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

1、一个俘虏的可怕神情

在世界各国的国家军队中，身份最为含糊、处境最为尴尬的，莫过于帝制下的中华帝国的正规军了。

还是冬天的时候，帝国北方的一个身材魁梧、表情淳厚、穿着蓝色棉上衣和黑色肥大布裤的青年农民决定入伍。家里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连续三年歉收，更重要的是，这个已经长大懂事的青年饭量太大，当他在从锅里盛野菜稀粥的时候，已经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那众多的弟妹们充满敌意的目光。有一天，他和村里的族长一起吃了几袋旱烟之后，决定去吃军饷。母亲泪水涟涟，为了把一块生牛皮缝在儿子的草鞋底上，她花费了整整一个晚上，而多病的父亲在那个晚上干脆烂醉在村头的小酒馆里了。黎明时分，青年朝着集镇的方向走去，连头也没回。

入伍的考场设立在集镇土地庙前的空地上，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准备参加考试的青年农民。在等待考试的时候，他把携带的最后一块干粮吃了，并且喝下了一大瓢井水。他觉得有点儿把握了。

日上三竿，一声锣响，考官来了。考官骑的是一匹鬃毛蓬松的矮小的红马，官帽上的翎子也是红色的。衙役开始唱名，被唱到的青年集中在一起，没有队形地站成黑压压的一片。考试有三个内容：刀和盾的格斗、射箭和力量测试。

衙役给了青年一根木棍和一只藤编的盾牌，并且让他向另外一个只拿棍子而没有盾牌的现役军人进攻。青年咳嗽了一声，脸上的温和的表情顿时消失，浑身结实的肌肉绷了起来。他不会刀术，但会打架，他知道打架的要领。于是，没等考官发出口令，他就把木棍抡起来，冲了上去。对手后退躲闪，但是两根棍子相碰的时候，一声脆响，双方的棍子都折断了。青年农民的凶猛让考官很感兴趣，水烟袋也停止不吸了。突然，青年扔掉了盾牌和折断的棍子，扑了上去，和对手扭打在一起。他们在呛人的尘土和众人的喝彩中滚动，一直到滚到考官的座椅下面。考官伸出脚，在青年的脑袋上亲切地踹了一下，锣声跟着就响了，格斗考试完毕。接着是射箭。青年拉了拉那张硬弓，眉头皱了皱，嫌弓软。他跟本村的族长学过射箭，拉的是铁弓。结果，三支箭有两支射中五十步之外的靶子，另外一支射飞了，但是恰恰射飞的箭引起了喝彩，因为箭飞出去了很远很远。最后是力量的测试。青年的面前是一堆大小不一的乱石头，他选择了其中最大的一块，哼了一声，抱起来，齐着裤裆，但无论如何也举不起来，尴尬时刻他的脸色绯红，像个害羞的小姑娘。没等他换一块小一点儿的，考官便扔下来一块表示录取的木牌：“那边去！”

青年从尘土中急忙把木牌拾起来，握在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掌里。

近年，帝国不少地方的入伍考试都增加了步枪射击的项目，但是由于绝大多数青年农民没有使用洋枪的经验而作罢。至少在这个考场上，没有洋枪的影子。

帝国士兵的选拔，其程式和内容，从汉武帝时起一直是这样，千年未变。

就这样，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在不到一袋烟的工夫里，一个魁梧的北方青年农民的名字便和整个帝国的安危联系在了一起了。

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那双生牛皮底的草鞋，昨天还在田野里耕种的青年扛着一支崭新的德式毛瑟枪，夹杂在浩浩荡荡的队伍里，上前线了。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世界没有理由忽视中华帝国军队的威力。

帝国国家军队的建立早于任何西方国家的正规军，原因很简单：这是一片国家的历史极其悠久的土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队像中国军队那样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血腥战争，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兵法理论像中国的军事谋略那样深奥而完备。从国家种族构成的角度上看，这个东方帝国是由东方若干发源和历史不尽相同的种族混合而成的，但是，无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种族，都奇特地成功统一在一个大文化的背景之内了。当满族人掌握了帝国统治权的时候，帝国所有省份和军队的所有重要职务都是由满族人担任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察觉出满汉两个民族的差别——这就是东方文化极大包容性的绝好实例。无论是满族的骑士还是汉族的官兵，都以能征善战闻名世界，荒凉的沙漠戈壁、巍峨险峻的高山和广袤无垠的平原之上，帝国所有的疆土都需要他们驻扎。上千年来，帝国官兵的热血遍洒疆场，中国军队以面对苦难和牺牲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使中华帝国这个世界上版图最广袤的国家的万里边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固若金汤。

中华帝国的军队是世界上少有的纯粹用于防卫的国家军队。帝国士兵的使命永远是防御而不是进攻。帝国的军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有足够的资源而不需要征服，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出产足够供养和支持他们来保卫这个国家了。帝国的军人愿意把防守型的长城当做自己形象的象征。穿着蓝色和灰色土布制作的军装，帝国的士兵们站在长城的垛口背后，用嘲笑的神情望着长城外那些骑着瘦马、手持弯刀的异族人困惑的面容，并且戏谑般地在墙砖的缝隙中向外部世界射箭。异族人在横在他们面前的这堵世界上最长的大墙上寻找着可供攻击的弱点，但是，这座叫做长城的著名的墙几千年来几乎无懈可击，如同帝国的军队一样。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发生血腥战争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但是，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好斗的民族。春秋时期是温和的儒家学说尚在襁褓中的时期，因此，那个时期战斗中的士兵还保留着原始的凶猛，但是，儒家学说一旦成为这个帝国的精神支柱，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就渐渐丧失了，除了东北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之外，帝国的男人即使吵架也和女人相像起来。大多数中国人不喜欢凡事情绪冲动，连同帝国的士兵在内，大家都遵循“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祖训。有人曾经把中国人和同样是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的性格做过比较，结果是：日本农民的身上，永远隐藏着一种军人式的凶猛表情；而在帝国士兵的脸上，永远隐藏着一种农民式的温顺厚道。帝国的士兵即使在战斗的时候，出现在他们的脸上的最多是一种热血贲张的激愤和慷慨赴死的平静。帝国军队自古很少有内部的哗变——只要有一个军官举起手示意有话要说，帝国士兵就会安静下来。帝国士兵不可改变的农民性格，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能吃苦、最能忍受，面对流血、伤残和死亡最平静的一群男人。

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人有着重大区别的是，帝国士兵的名声不好。西方国家的军人是社会普遍崇拜的英雄，一个为国家利益捐躯的普通士兵的名字甚至可以用来命名一座城市。但是，在中华帝国，国人却一直把担负着偌大帝国国防任务并且承当着巨大牺牲的军人，看做是惟恐避之不急的职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也是这个民族的千年古训。中国军队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被普通的中国百姓看做是和一枚钉子一样不甚重要。

熟悉帝国民间生活、并且曾经对帝国士兵做过细致观察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其著作中对帝国的士兵、特别是对在1900年将要面临殊死战斗的帝国士兵，作过如下的描述：

他们显得并不威严，即使他们的个头很大，人们在见到他们时总免不了流露出一种半带鄙视和讥笑的神情。当官的没有教过他们如何使自己显得精明或表现出军人气质，以西方人的观点看，他们从没受到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中国的士兵没有被要求站直、挺胸，以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寸高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在环境恶劣的道路上散漫地行军。

士兵们很不讲卫生，这实在是一种令人作呕的习惯。士兵们对水和肥皂从来都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看上去邋遢而且肮脏，好像从来都是穿着军装睡觉。早上他们不洗脸，又不把自己那皱皱巴巴、汗臭味十足的外衣换下。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士兵们根本不穿鞋，这更使他们丧失了军人的气质。

中国人天生很随和，即使成为士兵之后，这一天性也不会有多大变化。他们显得单纯而又孩子气，好像自己并不是被征召来为国打仗的。一个值勤的卫兵以中国人的方式蹲在地上，一群老百姓聚集在他身边触摸他的枪，他向人们介绍步枪的结构，并且暗示，自己的枪并不比原始的长矛高级多少。

为士兵配备军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政府从来就没有在这件事上伤过神，只是在前胸和后背上分别多一个大而显眼的“勇”字而已。如果哪个士兵想要掩饰自己的身份，他只需将军装反过来穿即可，这样他就立刻可以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军装仅由一件紧身的上衣和一条裤子组成，它们都肥肥大大的，一点儿也不合身。中国人习惯席地而坐，这种姿态很不雅观，但裤子的设计就是为了让人做出这样的姿态来的。

每个士兵都把枪扛在肩上，另外每人还配备了一把扇子。扇柄插在背后的衣服下，另一端伸出来，离耳朵很近，这样在行进中就不会给他带来不便。如果天热，他们就把扇子打开盖在头上，用辫子将扇子柄缠住。

另一件几乎与扇子同样重要的东西是竹烟枪。在长距离的行军中，时不时地吸上几口旱烟，既可以缓解行军的劳累，又能抑制饥饿引起的阵痛。

第三件重要的东西是雨伞。每个体面一点的士兵都有一把雨伞。如果没有雨伞，作为军人的“勇”的品质就会受到质疑，旁观者也会感到他们没有尽其所能。注重实际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一个士兵被雨水淋湿会提高一个军人的尊严。

这些士兵是和他们一样受到严格训练、纪律严明的帝国战士们的后代，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勇敢战斗，中国的疆土才一个省一个省地扩大，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地域最为广阔的帝国之一。（《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5～37页。）

这就是中华帝国军队和士兵的形象。而由此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帝国的军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的界限是多么的模糊。

帝国的陆军与外国联军的正面冲突，在帝国政府宣战之前就已经发生，地点是帝国的一所军校：天津武备学堂。占领大沽口的联军为了解除义和团对天津租界的威胁，突然袭击了位于租界附近的这所军校。以培养帝国陆军基层军官为主要目的的天津武备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前几天军校里还有学员三千多人，可是，随着军校总监荫昌的逃跑，学员们也纷纷各自逃命。当英军少校路克和阿姆斯特朗上尉带领80名英、德士兵袭击军校的时候，军校里只剩下了90名决心拼死抵抗的学员。大沽炮台陷落的那天下午2时，这90名年轻的初级陆军军官对联军官兵的袭击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最后的时刻，帝国的陆军军官端着刺刀冲上来和联军士兵开始肉搏，没有思想准备的路克少校大惊失色。更严重的是，根据联军情报官的报告，帝国的一支精锐的陆军部队，正处在火速向武备学堂增援的途中，而率领这支帝国精锐陆军的中国将军叫做聂士成，这个名字路克少校在多次军事会议上反复听说过，给他印象最深的评价是：一个凶狠好斗的中国将军。

同样是在最后的时刻，路克少校终于发现了这所帝国军校的弱点：房屋全部是木结构，没有任何防火措施。于是他命令放火。果然，大火很快蔓延到军校的每一间房屋，以房屋为阻击阵地的帝国军官突然慌乱起来，而这时，一声巨响冲天而起，大火引爆炸了军校里的一座弹药库，剧烈的爆炸一瞬间便把整个军校夷为一片废墟，90名帝国青年陆军军官全部葬身火海。

当聂士成的部队到达武备学堂的时候，路克已经带领联军官兵撤退了，帝国士兵们看见的是满地残缺的同胞尸体。被激怒了的帝国士兵们没等长官下命令，立即在废墟上架起大炮，向洋人们盘踞的租界开始了猛烈的炮群射击。

天津租界，一个叫做紫竹林的地方。仅仅还是昨天，帝国陆军执行的军务还是保护那块租界和租界里的洋人。随着与联军在各处开战，帝国军队对洋人的仇恨情绪在士兵中蔓延，大沽口炮台的陷落使这种仇恨迅速升温到不可遏止的地步。严格地说，与其说这些帝国青年是士兵，不如说他们依旧是一群地道的青年农民。他们对国家、荣誉和生存的观念，与他们世代在土地上耕种的先辈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多少受到了一些军事知识的灌输，会使用德国制造的最先进的火炮，也许不会轻易相信义和团的“法术”，但他们中间血气方刚者的额头上还是缠起了红布条，表示他们已经是“神拳”中的一分子了。他们以与自己的父老乡亲们身份一致而感到骄傲。更令他们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是，那些昨天还命令和指挥他们围剿义和团的军官们，对他们公开地“入团”并没有表露出任何指责和惩罚的意思。相反，下级军官们一反常态地邀请士兵们喝酒精含量很高的烈性白酒，军官们狂喝速醉，士兵们发现醉卧在青草地中的军官的上衣里，露出一块义和团团员们普遍佩带的乞求神灵保佑的关公“神马”。

帝国聂士成部队的大炮向天津紫竹林租界的射击，标志着天津方向的帝国军队与外国联军的正式交战的开始，也是史称“天津军民抗击八国联军”战斗的开始。

此刻的天津租界，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兵营。城内联军的数量达一万二千多人，而租界里由中国教民、外国传教士和外国洋行商人组成的自卫队的人数，也在五千以上。和北京城内使馆区的命运一样，这里从6月起，也连续遭到义和团的攻击，租界内洋人妇幼有的已经撤离到海面上的军舰上，但是依旧有一半妇女老幼被围困在租界之内。随着义和团切断了租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尤其是切断了租界内的粮食供应之后，租界里一直弥漫着地狱般的绝望情绪。各种互相矛盾的消息在租界区里流传着。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的风度”上，说即使最后，中国人也不会进攻医院；有人说后悔来中国，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西方的宗教把中国人激怒了。又有军官说，长官已经下达“边打边撤”的命令，顺序是英国人打先锋，后面是俄国人、伤员、居民、辎重和行李，要尽量让妇女和儿童坐双座马车逃亡。德国人愿意留在最后，说要“尽力保护医科学校和外国人公墓”。当各国的领事们真的严肃开会，研究“为了防止妇女和儿童落入中国人之手，在最后时刻由各国军官动手，杀死自己的女人和孩子”的时候，租界内开始出现了一种怪异的气氛。联军军官们甚至领到了最后时刻自己负责枪杀的妇女和儿童的名单。所有的洋人们，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无论联军登陆了多少，这里终究是一个名叫中国的国家的土地。此刻，在他们的四周，密集地围绕着时刻想把他们统统杀死的数不清的中国人，他们怕是在劫难逃了。

帝国军队的炮弹落下来了，联军握着需要杀死的亲人名单的手开始发抖。

攻打天津租界的中国军民的人数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官兵5500人，宋庆、马玉昆所属帝国正规军少量，义和团5000余人，还有天津民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数万人。

天津总督命令：拿下租界，反攻大沽口，“以雪国耻”。

向天津租界进攻的义和团是以张德成为首领的“天下第一团”。他们全部从独流镇乘船到达天津。据说张德成本人“斋戒400天”，练就一身刀枪不入之功，已是“不怕刀枪，不使洋枪，持一弯形母子马刀和一红缨长矛，面有异相”，又有说他“跨高马，红披风，身挎骨柄小洋手枪，风驰电掣”——这位首领的原始形象已是很难捉摸了。可以肯定的只有，他是一位在帝国农民中颇有影响的人物，至少在天津众多的义和团组织中，他风头最劲。张德成手下的义和团员们，除了和北京的义和团一样浑身披红携带道符之外，更特殊的是，每个团员身上都携带有一个护身香囊，里面缝有3块姜、21粒黑豆和21粒红辣椒籽。

他们的进攻依旧是《三国演义》里的阵势：大将和法师在先，团员则排成这样的方队——横排56人，纵深数十排，整齐前进。在租界四周，联军们已经用装有大米、豆饼和驼毛的麻袋垒成了射击掩体，大炮、机枪和步枪已经进行了试射并且构成了封锁的火网。因此，当联军的第一排炮弹在义和团的方阵中爆炸并且炸倒了一片青年农民的时候，进攻的队伍似乎迟疑了一下。但是，立即有数百名义和团团员脱下上衣，组成了又一支冲锋队。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功夫练得已经“到家”，他们都认为自己不会在洋人们的枪弹面前死亡。几十盏红灯高高举起，冲锋的队伍默然前进。洋人们第一次射击的枪响了，红灯跌落。接着，洋人们的第二排枪又响了。租界外围，帝国农民的尸体垒起了一道肉堤。

最后没有倒下的义和团们正不知该不该继续前进，联军的官兵跃出了工事，洋人开始反击了。

联军士兵们踩在了肉堤上，用子弹和刺刀向脚下受伤的义和团们乱射乱刺，直到呻吟之声全部消失为止。

接下来的数天，义和团们对租界进行了反复的进攻，其中有数次攻入了租界，烧毁了三井洋行和萨宝室洋行。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义和团再次攻入租界的一个晚上，在租界里的马路上，各种肤色的联军官兵和帝国的青年农民在惨淡的月光下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取得近战优势的义和团们，刀劈斧剁，拳打脚踢，在响彻夜空的咒骂和呻吟声中，联军开始出现大量的伤亡。躲藏在坚固的洋楼里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妇幼们透过窗棂向外窥望，朦胧的月色下，义和团人流如灰色的潮水，一波接一波汹涌而来，看上去似乎永远也流淌不尽。

但是，联军最后还是用大炮和枪弹组成了最后的防线。

帝国的军队在天津租界的进攻中，没有一个官兵跟随义和团冲击。他们仅仅是在用火力掩护，仅仅是在不停地开炮。

可是，仅仅在开炮的帝国士兵的大炮的炮弹落点极为混乱，因此命中率极低，根本起不到压制联军火力的作用。租界内的洋人们大多转入地下室隐蔽，因此造成的杀伤十分有限，只是把租界里的楼房全部轰塌了。在一天又一天混战的夜晚里，帝国军队的大炮震耳欲聋，火光四溅，但却宛若礼花。

终于，租界内的四个洋人，英国军官詹姆斯和三个俄国士兵，冒死冲出了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他们把租界里的情况报告给了大沽口的联军总司令部。

帝国政府正式颁布《宣战诏书》的第三天，1900年6月23日晚8时，由大沽口方向紧急增援的联军——其中包括俄军3400名、英军250名、意大利军20名、美军300名、德军1300名和日军1600名，连续突破义和团和帝国军队的数道阻击线，终于到达紫竹林租界。

如果说以前所有的战斗无论在战争起源、战争性质和战争规模等诸多问题上均是众说纷纭，那么，从现在开始，战争性质已经明了，因为中华帝国已经向各国宣战。因此，至少从联军的角度上讲，需要认真地考虑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了，作为职业军人的那些联军的高级指挥官们明白“宣战”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尽管由于联军的增援，义和团和清军“一举扫平租界”的计划已经流产，但中华帝国前线最高指挥官裕禄仍在忙着给朝廷奏本，捏造义和团和清军的“胜利”，然后，在给自己邀功请赏的同时，也没忘给义和团的首领们颁发“奖金”。他甚至赏给了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的令箭。

当裕禄将帝国军队的指挥权赏给帝国的农民的时候，联军的战略反攻计划已经制定了出来：首先攻击帝国军队最大的弹药库，从而彻底消除租界的危机；并且打击还没有与之大规模交战的清军的士气和后勤供应。

东局子，帝国军队四大弹药供应基地之一。其余三个分别在上海、南京和福州。这是一个生产、储备和供应结合在一起的军事重地，主要生产水雷、各种型号的火药、火棉和毛瑟枪弹。它位于海河东岸，坐落在大沽口通往租界的交通要道上。战争之前，这里归属天津练军防守，现在，东局子周围的所有村庄都被义和团占领——似乎帝国的农民比帝国军人更明白这个战略要地的重要性。

27日清晨，急于显示自己能力的俄军2000人开始偷袭东局子。但是，当他们接近仓库的时候，突然受到猛烈的射击，俄军骤然出现伤亡。原来，负责在这里防守的帝国武卫前军军官潘金山早有准备，他已令在阵地前埋设大量的防步兵地雷。偷袭未成的俄军顾不上脸面了，立即请求增援。于是，英、日、美军组成的800人增援部队从不同的方向开始向东局子攻击。武卫前军的指挥官调动兵力及时，在各个方向都成功地阻止了联军的攻势。如果从战术学上看，帝国军队现在不仅仅是阻击的问题了，如果再能调动些兵力，趁势反击，将得大胜。但是，这个时候，出事了：一颗从英国军舰“恐惧”号上的一门12磅炮上发射的炮弹，击中了弹药库的要害。

从大沽口炮台发生战斗以来，类似的情形在帝国的土地上重复了多次。每当与洋人的战斗到了关键时刻，自己的弹药库就一定要出事。不知道是联军炮兵的射击技术万分的出色，还是洋人们的运气好得离奇——几乎现在所有能看到的史料无不是这样记载的。如果是书写历史的人在为帝国军队的失利编造借口，那么这样的借口在经过反复使用后，惟一的结果是令读历史的人神思恍惚——帝国军队的弹药库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民房上落了炮弹而被摧毁可以想像，而本应万分坚固的帝国军事弹药库怎么全是只要被一发流弹击中便会全局不可收拾？

英国“恐惧”号军舰上的这颗炮弹引发的东局子弹药库的连续爆炸，竟然把局子内的厂房、库房、营房，连同附近的帝国士兵一起炸上了帝国蓝色的天空——“弹片、碎砖、机器零件、木板钢筋，下雨般地从天而降。”然后，在联军的欢呼声中，帝国军队“被迫撤退”。

战局扭转得仓促而奇怪。没有人能相信，帝国北方最大的弹药仓库，仅仅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失守了。撤退命令下达的时候，两个实在想不明白的帝国士兵悄然地留了下来。他俩在军械库废墟的四周开始埋地雷。大部队撤光了，他俩躲在残墙的角落里等待着联军的到来。当联军官兵冲进仓库欢呼胜利的时候，他俩点燃了导火索。帝国东局子弹药库又一次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两个年轻的帝国士兵和冲进仓库的联军官兵一起同归于尽。

接着，另一个军事要地，老龙头火车站，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老龙头火车站是天津通往大沽和北京的铁路交通枢纽。从联军的角度上讲，无论进退，这里都是生死攸关的军事地理要点；而从帝国军队的角度上讲，占领并控制这个车站，就等于切断了联军的增援或撤退的路线。

联军指挥官接到了天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签署的一道“战书”：

统带津、静（海）、盐（山）、庆（云）义和神团曹，谨以大役布告六国使臣麾下：刻下神兵齐集，本当扫平疆界，玉石俱焚，无论贤愚，付之一炬，奈津郡人烟稠密，百姓何苦，受此涂炭，尔等自恃兵强，如不畏刀惧剑，东有旷野，堪做战场，定准战期，雌雄立见，何必缩头隐颈，为苟全之计乎？殊不知破巢之下，定无完卵，神兵到处，一概不留。尔等六国数十载之雄风，一时丧尽。如愿开战，定准战期。（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45页。）

这磕磕绊绊半通不通的文字，肯定出自一个虽认不全字但还会写几个字的团民之手，而且这个团民肯定是民间故事《三国演义》的热心听众。帝国农民们遵循先礼后兵的原则，如同约街巷乡党打架一样，约洋人们到旷野去开战，听上去如同戏剧情节。世界战争早已进入了现代模式，洋人们即使愿意到“旷野”去“开战”，也许不过是为了一个漂亮的女子或者为了“个人的名誉”——而现在帝国所发生的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

只是，这究竟是一股逼人的士气。

战争需要精良的武器、充沛的供应和众多的兵力，但同时也需要士气，无论士气的启发来自什么。

老龙头火车站自6月以来就由俄军占领。俄军占领火车站的半个多月里，车站周围的义和团曾不断地袭击俄军。28日，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到达天津，与张德成的义和团会合，准备夺取车站。义和团们宣布的攻击日期是29日。

29日是极其炎热的一天。烈日当空，蝉鸣嘶哑。这是真正的军民一心的战斗，在裕禄的指令下，马玉昆部的5000步兵和1500骑兵与义和团一起并肩战斗。帝国军队还在车站的外围开设了炮兵阵地，用炮火掩护军民的进攻。经过两昼夜的战斗，帝国军民数次冲进车站，并曾占领了车站的大部分，但是俄军拼死反击，外围的联军炮火全力支持，帝国军民又被迫数次撤退。

7月1日，帝国的增援部队到达，将领还是那个聂士成。

在聂军参战的情况下，帝国军民向老龙头车站发起最后的攻击。经过一夜的炮战之后，帝国军民终于冲进车站，与车站内的俄军扭打在一起。这是一场难以形容的战斗，双方都表现出决死的勇气，到处是滚动在一起的身体，光脊梁的是帝国的农民，军装艳丽的是俄国人。老龙头车站的每一间房屋里、每一道墙壁下，都堆积着双方死亡士兵的尸体，从这些尸体上流出的鲜血汇成了一条小溪，然后流到车站外的马路上。肉搏战整整持续了一个白天，黄昏时刻，俄军终于撤退。但联军立即组织英、俄、日三国部队向车站反击。车站经过反复易手之后，帝国军民撤退。夜色暗下来的时候，马玉昆部的官兵又突然发动反击，这次帝国军民不但冲进了站区，而且还冲进了联军官兵藏身的火车车厢，在车厢里寻找肉搏的机会。联军立刻大量增援，再次重新占领了站区，反而把帝国的官兵困在了车厢里。帝国官兵因没有增援而支持不住，最后拼死从车厢里突围出来。老龙头车站再次落入联军手中。

7月6日晚，天津租界里的联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由英军西摩尔中将和俄军阿列克谢耶夫中将主持。会议分析了租界面临的危机状况：租界的西、南、北三面，已经被中国军民严密包围，并且包围圈在不断地缩小。架设在运河桥后面、小西门、跑马场等方向的清军大炮，连续不断地集中火力对租界轰击，给租界造成极大的伤亡——“这是被围困以来所遇到的最猛烈的炮击”，联军“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些大炮的位置，因此无法压制，想了许多办法都无效”。如果这样的炮击持续下去的话，过不了几天，被压缩在狭窄的租界里的联军除了死亡和投降之外就没有其他出路了。英军少校布鲁斯尝试性的反击遭到了聂士成部队的坚决阻击，英军伤亡惨重，布鲁斯少校负伤而归。同时，向跑马场方向反击的联军也被打了回来。更严重的是，聂士成不断派出小股部队渗透，他们使用手雷进行攻击，已经完全控制了八里台，并且在那里修筑了阵地。这天早上，对租界的炮击更加猛烈，而且这些炮弹的落点令人惊讶地准确起来，至少从炮弹飞来的方向上看，天津城里的帝国水师营和城外芦台运河方向的帝国炮兵也加入了轰击的行列。租界内肯定有充当奸细的中国人给帝国炮兵指示目标，有必要对租界内的中国人进行一次认真的清洗。同时，决不能这样缩在租界里被动地挨打了，在这个弹丸之地里困守，联军最后的战斗力将会逐渐在猛烈炮击的硝烟中消耗干净，等中国军民再次向租界发动总攻击的时候，这个叫做紫竹林的狭窄之地，将是所有的外国人葬身异国的地方。

必须出击目的是将战斗引到租界之外：以强大的兵力，向天津西部和南部进行一次强大的攻势，扫清帝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并给帝国陆军以沉重的打击，而最终目的是，为向天津发动总攻并且占领帝国的这座大城市。

联军高级将领们达成了一个共识：现在联军的对手已经不是义和团了，而是宣战状态下的帝国正规军。因此，如果出击，就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帝国最精锐的陆军直接冲击，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天津前线，帝国最精锐的陆军部队是聂士成部。

聂士成是中国近代史中命运最奇特的军官之一。对他的评价，百年来一直处在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状态中：忽而是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忽而又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或者两种评价混杂在一起，犹如油与水混合在一个容器里，一经搅拌便变成了一种说不清是什么的古怪玩意儿。这个出生于安徽合肥的汉子的行伍生涯，竟然是受了他母亲的影响，其母是中国女人中的奇异人物据说她70岁的时候，仍能够和乡里的青年们一起练武，并且能够举起沉重的石锁。至今当地还有一句歇后语：“聂士成的妈，老聂（烈）子”，合肥乡音中，“聂”与“烈”同音。在如此烈性的母亲的鼓励下，聂士成离开家乡从军，打起仗来生死不顾，勇猛异常，加之他性情暴躁，可谓“杀人不眨眼”，人称“邪烈将军”。他在李鸿章创建的淮军中成长，多次和洋人们交过手，早年跟随刘铭传到台湾和法国人打仗，而甲午年间，他的部队是帝国军队中惟一打胜仗的部队。他率部在朝鲜牙山与日军苦战，尤其是在辽东达高岭对日军的阻击，坚持10昼夜而不言退，战后由总兵升为提督。

1900年4月间，聂士成奉裕禄之命开赴天津附近围剿义和团，现在又与义和团一起围困租界，与洋人血战。聂士成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一个命运的怪圈之中，拿他的话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朝廷不断地指责、官员们蓄意革除、义和团民众最为痛恨以及洋人们最想歼灭的一个人。

一切源于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作为军人，执行朝廷命令而围剿义和团，似乎没有更多的罪责，因为即使朝廷对义和团转变了态度，他也可以和其他军官一样，用这样的借口为自己开脱。但是，这个帝国军人和其他的军官不一样，他明确地、公开地表示了自己对义和团的看法，那就是，他认为义和团是一群于国有害的乱民。于是，他对义和团围剿的决心是真诚而坚定的，是出于他对国家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负责。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军人，除了人称“邪烈”之外，他还是个儒将。甲午时，他有关于东三省战略布局的考察报告问世，令国人和洋人都为之惊骇。作为多次和洋人们交过手的军人，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没有和西方列强抗衡的力量，而安定是国家奋发图强的惟一保障。如果动荡频起，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弱下去，最终会导致灭亡。作为帝国的军人他愿意为此战斗。他从义和团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对这样的农民团体充满了质疑。他认为义和团根本不可能“灭洋扶清”，那些流浪的农民们的所谓“法术”都是些骗人的把戏，装神弄鬼绝不可能救国于危难之中。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他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并且查看了义和团们表演用的枪支。这个军人一看就将农民们的把戏看穿了。义和团在表演的时候在前膛枪装弹药的程序上做了手脚：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弹药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根本不能伤人。为此他杀了那个做把戏的农民，让士兵把他的头颅挂在旗杆上示众。天津的义和团，从首领到团民，没有一个不惧怕他，也没有一个不仇恨他的，只要他的士兵小队出击或者个别士兵落了单，义和团的农民们便立即悄悄地包围上去，毫不留情地开始追杀。

