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载家兄弟和石榴裙边
中华帝国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群体之一。不了解这个群体的思维模式，就无法解释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奇闻怪事。不了解这个群体的行为特征，就不能说了解了中国，了解了这个东方民族。
中华帝国官僚阶层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和最显著的行为特征是：彻底混淆国事与家事的区别。
关于“国”与“家”的概念，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从这块大陆上有了“国家”的那天起，就似乎没有清晰过。
中华帝国延续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从根本上讲，是架构在以宗法血统为基础的“家庭式”框架之上的。从秦到清的帝国政治从来没有和家族统治剥离开来。儒家学说从道德伦理上把“国”与“家”描绘成一个整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国家也是家庭的等级和阶级模式。“齐家治国”是中国汉族人的道德宗师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以后的中国人向来认为治理国家不过是管理一个放大的家庭。中国封建社会的朝代历史都是以某姓的一个家族“坐天下”为标志的。一个家族，甚至一个人物的兴衰，便会成为至今沿用的划分中国历史某个阶段的绝对标准。这个特征表现在政治行为上，就是在中华帝国的国家政治中，“公”与“私”的区别、“国”与“家”的区别几乎微乎其微，“公事”就是“私事”，“私仇”就是“国仇”。于是，某个人的个人命运就会影响抑或可能导致整个帝国的兴盛或者危机。
西方人一直认为自己的“个人主义”优于中国的“大家庭主义”，其实在中国，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每一个人都笼罩在与生俱来的“个人家庭”和“国家家庭”的双重包围之中，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个人”过。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国家政治中，每个人都将遵守着一份由宗法血统交织而成的契约，这个不会被时光割断的契约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是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因此，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中国人一向耻与谈及“私有财产”和“个人价值”，但是，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私产”的概念竟然可以是整个国家——至少对帝国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如此。
于是，中华帝国的官员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为某一个家族负责，而对这家族的负责就等同于对整个国家负责。同时，由于官员阶层扯不断的家族血统关系，所以官员们的所有行为也是在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也等同于为国家政权负责——中华帝国历史上官僚们的个人悲喜剧，几乎都是同一样的模式：或者因为得宠于“家长”而飞黄腾达，或者因为冒犯了“家长”而满门抄斩。这样的模式被中国的所有文学艺术当成绝对的骨干情节，弄得一个泱泱帝国的形象永远像夫妻失和婆媳斗嘴的张家堂屋或李家后院，弄得一部中华帝国的历史永远如同一本只记录着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的琐碎日子的流水账。
中国人依赖和依附于家庭，因此，正如中国人对个人家庭的烦恼时不时要发些牢骚一样，中国人发国家牢骚的民风也是世代相传举世无双。而且，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的历史，他们评点起国事来如数家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中华帝国的臣民对皇族“家长”式的统治更心安理得、更津津乐道、更心存依赖的了。这是也许是解释中华帝国的历史之所以苦难连绵的切入点之一。
大清帝国，从开国到完结，历代皇室的名字是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其中“载”字辈们统治的年代，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痛苦的年代。
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没有比决定一国统治者的人选更“国事”的事情了。
1900年的元旦前夕，当慈禧太后决定废除光绪皇帝的时候，大清帝国的这位一国之君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勇气。除了皇帝本身的软弱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家事”！在中国，尽管你是皇帝，但是你只要不是“家长”，你就没有决定什么的权力。
当皇宫里开始议论废帝立储的时候，皇亲“载”字辈们都激动万分，因为接替光绪皇帝帝位的人选是端郡王载漪14岁的儿子，这就意味着“载”字辈的皇亲中，载漪的一支即将开始兴旺发达了。慈禧太后让给即将下台的现任皇帝封个名号，已经当上皇储的老师且同样沉浸在飞黄腾达的激动中的大学士徐桐迫不及待地主张给光绪封个“昏德公”的名号。这是对现任皇帝的公开侮辱，而光绪皇帝就在现场。这时，端郡王载漪的弟弟载澜看了光绪一眼，发现这个皇帝“神情恍惚，宛如梦中。”而当现场的汉族大臣们对徐桐的做法表示反对和愤慨的时候，一直默不作声的慈禧突然开口说话了，语气缓慢而低沉，但字字清晰，她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召你们来不过为体面而已！
理应比满族皇族对儒家精髓理解得更深刻的汉大臣们，听到这句话之后，由于羞愧和恐惧个个面红耳赤，战栗不已。
慈禧的话是诠释帝国政治的绝妙经典，几乎可以解释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
6月，京城初夏，阳光明媚。风沙弥漫的春天已经过去，天空明朗了起来。几场暖雨把蒙了一层灰尘的树叶洗刷干净，帝国北方各种长满小叶子的树木树影婆娑，枝繁叶茂，色调沉重的帝都到处镶嵌着鲜嫩的绿色。杨柳的花絮刚刚飞过，槐花浓郁的香气依旧在空气中残留。平民院子里的石榴花蕾已经绽出深红的颜色，而宫廷里的池塘也绣上了斑斓的浮萍。虽然端午节已过，但是租船饮酒的八旗子弟仍留恋在东便门外二闸附近的河面上，他们弹着三弦，摇着八角鼓，唱着单弦岔曲：
五月端午，
街前卖神符，
女儿节令，
女儿节令把那雄黄酒来沽。
樱桃桑葚，粽子五毒，
一朵朵似火榴花开端树。
一支支艾叶菖蒲悬门户，
孩子们头上写个王老虎。
姑娘们鬓边斜簪的是（那个）五彩灵蝠。
京城里的人认为，“善正月，恶五月”。五月里天清气朗，但是容易闹鬼。于是，进入农历五月后，家家都在门上贴钟馗像。钟馗具体是一个什么人物，很难考证，但据说是唐朝人，因为参加朝廷的武举考试没有被录取而愤然死去。死后“托梦”大唐皇帝，说他决心“灭除天下妖孽”。从梦中醒来的皇帝于是让画工吴道子画出钟馗的人像，贴于门壁，用以避鬼。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平民出身的男子即使没有“功名”，甚至就是死了，也要尽保卫皇帝的天职，因为他是皇帝的“子民”——这个中国词汇的意思是：对于统治者而言，任何一个中国人生来就有双重身份：儿子和臣民。但是，一个中国男人考试落第和天下的“妖孽”之间存在着什么逻辑关系，似乎一下子就说不清楚了，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心照不宣。
数百年来，中国人就一直在一年中的某一特定的时辰里，把这个戴着武官帽子、涂着戏剧脸谱、面容凶恶的汉子像贴在自家的大门之上。粗糙的画像贴上去的时候，钟馗没有眼球，懵懵懂懂的样子。半夜子时，月黑风高，人们悄悄出门，用鸡血给钟馗画像点上眼睛，北京人称为“朱砂判儿”。鲜红的眼球使这个汉子立即显示出万分冲动的神情，从此情绪古怪地站在每家每户的大门口。无论对前世英豪还是对传说人物，中国人所能表示的最大敬重是给他们封一个官职，他们给唐朝武举落第的钟馗封的是“判官”——中国人心目中奔走于阴间阳间负责联络的官员，这个掌握着生杀权力的官员的办公用具不是刑具而是一支笔，只要他在谁的名字上画一个叉，就等于宣布了这个人的死刑。
1900年初夏，北京人发现驱鬼的钟馗复活了，而且活生生地满大街都是。
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入北京之后，端郡王的府邸成了义和团的总部。
端郡王府，一座豪华的皇亲府邸，雕梁画栋，山水亭阁，威严气派——几个月后，被外国联军烧成一片废墟，富可敌国的财产被抢掠一空。端郡王府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北京西城官园附近，那里如今只留下一条叫做“端王府夹道”（育幼胡同）的小街，也许还能令某些知道历史的路人依稀联想起那个几乎当上身穿金绣盘龙的太上皇的王爷穿上义和团的装束时该是多么古怪的模样。
端郡王府邸内外真个热闹！车水马龙，彩旗招展，揭帖标语，锣鼓喧天。数百义和团的农民们在府邸大门口设起了“拳坛”，香烟缭绕，咒语声声。看热闹的北京平民第一次看到普通农民居然可以在皇亲府邸随便出入，顿时感到世道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了。不对劲儿的世道极大地兴奋了皇城平民一贯单调的心情。一会儿听说端郡王带着义和团们去杀“二毛子”了，于是人们蜂拥着跟随而去；一会儿又听说庄亲王载勋带着义和团去抄“勾结洋人”的官员的家去了，于是又蜂拥着跟随而去。——京城的人们不感到累，这座城市的居民原本就是政治居民，连最贫苦的捡煤渣的老太太都能透露出点朝廷里的秘密。
接着，又听说端郡王家里的义和团们开练了：在一个被端郡王封为统带的义和团首领的指挥下，几个十三四岁的农民孩子，红衣红裤舞弄了一阵子就进入了“神仙附体”的阶段：口吐白沫，几近昏迷，突然又跳起来，几声怪叫，双手向空中乱抓，仿佛抓到了什么。看热闹的人们突然欢呼起来，原来端郡王载漪打开大门出来了。这位目前最得势的王爷扑通跪倒在坛前，表示了对义和团“法术”的崇拜。这一跪，把京城的臣民跪得心口直颤。端郡王当即表示：“真乃神力也！”他决定入宫，把义和团的神奇之术禀奏太后！
这就是帝国的总理衙门大臣载漪，中国近代史上最值得叙述的帝国官员之一。
端郡王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皇亲国戚、纨绔子弟、高级官僚、流浪罪犯的传奇。这个皇亲中既无文名也无武功的子弟，却多次神差鬼使地时来运转，最后几乎当上当朝皇帝的父亲。经过大喜大悲亦真亦幻之后，他被外国联军坚决地要求处以死刑，但是，帝国的数十个高官大员被处死了，惟独他没有死。他神奇地逃脱了洋人们的仇恨，游荡在中国荒凉的西北边陲，过着土豪一样的日子。金钱短缺的时候，他收到慈禧太后派人送来的数盆梅花，扒开花盆里的土，他看见每只花盆里都埋着一块沉重的金锞子。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无论在官史还是野史中，关于他的记载却少之又少，好像帝国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个人一样。倒是一个洋人——日本人吉田良太郎所著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尚留有他的历史痕迹：
端邸以近支王公，谋窃神器，其骄暴乐祸，性使然也。或传其父惇亲王有隐德于太后，故太后亲之。戊戌政变，漪与其兄载濂、其弟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而祸自此始。大阿哥即立，欲速正大位，其谋甚亟，而外人再三尼之。故说者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实私仇，诚笃论也。（（日）吉田良太郎：《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
这个日本人是站在洋人的立场上来评价载漪的。书中暗示载漪和慈禧的关系起源于慈禧和载漪的父亲奕誴说不明白的密切来往，这倒是解释慈禧为什么会被一个不学无术的莽撞之人左右的角度之一。
载漪，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之次子，是慈禧的侄子，是当今皇帝光绪的嫡堂兄弟。他的父亲奕誴没有当皇帝的运气，年龄只比其异母兄弟咸丰皇帝小六天。载漪生来也运气不佳，因为他是八个兄弟中的老二，按照帝国的规矩，除了奉旨“世袭罔替”的亲王可以世代承袭亲王的爵位之外，其余的只能封爵，自亲王以至辅国将军，在父死子继的时候照例要降一等承袭。所以，奕誴虽然是亲王，但是他死了之后，不但老二载漪以下的儿子不可能被封为亲王，就是老大长子载濂，也只能袭封为贝勒加郡王衔。至于载漪，顶多可以得到个辅国公的封号。
但是，载漪，这个被史书多记载为“鲁莽浅薄，不学无术”的皇亲公子，硬是时来运转了。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位王爷实在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首先得利于另一支皇亲的繁殖能力不佳。嘉庆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绵忻生前被封为瑞怀亲王。这位亲王只有一个儿子，名叫奕志，按照帝国的“规矩”，绵忻死后，奕志降一等世袭爵位，为瑞郡王。但是，奕志一生也没能有一个儿子，死的时候也就没有后代世袭爵位，这被中国人叫做“国除”，大概是从此被国家开除了的意思。为了避免一支皇亲被国家开除，咸丰皇帝命令奕誴的第二个儿子载漪过继到“绵”字皇族，袭承奕志的爵位。载漪因此被封为贝勒，地位一下子和本家长子的地位持平了。
但是，贝勒距离郡王的级别还相差甚远，载漪如何又能成为权重一时的郡王呢？这又是载漪的福气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不是别人，而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女。
慈禧的亲弟弟叫做桂祥。桂祥有三个女儿，长女就是在慈禧的安排下嫁给了光绪且令光绪别扭了一辈子的隆裕皇后。次女即是载漪的福晋，三女则嫁给了另外一个“载”字辈的皇亲辅国公载泽。载漪娶桂祥的次女为妻，是否是慈禧的主导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家族和慈禧的关系绝不一般，不然载漪不会得到慈禧的欢心，慈禧也没有理由把侄女嫁给载漪以加强彼此的“友谊”。载漪娶慈禧的侄女的日期几乎和光绪皇帝大婚的时间互为先后。载漪结婚不久，慈禧60寿辰到了，载漪从贝勒被进封为端郡王。这个进封至少在皇族进封爵位的规矩中是一个特例，不是慈禧的意志绝无可能。慈禧母家的势力之大在帝国中已经成为铁一样的现实。与载漪的好运气形成相对比的是，桂祥的弟弟兆祥也有一女，嫁的是贝勒载澍，结果夫妻吵架，兆祥告到慈禧那里，倒霉的载澍居然被慈禧关押起来，一个身为贝勒的皇亲国戚形同囚徒。
载漪被授予“端郡王”的封号，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笑话。载漪袭承的是瑞亲王绵忻之子奕志死后的爵位，即使当上郡王，也应该按照绵忻的爵号为“瑞郡王”，但是：
咸丰十年，命以惇亲王子载漪为奕志后，袭贝勒。光绪十九年，加郡王衔。十九年九月，授为御前大臣。二十年，进封端郡王。循故事，宜仍旧号，更名端者，述旨误，遂因之。（《清史·瑞亲王绵忻传》。）
所谓“述旨误”，是说办理手续的大臣把字写错了。原来，军机大臣们奉旨书写进封文件时，官员把“瑞”字错写成了“端”字，稀里糊涂地呈奏了上去。更糊涂的是，皇帝也没把这个错字看出来，朱笔一画，批准了。王言即出，便是成法，没有更改的道理，结果在官员和皇帝的共同糊涂中，本来被过继到“绵”字辈，指望能够继承“瑞王”封号的载漪，到了封王的时候却成了“端王”——皇族瑞怀亲王绵忻一支的爵位封号到此真的“国除”了。
无论是“瑞”还是“端”，对于载漪都无关紧要，反正他已经是帝国的郡王了。
载漪最大的福气是儿子被立为皇储。
这件“盛事”的突然出现还来自于载漪的裙带关系。
《十朝诗乘》云：
至是东朝再训政，忽别议为穆宗立嗣，盖预为废立地也。近支中惟端王福晋出入椒掖，承眷特隆。所谓“佛香高阁盘旋上，亲挽■辇有福金”者，即咏此事。溥儁得立，实由此。此时朝士虽无敢昌言抗议，而私忧窃叹，每见篇章。（郭则沄：《十朝野乘》卷二十三。）
载漪的福晋和慈禧的关系甚是亲密，到了可以在慈禧的轿子前后晃来晃去和太后窃窃私语的地步。在载漪的儿子当选皇储的问题上，想在日后当上和慈禧一样的皇太后的载漪的福晋绝对脱不开“拉关系走后门”的干系。
洋人坚决反对载漪的儿子当帝国的皇帝。
帝国预立皇储的诏书下达之日，载漪嘱其王府仆人：“各国公使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可是，“至夜寂然。”第二天载漪又嘱，“至夜又寂然。”第三天载漪仍嘱备好茶点，“至夜复寂然。”史书记载：“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宋玉卿编《戊壬录》之《立储始末》。）
在慈禧的包庇下，帝国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一小撮满族王公手中，而以“载”字辈的权力为最。他们是：载濂、载漪、载澜和载勋。前三位是亲兄弟，载濂则是自然承袭的郡王，载漪不但也是一个郡王，而且还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兼禁卫军虎神营总兵，老三载澜的爵位是辅国公，出任禁卫军右翼总兵，哥仨掌握着帝国京畿部队的军权。而载勋，是“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庄亲王是康熙年间八大近支勋臣之一——与皇帝的血统最近的那支亲系，号称“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其第一代庄亲王硕塞，是清太宗第五子，为帝国的开国立过重大战功。第三代庄亲王允禄是朝廷的内务府总管，曾任正红旗汉军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镶黄旗满洲都统，领亲王双俸。第四代庄亲王永熔先后任镶红旗蒙古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掌管宗任府，署领侍卫内大臣。第五代庄亲王绵课，先后任正红旗蒙古都统、署领正白旗侍卫内大臣、正黄旗侍卫内大臣，署正白旗汉军都统、镶蓝旗满洲都统等职。到载勋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代庄亲王了，其门第已经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显赫了近二百年之久。载勋此刻是总统禁军，同样军权在握。
