慰他说，反正也不好意思再把银子要回来了，听说那条船里有两个正往京城去参加皇室选秀的满洲秀女，说不定其中的一个姑娘有福气当上贵妃娘娘呢，大人这不就是歪打正着了么。话虽然带有调侃的意思，而吴棠竟然重新拿出300两银子让仆人给他的朋友送去，自己则亲自跑到那条有两个满洲秀女的船上去“吊唁”去了。如果说吴棠的举动是出于幕僚们的怂恿或者出自于他机敏的官场经验，都有一点牵强，因为即使他是个最灵验的算命先生，也不敢想像那条普通的河船之内竟然乘载着未来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当时只是认为，既然是满族贵族官吏的家眷，拜访一下没有什么坏处。而他真正的心思是想借机窥视一下出自深闺的满洲秀女的容颜。果然，吴棠在河船中看见了一个母亲和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姑娘的美丽远远超乎他的想像。他根本没有把那位母亲的“如今人世疏冷，惟独吴老爷古道热肠，我们母女誓不能忘”这一番话听进去，他已经魂不守舍了。

那个美丽的姑娘就是后来的慈禧，当年她年方十八。另外一个姑娘后来做了醇亲王的夫人。

当时慈禧的心情正不怎么样，因为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原来那些看在她父亲不大的官职上与她们保持“亲密关系”的人，现在谁也不理会她们孤儿寡母了。

“河船中的秀女”的故事情节略有出入地散见于前人的各种记载中。虽然有人经过考证指出这个故事存有某些“主观臆想”的成分，但从1869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指派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的圣旨后所表现出的痛苦踌躇，足以证明吴棠当年的这一段奇遇不是没有根据的。慈禧被选入宫中后，尽管吴棠以一个无才无德的小贪官形象而遭到同僚们的鄙视，但他还是官运亨通得以连连升迁，一直做到四川总督。由于他在四川索礼受贿、横行霸道的行径实在过分，朝廷屡屡收到控告他的奏折，于是皇帝下旨让李鸿章负责查办。接旨后的李鸿章对他的幕僚表示，此事为一“烫手的板栗”，因“此人殊难下手”。让老奸巨猾的李鸿章为难的原因是这个吴棠和太后往日的“情谊”，虽无法证实却也无法否定。后来皇帝接到的“查办报告”中对吴棠评价为：“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在籍士绅一致称颂吴棠善政便民。”后来的事实是，吴棠不但没有受到弹劾，弹奏他恶行的人反而“受到朝廷申斥”。

1900年9月3日，66岁的慈禧皇太后在帝国西北部崇山峻岭中一个路匪过夜的土窑里暂时歇息着。天亮的时候，随行的王公大臣、皇室贵族们纷纷蓬头垢面地爬起来，饥肠辘辘地看着前方似乎没完没了的弯曲山路。突然传来太后的旨意：今天不往前走了，一块儿去逛逛山景。大伙正纳闷，太监们已经忙活了起来，满山地拾柴火烧水，原来太后今天要梳妆。太后也让皇帝把头剃一剃。所有的人就这样等待，一直等到太阳升高，人人都饿得眼花缭乱的时候，太后从那座破窑里走了出来，大伙顿时都愣了神：我们的老佛爷，老太后，怎么稍微地这么一打扮，就这么勾人眼神？

已经年过花甲的慈禧依旧风韵犹存。哪怕是对她有深仇大恨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女人的姿色。她换上了在宣化的时候当地官员孝敬给她的一件汉家绣花长袄，鲜亮的富贵牡丹，翠绿叶图案的大滚边下摆，斜开气的粉色纽襻，把个腰身裹得窄窄的，浆过的浮云月牙领托着太后红润的脸颊。太后今儿擦了胭脂了？不像，一路是有地方官呈献过胭脂，可太后嫌粗，好像都扔了。老佛爷就是这个血色，就是这个福气。

慈禧对因为剃了头而更显得更加消瘦的皇帝说，别老皱着眉头，“他且勿论，此次出京，得观世界，亦颇乐也。”（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77页。）

这个地方叫雁门关。

进入山西地界之后，虽然沿途的官员不断提供了包括轿子在内的各种交通工具以及尽了最大的努力保障着皇室的住宿和伙食，但是在这个帝国山西省北部的贫瘠荒凉、连绵不断的大山里逃亡，依旧还是会出现饮食断绝的情况——“食物甚难得，惟有粗饽饽粉而已。”在太后的带领下，“游山”的皇家队伍出发了。这不是在京城，排场是摆不成了，好在太后不讲究这个。队伍的最前面是两匹开路的马，然后是大太监崔玉贵，接着就是四顶轿子，里面坐的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裕隆皇后和14岁的小皇储。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轿子的颜色已经褪了，轿围子上满是雨水浸渍的痕迹。山里的风很厉害，把天空刮得一片瓦蓝。这是塞上的秋风，所有的人的绵软的身体和茫然的情绪都在猛烈的风中打着颤。

没有人知道太后今天为什么打扮。还是个孩子的皇储被太后的兴致感染了，或许是刚吃了个大萝卜肚子里有了底的缘故，他坐在轿子里掏出一把一直随身携带着小唢呐吹了起来。崔玉贵立刻觉得大阿哥的举动不像话，因为在太后身后吹唢呐，会让太后听着像在出殡。在他经过几道手续传达了这个意思之后，唢呐声停止了，可接着便传出大阿哥的京剧唱段，唱腔一出口就带着厚厚的奶味，颤颤悠悠地在大山中跌跌撞撞：“头通鼓，把饭造，二通鼓，紧战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锋交，上前个个俱有赏，退后定斩不能饶……”

只有少数大臣能猜出太后的心思。派李鸿章“全权议和”的上谕已经发出，将和李鸿章一起与各国谈判的庆亲王已经离开逃亡的队伍正在返回京城的路上，太后给了他们“便宜行事，不为遥制，”自行处理谈判的权力。另外一份重要的上谕草稿已经拟好，这是向全国发出的严加剿灭义和团的上谕，上谕严格遵照太后的原话，一字不易：“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严行查办，务绝根株。”（《清德宗实录》，第468页。）另外，听说洋兵打到保定就不走了。身后没有洋兵紧追的消息，太后不由地松了一口气。瞧瞧，还是老佛爷，拿得起放得下，这就叫本事。

山顶上有一块扁平的石板，据说曾经是佘太君的点将台。远处的烽火台已经破落，一股山野旋风卷着沙土和落叶飞扬而来。慈禧在这里站立了很久，她的思绪中回旋着的一个梦境谁也不可能琢磨出来：她自打早上从窑洞里钻出来，便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里的景色很像当年的热河。

昨天晚上，她梦见了帝国的夏宫热河，梦见了她的丈夫咸丰皇帝，梦见了昔日那些温存与冷落、希望与失望、快乐与痛苦交织在一起的难忘时光。

对于慈禧以政治角色出现在帝国的政权核心中而一直耿耿于怀的恭亲王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方家园”，北京朝阳门内一条胡同的名字，是慈禧的母家所在地。这个地方明代的时候就在京城小有名气了，倒不是因为这里出过什么高官巨宦，而是因为这里是官妓集中的地方。就凭家住此地这一点来看，慈禧的母家也不会是什么显赫人物。

恭亲王说那句话的时候，慈禧27岁，新寡，正值少妇年华，别有一种风情。而正是在这一年，这个光彩照人的少妇把中华帝国拉进了一段最不可思议的历史中，直至使几千年的帝国走向了最终的灭亡。

慈禧，满族，叶赫那拉氏人，小名兰儿。其父惠征，曾为徽宁池太广道。兰儿自幼跟随父母生活在江南，江南的青山绿水使这个北方满族女儿结实饱满的身躯又被熏染上了一层柔情妩媚。她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绝顶的聪明，有不少和她那个年龄不相称的鬼心眼——“少而慧黠，聪艳无可匹侪，雅善南方诸小曲，曲尽其妙。”（天嘏：《清代外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98页。）当她穿着她最喜欢的汉家装束给她的父母吟唱江南吴歌的时候，她的父母悲喜交加。无论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中国人都明白“红颜薄命”这一说法。况且作为满族官员的女儿，法定将要接受皇室的秀女遴选，而即使是满族人，也不认为将女儿送入宫中于她于家是多么大的幸运，因为没有几个入选进宫的满族秀女能够得到真正持久的恩宠。宫深如海，女儿如萍，女孩家的命运凶多吉少。但是，几乎所有的史料都把兰儿说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少女，似乎她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就已经是个政治人物了。尤其是她父亲得到圣旨说“皇帝准备娶一个妃子，并且希望这个妃子能够为皇帝生下个皇太子”，同时通知兰儿已被列入17名遴选秀女的名单之中时，据说兰儿暗地里焚香祷告，并且得到了神灵的某些乐观的预告。果然，兰儿在那17名秀女中出类拔萃，虽然她和竞争对手们一样，仅仅穿了件满人的旗袍，梳了个高耸的两把头，在嘴唇上点了一点殷红，但她还是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被咸丰皇帝看中了。咸丰皇帝当时仅仅觉得在他的后宫嫔妃中又多了个满族姑娘而已，他绝对想不到，套殿的院子里响起那双高底鞋子的咯咯声时，正是帝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的诞生。

直到很久之后，不少人和恭亲王持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打慈禧入宫时起”，这个帝国的“祸害就开始了”，并且把那个历史瞬间不假思索地归结于咸丰皇帝的好色。

应该说，咸丰皇帝即位的头两年还是个勤奋的皇帝。但随着太平天国声势的日益扩大，帝国无能的文武大臣面对帝国分崩离析之象束手无策时，咸丰皇帝的压力越来越大了。这个年轻人仅仅咬牙坚持了两年精神便垮了——“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徐珂：《清稗类钞》。）皇帝享受醇酒美人天经地义，但居然到了“自戕”的地步，说明年轻的皇帝所选择的道路比逃避现实还要极端——“自戕”等于自杀。

皇帝要用美酒美人自杀，这是天成全了兰儿，同时成全了帝国晚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史。本来咸丰不喜欢旗女而迷恋汉女，但美丽的兰儿擅长吴歌、喜穿汉家服饰，且说略带江南味道的纯净的汉话，这一切都深深地迷住了被严酷的政治局面吓坏了的年仅20岁的皇帝。兰儿对自己的美丽十分自信，深宫的寂寞很快就过去了，在圆明园的众多嫔妃中她很快得了咸丰皇帝的注意，并且幸福地被“临幸”了。对于一个普通的妃子来讲，被皇帝拥到怀里是一件能够决定命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些短暂的惊慌羞涩的时光即使在花甲之年仓皇逃亡的路上也依旧是禁不住反复回味的美妙时刻。后人曾用科学发明的胶片再现当年兰儿倚栏小唱“勾引”皇帝的情形：身影一隐一现，媚眼一颦一笑，如同世间所有风尘女子在街头招客一般。无论史学家怎样抨击这个情形是如何的“不可能”，但有《清代外史》所记说明“可能”之一斑：

是时英法同盟军未至，园尚全盛，各处皆以宫女内监司之。那拉氏乃编入桐阴深处。已而洪杨之势日炽，兵革遍天下，清兵屡战北，警报日有所闻，奕詝置不顾。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游行园中，闻有歌南调者，心异之。越日复往，近桐阴深处，歌声又作。因问随行内监以歌者何人，内监以兰儿对。兰儿者，那拉氏之小字也。宫中尝以次名呼之。奕詝乃步入桐阴深处，盘坐炕上曰：“召那拉氏入。”略诘数语，即命就廊栏坐，令仍奏前歌。良久，奕詝唤茶。时侍从均散避他舍，那拉氏乃以茶进，此即得幸之始也。（天嘏：《清代外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97～98页。）

那拉氏，兰儿的名字，满族女人没有正式的名字，皆为某某氏。

兰儿的“奋斗”史和“发迹”史无疑始于圆明园。当时的咸丰皇帝不仅仅喜欢她一个，仅圆明园内就有颇负盛名的“四春”，即分别被称为“杏花春”、“海棠春”、“牡丹春”和“武陵春”的四个姑娘。当时管理圆明园的“管园大臣”文丰因为咸丰“采办”民女而得宠，但是他给皇帝弄来的姑娘似乎都是妓女。其中四春中的一“春”，好像也是个妓女，居然竟是兰儿弄来的，此举属于她后来在波澜起伏的人生中使出的无数个谋略中的一个：

文宗（咸丰）因东南太平军起，心中忧焦，颇怀信陵君醇酒美人意，常居园内，命宫监四出觅汉女，充下陈。文丰有心腹奴二，皆汉人也。一走维扬，一去金阊，购得民女四人，皆绝艳，或云取自妓家。文宗为特设四院以处之。亭馆崇宏，隔垣相望，复道属焉，即世所传杏花春、武林（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是也。杏花春尤妖冶，系广陵方氏女，幼曾鬻于娼家，心腹奴物色得之，以二千金脱其籍。时海棠春亦新自金阊来，文宗益乐甚，为诗以赏文丰之能，赐贲重叠。未几，心腹奴又献牡丹春。女亦苏人，善媚工歌舞。文宗尝携那拉妃听歌，妃颇赏之。其后宠眷愈隆，妃遂嫉忌，别遣心腹至粤江选花，得珠儿之丽者，以间牡丹之宠，即武陵春是也。四春争妍斗媚，由文丰进者实居其三。（《满清野史三编》之《圆明园总管世家》。）

决定兰儿最终胜利的标志是：她不但怀孕了，而且生下个男孩儿。时年为咸丰六年。兰儿22岁。

慈禧所生的男孩儿是咸丰皇帝留下的惟一一个皇子，咸丰皇帝甚是喜欢，竟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之咏。兰儿的地位因此陡然抬升，从懿贵人晋封为懿妃，再封懿贵妃。但是，她没想到的是，她失宠的速度和她抬升的速度一样快。咸丰皇帝和社会上的放荡大爷一样染上了一个癖好：迷恋汉家姑娘的小脚。兰儿是满族姑娘，不裹脚。因此，圆明园里的“四春”在兰儿的眼里不但是情爱上同时也成了政治上的死敌。懿贵妃使用了一些手段，包括刻苦练习书画和做文章，甚至用代替咸丰批阅奏折以吸引皇帝的注意，但都没有用。从那时候起，这个美丽的女子开始显露出她惊人的毒辣褊狭，她的肆意报复且毫不手软的性格自此贯穿了她的大半生。因为她居然仗着自己生了个皇子，敢于顶撞皇帝和“借事弄权”，令大臣们对她产生了极大的政治警惕。为此咸丰的心腹大臣肃顺曾经严肃地向皇帝建议，让皇帝按照汉武帝处置“专恣淫乱”的钩弋妇人的先例-“杀母而留其子”。热爱美酒与女人的咸丰处理国事家事一样的优柔寡断，等他终于认识到肃顺的建议应该采纳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位仅仅11年的咸丰皇帝奕詝当年被道光皇帝选中接替皇位其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偶然。在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中，最有希望接替王位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异母弟弟奕訢，因为无论朝野还是道光皇帝本人，都对奕訢的聪慧精明赞赏不已，奕訢接替皇位几乎就要成为简单的事实。奕訢就是后来的恭亲王。这是在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受到广泛赞誉的亲王，他“思想敏捷，才具开阔，勤于国事”，素有“贤王”之称。但是，道光皇帝最终选择的不是“贤王”却是四子奕詝——一个无论在健康、意志、学问上都十分平庸的年轻人。后人究其原因说法颇多，但影响道光皇帝最后选择的事件好像仅仅是两件小事：其一是皇室在南苑打猎时，奕訢“收获甚丰”，而箭法不好的奕詝什么也没打着。在道光的质问下，奕詝搪塞地回答：“正是春天，鸟兽繁育，颇不忍心。”不料这个说辞竟使道光皇帝“大为感动”；其二是当道光皇帝密写遗嘱的时候，一个太监偷看，发现“末笔甚长，疑所书者为‘訢’字”，并且把这个消息透露了出去，道光“知而恶之，乃更立文宗”。不管原因是什么，后来的历史很快就证明了道光皇帝犯下了一个遗患无穷的错误：奕詝做了皇帝不久，就在内忧外患的煎迫下“自戕”于己，淫乱无度的日子要了他年仅31岁的生命，只好把一个巨大帝国的统治权交给了年仅六岁的惟一的儿子载淳。历史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载淳的母亲恰恰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负的女子，而且她为了获得皇帝的欢欣“修炼”过她的政治本事了。

热河，咸丰十一年，因为英法联军攻击北京而跟随皇帝逃亡至此的慈禧目睹了丈夫的死亡。咸丰皇帝临死的时候出自对慈禧的巨大戒心，曾经立下一道诏书交给皇后慈安。皇帝明确给了慈安皇后这样一个权力：如果慈禧一旦“失行彰著”，皇后就可“召集群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处死，以杜后患。”