当朝廷宣布义和团为“义民”的时候，天津义和团向帝国官员提出的惟一的条件是：杀聂士成。这个要求得到了端郡王载漪的坚决支持，他多次写奏折给慈禧，说聂士成“私通洋人”，请求“杀聂而保民心”。慈禧一直没有批准的原因是，她知道这个淮军宿将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将领，真的打仗还得靠这样的军人，靠载漪这样的皇亲国戚来是无法保卫她的政权的。因此，慈禧下达的上谕是，让聂士成“戴罪立功”。

数年来，一直为帝国的利益而与洋人军队作殊死战斗，并且此刻仍在前线与联军展开血战的聂士成，对王公们诬陷自己通敌感到万分委屈。为了军人的荣誉，他向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申诉，但是遭到荣禄的痛骂。荣禄根本不说聂士成的政治观点正确与否，只是一个劲儿地骂，骂他“糊涂之至”。骂完之后，荣禄怕聂军哗变，于是又给聂士成写信安抚。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糊涂的聂士成给荣禄写了一封回信，情绪依旧慷慨激愤，观点依旧未变：“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9页。）聂士成表示自己愿意为“剿匪”行为承当一切后果。

聂士成和荣禄都知道这个“后果”指的是什么。

联军出击前的夜晚，这个帝国将领似乎已经嗅出了联军的意图，他因此而焦躁不安。焦躁的隐约缘由他无法说出口：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

聂士成和他率领的士兵们一样，身上流淌的是帝国农民的血液，他们所持的关于国家、民族和生活的观点都出自于本乡本土的文化，除了抵御外侮是军人的职责之外，他同样是依靠拿军饷养活家人的人。聂士成想到了自己的老母亲托人带来的口信，老母说，她“无须照看，可以养活自己”，并且特别强调了一句老话：“聂家无孬种。”如果是在辽东大高岭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听到母亲的这番话一定会斗志勃发，他一定情愿为帝国牺牲。但是，今天却不一样，他虽感动母亲的话，但他今天不想死，他今天很想家。

卫兵报告说，部队又和义和团冲突起来，双方均有伤亡。聂士成发火了。在朝廷与列强正式宣战之后，聂士成就命令他的部队停止与义和团的一切军事冲突。尽管他不断接到义和团追杀他的士兵的报告，他还是要求他的官兵们忍耐、退让，他要求官兵们和义和团并肩作战。但是，冲突还是在不断发生。义和团对聂军的仇恨太大了，聂军官兵对义和团的情绪也已经由于冲突中的伤亡而从奉命围剿变成了仇恨。这次与聂军发生军事冲突的义和团的小首领姓张，聂士成知道这个人。他让卫兵去“请”那位张师兄。一会儿，张师兄来了，身上披着一件大红颜色的风衣，挎着一柄弯刀，很威风的样子。见到聂士成的时候，张师兄盯着聂士成看，聂士成也盯着他看，两个人这样对视了好一会儿，谁也不开口。张师兄最终忍不住将手摸向了刀柄，结果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聂士成军刀锋利的刀刃便砍进了他的脖子，鲜血喷了一地。聂士成的卫兵把张师兄的尸体拖了出去，又用黄土把地上的血盖住，并且为聂士成擦军刀。

在门口挂着“聂”字旗的帐篷里，聂士成开始向朝廷写战况报告，他手中的毛笔抖动得厉害，使他不得不数次停笔。在他的身边，是一床军被，一个绣花枕头，一只装文件的铁皮箱和一支小小的左轮手枪。

这时，他得到联军出击的消息。时间是7月8日凌晨3时。

帝国官兵们脸上出现惊慌的神色。

根据聂士成的卫兵的回忆，当得知联军开始出击的消息之后，聂士成走出了帐篷，在一棵大榆树下徘徊不止。时值北方的夏夜，夜风凉爽，月影婆娑。这是天津西面的一个叫做八里台的地方，这个简陋的地名将很快载入中国的近代史。国家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大敌当前，军民一心是胜利的保障，这一点聂士成不是不明白。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帝国的局势何以至此。他现在几乎痛恨一切：太后、荣禄、裕禄、端郡王和义和团，同时，也痛恨自己。他觉得他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帐外，枪声突然大作。联军的出击开始了。

联军的出击部队由日本人的一队骑兵开始，冲击的目标是纪家庄。这个村庄距离天津城15华里，在租界的西南，是联军从南路攻打天津的通路。负责纪家庄防守的全是义和团，其首领叫做韩以礼。义和团似乎早有防备，在村庄附近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当日本骑兵踏上地雷的时候，从芦苇荡里冲出来的义和团员蜂拥而上，日军溃退。僵持两小时之后，5时10分，日本司令官江口少佐的增援部队到达，激战一个小时，义和团退出阻击阵地，纪家庄立即遭到日军的洗劫，同时，联军乘胜向八里台迂回。

在纪家庄的日军出击的同时，6000名英、俄官兵开始向租界出击，突然袭击了聂军的左翼，左翼聂军抵挡不住，撤到八里台。

聂士成部，帝国天津地区的陆军主力，一夜之间，被联军包围在八里台附近的一条狭窄地区。

1900年7月9日，八里台决战的日子。

这一天发生了值得记载的另外两件事：一、帝国政府电令身在广东的李鸿章“火速北上，处理外交事务”，这标志着帝国政府在宣战不到二十天的时候，就要开始“议和”了。二、帝国京城内的甘军董福祥部更加猛烈地攻击北京使馆区，据说是帝国政府想把所有的外国使节都当做人质，以为“外交交涉中的王牌”。

凌晨5时，八里台四周炮声大作。彻夜不眠的聂士成声音嘶哑地说：“兄弟们，开始了。”

聂士成面临的局面是：正面，6000名联军从跑马场方向进攻；背后，500名日军在步步逼近。

部下对他说：“赶快请求增援吧！”

聂士成说：“无援可增，准备打吧。”

阵前有一小桥，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炮弹爆炸，弹片横飞，聂士成一动不动。官兵们看见主帅站在前沿督战，无人敢退。当联军冒着枪弹冲到小桥边时，聂军官兵跃出射击阵地，与联军扭打成一团。双方上万官兵在小河边、旷野里杀得天地变色，厮打声、呻吟声和各国语言的咒骂声混成一片，直到鲜血把小河的水染红。联军炮火掩护的效果极其明显，而聂军的弹药逐渐减少。如果此时聂军得到增援，战况就会逐渐明朗，但是帝国的任何一支其他军队都没有策应和增援的任何迹象。的确如聂士成所说，帝国的军队“无援可增”。两个小时之后，聂军显示出支持不住的迹象。聂士成下了马，回到了他的帐篷里。等他重新从帐篷里走出来的时候，官兵们惊讶地看到他们的指挥官的装束已经焕然一新：帝国武官的全套礼服，紫纱质地的长袍，金线织就，图案豪华绚丽。长袍外套着一件皇帝恩赐的、代表至高荣誉的黄马褂，这皇家特有的明黄色在黎明明艳的天光下格外耀眼。

聂士成再次牵马走到战斗的最前沿。

这身服饰是那么的显眼，简直是在给联军指示帝国指挥官的具体位置。于是，炮弹和枪弹下雨般地朝这个显眼的目标飞来了。

官兵们喊：“军门！您躲躲！”

聂士成没有回答，他跨上了战马，吼了一声：“跟我杀！”

这时，有人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他的老母和妻儿已被抓走。

聂士成停顿了一下，然后拍马奔去。

官兵们知道，聂军门决定死了。官兵们的眼泪夺眶而出。

聂士成完全可以不死。帝国的其他军队可以撤退，他也可以。

一个跟随聂士成多年的名叫宋占标的管带急步上前把聂士成的马嚼环拉住，大哭：“军门，不能去啊！”

前沿上所有聂军官兵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听见聂士成平静地说：”孩子，你不懂。“

宋占标拉着聂士成的马死活不放手，聂士成大喊了一声，朝宋占标的手砍了一刀。

聂士成策马冲向敌阵。宋占标带着冒血的刀伤，跟随聂士成冲上去。

在八里台正面和聂军对峙的是德国军队，其前线指挥官名叫库恩。库恩认识聂士成，因为他曾经在聂军里当过骑兵教练。

天大亮了，他看到一个冠带整齐的帝国军官出现了他的前沿，库恩立即认出这是聂士成。他派士兵充当军使前去，要求聂士成投降，他不愿意看见他熟识的这个帝国将军在他的面前阵亡。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据说库恩得到的回答仅仅是他这个”懂中国话“的德国人都不大明白的一个古怪的中国字：屌！

库恩立即命令所有的火器一齐开火。这个德国军官知道，如果不把聂士成打死，战斗永远结束不了。炮弹和子弹跟随着聂士成的战马，在肉搏的混战中形成一个烟火的核心。一匹战马倒下，聂士成便换乘另一匹，他一连换乘了四匹战马，最后他的两腿先后被打断，在马上摇摇晃晃，接着，弹片划开了聂士成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依旧没有从战马的背上跌下来。联军占领了小桥，他带领帝国官兵向小桥上冲击。一发子弹从聂士成的嘴里打了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又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最后的那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

聂士成轰然栽下马来，滚落在小桥的桥面上。

一直跟随他前进的宋占标也同时战死。

统帅已死，聂军撤退，八里台失守。

德国军官库恩飞奔上桥，扯来一条红毯子，覆盖在聂士成几乎已经破碎的身体上。他命令一名士兵把聂士成的遗体背起来，送还给清军。

聂军在运送聂士成遗体的时候，遭到义和团的拦截，义和团的农民们企图抢走遗体进行“戮尸”。他们被联军驱散。

裕禄上奏朝廷，请求赐给聂士成抚恤，但是遭到端郡王和刚毅的反对。事后，慈禧下诏称，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9页。0

聂士成的灵柩被运回安徽老家，他终于和他刚烈的母亲团聚了。

帝国军人们听说了聂军门阵亡的消息，悲痛之下，从马家口方向对租界进行了最猛烈的进攻，并且在火车站里再次与联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肉搏战。

但是，聂士成的阵亡极大地影响了帝国官兵的士气。

不久，联军就占领了天津附近的所有重要的军事据点，天津城的危机已经显露。慌乱中的天津总督裕禄等来的增援部队，是作战消极的宋庆部，这支部队没有向联军发动攻势，反而开始大规模地围剿义和团。包括聂军在内的溃散的帝国官兵，都认为国家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全是义和团们“举事”所致，于是纷纷聚集在宋庆的门下，义和团开始遭到空前的杀戮，以至前线军民两方人心均大乱。

混乱中联军的军官们终于认识到：对天津的总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胜的。

防守天津城的，正是宋庆的部队。

联军所有的大炮都参加了对天津城开始的大规模连续轰击，宋军官兵在进行炮火反击的同时，向租界和车站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进攻的时候，义和团的农民们依旧跟随着冲锋——当洋人的炮火响起来的时候，帝国的军民之间似乎又是一家人了。但是，当义和团从冲击的前线刚刚转移下来，便立即受到宋军有计划的射击。是日，两千多义和团员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没有倒在洋人的枪口下，却在帝国军队的面前倒成了一堆。

很难理解同样是农民子弟的帝国官兵与义和团之间在外敌当前的局势下依旧势不两立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1900年，在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指挥官写给朝廷的所有奏折中，无不充满了对义和团的怨恨：“钦奉圣旨，联络义和团民……乃该团野性难训，日以仇教为名，四处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而教匪亦乘间效其装束，以红黄巾裹首，混迹城乡，暗埋地雷，无从分辨……忽四处地雷纷发，数十里木石横飞，天地变色，当是之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且值居民惊避之际，或掠良家财帛，或夺勇丁枪械，甚至抢劫衙署，焚烧街市，事后则解去红布，逍遥远避。”（《直隶总督裕禄等折》（1900年7月24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更为严重的是，帝国的官兵们对义和团标榜的“刀枪不入”的法术感到愤怒已极，因为导致了大量相信义和团法术的帝国士兵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然而，历史和今天都不能仅仅责备义和团的农民们，他们从不知道“废帝立储”这一黑暗的宫廷阴谋，他们不知道指使他们攻击使馆的王公大臣们怀着多么愚昧的私欲和多么贪婪的野心；他们有的仅仅是对洋人入侵自己家园的最本能的愤恨和反抗。在1900年混乱的日子里，他们以最天真的信念为支撑在前进冲击，在为帝国不被列强侵占而流血死去。

1900年7月13日，联军对天津的总攻开始。

双方兵力是：联军17130人，火炮42门；清军12000人，火炮39门。

在宣战的情况下，在本土作战的情况下，在什么都缺惟独不缺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帝国对都城门户天津的防守，竟然在兵力上让仓促登陆的各国联军占了优势，这让人难以理解。

即使这样，兵力不占优势的帝国军队的状况还有更令人担忧的。天津南门的防守部队宋庆部和马玉昆部，本有官兵七千余人，但是，宋庆部因为与义和团之间的军事冲突，官兵损失不少，结果在这个方向上的防守兵力不足五千。天津西面，由聂军防守。八里台的失利，使本有八千五百人之众的聂军官兵大部分伤亡和失散，最后真正到达西门阻击阵地的官兵不足两千人。帝国守军惊魂未定，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还没有打响，天津是否能够守得住已成疑问。

联军开始向天津城下冲击地移动。

东路的俄军使用的是用船通过运河运送部队接近天津城的偷袭办法。他们在把船拖到运河边的十多华里的路程中，尽管马拉木船在旱地上摩擦时发出的声音奇特而巨大，但帝国的军队就是没有发觉。俄军渡过运河之后，帝国的百姓听见动静跑出来看热闹，他们用吓唬的口吻对俄军说，前面不但还有一道运河，而且还有大量的帝国军队，这一下把俄军吓坏了，因为他们刚才已经把所有的渡河工具全破坏了，如果这时候帝国军队反击的话，俄军就完蛋了。但是，在惊慌之后不久，侦察兵报告：前面既没有什么第二条运河，更没有任何帝国军队防守。中国的老百姓在说谎。俄军在斯捷谢利将军的指挥下，一路顺利到达天津城外。然后，13个连队开始疯狂地轮番攻城，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占领了帝国守军的外围阵地。

西路由日、英、美、意等国官兵组成了冲击队，他们采取的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炮火准备的战术。在炮击中，又有一发炮弹击中了天津城内的一所帝国军队的弹药库，这所弹药库是专门存放褐色炸药的，炸药的威力“在万发炮弹以上”，结果一声巨响，“半个天津城火光冲天”。联军趁势倾巢出动，在租界里仅仅留下了1000名官兵，剩余的全部扑向天津南门。

南门是联军主攻方向，也是帝国军队防守的主要方向。直隶总督裕禄，各路总指挥宋庆和马玉昆，都在这个方向坐镇。但是，当联军的攻击开始的时候，这几员帝国的高级官员立刻没了踪影，在南门阻击的只有何永盛率领的少数练军，还有一些决心和天津城同归于尽的义和团的农民。

主攻的联军部队是日军，总指挥福岛将军。日军想在最后总攻的时刻显示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同时，想在占领天津后取得优先瓜分的权利。但是，整整一个白天，日军的进攻屡屡受挫，帝国官兵的阻击出乎意料地顽强。帝国守军没有单纯地依靠城墙，而是散布在南门外的沼泽和芦苇丛中，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给予冲锋的日军杀伤。一次日军已经攻到城墙下，但是支持他们的炮击停止了，日军立即受到帝国军队的反冲击。原来，后面的联军炮兵军官接到了不知是谁传来的命令，说日军已经攻进了城，炮击可以停止了。福岛为此大发雷霆。

晚上，日军再次顽强向城墙逼进。

帝国守军惊慌地发现，日军抬着两个巨大的火药桶在向前运动。帝国官兵对着两个火药桶轮番射击和封锁，日军倒下一批补上一批，火药桶始终在缓慢地前进。

最后，火药桶被安置在城墙下，位置恰恰是白天被炮火炸塌，帝国守军刚刚修补的最薄弱的部位。

事后才知道，是一个中国人向日军出卖了“城墙最薄弱位置”的情报。

火药桶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帝国守军的所有火器全部向火药桶射击。导火索不断地被打灭，但是又不断地被日军点燃。最后，一个日军士兵干脆高举着一支火把冲了上来，火药桶终于被引爆了。

天津城墙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日军蜂拥而进。

天津南门失守。

东门的帝国守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撤出天津城。

天津城内的巷战持续了很久，每一条街道都有帝国军人和义和团的阻击。在巷战的时候，联军使用了帝国军民前所未闻的毒气炮，这些毒气炮给天津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熏毙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持枪欲开放状，近视之亦为毒炮熏毙。”（《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4页。）据考证，毒气炮的使用是英军所为，这种违反国际公约的武器，英军在这之前，仅仅在非洲殖民战争时使用过一次。

一天一夜之后，天津城终于沉寂下来。

联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七百五十多官兵。其中以日军最多，达四百人，其次是美军和英军。联军军官中负伤者也很多，其中一名美国上校和一名日本少佐死亡。

天津军民在防守战中，伤亡三千余人。

无论如何评价1900年天津城的陷落，无论怎样抨击帝国政府的昏聩、帝国外交常识的愚昧和帝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历史必须承认的是：在与入侵列强战斗的时刻，帝国的正规军始终是抵抗的主力，帝国的士兵是英勇不屈的，他们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些农民子弟虽然不知道国家政治的内幕，也曾经为军饷的迟发而对军官甚至对国家起过怨心。但是，当面对异国入侵的时候，当捍卫国家的战斗来临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是这个民族最血性的一面。他们承担了着个国家所需要的最大的牺牲。即使是受伤被俘之后，他们的神情依旧令联军官兵害怕。

英国随军记者记录了让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情景：

一个可怕的高大而带有挑战似的表情的清军人影，正盯着我的面孔：他的双手被绑在后面——因为他是一个俘虏。他的衣服破碎了，在胸口中央露出了几英寸深的伤痕，是大刀和刺刀破伤的。他的衣服和裤子全都被血浸湿了，而伤痕犹新，血流如注，他一定痛苦极了，但是，他没有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一声痛苦的呻吟。他无言地端坐着，泰然自若的脸上显出自豪与蔑视交织在一块儿的可怕表情。他的嘴紧闭着，眼睛一眨不眨，缓慢地把尖锐的目光投射在一个一个带着抢劫品跑出城门的外国人。（（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

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1900年7月14日——帝国政府向“彼等”宣战的第23天。

2、中国军团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1900年7月13日，在对天津城发起总攻的联军中，有一支高举着英国国旗并在英军中担任攻城任务的主力部队显得格外奇特：这是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他们身穿带铜扣的黄色轻质卡其斜纹棉布紧身上衣，其颈部和手腕处收得很紧，同样布料的暗蓝色的宽松裤自小腿至脚腕被蓝色的绑腿布带缠绕。红色的背带和红宽腰带。脚上是白色的袜子和中国式的黑色布鞋。他们手中拿的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胸前挂有五个子弹袋，固定子弹袋的三条窄带由结实的棕色皮革制成。袖章是红底金色。头戴低顶的宽边草帽，其形状类似于英国海军戴的“Ｓennet”帽，只是这种英式帽子戴在这群年轻人的头上时其顶部微微耸起，因为他们人人都有的那条长长的发辫被折叠起来藏在了帽子下。冲击的时候，他们发出的短促低沉的“杀！杀！”之声，令联军的其他部队听起来十分古怪，而中国人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熟悉。

这支隶属于英军的部队，除了军官之外，全部是中国人。

确凿的史料证明，在对天津城发起最后总攻的时候，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是一支由英国军官指挥由中国青年组成的特殊部队。也就是说，1900年7月13日，那些在天津城墙上拼死抵抗的清军官兵和义和团的农民，至少在一个方向上，他们凶悍的对手是一群与他们同宗同祖的同胞。

对于百年前直至今天的中国人，曾经发生在天津城下的历史一幕，无论如何让人难以置信乃至惊骇不安。

上溯百年的中国历史，无论叙述历史的人从什么样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发生在天津城墙下的历史那一幕都没有被用任何方式——哪怕是暗示——加以记载与评说。或者，这段历史的有关档案随着洋人们的殖民势力退出这块东方大陆而随之消失？或者，中国方面掌握了有关这段历史的片段但因为种种原因而严封密锁？或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认为这段历史虽然存在但是没有公开、评价和探究的必要？

可是，无论怎样，百年前，那一群服装奇异的“中国军人”确实活生生地存在过。

这确实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这支奇特的部队就是在英国近代军史上被明确记载的“中国军团”。

“毫无疑问，中国军团光荣地成为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惟一代表。”——曾任这支英国部队的下层军官的巴恩斯在其回忆录中说到道。（《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无论将来如何，谈及中国军团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如此评论。（同上）

这位记者说此话的时候是1902年。联军在攻陷大清的都城北京之后，已经如愿以偿地用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他们各自希望得到的所有利益，帝国朝廷在经过艰辛的逃亡之后已经顺利回到北京，各国使节已经被邀请到皇宫之内欢聚一堂，这个帝国的极度屈辱的时刻仿佛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位英国记者在评论中国军团的时候，心情依旧极其复杂，因为无论身为哪一个种族，作为思维和情感都正常的人，对当时在中国土地上竟然存在这样一支奇特的军队都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茫然，并且可以预感到，未来的历史对此的评价将会痛苦与难堪。

同样在1902年，英军军官巴恩斯在写其回忆录时，显然已经听到了对这段史实的各种诘问。其时，中国军团仍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执行着英军赋予它的各项任务。因此，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如此艰难地说道：“尽管一个军团在其刚刚成立之时，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并且，巴恩斯一再宣称自己之所以歌颂这支“勇敢的军队”，不但事实是“绝对客观公正的”，而且歌颂和记录美好真实的事物，一直是他“追求的美德”。（《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问题是，什么是世间的“公正”与“美德”？

在19世纪末中华帝国那段惊慌失措的日子里，英国人——皇室成员、租界里的文职和武职人员、皇家海军统帅以及指挥中国军团的英国下层军官，与中国人——皇城中的统治者、满汉官员、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和地方士绅、在严重的水旱灾害和官场腐败下挣扎生存的中国百姓以及那些甚至不识字的穿着奇异军装的中国青年，应该具备怎样的前提与资格才能辩明这两个具有浪漫色彩和理性光泽的词汇？

中国军团，1898年组建，至1906年因为军纪、经费和兵源等问题而解散，在中国土地上整整存在了八个年头。这八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屈辱的时期。

一切是由驻守香港的英国陆军上校哈弥尔顿·鲍尔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开始的。

1898年12月，哈弥尔顿上校得到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正式指令，委派他以指挥官的名义前往位于中国北方的一块和香港一样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土地上，组建一支至少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军队。根据组建程序，他必须在香港首先招募一些既懂得英语同时也懂得汉语的中国人，充当翻译和传达战斗指令的号手。于是，上校刚出了香港总督府的大门，便迫不及待地招募了两个中国新兵，他首先需要的是能够为他服务的勤务员，于是，这两个中国青年成为中国军团最早的士兵。

接着，副指挥官布鲁斯少校很快前来报到，他带来了他的副官、四名英国连级军官和从皇家步兵团抽调来的六名士官。没过几天，更多的英国军官和招募的翻译员相继到达。

除了在香港招募的那些在广东和香港长大的会讲英语的中国人之外，所有早期在中国军团工作的英国军官们都格外兴奋。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听说过位于中国北方的那个叫做威海卫的英国租界风景如画，气候极其“适合英国人的生活习惯”，那里的英国人的日子都过得“惬意和美妙”，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知道组建中国军团这件事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作为军人，没有比去执行一个阴谋更刺激的事情了。

威海卫，19世纪末绝大多数英国人闻所未闻的一个位于世界远东的荒凉海角。它在中国东海岸的山东省境内，濒临黄海，狭长的海岸加上沿岸的十几个岛屿，全部面积285平方英里，人口12.8万人。居住在那里的世代从事打鱼和农耕的中国人对英国人的认识比绝大多数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更加模糊。生活在威海卫的中国人也许在他们的前辈那里听说过关于英国人的只言片语，因为80多年前一个夏天，即1816年8月27日的一个海空晴朗的早晨，这里的海岸曾经停泊过两只飘着英国国旗的船只。老人们说，从船上下来的洋人没做什么，只是在海岸上转了转，向陆地上望了望，捡了几块石头或者几个贝壳，就走了。英国海军史中有海军上尉巴塞尔·赫尔的过于简单的航行记录：“不列颠海军的护卫舰‘阿尔塞斯特’号在‘里拉’号帆船的陪同下，勘察了神秘的朝鲜海岸之后，从白河口沿着中国山东省北部的海岸向东航行。”除此之外，便是几条关于这片海岸的风和气候的简单数据和“陆地上的崖石都是浅黄色的长石、白色的石英石和黑色的云母”之类的如同表述一幅风景画一样的抽象描写。面对这块东方大陆的神秘海角，赫尔上尉的航行记录中没有对如果开拓这一海外殖民地，不列颠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将有如何的前景的任何渴望——八十多年前的英国水兵们还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预测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将来有一天会高高飘扬起英国国旗。（《龙狮共存威海卫》，里杰那尔德·庄士敦著。前言。）

在中国，沿着海岸，尤其是北方海岸，叫做“卫”的地名很多。“卫”在汉语中是“要塞”的意思。明成祖三十一年，即1398年，这个濒临黄海与旅顺港隔海相望的海角开始设卫，也就是说，当1816年英国水兵在这里登陆时，他们所踏上的这块海角实际上是中国海防系统中的一个前沿哨所——虽然在赫尔上尉的航海记录中并没有发现中国海防人员对异国船只登陆的任何反应。清代，这里的“卫”曾经经历过几次大规模的扩建，尤其是晚清，以朝廷重臣李鸿章为代表的图强派，多次上奏朝廷并且获得大量拨款，这里终被修建成中国北方海岸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并同时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巨大的海军基地。

但是，“卫”并没有给这个帝国带来安全。

甲午战争中，随着帝国海军将领丁汝昌的自杀，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威海卫升起了日本国旗。北洋舰队号称是中国海防的最后防线，所以，中国国门洞开。

1898年，德国强占中国山东胶州湾，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俄国强行租界旅顺港，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接着，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

在这个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疯狂时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开始感到不安。他认为，尽管英国人已经和大清帝国签订了《续缅甸条约附款》，但由于俄国人占领了旅顺，德国人占领了胶州湾，法国人占领了广州，而在中国的海岸上，英国人没有任何一个海港，因此，这样一种现实对英国在华北的利益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英政府正式向清政府提出，日本一旦撤出威海卫，英国应该取得占领该地的优先权。在反复的讨价还价之后，结局依旧是清政府屈服。1898年5月9日，在列强的压力下，在拿到了《马关条约》约定的清廷全部赔款后，日本人撤出威海卫，随即，英国国旗立刻在那里升起了。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1898年，英国租界了中国的两个地区：威海卫和香港新界。两个地区的总面积和居住人口大致相同，而且因为租界的目的都是军事上的，因此租界协议条款容也十分相似。但是，两个租界地的后来命运却截然不同。百年后，1997年，当中国政府重新在香港行使主权的时候，回归的仪式极其庄严肃穆，令百年后中国人的感情经历了一次难以言表的自豪。但是，当今的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英国人在威海卫租界内实施了与香港地区毫无差别的殖民管理，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威海卫主权为止，这块土地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异国统治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痕迹地就交还了中国。关于这块土地曾经经历的那段历史以及后人讨论的譬如“英国人为什么会放弃这块土地”、“威海卫为什么没有如同香港一样发达起来”等话题，讨论得很艰难，原因之一是，1930年英国行政长官离开威海卫时，所有的档案全部被运回伦敦，其中包括关于组建中国军团的全部原始档案。

1898年7月1日，中英《租威海卫专条》签订之后，英方认为，一纸“专条”是无法完成殖民地统治的，对殖民地的占领和统治的惟一保证是军事力量的驻守护卫。况且租借威海卫的目的本身就是用于军事——为英国海军在远东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但是，当时的英国似乎什么也不缺，就是缺乏能够参军服役的精壮子弟。其时，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殖民地的总面积已经达到了3271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34倍。如此大的殖民地，都要派英国士兵去驻守护卫，小小的不列颠岛国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资源。况且，当时英国人正陷在与南非布尔人的极端仇恨之中，英国为了早点结束战争，已经向那里派遣了二十五万多官兵，而当时英国陆军的总兵力不过三十多万。面对中国地图，索尔兹伯里首相想到了海外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在那里，英国人成功地组建了由印度人组成的为英国利益服务的军队。于是，他想到了中国的威海卫应该成为另一个印度。

但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组建一支忠于英国皇室的军队，这事无论如何也要与中国政府商量一下。商量的结果可想而知：清廷坚决反对。但是，1898年的清廷已经无力反对列强的任何要求，尽管抗议激烈，交涉频繁，但组建中国军团的程序还是按照英国人的计划开始实施了。交涉中，英国人对付中国官员的话是：英国在威海卫租界内组建的是一支维护租界内安全的军队，也就是说，英国人组建的不是一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是一支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的“警察部队”。英国人信誓旦旦地向清廷大员们承诺：“招募仅限于威海卫的租界地区”，“这支军队绝对不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使用”。（《米字旗下的威海卫》，邓向阳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这支部队，英国人称之为“华勇营”。根据英国人以组建地命名组建部队的惯例，又称“中国军团”。