关于载家兄弟的权势，在帝国土地上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也刊登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说，慈禧已经给了载家兄弟一把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从史实上分析，这是洋人们被吓出来的幻觉。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幻觉，这些既无政治才能也无军事经验的贵族弟子居然在帝国政府的中央形成一个权力的核心，这个现实已经足以令人心惊肉跳。载家弟兄为了纯粹的私仇，把整个帝国捆绑在危机之上，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和最自私的目的，狂热地迎接他们自己的“节日”，如同一伙盗贼庆贺他们的一次盗窃行动顺利得手一样。
那些被饥饿和绝望逼上不归之路的帝国的农民们，他们没有一个能够知道宫廷里发生的一切，他们关于帝国政治的所有知识仅限于街头巷尾的传说和世代臆造出来的深宫情节。现在，他们能够进入帝国的京城，甚至“驻扎”在王府中，得到王公们的承认，并且成为皇族们的“手下”甚至“家人”，这无异于读书人考取了功名，做官者得到了晋升，其社会地位得到了帝国的承认，农民们原本的不平之心终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王府里，他们除了悄然窥视偌大的府宅之内深不可测的门廊院落，吃着用王府的巨大铁锅烧出来的大块猪肉外，关于“国家大事”他们什么也不知道。那些巨大的假山、富丽的飞檐和茂密的紫丁香树遮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的视线也只能到眼前为止。如同无法得知王爷们的私生活的真相一样，农民们根本无法得知任何“国事”的真相。虽然他们无疑是帝国农民中“大开了眼界”的“幸运者”，但是当他们在王府前院中站立或走动的时候，内心里除了畏惧还是畏惧以及在畏惧之后愈加深刻的卑微。他们的情绪不算复杂，或者说自打进城之后，他们的思维和热情变得更加单纯了。至于国家、政治、外交、法律等等概念，连帝国的主宰者们都没搞明白，如何苛求帝国的农民能比帝国的王公们更明白？
如果说端郡王载漪对外国人的仇恨是来自外国人强烈反对他的儿子当皇帝，那么，庄亲王载勋的举动就让人有点摸不清头绪了。载勋对外国人的仇恨比载漪更强烈。他的府邸不但是义和团“坎”字团的总部，他的家人，连同他自己，都成了义和团中的一员。自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入北京城的时候起，这位亲王就变成了“举事”的农民们的头头。他骑着马，在农民们的簇拥下，乱闯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京城的所有城门上都贴上了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内容是：“杀一男洋人，赏银五十，杀一女洋人，赏银四十，杀一洋婴，赏银二十。”（《景善日记》1900年5月26日。）载勋位于西皇城根太平仓的府邸门前，在数月的光景里，几乎成为大清帝国刑场的代名词。只要说是“杀洋人”或者“杀二毛子”，尽管往庄亲王府邸的大门前跑，准能看见人头落地的热闹。载勋还是带领义和团的农民抄那些“里通外国”的官员的家的首领，无论是多大的官，只要看见骑在马背上的庄亲王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就知道家产算是完蛋了，弄不好还会被义和团们拉到庄王府门前砍了头。
庄亲王载勋召集义和团的地点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义庙。北京叫做三义庙的地方很多，至少有七处，这是因为民间供奉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的风俗很盛的缘故。和庄亲王家族最密切的是海淀万泉庄附近的三义庙。190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流泉遍地，或注入荒池，或暗伏草径，春夏之交，晴云碧树，鸟语花香。这座庙是庄亲王出资修缮的，亲王的管家还在这里购置了数顷田地。庄亲王载勋就在这样的鸟语花香中召集义和团的农民们开会练拳，三义庙四处流淌的溪流映照出帝国蓬勃的造反景象。数月之后，巨大的庄亲王府邸被外国联军烧毁。洋人们没有忘记三义庙这座美丽的庙宇，它和庄亲王府一样成为了一片灰烬。
在这个时刻，帝国所有的官员们都紧张起来，因为必须对拥进城来的义和团们迅速做出反应。政治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反应别说出现错误，就是反应得慢了，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帝国的大小官员们在家里紧闭大门和家人和同僚彻夜秉烛商谈，前因、后果、发展、结局，所有商谈和讨论的内容都不是国家将面临着什么和遭遇到什么，而是自己将面临着什么和遭遇到什么。慌乱的日子中，突然有传闻说，军机大臣刚毅请太后收集义和团为“团练”，让端郡王载漪统一指挥。据说“太后信之”。接着，太后“召见义和团大师兄曹福田”的消息传来。又据说太后“奖其英勇”。都是“据说”、“据说”，但是，帝国的官员们很快就亲眼得见了：两宫从西苑起驾回大内，2000义和团农民从瀛秀门到西华门沿路排列成护卫队伍，他们清理街道，大声呵斥围观者，俨然皇家卫队的模样。而太后脸上一片慈祥，她老人家“赏银两千两，慰劳有嘉。”无需再商谈和讨论什么了，什么都明明白白了：义和团万岁！
于是，帝国的官员们毫不负责地将国家推向灾难。
从帝国官员们千奇百怪的反应上，就可以看出在此风云变幻的时刻大清帝国的命运究竟掌握在一伙什么样的官员手中。
有主张把驻华外国使节全部杀光了万事大吉的——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请求端郡王载漪转奏太后：“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畴，中策也；若始战中和，与衔壁与（予）亲何异？”惟恐天下不乱的端郡王载漪看到此论不禁大喜：“此公论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有给杀光外国使节寻找理由的——编修萧荣爵：“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同上）
有直接歌颂义和团的——知府曾廉、御史刘嘉谟：“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教民，以绝乱源。”（同上）
有主张把过去办理洋务的人和与洋人有密切关系的人重新定罪的——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同上）
有主张为过去的“教案”平反的——户部主事万秉鉴：“请议恤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同上）
有想趁机洗刷罪名的——侍郎长麟因为站在光绪一边被慈禧罢免，现在急于立功：“请率义民前敌！”（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有信口胡说的——只要太后高兴，即使是最不可能的事，也能随便说出口，而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安危视为儿戏的——御史徐道焜：“洪钧老祖已命五龙把守大沽，夷船尽没。”御史徐嘉言：“已得关壮缪帛书，书曰夷当自灭。”（同上）
帝国的官员们被一种惟恐落后的状态所笼罩以至于精神失控了，他们个个争先恐后地把街上的义和团们请到家里来当做上宾。吃、喝，称兄道弟，而且家家设立起义和团的“拳坛”——“王公邸第，百司廨署，义和团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大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0页。）
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奇怪的事情终于不可思议地发生了。
也有反应慢的官员，或者曾和洋人有某些瓜葛，或者家有信奉洋教的亲人，甚至平时和载家兄弟关系不太好的，他们立即遭了殃。都统恒庆，满族贵族，平时和载漪交往甚密，但是一家13口全部被义和团杀害。尚书立山平时“不附载漪”，候补侍郎胡燏棻、学士黄思永、通永道沈能虎均以洋务著称，都被列入了义和团的死刑名单。结果，胡燏棻逃亡，沈能虎通过行贿得以幸免，立山、黄思永被捕入狱。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等因被指为教民被打了个半死。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尚书陈学、副都御史曾广、太常张邦瑞被抄家，“仅以身免”。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徐桐和阁学贻谷的家也被蜂拥而至的义和团们抄了，金银财宝损失了不少。入室抄财的义和团们在这一瞬间根本没有政治立场——贫苦的农民们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帜，高喊着什么样的口号，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地揭竿而起，从根本的动机上讲是痛恨高官与家财万贯的豪富，敌视人世间所有的贫富不均——类似“扶清灭洋”这样的政治口号在这种阶级痛恨和敌视中一钱不值。
帝国的农民们不需要紫貂长袍和千年古董，他们需要银子。他们把抄家得来的财宝衣物拿到前门外去卖，京城的大栅栏一带成了乡村集市一样的自由市场，身穿义和团制服的农民们的叫卖之声在这里连成一片。北京的平民们为此大得实惠，区区几个钱就能买到皇亲贵族、高官大员家里的贵重物品和价值连城的古玩：“诸宅被劫后，均于前门外销赃，有以京蚨三十千得带■貂褂者，有以京平银四五两得翡翠朝珠者。”（复侬氏、杞庐氏：《都门纪变百咏》，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1页。）
更严重的是，义和团要杀皇帝了。
臣民要杀害皇帝，这在大清帝国历史上可谓头一遭！
义和团的揭帖明确宣称，他们要杀“一龙二虎”。所谓“龙”，指的正是光绪皇帝。义和团们说光绪“效法外洋”，里通外国，是教民的“总教主”。而“二虎”，指的是庆亲王弈?和李鸿章。庆亲王是总理衙门大臣，说话有偏袒洋人的嫌疑，而李鸿章是帝国著名的洋务首领。
激情已不可遏制的农民们在帝国一小撮居心叵测的高官的暗示和怂恿下，居然可以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杀这个帝国的皇帝——这样的一个政权，这样的一伙官员，这样的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帝国，此时此刻，它还能称做是一个“国家”么？
2、浮躁的日子
《都门纪变百咏》：诸王贝勒府设立“神坛”，门前高建大纛，上书“替天行道奉旨义和团”字样。
1900年，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凄楚的一页掀开了。
当那些赤贫而淳厚的农民们后来成片成片地在帝国都城里倒下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在背后将他们推向洋人枪口的那只黑手；当他们被王公贵族刚一引领进北京城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为终于成了帝国政府官员指挥下的义民而激动不已过。
把东西点燃，这是连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不需要技术、装备和特殊的训练，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愿意，都能办到。进入京城的义和团们首先在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和中国教民家的建筑物上点火。义和团刚进城，八面槽和宣武门附近的教堂和教会医院就燃起了大火，大火腾起的浓烟如同长城烽火台上的信号一样，预示着这座千年古都的巨大灾难即将开始。崇文门内所有的教堂都起了火，灯市口和勾栏胡同等处洋人的住房也冒了烟。接着，大火蔓延到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信洋教的中国居民的房屋也开始燃烧起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稣堂，又焚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医院两处，连四周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烧尽……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仲芳氏《庚子纪事》，载《义和团》。）
最著名的大火，燃烧在正阳门外的商业区大栅栏。
义和团放火，是有一番仪式的：一个大师兄先作“法”，形式和“降神”没有什么区别。一伙义和团员围成圈，大师兄在中间手舞足蹈地念“咒语”，关公、诸葛、昆仑老祖、西天老祖地召唤了一阵子后，大师兄便“神仙附体”了。神仙附了体的大师兄浑身发抖，口吐白沫，突然一声：“火！”前边的房屋立刻燃烧起来。没有人知道或者没有人愿意知道，这是农民们事先在房屋里面安排人拿着火把专等着大师兄的一声“号令”——“使其党预伏于内，以煤油潜洒之，”“号令”一出，“烈焰突起，观者堵立，惊以为神。”京城人并不至于如此愚蠢，只是明明知道“法术”有假，但有看大火燃烧之热闹的习惯。每一次放火之前，义和团们都宣称，他们点的不是一般的“火”，而是“灭洋”的“神”火。“神”火的神奇之处在于：让它着，它就着；让它熄，它就熄。而且这火只对与洋鬼子有关的东西起作用——“只烧洋房，决不波及民居。”（《景善日记》，1900年5月21日。）
义和团在大栅栏点火，说是要烧一家叫做“老德记洋药房”的外国药房。跑来看热闹的北京平民，挤在距离这家药房很远的地方，大声地叫好，他们急切地要亲眼看见被传说得很神秘的义和团的“法术”，因为，即使在天桥看魔术也要掏钱，而这里是免费的，况且，大火烧起来一定很好看。可是，大栅栏的商家掌柜却跪了一条街，他们哀求大师兄“放他们一马”，因为只有他们是清醒的——他们是商人，具有严格的经济头脑，只相信按照市场的行情一两银子能生出几分的利，他们不会相信除了市场规律以外的任何“法术”。义和团农民们越“作法”，他们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什么火，只要一烧起来，外国人的洋药房是没了，他们的店铺也将不复存在。
帝国的官员们下令把正阳门的城门关了，并派出重兵把守，说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乱人混入内城。这是给义和团农民们的一个最明确的信号：要放火尽管放就是，只要不把皇城点着就行。
于是，帝国京城里的大火着起来了。
大栅栏，正阳门外数条商业街中最著名的一条，位于帝国皇城的正阳门外。正阳门，帝国皇宫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1644年清王朝建都北京，沿用明朝建都城的格局，正阳门是帝国皇城的正南大门，因此俗称“前门”。大栅栏原来的名称是“廊房四条”，1774年，由于“反清复明”的政治骚乱一直不断，为加强帝都的治安，帝国政府下令“京师内外大小街巷设立护门栅栏”。在这个命令下，全北京城大小胡同设立的各种栅栏达1746处之多。设立栅栏采取的是“官助民办”的办法，由胡同居民自己筹措资金，自己设计样式，自己请工匠打制，于是，前门外这条商人云集的街道上的栅栏被打制得格外高大漂亮，以至成为京城里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成为帝国北方商业兴旺繁茂的标志。于是，人们就叫这里为“大栅栏”，而原来的胡同名字渐渐被遗忘。到了《乾隆京城全图》印出来的时候，“大栅栏”这个名字已经被帝国政府认可了。
这是一条长不过二百多米的小街道，但是，却排列着当时帝国最著名的店铺百十家。鞋帽店、绸布店、金银首饰店、药店、绒线店、烟店、饭店、戏园子等等，“为京师最繁华处”。当时有诗云：
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
箫管歇余人静后，满街齐响自鸣钟。
（引自《都门杂咏》。）
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城之后，繁华的大栅栏成为他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这里有吃有玩有长年上演的戏剧。在这里的店铺里学徒的青年特别的多，大都是从乡村来的农民，这些在学徒的时候受到欺侮和盘剥的青年，见到义和团的农民们如同见到家乡的亲人。史料记载，那一年，大栅栏、打磨厂、鲜鱼口等店铺的学徒伙计大都参加了义和团，大栅栏口外的几家剪刀铺里打造兵器的炉火彻夜通红，丁丁当当的声音响彻半个京城。正打铁的时候，有伙计报告：老德记洋药房不但没有把洋药销毁，而且还在转移货物。
义和团们生气了。
火光一起，不可控制。“火延程阙，三日不灭。”（宋玉卿编《戊壬录》之《义和团之乱》。）
老德记洋药房里的火光一闪，神差鬼使般的，帝国都城的天空突然刮起大风，大火瞬间便烈焰飞舞。接着，大栅栏整条街道全都燃烧起来。火势沿着煤市街、观音寺、廊房三条、二条和头条、珠宝市、前门大街、西河沿以及东西荷包巷迅速蔓延，最后竟然烧到了正阳门的箭楼和城楼。点火的义和团们开始奔跑避火。熊熊大火烧着了著名的内联陞、同仁堂等店铺。也许是因为波及到了城门，帝国政府这才允许救火，但是声称可以一声咒语就能“闭火”的大师兄不见了踪影，结果熊熊的大火连续燃烧了一天一夜才被扑灭。虽然老德记的洋药房没有了，而同时消失的还有京城内四千多家商铺。原本繁华的大栅栏商业街变成了一片废墟，街中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或被大火烧毁或被趁火打劫。京城再有诗云：
大栅栏前热闹场，无端一炬烬咸阳。
问渠闭火多神术，为底神灵误主张。
（复侬氏、杞庐氏：《都门纪变百咏》，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2页。）
也许利益损失过于巨大了，几乎影响了帝国的财政，数天之后，帝国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发内帑五十万两，户部银五十万两”，以借给被大火殃及了的帝国著名银号：“恒和”、“恒利”、“恒源”和“恒裕”，让其“恢复旧业以维市面”。（同上）以稳定金融市场，为店铺的老板们筹措重新开张的资金。
但是，帝国政府没有追究义和团放火的责任，有关官员更没有一个“引咎辞职”——因为这一切是“正义的行为所致”。
能够代表帝国政府立场的是，就在火烧大栅栏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大栅栏的大火还在燃烧的时候，火被放到了内城。西单牌楼附近的一家“讲书堂”被义和团认定是和洋人有关的店铺，于是放了一把火，结果，大火波及相邻的商铺千余家。紧接着，东城的一家洋货铺被点燃，其结果和大栅栏一样，一下子又烧毁了整条街上的四千多家商铺。
大火令北京城的夜晚几乎变为白昼。帝国数百年商业精华，已是满目瓦砾灰烬。
火是中国人自己点燃的。
火光之中，帝国官员家里的“拳坛”香火更盛。
载漪，这个京城禁卫军虎神营总兵家中的一半人现在都声称自己“入了拳”。
史书记载那些天的北京城“火光蔽天，日夜不熄”，“香烟蔽城，结为黑幕。”