咸丰十一年农历七月十七日丑时，咸丰死于热河行宫的烟波致爽殿。在最后的时刻，懿贵妃及时地把自己生的那个六岁的皇子载淳抱到了皇帝的榻前，哭问“事当如何”。咸丰长久地闭着眼沉默着，懿贵妃反复地说：“儿子在此。”咸丰还是闭着眼，但他终于说了那句“当然立之为君”。懿贵妃立即召来御前大臣替弥留中的皇帝写下“立载淳为皇太子”的圣旨。这时，满朝没有人知道，慈禧不但知道了咸丰写给慈安皇后的那个有权将她杀死的密诏，而且还知道了咸丰为了防止她日后“垂帘听政”所写的另外一个针对她的密诏：任命八位“顾命大臣”扶助六岁的皇帝行使帝国的权力。临终才顾得想及帝国安危的咸丰皇帝终于意识到了在他身后对于朝廷来说最大的祸患将是什么，仿佛是为了弥补他当年沉湎于女色的误国之过似的，咸丰在帝国历史上拟出的最著名的圣旨都是针对当年那个名叫兰儿的美貌女子的。

皇帝临终的安排意味着懿贵妃不但没有篡权的可能，甚至连乱说乱动的权力都没有。这岂是那个为了吸引皇帝而躲在“桐阴深处”等待露容的女人，那个为了心中的“嫉忌”而向皇帝献上“牡丹之宠”的女人，那个为了争宠而刻苦研学以至可以代皇帝批复奏折的女人能够容忍的？！于是，咸丰刚一咽气，这个在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的眼里仅仅是个“无兵无权的女流之辈”的懿贵妃，立即开始了决定她自己也是决定帝国未来命运的大动作，史称“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一个出自女人之手的政治杰作——帝国先帝任命的八位“顾命大臣”或被干净利落地砍了头，或被不动声色地革了职。世间只剩了那个孤零零的需要母亲的小皇帝——此一杰作与女人的美丽毫无关系，但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辛酉政变”的故事足可以写一部大书，此部大书几乎可以囊括篡改真相、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利益联盟、结党营私、蓄意陷害、政治谋杀等等自帝国有宫廷以来其内幕剧所需要的所有骇人听闻的戏剧因素，同时也可以向世人彻底展现东方宫廷里设计阴谋的离奇与玄妙、幽深与复杂。特别要强调的是，慈禧当年年仅27岁，由于生了皇子，有了封号，没人再叫她“兰儿”了。而她也确实远不是清江浦小河船上的那个“满洲秀女”了。她柔润丰满，容光焕发，环佩铿锵，咄咄逼人。这个因为抱着刚刚登基的小皇帝从而可以出现于帝国最显赫的政治场合的美丽年轻的寡妇已经具备了征服整个帝国的所有的条件。

她像嗜好华丽的服饰、上等的胭脂一样嗜好权力。这个嗜好贯穿了她的一生，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无法得知她何以对执掌政治权力如此执著，可能的解释是，这个女人自丈夫死后就断绝了包括生理需求在内的其他所有的欲望，能够让她感受到活着的乐趣的就只剩下玩弄权柄了。后人对她守寡之后放纵情欲方面的一切传闻都是没有根据的，所有制造这种传闻的人依旧把她当成了正常的女人，而她从27岁那年开始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女人了。她美丽的容颜随着岁月的动荡而一点点地消损着，如同这个帝国美丽的山河在坎坷命运中逐渐走向衰亡一样——大清帝国最后数十年的历史，仿佛是一个挂满沧桑布景的舞台，那个曾经名为“兰儿”的河船中的秀女，在此上演着一个女儿家被权力的情欲年复一年地煎熬成帝国的“老佛爷”的凄凉过程。

导致慈禧从此掌握帝国政权的“辛酉政变”离开本来有能力当皇帝的恭亲王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虽然恭亲王非常清楚慈禧的野心，但是精明的他同样被权力的欲望所征服。怀着对已死的咸丰皇帝的怨恨，在慈禧事成之后的许诺的诱惑下，他终于和慈禧在政治上串通在了一起。他帮助慈禧度过了她生命中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刻：包括精巧地利用已经掌握了帝国实权的“顾命大臣”们日程安排上的疏漏，包括利用“推行革新”的肃顺剥夺保守的满族大臣的某些特权所引起的不满，包括配合慈禧迅速地挟幼帝先于大臣们回到紫禁城，包括努力挑动满族大臣对肃顺重用汉大臣的反对，包括用政治恐怖手段严密地堵住了宫廷中所有敢于争辩的嘴，包括不露声色地抓人再毫不迟疑地杀人。咸丰皇帝最怕的事还是出现了，慈禧开始了垂帘听政。面对朝廷上那张在珠帘后永远让人无法看清表情的脸，软弱厚道的慈安“自愿”把咸丰帝“立即处死，以杜后患”的圣旨当面给了慈禧，之后皇后就突然“暴死”了。而那个当上了议政王且“食亲王双俸”的恭亲王也没能高兴太久，慈禧最终等到了他自己犯错的时候——抑郁了11年的恭亲王一旦得意哪能没有疏漏？他被毫不留情地赶出了军机处。至此，一个年轻的女人天才地完成了她对于中华帝国最高权力的所有政治企图。

咸丰皇帝竟然没能成功地防止那个叫做“兰儿”的女子在他死后篡夺政权，这是一件十分可悲、也十分不可理喻的事情。帝国这种政治事变的出现，总结起来源于一系列的历史因素：道光皇帝误用了奕詝为皇位继承人，咸丰皇帝的沉于女色，一个满族官吏的女儿惊人的美貌和爱穿汉家衣服、会唱江南小曲、能够很快怀孕并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儿，咸丰皇帝的短命，咸丰生前对曾经与他竞争皇位的恭亲王的疏远甚至压制，咸丰对果断地处理已经露出权力欲望和政治手腕的慈禧的犹豫不决，咸丰生前没有建立可靠的权力基础以压制慈禧在他死后制造的政治动乱——以上任何一个因素哪怕有丝毫的异样，都会令帝国今后数十年的历史重写。而历史的现实却是，中华帝国的实际权柄掌握在这样一个女人手里达47年之久，即使在她已经成为一个老人并且像咸丰年间一样需要政治逃亡的时刻，她依旧按照她固定的模式把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她在以一个女人的情绪和一个统治者的心理控制着这个巨大的帝国。

光绪皇帝在猛烈的塞上秋风里不可能想到热河。此刻他只想回京。“一旦颠危至此，仰思宗庙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伤死者数千万，自责不暇。”（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9页。）自从逃亡开始，皇帝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偶尔敢于跟太后顶撞几句，“我是皇上”的感觉似乎要死灰复燃了。更严重的是，光绪多次向慈禧表示他要单独回北京与洋人谈判。光绪的这个意思在逃亡刚开始的时候就对慈禧流露过：“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七诗附注。）现在，光绪再次向慈禧提出这个请求：

已定议再西，帝尤愤，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即入蜀无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拟独归。否则兵不解，祸终及之。”太后以下咸相顾有难色，顾无以折帝辞，会晚而罢。翌晨，乃闻扈从士嘈杂而行，声炮，驾竟西矣。帝首途，泪犹溢目也。（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11页。）

光绪皇帝要求回北京直接面对洋人，这是慈禧绝对不能允许的事，原因依旧涉及权力的问题。光绪皇帝一旦从她的掌握之中跑了，就无异于帝国的最高权力从她手中丢失，洋人本来就指责慈禧剥夺了皇帝的权力，光绪一旦和洋人直接对话，哪里还有慈禧再插手的份？光绪是她借以发号施令的本钱，本钱没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明知道皇帝如果能够直接与洋人“面谈”，至少可以使整个帝国少受灾难，但是慈禧考虑的不是这些，她只关心自己赖以生存的权力。

慈禧和光绪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母子关系。光绪本来应该是个无忧无虑的贵族子弟，要不是慈禧的亲儿子那个荒唐的同治皇帝因为嫖妓染上恶疾而死，这个叫做载湉的孩子并没有任何可能当上皇帝。载湉的父亲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这本来也就是个宗室贵族罢了。但是，他娶的夫人恰巧是慈禧的亲妹妹，这使他这一支宗室当中，竟然神差鬼使地连续出了两个皇帝，即光绪皇帝和大清末代皇帝宣统。因为和慈禧的这层关系，奕譞在慈禧夺取政权的“辛酉政变”中和恭亲王一起成为协助慈禧成功的“功臣”，他最大的功劳是在慈禧带着小皇帝秘密回宫的时候，身上“藏”着一份杀肃顺等三人的“诏书”。“辛酉政变”成功后，他的封号由郡王加亲王衔，即醇亲王，并授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那年他只是个22岁的小伙子。这是一个“厚道之人”，说难听点，就是一个“窝囊废”。他的柔弱的性格恰恰是慈禧最需要的。当没有留下一个儿子的同治皇帝夭折之后，想继续“垂帘听政”的慈禧决定再寻找一个幼童当皇帝，于是她想到了奕譞家那个四岁的男孩儿载湉。

《翁同龢日记》：

戊刻，太后召诸臣谕：“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此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既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诸臣承懿旨，即下，至军机处拟旨意。（《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某”，即载湉。

猛然听见自己的儿子当了皇帝，奕譞竟然一边将自己的头使劲儿往地上碰撞，一边大哭不止以至哭昏了，他瘫在地上，别人拉都拉不起来。这昏天黑地的大哭已经不是激动和感恩的现了，这个表现的不正常想必现场的人包括慈禧都看得出来。因为自己的夫人是慈禧的亲妹妹的关系，奕譞太了解慈禧的为人了。年幼的儿子就这样被人捉来投入了虎口，他心疼加心碎，那个瞬间他也许陪着儿子一起死的心都有。

弈譞没有力量拯救自己的儿子。回到家他就真的病了，双腿麻木，站不起来了。他给慈禧写了个奏折，要求辞去一切职务，奏折“词颇悲楚”：“突值大行皇帝之丧，复闻新命，悲悸不知所为，触发旧疾，步履几废，乞罢诸职守，苟尽余生，为天地留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留一顽钝无才之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弈譞辞去一切职务的原因不仅仅是以后要在自己儿子的面前俯首称臣难免尴尬，更重要的是，他成了皇帝的生父，生父和太上皇虽然不一样，但是如果皇帝握有充分的权力并且希望父亲当太上皇的话，于情于理都说得通，可这样势必就得与慈禧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而他深刻地明白把权柄看得比性命还重的慈禧是绝对不能招惹的，他的辞职就是为了彻底打消慈禧的这个猜疑，以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可能降临头顶的大祸。

醇亲王奕譞的奏折立即被慈禧批准了，他被解除了一切职务，慈禧给他的明确工作是：到普陀谷去当修皇陵的监工。虽然后来慈禧要把权力越来越大的恭亲王去除的时候，曾将弈譞重新搬出来当政治工具使用，但是他始终小心翼翼地看着慈禧的脸色行事，一切听从慈禧的指派。他最受世人指责的是为讨好慈禧而主持修建颐和园。一次，大太监李莲英因为受贿而受到他的“询问”，结果第二天他听说慈禧身体不舒服而去请安的时候，被慈禧当头来了一句：“你还能想得起我来？”这句话生生地就把弈譞给吓病了。病本无大碍，可他竟然病死了，年仅51岁。关于他的死，世人都说是被慈禧害的。从史料上看有两个说法比较常见：一是慈禧为了促他早死，利用他好色的特点“赐”给了他一个妓女，结果他得了治不了的性病。此一说听上去有点荒唐。二是他病了之后，慈禧以关怀的借口不允许他私自请医生，所有的药方均出自经过慈禧审查的宫廷医生之手，于是“疾病日深”。无论怎样说，尽管弈譞千般小心万般顺从，慈禧仍一直把这个皇帝的生父当做了一个潜在的政敌，她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放松警惕，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她就毫不留情地下手了——从奕譞的结局上看，当年他在朝廷上哭昏了确实有充分的理由。

不满五岁的载湉被一个宫内的嬷嬷抱起来进入了一顶轿子，从此他成了一个命运悲惨的孩子。

因为劝说慈禧不要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候修建颐和园而被“杖杀”的太监寇连才回忆：

（光绪）自五岁起，无人亲爱。虽醇邸福晋，亦不许见面。每日必至西后前请安，不命起，不敢起。稍不如意，罚令长跪。一见即疾言厉色。积威既久，皇上胆为之破，如对狮虎，战战兢兢。日三膳，馔虽十余，然离御座远者半臭腐，近御座之馔，即不臭腐，亦久熟干冷，不堪下箸。以故皇上每食恒不饱。有时欲令膳房易一适口品，管膳者必面奏西后，西后辄以俭德为责……（《清代野史大观》之《寇太监述闻》。）

要不是深宫太监的披露，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这就是帝国皇帝过的日子。至于慈禧出于什么目的和心理如此虐待小皇帝，史家多有分析，但始终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不能解释的原因是，按照人间常规思维，慈禧的举动实在不可理喻。如果硬要寻找理由的话，只能认为这是慈禧的一种故意，她在虐待一个巨大帝国的皇帝中获得了某种快乐——虽然她当不了帝国的皇帝。或者，她在有意地从小培养帝国的皇帝对她的遵从和恐惧。

这一点慈禧确实做到了。这个叫做载湉的孩子由于长期的恐惧，连想说的话都说不清楚，而且特别的胆小：“上幼畏雷声，虽在书房，必投身翁师傅怀中。”“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光绪的亲政大典在光绪十五年的二月间举行。被慈禧“精心培养”的载湉已经19岁了，按照中国的观念18岁就是成人了。慈禧必须交出权力。但是，慈禧制订的一个规矩令她依旧是权力的核心，即：光绪皇帝每天所批阅的奏章文件都要送颐和园慈禧处审阅；二品以上官员的罢免和任命必须请示太后才能最后决定。这个规定有一句最关键的话：“皇上不能自专”——这也许是帝国有史以来最难以理解的一句话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子一言九鼎，皇帝是天下惟一一个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行做出解释的人。不能自行做出决断的皇帝还叫什么皇帝？更令光绪感到难过的是慈禧对他的婚姻的干涉。在选择皇后的时候，慈禧以命令的口吻指定他必须选择桂祥的女儿，而光绪根本不喜欢甚至讨厌这个女人。光绪皇帝婚后生活之凄苦可想而知，他对皇后根本没有建立正常夫妻感情的可能，皇后便到慈禧那里去哭诉皇帝对她的冷落，于是慈禧把怨恨全部发泄到瑾妃和珍妃的身上，这种发泄又反过来导致了光绪对慈禧的更大的逆反心理。后人把慈禧干涉光绪的婚姻大事所造成光绪与慈禧之间的不和，说成是帝国晚期国家一切不幸的根源，虽然偏颇，但也有道理。皇族奕谟说过：“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两语概括了1900年帝国灾难的最隐秘的根源，可谓简明扼要。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囚禁的光绪因苦闷而生病，因生病而万念俱灰。帝国的皇帝几近疯癫了。但联军对北京的攻击却使皇帝的精神状态有所复原。光绪的重新清醒令慈禧严重地警惕起来，慈禧绝不允许皇帝再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既然他曾经病到了连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机会——皇家的祭祀——都必须放弃了。

离开雁门关之后，慈禧的心情变得烦躁起来。在往太原去的路上，一个晚上竟然连个避风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好容易找到了一个泥屋，进去一看，里面放着数口大棺材。随行人员见慈禧脸色发青，全跪下来“请罪”。慈禧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能抬走就抬走，抬不走就在这里吧。慈禧在棺材边吃饭，食物是附近的一个看管监狱的狱官大老远地送来的，其中的几个鸡蛋让慈禧恶劣的心情稍微缓解。最后，慈禧一行终于到达太原。接着荣禄也从保定赶到。因为不能回京主持国事而愤怒不已的光绪皇帝立即把这些大臣召来，他情绪冲动，高声训斥，历数这些大臣往日的荒唐举动，严厉指出庸臣、内奸不但要为帝国的今天承担负责，而且要为此付出代价。毕竟还是皇帝，毕竟谁都对未来局势的发展心里没底，尤其是对往后慈禧是否还能控制局面没有把握，因此大臣们个个心惊胆战，汗流浃背，尤其是端郡王载漪，退出来时还双腿发软，两眼发黑。