招募刚开始，英国人便彻底违背了他们的承诺，招募范围不但扩大到了山东各地，而且扩大到了河北省。一批又一批来自山东和河北的中国青年集中到了英国国旗下。从今天能够看到的当时中国军团的照片上，能够发现那些青年体形健壮匀称，神情安详沉稳。这些中国农村青年穿上至少当时中国人认为奇异的服装的时候，肯定是不习惯的，特别是早期的中国军团的帽子，恰和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思路一样，是印度式样的缠头式的帽子。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依然列队整齐，训练有素，敲着西洋式的军鼓，高高地挺起胸膛。这些形象与今天能够看见的大清帝国的正规军官兵的照片相比，同样的青年汉子已经是全无了拖沓委靡之相，居然显出了百年前中国人难得的英俊与威猛。

无法得知那些中国青年出于什么心理和目的参加了这支雇佣军。从中国的道德层面上讲，这是极其耻辱的事情。仅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上看，没有发现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感到耻辱的记载，因此没有可靠的依据从民族的、文化的和道义的等各个角度加以深入的分析。如果有一点理由勉强可以揣摩出来的话，那就是被穷困逼到了绝路上的中国农村青年们在寻求一条生路。山东、河北连年的自然灾害，官吏变本加厉的盘剥以及社会的极度不公正，造成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北方农村青年走上了一条奇特的人生道路——参加义和团杀洋人可以吃顿饱饭，参加洋人的军队杀国人也可以吃饱饭，而仅仅从吃饭上讲，后者提供得好、多并且稳固。

混乱的时代、混乱的国家和混乱的日子，导致出的道义观念必然也是一本糊涂账。

而且，一个人如同一个民族，当其生存渴求降低到了最危险的命若游丝的底线时，道义是什么？

然而，数千年来，中国人不是向来以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来标榜古老的民族风骨的吗？

中国军团成立时的人数是600。

中国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

中国军团吃得好——肉类、新鲜蔬菜、米饭和面食、茶水，敞开供应。

中国军团穿得暖——夏季军服和冬季军服齐全、普通军服和礼服齐备。其礼服的样式几乎与英军官兵的礼服无异：深红色的步兵短上衣，浅黄色的袖口、领子和肩章，红色马甲和两侧有四分之一英寸红色滚边的步兵裤。

中国军团内部，有乐队、翻译、卫生队；编制有长枪连、机枪连、炮兵队和骑兵队。

中国军团里的中国青年受到严格的英式正规军的军事训练，包括符合英国皇家步兵操典的队列、最新式武器的使用和适应近代战争的战术动作。

中国军团刚刚成立不久，便执行了第一次战斗任务。这次任务的执行，与其说是考验中国军团的军事训练成果，不如说是在考验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威海卫租界内。租界内的中国农民反对英国的情绪来自英国殖民者对租界土地的勘察，中国百姓认为洋人是在强迫他们出卖自己的土地，中国百姓从来都把出卖土地视为天塌地陷的事情。3月初，租界内的英国人已经看到一伙一伙的中国青年农民在集会，集会的口号和目的是公开的：赶走英国“野人”。鲍尔上校决定给予这种反英情绪以坚决打击，以此表明英国人要坚决待在中国的决心。3月26日，由上校率领的420名中国军团的士兵出发了。这些士兵每人发了十发子弹，向一个当地青年农民的聚集点急行军。在一个破败的庙里，中国军团的士兵看见了至少2000名中国青年农民情绪激动地会集在一起，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有武器：一头绑有刀和剪子的棍子、叉子、生锈的矛、老式火绳枪，还有三门老式的土炮以及一只大鼓和一只套管式的铜号。上校的马被这群青年农民的首领拦截了，中国农民们要求英国上校下马谈话。傲慢的英国上校没有下马，他向中国军团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中国军团的士兵毫不犹豫地执行了上校的命令。虽同样是中国青年，但由于吃得好穿得暖而显得胆气大得多，胆气的前面更有一片闪亮的英式刺刀。中国农民退缩了，中国军团的士兵们收缴了他们手中的所有武器，并挑选了三个人将之逮捕，其中自然包括敢于拦截英国上校的马的那个中国青年农民。

这次军事行动不流血地完成了，如此的顺利圆满，给予了英国殖民者一个巨大的惊喜：“事件虽小，意义重大。中国军团表现出了与其指挥官坚定站在一起，即使是与自己的人民对抗也不犹豫的作风。”（《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距离这次不流血的军事行动一个多月后，5月5日，流血的战斗来临了。保护以英国少校彭罗兹为首的租界勘察人员的中国军团士兵连同少校一起受到了中国农民的袭击。大批愤怒的中国农民蜂拥而至，少校被刺刀刺伤，左轮手枪也被夺走了。战场位于一条干涸的河床上，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立即按照英国皇家陆军教材上的阻击阵形布开射击线，然后开始射击。这是一场真正的大混乱，中国农民们在中国军团士兵发射的枪弹中勇敢冲击，他们大声呐喊着，冲向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和那些为英国人开枪的中国士兵。一个叫帕瑞拉的英国上尉被一群中国农民击倒在地，粪叉子叉在了他的脖子上，如果不是一个中国军团士兵的刺刀戳进了那个高举着粪叉子的中国农民的后腰，帕瑞拉上尉的气管很快就会被戳穿。战斗持续的时间很长，尽管中国军团的士兵奋力作战，但是还是伤亡惨重：彭罗兹少校严重受伤，皮雷中士的脸被刺破，两名中国军团士兵被棍子和石头打得浑身是血，其中一名中国军团的士兵被农民们扔下了山沟摔得奄奄一息。

中国农民死亡20人。

第二天，租界内的形势依旧严峻，聚集起来的中国农民比昨天还多。中国军团在营房里补充了弹药，然后再次奉命出击。到达现场的时候，农民们已经站满了山坡。一门土炮发射了，“轰”的一声，钉子、铁片和乱七八糟的金属碎片雨点一样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头顶上落了下来。中国军官的反击开始了。这时，发生了一幕值得历史记载的情景：一个中国老汉，肩上的一条扁担担着他的全部家当，朝中国军团的阵地跑来。中国军团中的一些士兵认了出来，这位老汉是军团中一名士兵的父亲。老汉对他的儿子和其他中国军团的士兵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决心要扫平这里，如果要想活命，赶快逃跑。老汉的儿子对父亲说：我宁愿待在这里。老汉没有争辩，穿过中国军团的阵地，跑了。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另一位中国军团士兵的父亲是袭击英国人中的一员。结果，父亲被中国军团的枪弹击中死了，他的儿子“还是留在了军团”。

两名中国军团士兵被愤怒的农民抓住了，但是，看守他们的却是一个小男孩，不知道这两个中国军团的士兵向小男孩说了什么，小男孩把他们释放了。

这一天，中国农民又死亡二十多人。

中国军团官兵没有死亡的记录。

为此，鲍尔上校收到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一封电报：“祝贺鲍尔上校，他的军团表现出色。”（《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直接指挥中国军团作战的英国下层军官巴恩斯对军团表现的溢美之辞充斥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现出他对军团里的中国青年十足的满意：“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同上）

1900年6月21日，无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对中国军团来讲，都是个重要的日子：中华帝国政府在这一天向全世界正式宣战。而这就意味着中国军团将离开威海卫奔赴天津前线与清军作战。

第一批出发的是中国军团四个连。鲍尔上校担任指挥，作战参谋为蒙哥特尔上尉。

连队的指挥官是：

第二连，巴恩斯上尉，赖德尔中尉，德恩上士；

第四连，沃森上尉，布瑞中尉，波顿上士；

第五连，希尔上尉，费尔福克斯中尉；

第六连，盟兹上尉，欧雷凡中尉，威泰克上士。

军团乘坐的是英国军舰“奥兰多”号，于6月22日凌晨5时到达天津大沽口。

这些隶属英军的中国青年，沿着铁路向天津方向行军。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河北人，他们实际上是回到了自己故乡。而故乡此时在他们眼中已是一片荒芜，到处是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废墟。他们的英国军官这样告诉他们：这些都是俄国人的杰作。

1900年6月23日下午8时，中国军团终于穿过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的流弹和同样成为废墟的法国租界，到达天津租界紫竹林，加入了联军保卫租界的战斗行列。

和中国军团同时到达租界的还有俄、意、美、德、日等国的援军。

在今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那天各国军队到达天津租界的数字十分明确，其中英军250名——现在应该明确了，所谓英军，实际是四个连的中国青年。

无法猜测天津租界内受到围困的各色洋人看见这样一支部队开到时的表情。这种表情肯定是复杂的。洋人们因为援军的到达而欢呼雀跃，但是他们究竟已经成为一群惊弓之鸟，只要看见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产生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尽管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些中国青年是奉命来保护他们的。洋人们企图从这些中国青年的黑眼睛中猜测出他们的内心，但这些中国青年只是默默地集合，排成整齐的队列，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英国指挥官的训话，扁平的东方人的脸上神情平静至极。军官训话的内容是命令他们做好前往接应被迫返回天津的摩尔将军部队的准备，但片刻之后，这个命令又被取消了，然后便是分配各连负责警戒的地域范围。中国翻译的声音轻柔而迟缓：圣·约翰少校带领的香港和新加坡炮兵队与到达的中国军团会合，第二连将和英勇的威尔士燧枪兵团一起住宿，我们的文职兼行政长官道沃德上校因为受命指挥华北地区的军队而被授予陆军准将军衔……世间最残酷的事情被说得如同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里发生的家常琐事一样。

1900年6月27日，俄军偷袭东局子弹药库而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的情形，被站在高处观望的中国军团士兵看得清清楚楚。不久，军团便接到了增援俄军的命令。士兵们开始出发向弹药库方向运动，在运河边上，他们看见一群义和团和一支清军骑兵部队正向他们汹涌而来，这显然是在企图增援弹药库，打击联军的侧翼。中国军团的士兵立即进入阻击状态。“我们丝毫没有理睬头上呼啸而过的子弹，小分队指挥员一直指挥有方，小分队的排枪射击非常有效，命中率很高。非常幸运的是，敌方持有许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旗帜，这有助于我方准确地选取射击目标。”（同上）

7月1日，为了消除义和团和清军对租界的威胁，联军组织了一次突击，中国军团首当其冲。和中国军团一起行动的，还有日军、香港军团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各50名以及100名威尔士军团的英国士兵。眼前的义和团散乱但依然在顽强地抵抗，中国军团士兵手端步枪前进。在赖尔德中尉的带领下，中国军团的士兵用刺刀刺死了坚守一座建筑的两个清军士兵。在巴恩斯身边，是中国翻译李和以及号手李平震，这两个不满18岁的中国青年手持大口径武器，射击时烟雾弥漫。而当清军和义和团反击的时候，中国军团的形势开始严峻起来，他们撤退到一座废墟中，这时，二连的一个叫做王国兴的士兵突然站了起来，用手中的武器猛烈射击，“冷静得如同在靶场射击一样”。战斗最后的结局是，香港军团死亡两人，伤三人，中国军团没有伤亡。而在他们面前，义和团们的尸体布满视野。

中国军团参加的另一场战斗，是和英国皇家海军的100名水兵和美国海军的100名陆战队员一起执行的。任务是在攻击天津城之前的一次大规模侦察。这次侦察受到了清军的猛烈打击，清军的密集的炮火迫使他们连续撤退。撤退的时候，军团副指挥官布鲁斯少校受重伤——他的头盔被一粒子弹击穿，又有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肝脏。一颗炮弹几乎在希尔上尉的头顶爆炸，除了他受重伤之外，身边的另一个士兵被炸死。这是一次没有效果的侦察，联军全部被赶回租界。在回来的路上，中国军团的士兵一直抬着英国皇家军舰“巴福拉”号海军候补少尉爱斯戴尔，他身受致命伤，已奄奄一息。

中国军团还参加了联军在老龙头火车战的保卫战。这是联军与中国军队在整个天津地区最血腥的一次战斗。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中，中国军团伤亡巨大。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关于这次战斗的史料记载中，都涉及了一个细节，这便是冲进火车站的中国士兵退守到车厢内，与联军开始进行肉搏。不幸的是，在巴恩斯的回忆录中记载着，冲进车厢与中国士兵肉搏的联军中就有中国军团士兵——无法想像中国士兵和这些同样是中国人的英国雇佣兵扭打肉搏的时候，双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中国军团在天津战场的出现，引起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的极大注意，他们将痛失国土的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无论中国军团驻守在哪里、行进在哪里、宿营在哪里，都会有炮弹莫名其妙地落下来，以至军团中的英国军官怀疑是中国人派出了大量的奸细在时刻监视着中国军团的一举一动。针对中国军团的准确炮击最猛烈的一次是7月6日，军团刚刚在一个叫做“禁酒厅”的地方驻扎下来，立即受到猛烈的炮击，“10分钟之内，落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的炮弹不少于六种型号。”一颗炮弹准确地穿过了军团食堂的一张餐桌，而另一颗炮弹在驻地的入口处爆炸，造成极大的混乱。接着，又一颗炮弹在后院爆炸，一名英军中尉身上中了四片弹片，其中一块弹片把他的脚切断了。而最可怕的是，一颗炮弹竟然准确无误地从浴室的天花板中间穿了下来，“浴室中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色，较其本来的用途，更像一把漏勺。”（同上）

“中国情报局确实有过人之处”，像是“整个地区布满了间谍”。一个晚上，中国军团正在进餐。也许中国军团的后勤人员大量地屠宰中国百姓的耕牛，早餐是冷熟牛肉，中午是炖牛肉，晚上是咖喱烧牛肉——正吃牛肉的时候，一枚炮弹直接进了餐厅，后果可以想像。更可怕的是，中国军团的哨兵在军团宿舍的房顶上抓住了两个携带武器弹药的中国人，同时有报告说，大量的清军和义和团正向军团大规模地包围过来，大有将中国军团全歼的意思。于是，军团紧急转移。

不管军团的英军指挥官是否明白中国军队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情报局”，如果说有大量的“间谍”，那只能是义和团的农民所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军团在战场上的出现，引发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心中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愤，这种情绪立即转化为将这些背叛祖宗的中国青年斩尽杀绝的决心。虽然在史料中没有看见中国军团过份伤亡的记录，但是他们受到了同胞的一致仇恨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天津战斗的最后时刻到来了。中国军团混杂在联军的队伍之中向天津城下移动。那是连绵阴雨的天气，前进的路上到处是泥泞。中国军团负责护卫英军炮兵，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是执行警戒任务而是一群苦力——在泥泞中为英军士兵推那些陷在泥泞中的大炮。这是连骡马都会被累垮的活儿，但中国军团的士兵还是一声不吭地一直把那些大炮推到了天津城下。

中国军团参与攻击的方向是天津南门。士兵们在这个方向上眼看着日军的攻击在中国军队的猛烈炮火下一次又一次失败，为此中国军团建立了一个伤员收容站。晚上，军团参加了联军沿通往天津南门的大路扫荡的行动。这是战斗的最后时刻，在通往天津南门的路上，联军拥挤不堪，日本人、法国人，水兵、陆军，澳大利亚人、印度人，使这里成为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军人互相咒骂和推搡的混乱之地。沿途的所有房屋每一间都受到彻底的搜查和摧毁，而混杂在这样的队伍中，最得力的应该是中国军团的士兵，原因很简单，他们最熟悉中国房屋的结构，能够如同进入自己家一样找到隐藏在院子里和房屋里的那些中国式的藏身之处。

1900年7月14日，随着日军敢死队员爆破城墙的炸药包的猛烈爆炸，联军开始对天津南门进行最后的冲击。清军的主力已经没有了踪影了，只有少数中国士兵和义和团的抵抗依旧顽强。在接近南门的时候，东城墙下的射击十分猛烈，为此中国军团进行了数次冲击。进入城门之后，沿街的每一间房屋都有抵抗，中国军团的士兵们一路扫荡过去。途中，他们接到向西门前进的命令，但是很快命令便修改了，命令他们直接向北门武力压缩。

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尸体和中国独有的物件的怪味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

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军团第四连跟随沃森上尉情愿舍命地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身亡时，他却仍然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该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老照片》第二十一辑，山东画报出版社。0

天津北门，一个悲惨的地方。

巴恩斯带领中国军团士兵到达北门的时候，所看见的情形肯定会令这些中国青年终生难忘：尸体堆积如山，中国人的鲜血顺着所有的街巷流淌着。在一个角落，一家老小紧缩在一起，看上去他们如同一堆废墟。天津城内的百姓大多数人受到了致命伤。一位自己已经受到重伤的母亲在尸体堆中徒劳地想赶走堆积在亲人尸体上的苍蝇，她顽强地这样做着，根本没有对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看上一眼，因此这位中国母亲也许根本无法想像她身后的这些“洋兵”实际上也是些中国母亲的儿子。

当天津城陷落的时候，那些随着外国联军一起攻击中国北方这座重要城池的中国军团的士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行动将导致国之都城北京面临着巨大危机。而北京一旦陷落将意味着整个大清帝国的失守。对于这一点，也许英国人十分明白，于是，天津结束后，英国陆军部特别设计了一种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中国的一座城门，城门的拱顶上用中文写着“天津”二字。城门下方，写有“中国军团”字样。这四个字的上面，是“天津”二字的英文拼写。

1902年，中国军团的12名士兵被特别挑选出来，代表中国军团到达英国本土，参加了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这些中国军团中的优秀分子，一定是头顶着一座中国城门受到英国国王的接见的——想必这是所有来宾中献给那个日不落帝国国王的最奇特的礼物。

3、晒仪仗和玩电报

北京城里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气氛。

城门口大清早就有拉着箱包行李出城的大车，看样子是怕仗打到京城，开始往乡下挪窝了。大车上坐着的少爷姑娘老爷太太们，连同赶车的把式一起，受到了百姓们放肆的嘲笑。所有京城百姓的脸上都是一种蔑视的神态，连在城门洞子里卖刚上市的西瓜的小贩也都朝他们喊：“闹块沙瓤的带着，大太阳天的，路上叫渴可找不到井！”即使是住在皇城根窝棚里的捡破烂的老婆子都知道宣战了，并且大致明白“宣战”这个词是个什么意思，于是，大街小巷酒楼茶馆里，京城平民议论起来都替洋人们担心：看看，我说洋人们是瞎折腾吧？怎么样？老佛爷火了不是？宣战！不是闹拳！武卫军昨儿上去了，炮筒子水缸那么粗！这下子，洋人们真的玩完了！

逃亡的人寥寥无几，都是些“吃过洋饭”的，或者家里曾经有人出过洋的。这些人本来就生活在进京的义和团的阴影之下，都在担心没准儿那一天被抄了家，而得到帝国宣战的消息之后，他们在权衡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后，得出了一种更加不祥的结论，于是决定转移财产离开京城。他们的举动引起绝大多数官员和商人心里暂短的不安。这些人虽然还没有逃亡的念头，但是也没有绝对安全的信心。他们的全部指望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洋人究竟人少力单，无论怎么着，总不至于打到京城里来吧？老佛爷不是也住在这儿么？

帝国政府的《宣战诏书》仅仅在京城里引发了小小的波澜，议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除了东交民巷的炮声依旧在响响停停之外，没有再发生什么新鲜的事。义和团们也似乎没有刚进城时那么咋咋呼呼了，他们大都驻扎在庙宇里或聚集在王公府邸里，不少义和团的农民把手里的大刀扔了，开始做起了小买卖。京城里一切如常。人们看到的是乍雨乍晴的天气格外清朗，市场上的海产还在大量到货，看来京津道上平安无事。新鲜的杏子也上市了，海子里的荷花骨朵已经绽出了粉红。棚铺的伙计们正忙着给大户人家搭过夏天的天棚，今年的棚搭出了新式样，起着脊，上面蹲着吉祥兽，讲究点儿的还有匾额，这边写的是“盛世清和”，那边写的是“普沐天恩”。

但是，细心一点的人还是看出了一点不对头。从甘肃开来的负责攻打使馆的甘军官兵开始在街上闹事了，使馆打不下来，于是开始骚扰百姓，平民和这些回回兵的拉扯争执，成了京城街头新的一景。京城里的戏院和饭馆突然红火起来，人们好像要趁着战争还没有打到京城之前急着把手里的钱都花出去。酒楼门口张灯结彩车水马龙，吃客兴高采烈地互相问候，好像多年不见久别重逢。平民们看到不少王爷没坐轿子来赴宴，据说王府里的轿夫们都“弃业入拳”了，但没发现骑着骡马的王爷们有什么怨言，倒是比平时更和气了一些。于是平民们也花上点银子弄点吃食回家，家人团聚在一起吃顿好的——帝国的都城过年一样。

人心是有一点慌。但是慌什么，没人说得清。于是看上去并不显得慌。

宣战的第三天，1900年6月23日，京城皇城的大门上，突然挂出一颗洋人的头。因为洋人没有辫子，头被装在一只木笼子里。大伙都跑去看。有人说，这个洋人是让董福祥的兵抓住的，砍头之前，在端郡王府前跪了火炼子，洋人叫唤起来的声音狼似的瘆人。看了洋人头的北京人都说，那个洋人呲牙咧嘴的模样让人恶心。老人们回忆说，咸丰十年刑部的监外大门上曾经挂过洋人的头，那时的洋人也是打天津那边顺着运河过来的。

据说，慈禧太后赏了抓住这个洋人的甘军士兵500两银子，这个数比庄亲王悬的赏多10倍。

可正是这一天，慈禧一大早起来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董福祥上奏说，使馆已经攻破。慈禧太后登上宫里的高处望，果然看见使馆方向大火熊熊，“以为使馆已毁”。但是，没过多一会儿，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入见，递上一个奏折，是袁昶参劾董福祥的，言：“火起之处非使馆，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势延烧及于使馆耳。”（《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火是甘军故意放的，说是翰林院和使馆相邻，等火蔓延过去，使馆就会被烧光。慈禧“闻之，大为不怿，斥责董福祥。”气还没消，光绪皇帝就来“告状”，说大阿哥背后把皇上称为“鬼子徒弟”，口气和义和团一样。慈禧大怒，立即命令将大阿哥抽20鞭子。端郡王赶快赶来了，“甚为愤恨，但畏而不敢言。”

都知道太后这几天脾气很大，都小心地侍候着，包括眼看就要达到目的的端郡王载漪。

慈禧和载漪不一样，她是个有心计有头脑的人。在和洋人们翻脸之前，接见公使夫人们的时候，她不但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维多利亚女王，而且还很愿意把自己与她相提并论。她觉得她和英国的女王一样，作为女人而统治着世界上很大的一个国家，这是需要极大的才能的，这实在是莫大的荣耀。

慈禧想的并不为过，她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精明的政治家之一。控制政治家思维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像看守自己的私房钱一样看守自己所掌握的权力。风平浪静的时期，政治家会比任何人都和蔼可亲——过年的时候，慈禧会和王公的福晋们一起包饺子；乞巧节的时候，慈禧还和宫女们一起玩藏针的游戏。冬天，她坐在太监们拉的冰床上，到御河的冰面上嬉戏，把钱币撒在冰面上，让太监们随便去抢，然后看着大伙不断地滑倒，她就慈祥地笑着。内务府大臣世续是个大胖子，他入宫办事的时候，小太监们常把胖子抬起来取乐，慈禧每次看见都温和地说，他年纪大了，你们招呼着，别叫他栽了，那可不是玩的！但是，当自己的权力一旦受到威胁时，帝国的政治家就毫不迟疑，挺身而出，坚决战斗，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把握时机，当机立断，即使需要凶狠残忍也在所不惜。

慈禧是政治家，又是女人。她是普通人家的姑娘，是被皇帝当做玩物选进皇宫的宫女。无论她现在的权力多么大，她所具备的中国普通女人的一切秉性依旧顽固地体现着：虚荣、美容、任性、喜怒无常、养宠物、哭泣和极容易受风言风语的支配。她是政治家和女人的混合物。

25日，宣战后的第四天早上，慈禧起床后刚在用早膳，就听见了外面有人喧哗，这声音在宫内十分罕见，瞬间引起她了的警惕。她命令太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不一会儿太监回来报告：一大早，由端郡王、庄亲王等王公率领六十多名义和团闯进宫里来，说是“寻找二毛子”，此刻正在宁寿宫门外喊叫呢，他们让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人鬼子的朋友，义和团们要“杀鬼子徒弟”。慈禧突然起身，大步出门，怒目圆睁，台阶下的王公们和义和团们顿时跪倒一片。慈禧手指着端郡王载漪，大声呵斥他说，你自己觉得是皇帝了吗？我能立你的儿子为大阿哥，就能立刻废了他！你以为当国事混乱的时候，就可以随便胡闹了吗？——“现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即可废之！”（《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慈禧立即下旨，罚端郡王一年的俸禄，“以示薄惩”。同时，那个不知深浅而跟随王公们闯进皇宫并且高声叫喊的义和团首领，立即被闻讯赶到的荣禄下令“在外宫门”行刑——一刀就把脑袋砍了下来。

躲在房间里的光绪皇帝战战兢兢地出来了，谢叩太后之仁慈保全了他的性命。

这件事情给慈禧的刺激极大，使她突然意识到她周围政治局势的险恶。一个王爷，居然敢带着一伙明火执仗的农民闯进皇宫要杀皇帝，史无前例。王公和“举事”的农夫们能够公开地杀皇帝，就能够在哪一天对自己下手，载漪的这个近似疯狂的举动说明他已经被取得帝国最高权力的欲火烧得利令智昏了。慈禧立即想到了与各国宣战的事，心里突然弥漫起悔意。这是慈禧首次对宣战的举动感到一些后悔，而这时，正是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与联军杀得昏天黑地的时候。

慈禧立即令荣禄进见，下谕“停止进攻使馆”，同时命令荣禄到使馆去“商议和局”。荣禄带队伍去了使馆，在使馆外面立了个牌子，上面写了“奉旨保护”的字样。于是，东交民巷的枪炮声停止了。

但是，东交民巷的枪炮声仅仅停止了三个小时后，又开始了，原因是，慈禧接到了裕禄的奏折，说天津的清军再一次“大捷”。

没过几天，慈禧又后悔了，这从30日她答复李鸿章反对宣战的奏折的回复上可以看出来。慈禧在批复中不但没有对封疆大臣对帝国的决策表示反对而发怒，反而对宣战举动表示出了“歉悔之意”。就在慈禧给李鸿章写回复的时候，负责进攻使馆的董福祥因为向荣禄借用大炮未果，闯进宫来。——“荣禄所带之武卫军，军械甚富，若用大炮，攻击使馆，则数钟之内，必成灰烬。”然而荣禄就是不借，笑言：“我一天不死，大炮一天不能得。”（《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董福祥在皇宫门口被太监拦截，太监说这已经不是召见的时辰，但是董福祥大喊大叫，说“奏闻太后，甘军统领立请召见。”慈禧闻之“大为不悦”，勉强让他进来，没等董福祥开口，慈禧先说话了，说以为来是奏报使馆已被攻毁的呢。至于大炮，从上个月起董福祥已经奏过十次之多了！董福祥说荣禄借不借大炮是次要的，关键荣禄口出狂言说，就是有老佛爷的旨意，炮也不借，明显有谋反的嫌疑，该杀。话音未落，慈禧大声呵斥董福祥不许再开口，说他原本就是强盗出身，现在目无朝廷，仍一副脱不了的“强盗行径”，最后暗示董福祥，如再这样就要掉脑袋了。

董福祥被骂了出来，半天缓不过神儿。他是在太后最需要军队的时候，主动带兵来北京的，承担了灭洋的重大任务，虽然使馆至今没打下来，可这些日子他确实卖了力气。当时，太后当着皇帝和诸位王公大臣的面拍案而起，大声说道：“我恃董福祥！”——天大的信任啊！天大的荣耀啊！董福祥一直认为自己聪明绝顶，他向太后表示：“旦夕间便可铲除”洋人。可如今怎么宣战了，灭洋更加名正言顺了，自己倒成了“强盗行径”了呢？

董福祥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原是回民中的“枭雄”，西部的回民曾经大规模地“举事”，这是慈禧骂他是“强盗”的缘由。他后来归顺左宗棠，又带军队去西部镇压回民，于是他官至甘州提督，回民中之前还没有当上帝国如此高官的。他到京之后，慈禧太后多次召见过他，他说：“臣无它能，惟能杀洋人耳。”（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3页。）这句话曾经让慈禧欣喜和感动。刚毅、徐桐等帝国高级官员对他格外赞赏，说“他日强中国者福祥也。”（同上）他本是荣禄的崇拜者，之所以告状，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洋人不是那么好打的，将来是什么结局还很难说，而自己正被荣禄等人利用。被慈禧一顿骂之后，董福祥放缓了对使馆的围攻，以至直到联军攻入北京，他的几千官兵也没把仅仅有400洋人据守的使馆占领——“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矣，今以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4页。）虽然最后他还是上了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官员名单，但是他跑回西部去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洋人，竟然都不敢杀他，因为怕回民再次“举事”。慈禧说对了，在朝廷眼里，董福祥也就是一个“强盗”。

7月初，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和各国联军正在老龙头火车站和天津租界混战，在某一时刻，联军真的显露出全线崩溃的迹象，所以裕禄不断派人送至朝廷的“捷报”至少有一小部份是有根据的，但绝大部分却是夸大其辞渲染战果的报告，它们无一不严重地影响了慈禧的判断。于是，她在那些天里所表现出的颠三倒四出尔反尔，使她看上去不像个政治家而更具女人味——刚命令军队加紧对使馆的进攻，紧接着便派人给使馆送慰问品；刚在山西巡抚毓贤的奏折上批示“杀尽洋人，以清乱源而安民生”，又对某些大臣反对进攻使馆的奏折表示赞同；刚表示说她知道事情不是杀几个洋人就能解决的，又说既然洋人反客为主就要让他们看看谁是真主人；刚刚因为在前线战报中看见“斩洋兵数十，缴骆驼两匹”而心情好点，便前呼后拥地到西苑乘船游湖，但船刚行湖上，一声炮响吓了她一跳，原来驻守西华门的帝国近卫军正用大炮支持义和团攻打一个法国教堂。于是她的脸色立即黑了下来，下旨在游湖的时候直到回宫之前，京城内谁也不准开炮，要开炮就离远点儿，不许让她再听见！