那是些人心大快的日子，人人都觉得天地翻覆，臣民可以彻底地“自由”了。在烈焰腾起的浓烟滚滚之中，京城里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以参加义和团为荣耀——“车夫小工，弃家从之”。就连帝国的官员出门也要步行了，因为轿夫们“举事”了，拉车的骡子也好几天没人喂了。许多贵族之家的福晋们必须自己下厨房，因为厨子和杂役们上街“革命”去了——“什百成群，呼啸周衢。”（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7页。）
帝国的皇族们和官员们没有因此而惩罚这些“奴才”，因为他们许多人已公开宣称自己也是一个义和团团员。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把“如今的奴才们不听使唤”的话题当做一件乐事来谈论了——中国人从来会安慰自己，只要凭空臆想出一个连自己都不愿相信的理由，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这是帝国的臣民千百年来不闻世间沧桑巨变而依旧浑浑噩噩地活下去的“依靠”。
此刻，整个北京城已经“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了。（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其人多势众已“比于官军”。帝国的一位官员甚至以威胁的口吻对英国公使窦纳乐说：“不久，清军也会全部成为义和团！”
帝国多年的法律严禁在京城内持械，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满大街都是挎刀的义和团团员。
帝国多年的法律严禁私家冶铁，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继续。”
在王公府邸里吃饱喝足了的大师兄，一出门，他们充满酒肉味的嘴里吐出的话就成了帝国的“法律”。这些“法律”一会儿一变，京城的居民们稍微不注意，就可能招至杀身大祸——“无日不出新花样，或令人悬红灯，或令人当门书‘义和团之神位’，旋又改为‘义和团众神之位’，朝令夕改，奉行惟谨，否则以二毛子治，不旋踵即有灭门之祸。”（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说要白面，于是家家户户都拿出白面。又说不要白面了，要大饼夹酱肉，于是家家烙大饼、采购酱肉。每天晚上，义和团团员们都在街上喊：“家家烧香！”于是家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烧香，但是都得烧起香来，帝国的都城烟雾腾腾，俨然成了一座巨大的庙宇。又“令民家供清水一盂，馒首五枚，青铜钱数枚。家置一秫秸，粘红纸，供五日。”于是家家照办，后来一问，义和团们的解释是，供了五天的秫秸便具有了“神力”，“持以挥敌，首自落。“（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7页。）
义和团进攻使馆不利，便命令所有的居民在烧香的时候一律“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说这样可以灭洋人。早上起来，突然说义和团在大街上杀了个女乞丐，原因是这个女乞丐暗中受了洋人的委托，半夜里把“秽血涂在居民的门上”，目的是“要招鬼来害居民全家”。于是，家家都出来看自己的大门，全城人心里怦怦乱跳。
义和团要求居民们家家必要有的东西是红灯——家家挂灯，昼夜不熄，一片灯海，犹如节日。但是，挂红灯也不那么容易，一不小心也可能惹来灾祸。突然有命令来，让家家都把红灯高举起来，说是红灯照迎仙姑。居民们刚刚把红灯高举起来，又来了一个命令，说高举红灯“有碍仙姑的‘云路’”。于是，刚才还满城红灯，“万炬高张”，转眼间满城的红灯又一起消失了，“如万星齐落”。可是，命令突然又来了，说“红灯低者，乃奸细也”，要高高举起来“以助神威”。“乃户户又高举如故。”
京城内传闻纷杂，居民们手忙脚乱，渐渐地，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了：“忽有人传言遥见顺治门外聚集多人，即之忽又不见，居民互相惊异。”“又人狂奔过市，大呼反来，或呼火起，闻者震惊。”乱七八糟的传说夹杂着各种恐怖的传闻蔓延开来，闹得北京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昨天说，有鬼魂半夜里专门剪鸡鸭的羽毛和睡着了的人的辫子；今天又说，“某粮店黑豆一囤，转瞬间豆皆自生眉目。”人心慌乱得还来不及判断之时，再听见有人大声喊：“泼水！”于是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往街上泼水，结果“街市尽湿”。满街是水之后，人们互相问为什么泼水，谁也说不明白。
那是一段混乱浮躁的日子。人心躁动、敏感，而且隐约地害怕。
人们甚至为城内大火造成的损失寻找可以接受的理由。大栅栏大火烧毁民房，人们说义和团本来除了老德记洋药房之外，绝不会波及别的房屋，但是由于“二毛子救火”，神仙恼怒了，所以烧了一大片。这个谴责救火、偏袒纵火的说法，居然让帝国的平民们深信不疑。西单的大火明明烧毁了上千家店铺，但是关于义和团“法术”之灵验的说法依旧在京城内传诵着：“西单牌楼二道街洋房烧，粮店跪求。团民手执小红旗上房，口中念念有词，用旗一挥，火即飞过粮店矣。”（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载《义和团》。）
后来帝国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把义和团称之为“匪”。但是，当时的帝国，几乎没有人这么认为，至少没有人敢这么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奇特的现象。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上下一心”的时刻，尤其是没有过政府官员和“举事”的农民同心协力的时刻。就面对外国势力而言，尽管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所感受到的屈辱的内容和性质截然不同，但是就仇恨的情绪来讲，他们惊人地一致——“民心蓄怒已久，不约而同，闻灭鬼子杀教民，人人踊跃思奋。”（刘福姚：《庚子纪闻》，载《义和团史料》。）
在当时的史料中，关于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所受到的屈辱和危机，几乎不可见，所能见到的多是洋人们古怪的“兽行”——也许因为只有这些“兽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那时的京城内几乎每天都在流传着类似的消息：义和团从某个教堂里搜查出无数具人的心、肝、肺；又有拳民在某个洋人的住宅中搜查出剥下的人皮、从孕妇肚子里剖出来的婴儿，还有数十个“阳物”。当义和团冲进西医医院时，他们被人体骨骼标本吓了一跳，抬出来，又是洋人吃人的活生生的罪证。义和团在烧一家照相馆之前，骇人听闻地从这家照相馆里抬出来一筐“人眼珠”，倒在地上，“眼珠”乱滚，京城人个个毛发倒竖，惊叫不已。后来被一个南方人看见，说这是南方的一种水果，叫荔枝，不信可以尝尝，甜得很。结果这个南方人立即受到一顿暴打——人们不愿意更改洋人“挖人眼睛”的消息，而这个消息其实已经不可更改了。
帝国臣民的心理如同这个正在走向衰亡的帝国一样脆弱。面对外国势力的蛮横侵入，帝国全民的心理失衡终于导致了民族整体行为的失衡。
在这样的心理之下，任何对抗外来势力的可能，哪怕中国人认为有一丝可能性的事物，他们都愿意接受，尽管他们亲眼看到义和团的“闭火”法术并不灵验。中国人在对外国势力的仇恨中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尽管他们只要冷静下来就能清楚地知道，奇迹的发生该是多么的渺茫。
只是，至少在帝国的都城，人们已经无法冷静。
在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中，帝国的臣民们这一次把千百年来欺压、剥削他们的那些昏聩的官员全盘接受下来了。人们向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王公大臣们欢呼，欢呼帝国的大员们带领着义和团们去“灭洋”。除了杀尽洋人和“二毛子”、“三毛子”之外，所有带“洋”字以及与“洋”字沾边的东西和事物，都成了在帝国官员率领下的义和团们攻击的对象。
除了洋钱之外。
此时的中国人彻底混淆了洋人和洋货以及带有洋人气息的一切事物的区别，他们把这一切单纯地归纳为一个“洋”字，而“洋”字这时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概念，针对这个概念的任何行动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
首先要消灭一切有关“洋”字的名称。
“义和团将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鸡鸣'，令人各处宣传，写条粘贴各巷。”（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各街市铺面有售洋货者，皆用红纸将招牌上的‘洋’字糊上，改写一‘广’字。”（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
“见东洋车亦用刀乱剁，由是改称东洋车为太平车，用红纸书‘太平车’三字，贴在车尾。”（同上）
“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义和团们砸了所有带“洋”字的东西：纸烟、眼镜、洋伞、洋袜子，他们只要看见就用刀一通乱砍，然后统统烧掉。他们通告所有的居民，“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戮，与二毛子一样治罪。”（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由洋货再涉及使用洋货的人，巡逻的义和团看见街上有穿洋衣的人，这个人的脑袋就难保。洋衣的范围除了西装之外，扩展到“窄衣窄袖”，又扩展到白颜色的——“白衣者近洋派，一律禁着白衣。天时暑热，白衣为多，贫苦人无衣可易，遂又着妇女红绿衣者，权救一时之急。”无法得知白色为什么是洋人的专利。后来的扩展终于没有了边际：“着灰布衫者奸细也，旋又令曰蓝衣者奸细也，着此二衣色在途行走者枉死不知凡几矣。”（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大清帝国国人的衣服颜色就很有限，到底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才不至于掉脑袋呢？
紧接着，读书的学生们也开始恐慌起来，因为他们读的是“洋书”，于是家家在门口烧书以示立场。还是有学生不小心——“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齐下，皆死非命。”（（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更令人惊骇的是，“一家有火柴一枚，而一家八口，一律被砍死刀下。”（《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47页。）
其实农民们也知道，洋货已经成为商业流通中的现实，彻底销毁是不可能的，况且，洋东西就是比国货要好些，细布总是比土布穿在身上体面。于是，只要名称改了，就可以算完成了“灭洋”的任务。这里，“洋”字仅仅是一种中国人语言上的忌讳而已。
中国人对语言中所蕴涵着的神奇力量深信不疑，他们愿意用内涵丰富、歧义颇多的汉语言与所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玩文字游戏。明明是命运不济，但是花钱“求”来一张写着“时来运转”的纸条，于是就信心十足了起来。新婚夫妻被送入洞房，闹房的人给他们端去一碗煮得半生不熟的饺子，然后在窗外故意发问，听见里面说出一个“生”字，于是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新媳妇将来能够大量生育是没有问题了。生了一个儿子怕夭折，就取个名字叫“铁蛋”，然后才放心起来，因为没有什么能伤害一个生铁疙瘩。和普通家庭愿意贴上个倒写的“福”字一样，官场上要把政治对手扳倒，就把这个对手的名字倒过来写在墙上，象征着这个对手已经“倒”了。中国人相信语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换了一种说法或者称呼，整个现实世界就能够随之而改变。
与所有民间的秘密团体一样，义和团也有自己的“团话”。他们把所接触到的事物和物品，都改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比如把电线说成“千里竿”，把水说成“雷公奶奶洗澡汤”，把大饼说成“老君屎”。下决心“灭洋”的义和团认为，只要眼睛里看不见、耳朵里听不到“洋”字，万恶的外国势力就当然地从中国消失了，乾坤也就清朗了。有一个进了城入了府的农民兄弟问：帝国都城的京畿部队为什么叫做“虎神营”？军机大臣荣禄的解释是：虎能吃羊（洋）。于是，国人都相信帝国的军队是一支能够令所有的洋人都闻风丧胆的军队——至少帝国官员们的感觉是这样。
政府的官员都憨愚至此，整个国家再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了。
3、帝国炮火中的“家事”
1900年，大清帝国政府领导下的义和团最大的“灭洋”行动是攻击教堂和使馆。
对京城内的教堂和使馆区的攻击，自6月15日开始，直至外国联军占领帝国的都城为止，长达六十多天。
这正是帝国北方干燥酷热的季节，整个京城犹如一座大火炉，头顶上是炎炎烈日，街巷里则烈焰腾腾，无论是对于北京的洋人们还是北京的平民们来说，这都是一段极其难熬的日子。
因为攻击使馆是“严重的外交事件”，因此，这六十多天被目击者、亲历者和评论者反复大量地记述，如今企图完整地翻阅这些浩如烟海真伪混杂的故纸堆绝非一件易事。但是，无论是洋人们“最黑暗的时光”、“耶稣受难的日子”的描述，还是中国人“匪焰炽烈”、“反帝壮举”的描述，都无法显现出一个大致符合逻辑的事实脉络。原因很简单：如果说这是一场战斗的话，那么，战斗的结局过于荒唐了。
中国的兵家哲学发源甚早，在西方人还茹毛饮血、拿着棍子殴斗的时候，中国人关于如何取得战斗胜利的策略理论已经形成。中国头脑睿智的兵家先人所作的最精辟、最简洁，同时也是最具真理性的结论是：天时、地利、人和。这种囊括了组成世界的“天、地、人”三元素的哲学论断，是中国人奉行数千年的行为哲学的精髓，它不但被包括人类战争在内的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最后结局所屡试不爽，而且还是了解和分析中国这个东方民族性格特征的最便捷的突破口——中国人所有的明智和机警创造出的智慧，几乎都可以在这六个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是，1900年夏天，发生在北京城内的血流遍地，尸横如山的战斗，却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中的一个奇异的例外。
中国人占据着“天时”。所谓“天时”，就是道德所向。无论洋人们能够列举出万般理由：现代世界的秩序、现代经济的发展，现代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促进一个落后民族的进步等等，却都不能回避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如同中世纪欧洲海盗横行的年代一样，他们在蛮横地武装侵入一个主权国家，并且利用经济实力的优势，对这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掠夺。任何一个民族对于这样的入侵，其奋起反抗的行为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合乎世间逻辑的。于是中国人面对洋人进行的战斗理直气壮。这是中国人的“天时”。
中国人占据着“地利”。所谓“地利”，就是战场地理。洋人们漂洋过海，龟缩于异国都城之中的几间房屋里，甚至连中国兵书上所说的“背水绝地”都不具备，因为，不但他们的身边没有河流，他们连喝的水都要断绝了。战斗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来不及考虑什么战场地理，充其量也只能盼望墙壁和窗户能够更结实一点。
中国人还占据着“人和”。所谓“人和”，就是人心的向背。1900年夏天发生在帝国都城里的战斗的参与者，是得到广泛支持的数十万“武装”起来的农民，而帝国的正规军队向战斗地域开进的时候，市民们更是夹道欢呼。同情洋人的中国人少之又少，而且同情者不可能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参加战斗的中国人不缺粮食和一切补给，北京平民几乎家家都在倾囊相助，因为这已不是“乱民”在胡闹，而是帝国政府在行动——“倾其国力，尽其所有”，声势浩大，威武雄壮。
“战斗”无日不有。
兵攻、水攻、火攻。
“团民”英勇无比。
洋人们胆战心惊。
大炮、地雷、火药。
洋人们弹尽粮绝。
我持天理人心，全城皆为我家，数十万人同仇敌忾，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什么？
中国人在本国的土地上动用了他们可以动用的一切手段，而被攻击的洋人们男女加之老幼总数不足三千，且孤立地深陷于异国他乡极其狭小的空间之内，所以，中国人几乎根本不会在这场不能称之为一场“战斗”的战斗中失败。
六十多天内烽火连天，六十多天的“战斗”“异常酷烈”，而最后结局竟然是：中国人成片地倒在自己都城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年轻的义和团团员和帝国的兵勇——洋人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历史残酷的真实是无法用习以为常的思维理解的。
义和团们首先攻击的是京城内的教堂。其中攻击最烈的是北堂。
北堂，即位于西安门内北侧的西什库大教堂，为天主教设在中国北方教区的总堂，主教就是那个曾被帝国皇帝授予二品顶戴封的法国传教士法维埃——中文名：樊国梁。西什库教堂建于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黄金时光中，那时的樊国梁雄心勃勃，立志要把上帝的福音传遍中华大地，让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天主教在东方最庞大、最坚固的基地。为此，财大气粗的天主教会有足够的金钱在中华帝国的都城修建一座足够辉煌的教堂。设计图纸上显示，这将是中华帝国土地上的最高建筑物。但是，当拿了“回扣”并且和教会签订了合同之后，帝国的官员们发现，如果这座教堂按照图纸修建起来，站在教堂的顶楼上，紫禁城内皇家的一举一动都将一览无余。于是，在反复交涉没有结果之后，帝国政府表示“愿意付出建筑费的三倍价钱”来换取对合同的修改。教会方面同意了，惟一令他们遗憾的是，早知道就应该把教堂的建筑费用估算得更高一些。即使如此，竣工的西什库教堂依旧是一座精美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它至今依旧矗立在原来的位置上，只不过1901年以后做了大规模的修缮，这座高大的灰色宗教建筑上的斑驳烟火痕迹消失了——如同中国人关于它的记忆一样。但是，洋人们的记忆是不会被轻易抹掉的，因为那些心惊肉跳的日子留给他们的印象刻骨铭心。
在北京城里的其他教堂都已被义和团焚毁之后，惟独西什库教堂依旧矗立，于是，它显得更加孤独无助岌岌可危了。