自逃亡时起就没看见过荣禄。荣禄现在来了，很好，终于又可以和他单独在一起说点什么了。慈禧和荣禄在政治上的亲密关系本来就令人奇怪，野史传闻又把这一男一女说成是颇有历史渊源的情爱关系，使得这两个人只要同处一室关上房门，就总会让满朝文武觉得有些异样。最让人将信将疑的是曾经当过慈禧的贴身女官兼英语翻译的德龄的著作，她在其中将慈禧和荣禄的关系提前到慈禧被选秀女之前，任紫禁城禁卫郡统领的小伙子荣禄和二八佳人兰姑娘已经是暗中约会的情人了，而且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十分明确。尽管史家从当时双方的年龄和家庭所处地等因素分析，都认为这绝对是牵强附会的胡说八道，可这个在欧洲长大的女官硬是把两个年轻人的约会描绘得风情千种温柔万般，犹如故事发生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树影深处。尤其是兰儿被咸丰“临幸”的那天晚上，年轻的禁卫军军官荣禄在紫禁城城墙外长久徘徊，仰天长叹，如此情景倒让人愿意相信此事为真，哪怕是纯属捏造，因为它毕竟给充满冷酷的帝国宫廷添进一些人间气息。

荣禄禀报了北京遭到联军屠杀和抢掠的情况，禀报了崇绮的死。慈禧长久地不说话。这天夜里，她“通宵未寐”。天色薄明时分，她走出那间“地既潮湿，且有异味”的小屋，看着帝国北方苍凉的黄土高原，语从者曰：“不料竟至于此，诚可愧痛。唐元宗遭安史之乱，亦蒙尘于外，目视其宠妃之死而不能救。余今所处，殆尤过之。”（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77页。）

荣禄在逃亡的路上还顺便办了另一件重要的事。天津前线望风而逃的帝国军官陈泽霖趁着国乱卷走了巨额军费，慈禧曾经让他严厉查办。现在他给了慈禧一个答复：陈泽霖没有贪污，银子是让洋兵们抢走的。荣禄之所以为姓陈的开脱，据说是接受了陈泽霖的礼物，礼物包括：现银4万两、上等燕窝10斤，丝绸4箱。这些东西是由一个姓叶的军官不辞辛苦地追赶上逃亡的荣禄，请荣大人当面清点的。

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为慈禧准备了一切，金银器皿都是1775年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时使用过的，全部是宫廷珍品，一百多年了依旧光亮如新。慈禧说她在北京都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她舒服得不打算再走了。但没过多久，她便感到有点不对劲儿了：太原是杀洋人杀得最凶狠的地方之一，毓贤是洋人们点名要“惩办”的帝国官员。有消息传来：联军要找毓贤算账，准备对山西大举进攻——“踏平山西”。慈禧召见毓贤，她让毓贤“近前”，然后说：“去岁汝请训时，力言义和团之可靠，可惜你错了，今北京城破矣。但汝奉旨甚力，今山西境内，已无洋人，人皆称汝之能，余亦知之。现洋人报仇，索汝其亟，余或将革汝之职……但汝不必因此伤感，此举不过遮外人之目而已。为国家计，不得不出于此。”毓贤丝毫没有含糊，叩首答曰：“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臣已预备革职受罪。”这时，屋外传来怪异的动静，一看，皇储大阿哥正拿着把大刀乱耍，大刀是当初毓贤为义和团们杀洋人专门打造的，上面刻有“毓”字，是刚才毓贤送给皇储玩的。慈禧看见这个情景，心情更加复杂，遂问毓贤：“听说山西的棺材价贵了？”毓贤一时没弄明白太后的意思，后来经人指点他才明白，于是吓了一大跳：慈禧是在暗示毓贤最好自己自杀，“以免后祸”。（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77～178页。）

外面又闹起来了，这回是逃亡的八旗兵在闹军饷。然后就是不断有跟随皇上和太后逃亡的官员前来请求赏赐，原因是不少官员，比如荣禄等人，没有跟随逃亡而现在都跑到太原来了，他们没有一路护驾，不能让他们夺了这份功劳。接着，南方大员张之洞来了奏折，请求朝廷“迁都”。张之洞建议把帝国的都城迁到湖北当阳去。当阳是什么地方？是湖北西部的一个小县城。张之洞说这个地名吉利：太阳当空照，为帝国“重兴之兆”。荣禄立即把张之洞的把戏戳穿了：那个老家伙是想把朝廷放到他的地盘上去，那样一来他等于是当上直隶总督了。

更严重的消息是：联军已经派出了一支部队往山西开来了。

慈禧下旨：去西安！她特别指出：皇帝必须一起走！

光绪又哭了。他重新陷入了一种绝望。他知道他和他的帝国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900年9月30日，慈禧一行自太原出发，继续向西逃亡。

这时候，慈禧坐的轿子很宽敞，是毓贤专门为她准备的。光绪皇帝的轿子跟在她的身后，还是那顶破旧的轿子。临行时慈禧再次梳妆，起驾时全体肃立，王公皇室看着老太后容光焕发的那张脸，都为这个女人逼人的精气神感到惊讶不已。

不能埋怨帝国为何叫一个女人执掌了权力。帝国男人的衰败最典型地体现在帝国皇帝的生殖能力上：康熙帝皇后嫔妃共生有35个儿子，其中19个幼年夭折；乾隆得子17个，幼年夭折和未满30岁死亡者7个；嘉庆帝锐减到得子仅5，夭折1；道光略有起色，得子9，夭折2；到了以好色闻名的咸丰却仅得1子，即慈禧生育的同治皇帝；而从同治开始，大清的皇帝竟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

于是，拥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大清帝国在它最后四十多年的生命中，只有游魂般地摇荡在一位满洲秀女的河船中了。

4、上海道起舞与张之洞劝学

1900年中华帝国的大混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造反”都发源于南方，最近的一次便是发源于广西蔓延至长江下游广大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而1900年的农民“造反”却发源于帝国的北方，蔓延的走向也是一直向北。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的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当帝国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灭洋”行动的时候，帝国南方各省的封疆大臣联合做出一个决定：抗旨。

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是帝国历史上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这个意外至少可以说明：在洋人们以军舰大炮开路，同时裹挟着工业制品、科技成果、贸易观念以及社会文明等等附属物强行进入中华帝国的同时，也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政治风格。这种风格随着商品贸易和经济生活的日益活跃而悄悄地改变着帝国某些官员的思维方式，从而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无法逆转地影响了这个帝国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模式。于是，在帝国北方农民们“造反”的同时，帝国南方的官员们也同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造了反”。此时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南北的“造反”形势各具奇趣。

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产生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这是一个令自称有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人越来越感到尴尬、困惑和无奈的规律。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以“伦理道德”为“立国之本的国家。中国历代帝王所推崇的儒家学说的所有经典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商品交换、商品贸易和从事商品流通的人看做是威胁国家安危和道德安全的头号敌人，其主要原因是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把“利”与“义”严重对立起来，使“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中国百姓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于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奸”，从道德意义上讲，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不可靠。因为如果一旦“利”足够的大，“奸”商们就可能连国家都敢当做“商品”拿去交易。数千年来，这个东方帝国的国家政治一直建立在“君子取义，小人趋利”这种严谨而浪漫的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帝国的平民还是帝国的官员，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严密的政治统治中的一个道德符号，死去的圣人和活着的皇帝的界限模糊地合二为一，成为这个帝国最高道德标准的象征。但是，持有这种观念的民族终于在20世纪初遇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况：除了中国的古典哲学之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说，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美学无一不是从分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商品经济规模和贸易往来样式而发端的，离开了商品经济的一系列参数任何学说都无法科学地确立。因此，当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商品社会之后，外部势力不惜使用炮舰强迫封闭已久的中华帝国“做生意”，帝国的社会动荡由此开始前所未有地频繁了起来。中国人发现自己一直引以自豪的“稳固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时常显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迹象，于是关于“道德危机”的呼吁始终贯穿在帝国晚期的历史中。帝国呼吁的核心是：外敌可御，国贼难防。

1900年帝国南方的数省大臣长久地被中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这些帝国南方大员的职务和名字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等，另外，两广总督李鸿章虽因奉旨北上议和而没在“无耻之徒”的名单内，但他是最先倡导“互保”的最重要的南方大员之一，因此也难逃历史恶名。

帝国的这些南方大员共同具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正在这个古老的帝国里以极大的热情创办着各种近代大型“企业”——那在黎明中响起的机器制造声穿透帝国南方浓浓的湿雾向着辽阔的天宇扩散，直至迎来普照清山绿水的明媚的阳光。帝国南方的大员毫无例外地都属于中华帝国第一批“下海”的朝廷命官——这可谓是国家的大“奸商”了！

当帝国北方义和团们“灭洋扶清”的旗帜席卷山东、直隶，帝国政府支持义和团行动的暗示已经被官方渠道证实了的时候，帝国南方官员们的反对态度出奇的一致，他们“见太后所行，自招灭亡之政策，极为焦虑，发电力阻”。（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莫不谓拳匪酿祸，贻误国家，疾首痛心，同切忧惧。”（同上，第195页。）南方的官员们一反帝国官员历来在政治表态上的隐讳暧昧模棱两可的惯例，没有拖延、沉默和秘密勾结的阴谋，而是各自迅速地用奏折的方式直言不讳地向慈禧表达了“坚决剿灭，以绝后患”的政治主张。湖广总督张之洞明确下达了对义和团“实力弹压”命令，而在帝国政府对外宣战的前一天，即6月20日，朝廷接到了两广总督李鸿章的一封电报：“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所谓“众议”，说明帝国的南方大员之间已经经过协商并达成了立场上的一致。他们不顾朝廷的明确倾向，强烈要求慈禧“宸衷独断，先定内乱，再弭外侮”。李鸿章的这封电报到达北京的时候，德国公使克林德已经横尸崇文门街头了。帝国北方的政治局势自此陷入了一片混乱。

尽管帝国的南方没有发生任何动荡的苗头，但是长江江面上还是出现了异常，引起异常情况的是英国人。

1900年中华帝国的长江两岸是英国商人的巨大“市场”，因此北方义和团的举动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大恐慌，他们认为帝国北方农民们的造反队伍如果向南开进，将严重危及英国在帝国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向长江派遣军舰，以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朝廷宣战的前四天，即6月17日上午，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雷斯奉英国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法雷斯说的话令张之洞立即警惕起来。法雷斯说：“如果长江流域发生动乱，英国政府可以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何文德：《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这个外交辞令的含义很明白：如果义和团蔓延到长江流域，洋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英国将向这个地区出兵。张之洞立即回答：如果需要援助的时候，会和英国领事协商的。但是，这里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帝国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回答的含义也很明确：他有能力防止义和团在此地的蔓延，不需要英国人的一番“意”。帝国的南方官员不愿意看到英国军舰深入长江水道，因为此先例一开，各国军队就会随之蜂拥而至，那样帝国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就会受到威胁。

张之洞随后立即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发了电报，在两人的观点达成一致后，他们联名致电中华帝国驻英国大使，请他转告英国政府：中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安全。若英国一旦派军舰进入长江，定会引起中国百姓“惊谣生事”，那样的话各国“援照效尤，更难收拾”。

必须寻找出一个令双方都感到安全的办法。张之洞在先前给英国领事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互保”的概念：“我湖北已添重兵，贴出告示，严饬各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护！”

这就是后来演变成著名的《东南互保章程》的发端。所谓“互保”，简单地说便是：帝国南方官员绝不支持义和团杀洋人的举动，不承认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诏书》的合法性，并且会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国南方采取包括军事攻击在内的任何过激行为，必须遵守帝国的法律和道德礼仪，和中方以和平状态进行正常的商品贸易。

普天之下，皇土之上，帝国的官员曾几何时敢说朝廷的诏书不合法？而现在，帝国南方的封疆大臣要联手保护帝国东南的安全和利益，为此他们不惜抗旨！

大理寺卿、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员“召集义民”的命令。盛宣怀竟然把朝廷的电报扣押下来，然后立即给李鸿章发了电报。

这是一封极其重要的电报，它不但准确地预测了帝国政局发展的未来，而且首次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十二。）

李鸿章立即把这封电报转给了刘坤一、张之洞。

6月21日，令南方官员和洋人们都感到惊慌的消息传来：帝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帝国的南方官员立即用电报紧急磋商，最后达成这样的看法：朝廷的决定是在“暴民胁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做出的，《宣战诏书》的颁布“绝不是皇上的本意”。张之洞立即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

然而，就在帝国南方的大员们猜测朝廷的《宣战诏书》是否有效和自己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时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到了。面对上面盖有皇帝玉玺的圣旨，官员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宣战诏书》的表态只是态度，现在朝廷要让他们行动了。帝国官场的常识是，官员可以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甚至可以消极怠工，可以以私误国，帝国的官场从没把这些这些“小节”放进官场道德的范畴中去；但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旨”这个汉字在中国有一种威严的氛围，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皇家文书”的字面解释，而成为“不得更改”的代名词。在帝国，是否“遵旨”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道德圆满”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的标准。一个帝国的官员如果公开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说他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围的人以及身后的历史对他吐出的谴责的唾沫也会把他淹死。

帝国南方的官员们正为难的时候，李鸿章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帝国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求各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态度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这也许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华帝国政坛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防止了这个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矛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帝国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政府的反叛意图——帝国南方的官员还没有大胆到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个表态已经是开天辟地了。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获悉李鸿章的电文后信心大增，决心将帝国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至少在一百年前，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一个有趣的格局形成了，那就是：北官南商。

当干燥荒芜的北方黄土地上突兀地耸立起帝国的各种衙门的时候，当红墙绿瓦下的皇家大道上骄奢地横行着帝国官员的八抬大轿的时候，当带菜色的农民们抛田弃舍地聚集在京城的府邸中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的时候，当象征着帝国威仪的皇家高大城墙在洋人的炮火中烈焰腾空的时候，当能够细数宫中秘史的京城百姓在烈日下眯着眼静听有关朝廷的最新传闻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正细雨绵绵。连绵的细雨使帝国南方红色沃土上的绿色植物一派生机盎然。在木棉和棕榈掩映下的城市里，最高大的建筑物是金融和现货的交易场所，中外商人们的汽车和马车竞赛似的风驰电掣，即使是最下层的农民也在道听途说地打听着目前大米的市场行情和丝绸的出口报价，因为他们需要及时调整自家的插秧和养蚕的比例。中国广东自秦始皇时始设郡，是帝国对外开放、贸易通商最早的地区。南朝时广州已经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座重要的商业城市，到了隋唐，这里又成为整个帝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唐代著名的“通海夷道”便是从广东始发，经过越南，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的西海岸直达幼发拉底河河口——这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清帝国中期实施的闭关锁国几乎使帝国所有的沿海贸易口岸全部关闭，而广州作为惟一的一个例外被准许依旧通商，照样买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帝国每年通过广州口岸进口的商品总值达到8000万两白银，即使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帝国陆续对外开放了上海等口岸，可广州的贸易额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全国的首位。商品贸易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近代工业的崛起。1845年广东出现了一批以造船业为龙头的近代“外资企业”：英商的“柯拜”、“诺维”、“高阿”、“福格森”，美商的“和旗”等等。而民族资本的随即投入标志着中华帝国近代工业历程的开始。1872年，在广东，仅民族资本的丝厂便有二百家以上，同时还有印刷厂、电灯厂和造纸厂等，城市工人总数达六万人以上。更重要的是，帝国的官方衙门开始插手工厂企业的建立和经营了——广东近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广州机器局、黄埔船坞、轮船招商广州分局等著名企业开了这个千百年来鄙视经商的巨大帝国的“官商”之先河。

上海，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它扼守江海咽喉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将是世界贸易往来中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商品贸易的巨大内在推动力强迫它必须成为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大市场。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提请英国政府给予这个东方港口以充分的重视，因为“这个港口将成为和中国通商的枢纽”。鸦片战争给中华帝国造成的最大后果之一是：帝国东南海边一个小小的县城几乎在一瞬间便变成了一座豪华的“十里洋场”。一百多年前，洋人们在这片迅速成为近代都市的土地上修建那座镶嵌有欧洲古典雕塑的楼房——上海帝国海关大楼——今天依旧无可替代地是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标志之一。上海诞生了中华帝国第一批贸易机构和企业集团：洋行、银行等金融机构，印刷、制药等轻工业，煤气、电灯、电报、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当那座集中国古典建筑之豪华奢侈的圆明园被烧毁后，洋人在帝国内迅速投资建起了四十多家企业，仅上海就占了25家。上海开埠不到十年光景，其景象就让再次来华的洋人们怀疑到了伦敦。帝国的地方官员兴办的“实业”以上海为轴心，迅速扩大到溯长江而上的各大城市。朝廷任命的南方各省督抚，甚至包括在南方任职的少数满族官员，都不可避免地加入到经商的行列中去了。他们纷纷在商品经济中得到了最现实的利益，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于是，帝国南方官员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当时帝国北方的官员们不可想像的。