阴历的六月初六，虽然不是什么节日，但却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一个特殊的日子。

正值盛暑，天气炎热，物品容易霉烂损坏，而民间传说道，此日晒衣衣不蛀，晒书书不蠹，家畜洗澡不生虱子。于是每年的这一天，按照京城人的老习惯，是晒东西的日子。“老儒破书，贫女敝缦”，均要在强烈的日光下一曝。除了家畜之外，猫狗也要赶到河里洗个澡。女人要在这一天洗发，说是可以使头发保持一年“不腻不垢”。所有的庙宇都在大门口“晾经”。大街上的商家更是大张旗鼓地开晒，皮货铺、估衣铺门口，服装皮货全都挂了出来，展销似的，参观的游人人头攒动，伙计的叫卖声连成一片。喜轿铺把轿围子的绣片、执事旗伞、鼓围子、桌围子以及轿夫们的服装，一律般出来铺在地上，如同民间工艺品展览。店铺的伙计们今天可以不干活，掌柜的还准备有犒劳他们的酒肉，于是敲锣打鼓地表示高兴。

晾晒的传统皇家也不能免俗。皇家档案馆皇史晟在这一天把全部的《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等统统摆在殿外，洋洋大观铺得到处都是金脊大书。在光绪十年之前，皇家仪仗使用大象，大象也被象奴牵出来，这种北方罕见的巨大动物排着队，步履蹒跚地到宣武门外西闸下河去洗澡，京城万人空巷，观者如潮。而皇宫大内里，全部的銮驾，无论辇舆、仪仗，也都被搬出来摆在了皇宫院落的空地上，彩帜神旗、各式法器和八般兵器排列整齐，犹如庆典。

晴空万里，阳光炽烈，满城五颜六色，花红柳绿，只有慈禧的寝宫里潮湿阴暗，犹如她此刻的心情。

无论前线裕禄如何“捷报”不断，但是从其他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是帝国军队失利的内容。经过甲午年间的教训，慈禧知道如果真的开战，帝国恐怕还是凶多吉少。如果这回真的败了，她的统治地位也就结束了。从她内心里讲，义和团能够把洋人们杀光的幻觉依旧没有消失，但是精明的她在清醒的时候，还是“至为窘苦，心中迷惑，已入黑暗之地。”（同上，第169页。）南方封疆大臣们不断来电，毫无例外地不支持政府的决策，其中言辞激烈者以对政局颇具影响力的老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史书记载刘坤一的电文“言至痛切”，这让慈禧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经过彻夜思考，她突然给各国驻华使节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是给各国公使提供一份材料，好让公使们以此向各国外交部“有个交代”，其内容可谓自义和团“起事”以来，对帝国政府立场的陈述以及对帝国宣战的解释，但行文生涩，吞吞吐吐，左闪右躲，含糊其辞，别说当时的各位使节，即使今日闲读，依旧徒生烦乱，不知出自慈禧身边的哪位文吏手笔：

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由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之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至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肆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盖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使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卒。不料五月二十日，既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艇之事。谓如不允，便当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同上，第171～172页。）

紧接着，慈禧又给各国元首打电报写信。据说慈禧突然想起好像那本书上说过“洋人易生内讧，自相猜疑，以至分裂”的话，而中国古老的《孙子兵法》上好像也有相似的谋略，于是，慈禧说她打电报的目的是“离间各国的关系”。窥录一二，可略知帝国朝廷的“谋略”为何物：

给俄国元首的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邻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谊最笃。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归国使臣格尔思曾向总理衙门请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内外，乱民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烈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谅，致有攻占大沽炮艇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论交，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府盟。今中国时局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乱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第172页。）

给英国女王的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意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浃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局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第173页。）

给日本国元首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唇齿相依，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仇杀，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进而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柱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

对俄国论的是交情，对英国论的是利益，对日本论的是唇亡齿寒，而最后都是“惟贵国是赖”，希望“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和“不胜激切翘企之至”，文字一字不易，竟然就这样发了出去，帝国的政府居然不晓各国的情报是相通的这一简单的常识，中华帝国因长久闭关锁国导致在国际外交事务中的浅陋和无知已经众所周知，但是浅陋到如此地步各国外交人员还是没想到。一方面，洋人们为这样一份出自帝国最高统治者之手的电报感到可笑，因为它的伎俩幼稚得如同孩子在做游戏般，于是洋人们笑得“为所颠倒”；另一方面，洋人们笑过之后越发感到，“中国人的人心实在难以测度”。

电报发出去了，慈禧自认为手段不错，于是等候“德音”。等来等去不见音信，于是更加慌张起来。那个纨绔子弟大阿哥突然用皇帝的口吻对慈禧建议说，他愿意护送太后去热河，把光绪留下来和他的洋人朋友讲和，结果被慈禧骂了个狗血喷头。接着，又有个小太监想讨慈禧的好，他听见远处响起一排枪声，赶快对慈禧说：“又杀了个洋鬼子！”慈禧悻悻地，她知道前几天的枪炮声足够把在中国的洋人杀干净好几次了，可是总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正忐忑不宁的时候，荣禄来了。荣禄说使馆还是别打了，《春秋》上不是还说“兵交，使在其间么”？慈禧突然问荣禄，知道不知道非洲有个叫做特兰斯的小国，听说那个小国都把英国打败了，为什么偌大的帝国就是不能？荣禄没有直接回答，反问：“若战败，北京为洋人所占，将如何？”慈禧竟然笑了一下，笑得很女人的模样，接着说出的一番话连荣禄都感到吃惊。慈禧引用贾谊说过的“建三表，设五饵”的话，并且解释说，所谓三表，以信谕，以爱谕，以好谕也。所谓五饵，文绣以坏其目，美食以坏其口，乐声以坏其耳，高堂以坏其腹，隆礼以坏其心也——慈禧竟然想到了洋人们一旦占领了北京之后如何对他们使用“糖衣炮弹”——慈禧到现在还认为，洋人们虽然向着皇帝，不喜欢她，但她有手段让洋人们的意思转过来。

但是，7月15日，天津陷落的消息到达了京城的皇宫内。

消息来自非正规渠道。裕禄没有战报，军机大臣们谁也不说，只有端郡王载漪入奏，说是“天津已让洋鬼子们占了，都是义和团不虔心遵守戒律，所以打败了。但北京极其坚固，洋鬼子绝对来不了。”慈禧咬着牙从嘴里挤出几个字：“如果洋人入京，汝头不保！”端郡王不知道这几天太后为什么总用这样的口气训斥他，其实原因很简单：经过荣禄的秘密调查，前几天给太后看的那份请慈禧下台的外国公使照会，真是伪造的，是端郡王命令军机章京连冲文所为。慈禧对端郡王急于儿子登基，他也登上监国摄政之位的野心，看得再清楚不过，为此，她当面对端郡王载漪表示，她只要一天在世，宫里的这个位置就一天没有载漪的份。她让载漪放小心点，别落得家产充公、人头落地的结局。

当日，慈禧下旨，停止进攻使馆。

这是帝国政府第二次停止进攻使馆了，直接的原因是天津城的陷落。

慈禧害怕了。

根据《剑桥晚清史》的说法，7月22日左右，也就是帝国政府宣战一个月之后的几天，是“关键性的日子”。所谓“关键”，是指中华帝国与各国联军的军事冲突有终止的可能。

天津的联军已经出发向北京进军，慈禧太后感到了绝望。她除了宣布停止进攻使馆之外，再次向各国发出了北京的使馆、公使和家眷没有危险的信息。为了加强这个信息，总理衙门甚至把一些公使和家眷接进了衙门，“以便为他们的回国做出安排”，同时还给使馆送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

更重要的是，朝廷应南方的13位大臣的联名奏折，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并且“全权办理议和事务”。李鸿章已经从广州北上。

天津的联军，没有立即向北京进攻。

但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日子”，京城里出现了一个人物，他的出现使时局骤变。这个人叫做李秉衡。

李秉衡，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号鉴堂，人称“鉴帅”，时年70岁。这个东北人性情刚烈，据说为官耿直廉洁，并且敢负责任。捐纳县丞出身，先后任冀州知州、永平知府、浙江按察使、广西按察使。1885年中法战争时，广西巡抚战败，他接任广西巡抚，配合冯子材创造了帝国中外战争史中不多见的一场胜利，史称“谅山大捷”。1897年他出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是义和团的坚决支持者和对抗德军的主要官员，朝廷迫于洋人的压力将他调任四川巡抚，洋人还是不满意，最终他被朝廷革职。可是，没多久，在一些大臣的力荐之下，本来就不是真心将他革职的朝廷又任命他为“长江巡阅水师大臣”。义和团进京之后，东南各省大臣联名上奏请求“剿匪”，李鸿章邀请他在联名的奏折上签名，碍着面子，他签了，但是他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政治见解，那就是支持义和团的灭洋行动。天津前线危机，帝国政府曾向南方各省发出“带兵北上勤王”的上谕，但是至今没见一兵一卒到达北京。李秉衡完全可以在南方自保身家，但是他决心和洋人一拼。他认为，洋人们“专长水技不善陆战”，“引之深入，必尽歼之。”他招募兵勇十六行营北上，结果没走到半路，士兵们都跑光了。于是这个老头返回南京，重新招募兵勇，再次北上。

李秉衡的到来，使心慌意乱的慈禧如同黑夜里突然看到了一丝曙光，欣喜异常，第二天就召见了他。

70岁的老人风尘仆仆，面色虽苍老，但精神矍铄。

慈禧夸奖了他的对朝廷的忠心之后，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既已开战，不能言和。

这样的话不是出于端郡王这样不会带兵打仗的人之口，而是一位有沙场经验的老将军说的，使慈禧的精神为之一振。

可事实是，帝国的军队“不济事”，义和团的“法术”又不灵，如果“不能言和”，仗该怎么打？

李秉衡：“同仇敌忾实属难得，万不可失。”

慈禧：“可拳民入京，一味哗扰，我看不可恃。”

李秉衡：“是督率不善，用兵法部勒即可。”

慈禧：“有大臣意在议和，你意如何？”

李秉衡：“能战始能和。既已开战，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若和，也在战后而和。我请求上前线决一死战！”

慈禧很久没有感到如此振奋了。她立即下旨，所有来到北京“勤王”的部队都归李秉衡指挥，命李秉衡为“办武卫军事务”。

后人对这个年迈的帝国军人的评价不一，甚至相左，尤其是在他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但是，此刻，作为一辈子和战争打交道的人，李秉衡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纵然他有千般雄心，万丈豪情，也抵挡不住联军的枪炮。即使假定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官兵以及跟随他的义和团的农民们，抱有隐约的希望的话，他也知道他的出征凶多吉少。他知道战场不是游戏场。仅凭迎着踏入国土的外国军队而上这一点，他的身上张扬出了一股民族血性。况且他所说的“能战始能和”，确是真理。如他所料，他带兵迎敌之后便不得已而溃败，他在完全有条件逃亡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而他的自杀和裕禄的自杀又是另一种境界，从这一点上看，这个东北汉子的性格令人神往。

李秉衡到达京城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慈禧重新建立了与联军继续军事对抗的信心，使刚刚出现的可能避免战事扩大的希望最后完全破灭了。

慈禧给各国元首发出的电报终于有了回音，回电来自纽约：

美国总统向中国皇帝致意：

我已收到陛下7月19日来函，欣悉陛下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之外别无他求这一事实。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已向贵国派遣军队的所有国家都公开了同样的目的。

我从陛下的信中得知：那些扰乱中国的和平、杀害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成员、现仍在北京围困着那些幸存的各国外交官的暴徒们，不仅没有得到陛下的任何赞助和怂恿，而且实际上是对皇权的反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最郑重地促请陛下政府：

1、公开证实外国公使是否还在世，如果还在，他们的现状如何。

2、让各国外交使节直接、自由地与各自的政府取得联系，排除威胁他们生命和自由的一切危险。

3、使中国的朝廷与援军保持联系，以保证在解放公使馆、保护外国人以及恢复秩序方面彼此合作。

如若这些目的均告实现，本政府相信，对于和平解决这次动乱所引起的一切问题，各国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

威廉·麦金莱

（1900年7月23日《百年书信集》卷一，侯书森主编，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3页。）

就在美国总统的回电到达北京的时候，在慈禧的授意下，经过短暂的停歇后，帝国军民对外国使馆的攻击重新开始了。

4、鼓楼下的“抢劫风格”

1900年7月14日凌晨。在彻夜的枪炮声中惶恐不安的天津居民突然明白灾难来临了。

破晓的昏暗街道上，人们惊慌失措，不知该往那个方向逃命，突然有人喊：“北门开了！”

天津居民和丢弃武器脱下军装的帝国官兵混杂在一起，向北门方向拥挤而去。很快，通往北门的街道上涌出数万男女老幼组成的人流。狭小的城门立即被拥挤的人流堵塞了，像一只瓶子被堵塞了瓶口。人流如同黏稠的液体一样，流动渐渐缓慢起来。除了孩子寻找父母的叫喊声之外，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仿佛害怕惊动了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朝前挤，挤。

在黎明曙光的照射下，天津城的北半边，密集地蠕动着茫茫一片由于惊恐而目光呆滞的黑色眼睛。

联军官兵几乎瞬间便从空无一人的南门冲进来，顺着笔直空旷的街道向这座城市的内部搜索。他们的眼前很快就出现一座高大的楼阁。联军夹杂有跟随前进的中国教民，他们告诉联军军官，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城市的中央都有这样一座楼阁，中国人一般管它叫做“鼓楼”。中国楼阁的功能是：向居民报告时间，重大节日典礼的会场，诗人们登高赋诗的场所。楼阁是城市的制高点，在这里可以看见城市四面所有的街道和城门。

联军立即登上了鼓楼，他们看见了拥塞在北门方向的帝国军民。

火炮、机枪和步枪瞄准。联军开火了。

这是一个罕见的时刻。这个时刻曾经被帝国的逃亡幸存者、目击的洋人记者以及联军官兵们大量反复地记载和回忆，白纸黑字散见出版于各个年代的各种中外史料中。大约的情形是：第一排枪弹和第一发炮弹落在人流中，立即引发一片凄厉痛苦的尖叫。沉默的逃亡人流顿时嘈杂混乱了起来。此后，每一排枪弹和每一发炮弹，都会击倒一大片人，肢体的碎片飞上天空，人流被枪炮驱赶着，前者仆，后者继，尸体开始层层叠叠地堆积起来。救护中弹者的家人刚刚弯下腰来，立即被人流冲倒，瞬间被踩得血肉模糊。女人们疯狂地逆人流而回返，因为她们的儿女丢失了；男人们拼死顶着女人的逆流，因为他们不愿再失去妻子。天津城的北门前，中国男女老幼中弹后的惨叫声、撕心裂肺的呼唤声如大海的巨浪撞击在岩石上惊天动地地碎裂开。

联军官兵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再一次证明了“保卫使馆”不过是帝国主义们的又一个借口。这些19世纪起就不断寻找借口入侵中国的列强，此刻他们发射出的枪弹和炮弹比真正的战场上还要猛烈，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反击，他们不需要掩体，只是一味地射击，射击。他们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在平民的疯狂的拥挤、践踏和大规模的死亡中，他们的射击竟然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再也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中国平民了才停止，这时已是中午时分。

“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丛刊《义和团》（二），第157页。）

天津鼓楼四周的每一条街道都被平民的尸体塞满，“少者上百具，多者数以千计”，大部份是妇女和儿童，全部是在惊慌之中从家里逃出时被枪杀的。而躲在家里没有逃出的人，大部份也被炸塌的房屋砸在瓦砾之中，有的是全家数口。整个天津城内，帝国平民和士兵的鲜血汇集在一起，顺着街道的地势流淌，人行其间，黏稠的血沾在鞋上，“根本无法躲闪”。

这仅仅是屠杀的序幕。

联军在天津城内贴出告示：镇压义和团。除了捕杀义和团团员之外，“禁止私自设立各会和张贴揭贴”，“限期收缴民间的武器、军服”，“逾期定斩首之罪”。“如有通匪滋事，或窝藏不报者，一经查出，或被告发，立即严拿，治以军法，决不宽贷。”

天津城内帝国平民的尸体还没有收拾干净，联军官兵、洋巡捕、华巡捕就在中国教民和一些绅商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城捕杀行动。联军在直隶总督衙门里缴获的义和团名单是他们捕杀的主要依据，当然还有教民们的揭发、居民们的供认以及联军官兵们的判断。判断的根据大约是：青年男人和未婚的女子、肩上似乎有扛过枪支的痕迹、身上有红色的或者类似红色的衣服、脸上有愤怒的表情、单独一人走路并且神色匆忙。总之，一切有可疑迹象的中国人。

被抓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一律集中在一起砍头。那一天，仅悬挂在天津都统衙门门口的、被称之为“义和团首领”的头颅就有66颗，其中一颗人头不是义和团员，而是天津道台谭文焕，他被砍头的理由是镇压义和团不力。抓到一个义和团，他的全家或者他藏身的人家全部被处以死刑，以“彻底剿尽杀绝”。联军官兵和洋巡捕草木皆兵，在河东，三四十名农民结队在一起行走，被联军当做义和团而射击，全部被打死。城外的一家人正办喜事，突然联军冲了进来，将一对新人和宾客全部杀死，原因是新郎披红绸，新娘穿着红衣。

“天下第一团”张德城的老家独流镇，遭到联军的包围，无论老幼，“剿除干净”。镇内街巷和房屋里，到处是居民的尸体，全镇的老人、儿童、妇女，无一幸免。

天津的城内和郊区，成了一座积尸场。“到处可以嗅到在酷热的天气里腐烂尸体的臭味。你在这儿发现一个义和团的尸体，而在另一个地方，你又会发现两三个被一枚炮弹重伤的清军，堆在一块。你未听见呻吟的声音吗？听，有，那个在血泊中躺着的中国人还活着吧。当问他是否需要喝水——这是人们可能给予他的惟一的帮助——他闭上眼睛，没有回答，屏住呼吸，装做已经死了的样子。很多可怜的伤员，由于缺少援助，留在这儿等死，因为红十字会并没有向中国人开展工作。”（（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清理天津城内的尸体，“三日尚未干净”。

根据目击者回忆，“俄国人杀人最多”。俄军大规模的杀戮地点是车站和租界附近。车站旁，“堆积中国百姓尸体数以千计”；而租界附近由于尸体太多，“不得不开放浮桥将尸体冲向下游”。一个叫做科罗斯托维茨的俄国军官后来这样写道：“天津似乎只剩下10万居民了，而过去有100万。”（（俄）科罗斯托维奇：《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见《京津蒙难记》，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第174～175页。）

中国人描述匪徒恶行的时候，大多用“杀人放火”一词，联军官兵杀人之后便是放火。大火烧毁了天津城内几乎所有的房屋，天津河东一带原来一望无际的房屋几天之后便成为一片空地。自马家口至租界周围，原来高楼林立，瞬间荡然无存。从法租界到城里的路上，所有的房屋均成废墟，至闸口的两里长街“亦不剩一屋”。从锅店街至估衣街口，直至针市街，所有的房屋全部烧尽。损失最大的是临街的商铺，隆顺、隆福、瑞蚨祥分号等财产雄厚的商号，资本上千万金，都被大火吞灭。

联军的烧杀行为，都是在“剿灭义和团”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当天津城陷入一片恐怖中的时候，天津义和团主要首领张德成、曹福田不见了踪影。一说是他们携带着政府发给义和团的巨额饷银逃亡的时候被帝国军队的官兵抓获；另一说是，尽管他们还原了一身普通农民的装束躲藏了起来，最后还是被愤怒的农民们揪了出来，死在乱棍锄头之下。

作为义和团的辅助组织，由年轻女子组成的红灯照的首领却落在了联军手里。那是在天津城防守崩溃的时候，她们带领着3000女子撤离火线。正首领是个叫做林黑儿的船家女，她手下的女儿们个个红衣红裤红灯笼，战斗勇敢，毫无畏惧。当她们撤退到河边乘上一条小船的时候，联军得知小船上是三个让千万义和团青年为之倾倒的红灯照首领，于是派出重兵将小船包围。三个女儿家在最后时刻跳河准备自尽，联军官兵纷纷下水抢功，结果正首领林黑儿死亡，两个副首领董二姑和刘三姑被联军送进医院救活。

两个红灯照的女首领身穿黑色内衣，外披五色绫罗绣着金纹的法袍。这是她们的“军装”。为了防止她们再次自杀，联军对她们施行了严密的看护，并且强迫她们进食，然后把她们装在笼子里，到处“展览”。帝国年轻的女儿那张依稀还能看出青春年华的脸上全是悲愤，她们站在笼子里看见围观的中国人人山人海。联军们给董二姑和刘三姑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拍摄了许多照片，各自寄回国内，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中国圣母。

《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琛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转引自余杰：《火与冰》，香港天地出版公司，第136页。）一个中华帝国的省级封疆大吏竟然被洋人当做公开展览并且收取参观门票的某种稀罕动物，这对千百年来一直把洋人称为“夷”的中国人，是一个最悲哀的讽刺。

帝国的大员“死于西夷”，但两个帝国女儿的下落却不见踪影。一介草民没有资格进入帝国的正史。有野史说，她们被送到西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展览”，在西方人对此失去了兴趣之后，她们被卖到了妓院。还有笔记说，她们很快在天津被联军秘密处决了。

年轻的帝国女儿们的音容笑貌永远令人神往。她们全部的妩媚来自于她们这样的一句战斗口号：“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这样的口号竟然从帝国的一群十六七岁的农家女儿口中喊出来，同时一无所有的她们情愿不顾千年闺阁古训而为之抛头露面并且生死由它，这怎么能不骤然间对数千年来趾高气扬地统治着一切的中国男人们产生一种难以明状的轻蔑。

与烧杀同时进行但持续更久的是抢劫。抢劫不但是战争的结果，也是战争的起因。抢劫是人类的天性，是战争最实质的内容。抢劫这件事在联军官兵心里比杀人放火重要得多。他们在军舰上狭窄闷热臭气熏天的卧仓里忍受颠簸的时候，在战斗中面对死亡和伤残的恐惧的时候，惟一能够安慰和鼓舞他们烦躁惶恐的心灵的，就是对“富庶的东方天堂”大肆抢劫的不可遏制的贪欲。

一个名叫萨维奇·兰德尔的英国人曾经写过一本名叫《中国与联军》的书，其中对联军对天津城的抢劫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在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无疑抢掠是应当受到谴责、惩办的严重罪行，但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既无民族尊严，又不尊重任何政府和法令，也不尊重他人和自己的生命，似乎除了掏他们的口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反抗，甚至可以打死他们，如果他们不说出他们的财物放在什么地方，则以枪支威胁他或污辱他的妻女。”（（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抢劫的首先是紧张激烈的竞争：“一群欧洲人、印度人、美国人与中国人疯狂地跑进跑出。那些拼命挤进去的家伙手中什么还没有，可是那些被人们从后面推出来的，却连站稳都不容易。在他们的头顶上、伸长的手臂上，有好几个装得满极了的箱子，里面是货物、成把的珠宝，还有皮子。人挤极了，挤得透不过气来，几乎要窒息死了。从大门挤进去时——那是最窄的地方，而人人都想马上进去——人们感到肋骨在承受前后左右的压力，可是一挤进去，是一个又大又黑的大厅。人们从这间房屋跑出来，又跑到另一间房屋里去。金属丢在石板上的响声，抢掠者粗暴的喊声，混杂在一起。”（（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许逸凡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

那些原来就居住在天津、对天津十分熟悉的各色洋人，熟悉地形、街道和目标，他们因在抢劫中比联军士兵的动作更快更有效而受到联军士兵的憎恨和妒忌，萨维奇·兰德尔说，联军的士兵们认为这“很不公平”：“城门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与法军到处奔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不是开着的，就马上一脚踢开。天津的外侨对城里很熟悉，这真是不公平，他们比英军士兵和美军士兵方便多了。英军、美军的士兵们只到处瞎碰，而他们由于没有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就不失时机地跑到造币场、盐道衙门、总督衙门，或者是最近的丝绸、珠宝店里。他们知道那里堆着好多值钱的东西。到了那儿，他们喜欢什么，就可以随便拿走什么，而他们愿意拿的却是纹银、元宝和金条。”

萨维奇·兰德尔接着按照各国士兵的国籍不同，描绘了各国士兵的“抢劫风格”——

英国士兵首先想到的是吃：他们进城的第一件事是开始在小胡同里、在人家的后院里狂追鸡鸭。驯服的家禽往往是不会剩下的。同时，英国兵还喜欢精致的东西，因为据说他们在这时候想到了自己的情人：哎呀，我的情人看见这些东西不知怎样高兴呢，她完全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于是，英国兵的口袋里装满了镀银的梳子、小雕花发卡、精致的首饰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银制品。一个英国水兵把足够一班人穿的丝绸衣衫堆在一块布上，他想拿这块布把衣衫包裹起来，但是怎么也包不好。他挠挠头，决心要把最漂亮的一件绣花绸衣送给他的情人，而较差一点的送给他的老母亲，因为她已经年老，老眼昏花，看不出差别来。把另外一件皮里子的送给她兄弟约翰的老婆，再把另一件金色的花缎送给曾经借给过他五先令的史密斯先生。（（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0

日本兵是“表现出自然而完全地欣赏艺术及艺术式事物”，“他们的抢掠的方式是沉默而安静”的：一只古茶杯、一只碗、一卷年久色黄的画轴、一幅毛笔画都比一捆值钱的丝绸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最想拿的是象牙玉器。每一个士兵细长的手上都有一只花瓶或者一只碟子，他们翻过来倒过去地审视，非常仔细地研究上面的图案。这些家伙们找寻外国造的钟表，银制的刻时、刻分的弹簧表使许多日军士兵高兴。除此之外，没有比乐器和八音盒更为他们所喜爱的了。尤其是当一件小巧精致的物品被日本人优雅而艺术家式地轻轻一触拿到手时，如果跟美军、俄军、法军或着英军的笨重得像香肠那样的手相比较，人们不免惊异了。看见日本人以那种优雅的姿势拿起或放下最小、最精密的物品时，实在是一种享受。（同上）

“美国士兵的情况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因为事后美国报纸说，美国士兵是“在中国惟一绝对没有进行抢掠的士兵”。“美国士兵绝不比其他国家的士兵更坏一些，但也决然不比他们好一些”。美国士兵身上没有“艺术气质”，更多的是“相当的商业才能”：美国士兵来到中国人住宅内的结果就像一场厉害的地震发生了一样。他们是卤莽的，举止和语言不符合欧洲人的教养标准。他们既不喜欢艺术的刺绣，也不喜欢稀有的铜器和瓷器。他们拣起高级官员家中一只保存了好几个世纪的值钱的花瓶，扔在地板上。摔碎陶瓷器皿的噪音，倒使他们不懂音乐的耳朵听起来欢喜若狂。他们是真正的军人，通常使我感到他们是对生活失意的人，经常在找寻财富。他们在有钱的中国人的房子中寻找的全是金条、银锭，最为他们喜欢的是4.25磅重的元宝。如果他们找不到金条银锭，他们宁愿什么也不要。当他们一找到手，为了立即换取现钱，他们总是很愿意把每个4.25磅重的元宝（按重量价值70元）卖掉，换取5元、10元、15元或20元的本地通行货币。(（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法国人是一群务实的家伙。他们"似乎不愿意拿走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他们挑选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大量需要的是"中国的棉布睡衣"，以为"改变他们的服式"。他们还需要各种食物和烟草：面对一堆银子，他们却把我引到有火腿的地方去。在一条胡同里，我遇到另一群法国人，他们对发现的东西欢喜若狂。当一只又一只火腿从店铺中传出来，堆放在路中央时，赞美之声从四面八方像暴雨似的倾泻出来。两三个法国青年出神地注视着逐渐增高的腊肉堆，当外面的腊肉已堆积成庞然大山时，店铺里又传来消息说，一间新发现的房间里还有许多火腿，这时，他们欣喜得简直要发疯了。（同上）

俄国人“除了金条、银块和毛皮之外，什么也不看重”，表现出“从西伯利亚来的野蛮”：他们可能是联军中最乱的人了，一切对他们无用的东西他们都是乱扔一通。他们特别喜欢珠宝，而且把戒指与手镯当做个人身上的装饰品。他们似乎对钟表里面的机械有很大的反感，除非他们听到里面的发条折断掉下来，否则，他们绝不会满足。一个哥萨克在一个中国官员家中找到一个奇异的艺术品，这是一只不比香烟盒子大的象牙盒子，一碰到弹簧，盒盖就打开，一只夜莺——体态匀称美丽而只有苍蝇那么的大——跳出来，栖息在盒子边上，在那儿像一只真夜莺一样地叫着，声音极为动听，在它歌唱的时候，喙一张一合地，尾巴摇摆着，两翼扑动着，甚至于颈部与腿部也能合拍转动。这个小鸟是瑞士造的，在盒子的题词上说，这个盒子曾经在几个著名的欧洲收藏家的手中待过，中国官员一定为它付出了一大笔钱。（（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联军士兵在天津城内普遍的、大规模的抢劫，是得到了联军指挥部的允许的——“要阻止抢掠是不可能的，当权者们于是采取了明智的方针，让士兵们为所欲为地抢一天。”