教堂受到攻击时，教堂内正“人满为患”：在这座教堂里供职和从外面逃来的神职人员已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法国传教士13人，女传教士20人，为逃避义和团的杀戮而躲进教堂避难的中国男性教徒一千多人，而教徒们携带的老人妻孩，加上外国人的妻子、孩童，妇孺人数达两千二百多人。这些人都是非武装人员——除了恐惧之外，他们手上什么也没有。
负责教堂防守的武装人员共41人，即法国水兵31人和意大利士兵10人，负责指挥的是一名叫做奥利维利的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这些外国军人是两个星期之前在中华帝国政府的允许之下从天津乘火车进入北京的联军中的一部分。他们是6月1日下午被分配到西什库教堂来的。
也就是说，西什库教堂受到攻击的时候，保卫教堂的是41条洋枪。
大约是在6月16日左右，强烈预感到危险即将临近的西什库教堂大门紧闭，门口和窗户已经用装满土的布袋垒起了防御墙，法国和意大利官兵们开始昼夜值勤，警惕地注视着教堂四周混乱喧嚣的街道。
教堂内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已经被严密包围。
大约在早上，随着一声响亮的呼哨，一支箭射进了教堂，箭上缚有信二：
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天津等处洋人皆已平抄尽净，汝等守此弹丸之地，内无粮米，外无救兵，汝等识时务者当自出投诚，必不杀害尔等。若能杀一洋人献首级者，赏银一两；若拿一活者送到本团，赏银五两。指天为誓，厥不食言。若执迷不悟，破巢后被获之时，虽愿投诚，亦尽杀不贷。
你们天主、耶苏（稣）教民听着：汝等外救已绝。劝尔等若将樊国梁等洋人交出，凡洋人财产全分与尔等。若尚执迷不悟，破巢后玉石俱焚。今已铺成地雷数处，看尔等如何敌御？！及早回心，免遭不测。本团言出法随，思之，思之。
（《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99页。）
两封信全是写给在教堂内避难的中国教民的。意思很明白：如果能够里应外合杀掉洋人，不但可免死，而且赏银子，平分洋人们的财产；如果不从，“破巢”之日，格杀勿论。义和团的“劝降书”为什么不直接写给他们的战斗对手——教堂里的那些外国神职人员和联军官兵，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义和团中没有人会写洋文的缘故，或者是因为义和团们给予洋人们的除了死亡之外别无他路——中国人根本就不会接受他们的哀求，如果他们出来哀求的话。
然而，西什库教堂里的中国教民没有一个愿意杀个洋人出来领赏的。原因很简单：教堂外，整个北京城内，已经有上万中国教民消失了，其中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砍头。人在极度恐怖和毫无退路的情况下，会表现出精神的异常。教堂里的中国教民们几乎没有犹豫，男人们拿起教堂里存有的老式毛瑟枪趴在了窗口，他们决定和这座教堂，和这座教堂里的洋人们生死在一起。
没有里应外合的迹象。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义和团向西什库教堂的进攻开始了。
最先的“战术”是使用帝国农民们最拿手的火攻法。竹筒制作的“喷水筒”——似乎是一种人力压缩的装置——把煤油喷射到教堂的大门、窗户和院子里，然后射出带火种的箭以引燃大火。酷热的天气加上熊熊燃烧的火焰，西什库教堂顿时成为一个燃烧的地狱。男人、女人连同孩子，几乎所有有行动能力的人都拿起各种工具扑火，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湿布把火焰按灭。大火刚刚有被扑灭的迹象，义和团新一轮的火攻又开始了。教堂里的人必须在火焰和烘烤中不停顿地奔跑，毒辣的太阳和身边的火焰使他们喉咙冒烟，但是，教堂里的水眼看就要枯竭了。
大火虽然没有把这座坚固的教堂烧塌，但是，教堂里的人听见了令他们魂飞魄散的铜锣声：义和团真正的进攻开始了。轰然一声巨响，教堂中了一发炮弹。这不是义和团农民们的土炮，因为从农民们的土炮炮膛里飞过来的不是真正的炮弹，而是些铁锅的碎片和砖瓦石头。这是只有帝国正规军队才拥有的真正的大炮，而且是从洋人们那里用帝国的银子买来的。这发炮弹准确地落在教堂上官兵阻击的位置，当场就有六个官兵被炸死。接着，大小不一的炮弹蝗虫般落下，把教堂灰色的高墙打得千疮百孔。在炮弹的爆炸和子弹的呼啸声中，义和团冲锋的吼声骤然响起：“杀——”
这声音在酷热的气温中艰难地扩散着，听上去声波颤颤抖抖。从教堂的窗户和射击孔中望出去，沿着教堂大门外的大道，义和团们舞蹈着蜂拥而来。他们“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着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呼啸而来。”（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教堂里开始往外射击，职业军人的射击极其准确冷静，而那些从来没有拿过枪的外国神职人员和中国男性教民也开始射击了，他们的射击凌乱而慌张。冲在前边的义和团团员倒下了，冲锋的潮水骤然向后退去，瞬间没了踪影。片刻之后，又一轮冲锋开始了，重复出同样的程序：当几个年轻农民的身体轰然倒地后，向前拥动的人潮骤然退去。片刻之后，再一次。
“杀！”
“杀！”
即使夜晚降临，喊声依然此起彼伏，没有一刻间断。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
至六点十分钟时，拳匪已聚了二三千人于西安门内，官兵皆在门外后随。此时拳匪之声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到咧。此时吾与林主教正在公门前往外观望，大堂上有数教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任神甫携望远镜亦在堂上观望。既而大堂上喇叭一鸣，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在西什库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此时洋兵十名把守公门，兵头即向林主教云，可开枪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云，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措手不及了。言犹未尽，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即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耳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者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去了。（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载《义和团史料》。）
尽管如此，教堂在炮火的轰击下，还是逐渐显示出危机。
为了躲避炮弹、火焰以及坍塌下来的墙壁，妇女和儿童们惟一可做的就是不断地跑来跑去。一位外国女传教士成了她们的首领。这位女传教士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在烟火中十分醒目，在妇女孩子们的眼里，这是逃生的路标。女传教士的白帽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摘下来过，“总是低低的，迅速穿过院子”，她的身后是一大群妇女和儿童，她们数十天内一刻不离地跟着她，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躲避。
最严重的不是死亡，而是饥饿。西什库教堂内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已全部吃尽，树叶和树皮都成了最珍贵的食品。教堂里的男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精神恍惚地活着。他们奔跑、躲藏和呐喊，不能休息，不能睡觉。神经的极度紧张、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日益短缺的弹药以及不断在自己身边死亡的同伴以及妻儿日夜不停的哭喊和死亡，这一切都一齐折磨着他们疲惫的肉体和心灵，使他们两眼呆滞，行动迟缓，最后他们甚至在并没有被什么东西击中的情况下突然倒下来，死一样地一动不动了——这是真正的绝望。
教堂里也有永远不谈绝望的男人。一个中国教民豁出一死单独突围，企图把教堂里的情况向各国公使们报告并且请求救兵。但是，这个中国男人自从走了之后，教堂里的人就再也没听见过他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他当晚就被义和团们抓住，现在脑袋挂在了城墙上。即便如此，在法国报纸关于北京西什库教堂被围之战的连续报道中，依旧记载有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十名副主教在一个意大利士官和四名法国水兵的带领下，偷偷地溜出教堂，“抢掠了义和团或者中国军队的大炮”，他们甚至“爬墙溜进了北京的一座兵工厂偷回来了炸药”。如果这个举动不是外国记者们的杜撰的话，就简直是奇迹了。在外国报纸的报道中，西什库教堂里惟一的那个军官，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更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义和团或帝国军队炸开的墙洞上指挥射击，士兵们随着他的口令几乎“弹无虚发”。义和团的冲锋潮水退下之后，他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死亡的：帝国的正规军队参与了进攻，连续两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长久地站立，指挥他的士兵作战”，“最后在两个传教士的臂中死去”。当时，左右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都哭了，这是1900年西什库教堂“被围困中惟一的一次痛哭”。（（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在外国记者的笔下，西什库教堂的抵抗被严重地神奇化了。没有人真正得知在那六十多天里这座教堂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战斗”，那么除了义和团方面的“牺牲”之外，教堂里也同样有死亡发生。关于这座教堂里死亡的文字记载，依旧来自洋人们的有关“报告”。事后，各国公使为了寻找“惩办罪犯”的证据，曾对教堂内的死亡情况做过统计——当然，可以肯定地说，统计数字是经过严重夸大了的，但至少可以了解当时教堂内的肃杀气氛：武装官兵死伤过半。三百多名孩子的哭声逐渐减少，因为“每天要埋掉十几个”。义和团们曾经多次挖地道，埋设地雷，“先后爆炸四次，炸死教民四百多人。”
同样没有疑问的，还有这场战斗的最后结局：打进北京城的各国联军“终于到达了教堂”。而在这之前，义和团与帝国军队始终没能把西什库教堂攻陷。
如果说西什库教堂是义和团围攻，帝国军队助之的话，那么，进攻使馆区倒可称之为真正的战斗了，因为，进攻使馆区是帝国正规军队主攻，义和团助之。
1900年，帝国对北京使馆区的进攻，晚于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这是因为对教堂的攻击大多是义和团们所为，而对使馆的进攻，是在局势已经恶化得陷入无法解释的地步的时候，帝国军队开始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根据众所周知的国际法准则，武装攻击外国驻本国的使馆，是最严重的外交挑衅行为，是全面公开宣战的进攻信号，更是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举动。如果说中华帝国的官员们对国际法知之甚少的话，但是至少对以上简单明确的法则应该明白无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中必定有缘由。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到国际法，那么，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行在中国的大沽口武装登陆，并且强行进入帝国的都城，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了。“保护使馆”的联军的到达，使原来陷入一片恐慌中的各国使馆，如同打了一针镇静剂和强心剂，胆子立即大了起来。联军进入北京的当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便公开露面，带头在街上抓了一名义和团员，拖到德国使馆内“处决”了。第二天，克林德率领德国水兵从使馆“出击”，四出寻找挑衅的机会——“行于内城之上，见下面沙地，有拳民练习，即毫不迟疑，法令开枪，水兵闻命即放，于是沙地拳民死者，约二十人。”在德国公使的带头下，各国使馆官员也率领自己国家的官兵冲出使馆，在街头肆意驱赶和捕杀义和团团员和无辜的北京平民。美军上校迈尤率领官兵在东单帅府包围了一座庙宇，“开枪杀死四十五名义和团”团员。比利时使馆内甚至架起了大炮向使馆外射击，结果“炸死六七十人”。（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14页。）
打着“保护使馆”的名义派遣武装部队侵入中华帝国的都城，本已经是一件十分野蛮荒唐的事情，而这些洋兵到达北京之后，并没有在使馆内待着，而是像警察一样上街“维持秩序”了。端着洋枪的外国兵走在帝国京城的大街上嘻嘻哈哈，他们向中国人开枪的时候，仿佛是在他们发生了“骚乱”的殖民地内“恢复秩序”。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这些异国官兵擅自“自觉”地执行“公务”，是依据的哪条国际关系法？是遵循的哪条“国际惯例”？中国的平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愤恨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时的中国人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复仇方式，莫过于攻击使馆区，因为中国人认为，那个叫做东交民巷的地方，是洋人们策划阴谋的巢穴。
同时，1900年对京城外国使馆的进攻，还是中华帝国政府核心阶层的斗争趋于激化的后果。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帝国政府内部对义和团支持还是围剿的争斗、对外国人持以何种态度为好的争吵都更加激烈。而在这一片混乱的背后，最敏感、最重要的关于皇位变动问题的冲突已濒临你死我活的程度——这一切，都是造成帝国的正规军队在高官的授意下对北京的使馆区展开进攻的原因。
当时，在位于北京内城东南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里，共有450名外国士兵和包括12名公使在内的475名使馆人员以及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跑进使馆躲避灾难的2300多名中国教民。
进攻使馆区的是帝国正规军的董福祥部，参加进攻的官兵约数万人。
东、西交民巷，原来叫“江米巷”，是皇城正门大清门以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这条胡同附近是中华帝国政府主要官衙机构的所在地：东江米巷西口往北，集中了礼部、户部、吏部、兵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西江米巷东口往北，是五军提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在帝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以前，负责处理帝国外交事务的衙门是礼部和鸿胪寺，这两个机构都位于东江米巷的西口，所以接待各国来京使节和留学生的旅馆大都设在东江米巷之内。清中叶以前，这条胡同经常可以看见帝国的官兵如同押解犯人一样手持武器跟在洋人们的身后，因为当时的大清国采取的是严格的“闭关”政策，对洋人们的防范措施极其严厉。洋人们住在东江米巷胡同里的旅馆内如同进了囚禁所，不能随便走动，也不能擅自与中国人接触。东江米巷胡同口常年有帝国官兵把守，“严禁夷人擅自出入。”甚至礼部发出请柬邀请洋人前去出席帝国政府举办的宴会，赴宴的洋人们也只能在帝国士兵的看押下前往，“如不遵守，即行锁拿，奏交刑部治罪。”那时的洋人还没有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飞扬跋扈的胆量，金发碧眼的“鬼子”们走在古老帝国的土地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帝国的大门被各列强的枪炮打开了，西方各国开始在北京建立使馆，使馆就建在东江米巷帝国各衙门和官署之间的空地上，仅在1861～1862年的一年之间，英、法、俄、美等国便分别在中国建立起第一批外国公使馆，随后建立公使馆的国家有德国、日本、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东江米巷逐渐成为一片使馆区。随着大量西方建筑物的出现，东江米巷胡同不断扩大，原来“江米巷”这个名字已经名不副实，于是根据谐音这里被改称为“东交民巷”。
直到进攻使馆的战斗爆发之前，东交民巷虽然是使馆区，但是同时这里还杂居着很多中国官员和北京百姓，外国使馆人员和中国官民混居在一起，使这条胡同除了有很多洋人之外，与帝国京城里的其他胡同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6月15日，义和团在帝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进入北京城开始大规模烧毁教堂和抓捕洋人之后，各国公使突然宣布了“使馆防区范围”：“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王府井大街，皆不准中国军民人等来往，有洋兵看守。”同时贴出告示云：“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
此时，东交民巷的胡同口已经被战斗工事所封闭，使馆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城内一个孤立的堡垒。