慈禧“万寿盛典”之时，帝国北方的官员忙着在街头搭彩棚，筹措珍奇礼物，然后身穿长袍马褂上朝行君臣大礼。而帝国在上海的最高官员上海道蔡钧，此时正忙着给社会各界发出请柬：为庆祝太后万寿，上海“官方”决定举办“大型交际舞会”——请特别注意这件事发生的时间：1897年11月4日。联想近百年之后中国人重新开始诡秘而羞涩地开始跳舞的情形，令人恍如隔世。当时，上海倾城为之欢愉。而帝国南方的报纸对此举的评论是：“以中国人员而设舞会娱宾，此为嚆矢。”——“嚆矢”，一种带响的箭，射时箭未到而声先响，比喻事情的开端和预兆。上海道蔡钧为了帝国太后的寿辰而举办的舞会是中华帝国历史上官方举办的第一次大型舞会。料想深宫内的慈禧至死也不想看到本应“授受不亲”的男女以为她祝寿为名而相拥相抱着疯狂起舞。这无疑是一个开端，可这到底预兆着什么，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仔细思索。仅三年后，参加过这场舞会的所有帝国的官员几乎都成了抗旨的主力。

上海道蔡钧的舞会请柬发出六百多份，均“红笺金字，封以华函”。最后实到客五百多人，多系在上海的洋人、帝国的官员和社会名流。舞会现场上海洋务局的大门口这一天车水马龙，观者如潮。“交际舞会”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人听出使过西洋的人说过。一位曾经出使过法国的中国官员是这样描绘的：

女子皆喜高乳细腰，小足大臀。肆中出售一种腰围，系以铜丝麻布所造，贴身服之，腰自细而乳亦高矣。又有一种假乳，造以粗布，如中土之护膝。又有一种假臀，系以马尾细布所造，形似倭瓜，佩于臀后，立即凸出，坐亦棉软……男女数百人，皆易其本服，男子有扮成缠头黑人者，有着送信人红领衣者，有苏格兰古装者。女子皆赤臂长裙，有白衣衬红花者、面擦白粉者，有涂白发形如老媪者，有扮如仙女者，有以墨点腮者。楼上吹笛作乐，男女成群跳舞……西人宴会宾客，间挟女优为盛设。无论酒楼饭馆，均可随意呼唤筵前侑酒，以取其欢。饭毕双双跳舞，时而缩颈，时而耸肩，折背扬拳，作诸般态，继而解衣，继而露臂，至于赤体而后已。（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766页。）

跳舞跳到最后甚至可能“赤体”，这对中国的道德家来讲简直是人间的晴天霹雳。但是，1897年11月4日，上海道蔡钧带头，帝国的官员们竟然“按照西仪”把家眷带来了，这些女眷“自上海道夫人以下，皆华服鲜衣，致敬尽礼”，其中一个帝国官员的女儿竟然会说法语，“与西人侃侃而谈”，这简直是对大家闺秀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的帝国千年道德古训的公然挑衅。上海道将舞场布置得极其华丽，“地板以蜡磨光，可以为鉴”，“悬灯三千，奇形异彩，光怪陆离”，“环顾四壁，绣彩缤纷，画屏如嶂，鲜花盆景，娇艳动人”，“加以电光烛光，越发绚烂无比”。舞场还临时搭了“平台一座”，请来了一支外国乐队为舞会伴奏，直到凌晨两点才曲终人散。接着，上海官方在报纸上公开为这个举动做出了道德解释：“西人光明磊落，脱略为怀，虽男女聚会跳舞，乐而不淫，与中国之烧香赛会，男女混杂，大有天壤之别。”（《答问》，《格致新报》第十六册。）

帝国南方官员和北方农民对洋人们道德水准的看法竟有天壤之别。于是就不难找出为什么帝国南方的官员们对义和团灭洋之举坚决抵制的原由了。

张之洞被称为“东南互保”的领袖。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行为更加复杂的官场老手。后人对他的评价相互矛盾：“巧宦热衷”、“好大喜功”算是一种说法；“励廉洁清”、“颇多建树”又是一种说法。但张之洞是大清帝国末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之一是没有太大出入的。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县人。因为他曾经官至大学士，相当于帝国的宰相，而将宰相的籍贯纳入宰相之名的传统自明代开始盛行，因此各史中有称“张南皮”者就是此人。张之洞的父亲曾经在贵州当过知府，道光十七年他便出生在知府的衙门里。他的老家南皮县是个怪异的地方，虽为穷乡僻壤但是专门出帝国的宰相。他的堂兄张之万就于光绪十年官至相位。张之洞不是“神童”，但16岁便中举人，这归于他读书的刻苦。道光二年，26岁的他在北京会试中摘取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先在翰林院供职，由编修升侍讲学士，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后授山西巡抚，开始了封疆大臣的官宦生涯。中法战争期间，他调任两广总督，在任六年后，调湖广总督，自此一直坐镇武汉，直到光绪三十二年。计算一下张之洞的经历，翰林18年，巡抚3年，总督长达23年。宣统年间他又做了大学士、军机大臣，共3年。仅凭资历，张之洞也是历经道光、光绪和宣统的“三朝元老”，历史怎可轻视？

任翰林期间，年轻气盛的张之洞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党”人物。《清史稿》本传：

往者，词臣率雍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蜂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清史稿》之《张之洞本传》）。

“喜言事”并且“蜂起”，可见直言不讳，指点江山，青年意气跃然纸上。

至少在那时候，张之洞还不是个官场滑头。

何为“清流党”？光绪初年帝国政府机构里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激进派青年组成的政治小集团。这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帝国年轻的官吏，个个都是潇洒人物。比如那个宝廷就以“不爱官位爱美人”的声明且携妓办公而风流一时。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对内评点时弊，动不动就“弹劾权要”，不管多显赫的人物，只要让他们抓到把柄就攻击不止，穷追猛打。对外则狂热主战，他们把帝国的自傲推到了极致，视一切外国势力均为粪土，要将其从这个世界上统统清除出去。所谓“主战”，指的是中法之战。他们在外交和军事上还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凭的仅仅是倒背如流的中国经典和黄色种族优秀分子的一腔热血，他们认为自古以来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人的道德完美而不是武器装备如何。结果，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领的舰队袭击了福州，一个小时之内11艘中国战舰全部被击毁，连马尾港的船坞上都飘扬起法国国旗了。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清流党”代表人物张佩纶率先逃得无影无踪。

“清流党”人物后来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宝廷终于因为和妓女的关系问题被免官，陈宝琛请假为父亲办理丧事后再也没被启用，而张佩纶因为在前线临战脱逃而被革职，从此在帝国的官场上销声匿迹。只有张之洞是个“清流党”的异类，他不但没有遭到不幸，反而连续升迁，由巡抚至总督，官场十分得意，这就是有人说他

“巧宦热衷”的来由。其实，张之洞的幸运来自于慈禧对他的特别恩宠。当年，他在参加朝廷殿试的时候，由于他的文章慈禧特别喜欢，于是做主把他从原定的“三甲”一下子提升到“一甲三名”。为此张之洞对慈禧感恩不尽。即使他在“清流党”中活跃的时候，也始终不忘一条原则：慈禧不喜欢的事情，坚决不做。“清流党”最得罪人的事情是攻击朝廷大员，而在这群青年激进派官吏中，只有张之洞深刻理解和坚决落实了中国“为政不得罪巨室”这句官场格言。后来有人查阅考证当时的档案，发现张之洞当时所上奏的39件针砭时弊的奏折中，没有一件涉及攻击某一个人的，尤其是慈禧所依靠的人物他更是坚决回避，奏折中全部都是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内政外交上的建议，这是他成为“清流党”中一个“异类”的最重要的原因。

最能够说明张之洞为官为人风格的，就算是他所写的流传后世的《劝学篇》了。这部在“戊戌变法”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出笼的作品，其中心主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名的、具有创见性的见解曾经轰动一时，它似乎是为处在国门到底是关上还是打开的尴尬时刻的帝国寻找的一剂救世良方。张之洞不是一个保守人物，他是最早支持康有为变法的官员之一。当时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的他不但有和康有为坐在一起“谈学说禅”的经历，而且还是康有为的“强学会”最积极的赞助人，“强学会”的1500两银子的“开办费”就是张之洞慷慨解囊给予的。但是，张之洞与康有为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一种“不结盟”的政策，个人关系上也永远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适当的距离就是安全的距离。当康有为等人邀请他加入“强学会”的时候，这个赞助人却回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不会让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有政治企图的组织名单上。为了给世人留下他对变法所持态度的见证，他“白纸黑字”地精心撰写了《劝学篇》。这是一篇最典型的不偏不倚、立场中立的政治声明，其妙处在于：一方面主张变法革新，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以强我中华国力”；而另一方面，呼吁大力弘扬帝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主张全民以伦理道德之准则坚守思想的防线，特别鲜明地反对西方的“民权”思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一句话，既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是为“用”，又要坚决维护千百年来的帝制古训，是为“体”——张之洞之说滴水不漏。无论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还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后党”们，谁能说出此说有一点政治问题？

滑头绝顶的张之洞之所以在1900年成为帝国南方官员中主张“剿灭拳匪”的大员之一，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帝国动乱。至少他不希望他管辖的地方发生动乱。他和帝国其他的南方大员一样，正在兴办企业发展经济的兴头上。他是积极推行洋务的著名官员之一，他对拓展企业的兴趣甚至在任何官员之上，武汉著名的汉阳铁厂就是他的杰作。在开办炼铁厂的时候，他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替帝国朝廷算了一笔经济账，强调了铁在国防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列举国家每年出口“土铁”和进口“洋铁”的比例关系，指出了“洋铁”的进口和国内“土铁”滞销的原因，口气简直是个冶金工程师和市场调查专家：

查洋铁畅销之故，以其向用机器，锻炼精良，工省价廉。察华民习用之物，按其长短大小厚薄，预制各种料件，如铁板、铁条、铁片、铁针之类，凡有所需，各适其用。若土铁则工本既重，熔铸欠精。生铁价值虽轻，一经炼为熟铁，反形昂贵。是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张之洞奏议》卷二十七，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所上奏折《筹设炼铁厂折》。）

很难想像这是一百年前中华帝国的一位高级文官写给帝国朝廷的一份奏折。庞大的帝国在它即将走向崩溃的时候，其国土南方的官员却具有了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的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是大清帝国的不幸，但却是自那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幸事。虽然张之洞花了巨大的精力和银子把汉阳铁厂建起来了，但从一开始就赔了个一塌糊涂，原因是管理落后，产品成本太高，引进的外国冶炼设备不适应中国的矿石品种。但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究竟是有人在试图使国家强盛了。张之洞开办的工商企业很多，包括铁路、军工、纺织、铸造、皮革、制药、印刷等等，他自称为“经营八表”，说在他地盘上的各种工商设施无人可比。史书都说张之洞有“好大喜功”之嫌，但这个批评所指不是他的官场钻营而是经济“建设”，那么，对于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讲这无异于历史性的颂扬。

张之洞不仅反对义和团灭洋，还反对其他一切破坏经济发展的社会动荡。这使得他对发生在他的地盘上的由孙中山策划的暴动毫不留情。那次暴动的主角是一个叫做唐才常的人。唐才常，湖南人，“戊戌变法”中的骨干分子，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成为“兴中会”成员。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并且酿成大乱，接着各国联军借机侵入北京，帝国政府开始逃亡之际，秘密回国的唐才常在海外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策划下，率领“五路自卫军”“同时起事”。这是一次纲领混乱的暴动，唐才常既喊“不承认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又喊“支持光绪皇帝复辟”——显然前者是孙中山的主张，后者是康有为的感情，两者互相矛盾地被合二为一了。暴动指挥部设在汉口，汉口就在张之洞的眼皮底下，这是张之洞绝对不能容忍的。结果“起事的同志们”在等待“海外军饷”到达好购买军械的时候，张之洞不动声色地派人包围了这些“暴徒”，包括唐才常在内的二十多名暴动领导人被捕，当晚全部被杀。

虽然也是要变革国家，但只要选择的方式是造反——没有任何权力的人只能先造权力的反——不要说审问，同样在变革帝国的张之洞都没让他们活到天亮。

5、昂贵的船票和姓刘的脑袋

1900年，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张之洞时刻预感着长江上将要出现的异常，他在给驻英国的大使发去电报后，又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发了一封电报：“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归督抚保护，本部堂与两江总督刘制台（刘坤一）意见相同，合力任之，已饬上海道与各国领事迅速妥议办法矣，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

张之洞之所以让上海道具体操作这件事，因为帝国朝廷任命的上海道余联沅现在已是具有帝国官员和实业家双重身份的人物了。20世纪初，在中华帝国的南方，无论官场还是生意场，其运转缺了这种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在帝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盛宣怀就是那时上海“十里洋场”中的一个著名的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晚年又号止叟，江苏常州武进人，祖父曾官至浙江海宁知州。父盛康，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进士，这一年盛宣怀出生。盛宣怀没有继承他父亲读书取仕的道路，他仅仅考了个秀才。但由于他父亲和李鸿章的“金兰之交”，就有野史记载他曾经拜李鸿章为义父，因此得以在李鸿章的保荐下仕途依旧得意。盛宣怀27岁时进入李鸿章幕府，从候补知县开始，最后被保荐至布政使候补道，论级别已是帝国的二品高官了。同治十二年，李鸿章派他去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从此他开始以官员和工商界人士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帝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

创办招商局是李鸿章规模巨大的洋务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起因于海运漕粮。大清帝国中期以后，由于京杭运河的淤塞，每年政府调拨的粮食开始部分改为海路运输，这是一笔营业额巨大的买卖。善于抓住时机赚取利润的盛宣怀刚到上海便与人合伙买了两艘海船参与运输，然后逐渐将规模扩大，最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成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这就是在1949年以前依旧在运营的、在中国民族资本运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招商局轮船公司”。

招商局轮船公司是典型的“官商”企业，无论主持商业业务的盛宣怀还是公司的后台李鸿章，都是帝国级别很高的政府大员。招商局轮船公司一成立，立即成为外国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它有垄断的优势。帝国政府规定，政府的所有“官物”必须由这家公司承担运输。而那时的帝国政府仅每年从南方运往北方的漕米就有四百多万石，即使海运只承担其中一半的运量，每年的运费收入也在30万两白银以上。同时，由于中国乘客乘坐外国轮船经常受到洋人的侮辱，自招商局轮船公司开展客运业务后，中国乘客大都只买招商局的船票，这是洋人公司所无法左右的。英美合资的旗昌公司不服气，用降价的方式和盛宣怀斗，但是洋人没有考虑到，招商局轮船公司不但每年从运输政府物资中能够获得固定的收入，而且当时的两江总督还划拨了100万两银子给盛宣怀当做“官本”，结果盛宣怀的公司不但没被挤垮，反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旗昌公司的轮船甚至连同旗昌公司所拥有的仓库码头全部买下来。

盛宣怀一生创办的第二大实业是中国的电报业。电报这项当时还属于“高科技”范畴的营业，于光绪六年由洋人牵头开始在中国的上海起步。电报刚一在帝国的生活中出现便遭到了北方官员的严厉抵制。工部的一个官员为此特给朝廷呈递了一封奏折，认为电报的铺设断绝了“地脉”，以至最终要动摇中国人“尊君亲上”的道德传统。说严重一点就是电报线一铺，忠臣就出不来了，国家也就危险了——乍听起来这个官员的推断实在有些离奇，但其观点和1900年义和团农民们的观点如出一辙。此奏折值得节录：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本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即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邱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光绪元年九月，工部给事中陈彝奏折。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台）苏同炳著，百花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830～831页。）

同样是帝国的官员，南方的盛宣怀们可不管什么“地脉”不“地脉”，他们只看中了这玩意儿肯定能赚大把的银子。还是李鸿章支持了他。李鸿章的支持方式带有帝国重臣大员的蛮横：当洋人们要求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李鸿章以中国为一大古国存有深厚古风为由坚决不许，他不允许从香港铺设而来的海底电报电缆在帝国的海岸上上岸，洋人们只有把电缆盘在船上在海边痛苦地徘徊。等帝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在无奈之下瓦解的时候，李鸿章不失时机地首先从大沽口炮台铺设了一条通向天津城的电报电缆线，这是中华帝国的第一根电报电缆线，李鸿章的理由是：为了军事指挥上的便利。作为帝国出访过工业革命后的欧洲的军政大员，李鸿章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价值和民用价值，于是决定开设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这个依旧由盛宣怀主持业务的公司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商”，它的全部投入资金都是由帝国政府出的银子，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盛宣怀在上海电报局督办的位置上一坐长达22年之久，电报局的营业额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长，其攫取的利润可想而知。