的确是“为所欲为”，但不只是“一天”。联军士兵对中华帝国平民财物的抢掠持续了两年之久，直到他们从这片国土上撤出去为止。

受到抢掠的还有帝国政府的财产。除了长芦盐道的数百万两白银被日本和美国士兵抢走之外，俄军洗劫了帝国政府的造币厂，将几吨白银全部运走。同时，天津道署、府署和县署的银库以及所有的工厂企业，全部被抢掠一空。联军还抢掠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掠获了三百多门火炮、大批弹药和各种“相当值钱的财物”。

搬运不走、装不进口袋的惟有土地和人民。

于是，列强们烧杀抢劫之后开始了占领和统治。

俄军认为自己参战的官兵数量最多，伤亡最重，因此功劳最大，最有资格首先行使占领者的权力。联军占领天津的第二天，即7月15日，俄国远东司令阿克谢列耶夫召集八国联军首脑开会，经过数天的磋商，于30日达成共识：由俄、日、英三国出面，各派出一名委员组成一个军事殖民机构，并把这个殖民机构定名为“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殖民机构成立之后，很快就颁布了同样是俄国人起草的《都统衙门章程》，宣布除了洋人的租界之外，联军有权管理所有的事务，并且殖民机构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这是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

“大年初一别作揖，一碰碰见法兰西，洋钱罚了两块一，你说点低不点低。”这是在任何时候都逗乐的天津人当时编的顺口溜。殖民统治的最大特点是把占领区的原居民不当做人看待。这一点从洋人政府的“司法解释”上就可以看出来：“只要中国人和洋人之间发生冲突，不管是什么原因，一律向中国人开枪或开炮轰击。”但是，中国的百姓不是财物，不会顺从地任由洋人肆意逮捕、处决和抢掠，表面上谦恭温顺甚至连走路都举着外国国旗的中国人，不久就被洋人们发现，他们“一个个不动声色，不可捉摸。”俄国记者写道：“常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人一队的士兵到中国住宅区或邻村去弄饲料，但却一去不复返了。他们闯进某个偏僻的胡同，碰上武装的中国人，于是便被人从拐角后面打死了。”（（俄）科罗斯托维茨《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转引自《京津蒙难记》，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为此，洋记者对“到底是谁野蛮”的问题发了一通感慨：

我不敢断言，究竟谁与野蛮人这样的称号更为合适，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人，为数达50万以上（指当时天津城内人口），没有任何权利，基于溶于血液中的悠久的民族纪律，在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指天津原来的人口），这个他们全力保卫的城市里，从未破坏过秩序，从未发生过骚乱，而是那些文明的外国人，他们砸坏银行、商店和衙门的门窗，抢劫银子，冲进住家，把财物洗劫一空，糟蹋妇女。一旦遇到中国人反抗便开枪行凶。究竟何人称为野蛮人更合适呢？（同上。转引自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99页。）

突然有一天，俄国上校凯列尔在海河左岸插上了俄国国旗和一块写有“奉军事当局命令占用此地”的牌子。俄国人的举动立即在各国联军中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平民的财物可以随便抢，但抢帝国的土地就得坐下来商量了，这是关乎占领区域的“重大原则问题”。俄国人的举动出自于历来对中国土地占有的野心，同时也出自于对战前英、法、美、德、日等国已经在天津拥有5382亩租界感到愤愤不平。插了牌子的俄国人甚至向各国领事发出了一封照会：

既然6月17日，中国朝廷的部队曾经联合义和团袭击由俄国部队占据的外国租界和火车站，并且由于6月23日俄军的增援，才解除了封锁，扫荡了海河左岸……那么，这块长约两英里包括火车站在内的土地，就已经成为俄国部队通过6月23日的战事行动而取得的财产……俄国不承认在6月16日军事行动开始后缔结的土地契约，所有中国的地产要在一个月的限期内呈验地契。（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01页。）

这份照会竟然宣称过去各国廉价强占的土地连同契约统统无效——俄国人依仗兵力强大，公开向各国索取土地，各国立即联合起来和俄国人翻脸。英国领事甘伯乐强硬地回答俄国领事：“英国认为凡是在英国领事馆登记过的土地契约都是有效的，不容许俄国对这些契约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查。英国根本不同意‘在6月16日以后签订的土地契约无效’这一原则。”日本领事的答复是：“俄国军队在海河左岸作过战并有伤亡，这一事实并不能构成俄国人就有特殊的优先权。这只是一个借口。日本士兵也作过战，也保卫过租界，因此对左岸也有同样的权利。”美国、德国等国也纷纷反对，只有比利时军队乘机也提出了土地的要求，因为此时该国在中国的天津还没有租界。

最后的结局是可以想像到的：已经惊慌失措的帝国政府索性满足了每一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土地要求：法国，2360亩；俄国，5474亩；德国，4200亩；比利时，740.5亩；意大利，77.1亩；英国，6149亩；日本，2156亩；奥国，1030亩。

没有划给美国人土地是因为他们的做法更加别出心裁。眼看着天津位置好的土地基本上被瓜分完了，再争下去也是无利可图，于是，美国人把租界原来属于美国的131亩土地“让”给了英国，然后堂而皇之地公布了自己“门户开放”的主张，宣称美国人“享有租界内的一切特权”。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租界美国都利益均沾，都等于是美国的。

在天津的占地矛盾还在争吵之中时，帝国的都城北京的局势愈加恶化了。

7月14日，刚刚进入天津的英军指挥官就收到了英国公使于7月4日从北京送出的密信，信中详尽描述了英国使馆的危机：“如果中国人不加强进攻，我们可以坚持数天到十天左右；如果他们下定决心，那就不出四五天了。因此，要防止可怕的屠杀，只有不失时机才行。”7月18日，又来了一个日本密使，由于他在途中被清军俘虏了四天，密信已经被他吞进肚子里，于是只有口头汇报：“使馆危机，帝国政府已经将北京的董福祥的部队调往天津方向。”7月25日，联军接到美国公使从北京送来的信：“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速来援救。”

从联军占领天津到从天津出兵攻打北京，之间相隔了20天。既然北京使馆的局势危在旦夕，而联军的“救援”却如此拖延，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联军各有各的小算盘，始终没有在出兵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顾虑最大的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英国人不希望自己在联军中充当无关紧要的角色，这和他们在中国的历史最长的利益不相符。但是英国人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去年，英国人卷入了自拿破仑战争之后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即为了抢夺南非的金矿而进行的布尔战争。“布尔”，荷兰文，意思是农民。英国军队和非洲农民的战争进行得很不顺手，伤亡惨重。后来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当时只有25岁的那位名叫丘吉尔的英国士兵就被“布尔”们俘虏了，差一点在丧命那片不毛之地。英国现在已是无兵可调。同时，英国人知道，在去北京的路上，定有上千万东方的“布尔”在等待着他们。

美国这个被老牌帝国主义们称之为“牧童”的年轻人本来不想参加战争。他们一直主张“门户开放”，主张世界的“自由贸易”，这个主张自然为对海外有领土要求的老牌帝国主义们所不容。再说，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刚刚结束，美国人并没有心思在遥远的中国打仗。要不是北京的美国公使康格一个劲儿地要求增援，美国人原来的心思是想先坐山观虎斗，后再决定自己怎么办。

德国人对帝国的深仇大恨起源于公使克林德的被杀。德国人喊出了“为公使克林德报仇”的口号，在本土组织了一支将近七千人的远征部队。德皇在动员讲话中说：“无须任何怜悯，决不留下任何俘虏。要像一千年前阿拉提率领下的匈奴人那样，为自己争得永垂史册的光荣。即使千年之后，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敢藐视德国人！”但是，从遥远的本土到达中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北京的局势已不允许等待。所以，与其派几个兵前进，不如不参加进攻，等增兵到达之后再出发。这就是德国人不积极主张进军，后来没有参加当年对北京进攻的原因。

而法、俄、日三国，尤其是俄、日，他们真正的意图并不是占领北京。他们知道占领北京没有意义，因为谁也不可能把中华帝国肢解，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个力量。他们感兴趣的是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法国人在中国西南，俄国人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只要在这些势力范围之内可以为所欲为，比和“大伙”一起占领一个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帝国都城强得多。

至于意大利、奥地利，国小力单，吃点“残余”就满足了，因此在参加向北京进军的联军队伍里，他们的军队犹如仪仗队，区区数十人，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

联军内部关于各国兵力对比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兵力的多寡，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联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华利益的分配。最想增兵的国家当然是距离帝国最近的日本和俄国。因为既然参加，就要当主力，以后在分赃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权利。日本的国力还不够强大，列强干涉日本向帝国归还辽东的事情仍令他们心有余悸，因此，北京使馆的局势越紧急，日本人越不吭声，他们的打算是各国终会主动“请”他们增兵。但是，各怀账本的各国政府似乎看透了日本人的意图，根本不提请日本人增兵的事。同样距离帝国很近的俄国人没日本人那样阴柔，早在联军攻击大沽口炮台的时候，俄国人就开始大举增兵了。有一天，俄国人的增兵到底令日本人坐不住了，日本终于向联军表达了增兵3万的计划。日本人的计划立即受到英国人的支持，英国明确提出“托日本人充当联军主力”——英国人想让日本人牵制住俄国人。但德国人担心日本出兵太多对自己不利，因为英法已经瓜分了帝国的南方，德国人担心自己占领的胶州湾会被一直觊觎着帝国北方的日本人挤占，于是反对日军当主力，更何况德皇有过明确的指示：必须避免日本人单独行动。

增兵的勾心斗角僵持了数天，北京使馆传来的消息令各国军队再次紧张了起来，这次的消息说：各国驻华使节的性命真的难保了。英国人于是赶紧趁机活动，并向各国保证“日军完成任务后不会留在中国追求特权”，同时宣称，如果日本人这样做的话，英国人将“用舰队来强迫日本履行他的义务”。暗地里，英国人怂恿日本人赶快增兵，并答应为日本政府提供百万英镑的援助。

各国无奈之下，同意日本增兵。日本政府立即命令驻扎广岛的第五师团火速赶往天津，由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少将山口素臣为统帅，这时候，日本在华兵力达到1.3万人，成为联军中各国兵力之首。

同时，各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尽可能地扩充了兵力：

英国从印度、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殖民地紧急调兵，兵力达2700人，以印度锡克兵为主，司令官盖斯里少将。

美国从本土和菲律宾紧急调官兵来华，即美国第14步兵团、第5炮兵团的瑞利连、第6团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兵力达3100人。司令官查菲。

俄国人更不甘落后，他们把旅顺和营口的兵力全部调到了天津，使其兵力一下子达到6627人。司令官林涅维茨。

法国人是从越南调的兵，多是越、寮、柬三国的雇佣军，兵力为1500人。司令官费雷。

意大利和奥地利无兵可增，依旧是“掌旗兵”，分别为50人和53人。

军队组织好了，接着就是谁当联军总司令的问题，各国吵得更是不可开交，从而使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一拖再拖。经过没日没夜的明争暗斗之后，最终德国人争取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但是，直到联军已经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时候，法国人仍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态，因为法、德之间的怨恨太深了。普法战争中，法国人战败，向德国人赔偿了近五十亿法郎，还割让了领土，即使此时共同去“救援”他们共同的国人，法国人与德国人仍是不共戴天。

1900年8月1日，组成联军的八个国家的军事指挥官确定：联军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为8月4日下午3时。联军总兵力3万人，其中1万人驻守天津，2万人向北京进发。具体的行军序列是：先头部队分三路前进，日本人为左翼，英国人为右翼，美国人为中路，其他国家的军队随后。

日、美、英三国军队组成的先头部队的兵力为：14050人，49门火炮。

俄、法、意、奥军队的兵力为5650人，34门火炮。

8月3日，联军指挥部下达的命令是：“携带一天给养，今夜露营时不许生火做饭。”

天津至北京，陆路137公里。

40年前，英法联军曾沿着这条陆路向帝国的都城前进，一路上用洋枪洋炮对付清军的大刀马队，整整走了一个月。而今，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手拿洋枪洋炮的帝国军队正等待着他们。

1900年8月4日凌晨2时，联军部队开拔。

联军官兵对开拔甚不满意，因为“一切都是匆忙的，没有军乐声，甚至没有吹号。”

史称的“八国联军”，实际上是“七国联军”，因为德国人最终决定等增兵到达之后自己再前进。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杂种杂牌军。各种肤色、各式军装、各自语言的口令，而且没有明确的总司令，谁也不想听从谁的指挥。

从在异国的国土上攻打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的都城这一军事举动上看，联军的行为近乎不可思议。他们不但兵力少得可怜，军事指挥和部署也混乱不堪，于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联军向帝国都城北京的进发都像是一次失去理智的自杀行为。

中华帝国北方盛夏的夜色依旧暑气蒸腾，还没有正式行军，所有联军官兵的军服已经被汗水湿透。这些来自异国的官兵们望着黑沉沉的前方之路，都心情忐忑地祈祷万能仁慈的上帝保佑他们能够活着回来。

5、翠扳指

联军刚出发就下雨了，这是帝国北方夏季突然而来的豪雨。天像漏了一般大水倾泻，顿时四野混沌，汪洋一片。在运河两岸泥泞的道路上，骡马拉着沉重的炮车吱扭扭地艰难移动，联军官兵们在雷电交加之中简直喘不过气来。军靴由于裹满了泥浆而越发沉重，开始是热汗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后来就突然感到寒冷了起来。前方是弯弯曲曲似乎没有尽头的乡村土路和铅色的天空，雨鞭抽打在茂密的庄稼上，嘈杂的声音和枪支马刀的磕碰声单调而沉闷。日落时分，雨停了，指挥官计算了一下，这一天仅仅前进了六公里。

这里距离阻挡在联军进军道路上的第一个军事目标北仓还有六公里。夜间不敢再前进，于是宿营。

联军指挥官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运河左岸的日、英、美军和右岸的俄、法、意、奥军从清军的两面攻击，为主攻部队；中路由俄军上校凯列尔指挥，配属一个俄军炮兵连和两个步兵连以及法军的一个野炮连突出在前，为佯攻部队。攻击计划做得果断干脆，这得益于联军对将要攻击的北仓的军事情报的掌握。和联军指挥官们坐在一起开会的，还有好几个中国人，他们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教民，在联军向北京的攻击行动中充当联军的军事侦察员和情报员。这几个中国人已经在联军的前面转了好几天了，他们穿的是当地百姓的衣服或者义和团的服装，清军在那个叫做北仓的地方修筑的所有防线对他们来讲已经烂熟于心。

北仓，运河北岸的一个小镇，官粮漕运线上的一个大储粮站，也是帝国军队的一个重要军火库所在地。小镇南北长约一华里，东西宽半华里，居民两千多户。居民们早已经跑光了，因为数天前他们就发现帝国的军队开始在这里修筑工事。帝国的工事基本上是沿着铁路修筑的，依托着军火库旁边的土堤，曲折蜿蜒，绵延数里。工事的不同地段上，部署了口径不同的大炮，炮兵进行了试射，制定了严密的火力覆盖方案。由于依托军火库，弹药充分，同时，阻击防线的正面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基本没有让攻击方可利用的地形地物，因此，至少在军事理论上说，这是一个理想的阻击阵地。

在这里防守的帝国军队是马玉昆部，兵力约八千人，另有少数聂军余部协助防御。当然，还有时而铺天盖地，时而踪影全无，人数从来令人捉摸不定的义和团们。

联军计划中的攻击时间是在黎明时分。

黎明来临前，各国官兵们都在极端的疲惫中睡着。只有日本人醒着。

日本人决心不受联军军事计划的约束，要单独干。这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他们不仅仅倚仗着兵力充足，更重要的是，他们倚仗着这个民族的一股武士心理。除了追求独自冲杀，独自牺牲，并且独自占有胜利成果的理想之外，还有一种自卑心理在作怪：在西方列强们面前，表现一下日本军人的无畏。

日本指挥官山口素臣把部下集合起来宣布：立即攻击。以“显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功”。

又下起了雨，是腻人的蒙蒙细雨。泥泞之中，日军无声息地出发了，兵力是8000人，和正面阻击的清军兵力基本相当。

4时20分，日军接近了清军的一线阻击阵地。随着一声枪响，双方顿时陷入混战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帝国士兵使用的大炮是威力强大的德国火炮，手中拿的是性能优良的步枪，因此日军的冲击队形立即混乱起来。日本士兵的白色军装在黎明前的昏暗天色中十分显眼，成为帝国士兵瞄准射击的醒目的靶子。日本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出尖利的惨叫声栽倒在泥水里。但是，“一个人倒下去，马上就又三个人填补上来”。

帝国军队的统领叫周鼎臣，他在第一线指挥战斗。日军不怕死亡的拼死冲击的情形令他回忆起甲午年间和日本人的战斗。和他一块产生联想的还有那些军官和老兵。那时日本人这种前赴后继的冲锋，给帝国的军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洋兵在打仗的时候，除了死亡就是胜利，他们没有被俘和投降的概念。西洋人是“鬼”，而东洋人是“半人半鬼”，比鬼更可怕。

双方士兵终于扭打在了一起。刚把一群日本兵赶了下去，又一群冲了上来。两个小时之后，东方显露出薄明的天色，防线前沿的泥泞之中，散布着二百多具帝国士兵和一百多具日本士兵的尸体。这时，日军后方的支援火炮密集起来：英军和美军的炮兵连也加入了战斗。于是战局开始逐渐明朗。联军的随军记者记载：密集的炮火开始把清军“驱赶出他们的战壕”，日军开始再一次大规模的冲击，“日本兵有的被击毙，有的受伤。一个士兵一边跑步一边射击，几秒钟后，他摇摇晃晃地，显然受了致命伤。他的同伴停下，搀扶他一会儿，但他还是倒下了，死在了他的战友身边。”（宝夏礼《津京蒙难记》，杨恩慎译，载《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北仓阻击阵地的第一道防线被日军突破。周鼎臣带领官兵退守第二道防线。

这时，各国联军按计划开始了总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日本人开始行动了，但他们还是按部就班地前进。由于怕踩上地雷，他们在庄稼地里走，但庄稼地里更加泥泞不堪，他们前进的速度极其缓慢。等他们接近前沿的时候，发现前沿阵地上已经飘荡起湿漉漉的日本国旗了。

帝国军队第二道防线的阻击是顽强的。没有理由说双方在军事实力上存在多大的差距，而且，至少在统一指挥上，帝国的阻击部队占据着优势。直到目前，进攻的依旧是日本一国的军队，虽然他们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在很长的防线上兵力不免分散。日本人的攻击全部暴露在平坦的旷野之中，除了决死前进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对日本兵心存恐惧的帝国官兵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攻击，甚至在局部上，帝国士兵还组织了反冲击。从那一刻看来，联军的进军至少要被阻止在这里了。

但是，一线铺开的帝国防守部队严重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常识：自己的侧翼是否安全。帝国军队可以说刚从一线进攻和一线防守的冷兵器时代的战术中醒悟过来，这种醒悟来源于洋务运动中办起的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战术的军事学堂。但是，外国教官也许没有认真地上课，或者，帝国的军官没有认真地听讲。在北仓这处真正的战场上，当帝国防线的背后响起日本人的冲杀声时，整个一线排开的防线骤然动摇。防线上的清军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正面冲击的日本士兵和这些士兵后面的炮兵阵地上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后——也许帝国的陆军与大沽口炮台上的炮兵一样放心于“身后是自己的土地”的想法。当上千日军沿着防线的边缘绕了五华里之远，快速迂回到帝国防线的侧后时，帝国军队阻击防线的厄运降临了。

当日军从一座被帝国军队掩护撤退的机枪严密封锁的小桥上终于冲过去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数顶帐篷、几面飘扬的大旗和摆成一片的热气腾腾的饭菜，他们知道他们的第一仗胜利了，因为他们占领了清军在北仓的指挥部。

这是1900年8月6日上午9时。从日本人开始打响攻击的第一枪算起，直到帝国军队丢失北仓防线，战斗持续时间是六个小时。

70名活着的帝国士兵被俘，当即全部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

联军伤亡332人，其中日本人为301人。

没有帝国官兵伤亡的统计数字。帝国残余部队退往杨村。

根据日本指挥官得到的报告，“中国军队在正前方，6门大炮，12面战旗，估计有六千多人。”

在这撤退了的六千帝国官兵中，众官兵护卫着一位帝国大员，他就是直隶总督裕禄。

日本人兴奋之余，很生气。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才看见美国兵出现，这些美国人说“他们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北仓在哪里。”——枪炮声在北仓阵地持续了数小时，岂有找不到的道理？突然，一伙属于英军的骑兵——全是些孟加拉人——挥着马刀冲了上来，他们大叫：“中国人在哪儿？”其实日本人知道，刚才战斗激烈的时候，这伙人一直藏在庄稼地里没敢露面。

孟加拉人还在往前冲，日本人朝他们的马屁股开了几炮。结果，这伙骑兵真的“接敌”了，他们和侧翼的俄国兵不明不白地打了起来，等弄清楚情况之后停火时，双方都出现了伤亡。

日本人的胜利并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效果，各国的风凉话让他们更加愤恨。有的指责他们不服从统一指挥，有说他们是想战后得到更多的利益，还有的针对日本军队出现的大量伤亡而评论说，日本人不懂战术，因此不能由此确立日本的强国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帝国军队撤退了，联军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阻击防线。更重要的收获是，联军官兵突然自我感觉良好起来：帝国的正规军不过如此。

联军立即向杨村进发。

杨村，距离北仓18公里，京津间重要的军事要地，繁华的商业重镇。帝国军队在这里部署了重兵，并且修筑有比北仓更完备的防御工事：以火车站为轴心，跨运河修筑了正面达5公里的高墙，铁路路基边构筑了坚固的单兵掩体。而杨村防御线的正面，比北仓地形更开阔，帝国军队甚至把一公里以内的庄稼全部砍了，为了使联军的攻击方向上更加一览无余。从兵力上看，在杨村防守的宋庆部队，加上北仓退守的部队，兵力达万人以上。

阻击战至此，还不能说帝国军队在北仓的撤退是一个失败。消耗了对方的有生力量和弹药之后，退到更有利的地点再进行战斗，应是正确的决策，因为，联军终究是外来的军队，是疲惫之师，帝国军队以逸待劳；联军是异国作战，帝国官兵甚至熟悉这里的每一棵高粱玉米；联军无论兵力和弹药，都是极其有限的，他们没有后方，无从谈到后勤；而帝国军队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杨村的阻击战，还是以帝国军队的全面崩溃告终。从双方接触到帝国军队的溃败，战斗时间仅仅90分钟。描述杨村阻击战是困难的，至少本着对阵亡在这次战斗中的帝国官兵的祭奠而把战斗描绘得动人心魄是困难的。因为正如众多的史料所称说，在杨村“很难说发生了什么真正的战斗”。

当时确实发生过“真正的战斗”，但是，战斗的双方竟然是联军自己，在某一瞬间还“很激烈”。

很长一段时间，对帝国的这段历史的叙述，尤其是在评价帝国军队的史论中，常常特别地突出外国联军手中的“洋枪洋炮”。同在叙述1840年的历史时毫无例外地说“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样。而到了60年后的1900年，依旧还将这样的说法当成是解开历史谜团的一把万能钥匙，无论出自于什么心理和目的，就学术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混日子的慵懒态度，甚或是不负责任和另有用心的。1900年中华帝国的军队事实上已是近代化的军队。帝国向洋人们宣战后，这支军队和外国联军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这支军队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冷兵器，装备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武器，火炮大部分是新购进的。联军官兵在战斗中常常发现对手使用的火炮的先进程度连他们都没见过。在帝国的武卫军中，士兵单兵武器是一色的新式毛瑟枪，而且还配备有机枪。1900年的战斗没有类似中国的弓箭手宁死不屈地向外国的大炮射箭的场面，这一点也许遗憾地大大降低了民族精神的赞美价值。虽然这个民族长久地怀念着国家军队的官兵拉弓射箭时的英姿。

帝国的弓箭手在拉弓的时候，为了防止和弓弦接触的手指被巨大的力量割裂，手指上要带扳指。扳指通常是生皮革的，后来有铜有铁。扳指戴在征服四方武士的手上，成为一种威武和力量的标志。但是，1900年，中华帝国的扳指却是用上等翡翠制作的，一枚万金，戴在那些帝国军事大员的手指之上，象征着特权和奢华。翡翠美丽而易碎，如同帝国的军队、民心和山河。

毕竟有人对帝国军队的衰败产生过巨大的忧虑，忧虑者不是戴翠扳指的满族大员，而是帝国政府中的汉族大员。19世纪，他们开始致力于推行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振兴帝国的军队。

早在1861年，由著名的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倡议和领导，帝国国内开始仿造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设立在安庆的军械所是帝国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汇集了当时帝国第一批新式技术人才。关于通过购买和仿造西方军事技术的方式装备国家军队的建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由林则徐提出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洋枪洋炮有了刻骨认识和迫于国内对付太平军战争需要，帝国政府明确了用西方军事技术增加帝国军队战斗力的政策，并把此政策称之为“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在给中央的奏折中，以购买和仿造军舰为例，展望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将给国防和民生带来的美好前景：

购成之后，访募覃嘶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58页。）

汉族大员们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兴趣表明，至少在引进和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上，中国人的步伐并不缓慢。曾国藩在1862年7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观看中国仿造的火轮船试航时的心情：

其法似火蒸水汽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汽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汽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汽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实验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文正公日记》同治元年七月初四。）

帝国中认为掌握西方的军事技术是强国之途者，倡议开办新式学校，引进现代知识培养科学人才，甚至建议把“制造洋机器”列入帝国选士的科举制度中。他们郑重地警告保守分子：

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俄、法、英、米（美）之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冯桂芬：《校庐抗议》之《采西学议》。）

至少自与国内太平军的农民进行战争的时候，帝国军队的装备开始大规模地改善了。19世纪60年代末，帝国的正规军人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其鲜明的特色就是部队所装备的西方先进武器的数量和种类甚多。这些正规军包括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左宗棠建立的楚军、李鸿章率领的淮军，还有豫军、东军、滇军和川军。这些军队不仅仅在武器装备上，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已经相当接近现代军队的雏形了，与帝国传统的军队大不一样。

帝国传统军队是八旗制度下的八旗军和绿营军。曾经多达六十万之众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一度是大清帝国国家安全的保证。以满族后裔子弟为主的八旗军，其官兵为了满族统治的利益而世袭从军，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享受一份军饷，而即使是最下层的满族子弟的一份军饷也相当于一个七品官的薪水，足可以养活一家数口。这些满族后裔们驻扎在全国各省，成为帝国政权的象征。但随着和平时期过于长久，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日见明显，浮夸柔弱的风气代替了剽悍骁勇的尚武精神，最后竟然成为了一群“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社会的畸形人——“八旗子弟”。为了加强已经极度废弛的军备，帝国政府开始使用汉族子弟，为此组成了绿营兵。但是，帝国与太平军造反农民的交战证明，由于观念依旧陈旧，绿营兵不堪一击，接敌便溃，成为一个历史笑柄。洋务运动对帝国军队的改造，最大之功绩是将以汉族子弟为主的绿营兵改造为“练军”。从1862年开始，外国教官便开始出现在帝国的新式军队之中，尽管满族贵族们以“玩忽其所素习”为借口，拒绝让八旗子弟接受西方式的军事训练，坚持练习骑马和射箭，但是，公子哥儿们手指上那价值连城但已与拉弓射箭无关的翠扳指，也只能算是大清帝国开国雄风的一种戏剧装饰了。

国家除了国防之外，同时也需要戏剧。

帝国北方的新式军队以北洋军为主体。北洋军队除了袁世凯亲自训练的陆军七千人之外，还有三支：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和宋庆的毅军。从1899年开始，为了加强帝国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北洋军的四支队伍重新进行了整编，编成武卫军，由帝国政府直辖，总指挥官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荣禄。

以汉族子弟为主的帝国新式军队洋枪在手，但是拿洋枪的人却还是地道老派的中国农民。他们对西方技术的渴望远不及对自己土地的收成那样感兴趣，除了洋枪的扳机之外，他们没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现代文明的各个层面。曾经是帝国新式军队教官的英国人戈登对此感到迷茫，他说，虽然不少帝国军官对洋人的步兵方阵很赞赏，但是“他们的士兵未必愿意排成这样的阵势”，中国士兵“甚至不想学习喊口令”。更令外国教官们感到丧气的是，帝国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不但为世界之最，而且还带有鲜明的“东方特色”。

清军的军官们谋取钱财的通常手法是“吃空饷”。名义上某军有官兵5000，实际上往往3000不到。上级核实兵员的时候，再临时从街头拉人充数。但是，5000人的军饷每月照例由中央财政拨出，多余的军官们全部私分。兵员不足，何谈训练？于是，遇到战事，一个在向国家领军饷的名单上有3000官兵的营，开赴战场的时候实际官兵竟然不足300，只好临时抓人顶数，最好抓的便是流浪街头的乞丐流氓。由于当兵可以聚敛钱财，穷人家的孩子想当兵得花钱，而富人家的子弟不想当兵，可以花钱雇佣。于是招兵又成为清军军官们发财的好机会，明知道这个兵是假的，却能够装作不知道。假兵的军饷由雇主支付，而帝国为这个兵支付的军饷，双份的军饷就这样装到军官们的口袋里了。

帝国军队装备是新式的，但是军官还是八旗子弟。只要在军队里当上个军官，就神气起来，而且军饷很高。1900年的绿营兵的月银一般是四两五钱，有时可以达到十两之多。拿袁世凯训练的“小站新军”来讲，相当于营长的统带的月银是100两，外加公费银300两。而当时大米的价格是每石一两五钱银子，即使军阶最低的士兵，每月的军饷也可以买大米三石多，相当与今天的近400斤大米，按照当今的米价，约折合人民币600元。而一个营长的月薪相当于今天的5000元人民币以上，更不要说高级军官的银饷了。尤其是帝国京城部队的军官，出门有成队的兵勇前呼后拥，比王爷还排场。因此上至王孙，下至贝子，都开始想办法在军队内“谋个差事”——当军官。结果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虽然戴着翠扳指的手里把玩着洋人精致的小手枪，但从来没看见过属于自己管理和训练的士兵。他们大多数连枪都不会击发。