6月20日，北京的街道上发生了一件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克林德事件”：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的大街上被帝国军队的一名兵勇枪杀。关于这位公使大人是如何被杀的，中外各种陈述和记载互相矛盾。洋人们大都把这一事件描绘成“帝国政府的一个事先计划好的阴谋”，说各国公使接到帝国有关部门邀请他们“商谈有关事宜”的请柬，但是“公使们出了使馆的防御范围之后，遇到了有预谋的袭击。”而中国史料上的记载是：那天德国公使克林德独自走出使馆的目的是要到帝国的总理衙门去就义和团杀害在京的外国人、大规模烧毁教堂以及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等问题，准备向帝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走到半路时，他遇到了武装的帝国军队。他首先向中国军民“进行挑衅和行凶”，是他先开的枪，帝国军队是在“奋起反击”的情况下被迫开枪的——克林德和平常一样，那天乘坐的是轿子，轿子行至东单牌楼时，恰好遇到神机营满洲兵丁恩海率队巡街，恩海“见是洋人的轿子，急让在北道高处立住，取枪对准轿子。公使在轿中开枪了，恩海让过乱弹，即发一枪。”（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第83页。）抬轿子的中国轿夫即刻便把这位德国公使扔在大街当中跑了。而帝国军官恩海所发射的这惟一的一枪，竟然准确无误地把德国公使克林德打死了。
恩海知是德国公使，“冀有不次之赏”。端郡王载漪“闻之此事大乐”。军机大臣刚毅言：“杀个洋鬼子不算大事，不日即将各使国扫灭干净。”只有庆亲王奕劻闻之惊骇，谓：“此事关系极大，以前所杀洋人，不过是传教的，今系使臣，必动各国之怒。”（《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
“克林德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帝国军队中的甘军董福祥部、武卫中军一部，在义和团农民的配合下，开始了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大规模的进攻。
关于帝国正规军队是如何进攻京城内的外国大使馆的，史料的记载基本上都是“炮战”。说“炮战”也许不大准确，因为使馆内外国军队的炮很少，根本构不成互相轰击的景象。准确地是说，是帝国军队日夜向使馆区开炮——虽然史书上少见关于帝国军队向使馆攻击的记载。帝国军队向使馆开炮的第二天，位于使馆区外围与其他各国使馆不相邻的奥地利、荷兰、意大利以及比利时四国的使馆已完全被炮火轰塌，守卫使馆的外国官兵丢弃下死伤者的尸体撤离后，四国使馆被帝国军队占领。
帝国军队进攻使馆的战斗一开始很顺利。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不是因为帝国军队的炮火不够猛烈，而是各国使馆的外交人员组织起来决心拼死一守——即使使馆的建筑物被炮火轰塌，他们也坚决不后退了。
一个当时在外国教会机构内任职的名叫鹿完天的中国人，此时也被围困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里。1900年后，他写了一本《庚子北京事变纪略》，其中这样描述了帝国军队的炮火：
初一日早六点钟，自皇城内打来大炸弹，西花园西北隅望楼连受数弹，即倾倒矣。炸弹重十余斤，上有螺丝，中装生铁，落地开裂，方圆十余步内外，撞之即成粉碎。十点钟，又将大官房脊背打崩，院中飞铁齐鸣，丁丁有声，合院惶恐，中外畏惧，妇女皆藏暗室。（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帝国军队的炮火让北京外国使馆内的所有的人在最初的时间里尝尽了人间的苦难。使馆区内所有的墙壁都被炮弹打穿，没有一面墙在战后完好无损——只有法国使馆大门前的一对中国石狮子损坏不太严重，当联军的大部队赶到东交民巷时，只有它俩还蹲在一片火烧烟熏后的废墟中。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中央有一个小小的中心花园，在使馆遭到进攻的近六十天里，这座已经没有了一朵花的花园成了使馆区的墓地。被炮火打死的、负伤之后来不及治疗而死亡的、饿死、病死的人都被拉到这里草草地埋葬了。一位年纪很大的传教士日夜不停地在炮火声中为死者祈祷着。
最让洋人们和中国教民感到恐惧的还不是大炮的轰击，而是不断传来的关于义和团何时何地，采用何种方法将被俘的洋人杀死的传闻。不管每一个传闻是否进行了夸张，但是挂在大清门上的一颗洋人的头已经说明了一切，它令所有的洋人们相信了传闻并且不由地展开着后怕的想像：自己如果被俘，将会遭遇什么？
另外，不时地加重洋人的恐惧的还有中国人彻夜不停的呐喊声。帝国军队的官兵在攻击的时候，会发出声调低沉的吼声，很像监狱里的衙役们为了震慑罪犯而集体发出的一种声音。而义和团的农民们和北京的平民则是攻击即起锣鼓开打，伴随着锣鼓声的是撕心裂腑、惊天动地的“杀”声。这种骇人的动静常常突然爆发在深更半夜，巨大而嘈杂，在天地间滚滚而来，洋人们根本分辨不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响。他们说：“只有听过中国人呐喊的，才能想像那种声音！”那些能够听得懂一点中国话的洋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中国人的喊杀声了。义和团的农民们和北京的平民一起，围在使馆区的四周，“皆喊烧东交民巷灭洋人，众口一声，昼夜不绝。”在邻近使馆建筑物的民房顶上，站满了义和团团员和中国的百姓——“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洋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19世纪以来他们在这个帝国的各个角落里所看见的那些表情呆滞的人的身体里竟蕴藏着天翻地覆的冲动、激情与斗志，而在千百年中的大多时光里都在沉默的中国人，他们一旦激动起、亢奋起来，其思想和行动皆会汹涌澎湃，势不可挡——1900年的夏天，帝国的臣民们醒了，他们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他们世代盼望的造反景象。他们脸上的表情因此而惊喜、而狂热，他们能够在炮声中依然听得见发出自己高声的呐喊。
没有增援的联军即将到达的任何消息，并且听说西摩尔已经向天津方向撤退了。在这样的氛围下，使馆区里的洋人们开始断绝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念头，一心抵抗，并且准备随时迎接死亡的到来。使馆区抵抗的战斗由各国军官轮流指挥，首先担任指挥任务的法国海军的一位副舰长很快中弹死亡。天气酷热，沾着煤油的“火箭”不断地射进来，连使馆区中央的马路都燃烧起来。轰然一声巨响，又一颗地雷爆炸了，这回被炸死的是一位海军少校。洋人们开始在地面上挖洞，企图寻找出一个能够有效地抵抗使馆外的中国人挖地道埋地雷的办法，但是效果不佳。使馆区的防御范围在逐渐缩小，于是，每一道残垣断壁都要拼死守卫到最后的时刻。弹药逐渐匮乏，洋人们开始把能够收集到的金属物品熔化，制造成子弹。绝望笼罩着所有的人。
尽管帝国军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以及后勤保障上，都远远地优于使馆区内的外国官兵，但是，1900年夏天发生在帝国东交民巷的战斗最后依旧是以帝国军队的进攻无效而告终。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有史料为此寻找的理由是：使馆区内的洋人们筑街垒的时候，使用了一种叫做“塞门德士”的东西，“初时柔软如泥，顷刻坚硬如铁”，帝国军队的炮弹子弹后来都被这种东西阻挡了。很久以后，中国人才知道，所谓“塞门德士”，就是今天的水泥——即使当时的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水泥，认定是这种东西导致了帝国军队的失败恐怕也是牵强的。
还是慈禧太后说的话值得玩味。她说，区区几个使馆，哪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又有不少史料列举了大量事实明确无误地说，使馆区之所以打不下来，是帝国政府在暗中“保护使馆”。帝国政府采取的是“明攻暗保”的政策。
既然帝国政府觉得外国使馆需要“保护”，为什么要“暗中”？甚至还要配合“明攻”？
这一切，只有那几个掌握着帝国最高权柄的官员们才能说得明白。
对使馆区的进攻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一个帝国的高级官员亲自押送来一大车西瓜水果，车上插着皇家的明黄色的旗子，看见这样的标志，任何中国人都得让路：太后恩典，赏洋人们消暑果品。
还是进攻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一个帝国的高级官员在一大群随从的簇拥下，来到使馆区战斗最激烈的北御河桥边，堂而皇之地树起一块木牌，上面写四个大字：保护使馆！
类似的情况在帝国军队进攻京城的外国使馆的六十天内时有发生。
世界上还有哪一场战斗像这场战斗一样如此古怪离奇？
但是，也许不断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出格了，连见怪不怪的帝国军民们都愣了：不是在“奉旨灭洋”么？满朝文武直到皇太后不是都说要把洋人们杀干净咱大清国就安生了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帝国的臣民看清楚了来到御河桥插“保护使馆”牌子的那位帝国官员，他就是京畿帝国军队的总节制、军机大臣荣禄。
史料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董福祥的甘军进攻使馆“数十日不下”时，端郡王载漪急火攻心，于是以“上谕”的名义命令“武卫中军”中一位叫做张怀芝的分统派“开花炮”助攻。所谓“开花炮”，是一种刚从德国进口的最新式大炮，威力巨大，据说这种大炮连德军官兵都没有见过，一颗弹丸重达几百斤，落地之后可以令“敌酋灰飞烟灭”。大炮架上了城头，射击的一切准备均已完毕，就等着一声令下了——“只要三两炮，各使馆就夷尸狼藉了。”
张怀芝，39岁，当年李鸿章委托英国将军戈登主办的中国第一所新式军校“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论军事技术，这个西方教员教出来的军官应该算是帝国军队里的精英人物。张怀芝当时的职务“分统”，相当于今天军队中的“旅长”，于是，他有权力按照中国官员的方式来处理一切事务。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发出“开炮”的口令，可他一直沉默不语。张怀芝在琢磨：炮一开，一切后果就得由他来承担了，要是帝国土地上的洋人们真的全部被灭光了，那也就罢了，他也许还是灭洋的功臣呢。但是，这个新式军校的毕业生究竟和一般人的思维不大一样，他认为帝国此刻的“灭洋”行为无论如何都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对于这个行动的最终结局实在没有把握——如果洋人们没被灭绝还杀回来了，那自己不成了罪魁了么？于是，张怀芝命令“暂缓发炮”，他独自一人走下了城墙，径直跑进他的顶头上司荣禄家。他让荣禄给他写一道发炮的命令。荣禄支支吾吾，东拉西扯，就是不给他这个白纸黑字。两个人话中藏话，互设圈套，绕来绕去，反反复复，最后僵持起来。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写这样的命令，一个没有一纸命令就死乞白赖赖在荣府里不走了。茶凉了再上，话尽了再找，最后，被纠缠得实在没有办法的荣禄眯起眼睛看着张怀芝，含含糊糊说了这样一句话：“横竖炮声一响，里边（皇宫）是听得见的。”（李岳瑞著《春冰室野乘》，《庚子拳乱轶闻》条。）仅仅愣了一瞬的张怀芝，立即明白了，告辞而出。
此故事散见于各种正史野史，其内容惊人的相似，可见虚不到哪里去。
于是，荣禄的那句话就成了那个非常时期帝国权倾一方的重臣的一句“名言”。“名言”妙在听上去模棱两可又点到了实质：荣禄没有说不准开炮，也没有下令开炮，他只是说大炮射击之后所发出的声音——涉及声学方面的问题——只要皇宫里的太后能够听见就是全部了。
张怀芝后来官运亨通，官至安徽巡抚。即使帝国灭亡到了民国，他依旧做到山东督军，还在徐世昌政府内当过参谋总长，在官场上可谓“常胜”将军。荣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对他说的那句“名言”想必是令他终身受用了。
从荣府出来，张怀芝飞快登上城墙，他说大炮的“炮位不准”，命令重新测定方位。于是，在他的亲自测定下，大炮精确地瞄准了使馆区内一块无人的空地，然后重炮齐发。用帝国的银子买来的地道的进口炮弹果然威力强大，一时间整个东交民巷地动山摇——如此猛烈的炮火轰击整整持续了一夜。
在战斗的最后时刻，“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中国军民动辄死伤无数，而帝国军队万炮齐发，即使概略瞄准，狭小的使馆区也定会出现大量死伤，而竟然“死者寥寥”——如果不是帝国军队的大炮都被指挥官们重新测定过了，出现这种“奇迹”几乎无法解释。
关于帝国军队大炮的故事，还有一种说法，其造成的后果更可恶。陈燮龙《梦蕉亭杂记》：
董福祥围攻使馆，相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荣禄）以红衣大将军进攻。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嗣后并不恒用，弃藏至今。炮身量极重大，非先期建筑炮架不适于用。以地势言，此项炮架，须建立于东安门内东城根，城外即御河桥，桥南西岸，迤数十步即英使馆。统计由城根至使馆不及半里，各个公使参随各员并妇孺等均藏身于使馆内。该馆屋宇连云，鳞次栉比，倘以巨炮连轰数次，断无不摧陷之理，不知该邸何以出此种政策。此炮放出，声闻数里，宫中亦必听闻，亦断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该商等十数家环居左近，一时大惊，纷纷始议迁移。越日，收拾银钱账据，全数迁往贯市暂住。（陈燮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改变炮位表尺，故意把炮弹打在洋人院子里的空地上，也就罢了。但是，帝国军队的炮手居然把本来瞄准洋人的炮口，转而瞄向了中国居民并且真的开了炮，中国百姓纷纷倒在20世纪初中华帝国这片世界上最荒唐的土地上。帝国大炮的故事后来在使馆内的洋人们的回忆中得以证实：幸中兵不明算法，长短远近，酌量不准，每从城墙穿过，至城外始落。（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后来，在进入联军开列的“必须惩办”的帝国高官大员的长长的名单中，没有荣禄的名字，尽管从职务上讲，他是指挥帝国正规军进攻使馆的总指挥。
使馆区的战斗进行到后期，洋人们反而不那么紧张了，这一点外国报纸的报道从另一个方面给予了证实：使馆内的洋人们不但“衣食不缺”，在恐惧中度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好像不那么特别害怕了，而且还把枪杀义和团民、中国百姓和中国军人当做“狩猎一样的消遣”。1901年1月2日的《纽约太阳报》发表过一篇“访问录”，里面记载了当时在使馆区内的一对洋人夫妇的“狩猎成果”：这对叫做Afchamot的夫妇在使馆被围困时，用来复枪一共射杀义和团民约700人，其中，太太创造的记录是在一天之内射杀17人，而她的先生创造的记录是一天之内射杀了54人！
英国人姆威尔在其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中坦白地承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中国方面“忽起决心，以千人齐力冲来，则扫去予等之防御，如扫落叶之易耳。”对于这样的情况最终没有发生的原因，他说：“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务决裂之后，犹暗中竭力挽回，以施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
所谓“主持和平者”，即指政府中反对武力对待洋人和主张围剿义和团的一部分官员。而主战派，是指以端郡王为首的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一部分官员。作为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慈禧，却始终在两派官员的观点之间摇摆不定。慈禧并不是不懂得什么国际准则，或者是她对洋人们有特别的怜悯之心，更或者，是她有更高明的政治见解和手腕，虽然所有攻击的命令都来源于她，所有妥协的命令也来源于她，而她真正的用意不在灭洋人，仅借此以胁洋人就范，承认其废立之事而已——即使整个帝国的局势恶化到如此程度，慈禧的所有决策依然以其“家事”利益为最高准则，她就是要不惜一切废掉让她不顺心的皇帝光绪。
呐喊，鲜血，人头，尸体，炮火，废墟……
说到底，还是“我们家”里的那点儿事。
4、有异味的名单
至此，有必要开列一张上一个世纪之交大清帝国政府“大家庭”的主要官员的名单：
最高权力人物——
慈禧皇太后：按照帝国的皇权制度，皇帝应该是权力的核心和巅峰，但是由于历史和“家事”的原因，1860年咸丰皇帝死后，经由年轻的贵妃慈禧发动“辛酉政变”，1861年载淳即位，太后慈禧听政，以至数十年来，这个女人一直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权力核心。
光绪皇帝载湉：中华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傀儡，千百年来一个最伤感的中国男人。
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
世铎：满族，军机处“领班”。末代世袭礼亲王，祖上曾为正红旗旗主。一个没有主见的、息事宁人的温和老贵族。
荣禄：满族，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武卫五军总节制。一个擅长官场权术的极其狡猾的官僚，京畿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慈禧的心腹大臣之一。
王文韶：汉族，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一个久在官场最高阶层起伏的老官僚，学问渊博，狡猾圆熟。最大的特点是对什么都不负责任。
刚毅：满族，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个平庸鲁莽但自以为聪明的官员。积极支持废帝，支持义和团。病死于跟随慈禧的逃亡途中。
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支持义和团的主要官员。最后被洋人们处死。
赵舒翘：汉族，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廉能明敏”。慈禧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最后被列入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自杀。
京畿卫队系统——
载勋：满族，世袭庄亲王。窥视皇权的载家兄弟之一。步兵营统领。掌管京城九门，统帅八旗步兵，最后被列入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自杀。
载漪：满族，世袭端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总管大臣，虎神营总兵。一个不学无术但野心极大的贵族。大阿哥之父。最后被流放西北。
载澜：满族，世袭辅国公。载家兄弟之一。神机营总兵。
北方正规军系统——
荣禄：武卫五军总节制，兼驻扎北京南郊的德式训练和装备的武卫中军总统。
聂士成：汉族。日式训练和装备的武卫前军统领，驻扎天津。死于与外国联军的交战中，被称之为民族英雄。
董福祥：回族。由甘肃地方军队改编而成的武卫后军统领。北京局势混乱后，带领甘军进驻北京城内，是攻打使馆区的主力部队。
宋庆：汉族。由毅军改编而成的武卫左军统领。驻扎山海关。