帝国“官商”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包揽官方的买卖。比如帝国海军要向外国造船厂订购兵舰，这样的巨额业务只有盛宣怀有路子拿到手，而每笔这样的业务所得回扣是惊人的。帝国政府为组建北洋海军上就动用了数千万两银子，估计其中流失的回扣并不会比买一艘军舰的银子少。而当盛宣怀把洋人的客运业务挤垮了之后，独家经营的招商局轮船公司的客票价钱便贵得吓人了：从汉口乘招商局的轮船到上海，一张客票白银75两，当时帝国的白银还很值钱，一两银子约合30美元，那么这张船票就值2200美元，即使按照100年后的标准也足可以买张飞机票飞到美国去了。同时，电报局在“官督商办”名目下吸收了大量民间的商业股份，然后这些资金被投入到同样是由帝国官方垄断的铁路等项目的开发中去，盛宣怀在其中所得的收益之巨大几乎无法确切地计算。有了钱就可以大量地再投资，同时可以大量地贿赂的官员，以至财源滚滚，官运亨通，“又得银子，又红顶子”。盛宣怀的官越当越大，钱越赚越多，成为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最大的“大款”。有人粗略地计算过，不包括他家人妻妾的财产，仅仅是他个人拥有的股份、证券、房产和私人商号，就价值两千多万两白银，而当时帝国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才为八千多万两，盛宣怀真可谓富可敌国了。他的义父李鸿章自然也就是帝国最富有的大员了——虽然他的财产才不过一千多万两，而且其中还包括盛宣怀大量“孝敬”的。李鸿章的发财致富与帝国商品经济的初期发展和帝国皇权专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1900年，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南方官员联合抗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李鸿章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南方发生动乱，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要乱了自己的生意。

大清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的第二天，即1900年6月22日，以盛宣怀为首的一群帝国官僚买办集合在了盛宣怀家的客厅里，第一次开始正式策划“东南互保”章程。应该说这样的策划如果发生在北京，肯定立即会被步军包围，盛宣怀们将被押往刑部大牢。但是这是在帝国的南方。如果从英国的舰炮打开帝国大门的1840年算起，帝国南方的对外开放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虽然此时帝国的北方似乎状况依旧，“谋反”的康有为们最后还是要血溅长街；但在帝国的南方，却可以从容地开会讨论如何对抗朝廷。史书记载当时对帝国整个东南部命运具有决定性权力“三巨头”，即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其中有两人派来了私人代表，他们是能够代表李鸿章的盛宣怀和能够代表刘坤一的张謇。

张謇曾是帝国的科举状元，同时也是帝国历史上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的第一人。他做官时曾被朝廷称之为大清的忠臣，下海后他又成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开拓者”。他的亦官亦商的社会活动一直延续到帝国倒台后的民国时期，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实业总长。

这是一个因内心极其复杂致使其政治立场反复多变的人，他的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典型体现。张謇出生在南通一个小地主家庭，自小苦读，有“神童”之称。他的理想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先是金榜题名，然后飞黄腾达，耀祖光宗。考中举人之后，数次赴京会考均落选，直到1894年甲午科才如愿以偿，殿试夺魁。“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疆土，凯歌荣旋，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张状元的面前原该是一片锦绣前程。但命运偏偏和他作对，他拜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皇帝的老帝、军机大臣翁同龢。学生附和老师的政治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张謇中状元的那年正是甲午战争之年，翁同龢是激进主战的“清流党”领袖，而其政治对手是坚决主和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张謇义无反顾地站在老师一边，对李鸿章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他写的奏折铿锵有力，情绪激愤，其中以《请罪李鸿章公折》和《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两折影响最大。时至帝国战败，举国悲愤，李鸿章被咒骂成大清帝国的“卖国贼”，张謇的奏折一时成为流传全国的著名文章。但是，在紧接着的“戊戌变法”中，他的老师翁同龢突然被革职了，这个政治现实对张謇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曾经把有朝一日能够在仕途上达到和“帝王之师”、权势盖天的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一样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可令他震惊的是，他亲眼看到翁同龢被革职以后生活竟然贫困到只有依靠典当衣物、出卖字画才能维持，这让他对官场风云的凶险产生了巨大的恐惧。经过痛苦激烈的思考之后，这个帝国举国闻名状元做出了一个惊世之举：“下海”经商。

也许张謇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东西不是头衔而是银子。

他投靠在管辖他家乡地域的最高官员刘坤一的名下，开始了他创办纺织业的历程。

帝国的科举，状元一次只有一个；帝国历史上十年苦读，名登金榜的人历历可数。张状元丢下高官不做，把自己纳入“士农工商”的“末流”中去，这在当时的中华帝国里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张謇经商办企业的过程是艰难的，但他还是成功了。他在家乡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并且很快开始赢利。接着，他又创办了纱厂和“垦牧公司”等企业。但是，南通的纱厂和公司刚刚开始正常运转，义和团运动兴起了，在这种时刻，他情绪的冲动是可想而知的。他所能顾及到的仅仅是：这个帝国和他都需要安定而不要暴乱。谁要是挑起事端砸了他的生意谁就是他的敌人。一句话，他要不惜一切保卫自己的利益。

张謇坐在盛宣怀的客厅里慷慨激昂是有充分理由的。

张謇为了游说南方各省官员已经奔波了好几天。他最重要的成果是取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首肯。是否得到刘坤一的支持对“东南互保”的成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这个三朝老臣的权势占据着帝国最富足的地盘，他在朝廷的眼里是一位国宝级的封疆大臣。史家大都对这个靠曾国藩的湘系起家，集文人、官吏、军人等多种身份为一身的人物多有赞美之辞，说他“孤高自清”甚至“无私无畏”，是“帝国惟一有气节和道德勇气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如果对帝国浑浊的官场有充分的了解，这些赞誉也不算过分。刘坤一的官宦生涯很长，但仅仅从他对戊戌以后的朝廷内部复杂的争权夺利所持的立场上看，他不愧是一个有主见和有胆量的人。“戊戌变法”期间，即使是在光绪皇帝明确成为变法的领袖，而慈禧太后还没有表示反对变法的时候，刘坤一的奏折就到达了朝廷。他坚决反对康有为们的变法，称康有为们有借变法之名企图篡夺朝政的政治野心。刘坤一的这一“犯上”举动立刻引起朝野一片大哗：一是因为在大多数官员附和皇帝高喊“变法”的时候，这个老家伙简直是在往“枪口”上撞呢；二是刘坤一在朝在野影响力都颇大，在帝国的南方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势，换句话说，他这位封疆大臣连谋反的势力都有。不知道慈禧看到这样的奏折有什么感想，但正在“变法”兴头上的光绪皇帝自此对刘坤一恨之入骨。皇帝痛斥他的数封上谕迅速传遍全国，使人人都觉得这个老臣的仕途甚至老命有突然完结的可能。但是，没过两个月，变法流产了，皇帝还没来得及给刘坤一以“应有的惩罚”，自己反倒被囚禁起来，慈禧重新执掌了大清的政权。这时人们突然想到：姜还是老的辣——刘大人押宝押对了，只等着看太后怎样重赏他了。但是满朝举国又猜错了。很快有消息传来，刘坤一又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奏折的内容又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坚决反对废除光绪帝：“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士民，必起义愤！”（《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刘坤一明确表示：皇帝想变革没有错，臣反对的是康有为们的激进做法。现在绝不能废除皇帝，因为皇帝地位的稳定是国家安定局面的象征。刘坤一奏折中的一句话至今依旧反复为史家们引用：“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句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作为臣他只承认光绪是自己的皇帝，其他人都不符合“君臣的名分”。作为大清帝国历经三朝的老臣，刘坤一对慈禧酷爱掌权的性格比谁都清楚，可他就是能毫无顾忌地不给慈禧面子。要是换一个人说出这种话肯定是要掉脑袋的。慈禧看见奏折后的恼火可想而知，但她终于还是迫于另外两个南方大臣的压力没有对刘坤一动手。那两个南方大臣是：刚到广州上任不久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和坐镇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注意这个名单，帝国南方的官员和朝廷唱反调是有历史的，但在关键而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出奇的一致。另外，慈禧为了帝国政权的稳定也需要刘坤一这样的大臣支持——“其坚毅之操，老练之识，不愧古大臣风度，夙为太后之所倚信。”（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即使是最阴险的慈禧也明白坐天下最终还是要依靠正直刚毅的大臣。

当张謇为“东南互保”一事征求刘坤一的意见时，刘坤一犹豫了一下。他身边正出着乱子：他的一个下属，江苏提督杨金龙，刚毅的心腹，接到刚毅从京城传来的“杀洋人”的命令后，立即开始行动，但很快行动就被刘坤一知道了。刘坤一派人警告杨金龙：绝对不能杀害一个洋人。如果在这块地盘上发生洋人被杀的事件，就要把杨金龙的脑袋砍下来。一省提督的职位远在两江总督之下，刘大人“砍脑袋”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急于立功的杨提督真的不敢动手了，但他感到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于是亲自跑到京城去告刘坤一的状，在载漪、刚毅一伙大员面前哭骂刘坤一是“汉奸”。

更让刘坤一犹豫的是，他手里还有慈禧发给他的一封电报。那是他给朝廷发去的不愿出兵北上攻打使馆的电报的回复。慈禧的回电中有一句话含义十分复杂：“中国大地，南北相倚，不可歧贰！”（《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慈禧提醒刘坤一不可与朝廷有二心。这几天，刘坤一正在闭门检讨，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个“叛臣”。但是，他的犹豫仅仅是片刻的。他向张謇表示：他支持和洋人协商制定出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至于对慈禧的警告，他对张謇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我这颗头姓刘！”

刘坤一关于自己的脑袋姓什么这句话可称千古名言。在整个中华帝国里，在漫长的帝国历史中，历朝历代有哪一个官员可以毫无愧色地宣布自己的脑袋不属于皇上而属于自己？

无论对1900年帝国南方官员的“抗旨”行为持“爱国”还是“卖国”的见解，刘坤一的个人人格和风骨足以令不少中国官场之人为之汗颜。

帝国政府宣战的第五天，即6月26日，盛宣怀、上海道余联沅、帝国南方各总督的代表以及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坐在了一起。这时正是北京的义和团和甘军在载漪的带领下向教堂和使馆大举进攻的时刻，也是渤海海面上各国联军向大沽炮台攻击的时刻。而在帝国的南方，在五光十色的上海，中国人和洋人双方经过协商，正式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

《东南互保章程》内容共有九款：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督张，允认真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律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的外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练操，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士兵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巡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盛宣怀：《愚斋存稿》。）

据说当时各国领事认为《东南互保章程》对各国在长江的活动限制得太多太死，双方争执颇久，最终各国还是接受了帝国南方官员提出的全部条款。

《东南互保章程》签订之后，各国驻上海领事保证在中国方面执行该章程的同时，各国绝不在中国长江流域地区采取敌视行动，并且写信给已经在大沽口登陆的联军司令，要求联军把对中华帝国的军事行为局限在长江以北。

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的说法是：“财大气粗”，当然，这也是中国老百姓的切身体会。拥有了相当经济实力的帝国南方官员，不但敢于和朝廷分庭抗礼，而且敢于对洋人提出严正的警告——这就是与迂腐的北方同时存在的帝国开放的南方。帝国南北不同社会局面的形成是历史的一种必然。尽管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认为只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帝国就实现近代化了的观念还是绝大的天真，中国的变革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古老而巨大的帝国还缺乏变革的政治和经济的基础，且背负着几千年沉重的文化包袱；但是，他们终究走在了帝国北方的前面，走在了整个帝国时代步伐的前面。正是他们在1900年违背帝国政府意愿的断然举措才防止了帝国动乱的大规模蔓延，从而保持了帝国南方大半国土上的社会稳定。

有趣的是，帝国南方官员的抗旨不但有效地实施并且成功了，而且当这个帝国重新回复平静之后，朝廷也认可了他们的抗旨举动，参与策划《东南互保章程》的帝国南方的大员都升迁了。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北方在和“敌人”殊死战斗，而它的南方在和敌人翩翩起舞，对于历史而言，无论如何都是咄咄怪事。

6、司令和中国妓女还有一位帝国壮士

1900年8月28日，当整个帝国政府跟随在慈禧身后在崇山峻岭中艰难逃亡的时候，帝国都城北京的天色一片晴朗。

天安门前，联军的军队集合完毕。联军要在中华帝国的皇家禁区紫禁城内“阅兵”。

在联军官兵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必须进行的仪式。如果没有武装进入帝国的皇宫，哪怕在里面溜达一圈，就根本不算占领过北京。

联军显然事先在仪表上进行了着意打扮——“他们个个显示出当时情况所允许的看上去仿佛还健康的样子。”

从可见到的史料记载上分析，联军“阅兵”的路线是：自金水桥往北，从天安门中央门洞进入，过午门，进入紫禁城。然后沿着紫禁城中轴线，进太和门，经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进乾清门，经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再从坤宁门进入御花园，然后出贞顺门。也就是说，外国军队要以武装示威的方式，从南到北横穿帝国皇家最核心的禁区。

当紫禁城最后一道紧闭的大门午门被轰隆隆地打开的时候，英国炮兵鸣放了礼炮，以“宣告这个值得纪念的事件”的开始。一个跟随联军“阅兵”队伍进入紫禁城里的外国记者写道：

自从这座宫殿建成后的五个世纪以来，这些门阻断了任何文明的影响之路，不管外面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依然没有人能穿过这些神圣的墙。如果一个人为他能第一个漫步紫禁城内而感到某种骄傲时，那是可以原谅的。咒语被打破了，进皇宫的行动实现了，“洋鬼子”在两秒钟之内亵渎了中国天朝保持了五百年的圣地。（（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陈克立译，见《京津蒙难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带领联军们穿越紫禁城的是三个身穿朝服的帝国官员，其中两个是翻译。不知道他们来自帝国政府的哪个衙门，如果来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么想必庆亲王已经到达北京并且和联军接触上了。联军们经过紫禁城内的每一道宫门时，都有太监从里面为他们打开宫门。从这一个情景上猜测，帝国的某些官员必配合了联军的“阅兵”。联军们发现给他们开门的那些太监个个面黄肌瘦——“是因为被困在皇宫的缘故”——“但他们那迟滞的脸上仍有一种对我们仇恨和轻蔑的表情。”（同上）

尽管带领联军官兵的中国官员“走得很快”——“显然是急于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穿过”——但是，联军官兵们还是在帝国皇宫惊人的美丽和非凡的气势面前个个目瞪口呆。高大巍峨的宫殿一座连着一座，白玉围栏的平台仿佛建立在空中，铜雕和石刻的各种珍奇异兽随处可见，回廊曲折蜿蜒，而环绕着那数不清的大小房间的是娇嫩的奇花异草和参天的百年古树。联军官兵们都屏住了呼吸，目光尽可能地探向每一个角落，他们期待着从那些红墙遮掩的拐弯处会走出一个东方的精灵来：它戴着一顶圆锥形的、飘着红穗儿的帽子，就像这个帝国大小官员们戴的那种；跟随它来到人间的是两条大辫子，又黑又粗，坠得它从墙角处闪出的时候摇摇晃晃的——联军官兵们所见到的帝国官员的辫子无不像一条条破旧的草绳，拖在他们那因为常年磕头称臣而已经挺不直的后背上。

直到走出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联军官兵们才如同大梦初醒般地出了一口气。在御花园北门外的小庭院里，联军举行了“阅兵式”。

俄国方队首先走过来。俄军是联军中人数最多的部队，他们也认为自己对攻占北京所付出的伤亡最大。俄军目前的占领区是内城的朝阳门一带以及皇城的北海一带。当然，俄国同时对中华帝国东北地区的占领行动也已经开始，沙皇陛下的理想是将整个亚洲远东地区都纳入他的版图。这些入侵了他国的俄军显然对自己的使命感到自负：

不能想像出还会有比他们更好更强健并且训练更得法的士兵了。在全体在场者的叫好和兴奋中，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过庭院。一部分士兵走出了皇宫，还有相当数量的士兵按照将军的命令在庭院旁边列队。这样做的目的是俄军对其他各国联军的极大礼貌，这些士兵奉命在每个国家的分队经过时放声欢呼。（同上）

当日本方队走过来的时候，负责奏乐的俄军乐队所吹奏的日本国歌突然停顿了一下，让日本官兵的步伐顿时慌乱起来。“肯定是有意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还有“势不两立”的国家的话，那就是俄国和日本。而他们仇恨的起因就是对此刻他们脚下的这个庞大帝国国土的垂涎。

他们穿着白色制服，黑黄相间的帽子，携带着战场上所有的装备，步伐缓慢，整齐严明，悦人耳目。他们的总司令山口男爵、福岛将军和他的参谋自豪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日本国歌突然中断了的时候，将军把他们的目光瞪向了俄国将军。（同上）

英国方队的突出特点是军装簇新。英国人是最早侵入这个帝国的外国军队。60年前他们向这个帝国的海岸开炮的时候，其他各国也许还不大清楚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个巨大的国家呢。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像原来那么美妙了，英国人有点失意，因为在攻占北京的战斗中英国人表现得并不出色。而且据说有个帝国的关键人物和俄国人有“亲密的私人关系”。为此，英国公使郑重地表示了对未来谈判前途的忧虑。

他们就像从刚打开的手提箱中出来的那样，身上的衣服都是上等料子的而不是廉价货……在《上帝保佑女王》的乐曲中，海军陆战队和威尔士火枪队经过时，旁边俄国士兵狂热欢呼和挥舞帽子的场面，表现出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之间存在的令人感动和尊重的热烈感情。（同上）