帝国的军队军纪不好，是危害百姓的祸水。帝国军事制度中有一项值得夸耀的政策，那就是它从不征兵，因此大清帝国不存在“徭役”的问题。帝国采取的是募兵制，即把社会上的闲散人等，游民、惰民和失业者招募当兵，帝国真正是“好男不当兵”。士兵对百姓的骚扰甚至抢掠屠杀似乎是正常现象。一个外国记者曾经这样写道：“军队的到来对于百姓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帝国军队行军的沿途，一律由地方来承担一切供给，所谓地方，包括士兵们所遇到的所有的百姓。最害怕军队的是那些店主，只要军队到来，他们就尽可能关门躲避，如果遇到的是一支正开赴前线的军队，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声称要保卫自己的合法财产了。”（《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43页。0

1900年，当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满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捍卫帝国的国家安全了。而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一样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自己的军队。惊恐不安的中国人从来就忽视着帝国军队的历史沿革和存在现状。名声可进中国文学史的帝国末期诗人黄遵宪的两类诗歌值得注意，一类是对西方“奇技淫巧”的赞赏，另一类是对敢于与外来入侵势力顽强战斗的帝国官兵们的歌颂。他特别欣赏在南方打击法国人的冯子材，认为国家如果拥有这样的将军数十位，定能兴旺发达：“得如将军数十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中国文学史》卷四，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39页。）尤其是他为鼓舞士气而做的《军中歌》，被康有为曾称赞为“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灸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牵裾密线缝，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

戟门乍开雷鼓响，杀贼神先王。前敌鸣笳呼斩将，擒王手更痒。千人万人吾直往，向向向！

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艰险！攻城直攻金城坚，谁能漫俄延！马磨马耳人摩肩，前前前！

…………

（《中国文学史》卷四，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40页。）

帝国官兵的实际表现可以证明他们没有人读过这首诗，或者是读了但感受和帝国的文人们迥然相异。

说帝国军队在杨村的阻击一触即溃可能有点过分，官兵们确实进行了阻击。至少在联军接近铁路的时候，帝国官兵开枪开炮打了一下，然后就逃亡了。

真正的混乱却是联军自己造成的。先是从北仓向杨村的行军是一场混乱，荒野之中被雨水浸透的泥土松软得像是布丁，18公里路程，联军官兵们一直在泥泞中挣扎。沿着运河前进的部队更艰难，因为河水泛滥了，骡马炮车和官兵们一起时时跌进泥潭。俄军进军的速度快了一些，被英军误认为他们是调动中的中国军队，于是开炮就打，俄军当即出现伤亡。美军的运气也不好，正艰难地跋涉着，突然天降炮弹，美军一下子死了8个，炮弹是从他们的屁股后面飞来的，可以肯定不是中国军队的炮弹。更悲惨的是，当美军挨炸时，法军也把美军当成了中国军队，也开了炮，炮火直到美军不断地发出信号才停止。可当美军继续前进时，发现前边有军队在运动，美军以为是法军，没开炮，可事后证明，他们看见的军队正是帝国军队。

担任向杨村主攻的联军部队是美军。6日上午11时，美军第14团接到了带头攻击的命令。美国士兵怨声载道，因为他们实在走不动了，有的士兵被异常艰苦的行军折磨得发了疯，精神错乱地向自己的战友开枪射击。但是命令终究是命令，2000名美军开始冲击了。俄国人和英国人用火力掩护他们，还有那群孟加拉骑兵在远处使劲儿地呐喊助威。帝国军队的炮兵开炮压制美军的冲击，但是，几乎在帝国炮兵开炮的瞬间，联军反压制的炮火更加猛烈地响了起来。帝国阻击阵地上即将逃亡的态势犹如面临崩溃的河堤出现细小但可怕的裂缝一样。一小队美军从帝国军队前沿的侧后包抄上来，帝国士兵的逃跑势头迅速扩大。

也许由于帝国官兵溃逃的速度太快了，美军攻击的速度也显得很快，这时又发生了事故：美军已经占领了前面的一个小村庄，但是后面支援的英、俄炮兵的指挥官没有料到美军能够如此迅速地到达那里，于是依旧疯狂地向小村庄开炮轰击，结果把正在兴奋冲击的美军官兵炸得天昏地暗。美军立即派了个军官往后跑，想通知后方炮兵停止射击，可是炮火半天没见停止，于是美军干脆也架起炮，向英、俄炮兵进行还击。这场“战斗”持续时间之长，“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联军与帝国军队的战斗，直到美军再次派出的通讯兵到达后方指挥部为止。据说第一个向后跑去企图传达停止射击指令的那个美国军官是一个中尉，他跑到中途不是中了弹，而是中了暑，当时的气温高达摄氏40度。通过军医的抢救，美国中尉没有被热死，但“在几个星期之后才恢复知觉。”

杨村一战，联军共死亡28人，伤144人，其中倒霉的美国人死亡23名，伤42名。

日军可能接受了北仓战斗的教训，这次明智地没参加战斗，远远地当了一回观众。

还是没有帝国官兵的伤亡数字。

帝国官兵开始向蔡村溃逃。

在帝国军队的溃败中，直隶总督裕禄精神恍惚。从北仓撤退的时候，他就出现过这样的症状，呆呆傻傻的，木头人似的。最后被士兵们拖着往后跑，但他死沉地赖着不动，于是士兵们就轮流背着他跑，直到危险暂时解除的时候，才把他扶上马。这个帝国前线最高指挥员这两天的情形实在有点尴尬，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指挥部。他恍恍惚惚地跑到北仓组织阻击防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裕”字班子中的幕僚们没有一个跟着他的，都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战斗可以不指挥，但是“捷报”总不能不写，于是，“幕府无人随者，笔札待理，乃觅本地学究暂为之。”（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卷二之《裕禄自杀》。）他的一个部下终于找到他，这个部下听见裕禄的第一句话不是询问战况而是“想吸皮丝烟”，部下赶快把自己的烟袋掏出来送上，同时还给裕禄奉献了两双布袜子和一点可以吃的东西。这个部下敏感地发现了总督精神上出现的问题，于是“在裕公左右不离，恐其以身殉也”。（同上）之所以想到裕禄可能自杀，因为人们都看见了裕禄手里总是攥着把小手枪。杨村战斗开始的时候，裕禄一直坐在他一只大椅子上，那就是他的指挥位置，他想亲眼看见联军如何一下子就把自己布置的阻击线冲垮的。杨村之战，他的恍惚症状更加严重了，因为在整个战斗的进程中，他一个指挥口令也没发出，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一次，他没有丝毫准备逃跑的迹象，反而坐在那里静止不动。当战线崩溃，部下提醒他赶快逃跑，最好一口气逃到京城去时，他像没听见似的一声不吭，仍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呆滞木讷的表情，令帝国的官兵们惶然不知所措。

裕禄，字寿山，时年56岁，满洲正白旗人，喜塔蜡氏，监生出身。1867年出任直隶热河兵备道，次年为安徽布政使。1874年升安徽巡抚，1887年授湖广总督，因反对修卢汉铁路被降职。1889年调任盛京将军。1898年升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奇怪的人物，可能他的所作所为连帝国的御用史官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于是，如此身居高位的帝国大员，史料记述文字甚少，以至其面目含糊不清。近人以他作为帝国前线的总指挥而责骂他“丢失阵地”，“望风而逃”，甚至把他定性为帝国都城陷落的罪魁祸首。可翻遍皇家档案，就会发现他在执行帝国政府的指令上没犯什么严重的错误，而且，从对义和团的态度上讲，他还是一位“坚定地支持农民运动”的高级大员。他在义和团运动的前期和其他官员一样，是持镇压态度的，并且有屠杀农民的举动；但是，他一旦“转变”，就坚决地和义和团的农民们站在一起了，甚至成为一个义和团团教的“信徒”。不可否认，他的“转变”受到了帝国政府，尤其是受慈禧太后的影响。但是，像他这样“义无反顾”地支持义和团以及信奉义和团“法术”的高级大员，在帝国的官员阵营中实在少见。他曾主动联络天津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等人，将其请入衙门，当做上宾招待。在观看义和团“法术”的时候，因为坚信不疑而长跪不起，连连乞求神仙关照自己。他对义和团的附属组织、由年轻女子组成的红灯照更是充满崇敬：

拳祸甫作，乱民争奉之。初居于船，泊北门外大关口。船之四周，裹以大红洋绉。又有所谓三仙姑、九仙姑者，咸居舟中以侍之。旋为裕禄所闻，乃迎圣母入署，决休咎。圣母至，裕禄跪迎之。既坐督署大堂，裕禄入见，行三跪九叩礼，奉之若神明。礼毕，裕禄上言：“乞垂悯生灵，拯此一方。”圣母曰：“已，令神将用天兵火烧夷兵，不久灭尽。汝无忧！”有顷，圣母出署，裕禄复跪送之。（老吏：《奴才小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页。）

然而，“夷兵”并没有被“不久灭尽”，帝国军队的一次次的阻击却兵败如山倒。裕禄夹杂在逃跑的人流中，恍惚中心乱如麻。作为前线指挥，他应该率军拼死阻击，“以报国恩”，但是，他手上又有朝廷刚刚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已经命令李鸿章北上“议和”。既然政府已主张议和，军队干吗还要打？打狠了，背上破坏议和的罪名，等洋人和朝廷真的和好了，自己现在打得越凶，洋人们不是越要惩办自己？可是不打，或者打而失败，也一定是死罪。裕禄明确地感到该到自己死的时候了。在混乱的溃兵中跌跌撞撞的裕禄想到有必要写一封遗书，至少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把家人老小托付一下，然后再去死。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身边除了狂跑的士兵之外，根本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最后，帝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决定就样死了算了。

关于裕禄的死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说法来源于《景善日记》中所记的一句话：“裕禄之兵在北仓杨村蔡村等地，大败三次，裕禄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杀。”根据这一句话，后人设想为：仓促之中，裕禄逃进了一间草屋，抬头一看，竟是间棺材铺。他是一个极端迷信的人，突然感到这里是命运和神灵要求他死的地方，于是，举枪自杀。更有人发挥设想，说裕禄选择了一个质量最好的棺材，先躺在里面，把姿势弄妥当了之后，才扣动了扳机。

似乎老吏的《奴才小史》之一说更符合当时的战场紧张气氛和酷夏的炎热高温：

对胸自击，枪发，踬地乱滚，气未绝，其仆负之走。途次，死焉。顾仓卒不得棺，以板合为柩，以面糊于板。又不得衣衾，仅就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殓时，而蛆虫生矣。（老吏：《奴才小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页。）

就在裕禄自杀的同时，帝国的都城内，一支队伍正宣誓出京接敌。

这就是70岁的李秉衡和他率领的“北上勤王”的部队。

他是背负着“背叛”的名声而上前线的，只因为前些日子他还在南方官员联名敦促慈禧“议和”的奏折上签字，现在却要率众与洋人们血战去了。他到底是个“叛徒”还是个“英雄”，历史的记载一塌糊涂。没有争论的史实是，1900年8月6日，他带兵“赴前敌以御夷人”。李秉衡可以指挥的军队除了2000名武卫军官兵之外，还有先后到达北京“勤王”的地方部队：湖北部队张春发部10个营、曹州部队万本华部4个营、江西部队陈泽霖部10个营和登州部队夏辛酉部6个营。更为他的迎敌举动增添悲壮气氛的是，跟随他出发的，还有数千北京的义和团农民。这些义和团团员装束一新，精神抖擞，举行了大规模的“誓师”仪式，有史料特别记载义和团们跟随李秉衡上前线时手里拿的“武器”：

视师，请拨拳民三千人以从，秉衡先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3页。）

8月8日，联军向北京方向长驱直入，没有遇到抵抗。给联军造成困难的是官兵不断地中暑和食品的严重短缺。联军经过的所有村庄都受到彻底的洗劫，但是依旧不能满足联军的基本需要。联军洗劫村庄的时候，没有受到帝国村民的反抗，但是怪事还是不断发生。比如，行军中的日本军队听见了一声撕心裂腹的惨叫，过去一看，一个日本士兵不知被谁捆在一棵树干上，士兵的脚下堆积着的柴火正在熊熊燃烧。

这天，联军和奉李秉衡令驻守河西务的张春发部和万本华部接触。帝国的地方部队和义和团的农民们混杂在一起，在联军密集的炮火轰击下几乎立刻溃散。“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今北运河）为之不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更没有证据表明北京来的义和团和洋人们打了真正意义上的仗，尤其是“八宝法物”在战斗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威力。义和团们似乎仅仅在庄稼地里挖了一天的土——这才是帝国农民的真正本行。联军冲上来时，看见旷野之中到处都有挖掘的痕迹，如果这是在挖战壕的话，工程的规模之大让联军不免惊骇。

9日，李秉衡亲自率领的部队到达，立即与联军进行了短暂的战斗。在很快陷入溃败状态的时候，马玉昆带领官兵从杨村方向撤退到此了，李秉衡心里立即燃起希望，因为如果加上马玉昆的部队，帝国军队在河西务防线上至少有4万兵力了，于是主张和马玉昆“合队防守河西务，并力御敌”，但是遭到马玉昆的拒绝，理由是“寇众我寡，势不敌”。另外的原因很简单：马玉昆没有理由听李秉衡调遣。

11日，联军向通州城的攻击号吹响了，李秉衡如同裕禄一样，感到自己的死期已到。部队没有后勤支持，官兵们断了粮食。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帝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北京无法供应所需弹药，弹药要从“山东调拨”，这两天他给部队的命令之一就是：寻找民间铅器，就地熔化造弹。联军的炮声一响，李秉衡身边突然没人了，只剩下他从北京带来的几个幕僚。他对这几个幕僚说：“国运不济，无力回天，各位另谋生计去吧！”幕僚们纷纷散去，只有编修王廷相不肯走，投河自尽。

李秉衡老泪纵横，但是他不甘心。他带领一部分官兵趁联军向通州攻击前进的时候，想迂回到联军后面进行袭击，但是，在行进到码头附近的时候，“所部均不愿再战，相率退去。”

在被慈禧任命为“办武卫军事务”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绝望的老人李秉衡转身进入一间草屋里，“仰药死之”。

他留有一遗书，内云：“军队数万充塞道涂，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义和团史料》（下册）646页，转引自《晚清七十年》，（美）庞德刚著，岳麓书院1999年9月第一版，第439页。）

这个给帝国的历史骤然间平添了一层再也抹不去的伤痕的人，临死前才明白自己是“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没脸见任何人。

李秉衡的自尽，不是畏罪，而是彻底的绝望。

是日，荣禄入宫向慈禧禀报李秉衡自杀的消息，“君臣相对而泣。”太后言：“皆诸王公及拳匪所酿之祸，使国家至于此也。”（《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七月十八日。）

李秉衡自杀之后，前来“勤王”的四支地方部队立即失控，不战而退，狂奔三日。江西来的地方部队陈泽霖部的官兵一口气逃到山东济宁才停下来——这伙官兵跑到济宁不跑了，官兵们摆摊做起了生意，拍卖所掠衣裘首饰。

1900年8月12日凌晨4时30分，一声巨响之后，日军把通州的城门炸开了。联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帝国军队。驻守通州的帝国官员早就逃跑了，只有少数官兵留在城内，这些官兵虽然没有任何抵抗的举动，还是全部被杀。被杀的原因和过程很是奇特——竟然是通州城内的平民带领联军官兵把这些官兵抓起来的。《汪禳卿笔记》记载：

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73页。）

帝国军队在自己百姓的眼里，竟然如此。

联军在通州也没有放过屠杀抢掠的机会。10万通州平民当天经历了和天津城陷落时一样的巨大灾难：“合城之人，死六成，逃三成，有一成未动者，皆老幼残废之人耳。”（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通州，北京的门户。

战事发展到这时，连联军的军官们都感到不解，甚至心里颇不踏实了：在已经距离帝国都城仅仅还有20公里路程的地方，沿着脚下的这条大道就可以直接抵达北京城的齐化门（朝阳门），怎么会没有帝国的任何一支军队？怎么会不见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应该存在的都城外围的军事防线？

当各国的军官们得知日本军队已经派出先头部队，并且前进了将近10公里而“一切正常”的时候，轻松下来的内心陡然升腾起立即占领这个巨大帝国都城的冲动。夜晚降临，联军军官们热烈地讨论着作战部署，连日的疲惫、恐惧一扫而光，个个都像喝了烈酒一样，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塞满了不可遏止的贪婪。

洋人说：点起一个巨大的篝火，让大清都城里的人们看到，让他们发生巨大的恐惧！

6、水面上的繁星

荷花灯上市了。

今年中元节，帝国宫廷里破例没有京剧演出。往年的规矩是，从农历七月十五开始，颐和园的戏楼和前门外的戏园子一样，将夜夜灯火。剧目是固定的，是一个中国式的劝人行善、因果报应的故事，剧名叫做《目连救母》。和民间不同的是，乾隆年间根据这个故事专门编撰了宫廷大戏，改名为《劝善金科》，全剧主题纷杂，故事拖沓，长达240出，每天演出24出，10天方能演毕。今年宫廷里虽没有演戏，但还是照例举行了小型的盂兰盆会的道场，小太监们依旧把上千只玻璃荷花灯放到了西苑的水面上。夜色下，荷花灯亮晶晶地在平静的水面上漂浮，如同满天的星斗。

今年市上的荷花灯好卖。几乎家家都早早地把买来彩纸、南瓜、西瓜制作的水灯放进了护城河里，护城河一下像一条缀满珍珠的丝带。《京师竹枝词》云：“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入夜，破败的京城成了一座仙境般的瑰丽之都。

和往年不同的是，河里的灯多，观灯的人少，人们都待在家里，把房门关闭。在街上欢喜着的全是孩子，他们拿着买来的各式灯笼，买不起灯笼的贫穷的孩子，就把蜡烛插在荷叶上举着。孩子们一直闹到半夜。

已经分不清这个明显带有宗教意义的节日到底来源于什么教。道教有“太上三官”之说，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今天是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这是“中元节”的正宗来由，自汉以来便有此说。但是，今天佛教徒们也很忙碌，他们照例举行大型盂兰盆会，唱诵《佛说盂兰盆经》，据说第一次在这一天举行此法事的倡导者，是汉武帝。“盂兰”，梵语，意为“救倒悬”，佛教经典中为此有一个故事：一个叫做目莲的孩子自愿去拯救道德上出了点儿小问题而被倒悬于地狱中的母亲，孩子的真诚感动了佛祖，同时，孩子答应把“百味饮食”和桃、李、杏、栗和枣五种果子放进盂兰盆内，“以供养十方佛僧”，母亲由此得救。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没人再知晓这个故事，偶尔涉及这个故事也不是因为他们崇拜那个热爱母亲的孩子，而是因为一部流行甚广的武侠小说，在那部小说叙述的这个佛教故事里，孩子救母亲的时候，佛祖命令一群快乐的神仙去把地狱的大门打开，这群神仙的总称叫做“天龙八部”。

让京城人心里发生古怪联想的是和尚们往河里放的巨大的法船。船头立着猛虎图案，图案上有手持铁叉的“开路鬼”。后面站的是两位表情永远愤怒的鬼，即“黑白二无常”，其中白衣鬼为“白无常”，俗称“活无常”，手持一根哭丧棒；黑衣鬼为“黑无常”，俗称“死有分”，手持一个“勾魂牌”，牌上有字，云“你可来了，正要拿你”。船舱里的鬼达10位之多，虽然各具名目，但哪一位都不是好惹的，在鬼神名录上都归属于阎王爷之列。

夜晚的窗外，孩子们还在嬉闹，他们清脆的童音在夜幕下的京城里飘荡：“荷花灯荷花灯，今儿点了明儿扔！”孩子们的歌谣令大人们心里弥漫着的那种怪怪的滋味更加浓烈起来。

夏风吹拂，满城水面上的荷花灯荡荡漾漾地游动，犹如这座城市忐忑不安的氛围。

不知道京城人是否看见了联军在通州城有意点燃的那堆巨大的火堆。

洋人们已经占了通州，这个消息京城人不可能不知道。通州距离京城有多远，京城人不可能不明白。京城到底能否守得住，京城人嘴上不说，心里不可能没有个大致答案。但是，奇怪的是，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反而沉静下来，不那么慌张了，仿佛在等待什么，全城悄无声息。

没有人再议论自己的军队“又上去了多少”之类的话题了，到是从朝廷里传来的一条大臣的奏折流传了一下子。这个大臣奏折的内容是：建议发动群众，在洋人将要进攻京城的路上，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遍地插红旗，越多越好——“张旗为疑兵，百里皆满。”说这样“可以怵夷”。这个话题让大伙“笑”了一阵之后便没有下文了。接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又流传开来，令京城更加寂静下来，气氛更加怪异了。消息说：帝国的军队没有失败！所有关于洋人已到通州的消息全是假的。带领帝国军队和义和团出征的李秉衡不但没死，而且还获得了“空前胜利”！不信？听听皇上为此发出的“上谕”是怎么说的：

李秉衡奏，李秉衡、马玉昆、宋庆与西兵鏖战，共毙联军十余万人，实属奋勇可嘉，李秉衡着赏给双眼花翎，马玉昆赏穿黄马褂，宋庆赏加尚书衔，由户部拨出库银十万两，交李秉衡散给官兵，以示激励，并着带兵克复天津。钦此。（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和这道“上谕”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据说是洋人们失败之后向帝国政府“乞求议和”消息，而朝廷为此对洋人的答复是：要想议和，除非答应如下条件：

一、还通商口岸；

二、只许海口通商，不许上岸；

三、英法各国只称君主，不得称大皇帝；

四、不许学中国语言文字；

五、公使归理藩院；

六、琉球、越南各侵地须还；

七、税则由我国定；

八、都中不许立使馆；

九、不许传教；

十、要赔我兵费十千万。

口气倒像一个真正朝廷的口气。

尽管京城里不少人家已经住进了从通州方向逃难而来的亲戚，尽管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能看出来所谓“乞求议和”的虚假成份，但是中国人还是兴奋地传播着这种消息，流言导致的片刻快感让绝望的人们感到兴奋和幸福，在如同吸食了鸦片一样的暂短虚幻的快感中，中国人的愿望和现实彻底地混淆在一起了。这种近似狂乱的想像在苍白的头脑中逐渐扩大，最后竟然扩展到彻底清算洋人的25条——这个民族脆弱的心灵和奇异的想像力混合在一起，在1900年的动荡日子里发展到了极致。

皇太后召各大臣会议，立有“和约”25款，送交各国：

一、各国前所索赔款一律作废；

二、各国应偿中国兵费四百兆两；

三、各国兵船已在中国口者不准驶出；

四、各国租价照今加倍；

五、将总署交还中国；

六、康有为回国治罪；

七、所有各国教堂一律充公；

八、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

九、德国将胶州交还中国；

十、俄国将大连湾交还中国；

十一、所有教士各归其国不准再来；

十二、中国仍有管理高丽、安南之权；

十三、中国海关仍归华人管理；

十四、各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准进京；

十五、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

十六、日本亦须照乾隆时例入贡；

十七、华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场约束者归朝廷治罪；

十八、所有东西洋人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

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国游历；

二十、俄国西伯利亚及各处铁路均须拆毁；

二十一、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

二十二、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应加倍收税；

二十三、洋人商船到口者须先禀明该处守口中国兵官方准入口；

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

二十五、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民间弥漫着的是美丽的幻觉，朝廷弥漫的是恐怖的现实：抓紧最后的时间杀人。

7月27日，一群步军统领衙门官兵来到太常寺卿袁昶的家，“诡言诸大臣在总署相候议事”。袁昶立即上车，官兵扯下车帘，便告之袁昶不去总署了，诸位大臣都在提督府。骡车颠簸着疾驶而去。袁昶的家人当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但是，袁昶直到天黑也没有回家，一打听，人已经被关在了刑部。

比袁昶家人警惕一些的是吏部侍郎许景澄的家人。28日一大早，刚吃完早饭的许景澄还没把上衙门的官服穿戴上，仆人就送进来一张片子，说有个客人求见。许景澄说他要上衙门，没有时间见客人，仆人出去一会儿又回复：“客人说庆亲王请大人立即到总署，有紧急事协商。”许景澄嘟囔了一句。昨天散衙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紧急公事，是不是军事紧急了？于是立即出门。这时，机警的仆人拦住了他，说请大人的那位客人窥视内宅的神色令人怀疑，还请大人多加小心！于是，数个随从跟随许景澄上了车。许景澄的车刚出胡同口，立即被蜂拥而上的十几名营兵裹挟着往北而去。车内的许景澄感到方向不对，营兵们回答：“王爷召集会议改在提督，不在总署了。”车到提督府，营兵们让许景澄的随从们回去，说这里有人侍候大人，话说完，就把许景澄拥了进去，然后推进一间小屋，随后屋门被反锁。

正在疑惑的许景澄听见隔壁的小屋里有大声咒骂之声，仔细听，是太常寺卿袁昶的声音：“说我和许大人擅自改旨，证据何在？”他立即明白了什么，同时也糊涂了起来：改旨？改什么旨？

袁昶，一个清醒的、糊涂的、对国事认识深刻、对官场认识肤浅的、站在今天普遍的史观上着实无法评价的帝国官员——真真的是个性情中人。有人把他列入“和帝国主义穿一条裤子的中国人”和“庚子年代著名的汉奸”；也有人称赞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甚至有人说他“乃真勇者”，“最以气节学问著。”

袁昶以户部主事初登官场，任总理衙门章京，后以员外郎身份外放宁池太广分巡道员，又升江宁布政使。“戊戌变法”后，为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授太常寺卿。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皇家祭祀事务的机构，因为是个级别很高但没有什么实际功能的机构，戊戌变法时曾经被光绪皇帝下旨精简。变法失败后，这个机构又得到了恢复。三品官职对于袁昶来讲仅仅是级别的象征，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总理衙门。他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坚决反对对外宣战，立场从来没有含糊过。在满朝官员都被载漪的气势下吓得不敢出声的时刻，他一再上奏，鲜明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史料中至今完整地留有他措辞激烈的“庚子三奏”。

6月17日，袁昶在写给朝廷的第一封奏折中坚决反对义和团农民们的种种破坏行为：“杀教民，乱秩序，扰民生”，“焚毁卢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特别是破坏铁路和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内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他要求政府“治乱国，用重典”，“凡遇头扎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统统“密拿严办，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同时，他严厉指责姑息和纵容义和团的官员在“养痈贻患”：“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贻邻国之耻笑。”袁昶为此特别开列了应该“拿办”之人的“悬赏”的规格，价钱大得惊人：“缚献匪首所谓老师祖大师兄者，赏银二万两，立即超擢官阶。擒斩该匪团长一名，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奏折，是在载漪等帝国的大员已经把义和团引进了北京城，全城的官员都在“户户开门迎接”的时刻出现的。（袁昶的“三奏”，见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2～169页。）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在董福祥的甘军攻打使馆总是未果，京城内的教堂一片火海的时刻，袁昶在第二封奏折中说：“匪以仇教为名，波及使馆，复以攻使馆之故，波及官民。辇毂之下，任令乱军乱民纵横荡决，伊古至今，实为罕见。”“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夫以数万匪众，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使馆，至二十余日之久，犹未能破，则其伎俩亦可概见，尚得恃血气之勇，收御侮之效哉？”他坚决反对对外国使馆的攻击，认为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愚蠢举动：“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同时，他对各国调兵来华举动的真正的意图深感怀疑和忧虑：“今各国纷纷调兵，以带剿匪为辞，疑之者谓乘机窥窃，信之者谓其心无他，臣愚莫测其究竟。而拳匪种种无法，早当痛剿，已不待外人谆请，更何况外人代庖！”且“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此刻，袁昶已经感到自己的声音可能招致大祸，但是“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祈太后皇上圣鉴。”（同上）

第三次上奏的时候，可以说袁昶是真的不想活了。那时李秉衡到达了北京，慈禧重新坚定了与洋人决战的信心，满朝官员们跟在载家兄弟的身后欢呼雀跃，准备带领各地勤王部队和手拿各种“法器”的义和团出京迎敌。就在这样的时候，袁昶“请杀主持义和团大臣”的奏折到了慈禧的案头。不要说这是直接主张杀载家兄弟的奏折，其实奏折上主张该杀的人已经包括了慈禧本人。奏折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目前的局势已是危机迫在眉睫——“窃自拳匪众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擎全球。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袁昶这一次直截了当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并且公开主张只有杀了这些人帝国才能安定下来——“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他深刻地指出乱民可以“扶国”，同时也可以“倾之”，认为帝国造反的农民喊出“扶清灭洋”几同“以天下为儿戏”。且质问：“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如果“仅灭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之洋人，则洋人多于华人十倍。”因此，把这个包藏祸心的口号当做支持乱民的理由的官员“尤可诛”。袁昶最后货真价实地开列了应该杀的帝国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山西巡抚毓贤、直隶总督裕禄、甘军首领董福祥、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和启秀等，并且要求把附和这些官员的人“一律治罪”，不得因为是皇亲国戚就饶恕他们。他还要求，等国家一旦安定下来之后，再杀自己——“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同上）

据说慈禧看了这封奏折后，只说了一句话：“此为有胆之人。”

那天袁昶一回到家即对家人表示：“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在乱民手里，曷若死于司寇。苛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同上）家人围着他哭，他告诉家人自己以身殉国之后，他们是留京还是回南方老家，随便。