袁世凯：汉族。由德式训练和装备的天津“小站新军”组成的武卫右军统领，驻扎在山东境内。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载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
奕?：满族，世袭庆亲王。稍微懂得点儿外交事务，思维较为清醒的老贵族。1901年帝国与洋人“议和”的主要代表。
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载漪上任后跟随进入总理衙门。
溥兴：满族，“溥”字辈中的一个宗室贵族子弟，跟随载漪入总理衙门。
那桐：满族，曾任侍郎。跟随载漪入总理衙门。
桂春：满族，三品京堂，总署行走。
裕庚：满族，曾任太仆寺少卿。
崇礼：满族，协办大学士。
廖寿恒：汉族，原礼部尚书，军机处行走。
赵舒翘：汉族，军机大臣，刑部尚书。
吴廷芬：汉族，曾任户部右侍郎。
联元：满族，内阁学士。光绪的崇拜者和拥戴者，被慈禧所杀。
袁昶：满族，光禄寺卿，坚决主张围剿义和团的官员之一，被慈禧所杀。
徐用仪：汉族，兵部尚书。观点和袁昶相似，被慈禧所杀。
许景澄：曾任帝国驻俄、德等国公使，观点和袁昶、徐用仪近似，被慈禧所杀。
帝国各省军政首脑——
裕禄：满族，贵族出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平庸圆滑，官运亨通。对局势的判断始终没有自己的见解和明确的表态。在联军进攻前，是负责帝国都城安全的最主要将领，当兵败如山倒时，自杀于战场。
毓贤：旗籍。山西巡抚。主张用极端手段灭洋的主要官员。据说为官廉洁。最后在洋人们的要求下被帝国政府处决。
端方：满族，陕西巡抚。慈禧逃亡时的主要护驾官员。
寿山：满族，黑龙江将军。一直在俄国军队的压力之下艰难地周旋的军事将领，最终因为抗俄不力而自杀。
增祺：满族，盛京将军，驻奉天，曾经招抚过张作霖。
袁世凯：山东巡抚。
刘坤一：汉族，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驻南京。中国近代史上南方著名的开明官员，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张之洞：汉族，湖广总督，驻武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之一，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李鸿章：汉族，两广总督。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洋务派首脑，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1901年帝国与外国联军“议和”的主要谈判代表。
许应■：汉族，闽浙总督，驻福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王之春：汉族，安徽总督，驻安庆。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余联沅：汉族，浙江总督，驻杭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松寿：满族，江苏总督，驻苏州。拒绝执行灭洋指令的帝国高级大员之一。
大清帝国的前叶，帝国政府权力的最高机构不是军机处而是内阁。内阁由四名内阁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名额分配是满汉各半。大学士被称为“百僚之长”，地位相当于“宰相”，于是，凡是当上“大学士”的官员，也被称之为“入相”或者“相国”，官阶为正一品，是帝国官员在官场所能登上的最高职位。大学士制度是清帝国沿用了明代的惯例，只不过明代的“大学士”官阶仅五品，而清大大提高了“大学士”的地位和作用。满族官员“入相”，是根据家族渊源和政治上的受宠程度；汉族官员“入相”，则必须经过科举考试，并且得到进士出身。因此，雍正以前的大清帝国政府权力的最高机构可以算是一个文官政府。
到了雍正年间，帝国的边疆战事频繁，以至于皇帝都要亲自率部出征作战，而随皇帝出征的军事“参谋部”便成为处理各种政治和军事事务的最高机构，叫做“行宫军机处”。打仗的时候生活艰苦，军机大臣们常常趴在帐篷里的地上起草各种文书，工作效率颇高，皇帝立即感觉到这个机构比和平时期办事拖拉的内阁好用多了，所以，仗打完时，皇帝依旧保留了军机处来协助处理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的重要事务。从功能上讲，军机处虽然职能和原来的政府内阁职能相重叠，但是地位却依旧和战时一样，结果，军机处把内阁完全架空了。从大清的中叶开始，帝国的政府内阁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摆设，内阁大学士也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虚衔——“俨若闲曹，官尊而权轻。”只是，究竟地位是官职的极品，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入军机者不是大学士——“有相之权而无相之位”；是大学士者不是军机——“有相之位而无相之权”。只有两者兼得者，才是帝国真正的“宰相”，才算是达到了做官的极顶。
军机处是帝国一切军令、政令的决策和发布机构。可以说，帝国军机大臣的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帝国的衰荣。
1900年的帝国军机处是大清国数百年历史上最昏庸、最荒唐、最混乱的政府机构。那时军机处共有六名军机大臣。“庚子国变”之后，六军机中竟然有三个在外来势力的胁迫之下被帝国政府自己下令处死，这在帝国数百年的历史上史无前例。
帝国的军机处的办公地点通常为三处，即紫禁城隆宗门内、内右门之外的一排平房，即使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帝国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也过于寒酸简陋了。第二处是当皇帝和太后在颐和园的时候的随行办公地点，也同样简陋。第三处是在中南海东，这倒是一个风景绝佳的好去处。据说皇帝特赐军机大臣在此上班的时候，可以在中南海内乘船——“羡杀词臣与枢密，独邀天宠许乘船。”军机大臣所受到的“特许”还不止乘船一项。皇帝和太后召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享受“赐座”，这可不是一般的恩赐，因为除了军机大臣，任何官员，不管官位多高，年龄多大，受到召见的时候都得跪着。
帝国的六军机有严格的排列顺序，标志着权力的大小和地位的尊卑。礼亲王是军机首领，往下排列的顺序是：荣禄、王文韶、刚毅、启秀和赵舒翘。这个顺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乱不得，连每天“上班”时进“办公室”时也要如此。如果礼亲王“上班”了，他肯定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手里拿着决定帝国命运的最重要的奏章和批件，而走在最后面的军机大臣，在礼亲王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需要以最敏捷的速度跑上几步，为各位大臣掀起门帘，因此，排名最后的那位军机大臣，又叫做“挑帘子军机”。
礼亲王是军机处的首领大臣，但是一生碌碌无为，他官位至此，仅仅靠的是皇亲国戚的资历，他本人没有任何政治才能和勇气，在帝国的政治棋盘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排列第二的荣禄就当然取而代之了。荣禄是慈禧的心腹大臣，在帝国的那一段岁月里，没有哪一个大臣能够得到像荣禄一样的宠信，他的一举一动几乎就是帝国政治的晴雨表。王文韶是汉族大臣，汉大臣从帝国开国时起，就处在低满人一等的地位，向来是要看着满族贵族们的脸色行事的，鲜有敢于直述己见的时候。王文韶人称“油浸枇杷核”——滑头滑脑。他办事的惟一原则是“多磕头，少说话”。排列第四的刚毅可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个满族大臣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和载漪串通一气，在满族贵族中有相当的势力，这就使他不可避免地与荣禄成为一对政治上互相倾轧的对手。启秀靠的是巴结大阿哥的师傅、帝国的道学家徐桐起家的，其立场自然别无选择地和载家兄弟站在一起。赵舒翘年轻一些，为官也“素有清名”，但是他之所以能当上军机大臣，靠的是满族大臣刚毅的推荐，自然要看刚毅的观点而行事，面对重大的决策，谈不上自己有什么见解，是个名副其实的“挑帘子军机”。
应该说，1900年的大清军机处，能够左右帝国局势的，只有荣禄和刚毅两个人。
荣禄，时年64岁，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字仲华。荫生出身。蒙其父亲的资历，曾被恩赏六品主事。后来当上了户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掌管着皇家仓库的钥匙，又升迁为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这下，连紫禁城大门的钥匙也归他管了。年轻的时候，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特别多，其中最特别的是有关年轻的他和同样年轻的慈禧之间的桃色逸闻，这些公子多情美人有意的浪漫故事不但在中国野史中被描绘得有根有据有来有往，连西方人写的帝国故事中也说得眉目清晰。但如果考证一下荣禄和慈禧各自的身世，就不难看出这些故事中的虚妄成分。只是，不管传闻如何，荣禄和慈禧太后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之后，所有的人都对“康有为”三个字忌讳莫深，只有荣禄一个人敢拿这个话题在慈禧面前开玩笑。荣禄说：老佛爷，奴才可是个康党！慈禧就说：不错。可康有为是个奸臣，竟然辜负了你提拔他的好意，想让那个袁世凯杀了你！说完两个人都笑，“都觉得很好玩”。政治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稍不留神，就会把身家姓命玩进去。年轻时的荣禄是吃过这个亏的。
当年刚刚当上工部尚书的荣禄仗着年轻气盛，想把军机处里满腹经纶的汉大臣沈桂芳弄出北京。荣禄还不知道虽为汉臣，但沈桂芳置身朝廷多年，即使树不参天根也必深。翁同龢看出了荣禄的野心，串通朝中的老臣重僚，将荣禄处心积虑要使沈桂芳去的“位置”让荣禄去了。荣禄被弄出了北京，到西安当了近20年的“西安将军”。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挫折，也是他得以成熟起来的重要契机。20年的冷落和失意，荣禄从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直到一个被西北风沙吹得如同干瘪的皮囊一样的老人，他真正知道了什么是险恶的官场和为官的要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水师基本覆灭，帝国需要军事人才，在恭亲王的推荐下，荣禄才得以重新回到北京，当上了他20年之前就已经当过了的步军统领。随后，帝、后矛盾激化，他把宝果断地押在了太后一边，很快就得到了慈禧的重视。1898年，他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个位置是帝国封疆大臣中最显赫的。“戊戌变法”中，他紧握兵权的忠贞不贰，为慈禧立下了天功，于是得以进入军机处，开始了他在慈禧身边施展独特的政治才能的时期。
所谓独特的政治才能，根据所有历史资料所描绘的所有关于荣禄的事件，似乎两个字就可以囊括这位影响了帝国历史的重臣的“独特”才能，那就是：沉默。历史遗留下来了清晰地显现着这个老官僚面孔的照片：瘦而枯槁，眼睛肿着，永远不会让人看清他的目光所指。这是一张成熟的政客的面孔，冷漠而镇静，绝不表露任何一种表情。在超人的沉默中，荣禄能够悄然洞察到政治局势的细微变化以及政治对手的内心秘密，从而极其迅速地对局势做出自己独特的判断。当风传慈禧决定把光绪皇帝废除的时候，所有的帝国大臣都对此事的真伪感到茫然和恐惧，而从慈禧的嘴里，大臣们仅仅听见这样一句话：去问荣禄。可是，荣禄成天待在家里，既不出门，也不见客。直到最后的时刻，当洋人们对慈禧废帝明确表示了极大不满的时候，荣禄才在深夜跑到颐和园“跪见”慈禧。这位60岁的老人说哭就哭，他直言不讳地说出“立储”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违反帝国“祖制”，是大逆不道的，但是，荣禄已经看准了慈禧的心思，既然敢说，就有把握。果然，慈禧“采用”了他的建议，由此他在帝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了。荣禄在主张利用义和团达到慈禧的政治目的上、在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城的问题上、在命令帝国军队进攻使馆区的问题上，都是最核心的决策者。但是在表面上，他却是一副“观望派”和“反对派”的面孔，况且，他在局势最危机的时候对那个名叫张怀芝的分统说出过一举定成败的“名言”，这使他在“庚子事变”之后，作为帝国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的首脑，居然没有被洋人们列在“惩办”的名单之内。
与荣禄相比，同是军机大臣的刚毅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不是荣禄的对手。
中国的野史中，关于刚毅的奇闻逸事很多，大都是一副小丑的滑稽面孔，使用的词汇多是“贪婪”、“狡诈”、“卑劣”。但是，作为一个官员，他之所以能够爬上帝国统治集团的高位，绝不是一个“狡诈”所能了断的。
刚毅，满洲镶蓝旗人，原来不过是个熟谙满族文字的翻译生员，考取笔帖式，在刑部任职，干的是处理一般文案的工作，这个工作决定了他对官场手段无法迅速熟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无能。当举国关注的那桩“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公案终于闹到了北京的时候，刚毅聪明地摸准了慈禧的心思。他看到慈禧已经对南方某些官员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而有点不听话的举动有所感觉了。于是，时任刑部侍郎的他本可以“维持原判”，但他一反常态，大刀阔斧，孤注一掷，持平判决——他对“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断案结果把一大批南方官员牵扯了进去，他们在这桩“小小”的民案中因为层层受贿层层包庇而身陷其中——刚毅借一桩百姓民案为慈禧灭除了心腹之患，仅此一事，慈禧不记住他的名字才怪。很快，他先升郎中，再由京官外放，一放就是又美又肥的广东惠潮嘉道，又迁江西按察使，又迁广东布政使，又迁山西巡抚，步步高升，仅仅六年，就从一个刑部员外郎升至二品巡抚，升官的速度一时无两。有史料说他用新银元给慈禧行贿，说他从南方做官到回京任职时，搜刮的民财装了上千箱子，“此中皆累累黄白物也。”但是，还有的史料说他为官“清廉”，因为他死后在他的家里竟然没有发现什么财产，家人甚至要挨饿了。同时，他还是帝国官员中少有的不吸鸦片烟的人，这一点说“难能可贵”绝不为过。他肯定有某种特殊的“才能”或者“特点”，才会得到慈禧的信任和喜欢，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官运亨通。刚毅从广东巡抚的位置上调回北京任礼部侍郎，入军机，成为朝廷重臣。然后又当上尚书、协办大学士，只差一点就赶上荣禄了。
不少史家都认为，慈禧作为“一介女流”，载漪作为纨绔子弟，他们在对待义和团和洋人的问题上做出愚蠢的举动“情有可原”，但是，刚毅作为军机大臣，为何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为国家利益着想？其实，这是高估了刚毅的“政治水准”。极端迷信义和团神权思想的人在帝国的大员中何止刚毅一个，不是连帝国最有“学问”的大学士徐桐、“贤吏”毓贤在这个问题上也持一样的观点么？刚毅是官员，官员自有为官之道。刚毅为了和荣禄争功较劲，公开呼吁把光绪皇帝废除，直接让载漪的儿子当皇帝。为了网罗党羽和削弱荣禄在慈禧面前的势力，他极力主张让载漪当帝国的总理各国事务总管。他和载漪一拍即合，成为1900年间大清帝国官场上结党营私的典范。
1900年，即将面临巨大政治危机的中华帝国，就是在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机构的掌管决策下一步步地走向灾难的。
军机处首领礼亲王根本不“上班”，军机处的平房实际上成了刚毅和荣禄这两个权势最盛的满族军机勾心斗角的场所。荣禄依慈禧的威力而自傲，刚毅挟载漪的前景而自骄，二人势均力敌，各不相让，使得军机处在对国家政局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其他各位军机总是要在这两个人勾心斗角、话中有话的气氛中来回揣摩。
当时，刚毅正在闹“职称”问题，因为他仅仅是协办大学士，是个“副宰相”，属于“有相权而无相位”的军机。帝国的大学士名额是固定的，满汉各二，当时的两个满族大学士为荣禄和昆冈，两个汉族大学士为徐桐和李鸿章。而荣禄是正宗的“文渊阁大学士”，即“有相权又有相位”的正宗军机，而且是帝国军机大臣中惟一的正宗。论当军机大臣的资历，刚毅比荣禄要早四年多，因此他心里总是不服气。大学士的替补，要到一个大学士死了以后才有机会，刚毅看到荣禄和昆冈都还很结实，根本没有突然死亡的可能，因此心里总是十分不畅。他和荣禄之间不存在关于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他们的冲突纯粹属于“私仇”——最可怕的是，帝国官员之间的“私仇”往往是处理国家事务时的思考参照。刚毅和荣禄只要有机会给对方一击，就绝不会错过；即使没有机会，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有一天，刚毅和荣禄同在军机处，刚毅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地发泄不满，荣禄故意问他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刚毅满不在乎地说：“公与昆晓峰各占一正揆缺，我何时得补正揆？想及此，是以怏怏。”荣禄皮笑肉不笑地回答：“何不用毒药将我与晓峰毒毙？”刚毅勃然大怒，他告诉荣大人：不是没有这一天！
1900年夏天，那些倒在北京城大街小巷里的帝国的臣民们，有谁会知道掌握着帝国命运的军机处其实就犹如帝国乡村中张长李短的土炕头——生民就是这样如同草芥了。
没有适当的理由来解释，中国北方的一个人口仅仅百万，1599年才有自己的文字，1601年因为开始实行八旗兵制才把部落间尚不十分紧凑的同盟相对地组织起来的游牧民族，怎么会在1644年仿佛是一夜之间便赢得了主宰广袤的中华国土的权力，开始治理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数亿的人口和无边的田地的庞大的帝国。一个不知是野史影响了正史，还是正史影响了野史的解释是：1644年春天，一个叫做吴三桂的明代将军，因为一个爱妾的丢失而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将军打开了踞守中原的山海关的大门，结果影响了数亿中国人今后几个世纪的命运。
1900年，满族人已经有效地统治和治理这片辽阔的国土达二百多年了，至光绪已是第10代皇帝。