美军无论士兵还是军官的军装都比英国士兵差多了，但是年轻和朝气可以掩盖一切。美国人自认为他们比所有国家的人都“开放和文明”，从他们不主张打来打去，而主张“利益均沾”这一点上就足见他们的“绅士风度”。

俄国人用力地吹奏出《星条旗永不落》。美军军官和士兵们都穿着卡其装，只有领队的将军穿着蓝制服。他们也像英国人一样受到热烈欢呼……在欢呼声中，这些男孩们挥动他们的旗帜自豪地通过。（同上）

法国人有点丢脸，他们官兵的军装皱皱巴巴，像刚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惟一可以解释的是，这些法国官兵都是从炎热的、蔓延着疟疾的西贡调来的，那里的气候把他们折磨惨了，直到现在依旧没恢复过来。同样军装难看的意大利人紧跟在他们后面，当这些意大利人在法国国歌声中迈步的时候，腿脚看去显得十分的别扭，因为颂扬共和制的法兰西国歌《马赛曲》在君主制的意大利是被严格禁止的。俄国乐队手忙脚乱地更换意大利国歌，可是队伍后面还差一截的法国人不高兴了。最后总算是队伍最小的奥地利人走过来了，联军们向这个其实仅仅只有几个掌旗兵的队伍发出喝彩，不愉快的情形才得以过去。

德国人显然还是主角。他们之所以成为公认的主角的原因是悲伤的：他们的公使被帝国的兵勇杀了。这些“强忍悲痛”的日耳曼人表情严峻，“像是从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身高和体型完全一样”。他们和美国人的自由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此他们的步伐显得有些笨拙。

人群一时出现半压抑的笑声，但很快被友好的欢呼声所取代。人们只能佩服他们的装备和训练，他们的训练是完美无缺的。可以说一个士兵如果被训练成一架机器，那他就被看成是一个标准的德国士兵了。（同上）

当联军的“阅兵”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个联军军官抽冷子把一直冷漠地站在一旁的一位帝国官员胸前表示官阶的朝珠扯了下来，举在阳光里眯起眼看了看，然后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而那位帝国官员斜睨着的小眼睛里除了愤怒还有一种傲然：再看一千年，洋人也照样看不懂帝国的朝珠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太监们在游廊上摆放着的盛水果的盘子全部被联军们藏在了军装口袋里。更多的军官迫不及待地返回了皇宫，他们开始在皇宫里乱窜，那些“华丽的玉石和赤金的瓶子，用象牙做的手提的盒子以及盒子里装的金饰、玉玺、项链和其他物品”都强烈地挑逗着他们贪婪的本性。他们“伸手就拿，有的军官打碎了盒子，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装入口袋”。最后，“他们的口袋显著地鼓了起来，怪不得虽然天气炎热，他们却都穿上了大衣和斗篷"。”（同上）

1900年，各国联军在中华帝国皇宫里的“阅兵”，是世界国际关系史上最丑陋的事件之一。这个类似发生于欧洲中世纪野蛮战争中的狂妄举动对中国人民族自尊的伤害是深刻而永久的。它不但加深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原有的不信任感，而且将这种不信任感扩大到了一种对“鬼子们”越来越深的国仇民恨——义和团运动发生很久之后，一个英国学者和朋友一起来到中国游览长城，突然，从他们身后的城墙垛口里窜出几个中国农民，“他们手里举着红缨枪，吼着‘我们是义和团！洋鬼子！死吧！’他们真的朝我们冲过来。幸亏我们带着火枪，我们将火枪指向了他们，他们转身跑了。”——这种穿越时光依然令中国人隐隐作痛的心绪没齿难忘。于是，无论对于后来面对世界的中国人，还是后来面对中国的外国人，这都是深深的不幸。

联军“阅兵”散漫而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联军最高统帅至今还没有到达北京。联军的最高统帅是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

瓦德西，一个68岁高龄的老式普鲁士职业军人，以他1900年的中华帝国之行而被记入史册。他的军事生涯发迹于普法战争，1872年任第10军团参谋长，1881年任陆军总监，晋升中将。1888年任总参谋长。当中华帝国的义和团农民在山东半岛奋起反抗德国传教士的时候，他正在柏林参加为他举办的晋升德国元帅的庆典。就在这个仪式结束的时候，他接到了德皇的命令：立即率军开赴中华帝国。8月19日，也就是向北京进攻的联军攻破北京城墙的第四天，联军的官兵正忙着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烧杀抢掠，大清国政府跟随着皇帝和太后已经逃得没了踪影的时候，瓦德西在德国的码头上接受了德皇亲自为他主持的出征仪式。德皇亲自为远征军送行的举动感动了这位年迈的元帅，因此在德皇讲话的时候他一直站得笔直。德皇那时并不知道联军已经占领了北京，他认为北京的所有外国人，包括德国人，已经全部被中国人吊死了，因而皇帝的讲话情绪激动到简直说不下去了的地步。在建议为死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脱帽默哀之后，他对瓦德西说：“当你遇到敌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打败他！决不给予赦免！决不收容战俘！”最后，德皇向全体德国官兵喊道：“德国人的声威要靠你们在中国流传千年！”（《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6页。）这个时候，有人向皇帝报告了“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皇帝大失所望，”瓦德西回忆说，“他本来指望我带领联军去获得占领北京的荣誉的。”（《瓦德西拳乱笔记》。转引自《流放紫禁城》，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07页。）

失望的德国皇帝依旧发出了远征启程的命令。他这时对瓦德西说的是：“最大限度地要求在东亚发展我们的商业，最大限度地要求中国方面赔偿。”关于德皇要求中国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赔偿的原因，瓦德西自己是理解的：“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

瓦德西和他率领的由11艘巡洋舰和4艘补给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和2万名官兵确实来晚了。舰队在海上全速航行了一个月零一个星期之后，憔悴不堪的瓦德西才看见中国的海岸。德军在天津停留了20天，10月17日，瓦德西率领的部队到达北京。

在北京的联军为这位德国元帅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连瓦德西自己都看出来了，仪式“规模盛大但情绪冷淡。”联军们对这个没有参加战斗却当上自己总司令的德国老头不感兴趣，甚至普遍抱有一种敌意。更让联军的官兵们议论纷纷的是，这个德国老头给自己选择的住宿和办公地点竟然是原来帝国皇太后慈禧的寝宫：中南海銮仪殿。

“任何人不准独立染指紫禁城”，这是时刻梦想对帝国皇宫实施抢掠但始终怕他人先下手的联军们的一个“约定”。

于是，瓦德西对他驻进了銮仪殿是这样解释的：“此举是为了表示对大清帝国及其臣民的蔑视。”

无法实现皇帝连俘虏都不宽大的“伟大报复”的德国元帅瓦德西，只有用睡在中华帝国皇太后的床上来聊以自慰了。当瓦德西怀着对銮仪殿及整个中华帝国的奇妙想像把他的行李搬进中南海的时候，里面的情形大大地出乎了他的预料：銮仪殿已经根本不能居住。

帝国皇家的“三海”内一片狼藉。联军官兵已经“集体染指”了这座皇家御苑，并私自在这片禁地里划分了各自的“管理区”。在这些就地分赃出的“管理区”内，所有帝国的皇家珍宝荡然无存。尽管如此，为了“公平”，每天夜晚联军官兵都以“参观”为名进入其他军队的“管理区”，宫墙之间的所有的门都已被联军砸开。“夜幕降临的时候，军官们便纷纷出动，或越墙而入，或钻洞而入，黑暗中都不带火，擦肩而过，互不相干。将各类珍宝拿尽后，又搬运大件之物，或以大衣包之，或以布袋装之，悄悄运回各自的驻地。”这就是被西方报纸称之为“比抢掠更无耻的行为”。1900年在中南海被盗走的珍宝中，有一副举世闻名的古典画作，即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卷》，此画之所以能够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是因为它被盗走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政府花费巨资从海外购回了它。

堆积成山的破碎物品使銮仪殿成了个垃圾场。瓦德西命令派人打扫。90个人整整打扫了10天还没清理干净，最后只好把剩下的垃圾全部堆放在一间偏殿里，瓦德西才得以迫不及待地搬进去。搬进銮仪殿的瓦德西随便四下里扫了一眼，便发现了他惊讶不已的“一堆东西”，那是数十个精致的小摆钟，“钟面上的五色宝石乃稀世珍宝”。瓦德西把这些钟拣了出来，“并报告德皇”，说要为皇帝“妥为保存”。

也许从那一刻起，这个德国元帅对各国联军1900年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所进行的入侵行动产生了某种疑问。尽管他刚刚踏上这片国土，对这个帝国的一切还一无所知。

作为军事统帅，瓦德西指挥的军事行动被称做“联军的讨伐”。联军一共派出46支讨伐队，其中德军就占了35支。因此，没有参加攻击北京城战斗的德军，“义不容辞”地成为“把战斗继续下去”的主力。所谓“讨伐”，即组成战斗部队，以北京为轴心向各个方向进行“清剿义和团”的战斗。其实现在这只是一个扩大占领区的借口，因为义和团早已经溃不成军了。联军所到之处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联军首先向北京郊区进行了小规模的清剿。西南方向攻打了良乡县城，西北方向扫荡了八大处和观音村等地，南面清剿了南苑、大兴，联军认为这里是“团民”的窝点，因此杀了不少青年农民。随着“讨伐”行动的扩大，联军把主要方向集中在义和团的发起之地：直隶省。在束鹿县，他们遭到义和团的阻击，法军的大炮向敢于阻击的村庄进行了连续的炮击，伤亡的帝国百姓达数千人。在青县，知县被捕并被处死，县城被严重焚毁。永清县驻扎着帝国的正规部队，当联军到达的时候，帝国的军队正在操场上操练，联军以为这些军队是在集合御敌，于是立即开枪扫射，没有任何防备的帝国军队在10分钟之内便被打死二百多人。永清知县闻讯赶来想制止屠杀，但是立即被联军捉住，并且被绑在了县衙门里“毒打取乐”。同时，联军包围了县城，抓了数百人和知县，威胁“如果交不出一万两银子就全部枪杀”，并且强迫知县指认谁是义和团。全城的绅士百姓急忙凑银子，直到二更时分才把银子凑齐，但被抓的人已经只剩下一半还活着。

保定是联军讨伐的明确目标，他们认为那里是义和团的大本营之一，并且他们得知军机大臣荣禄逃跑的时候带到这里不少帝国的守城的部队。讨伐保定县城，联军动用了德、意、法、英四国部队，共一万多人，分成两路攻击。攻击前，联军向朝廷派来的谈判代表李鸿章“声明”：如果有帝国正规军队抵抗，就全城鸡犬不留；如果不抵抗，就打白旗迎接联军。李鸿章立即命令当时的直隶布政使廷雍：“务必严谕将士，勿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帝国的正规军得到命令后，不但准备了白旗，而且开始剿杀义和团。联军到达保定的时候，包括廷雍在内的帝国官员出城迎接。联军进入保定城之后发现衙门银子库里的银子没了，失去了抢劫机会的懊恼使他们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拿他们的话来讲，是要给这里“留下不易忘却的惩罚”。联军对保定的烧杀确实令中国人以为仇史，永世难忘。当时整个保定县城犹如一座刑场，城中的空地上竖起了密密麻麻的绞刑架，上面吊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到了晚上，满城燃起大火，那些还活着的中国人在大火和废墟中到处躲藏，但很少有幸免者。联军官兵抢劫了他们认为值得抢劫的所有的财物，装了数百辆大车，昼夜不停地往北京方向运。仅11月5日这一天，从保定县城出城的大车就有一百多辆。联军同时还洗劫了保定附近的村庄，连帝国皇家的陵园西陵都不能幸免，这座花费无数银两修建的皇陵一天之内变成废墟，不但陵内所有的珍宝被劫掠一空，就连陵园门窗上的铜片都被撬走了——联军官兵认为那是金子制作的。更令人不知该如何描述的是，联军居然在保定衙门“升了堂”以“审问”帝国的政府官员。联军总指挥盖斯里自称是“国际审判官”，他端坐在衙门大堂的正座上，两旁的“衙役”全是洋兵。“审问”从廷雍开始，姓名、职业和罪行。最后宣布“审判结果”：直隶布政使廷雍、保定守尉奎恒、参将王占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按察使沈家本革职，实施军事囚禁；候补道谭文焕押解天津继续受审。“判决”后，廷雍等三位帝国朝廷命官被押解到南城外凤凰台“枭首示众”。

1900年中华帝国的所有的故事都令中国人百年不敢忘记。

保定衙门里发生的荒诞剧还有一个小细节：在联军未到达之前，廷雍指令一个官员将衙门银库中的10万两库银转移到一个估计联军不会到达的县的银库中去。这些银子确实没有被联军抢走而被“安全转移”了，但是，在“转移”的半路上，那个官员拿出了其中的4万两分给参与“转移”的衙役，然后把剩下的6万两“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廷雍被联军“正法”，帝国的这些银子从此便无人过问。而更奇怪的是，那个官员在1900年以后的日子里居然一直平安无事——其“尚署某县”，只是别人偶尔提及关于那段日子或那些银子的事，他就显得有些尴尬——“常饰为窘乏，以冀掩饰云。”（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126页。）

瓦德西指挥的讨伐还是针对俄国人的。俄军在这个帝国陷入混乱的时刻，借机大肆侵占帝国的东北地区，海防重镇北塘、芦台，接着是唐山，都相继被俄军占领。锦州知府章樾前去交涉，被俄军扣为人质，并且强迫其向清军发出各种命令，于是锦州一带成为俄国人的天下。俄国人占领了帝国东北地区的要地之后，立即向中华帝国表示俄国军队愿“和帝国保持友谊”，决定撤离北京。俄国人的举动令瓦德西十分恼火，于是派遣联军向帝国通往东北地区的咽喉要地秦皇岛和山海关进行攻击。俄国人坚决反对这个决定，美国人说“无意参加”，其余各国都表示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于是，俄国人命其军队必须“抢占山海关”，他们利用手中扣押的锦州知府，“命令”山海关的帝国守军向俄军投降。但是，当自以为速度极快的俄军到达山海关的时候，发现帝国的这座军事要塞上已经插满了英国国旗。原来，在英军将领西摩尔的策划下，一支仅有18人的英军小分队乘坐快艇从海上提前到达了山海关，他们举着免战的白旗进入了要塞，和驻守要塞的帝国军官开始“谈判”：是和各国军队一起抵抗俄军呢，还是等着俄军来进攻？帝国的军官犹豫不定，因为锦州知府的命令是“不得抵抗”，帝国军官考虑的结果是把要塞给各国，因为这样将来还有索回的可能。于是，帝国守军撤离。这一决定令守军士兵感到耻辱，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一战：山海关要塞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关前布满水雷，关上炮台坚固，配备有最新式的大炮，仅守关部队就有五个营之多。帝国守军撤离的时候，士兵们边走边朝天鸣枪，以发泄心中的苦闷。在他们的身后，18个英国人，未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帝国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要塞。英国人在帝国守军撤离的同时，忙着在这座要塞上到处插英国国旗，直插得旗帜如林，看上去如同至少有上千的英军踞守在这里一样。果然，不敢贸然进攻的俄军一气之下占领了从山海关到秦皇岛的全部铁路线。可他们到了秦皇岛才知道，德、法联军已经先期到达那里了。

在联军军官的眼里，帝国的国土，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军事要塞，只要他们插上一面国旗，朝天放上几枪，就都属于他们了。

联军们的到处插国旗的美妙感觉并不是天天都有。在帝国另一个著名的军事要塞居庸关，联军一开始攻击，帝国的守军就开始溃逃，但是，有一个士兵在逃跑的时候想到应该把炮栓卸下来，以免联军利用大炮向他们射击。可他没想到的是，正卸炮栓的时候，一不小心，炮膛里的一发炮弹被发射了出去，这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德军的进攻队伍中间，顿时让德军倒下了一大片，结果德军认为这里是帝国军队准备拼死防守的信号，于是停止进攻，绕道前行了。当逃跑中的帝国指挥官弄明白这个情况之后，立即返回居庸关阻击阵地，然后给太后和皇上写“报捷奏折”，当然在奏折中“胜利”的原因先是他“不畏如雨枪弹指挥若定”，然后是“将士效力奋战厮杀”，最后是终于导致“洋兵仓皇败逃”。

真正奋起抵抗的是防守通往山西天堑娘子关的帝国守军。进攻的是清一色的德国官兵。德军之所以向娘子关发动攻击，是因为当时慈禧一行正在太原。而清军坚决抵抗的原因也正在此。中、德两军在娘子关下猛烈交火，双方都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而让德军感到惊讶的是对面的帝国守军异常顽强。战斗整整打了一天，晚上21时，德军突入清军阵地，但是没多久就遭到清军的猛烈反击。娘子关上的两军混战又整整进行了一夜，到天亮的时候，德军指挥官发现“德军官兵几乎都死了”