慈禧当时没有动怒而杀袁昶，是因为慈禧对袁昶的印象一直不错，她曾说过：“此人甚好。”其主要原因是“戊戌年曾以康有为之阴谋奏予知之”，由此而来可见袁昶在戊戌变法中反对变法的观点也直言不讳——那时他是站在慈禧的“后党”一方的，而现在，他显然是在光绪皇帝一边的，从这一点上看，无论历史给袁昶下什么定论，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一名投机政客。因此，在那群浑浑噩噩、蝇营狗苟、把国家当做赌场的帝国官员中间，袁昶的形象多少令人心头一亮。

而许景澄是个帝国官员中典型的懂洋务的人。他先后担任过中华帝国驻法、德、意、荷、奥、俄、比利时等国的公使，“戊戌变法”后被授予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兼礼部侍郎。他正督办修建铁路，是义和团们心目中典型的“二毛子”。在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是坚决主张宣战的大臣之一，后来帝国的战败使他经受了极大的官场风险。而今，他的观点和袁昶一致，坚决反对对各国宣战，而他知道这一次他要承担的政治风险更大了。许景澄特别反对对使馆的攻击，这个长期在国外担任大使的人，深知这是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他被列入死亡名单的原因。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慈禧对他产生怨恨的瞬间，是在决定宣战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那次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光绪皇帝拉住了许景澄的手，那个君臣相对流泪的情景让慈禧对许景澄一恨就恨到了只有杀之为快的程度。

即使慈禧有随意杀人的权力，杀帝国的官员也需要能够说得出理由。据说，袁、许二人的罪名是“擅自改旨”。所谓“圣旨”，是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给南方各大臣的一个圣旨，其中有“逐杀洋人”的字眼。但是，圣旨发出后，南方官员们并没有执行。李秉衡到北京后，慈禧就此事问这个从南方来的官员，李秉衡回答：“没有看到杀逐之谕。”这一下慈禧怀疑了起来，便命令刚毅等人查。结果，刚毅第二天就复奏，说是袁昶和许景澄擅自把圣旨改了，把“逐杀”改成了“保护”。慈禧勃然大怒。按照帝国的法律，擅自改旨应治以斩刑。

即使现在看来，刚毅的“调查结果”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袁昶、许景澄的家人第二天便慌乱了起来。身为帝国大员，说抓起来就抓起来了，连具体的罪名都没有，两家人连夜奔走探询，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第二天，一夜未眠的两家人得到了刑部提牢传出的消息，让他们准备红绳。帝国高级官员如果因罪被判死刑，绑赴刑场时必须要用红绒绳。两家人目瞪口呆。

没有审问。从被捕到行刑，没超过两天。

平时骄横十足的袁、许两家人顿时没了主意，慌乱地开始拿着大笔的巨额银票企图挽回局面，结果银票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听说刑部官兵和一伙义和团员已经押着囚车出了宣武门。两家数十口人赶到菜市口的时候，帝国大员袁昶、许景澄二人已经人首分离了。袁昶的脑袋滚落在一块草席上，这是有人事先向刽子手行贿的结果。因为没有事先打点，许景澄没能落得如此待遇，他的脑袋被砍落在泥沙里，鲜血和泥沙混合在一起，使他头颅面目模糊，家人几乎辨认不出。

由于死刑执行得迅速，刑场上的情形两家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依靠目击者的描述。监斩的是载漪的弟弟载澜和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徐承煜。时任刑部侍郎的徐承煜是个有趣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都是1900年间帝国官场上的滑稽角色，无论几天之后他父亲的死还是数月之后他的死，都死得十分富有戏剧性。

当徐承煜看见推着袁昶、许景澄的囚车远远走来的时刻，他和载澜的心情是愉快的，至少是被联军不断向京城逼进的消息弄得心情压抑以来难得的愉快。但是，在西方生活过多年的许景澄是见识过世面的，他始终在微笑，而袁昶可不那么老实，跪着听完圣旨之后，突然开了口。先和载澜斗嘴：

行刑之时，袁神色自若，言曰：“予惟望不久重见天日，消灭僭妄。”盖谓端王专横凶僭，蒙蔽太后之聪明也。澜公监刑，怒斥之曰：“汝为奸臣，不许多言！”袁毫无畏惧，仍大言曰：“予死而无罪，汝辈狂愚，乱谋祸国，罪乃当死也。予名将长留于天壤，受后任之爱敬！”（《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七月初三日。）

然后，袁昶扭头笑看许景澄，言：“不久将相见于地下，人死如归家耳。”

但是，袁昶至死也不明白判自己死刑的罪名是什么。在刑部大牢里，袁昶对许景澄表达了这种疑问：“死不足惜，罪名为何？”

许景澄笑道：“日后便知，何必计较！”

许景澄是明白的。他知道这个帝国肯定是完了。那些怂恿义和团和主张宣战的人，已经感到大势已去。联军攻破京城的时候不会太久了。既然大势已去，他们必定要在最后的时刻铲除在政治上和他们对立的一切人，以免这些人会告诉后人如此混乱历史中的一些真相。

没有慈禧的手谕，载漪一伙是无权斩杀帝国如此级别的大员的。在这个时刻，再愚蠢的人也该估计到局势的结局了，生死未卜的慈禧不允许她在政治上的反对者还活在这个帝国里。

几天之后，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被捕。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大臣中竟然有两位是满人。

时年62岁的联元被称为“满奸”。他是同治七年（1868年）的进士，字仙蘅，满洲镶红旗人，崔佳氏。在京城做了暂短的京官后，外放安徽任太平府知府，后任安庆知府、广东惠潮嘉道和安徽按察使。戊戌之后入京，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衙门行走。他的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的任命仅仅是数月之前的事情。在地方做官的时候，“皆著声绩”。在汕头，他因为严厉惩罚了和英国商人串通一起坑害百姓的中国商人而获得声誉。同时，这是个有独立思想的满人官员，常常因为大胆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而陷入险境。慈禧把光绪软禁起来企图废掉他的帝位时，联元竟然对着慈禧说出“皇帝当保全”的话，当时慈禧脸色就阴沉了下来，那意思是：皇帝当保全，难道你自己不当保全吗？义和团兴起之后，联元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宣战问题上以及杀洋人和教民的问题上，一直和慈禧唱反调：“前史，两国失和，无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护使臣之国为野蛮之国，今使署洋兵，不过千余人，聚而歼之，固非难事，然各国合而报我，不幸而京师不守，则其祸极烈。”（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6页。）为此，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慈禧一怒之下差点把他杀了。最后，这个载漪眼里的敌人终于被捕了，罪名是“任意妄奏，语涉离间”。

另外一个满人是立山。这是个以微寒的出身奋斗到拥有万贯家财的暴发户的典型，是无论官运还是财运都顺畅亨通的幸运人物。他本是汉军人，原名杨立山，从小以包衣身份入正黄旗，土默特氏。他由官学生起家，1875年任护军参领，1878年出任苏州织造，在这个肥差上任职达四年之久。1883年回京任职，揽了个承修南海工程的美差，完工后得到慈禧的欢心，赏了个二品顶戴花翎。他当过公认是最有机会发财的内务府大臣，同时还兼任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和镶白旗满洲副都统。1894年慈禧60寿辰的时候，他因为给慈禧进贡“玉石仙台”等名贵礼物而得到“加赏太子少保衔”、赐西苑门乘船、紫禁城内骑马等一系列“殊荣”。他的官运亨通和财源滚滚源于他的大量行贿和与大太监李莲英的亲密关系。他终于成为帝国的一个“豪富”之人，同时又是一个“风雅”之人。他善于鉴别瓷器字画，“收藏甚富”，同时爱好戏曲，广结京师名优。据说他的死和义和团们看上了他家的那座殷实之府有关。《凌霄一士随笔》中有对他的日常生活的描述，是立山的一个朋友所写，这位朋友称立山家“园林之胜，甲于京师诸府”：

自园门至后院，可循廊而行，雨不能阻。山石亭榭，池泉楼阁，点缀煞费经营。演剧之厅，原为吾家厅事，后归尚书，予为布置，可坐四五百人，时鸦片盛行，设榻两侧，可卧餐烟霞、静听词曲。男伶如玉，女龄如花，迭相陪侍，戏剧有不雅驯不合故事者，予为改正之，群呼为顾曲周郎。凡冠盖而来者，冬初则一色鸡心外褂，深冬则一色貂褂。王府女眷，珠翠盈头，小内监二人，扶掖而至，相见以摹鬓为礼。粉脂之香，馥郁盈室，复有时花列案，蓓蕾吐芳，春则牡丹、海棠、碧桃等卉，谓之唐花，夏则阑芷木香，秋则桂花满院，犹有沪上佳卉来自海舶者。雕檐之下，鹦鹉、八哥、葵花等鸟，悬以铜架，喃喃作人语，与歌声互答。酒酣灯斓，时已四鼓，宾散戏止，优伶各驱快车出城而去，此可谓盛矣。（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卷三之《立山之富奢》。）

家里有钱，人又善于交际，并且特别“开通”，又有不少洋人朋友，作为帝国高官的他，有时竟然穿着西服革履到处逛。他还是个花花公子，喜欢出入妓院。他的死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和一名叫做“绿柔”的妓女有说不清的干系——这名妓女同时也是载漪的弟弟载澜的相好，满城皆知他和载澜为此争风吃醋，问题是连王公载澜也不如他的钱多-“妓羡其多金，疏澜而亲立。”这是载家兄弟心里的一个大疙瘩。

但是，正是这么一个官员，在政治上却锋芒毕露，其固执爽快，倒颇是条汉子。和联元一样，他对光绪皇帝被软禁有点看法，在所有的官员都与皇帝尽可能疏远的情况下，他怕皇帝在软禁的小屋里受冻，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地给皇帝制作了个避寒的屏风送到瀛台。被慈禧知道后招他质问，他坦然承认，并请求惩罚。慈禧命令太监打他的嘴，他表示还是奴才自己打自己为好，于是“自批其颊，至红肿不堪”。他对人解释说，他这样是“不愿辱于阉人之手”。立山犯颜直谏的举动使朝野群臣惊愕不已，也使很多人对这个靠贪污行贿发财的花里胡哨的官员刮目相视。

义和团“举事”之后，帝国危亡在即，立山的政治锋芒更加尖锐。在慈禧召集的御前会议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吵成一团，主战的慈禧看了立山一眼，心里想，平时对这个奴才多有赏赐，这个人应该说是“自己人”，于是当着群臣问立山：“汝言如何？”谁知道，立山没有犹豫，立即脱口而出：“吾主和！”话音未落，在场的官员“莫不惊异”。载漪当即就骂立山“与夷通”。慈禧的表情难看了。帝国宣战之后，在载漪的带领下，早就盯上立山的豪富之家的义和团们终于抄了他的家，理由是有人揭发，立山暗中接济洋人，他的家里有一条通往洋人教堂的“地道”——这是彻底抄家的最好的理由。于是，立山的豪宅立即被农民们“焚劫一空”，立山本人也被捕入狱。在牢狱中的日子里，包括庄亲王载勋在内，许多官员为他求情，慈禧也没有杀他的打算。但是，在载漪的强烈要求下，慈禧终于动摇了。载漪说：“今不诛立山，明日恐将无及。”无法理解“今天不杀就来不及了”这句话的真实意思，但可以揣摩出载漪的另一番担心：洋人们真的要打进来了，如果是那样，立山这家伙肯定得意之极，与其让他得意，不如现在杀了他！

联元被押上刑场要被砍头的时候，突然刑场上一阵骚动，载澜骑着高头大马飞奔而来，在他的马前马后，一群义和团呼喊着，簇拥着。载澜的马后拖着一个东西，在尘土中乱七八糟的一团。马上就要挨一刀的联元竟然有心好奇，问：“此为何物？”有人应声：“立山大人！”原来，最后决定处死立山之后，载澜亲自前往刑部大牢，捆住立山的手脚，“系马后拖拽而出，及就刑，面目狼藉，气濒绝矣。”（《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65页。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六，清史委员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4页。）一个往日花天酒地依红偎翠的人物，在刽子手还没下刀之前，就已经成为一团凌乱的血肉了。

没有人敢为被杀的大臣们祭奠，包括他们的家人。在那个疯狂的时刻，哪怕做出任何一点表示同情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载家兄弟当做“汉奸”或者“满奸”而被绑在马后拖个骨肉分家，或可能会被义和团们当做“二毛子”、“三毛子”斩尽杀绝。

另外一个被判死刑的是已经79岁的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个老人直到不久前才当上了他一辈子都渴望的尚书。如果说他在官场上犯过什么“错误”，那就是他曾经表示过，不赞成立端郡王的儿子为皇储。现在，帝国把他抓起来的理由是：有人报告，在袁昶等人被杀之后，这个老头掉了眼泪。老人死后，尸体被放在一个破庙里，没有任何人敢去收殓，很久之后才去了一个人，是他的儿子。徐用仪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死在洋人没有进京之前，也算是福气。”直到帝国的灾难平息之后，辛丑年二月，徐用仪的遗骸才被护送南下。史书对此记载道：“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数省士夫，并致祭焉。”（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20页。）

只有一个例外。当立山被载澜的高头大马拖往刑场的时候，当立山的那团血肉在帝国京城的黄土中翻滚的时候，路边公然跪着一群人，明目张胆地“为立山大人送行”。这些不怕死的人是被大清帝国鄙视地称之为“戏子”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家喻户晓的名角，其中一个唱武生的，以善于演悲壮的古代英雄而名噪全国，他的艺名叫“盖叫天”。

此时，距离联军攻破北京城墙仅仅还有三天。

7、帝国的城墙

1900年8月的京城静静地躺在北方烈日下白茫茫的暑气之中。

在京城的正东和东南两个方向上，在被烈日烘烤得叶片曲卷起来的玉米地的边缘，在散发着强烈水腥气味的小河沟旁和遍布着夏蝉声嘶力竭的浓郁的柳荫下，时时闪出身穿彩色军服的各国士兵的影子。各国军队都派出了侦察兵。帝国的骄阳已经把他们晒晕了，他们仿佛觉得此刻正置身赤道。越接近北京城，越看不到中国百姓的影子，这让他们感到安全，同时也感到痛苦，因为他们找不到解渴的水井。他们不敢进村。快要中暑的时候，他们把头扎进河沟浑浊的水里，然后带着强烈的水草和鱼卵的味道，在望远镜里向他们想像中的帝国的都城窥视：远远的，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茂密的芦苇丛和黄得耀眼的土道的尽头，一道灰色的线在蒸腾的蜃气中漂浮。

那是世界上最高最长的城墙。城墙的后面就是这个巨大帝国的都城。

这个都城的结构早已经被联军军官们在地图上研究多次了，每一次面对地图，军官们都惊讶不已，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座城池像帝国的北京城一样坚固而复杂。

北京基本上是一个长方形的巨型堡垒，高大厚重的城墙竟然有四层之多，数不清的城墙大门把军官们弄得眼花缭乱。最外层的城墙包裹的是外城，西方人称“中国城”，因为根据这个帝国的规定，汉人一律居住在外城。外城共有七座城门：东便门、广渠门、西便门、广安门、左安门、永定门和右安门。内城，因为是满人居住的地域，因此被西方人称为“满城”或“鞑靼城”，这里有九座城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和德胜门。内城里面是“皇城”，西方人称之为“红色禁区之城”，有六座城门：大清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地安门、西安门。最里面是紫禁城，是皇帝居住的区域，有四座城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

高而厚的城墙不但即使使用炸药也不能轻易将其打开缺口，而且还是一个连体堡垒。城墙上的每个城垛都有射击孔，每座城门都有重兵把守的箭楼高高耸立，垛口和箭楼组成的交叉火力可以封锁到城墙下的任何角落。

联军占领通州的那天，1900年8月12日，在点燃让京城人“产生巨大恐惧”的篝火的同时，联军在通州召开了进攻北京城的军事会议，北京城的地图再一次铺在了联军军官们的面前。

在地图上，各国军官们再次温习了那些城门的名称，为了让军官们记住，一个充当翻译和顾问的中国教民详细地向军官们解释了每一座城门名称在汉字上的意义，比如“神武”和“德胜”是崇拜武功的意思，而“朝阳”、“阜成”有吉祥富贵的含义。最后也没把这么多城门搞明白的军官们领受了各自的攻击路线和目标：

俄国军队从通州出发向北，攻击目标：东直门。

日本军队直接向西，攻击目标：朝阳门。

美国军队沿运河前进，攻击目标：东便门。

英国军队走南路，攻击宣武门。

其他各国军队随后跟进助攻。

会议最后确定的行动时间表是：13日派出侦察部队，14日各国军队在距离北京五英里的攻击线上集结，15日正式开始攻击。

联军参加攻打北京城的总兵力为1.5万人。其中步兵1.375万人，骑兵800人，工兵450人。装备有大炮100门，其中野炮52门，山炮48门。

就在联军开会部署作战计划的时候，帝国皇宫里的慈禧太后依旧沉浸在从通州传来的“李秉衡大胜”的捷报的喜悦之中。京城距离通州仅仅20公里，快马送战报，顶多需要几个小时，但是，在李秉衡自杀24小时之后，战报才送到，而且还是个“捷报”。但是，下午的时候，真正的战报送达了：通州不但已经陷落，而且联军已经开始了攻击京城的军事行动。慈禧立刻慌张起来，这是她曾经预料但始终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慈禧立即想到了守城。她命令宋庆即刻进京，“商办城守事宜”，同时放出话说，对丢失阵地并且已经逃到南苑的马玉昆表示理解，说朝廷并没有问罪的意思，他本是个“忠勇可靠”的人，应该继续“统带营官兵丁，奋勇立功”。之后，慈禧向南方各省急电，要求各地的“勤王之师”火速北上。

京城大规模调集军队的行动仓促地开始了。慈禧命令荣禄和载漪等军机大臣们共同商定防御作战计划，但是，帝国高层的军事会议却始终没有能够正式召开，即使这几个帝国的重要人物坐在了一起，也是各怀心思，说话支支吾吾，态度躲躲闪闪，什么也没讨论，当然就什么都没有决定，然后匆匆散场了。这个时刻，整个中华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女人在慌乱地调动兵力，好在她的话还能够起作用。于是，帝国各军从13日下午开始，纷纷从各个城门涌进城内，北京城立即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八旗前锋和护军守卫紫禁城，神机营25个营、载漪率领的虎神营14个营、八旗和绿营兵2万人，分别防守各个城门；荣禄的武卫中军3个营把守西华门和天安门前大清门内的棋盘街，董福祥的武卫后军25个营防守外城的广渠门、朝阳门和东直门；另外，马玉昆部的1万人防守京城的南郊据点南苑。没有军事经验的女人的军事调动是混乱的，其中最倒霉的怕是董福祥部的官兵了，慈禧命令他们“立即出城迎敌”，于是上万官兵烽烟滚滚地出了城，但是到了城外，包括董福祥在内，谁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和仗该怎样打，背着洋枪拖着洋炮的队伍在烈日下沿着京城的东南城墙的外围毫无目的地不断地转着圈子。天黑的时候，慈禧的命令又到达了，内容是“无论行抵何处”，立即返城，“保卫城池”。结果在漫天暑气中整整转了一天的疲惫不堪的官兵匆忙进城了，他们坐在街道边上，在京城百姓好奇的围观下大口地喘气——依旧不知道洋兵们在哪里，仗该怎么打。

与此同时，慈禧开始频繁地召见她的大臣，整个下午到晚上数小时之内，召见荣禄八次，召见载漪五次，全体军机大臣被“叫起”也达五次之多，这个女人几乎没有时间“传膳”，全部时间都坐在她那间充满南方奇异水果和花卉的浓香的房间里，等待大臣们有什么可以御敌的好主意。但是，群臣跪在她的面前，“皆默然不发一言”。40年前，两国联军打到北京，就把帝国政府赶到了热河；现在的联军是除自己以外的“彼等”，有八国之多，群臣们，包括载漪等人，明白地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了。没有人说话，慈禧就发怒，但是不管她如何怒火万丈，就是没人吭一声，皇宫里死一般寂静。最后还是外面的禀报打破了沉默：涌进城的官军们“无人节制”，正在大肆抢劫钱庄和粮铺，京城里已经民心大乱。

此刻参加防守帝国都城的军队总兵力已达10万人以上，是联军兵力的8倍。

10万防御之军，从兵到官，竟没有一人能够说得出具体的防御作战的部署是什么。没有指挥作战的机构，没有战斗动员、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协同作战的实施计划，没有保障支援方案，没有战役和战术预备队。所有该有的都没有——没有一切。

13日夜晚。这一天是按计划联军向集结地点运动的日子。但是，各国陆续到达集结地点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俄国军队不见了。

这时，由俄军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的俄军前锋部队4个步兵连、2个骑兵连和一个有4门大炮的炮兵连已经出现在北京城东护城河边的一个小村庄里了。下午5时左右，斜阳照耀下的护城河水光粼粼。躲藏在一棵垂柳后面的华西列夫斯基看见了城墙上飘扬着的各色旗帜。

没有什么特殊的动静，眼前的这座城市仿佛在午睡。

迷惑之中的华西列夫斯基心脏狂跳不止。

俄国人决定提前行动。即使从最原始的战争原理上讲，谁先占领目标，谁就能在战果分配上占据最大的份额，况且摆在眼前的是这个世界上囤积金银财宝最丰富的一座城池。无论前程多么险恶，无论将要付出多大的牺牲，既然已经到了宝库的门口，便顾不了那么许多了。15日开始攻击，这是俄国人在军事会议上首先提出的计划，并且郑重地希望各国“严格遵守”，“以便统一行动”。但是，会议刚完，他们的前锋部队就悄悄地出发了。出乎华西列夫斯基意料之外的是，在向北京城外围运动的20公里的路程中，竟然一个帝国的士兵都没有看到，这让这个俄国贵族心里警惕了起来，他认为帝国的军队一定是埋伏在前面的某一个地方正等着他呢。中午的时候，果然发现“敌情”，在他的侧翼，突然出现一支武装队伍，黄皮肤黑眼睛。部队骚动了一阵之后，还是俄国的随军记者判断准确：这不是帝国的军队，而是和俄国人怀着同样心思的日本人派出的侦察分队。

一张写有“日本人想提前进攻北京”字样的纸条送到了华西列夫斯基手上，这个参谋长用俄语大骂起日本人来，同时命令自己的部队加快前进速度。

与此同时，日本指挥官也向部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13日晚22时，突然天降暴雨。无论是帝国的守军还是准备攻击的俄军，都藏起来躲雨了。一个小时之后，雨突然停止了。

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黑暗中乱枪响起来，然后一名俄国海军士官跑了回来。这个海军士官叫格尔斯，是自愿第一个冲锋的，因为他是俄国驻华公使的儿子，他决心救出自己的父亲。但是，他带领的小分队靠近城墙的举动立即被城墙上警惕的帝国八旗兵发现了，这些八旗兵即使在暴雨倾盆的时刻也没有放松巡逻，几排枪便把格尔斯打了回来。俄军立即重新寻找攻击位置，结果摸到了东便门的前沿。和格尔斯的遭遇不同的是，这里的帝国官兵正在帐篷里睡觉，俄军扑上去便用刺刀突刺，没有被刺死的帝国官兵仓皇奔逃，哄散于黑暗之中。

夜色中的东便门城门暴露在俄军的目光之下。这是13日夜半与14日凌晨交替的时分。

东便门，北京城东南通惠河边的一座偏门，是1553年明嘉靖年间修筑北京外城时，在外城东面开的两座城门之一。外城东面正式的城门应该是广渠门，为了出入城方便，特地另外开了一个小门，称“东便门”。虽然它属于外城东面的城门之一，但开在城墙的拐弯处，大门不是朝东而是朝南。

俄军的大炮对准东便门的大门开始轰击，炮手瞄准了城门的门闩处。

俄国人一炮射出，帝国都城满城皆惊——这是1900年联军进攻北京的第一炮。

中国的城门，即使是这样一个偏门，也依然十分坚固。双层的厚木，加上铁板的保护，炮弹打上去好像不起什么作用。俄军炮兵连续向同一个点轰击，整整轰击了数十炮，时间长达两个小时之久，突然，俄军官兵欢呼起来：东便门城门终于被轰开了一个洞。

无法解释在俄军炮兵近距离轰击东便城门的时候，帝国的守城部队干什么去了。正在攻击的华西列夫斯基的俄军加上炮兵也不过千人，仅仅是俄军小小的先头部队，只要帝国守城部队主动发动一次小小的反冲击，华西列夫斯基如果不死，也肯定会夹杂在他的官兵中狂逃。同时，按照一般的防御规律，城外数里之内都是前沿，前沿的帝国军队如与守城部队合击，俄军连城门都看不到便会遭受伤亡。

但是，帝国的任何反击都没发生。

14日凌晨2时，俄军冲进了东便门。

以后发生于东便门城门内的战斗，是俄军自开始攻击以来遭受的一次真正的抵抗，原来帝国的官兵在城里面等着他们呢。城墙上的帝国官兵向冲进城门的俄军猛烈射击，有一些帝国官兵同时冲了下来，和俄军开始搏斗，俄军立即被赶了出去。华西列夫斯基命令骑兵连参加冲击，这些哥萨克人挥舞着他们善于使用的马刀蜂拥砍杀，东便门城门又丢失了。

天亮时分，占领了外城的俄军开始向内城攻击。但是，俄军发现他们的对手和一般的帝国官兵的装束不太一样：白色的衣服，蓝色的尖顶帽子。这些装束奇特的帝国官兵簇拥着一面红色的大旗，旗帜上绣着一条金色的龙，这条中国人虚幻出来的动物在红色的旗帜上扭动着，于满天的朝霞中熠熠生辉。

这是董福祥的甘军。这支军队原因不明地没有把使馆攻打下来，如今的决死表现令人惊讶。甘军官兵从城墙上的每一个垛口后连续不断地射击，大炮从城墙上直接瞄准，冲击中的俄军顿时乱成一团了。拉炮的十几匹马瞬间便都被打死，冲在前面的炮手全部负伤。包括上尉戈尔斯基在内的军官也负伤大半，俄军仓皇后退，撤退到城墙东南角落的数间民房里。

这时天大亮，俄军们看清了一切。他们看见帝国官兵们突然向他们藏身的民房呐喊着反击而来。在丢弃武器、伤员和尸体之后，俄军终于被赶出了外城，也就是说，整整一夜的攻击后，俄军现在又退回到了原地。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俄军突破东便门”战报的俄军主力到达。

得到兵力补充的俄军立即重新开始冲锋。

早晨6时，俄军第10团团长安丘科夫率领部队发起第一轮冲锋。安丘科夫骑在马上高举马刀，身先士卒。但是，对面的甘军阵地上也同时出现了一个指挥官的身影，这就是董福祥。这个被慈禧骂为“强盗”的帝国军官毫不隐蔽地站立在高处，挥舞着一把锋利的中国战刀，大喊：“退者立斩！”

在帝国官兵的阻击和反冲击下，俄军很快就退了下去，留下一片尸体，其中包括安丘科夫，这个俄国团长当胸中了一枪。

恼怒的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刚站起来想喊什么，立即被蜂拥而至的子弹包围，话音未落他也栽倒了。数名俄军官兵上前企图把参谋长抢救下来，但是，甘军的步枪手们似乎看到了这个令他们发泄仇恨的时机，更加猛烈地封锁了华西列夫斯基身边数尺的范围，结果企图抢救参谋长的俄军官兵一个个地倒下，没有一个俄国人能够活着接近在流血中大声呻吟的华斯列夫斯基。这样的封锁居然持续了三个小时，其中两名企图把华西列夫斯基拉出死亡之地的军医都在接近他时负了重伤——一个被子弹打穿了脊椎，另一个腿被打断了。

14日中午的时候，俄军仅仅攻占下外城的一角，而攻击内城的战斗没有任何进展。被甘军官兵的子弹封锁在瓦砾之中、血已经快流尽的华西列夫斯基只有仰望着异国的天空祷告了。

日军司令官山口素臣从先头侦察部队的口中得知俄军提前开始攻击行动的时候，后悔日本动手晚了一步。他立即命令部队出发，同时，把日军开始行动的消息通知了英、美两军。这个日本将军的用意是：万一日本人拿不到攻占北京的头功，也不能让俄国人占到便宜——在日本人心中，世界上最阴险的国家就是俄国。

日军攻击的目标是朝阳门，开始攻击的时间是14日早上7点30分。

在朝阳门城墙上防守的还是甘军。日军刚开始攻击，甘军官兵们就看见自己的最高长官董福祥到了现场。董福祥和俄军在东便门打了一夜，一脸的硝烟和疲惫，但那柄锋利的中国战刀依旧在他的手上。他站在朝阳门的城墙上，说的还是那句话：“退者立斩！”

帝国军队的火力是猛烈的。从朝阳门外的东岳庙里冲出来的日军冲击到离城墙还有数百米距离的时候，就出现了严重的伤亡。步兵受阻之后，日军开始集中炮火轰击朝阳门城墙，双方开始了猛烈的炮战。在炮战的间隙，日军组织了几次对城门的攻击，但都失败了。城墙上的甘军好像越打越多，原来董福祥把防守内城崇文门和正阳门的甘军全调到这里来了。