满族人在统一中华全境之后，为了巩固政权，皇帝勤奋努力，官员齐心合力。大清中叶以前的某段时期，尤其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百年间，满族人治理的这个帝国曾经达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高峰，中华帝国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其疆土辽阔，国防稳固，经济繁荣，政治靖和，人称“康乾盛世”。
但是，在人类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种族的国家，只要是帝王专制的政权，几乎没有异样地会演奏出创业、发达、衰败三部曲，如同某种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
大清帝国政权的衰败是从乾隆中叶，即帝国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开始显露的。太平盛世，丰衣足食，享乐之风渐起，直至奢华日盛。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皇家船队奢侈到了倾尽人间想像所能及的富丽堂皇，皇帝所到之处眼前无不是地方官员进献来的人间宝物，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开始了“行政”搜刮，泱泱帝国终于裂开了它走向腐烂的第一道缝隙。到了光绪年间，效率低下、贪污成风、奢侈腐化等官场上的一切丑陋行为已经成为帝国官场的风俗，所有的帝国官员都公开而自然地向世人袒露着最丑陋最肮脏的官场游戏规则：官可价得，政可贿成。——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中最黑暗最肮脏的部分。历史的明鉴是：每当一个政权的官职演化成一种彻头彻尾的商品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危险了。大清帝国的官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商品，是因为无论官职大小，帝国的官员们“无官不贪”。光绪年间的帝国官职根据大小都有明码实价，“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如果是“一任贪知府”呢？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回广东原籍时，其随带的财物之多成为当时整个帝国最轰动的新闻。有人站在码头上数他的行李，七百多名搬运工日夜搬运，搬了整整10天。慈禧太后应该是帝国最大的“官”了，《清稗类钞》中曾有记载说，慈禧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就有“私蓄”折英国币制1500万英镑。这些“私蓄”在联军占领北京她仓皇逃亡的时候，被埋藏在了紫禁城里的地下。1901年她回京之后，发现所藏的金钱已被盗走了一部分，剩下的大约还合900多万英镑。但是，没过两年，她的“私蓄”猛然增至合2500万英镑。按照当时的货币兑换汇率换算，约为中国白银8000万两以上。如此巨大的款项从何而来？来自官职的买卖。任何一个官职的空缺都是交易的机会。而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就可以是官职的最大囤积商和出售商——“慈禧卖各种肥缺，以为常事。”况且，帝国的海关监督、税官监督、织造、盐政等公认的“肥缺”都属于她的私人财产而一直“悬价而卖”。慈禧卖的全是巡抚、督军以上的大官，她的大管家李莲英是这些买卖的“中间商”。各省巡抚的职位是最值钱的，即使经过李莲英的中间折扣，到慈禧手里的依旧不是一个小数目。
卖官的风气传到各大臣和满族贵族时，暗中的交易就更加难以描述。光绪的父亲醇亲王、庆亲王奕?等都是帝国最著名的受贿者，这些掌握着国家重要权力的亲王们生活糜烂的程度令世人不可想像——“花银像流水一样”，而银子的来源谁都明白。庆亲王奕?知道他之所以能够“有官可卖”依靠的是谁，于是对慈禧的贿赂手段无以复加。胡恩敬《国闻备乘》中记载道：
麻雀之风，起自宁波沿海一带，后渐染于各省。孝钦（慈禧）晚年，亦好此戏。奕?谴两女入侍，日挟数千金与博，辄佯负，往往空手而归。内监宫婢，各有赏犒，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又自西巡以后，贡献之风日盛，奕?所献尤多。孝钦亦颇谅之，尝语人曰：奕?死要钱，实负我。我不难去奕?，但奕?即去，宗室中又谁可用者？？盖奕?贪婪之名，上下皆直言不讳，言路以次参之，宜孝钦付之一笑也。然孝钦即知其弊，不急罢贡献，犹纵两格格入宫，以博弈戏为事，则未免累于嗜好矣。（胡思敬：《国闻备乘》。）
明明知道有不少揭发于国于民都责任重大的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贪污受贿的奏折，而且慈禧也知道他“实负我”——注意，慈禧的“负我”，实际上是误国，这是帝国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混淆“国事”和“家事”的习惯用语。但是慈禧就是不处理。她的借口是，在宗室中找不出可以替代他的人。然后她把贪污、受贿以及“负我”的事“付之一笑”。然而，在史料的深处，藏着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如果还留着他，慈禧每天可以得到不少钱。奕?的手段即使今天看来也并不新鲜，那就是派人陪着慈禧打麻将，现金筹码，但玩得很大，并且故意输钱——“每日输千金”。陪同的人输给慈禧的钱越多，奕?付给负责陪玩的人的工钱越多——慈禧干吗要自断财路呢？
大清帝国中下层官员的正常俸禄可能是当时全世界各国官员中最低的。光绪年间，官员的俸禄为：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九品33两。而且就是这点儿官饷也常常因为帝国“财政紧张”而八折发放。也就是说，官职低下但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县太爷”，月俸仅剩了三四十两银子。饷银不够用，不靠“外快”靠什么？于是帝国官场就有了明确的“陋规钱”的制度：凡是想当官的，可以拿钱买，叫做“捐官”。办理“捐官”手续时，要根据官职的大小交一笔钱，这笔钱最后按月结算分给有关的官员。咸丰之后，这种收入竟然成为帝国官员的主要收入。即使是最下层的京官，这种收入每月也在几十两之数，一年就有数百两。
同时，只要是当官的，每年还有不算受贿的额外收入，即下级官员送上的礼。由于这是帝国的一种“制度”，于是就有“冰敬”、“炭敬”、“别敬”等文雅含蓄的名目。所谓“冰敬”，是夏天送的钱，好像是“降温费”，在巡抚、督军和军机们之间通行。“炭敬”，是冬天送的钱，好像是“取暖费”。帝国最流行的是“别敬”，即一个官员得到升迁时送给有关官员的“感谢费”。这种“感谢费”的价码根据官职大小和“感情”薄厚而定，少则十两八两，多则上千数万。一位曾经从帝国都城普通衙门升迁到四川省当官的官员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了他临行时送的“别敬”数目是白银1.5万两。而另一位到陕西任粮道的官员的“别敬”达到了1.7万两。自己的巨款迫不得已给了别人，那么他们只有在其任上迅速地将“本”“赚”回来，当然赚的肯定还有“本”以外的“利”，因为比他们更小的官员在升迁的时候也会给他们送“别敬”。
帝国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穷官”，但是，整个帝国内，没有一个官员不叫唤自己“穷”的。就连王公们也时时要表露出自己就快“山穷水尽”了。这是帝国在19世纪末的又一种黑暗：声明自己“穷”，无不是索贿的一种暗示——帝国末期官员们有多少钱也觉得不够花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活糜烂。
清末，中国有了一句几乎无人不知的话，而且流传甚久：天下越乱，国人越吃。
官员们狂吃不止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
帝国的官员们向来是“连吃带玩”的。那时的国人都爱“听戏”：“晚近士大夫习于声色，群以酒食征逐为乐，而京师尤甚，有好事者赋诗以记之曰：‘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徐珂：《清稗类钞》。）所谓“天乐”、“庆乐”为戏园子，“惠丰、同丰”是饭馆，而“胡同”指的则是妓院。官员们为了应酬吃喝整日奔忙，往往一个晚上同时在几个大饭庄或者张府李府之间来回“赶场”。“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无日无之”，杯碗罗列，山珍海味，划拳行令，一醉方休。震钧《天咫偶闻》记载：“今日一筵之费，至十金，一戏之费，至百金。”
官员们吃起来花样百出，不怕花银子。《汪穰卿笔记》中说：
京官四人为食鱼翅之盛会，其法一百六十金购上等鱼翅，复剔选再四而平铺于蒸笼，蒸之极烂，又以火腿四肘、鸡四只亦精选，火腿去爪、去滴油、去骨，鸡鸭去腹中物、去爪翼，煮极融化而漉其汁。则又以火腿、鸡、鸭各四，再以前汁煮之，并撤去其油，使其清腴，乃以蒸烂之鱼翅入之，味之鲜美盖平常所无。闻所费并各物及赏犒庖丁，人计之约用三百余金，是亦古今食谱中豪举矣。四人者为翰林林贻书、商部主事沈瑶庆、候选道陈某，其一人则不记矣。（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这样的菜肴，不要说花多少银子，仅仅消耗的时间就很可观。当时帝国的政治局势每分每秒都在恶化，灾难同时每分每秒地在向帝国临近，而帝国的政府官员却能耐心地观看厨子们如此烦琐地制作一道菜，其心态令人吃惊。
更令人吃惊的事还有。尽管京城里已是一片混乱，但是戏园子里的剧却照演不误，官员们捧坤角的彩也照喝不误：“近日京师梨园，声价十倍，红氍毹上，清歌一曲，缠头辄费千金。”（《觉花寮杂记》，转引自《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63页。）帝国的时局越危机，官员们好像越开心。外国联军云集中国沿海，义和团云集北京城内，炮火连天，尸体遍地，帝国的官员们越发表示出对“艺术”的酷爱。为了更热闹些，他们每人交上几两银子——谓之“凑份子”，然后聚在一起摆酒席招妓女：“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供一朝挥霍，犹苦不足。”（震钧：《天咫偶闻》。）也许在炮声中，戏子们的歌唱和妓女们的媚笑，更有另外的一番风韵？
有人这样描绘帝国的官员：胖、好色、虚弱。
准确之极。
这样的官员，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就用不着奇怪了。曾经当过赛金花丈夫的帝国大员洪钧是举国公认的欣赏美女的内行，但在国家外交上却是一个白痴。他奉命到中俄边境和俄方一起“勘测边界”，由于手上没有当地的地图，他竟然从俄国人那里买来一张，然后按照俄国人画好的地图“勘测边界”，其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一个帝国官员崇厚，奉命到俄国去谈判关于新疆伊犁的问题。俄国人发现，这个中华帝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竟然连基本的外交知识和起码的地理知识都不具备，并且“他急于回国料理家务”，于是，在俄国人故意天花乱坠的一阵阿谀奉承之后，崇厚便稀里糊涂地在条约上签了字。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大笔一挥，不但中华帝国政府要毫无道理地支付给俄国人相当于500万卢布的“赔款”，而且竟然把特克斯河流域和重要的军事隘口木扎提山口全都“割让”给了俄国。朝廷知道后，急电崇厚，不许他在条约上签字，但是，朝廷的电报到达的时候，这位帝国官员不但已经签了字，而且“未经奉旨擅自回国”了。
“君以国为市，以民为醢。”——朝廷把国家当成了一个交易大市场，官员以挥霍民脂民膏为乐事。于是，最深切、最惨痛的灾难向危机中的帝国扑面而来了。
5、“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
一个叫做陈恒庆的帝国官员的家就在西什库教堂附近，在义和团围攻教堂的那些日子里，他“尝登墙观战，其见闻较切也”。他把他所看见的事情记载了下来，其中的古怪离奇叫人不知当信与否。
《归里清谭》：
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予亲见之。闻教堂内教士、教民约三四百人，其兵械只有枪数十。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燃，于是谣言出矣，谓教民以女血涂其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做镇物，故咒不能灵。大学士（误）启秀献策于端王、庄王曰：“此等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飞檄请之。”乃专骑驰请，十日而至。启秀在军机处贺曰：“明日太平矣。”问其故，曰：“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闻者为之匿笑。和尚往庄王府邸，先选拳匪之精壮者数百，又选红灯照女子数十人。协同拣选者，大学士刚毅也。韶年女子，手携红巾，足著小红履，腰系红带，下垂及足，额有红抹，掩映粉黛，口诵神咒，蹀躞于府厅氍毹之上。乐部歌妓唱荡韵，舞长袖，不能比也。拣选事毕，庄王问大和尚何日可攻打教堂，和尚轮指以卜曰：“今日三点钟为最吉。”又问：“骑马乎？步行乎？”和尚闭目而言曰：“骑载勋（庄王）之马，备一大刀。”于是跨马挟刀率拳匪直入西安门，红灯照尾其后，刚毅亦以红布缠腰缠头，随之步行。西安门内有当店两座，早被拳匪抢掠一空，和尚暂坐其中，以待吉时。座前酒一壶，菜一盘，自斟自饮。刚毅及诸拳匪侍立于庭。将报三点钟，予在寓登壁而观，家人阻予曰：“枪弹飞来奈何？”予曰：“今日拼死观此一剧。”旋见和尚策马率领拳匪直扑教堂，指令纵火，教堂猝发数枪，正中和尚要害，坠于马下。拳匪大师兄居前者亦被弹而倒，后队大溃，数人拖一尸而奔。红灯照幼女有被践而死者，鞣花碎玉，殊可惜也。败北者一拥出西安门，刚毅立不能稳，足不能动，力抱门柱而立。一老阍人不知其为宰相也，曰：“你老先生如此年纪，亦学此道，何自苦也。”拳匪拖尸径奔庄王府，中道谓人曰“和尚暨大师兄暂睡耳，吾当以神咒醒之。”途人窃语曰：“恐长眠不起矣。”（《凌霄一士随笔》卷八第十七期。）
要不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记载，这幅景象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政治前途和外交危机的真正的战斗。而这场滑稽戏中的主角却都是帝国政权中的重量级人物：帝国军机大臣启秀，帝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端郡王载漪，京城步军统领载勋，另外一位就是那位来自五台山的“法力”无边的大师了。
当启秀提出邀请大和尚前来破敌时，慈禧太后郑重批准并命启秀亲自处理这件事——整个帝国从上到下，在这一瞬间，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了一个和尚身上！除了那几个“匿笑”的官员之外，在这件绝顶荒唐的事件中，最认真、最严肃的是载漪和载勋两兄弟。这两个帝国的高级大员把“师傅”迎接到自己的府邸，“咸执弟子礼”，然后“赠如意锦缎”，再封“师傅”为“荡魔大国师”。当“师傅”出发“荡魔”的时候，载家兄弟脱下了“官衣”，换上了义和团农民们的打扮——“皆裹红巾，短衣执刀以从。”“战斗”的时候，他们“身先士卒”——这份勇敢和献身精神在帝国中可谓多年不见了——在“拳民”们夹道欢呼的一瞬间，他们也许还真感到了“为国赴汤蹈火”的荣光。
而更让义和团们感到放心的是，“我们的大和尚”不但和他们一样自称“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骑赤兔马往攻”，更重要的是，大和尚的怀里还抱着“《春秋》一部”——与其说这位大和尚靠的是“法术”在战斗，不如说他依仗的是中国文化在“冲杀”——这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因为拼武器和实力咱不行，论文化全世界哪个能比？京城百姓的欢呼声随之震耳欲聋。这一下，教堂里那些心惊肉跳的洋人们禁不住探出头来，他们看见的情景令他们亦真亦幻：一个披着袈裟的老头骑在一匹红马上疯疯癫癫而来，如果说这是武装攻击，他手里提着一柄刀可以理解，可同时抱着一匣子书本是何目的？炮弹爆炸，子弹射来，披着袈裟的骑马老头瞬间被子弹击倒，“坠于马下”，伴随着大和尚进攻的嘈杂的呐喊声突然终止。天地间一下子寂静下来，无论是进攻的还是看热闹的中国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洋人们也许还没弄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陪同大和尚一起被洋人子弹打死的，还有一位义和团的大师兄，义和团的农民们拖着他们的尸体往回跑。在夕阳残照的胡同中，看热闹的北京人紧追不舍，一个劲儿地问：“这是怎么了？”义和团团员回答：“师傅睡了。”
最令人百感交集的莫过于帝国的农民们对于他们弟兄的战死的解释。一个“睡”字，悠远绵长，凄凉婉约，犹如杜诗汤曲中征夫怨妇的悲怆呻吟，情伤千古，令天地欲哭无泪。
无论是帝国的农民还是帝国的军队，在与洋人们的战斗中所持的信念是坚定的：这不是人与人的战斗，这是神与鬼的战斗。无论是教堂之战、使馆之战还是街头上的战斗，其模式几乎相同：洋人们开枪，中国人“作法”。“鬼”有枪弹，“神”有法术。一方是在现实中作战，一方是在幻觉中作战。因此，战斗的结局便是：一方在屠杀，一方在自杀。
“长安街奥国使馆看人凶猛，登时开快枪数百响，枪毙者数十人，良莠在内，玉石不分。”（《石涛山人见闻录》，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拳匪自言临阵时，密诵所传符咒能避枪炮。有诵声未绝，即中枪扑地死者。”（胡思敬：《驴背图》，载《义和团》。）
既然是“神”，帝国的农民们便固执地认为使用“咒语”便可以把洋人的枪“闭住”，但是，“洋兵来，众骇欲奔，大师兄曰，勿伤。各授一飘，令向洋兵而舞。洋兵举枪拟之，大师兄曰，进，则枪已闭矣。众进，枪发，无一得免者。”（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一般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对生活的看法是物质主义的。中国人是不愿意轻易失去生命的，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里，那个被西方宗教所看好的“幸福而美丽的天堂”根本不存在。但是，崇尚物质主义的中国人却并不拒绝“远大的幻想”——“他们的脸色像圣徒一样闪烁着献身的精神”——义和团们的视死如归是确切的。但是，更确切的是，帝国的农民们根本不相信“神仙附体”的自己竟然能死。即使目睹了太多的死之后，他们依旧不愿意承认“神仙”的失灵。中国人对连自己都说不清的“神”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坚信不疑。如果坚持要解释的话，只有这样的理由可能是一个出路：在中国人的性格深层里，有一个民族心理的惯性，即：可以承担牺牲，但不能接受失败，尤其是不能接受为失败而牺牲。