。德军立即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于是，在黎明时分德军把死伤的官兵抬上大车，跑得没了踪影。

尽管帝国守军在娘子关取得了真正的大捷，但是在太原的慈禧太后还是被吓跑了。

瓦德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强大的德军居然会败在中国人手里。

当联军在帝国北方四处讨伐的时候，瓦德西正坐在北京城里的一家戏园子里，“应中国商人们的盛情邀请”观看中国京剧。时间是1900年11月23日。

“余与随员人等备受优礼迎迓，并导入特设雅座之厢内，其中安置备有桌布之桌一张，除了此地无时或缺之清茶以外，更有香槟酒、果子、糕点、雪茄烟等等，以享余等。最初开演两折毫无意义之短剧。所有女角，皆以男子代之，盖因女子素来极少在公众之前露面也。同时并杂有音乐于其间，足使石头化软，或者说得切实一点，足以使人头疼。所有观剧之人，坐在小桌之旁，大抽烟筒，饮茶吃果，亦复同样喧哗不已。中国人常常高呼‘好’。终场更以王侯厉鬼战士等等跳打一阵，此种跳打技术，实为余生平未见过者，当余挨过一点半钟以后，复坐余车中，于是不胜庆幸得离苦海。”（《瓦德西拳乱笔记》，1900年11月23日记。王光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9～60页。）

无法猜测中国人给这个德国人看的是哪一出戏，但从“厉鬼战士”的“跳打”上看，或许就是“火烧赤壁”之类的三国戏。尽管瓦德西对中国戏剧缓慢的唱念做打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但是中国特有的浓重文化氛围还是令他身不由己地受到了影响。据说他是一个“好交际”的人，虽然各国联军的首领不怎么喜欢他，但他也无意与各国将领发生更多的联系——“我在中国期间，始终倚靠我自己的独立判断，自己做主，寻途而进。”一个“两眼一抹黑”的德国人，到什么地方“寻途”去？瓦德西一头扎进了北京士民们中间。所谓“士民”，是包括中下级官吏、知识阶层、商人和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各界人士。“士为万民之首。”瓦德西在中国古代经典里看见了这样的话。于是，他不但参加“士”们为他安排的各种社会活动，而且还在决定“安民善后”事宜时邀请“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坐满了他的会议室。

为了更广泛地博得中国人的好感，这个德国人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由他亲自主持，在北京举行科举考试。瓦德西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做了一番研究，认为这个制度既是文化的，又是政治的，值得重视。原来的管理京城的帝国政府各级官吏差不多都逃跑了，北京城的军政要职现在虽全部由联军把持着，但具体办事还得是中国人才能办，可目前“严重缺乏中国方面的人才”。于是，北京城到处张贴出了瓦德西的“圣旨”：将在北京金台书院举行考试，名次靠前者有重赏和任命。洋人给帝国的这次“举考试”出的题目是：文题《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前者显然是道“政治测验题”，考察对“拳匪”的态度；后者令中国人尴尬了，要把哪国的旗帜插到“秦中”去？插还不够还要“飞”插？——此刻大清帝国的朝廷正在秦中的西安。尽管题目有点“太政治化”，但考试当天还是“人数溢额”，京城里的“士”们人人严肃对待，令洋人们充分领略了东方文采的飞扬。最后张榜公布名次时，与帝国朝廷科举不同的是，“洋科举”有奖金，前三名各300两银子——当然是用抢来的中华帝国的现银支付的。

对中国“士”们的文化水平深有感触的瓦德西，同时被另外一件事深深触动了，那就是在追查“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凶手”时出现的一位帝国壮士。为了抓住杀克林德的那个中国人，联军使用了一切侦察手段，最后“破案”的线索来自北京城里的一家当铺。一个日本人雇佣的侦探——这个名叫德乐的中国侦探竟然是帝国正规部队中的旗人。一天，他在京城里的小巷中闲逛，路过一间当铺的时候觉得眼边一亮，当铺里怎么会有如此抢眼的光亮？德乐走进了当铺，当铺里的旧物发出霉腐的味道，使本来昏暗的光线更加阴黑了。德乐揉了揉眼睛，他看见了一堆旧物中的一块怀表，光亮就是这块精致的怀表发出的。德乐向铺主指了一指，铺主将怀表拿出来递在他的手上。闪着莹莹的黄铜色泽的表针居然还在走着，滴嗒声细微但却清晰入耳。德乐的手掂了一掂，然后他将这块怀表翻了过来——德乐看见了那个死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名字，刻在怀表的背面。当铺主人供出了当这块表的人，供出了当这块表的人现在的住处。联军立即派兵层层包围了那个地方，大清帝国神机营满洲兵丁恩海被捕。德军终于找到了让他们一解心头之恨的对象，审问立即开始。对恩海的审问发生时有中国翻译在场，审问的内容和过程均被记录，一个官员用奏折的方式复述出来准备呈给慈禧，但慈禧远在奏折已无法送达的西安，于是奏折被上海的一家报纸发表了：

审问之时，恩海神宇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恩海答曰：“我奉长官命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上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对准外国人放一枪，轿夫立时逃走。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戒指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可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汝是日醉否？”恩海笑答曰：“酒乃好物，常可饮四五斤，是日实未饮一杯。我无需倚酒希减罪。”恩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得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景善日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57页。）

恩海被德军处死在克林德死亡的地方。

想必一百年前的恩海是在骄傲的心境中坦然就刑的。

没有比凛然的壮士更能令屈辱中的大清国人伤怀的了。

令人不解的是，帝国的壮士在暂短的感叹之后便在国人的生活日子里消失了，而那时京城里的一个妓女因为和瓦德西多少有一点关系，于是成为1900年及其以后日子里的“知名人物”——多少年来这个妓女被用文学、戏剧和民间传闻等形式反复刻画着，她除了被咒骂成一个“卖国贼”之外，更普遍的观点是说她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挽救了当时的大清帝国。这个妓女本姓傅，名彩云，妓名赛金花，1900年京城人人皆知的“赛二爷”。

傅彩云，江南一个挑水夫的女儿，因为姿色出众也因生活窘迫从小卖身成为雏妓。15岁时她被一个叫做洪钧的帝国状元看中纳为妾。此后随夫出使俄、德、奥、荷四国。洪钧回国后不久病死，傅彩云于是重操旧业，辗转各地，最后在京城落脚。她会几句外国话，其中以德国话更熟练一些。1900年的8月，京城里连良家妇女都不能幸免于联军之手，何况妓女。根据赛金花自己的自述，联军占领北京时她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帮助洋兵们筹集粮食和各种军需，“为的是让他们吃饱喝足，减少抢掠行为”；二是除了给洋兵提供妓女之外，还“负责”拉线和讲价，以为联军提供“身子干净的良家妇女”；三是帮助一些被抓被押的中国人从联军那里解脱或逃脱。至于她和瓦德西一起睡觉的浪漫史，甚至她如何向瓦德西吹枕头风，使得联军方面在和帝国官员的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等等，不少考证学者认为，都纯属无稽之谈。绝大的可能性是，她在跟随丈夫出使德国的时候可能见到过瓦德西，甚至可能“交谈过”，但是，在1900年，她根本没有接近瓦德西的机会，理由相当简单：她“没有这个资格”。无论她是否跟瓦德西上了床，无论关于在銮仪殿突然失火的时候她是否和瓦德西“光着身子由殿里跑了出来”，她充其量只是一个供男人取乐的妓女。一个巨大的帝国竟然到了需要让一个妓女靠出卖身体来保护的地步，不知道后来中国人在观看那些描述这个妓女的各种故事时是否想到了“国家”是一个什么概念。也许，即将灭亡的帝国在它最尴尬、最荒唐的时刻也只能拿一个妓女来搪塞那些说不出口的历史了——以奇特的“幽默”态度对待严肃的国家政治的“事件”不仅赛金花一例。民国初年一个叫做小凤仙的妓女与国民革命大历史的故事也被在国人面前反复刻画，以至于当代闹出如此一个令人悲叹的“笑话”——试卷问：辛亥革命的发动者是谁？有考生答：凤仙同志。

瓦德西在北京驻留一年，于中南海那个“美丽的花园宫殿”里写下不少日记。这些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德国老头对中国的感受。可以肯定地说，他在这个帝国所得到的感受是复杂的，复杂的感受甚至影响到了他的政治立场，最终使他对联军1900年的军事行动有了“新的见解”：

中国排外运动之所以发生，乃由于华人之渐渐自觉，外来新文化，实与中国国情不适之故。更加建造铁路之时，漠视坟墓，以至有伤居民信仰情感。而近年以来，瓜分中国常为世界各国报纸最喜讨论之题目，复使中国上流阶级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最后更以欧洲商人时常力谋损害华人以图自利，此种阅历，又安能使华人永抱乐观？至于一二牧师做事毫无忌惮，以及许多牧师为人不知自爱，此则吾人不必加以否认怀疑者。（《瓦德西拳乱笔记》，1900年12月26日记。王光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86页。）

瓦德西客观地审视了西方势力对东方古老文明的肆意践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1900年发生在中华帝国的东西方巨大的冲突。

只是，这时候的大清帝国的朝廷已经不可能对帝国的命运有任何自己的见解了。

7、月亮门里的盘算

慈禧在西安所住的房子有个圆形的月亮门。因为是冬天，门外挂上了棉门帘。军机大臣王文韶晋见的时候，只看见外面的长方形门帘而忘了里面还有一道圆形门，于是掀开门帘往里走，一下子被圆门的下沿绊了个跟头，栽在慈禧面前。接着，另一个军机大臣赵舒翘也来晋见，同样也是一头栽在了慈禧的面前。

慈禧在西安的行宫是原来帝国的陕西省衙门，衙门里的北院为巡抚所居，南院为总督行馆。巡抚的院子房间多一些，于是慈禧连同光绪一起住进了北院。院子内破败不堪，杂草丛生，不少房间漏雨。尽管当地官员尽最大努力修缮了一番，但还是显得过于简陋，拿慈禧的话来说，“仅蔽风雨而已。”她和皇上的房间可能不至于漏雨，但是包括随行太监和其他宫内人等的房子就顾不上许多了，皇亲国戚数百人把巡抚院门前小胡同的民房都塞得满满的。

时值陕西大旱。都说皇上是条龙，但是这条龙并没有把雨水带来。多年未遇的大旱灾使本来北方最富庶的关中地区饥民遍地。把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的百姓老幼相扶，像黄土高原上的沙尘暴一样向南滚动，都聚集到西安附近的平原上来了。现在的西安是帝国的“都城”了，太后和皇上在此，饥民的大量聚集令负责皇室安全的官员心惊胆战，他们调集了大量官兵把太后和皇帝居住的“皇宫”围了个铁桶一般。饥饿的百姓知道皇上近在咫尺，就拼命地向“皇宫”拥来，他们认为越靠近皇上越不可能饿死。果然，慈禧下令在西安城关设立粥厂救济饥民，但是每天举着破碗围着粥锅的饥民达十万人以上，粥厂里犹如汹涌澎湃的人海，坐在巡抚院子里的慈禧都能听见哭喊鼎沸之声。她下令增加粥锅的数量，最后，二十多口直径两米的大锅锅下熊熊燃烧，锅内日夜蒸腾，远看仿佛西安城沦陷于战火，近看才知道帝国的“临时都城”成了个公共大饭堂。慈禧又命令修建“暖厂”，顾名思义，就是给饥民们避寒的地方。这样的“暖厂”每一座都规模巨大，全城建达十多处时，西安城又成了个巨大的宿营地。1900年西安赈灾规模在帝国历史上是前所没有的——“非圣驾在此，断乎无此财力。”（胡延：《长安宫词》。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07页。）

在帝国各地通往西安的数条大道上，木轮马车满载着货物，在操着不同口音的官军的押解之下，马头向西，风尘滚滚，浩浩荡荡，日夜不绝。车上装载的不仅是大米，更多的是帝国各地官员向太后表示的“孝心”：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土特产品、奇花异果、绫罗绸缎、狐貂皮张、宝石玉器、工艺古玩——各地官员表示“孝心”的车队除了有官军一路保护外，还配有相当一级的官员陪同，为的是把各地大员们亲手写的供奉清单面呈老佛爷。在帝国北方的运输业从来没有过的繁荣之中，有一种插着黄色旗帜的车队特别引人注目-车上装的全是白花花的银子。帝国各省各地每年往朝廷上缴银子，一直是让老佛爷烦心的事情，因为那些“没良心的东西”总是用各种借口少交或者迟交。而现在不大一样了：慈禧到达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各省派出催银子的钦差，这些钦差到达各省督府，把帝国皇室的流离失所一描绘，很少有大臣不心疼的，于是上缴银子的事今年显得颇有些自觉了。

1900年的西安是帝国北方最幸运的一个城市。

慈禧也知道西安不是北京。她骨子里是小户人家的闺女，知道过日子的不容易；同时她也是一国的皇太后，知道那些经手钱粮的官员们经常有什么花招。所以，尽管各地的贡品陆续到达西安，慈禧还是决定亲自掌握财权。她刻了个小手章，上面的印文是“凤沼恩波”。小印章挂在她的腰间，皇室内的支出，哪怕是领取“一钱一米”，都要找她盖章——这个差使在京城的皇宫时是内务府大臣和太监总领做的。在京城，她一个人每月的花费在4万两银子以上，而现在，整个皇室所有的费用被她控制在了1万两以内。不久就又是她的生日了，有人想为她请戏班子唱戏，她想都没想地开口就骂了一顿，并且宣布以后一切节日庆典、典礼筵宴统统取消。

关中的冬季的严寒冻死了不少饥民，为减缓寒冷，慈禧和皇上的房间里都铺上了很薄的毡子，但已破旧不堪。有人提议更换，慈禧坚决不准。后来睡觉的房间的玻璃破了，她让宫女剪出图案稠密的窗花贴上。除夕之夜，太后照例赏赐皇帝、皇后和各大臣物品，但是滞留在京城皇宫里的几个皇妃亲手制作并且派人送来的一些棉布袜子她没舍得赏出去，那是她自己也很需要的。有人给皇帝去找上等貂皮没找到，只有用直隶官员送来的下等貂皮给皇帝做了件马褂。皇后和妃子们只要暖而顾不上豪华了，青衣棉袍，个个像土财主的家眷。太监们为了防寒，头上都用土蓝布裹着，看上去“状如营兵”。元宵时刻，慈禧下令民间不许点灯，为的是荒年省油。太监们不愿意太后的住处“没有一点喜气”，于是用纸糊了几个灯笼挂在慈禧的门楣上，第二天就被寒风刮没了。有个姓缪的专门为皇宫画画的云南女人跟随慈禧跑出来了，幸亏有了她，她能陪着慈禧说话，“闲论古今”，因此慈禧称她为“缪先生”。“缪先生”能为慈禧搪塞寂寞，但不知没有“缪先生”的皇上在没有了珍妃的日子里整日看着皇后的那张脸该怎么度过关中的漫漫寒夜。

其实，珍妃仅仅是光绪皇帝为众人所知的“痛”。一块亮在明处的伤疤千人看万人摸无论如何也有麻木的时候。作为一个有着壮美的山河与四万万人口的帝国之君，光绪内心深处最隐秘的“痛”是另一个如花似玉江南女子。他因为无法彻底忘记她那柔媚鲜美的容貌而必须一个人默默忍受着煎熬。虽然光绪名为帝国的皇帝，可他甚至见不到他在这个帝国内最喜爱的女子。他一生惟一一次见到她是在光绪十三年的冬天，那时年轻的皇帝要结婚了，五位满洲秀女入宫候选皇后。光绪只看了一眼就将她永远记在了心底，他拿着一块如意向她走去，可这时候慈禧在旁边咳嗽了一声，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皇上！”并“以口示意其首列者”——慈禧的侄女裕隆正站在五位满洲秀女的第一位。光绪停下了脚步，他又看了一眼那个令他心仪不已的江南女子，最后转身将手中的如意“授其侄女”。裕隆成了大清帝国皇帝光绪的皇后。其时，五位满洲秀女中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被选为后来的谨妃、珍妃，而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立刻被送回了老家。慈禧知道一旦将皇帝真正爱恋的女子留在宫中，即使为妃也必有后患，因为那个“诱惑”了光绪的巡抚女儿定会让皇上日后“不思正事”。

光绪皇帝就这样亲手放弃了他一生中的最爱。像他其他的所有遭遇一样，他总是在做不能原谅自己的事情，于是一生都处在备感自己无能的恼怒中，这种恼怒别说发泄甚至都不能流露，光绪由此成为最可怜的一位皇帝。历史描述他的时候无不都是痛心的文字。光绪已经被抚养他至18岁的这个老女人用各种威仪和虐待吓成了只能是这样的一个人。大清帝国的皇帝连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人都决定不了，对于眼前这个混乱不堪的帝国他又能怎么样呢？