朝阳门的炮战，是帝国历史上少见的激烈炮战。甘军调集了可能调集的所有的大炮，向日军的炮兵阵地以及冲击的步兵进行了密集的炮击，而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日军得到了跟上来的俄军预备队炮兵的支援，使在这个方向上联军的大炮达到五十多门。联军的炮群统一指挥，集中火力轰击朝阳门和东直门城楼，使这两座城楼成为一片火海。轰击的同时，夹杂着步兵的一次次冲击。帝国军队没有预备队的概念，所有的兵力全都铺在第一线，在日、俄炮群的连续轰击下，城墙上出现大量的兵力减员，由于得不到兵力补充，战斗力逐渐地低下来。按照战斗的基本战术，如果在这样的僵持中，帝国其他部队如能配合行动，从无论那个方向进行反冲击的话，至少可以缓解甘军的压力，让他们得以喘息，而且日军所有的兵力加在一起，也不足七千人。但是僵持的状况如日军所愿，就这样僵持着。猛烈的炮击和持续的小规模步兵冲击一直僵持了整整一天，天黑下来的时候，日军认为时机到了。和攻击天津城一样，日军组织了敢死队。敢死队同样是抬着巨大的炸药桶，一波接一波前赴后继地向城墙接近。甘军拼死阻击，但是，枪声逐渐稀落——城墙上帝国官兵的尸体已经成堆了。

突然一声巨响，日军敢死队终于把朝阳门城门炸开了。日军步兵蜂拥涌入。

这是14日傍晚。

激烈的北京城攻防战似乎就这样接近尾声了。

和俄军和日军比起来，美军似乎“幸运”之极。美军严格地按照联军的计划，14日早上才向攻击目标进发，这时，俄军已经占领了东便门，日军已经在朝阳门开始了多次的攻击。当美军到达他们要攻击的广渠门的时候，令美军奇怪的是，他们的接近并没有受到严重的阻击，好像帝国的军队顾不上这段城墙了。他们刚一到达广渠门，受到帝国守军的射击后，美国兵们立即藏了起来，看热闹似的看着俄军和帝国军队的激烈战斗。看着看着，美军司令沙飞看出了门道：有一段城墙上好像没有任何人防守。于是，他派出了一个小组，徒手往城墙上爬。帝国的城墙由于修建年代久远，墙体上砖缝很深，美军很容易就爬上去了，更幸运的是，这段城墙上真的没有任何帝国官兵守卫。这个现实即使今天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10万守军，就是简单地排列，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在一段城墙上出现没有人的状况，况且这段城墙还是联军攻击的主要方向上。大量美军已利用临时制作的软梯，未发一枪一弹地登上了城墙。占领了广渠门这一段城墙的美军立即向两边冲击，帝国官兵对城墙上突然出现的攻击猝不及防，纷纷撤退。

美军的伤亡似乎正是来自他们如此顺利地登上了城墙。他们在城墙上立即遭到了炮击，炮击来自俄军和英军。美国人立即把美国国旗树了起来，联军方面的炮击停止了，但是却又招致帝国炮兵的猛烈轰击。美军指挥官在城墙上向下看，把中国炮兵阵地看个清楚，于是命令炮火压制。美军居高临下地架起大炮，很快，压制起到了明显的效果。美军官兵爬下城墙，从里面打开了广渠门的城门。

比美军更幸运的是英军。当知道俄军和日军都把攻击时间提前了的时候，英军司令盖里斯并没有着急。他手上有一个“绝密武器”。还是在刚刚攻占天津的时候，从北京使馆里冒死突围出来的那个中国教民，除了报告北京使馆的情况之后，还给了盖里斯一张小纸条，上面画着北京内城使馆区旁边护城河水面下一个秘密水门的具体位置。这个水门直接与英国使馆相连。盖里斯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当俄军在东便门外躲避暴雨等待攻击的时候，英军还远在通州城内没有出发。英军到达北京城下的时候，已经是14日上午11时了。他们观察了一阵子后，便向广渠门攻击，但是由于美军爬上城墙的举动，英军冲击广渠门时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他们冲进了城门，看见了帝国守军的一个炮兵阵地，大炮整齐地排列着，但不见中国官兵的影子。英军立即占领了天坛，然后按照那张小纸条上的图画寻找水门，没费什么周折便找到了。盖里斯带领官兵下水，摸到了水门，砸开铁栅栏，一身污水臭气的英军官兵冲进了使馆——英军等于没有经过战斗，便进入了北京的内城，而且直接到达了联军的军事目标：东交民巷。

英军冲进使馆之后，美国使馆人员站在房顶拼命地打旗语，旗语真的让不知道如何就进了内城的美军看见了，于是美军也跟着钻水门到达了使馆。

联军竞争的是谁先到达使馆。结果，最先行动，并且伤亡极大的俄军反而落了个第三。

最后进入使馆的是日军。日军的伤亡最大，因为他们在攻占朝阳门之后，在接近使馆的路上受到了帝国官兵的节节阻击，激烈的巷战令他们损失惨重。

随后，法、德、意、奥军队陆续到达使馆。

北京城陷落。

8、仓皇之晨

14日一整日的枪炮声已经令京城人心惊胆战。家家紧闭门户，店铺更是上了门闩，街上除了慌张奔跑的官军、飞奔传送战报的马匹之外，不见一个百姓，整个城市如同一座空城。

这一天，罕见义和团参战的记载，史料中零散有记，但大都说话含糊，仅仅是参战者“又有拳民五万”，但这五万义和团如何参战、在那个方向参战，未见具体记录。也没有帝国百姓奔赴前沿和援助帝国军队的记载。史料中仅这样一则：

某巨室二女演红灯照，与拳匪相表里，自谓遇敌以扇煽之，立化为尘，迨与俄人战，二女登城，闻枪炮声惧甚，几坠城下，法术未及施，竟狂奔返家。（《海城县志》，载《义和团史料》。）

下午的时候，有传闻说，洋兵已经进城了。街上突然混乱了起来，男人们惊慌地奔走，企图打听出实际情况，并且从中得出自己的判断；但是实际情况始终没有打听出来，到是看见多处房屋在燃烧，大量的伤兵被抬了下来，没受伤的官兵开始挨家挨户地抢劫，到处响起砸门声、哭喊声，这些声音和枪炮声混合在一起，帝国臣民的精神开始崩溃了。

被一夜的枪炮声弄得几乎没有合眼的慈禧太后再次召集了御前会议。

慈禧开口便问：“洋兵是否抵京？尚距离多远？”

没人吭声。

慈禧声音颤抖：“你们，哑巴啦？！”

载澜哆哆嗦嗦地说：“老佛爷！洋鬼子来了！”

刚毅说：“一队兵进了天坛了！”

慈禧恍惚地问：“恐是回勇，从甘肃来？”

中午刚过，街上流传出一条“好消息”，说回兵从西北开到了京城，来保卫皇上来了。不少人“证实”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看见了回兵进了天坛——而那正是英军占领天坛的情形。英军中有不少印度雇佣兵，这些印度兵头上和中国的回兵一样，缠着一块白布——慈禧的幻觉和街上百姓的小道传闻惊人地相似。

刚毅说：“不是勤王的回兵，是鬼子！”

载漪主张按照咸丰年间的做法，让太后带着皇上和皇储躲到热河去。

慈禧没有表态，只是命令载漪、荣禄和庆亲王等大臣都到前线上去。慈禧的意思是，别以为有了守城大臣，你们就可以不管了！

散朝的时候，大臣们听见了慈禧的一声叹息。

三个帝国的重臣都没有按照慈禧的旨意上前线，但是这个时候跑回家恐怕也不合适，于是一起来到煤渣胡同的神机营指挥部。此时正是朝阳门陷落在即，从南面进来的英军和美军已经到达使馆。东面的枪炮声紧一阵慢一阵。三个人干坐着没什么可说的话，更没有可干的事。庆亲王焦急地来回踱步，载漪脸色由于恐惧而苍白，荣禄却吩咐下人上街去买西瓜。西瓜真的买回来了，切开来黑籽红瓤，荣禄一个人大吃特吃。

就这样沉默了近两个小时，庆亲王终于开了口，试探着说，要不先挂白旗，停住了炮再说。载漪和荣禄还是没吭声。

没吭声就是同意了。

庆亲王的命令传了出去。

帝国都城的所有城墙上都出现了表示投降的白旗。

但是，该日本人倒霉。东直门上的守军在挂出白旗后突然后悔了，扯下白旗继续开枪开炮，让准备接受投降的日军死伤不少。

但此为最后一战。

三个重臣一直坐到天黑的时候，传来的报告是：京城所有的城门全部失守。

三个人立即站起来，出了门。庆亲王和载漪往西跑，荣禄往北跑。

大清帝国政府的指挥部就这样散伙了。

在联军已经进城，帝国防守城墙的部队基本上放弃了抵抗，董福祥带领残部已经逃出彰义门往西而去。这时候，皇宫里的慈禧正在做着一件千古流传的事情：把光绪皇帝心爱的一个女人珍妃弄死了。

关于这件事情的大多数记载和描述都为：15日早晨，慈禧匆忙逃亡的前一刻，仿佛是突然想起来了，皇宫里还存在着这么一个被她关押的人。但是，根据当时跟随慈禧逃亡的一个贴身宫女的回忆，这个故事发生在14日下午，也就是说，慈禧并不是在匆忙中顺便做了这件事的，而是把它当做如同催促军机大臣上前线一样重要的事情来处理的：

我记得，头一天，那是七月二十日（西历8月14日）下午，睡醒午觉的时候——我相信记得很清楚，老太后在屋子里睡午觉，宫里静悄悄的，像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出逃的迹象。这天正巧是我当差。突然老太后坐了起来，撩开帐子。平常撩帐子的事是侍女干的，今天很意外，吓了我一跳。我赶紧拍暗号，招呼其他的人。老太后匆匆洗完脸，烟也没吸，一杯奉上的水镇菠萝也没吃，一声没吩咐，径自走出了乐寿堂（是宫里的乐寿堂，在外东路，是老太后当时居住的地方，不是颐和园的乐寿堂），就往北走。我匆忙跟着，心里有点发毛，急忙暗地里通知小娟子。小娟子也跑来了，我们跟随太后走到西廊子中间，老太后说：“你们不用侍候。”这是老太后午睡醒来的第一句话。我们眼看着老太后自己往北走，快下台阶的时候，见又一个太监请跪安，和老太后说话。这个太监也没陪着老太后走，他背向着我们，瞧老太后单身进了颐和轩。农历七月的天气，午后闷热闷热的。大约有半个多时辰，老太后由颐和轩出来了，铁青着脸皮，一句话也不说。我们是在廊子上迎老太后回来的。其实，就在这一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老太后赐死了珍妃，她让人把珍妃推到颐和轩后边的井里去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晚上便有人偷偷地传说。后来虽然知道了，我们更不敢多说一句话。（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199～200页。）

即使慈禧确实是个性格坚定无比的女人，也无法相信14日中午她还有心思睡午觉，并且还能睡得着。她召见完军机大臣们之后，确实躺在了帐子里，并且把帐帘拉上了，但是她肯定没有睡觉。她迅速果断地盘算着她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考虑的内容肯定包括是否逃亡、何时逃亡、逃亡方向等等重大问题，包括如何处置珍妃。

她突然自己“撩开帐子”坐起来，是她已经决定了这件事现在就要做。

珍妃，满族镶红旗人，他他拉氏，户部右侍郎长叙之女。1876年出生，12岁时被选入宫，得到光绪皇帝的宠爱，升为珍妃。这是个性格开朗的贵族世家女孩儿，她毫无拘束的性格的形成，可能和她从小没有跟随父母而是跟随伯父生活有关，同时也跟她入宫之前一直生活在民俗风气比较开放的广州，并且得到帝国的大文豪文廷式的亲自教诲有关。她有一个哥哥，与她同在广州生活，后来在甲午战争中积极主战，又与维新派关系密切。珍妃一入宫，就显示出令人惊讶的聪明可爱，一度成为慈禧太后最宠爱的女孩儿，以至在慈禧办公的时候，她竟能够随便在旁边观看。她只往那些奏折上扫一眼，便能记住内容，然后背给慈禧听，并且说出慈禧将要下什么样的旨意，往往猜得八九不离十，弄得慈禧吃惊不小。她的字写得极好，能够“双手写字”，以至后来慈禧“赐群臣福、寿、龙、虎等字，均妃代笔”。但是，随着女孩儿的长大，问题出现了。同样年轻的光绪皇帝喜欢这样的女孩子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得到皇帝的宠爱并不是错误，因为她的一切，包括肉体，就是为皇帝准备的。问题是光绪皇帝由此冷落了慈禧处于政治考虑为他亲自挑选的那个正式的皇后。由于在生活上的“出格”，珍妃逐渐受到慈禧的冷眼。而问题更加严重的是，她喜欢在宫里到处嘻嘻哈哈地，并且“艳装露容”，让太监们给她照相。她喜欢穿男人的服饰，“故扮男装，满头乌发，后垂长辫，头插三眼花翎，长袍马褂，腰系丝带，足蹬朝靴，俨然一个差官。”（《京西名墓》，张宝章、严宽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版，59页。）慈禧曾经以“其习奢华”为由处分过她，一度把她从“珍妃”降为“贵人”。但是，这一切似乎不足以成为她的死罪，这样一个满族贵族之女，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原因，绝不会引发慈禧的如此强烈的仇恨。

问题就出在政治上。慈禧最大的政治仇恨是光绪皇帝企图置她于死地的“戊戌变法”，而整日和皇帝形影不离的珍妃正是个“变法”的鼓吹者和怂恿者。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女孩儿有什么政治才华，但是她的不安分的性格势必使她成为一个反叛者。在“康党”要对帝国的祖宗规矩、也就是对慈禧“变法”的那些日子里，她是光绪皇帝身边惟一一个能够“说贴心话”的女人——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当变法失败后，珍妃就已经被慈禧列入死亡名单了。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之后，她也被囚禁，囚禁的地点是与慈禧居住的宫殿仅隔数米长廊的钟粹宫北三所。

用今天的眼光看，囚禁珍妃的房间实在是简陋不堪，那里据说是明代皇宫里的奶妈住的地方。她在那里完全与世隔绝，屋门被反锁，太监每天送些冷饭，从窗户递进去。每隔几天，一个太监便代表太后“奉旨申斥”，她跪在地上听着数骂。慈禧想让这个生性活泼的女孩儿自然死亡，但是她只是憔悴下去，没有死。那么，现在，她该死了。

死刑的执行者是崔玉贵，一个权力很大、资格很老的总管太监，宫女们当面称他“崔回事的”，因为在称呼上要和大总管李莲英区别开来，背后便叫他名字的谐音“催命鬼”。一年后，逃亡回到京城的慈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赶出皇宫，理由是“当时并没有把珍妃推到井里的心，只在气头上说，不听话就把她扔到井里去，是崔玉贵逞能硬把珍妃扔下去的。”这个失去生活着落的老太监觉得太后完全把责任推在自己身上，“实在冤枉”，于是把当时的情形向人详细地描述，以便让后人可以大概得知在那个都城已经沦陷的下午，一个帝国皇妃的死亡经过：

由东北三所出来，经过一段路才能到颐和轩。我在前面引路，王德环在后面侍候。我们侍候主子向例不许走甬路中间，一前一后在甬路边走，小主一个人走在甬路中间。一张清水脸儿，头上两把头摘去了两边的络子，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的缎鞋，这是一幅戴罪的妃嫔的装束。她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很清楚，等待她的不会是什么幸事。

到了颐和轩，老太后已经端坐在那里了。我近前请跪安复旨，说珍小主奉旨到。我用眼一瞧，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很奇怪。

珍小主进前叩头，道吉祥，完了，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训。这时屋子静得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楚。

老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来了，外头乱糟糟，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污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你应当明白。话说得很坚决。老太后下巴扬着，瞧也不瞧珍妃，静等回话。

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会给祖宗丢人。

太后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着你走不方便。

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就这几句话戳了老太后的心窝子。老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呵斥说：你死在临头，还敢胡说！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老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去。来人哪！

就这样，我和王德环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我敢说，这时老太后深思熟虑要除掉珍妃，并不是在逃跑前心慌意乱、匆匆忙忙，一生气下令把她推下井的。

我不会忘记那一段事。那是我一生经历的最惨的一段往事。（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205～206页。）

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没有皇帝在场的证据。尽管后来写剧本的人愿意他在现场，而且哭得很厉害。

如今贞顺门内的那口井依旧静卧在故宫的一个角落里供游人观赏。那是一口很小的井，几乎每个观赏这口井的人都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此细小的井口，如何能“推”进去一个人去？尤其还是一个拼命挣扎的人？

还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解释在城池已破的危亡时刻，慈禧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要把皇帝的一个妃子置于死地。如果说怕她被洋人污辱，那么逃亡完全可以带上这个妃子走，因为皇家逃亡的队伍也并不简陋。如果说珍妃是一个漂亮女子的话，那么，跟随慈禧逃亡的皇室人员中，有一个比珍妃更年轻更漂亮的女孩儿——庆亲王的四格格。更无法解释的是“推入水井”的举动——对于像珍妃这样处在深宫里的人，完全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譬如宣布其生病死亡等等，何必在光天化日之下采取如此残忍的方式？当代中国史论者一口咬定说：没什么可奇怪的，这符合慈禧的性格——不是一个皇妃被两个太监举起来塞进一口水井里这个事实令人奇怪，而是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几十年的命运竟然被这样一个“性格独特”的女人掌握着，这个事实倒让人恍惚觉得珍妃的死犹如一段恶作剧式的捏造。

一年以后，珍妃的尸体被打捞上来，“浅葬京西田村”。已经从逃亡地返回的宫廷下了一道谕旨，可以肯定是慈禧的指使：“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扈从不及，既于宫闱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追赠贵妃，以示褒恤。”（《京西名墓》，张宝章、严宽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版，60页。）

珍妃之死，这个发生在大清帝国宫廷里的著名事件，后来一直被人用各种样式的版本反复描述着，成为一个永远被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东方式的哀伤故事。

14日晚上，慈禧突然决定要召见军机。太监们急忙传旨，但是，等了很久，帝国的六位军机大臣依旧没见任何一位前来。

绝望的慈禧落泪了。

这是一个恐怖之夜。按照平时的习惯，慈禧依旧要在宫女们的侍候下洗脚和泡指甲，然后躺下睡觉。但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奇怪的声音一直在她耳边响着，这是她从来没听过的一种声音。

值班的宫女回忆道：

突然听到四外殿脊上，远远地像猫叫，尾声很长。我最初不在意，宫廷里野猫很多，夜里猫叫并不稀罕，只是没有这样长的尾声。夜深人静，仔细地听，猫叫的声音在正东方，过一会儿，东南方也传来猫叫声。我悄悄地出来，知会外面守夜的人，因为我们心里有鬼。俗话说，远怕水，近怕鬼。知道昨天珍妃死在井里，以为她冤魂不散显灵来了。

老太后寅正（四时）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天蒙蒙亮了，按说猫叫应该停止了，可恰恰相反，好像东南北三方有几十只猫在乱叫。老太后也仔细听，打发人到外面去看，但也看不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李莲英惊慌失措走了进来，也顾不得什么礼仪和什么避忌了，说，鬼子打进城来了！

老太后说，你仔细讲！李莲英说：德国鬼子由朝阳门进来了，日本鬼子由东直门进来了，俄国鬼子由永定门进来了，把天坛都围了，全都朝紫禁城开枪，枪子一溜一溜地在半空飞！据说这是护军统领澜公爷特来禀告的，我们才知道所谓半夜猫叫原来是子弹在空中呼啸的声音。（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212～213页。）

这时，宫内终于来了三位帝国大臣：刚毅、赵舒翘和王文韶。

慈禧顾不得威严了，急切地问：“那些军机都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们母子二人不管了？”最后，慈禧悲切地说：“尔等三人务须随驾同行。”

三位大臣立即明白了：“太后已经决定逃亡。”

慈禧对王文韶说：“汝年纪太大，尚要汝吃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

恍惚中的王文韶说：“臣必赶来。”

不知道此刻慈禧的心腹之人荣禄在什么地方，据说他正在“收集军队”。

又剩下慈禧一个人了，她在屋子里来回转，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这时御膳房已经准备好了早饭。

突然，一个什么东西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夜恍惚的慈禧这次看清楚了，这是一颗子弹。子弹从白色的窗格飞进来，弹落在地上。慈禧真正地害怕了，她才要到外面查问，却见载澜正跪在帘子外面，他用颤抖的声音禀报慈禧：洋人已经进城了。

慈禧立即吩咐人去请皇上，并且下谕传皇后、妃嫔和住在宫里的格格们到乐寿宫来。

光绪皇帝来了，细声细气地跟慈禧问安。慈禧让李莲英找几件衣服给皇帝换上。慈禧自己也要进行伪装。

从李莲英在炕上摊开的包袱里拿出的东西，至少可以断定即使慈禧没有逃亡的打算，朝廷里也早已有人为她的逃亡做了准备：汉民妇女的裤褂鞋袜、青色的绑腿、汉家妇女盘头发的铜簪子和几个包头发网子的手绢。据说这一切都是住在前门外鲜鱼口的李莲英的姐姐为慈禧准备的，如果这个传闻是真实的，它的巨大的讽刺意味是：对于整个帝国未来局势的判断，皇宫外的人哪一个人都比皇宫里的人看得清醒。

李莲英很快就把慈禧装扮完毕，是一副极其普通的老年妇女的打扮：盘羊式的汉民婆婆发式，深蓝色的半新不旧的夏布褂子，浅蓝色的旧裤子，新绑腿，新白布袜子，黑布鞋。史书记载为：“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

紧接着，皇帝也被装扮完毕，是按照汉民跑生意的小伙计的形象设计的：蓝色的没领子的长衫，肥大的黑裤子，圆顶的小草帽。到这时，光绪已是“悲愤之极”，“几近战栗”。

黎明时分，贞顺门内跪了一片人，都是没有得到慈禧的恩准而被迫留下的人。慈禧在跨出皇宫最后一道后门的时候让他们谁也不许心眼窄，都等着她回来！

仓皇出了贞顺门，慈禧太后和帝国的皇帝同时看见了准备在那里的三辆蓝布围子骡车。

上车的时候，慈禧向跟随她逃亡的人交代：要是遇到盘问，就说他们是乡下人。并且严厉地威胁说，谁要是乱说话，就把谁扔下车去！

话音未落，南边一声炮响，距离很近很近。

这是1900年8月15日早晨。

6点30分，美军占领正阳门。

从高大的正阳门进去，美军炮兵连连长瑞利上尉看见了一道红墙横在面前。他打开地图查看，惊叫起来：“这就是皇城！”

美军第14、第9步兵团官兵开始冲击。

他们没有受到帝国军队的阻击，却堵在高大的红墙面前了。皇城围墙的高度似乎没有攀爬上去的可能，于是，他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炮兵身上，因为他们看见了一座大门。

这座大门就是皇城的第一道大门：大清门。

如今在北京城已经看不到这座大门了。它的位置大约在今天的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

至少在名称上可以看出，这座门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名副其实的国门。它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叫“中华门”。大门的门匾是石头的，镶嵌在大门之上。大清帝国完结，民国开始的时候，有关人士首先想到要把这座门的名称改掉，于是让人把石头门匾抠出来，想利用这块石头的背面刻上“中华门”三个字，再重新镶到门上去。谁知道，门匾抠了下来，翻过来一看，“大明门”三个字历历在目，原来二百年前，当年大清帝国刚刚占领这里的时候，已经使用过这种“偷工减料”的办法了——这件庄严而狡猾的事足以证明中国人善用“换汤不换药”的方法。结果，民国的“中华门”门匾是木头的。

不管是“大明门”还是“大清门”，中华帝国具有象征性的国门出奇的结实。

在美军炮兵连长瑞利的指挥下，上尉苏莫莱像在靶场上训练新兵一样，在大清门的门闩上画出了一个白色的圆圈，然后他退后100米，命令炮兵朝圆圈开炮。这是联军射向皇城发射的第一发炮弹，也是出了贞顺门的慈禧听见的那声巨响。

两次齐射，大清门门闩被炸开了。

美军蜂拥而入。他们马上又看到了一座大门。

这是天安门。皇城的第二道大门。

美军遭到了密集的射击。帝国的官兵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突然射击，使数名美军官兵倒地，包括冲在最前面的炮兵连长瑞利上尉。这个美国上尉也许是死在距离联军们幻想的堆满黄金珠宝的中国皇宫最近的一名军官。

帝国官兵的抵抗持续了半个小时，这是整个帝国的最后的抵抗。因为身后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了，阻击的帝国官兵格外地顽强。在美军向天安门门闩和城楼上发射的密集炮弹时，帝国官兵没有一个放弃阵地的。而他们并不知道，此刻他们的皇上和太后已经逃出了身后的皇城。帝国官兵们在流血和死亡之中，始终感觉到的是身后皇上和太后殷切的目光。他们拼尽最后的力量向城门下的入侵者射击，被密集的炮弹炸死的同伴的尸体堆积起来，当做了他们的掩体。英国人增援了，他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群“日本苦力”，这些并不是军人但同样“好像不知道死亡是个什么东西”的日本人在城墙上架起云梯就往上爬。终于爬上城楼的时候，他们用日本话向下喊：“这上面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

美军步兵已经从炸开的天安门城门中间冲了进去。

冲入城门的时候，美国人和赶来的俄国人几乎火并了起来，他们互相排挤、推搡甚至动了拳脚：双方都想第一个冲入大清帝国的皇宫。

但是，他们同时看见，前面又出现了一座城门。这座城门看起来比天安门更高更坚固。

这是帝国皇城的最后一道门：午门。

美军立即架好炮。他们已经不需要在门闩的位置画出白圈了，他们已经熟悉了帝国城门的结构。

俄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都很着急，因为他们知道，只要面前的这座大门一破，帝国宝库的门就完全敞开了。说不定还可以看见中国的皇帝，据说皇帝头上戴的皇冠是用数磅纯金打造的。

但是，这时突然快马飞报：停止对皇宫的攻击。

原来，各国司令官已经得知了美军想要首先进入皇宫的消息，他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继续攻击皇宫，会激怒中国人”；同时决定：为了防止一国独占或先占皇宫，暂停对皇宫的一切军事行动。

付出了代价的美军不服，但是身边是坚决“同意”的英军和俄军的仇恨的目光，于是联军对帝国皇宫的攻击终于停止在了午门前。

这时慈禧一行已经出了皇宫的后门神武门。

神武门外浓烟滚滚。在美军从正面攻击皇城的时候，俄、法、日三国军队从后面开始了攻击。为了压制美军的攻击速度，争取首先进入皇宫的特权，法国炮兵甚至向美军开了炮。

刚毅、赵舒翘已在城门外接驾，慈禧还能下的谕旨只剩下了赶快护驾出城了。

突然一对人马冲向慈禧的车队，所有人都惊叫起来，定神看，是荣禄派来的健锐营的马队，来保护皇上和太后的。

皇家的车马刚要从神武门向德胜门方向逃命，这时出现了一个更加意外的情况：数千义和团员蜂拥而来。

这是在有关1900年京城防御战斗的史料中罕见的关于义和团行踪的记录。义和团人数大约三千人左右。在整个京城防御战斗中，除了战斗开始的时候外城发生了激烈的战事之外，外城丢失后，城内基本上没有发生帝国军队与联军的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巷战”的记载也很少。帝国正规军除了伤亡者之外，都撤出了城区。但是，从有关史料上估算，“城内设坛八百余所，每坛百人”——北京城内至少存在有义和团8万之众。当帝国的城门一个一个被攻破的时候，这些“扶清灭洋”的农民们都到哪里去了呢？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谜团。

无法确切得知这股义和团奔向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直奔皇宫的后门神武门。有人分析说他们是来“保卫皇宫”的，这个说法没有充份的根据。保卫皇宫的战斗发生在皇宫的正门大清门或天安门附近，因为在那里是联军攻击皇宫的主攻方向。有人说义和团是“赶来护驾”的，可当时连大部份的帝国官员都不知道皇帝和太后要逃亡了，农民们如何事先得知？而“健锐营的撤退引起了农民们的愤怒”一说倒是有点道理。帝国的正规军放弃正面抵抗往北而去，这在农民们的眼里是临阵逃脱，义和团们是要追上这些正规军“算账”的，农民们对帝国军队的仇恨不是一天两天之内形成的。

义和团们和健锐营官兵混乱地堵在了神武门下。农民们根本想不到他们看见的那一队骡车里面乘坐的是皇上和太后。他们认为那是高官们的逃亡家眷。

帝国的真正的护驾官兵立即与义和团们冲突起来。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大混乱。官兵们朝义和团农民们猛烈射击，在枪弹下和战马的踩踏下，义和团农民们纷纷倒下。情绪复杂的帝国农民们拼死反抗，而日、法两国官兵正从东西两个方向压过来，使这里的战斗在阵营区分上、战线分割上和战斗进程上，都无法准确描述。当健锐营的官兵在和义和团们的战斗中“杀开一条血路”，保护皇帝和太后的车队向北而去的时候，日军赶到了。他们没有对那几辆骡车给予特别的注意，而是立即就向义和团开了火。接着法军也到达了。这是真正的大规模杀戮，数千义和团被猛烈的炮击和步枪的射击压缩在皇城城墙下，完全失去抵抗的能力。日、法两军的屠杀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直到所有的义和团团员全部没有了声息。

这是1900年最后一批倒在京城里的义和团团员。他们年轻的身体里流出的鲜血沿着帝国古老的皇宫宫墙缓缓地流着，一直流到夕阳将整个京城染得一片血红。

应该说，正是义和团们的这个举动，为慈禧的逃亡争取了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帝国农民的反抗无意中起到了掩护帝国皇帝和太后的作用。如果没有义和团的出现，从东西两面压过来的日、法两军，势必轻易地就能将慈禧的逃亡车队扣押在神武门外。如果慈禧一行没有被当做难民打死在乱枪中的话，那么，帝国的皇帝和掌权的太后同时被俘，帝国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

慈禧被迫宣布下台？光绪重新按照洋人们的心愿执政？康有为“胜利”回国？帝国终于可以全面变法革新？那么，后来旨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还会发生吗？

北京城在外国军队的围攻中沦陷了。大清帝国失去它的都城的时间是：1900年8月15日。

这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自这一天开始，大清帝国的历史顺着那几辆出逃的骡车在北方荒野上压出的一片零乱车辙，惊慌地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