西安知府胡延是个忙人，他新近被任命为“内廷支应局督办”，一听这个官衔就知道他要为皇室操办一切。能够有幸接近太后和皇上是他升官发财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只是伺候皇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延几乎心力交瘁。有一天，慈禧写了一些“福”字赏给各大臣，大臣们集体谢恩之后刚退下，胡延听见慈禧在屋里轻轻地叹息了一下：“胡延较前清瘦，首郡政繁，劳苦可知也。”胡督办听见后，感动得差点没就地跪下，他含着眼泪跌跌撞撞更加忠心耿耿地跑前跑后张罗去了。

在世界历史上，皇室因为某种变故而流亡的事情不算新鲜。皇家一旦沦落到民间，似乎都变得更像“一群人”了，皇家的脾气也顿时小了不少。“太后之性情，平日极为温蔼，好书画，喜观戏，但有时发怒，则甚为可怕。”（《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慈禧的脾气之大，帝国人所共知，而今年竟是更甚。年初，从正闹义和团的山东赶到京城参加考试的济南府考生王国军被录取为状元，这个前程似锦的新科状元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内监便给他送来慈禧的赏赐，一条五尺长的白绢和一句话：赐自尽。这个苦读数年终于熬出结果的山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便在内监的监视下上了吊。原来，慈禧调阅他的考试文章时，只看见了他的名字便立即大怒，在其文章上批了下一行字：你亡国君大清，我死济南国军。正为义和团的事情而烦恼的慈禧认为这个人竟然敢叫“亡国君”，肯定是在蓄意诅咒她。在那些烦恼的日子里，最受折磨的是太监们。一个太监奉命陪同住在颐和园的慈禧下棋，这个太监在快赢棋的时候忘了形，说他要将老佛爷一军！这个太监立即被拉下台阶打了40板子，当天晚上他就爬到昆明湖边栽到湖里淹死了。义和团进了京城之后，太后打太监的次数骤然增多。每天早上，稍有差池的太监就被罚自己掌嘴，清脆的打嘴巴声成了慈禧那些日子每天的晨曲。一声“皇太后进膳”的呼喊声等于是个行刑的命令——几个掌刑太监排列整齐，都背着个黄布口袋，里面装着十根竹竿前来陪同慈禧进膳，因为每顿饭都会有太监挨打，行刑声和哀求声将伴随着她吃饭的整个过程。帝国宣战之后，慈禧的寝宫外常常跪着一大片她认为有过错的太监——“每天责打太监不下百人。”后来她开始不喜欢挨打的太监的哀求声和哭声了，于是让行刑的太监在打人的时候用数层浸湿的棉纸把挨打的太监的嘴封上，挨打的太监还没被打死就被憋死了，宫里向慈禧报告被窒息而死的行刑结果的名词是“气毙”。

在西安寒冷狭窄的“行宫”里，尽管“御膳”菜肴的花样远不够百道，房间里也没有几大缸南方水果熏出来的清香，相反满屋子都是炭火散发出的呛人的味道，但慈禧显得安静多了。她裹着皮褥子开始思考——这不是一个帝国的统治者关于国家命运的思考，而是一个民间老太婆坐在炕上的盘算，盘算的内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这日子该怎么过。

现在的日子好像不会太受罪。向各省派去催要税银的大臣个个都是心腹，看来问题不大。南方的封疆大臣们还算是有良心，只要他们的车马不断，这里怎么也不会断了供应。岑春煊被授了陕西巡抚，想必这块地方闹不出大乱子；庆亲王已经在北京和洋人接上了头，他的头衔是“特命全权钦差大臣”，是代表朝廷和洋人们交涉的，洋人们别以为大清国没了主子。更重要的是庆亲王从京城送来了几个太医院的御医，这是要紧的事，有个毛病，总不能招当地的土医进宫，不方便不说，开的方子谁敢吃？有了毛病干挺着弄不好要出人命。

慈禧正盘算着，一个令她吃惊的消息传来：军机大臣刚毅死了。慈禧并不会为一个忠心耿耿跟随她多年的大臣死去而吃惊，一个大臣对她来讲活着和死去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令她吃惊的是刚毅的死法。刚毅，这个一心支持废除光绪、狂热吹捧义和团“法术”的满族大臣，这个为了载漪的野心而鼓动帝国向使馆进攻、向洋人开战的风云人物，1900年8月联军攻陷北京城后，他被联军列入坚决惩办的要犯名单。他是这个名单上第一个死去的帝国大臣，不过他不是被处死的，他是自己提前把自己解决了。刚毅的死很奇怪，多少有点自杀的性质：拉稀拉死了。在跟随慈禧逃亡至山西境内的时候，也许胡乱吃了些什么东西，他开始剧烈地腹泻。上了年纪的他经受不住这个，于是掉队了。他滞留的地方是山西南部的闻喜县。“闻喜”这个地名听上去怪招人喜欢，不知道和“子路闻过则喜”这句经典有没有关系。刚毅在那个肮脏的闻喜小县城里躺着，没有人理会他，更没有人照顾他。他开始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洋人的“惩办”名单，但他知道自己在洋人眼里的“罪过”不小。太后和皇上还在往西走，要走到什么地方不得而知。此刻，帝国的前程和自己的前程一样，一片昏暗。在不断地腹泻和剧烈的疼痛中，已经奄奄一息的刚毅发现脚下刚好有一个烂瓜。他挣扎着爬起来，下到地上将烂瓜捡起来，然后蹲下便吃，他边吃边拉，越拉越吃，再也没站起来。

慈禧轻轻地“唉”了一声——当时，怎么没人说一声。要是知道了，让人抬着他走，也能死个干净地方了。人就这么死了。他本是个明白人。还没听说过这么死的呢。好歹是个旗人，可怜见的。民间不是说“有什么别有病，缺什么别缺钱”吗？不拉稀的时候，银子顶重要。

慈禧平时有个“大买卖”，就是卖官。到达西安之后，平时难以和皇室接近的地方官员活动频繁，慈禧为此已经卖了不少官。帝国的皇室成员，包括皇上和太后，每月都有固定的份银。根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记载，慈禧的一年的份银是黄金20两和白银子2000两。在制作衣服上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大卷宁绸、妆缎、倭缎、内缎、金字缎、云缎等各种上等绸缎99匹；高丽布、三线布、毛青布等各种棉布54匹；貂皮、熏貂皮、熏海龙皮等各色高等皮革124件等等。这还仅仅是“基本工资”和“待遇标准”，只是规定出来做个样子的，其实她每年的生活花费都在40万两白银以上，等于当时7万百姓一年的口粮钱，而她所得的“现金”也远远不止规定的那些。在西安，这个老太婆觉得自己穷了，藏在京城宫里的私房钱说不定已经让洋鬼子给抢走了，于是又开始大量卖官衔。但这一次她在西安卖官却卖出个麻烦来，弄得她心里很不痛快。有个要买官的人姓施，时任潼官厅，做官多年，有点积蓄，想买个道员干干。以前苦于没有门路，慈禧一行到西安后，他认为时机到了。他先派手下买通了李莲英，李莲英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把姓施的要买道员的事情说了。慈禧想了一下告诉李莲英，说现在朝廷蒙尘在外，官价可以便宜点了，但是道员往上就能升任两司了，至少也得一万银子。李莲英把这个价码转告给了姓施的，这个小官吏大呼真便宜，于是立即开出银票，派他的手下去给李莲英送银票。手下入“宫”之后没找到李总管，闷头闷脑地闯进了慈禧的院子。这是滔天大罪，如果在京城这叫做“闯宫”，别说是个下人，就是王公大臣，也非剐了不可。他被值班的太监扭住了，问：“谁让你进来的？”答：“陈大人。”这一情况被报告了慈禧，慈禧火了。“陈”、“岑”两字用陕西话一说几乎同音，慈禧认为这是岑春煊派来监视她的人，于是立即命令把这个人交给岑春煊，太后想看他怎么审问。一问才知道原委，那个送银票的人的小上司姓陈。岑春煊要亲自杀了这个人给自己洗刷，但是他的手下说这样做有灭口之嫌，太后会更加怀疑，不如把这个人交给长安知县处理。处理的结果是，“闯宫”者必死无疑，那个想买道员的施某被革职，他手下所有的衙役全部流放边疆。至于那张一万两的银票，追查很久居然谁都说找不着了。

眼下的日子是有些小麻烦，但还不至于过不下去。最重要的是将来的日子。慈禧不知道自己与洋人的对抗会受到什么惩罚。洋人要报复是肯定的，这一点慈禧在1860年经历过。据说京城里的洋人们已经提出个必须“惩办”的名单，里面全是帝国政府的重臣大员。庆亲王刚说了一句“不好办”，联军就说“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5页。）“首”指的是谁，慈禧明白。杀头是不可能的，洋人再毒，总不能把个皇太后拉出去枪毙，听说洋人对女人特别客气，走路的时候不但让女人走在男人前面，还为女人掀门帘呢。关键是权力，这个祖宗传下来的大清朝顶重要。

一提起权力，慈禧就心慌意乱。这是这个女人赖以活在世上的惟一的理由。她27岁守寡，从精力旺盛的年轻少妇一直熬到花甲之年，身边无数英武的男人晃来晃去，她忍受的清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可她就是一个守得住的人，不为别的，为的就是她给帝国留下了一个血脉这份功劳上。为此，她和皇族中的反对势力、大清帝国的继承传统以及她自己的意志搏斗了几十年。直接登上皇位是万无可能，尽管中国历史上有个武则天，但大清帝国容不得女人当皇上，打祖宗还在草原上放牧的时候起就没这个规矩。把光绪皇帝自五岁起就当自己亲生的儿子带着，一方面至少在帝国最高权力的位置上“听政”了十多年，另一方面指望着总归是自己带大的光绪即使“亲政”了也在自己的手心里，可后来的情况不是这样了。真是天地都丧了良心，早知如此就不会让他活到18岁。现在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皇上。他是洋人点名拥戴的人，没有什么事还好说，而现在却出了这么大的事，洋人不是更有理由支持他了？洋人想必要的不是这个国家，他们说到最后就是要银子，要可以，给他们就是了，前朝的皇帝不就是这样对待洋人们闹事的吗？谈判完了，早晚得回京城，而光绪皇帝在戊戌年间没办成的事现在有洋人撑腰，也许就要办了。第一件事就是宣布皇太后“归政”——把权力交出来。然后，然后就等着你死了。闹不好还得给谭嗣同正了名，再把那个十恶不赦的康有为请回来。

绝不能让光绪得了意，死也不能。洋人的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不让皇上掌了权是最要紧的。现在不能让他离开自己一步，特别是不能让他和洋人们见面，实在不行就再次颁发圣旨，说他病得已经起不来了——怎么拉稀拉死的是刚毅而不是他？

慈禧想到了自己亲自立的那个皇储。不提他还可以，一提起这个孩子，心绪就更混乱了：这个皇储是指挥进攻使馆和教堂的载漪的儿子，他在“皇嗣”这个位置上待一天，洋人的心里就肯定别扭一天。立他的时候就招惹来一堆麻烦，现在拿这个孩子怎么办？

皇储，载漪的儿子溥儁，要不是突然成了“候选皇帝”，充其量只是个皇亲门中的公子哥儿，和其他满族贵族的纨绔子弟相比，他既没有特别出众的才华，也没有特别恶劣的行径。但他现在是皇子“大阿哥”，举国瞩目，因为保不定将来哪一天，他就成了条“真龙”，帝国上下都是他的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举止性情便荒唐得可以了。

16岁的溥儁“颇有小慧”，是个“文学爱好者”，“素涉猎小说家言，风流自喜。”在皇宫里读书的时候，老师出“朔方十郡耕牧策”，他能对上“秦中千古帝王州”，不见殊才，但字意工整。逃亡的路上看见大雁当空，有“聊将天作纸，挥洒两三行”句，也不见俗。更有《望终南》诗，想必是在西安所作：“入夜宫中烛乍传，檐端山色转苍然。今宵月露添幽冷，欲访■台第五仙。”（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已经很有点意思了。但仅此而已。他和贾宝玉的毛病差不多，一是不喜欢读“大学衍义”、“朱程语录”之类的书，大学士徐桐给他讲课的时候，他“不待辞毕，已垂头睡矣”。二是喜欢“追女孩子”。没当上大阿哥的时候，他“北场南馆好驱车，博■弹棋乐有余”。（同上）不过是和纨绔子弟们一起吃喝嫖赌罢了。入宫之后，他“尝戏后侍女”——一个将来要当皇帝的人，和宫女们动起手脚来。

《宫女谈往录》：

皇上（光绪）非常正派，绝不看我们一眼，总是带着微笑低着头来，低着头走。走路很安闲，在屋子里的动作也很斯文，任何时候也不毛手毛脚。比起后来的大阿哥真是天壤之别。大阿哥的头像拨浪鼓似的，左右摆动，跟我们当宫女的，没话找话说，油腔滑调的。对我们储秀宫（慈禧寝宫）的人当然不敢怎么样，但眼是心的苗子，对大一点的宫女，总不免要瞟上几眼。也许是年轻的原因吧，总觉得他轻浮。光绪爷绝不是这样，那种正派不是装出来的，根子就正派。（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77页。）

在西安，肚子稍微吃饱了，皇储就开始露出本相。“彼不读书，所好者皆下流之事，形容粗暴，不堪入目。”有位向西安进贡回到苏州的官员写信给京城的朋友，细说了他在西安的见闻，其中对溥儁的描绘是：“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穿武装，常出观剧，故予得见之。戴一金边眼镜，内穿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2页。）

这是一副什么打扮？爱穿“武装”，且“红色”，“如夺标者”——杂耍演员无疑。

这个穿得花里胡哨的皇储因为和侍奉慈禧的宫女勾搭，被慈禧大骂一顿，而且认识了西安的一批戏子流氓，经常一起出入歌楼酒馆，且酷爱在剧院里捣乱——“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己上台代之。”关于他在剧院看戏惹出的一堆麻烦事，有如下记载：

十月十八日（农历，当是1900年12月9日，慈禧一行刚到西安两个月），彼同其弟其叔及义和拳首领澜公（载漪之弟辅国公载澜，跟随慈禧逃亡到西安，看来兴致依旧不错），带领一群太监，至城隍庙内之戏场看戏。太监恃其势力，欲占最佳之座位，因此与甘勇（在北京攻打使馆的董福祥的部队，跟着慈禧“护驾”而来）致起争端。甘勇蛮横，太监及其余之小官均被打，戏场纷乱。由此一事，即可想见不堪之状，又可因以见太监之势力。太监即被打，即思报复之计。借事在岑抚处，诋毁开戏园之主人，乃将各戏园一并封闭，并将园主枷号示众。抚台出示，言太后因陕省荒歉，国家多事，不当演戏娱乐，并各茶馆亦封之。（同上）

大阿哥因为在戏园子里和官军争座位而打群架，负责西安地区治安的岑春煊为此把戏班主抓起来，不但封了戏园，顺便连全城的茶馆都封了。岑春煊出的告示说：太后谕旨，饥民嗷嗷待哺，演戏很不严肃。皇储回来还是挨慈禧的一顿臭骂。那些戏子和茶馆老板要度日，于是托人收买李莲英，这个大太监只要给钱，什么事都管，结果对戏园和茶馆的封闭解除了。岑春煊为此又贴出布告，他解释的原因是：近闻本省下雪了。

皇后隆裕对她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此人若真继统践大位，国柞必丧厥手。”慈禧也知道，指望这样一个孩子为她、为大清帝国撑门面是绝对不可能的。

虽然洋人们当初坚决反对慈禧立皇储的举动未必是出于“考察”过了这个孩子的品德，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准皇帝”存在的事实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悲伤的笑柄。从慈禧在咸丰死后发动“辛酉政变”而登台之后，帝国的皇位问题一直是帝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一个说不尽的谈资。在政治上“近亲繁殖”下延续数百年的满族皇室宗族不可能再寻找出一个正经一点的后代了，溥儁究竟比他鲁莽骄横的父亲载漪还知道什么是“秦中千古帝王州”，而绝大多数的宗室贵族以及他们的后代除了买小妾、逛青楼、捧坤角之外，他们出自狭隘的私利玩弄国家利益如同玩个可以交换和买卖的翡翠鼻烟壶一样，他们没有给这个帝国留下任何可以称道的“遗传基因”——八旗猎猎，年轻的皇帝纵马亲征广阔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现在的帝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于国于民有足够的威望和与威望相配的资历；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痛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洋务并且有能力独自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胆量，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大清帝国主权的完整；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能够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

上述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慈禧在帝国满朝文武王公大臣中反复选择，最终还是认为能够担当此大任的只有一个人，整个帝国现在只有这个人符合上述的一切苛刻条件，只要这个人肯北上，大清帝国的满人天下就能化险为夷了。

这个人就是汉大臣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