可是，无论是多么短暂的“睡”了，人还是死了，证实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少现代科学知识：帝国6月的暑天里，死尸两天后就开始腐烂了。于是，义和团们便开始寻找各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来解释死亡。需要指出的事实是，在关于义和团战斗的史料记载中，几乎看不到义和团首领们死在战场上的记录，在死亡的义和团团员中以未成年的孩子居多。对此，当时普遍的解释是：“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遁衣而下，故无伤。”显然，这样的解释对农民首领们的名誉是有利的。可还是有人看得明白：义和团“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无论怎样，都不应该责备帝国的农民们，因为毕竟是他们在为19世纪末的整个大清帝国承担着无法避免的死亡。即使是这个帝国的高级官员们“皆裹红巾，短衣持刀以从”，但是究竟没有听说哪一位官员牺牲在进攻的队伍前面。帝国京城内每一处战场的情景无一例外的是，洋人的枪声一响，“后面的人”跑起来比谁都快。更何况大部分官员根本没有上战场，他们正聚集在各种酒席宴会上，争相传播着各种离奇古怪的消息，那一张张“胖、好色、虚弱”的脸上浮现着愚昧的嬉笑。
1900年的夏天，帝国政府官员极端愚蠢阴暗的私心对中国百姓的伤害，甚于洋枪。
饭馆里酒过三巡之后，一个官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各位，洋人们这回恐怕是真栽了！京城来了八个老头儿，全是甘肃人，个个年过200岁，白胡子一直垂到小肚子，真正的天上神仙模样，据说都是义和团的老前辈！您猜他们打哪儿来？敢情人家携带500团民遍游了欧美各洲地界，在洋人们的老家已经折腾了个够。今儿一大早儿进的德胜门！这下够洋人们一瞧的了！
戏园子里压轴戏还没开锣的时候，一个官员的声挺大：知道义和团的曹老师不？神了！一座洋楼上住着不少洋人，任凭怎么攻打就是不降。老师火了，站在楼下，从怀里掏出一把青铜子儿，往楼上这么一扔，洋人的脑袋扑通扑通直往下掉！最后剩下个大个儿洋人没死，老师用一根柴火棍儿那么一指，脑袋也掉下来啦。这是我亲眼所见。兵荒马乱的时候，谁也没闲功夫编瞎话儿玩！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帝国的官员们真的很为使馆这么久打不下着急。知府曾廉上奏折，献“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上书献“三策”的那个编修王文龙是个思维活跃肯动脑筋的官员，他又一次上书，向朝廷郑重推荐可以杀洋人的“三贤”，结果慈禧真的信了，让人去寻这三人来。王文龙的“三贤”果真被找来了：一个是叫普法的和尚，据说是个“妖僧”，念的不是正经的经。一个叫周汉，是个吹牛吹得天花乱坠的“狂夫”，具体让他干什么的时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第三个“贤人”找起来费了点儿劲儿，这个叫余蛮子的汉子原来是个以攻镖为职业的土匪，朝廷的人到他家找他的时候，家人说他出门了，经过打听才知道正在四川“干活”，结果“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三个“贤人”到了北京是如何发挥“才能”的，没见史书记载一字，能见到的还是局势一日日地在坏下去。
局势坏起来的时候，官员们终于找到了失利的原因：女人。
全是女人坏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女人从降生之日起就是坏东西。只是，从理论和文化上把女人说成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以封建的中华帝国为最－“惟小人与女人难养也。”从孔子的那个远古时代起，中国的女人就被和道德水准低劣的小人并列在一起了。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女人被说成生来就是目光短浅且污秽不堪的一个特殊的种类。仅仅从中国的文字上看，许多最可耻的字眼，几乎都带着一个“女”字旁。中国男人每到自己无法挽回局势的时候，就会想到女人。女人是他们最好的借口，女人是祸国殃民的罪魁——小到引诱男人犯“作风”错误，大到毁灭一个朝代的政权－千百年来女人们的罪行罄竹难书。美国人史密斯在其《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这样给中国女人下的定义：“在中国，女孩子一进入青春期，就成为‘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这个定义极其准确微妙：在生活中，女人如同盐一样不可或缺；但是，与女人打交道如同做一件冒险的走私生意——首先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生意；其次，这是一桩要付出代价的刺激的“买卖”；再其次，不可预知的风险时刻威胁着这桩生意的“利润”。
义和团放火烧教堂，结果“法术”不灵，连带着把民房也烧了，但这不是义和团们的错：“闻三处教堂已焚，延烧数十家。团云火时有妇人外出，致破其术，故延及，于是见妇人则杀。”（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后来，京城里干脆出现了这样的告示：“匪党不令妇人出门，防污秽也，违则杀之。”（管鹤：《拳匪闻见录》，载《义和团》。）
荡涤“污秽”的办法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中国人惯常说的“以毒攻毒”。既然女人是“脏”的，那么就让中国的女人们彻底地“脏”下去吧，这样也许可以对洋人们起到威慑作用。于是，“令妇女七日不梳头，不洗脸，不裹脚，安坐床上，勿行动。”义和团还特别为这道命令编了个顺口溜，以便让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七天不梳头，砍下洋人头；七天不洗脸，能把洋人赶；七天不裹脚，天下洋人杀尽了。”（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华学澜《庚子日记》：
本日为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华学澜：《庚子日记》，载《庚子纪事》。）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连日每战不利，皆由西人用赤身妇女裸骑炮上，或赤身高楼巅，妇女皆租界旁西开一带娼妓及河东住户也。吾辈神术最恶污秽，妇女又为最忌。又传言，西人用人皮制一巨炮，满涂污血，一经施放，秽气远出，故神兵却退而不敢犯，每次战败职此之故。（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为什么如此和女人过不去？义和团内不是就有由女人组成的“红灯照”么？
根据帝国官方的解释，是“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更重要的是，“红灯照者，皆选室女未嫁者为之”，即“十二三岁未通经之闺女”。这也就是说，未成年的女子，是干净的。
漫长的帝国历史上，罕见真正意义上的女人。正因为如此，漫长的帝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也少之又少。
《金銮琐记》为高树所撰，是一本奇书。全书有绝句130首，所咏多庚子年间事，并附有小注，饶有风趣。
其一则云：
八十高年徐太师，伧言俚语信偏痴。
谁言避炮猩红染，瞽说无根豫席之。
注云：一个算命的瞎子，字席之，对徐太师说，西什库之所以攻不下来，原因是洋主教樊国梁脑门上涂上了血，这不是一般的血，而是妇女的“猩红”，所以咱们的炮根本打不中他。徐太师“信之”。
再一则云：
学守程朱数十年，正容庄论坐经筵。
退朝演说阴门阵，四座生徒亦粲然。
注云：徐国相以讲授程朱理学闻名，还是大阿哥的师傅，但是退朝之后却召集翰林们大讲“阴门阵”。所谓“阴门阵”，也是那个算命的瞎子算出来的，说教堂里的洋人们“割教民妇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
“徐太师”指的是帝国大学士徐桐。
大学士不是帝国的等闲职位，是宰相之一。
徐桐，帝国末年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由翰林至体仁阁大学士，为帝国四宰相之一。80岁的年纪，加上学问大，被视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高级官员，他的存在几乎等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存在。徐桐受到慈禧太后格外的恩崇——“孝钦（慈禧）以耆臣硕望，每见恒改容礼之，大政必询焉，故晚尤骄横。”（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可正是这样一位崇尚宋儒学说、每天给未来的皇帝上诗云子曰、面对翰林弟子们正容庄论地讲孔孟程朱的鹤颜皓首的学术权威，竟然把算命瞎子的胡言乱语当成了涉及帝国要事的真实，无法想像帝国的国学大师讲起“阴门阵”这等事来会是什么神情——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清帝国离它的灭亡不远了。
中国人永恒的信念是：伦理道德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真实可靠的力量。“一部《论语》治天下”，经济上可以穷，但是文化上的富有可以弥补一切。中国人就是靠这个顽强地活了几千年。但是，对待女人的态度不属于中国伦理道德范围之内的内容。因此，基本上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帝国官员在大谈中国道德伦理的同时，娶小妾、嫖妓女也就都是合理的了。
关于帝国的大学士徐桐，正史野史记载颇多，其内容大多是他如何与洋人们势不两立：他绝不穿洋布制作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圆，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见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了就骂；他有一个做官做到刑部侍郎的儿子叫徐承煜，究竟是两代人，儿子与他正相反，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于是，他每次从儿子的门口过，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有一天，他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便大怒：“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作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在外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徐桐自杀于他的那座没有大门的豪宅里。他的儿子没能来得及“胡服骑射”，洋人们就把这个崇拜洋人生活方式的帝国刑部侍郎“正法”了。
徐桐是慈禧废帝的最认真的支持者，其原由来自他的野心——他要入军机处。身为大学士而不入军机处，等于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宰相。
作为汉族大臣和大学士，入军机处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当皇帝的老师。当过同治皇帝老师的李鸿藻是军机大臣，当过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也当上了军机大臣。因此，当徐桐得知慈禧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废除而让载漪的儿子当皇帝时，本来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的他，立即觉得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他马上和载漪拉上了关系，并且最终当上了载漪儿子的老师。但是，载漪的儿子还不是当今的皇帝，尽管慈禧太后有这个意思，可该死的洋人硬要蛮横干涉，如果载漪的儿子当不上皇帝，他当军机大臣的梦想就要落空。于是，在1900年帝国弥漫着血腥味的夏天里，80岁的徐桐如同吃了兴奋药，听说要灭洋的义和团农民们进城了，他亲自出城去迎接，说是“一举荡夷，实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中国自此强矣！”（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
心怀政治野心的大学士徐桐对义和团所做的一切都无条件地给予肯定。他的观点和态度毫无疑问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甚至对慈禧的决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正阳门都点着了，慈禧自然要“追究责任”，但是，徐桐对慈禧说，义民的“神火”之所以烧了正阳门，不是义和团的责任，而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在“示罚光绪”。这个解释令慈禧听上去很受用，于是事情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竟然连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他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我们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我们帝国军队的兵器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吗？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帝国的大学士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帝国所有的汉族官员，全部都是帝国最著名的大文豪，因为他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严格选拔出来的。在中国，“状元”等于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帝国政府对汉族行政官员的选拔，是一种公平的选拔，除了历史上有过极少数的舞弊之外，帝国之内的任何一个人，无论贫富，无论出身——除了个别的社会阶层，如女人、演员、妓女、理发匠等——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并且都有机会因此而走上聚敛钱财和光宗耀祖的为官之路。因此，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把让家里的男孩子读书作为头等大事。中华帝国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不开办学校的国家，但是，中华帝国却是这个世界上读书人最多的国家。虽然通过科举考试而登上高级官员阶层的读书人少之又少，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刻苦读书的兴趣。在帝国的土地之上，到处可见人数惊人的“落第者”，他们几乎个个都满腹经纶。最初来到中国的洋人们，曾经对中国人的“学问”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想像表面上看上去麻木呆滞的中国乡间私塾先生和到处流浪的读书人，竟然“内心蕴藏着对大自然的极其丰富的想像力，蕴涵着诗人的独特气质"”——你永远想像不到他们具有多么高的天赋和才智，他们好像拥有一种能够在大自然中发现美的特殊的天赋。“无论在帝国的什么角落，随便拉来一个帝国的读书人，他便能够迅速捕捉到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可爱之处，并加以一番高雅、细腻的描写。”（《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50页。）
但是，帝国的读书人所读的书，全部都是中国先哲们的“经典”，包括哲学、道德说教和历史典故，他们从来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知识。那时，帝国的读书人把所有自然科学知识统称之为“术”，正宗的读书人对这些下贱的东西是不予理会的。况且，帝国选拔官员的考试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帝国政府强调的是“圣人”的作品，并且指定了严格的文学格式。半神半人的孔子以及他的门徒们的言论汇集成书，从此成为支撑整个国家运转和生存的惟一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基础包含了中华民族关于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关于人生动机的疏导和关于社会和谐的终极目标。在洋人们的眼里，中国的这些思想经典似乎并不怎么实用，中国的经典从来没有对人们心中所产生的重大问题提出过任何的解决办法，也从来没有把关于人类未来将要遇到的重大问题向人们预示。它们只是一堆“指导”得模棱两可的枯燥说教，严重缺乏《荷马诗史》那种能够唤起民众强烈激情的魅力。
中国的先哲们在叙述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时候，没有加入任何人间生活的感情色彩，他们反复强调的是“人性”观点和“君子”规则，这些“观点”和“规则”教诲中国人以一种“自省”的方式约束自己的所有的欲望--没有了所有与生俱来的生命欲望的人还是人吗？是。是具有崇高伦理道德的“正人”，是有别于卑鄙小人的“君子”。千百年来，“正人君子”为整个中华民族营造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光环，这种美妙的虚幻光环紧紧地笼罩着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人。所以，中国人可以世世代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地生活下去，因为即使生活内容止步不前，只要他们精神上觉得自己可以算一个“正人君子”，就可谓达到此生的最高境界了。尽管帝国的绝大多数百姓根本不识字，一生也不会读上一页中国经典，但是，在中国，即使是一个农夫，他也知道孔子，他也愿意每天都生活在孔子的教诲中——中国人觉得自己可以摒弃、泯灭一切人的生命因素而成为非同一般人的“正人君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帝国的臣民个个都是神思飞扬的诗人。
只是，国家的政治绝不是诗篇。
可以想像出一个帝国的汉族官员曾经走过的奋斗历程：男孩子在黎明时分被父母叫醒，他揉着惺忪的眼睛看了看日光还没有显现的窗外，然后立即要出门，因为教书先生已经在等待。男孩子坐在硬板凳上，手上拿的是一本他根本没有兴趣、也根本读不懂的中国经典。他弄不明白书里的任何一条道德概念和历史典故，中国先哲们的话对于孩子来讲实在是深不可测——“如同把一本未经翻译的柏拉图的希腊原文著作放在一个美国孩子面前”。教书先生从来没有让这个孩子明白中国经典的想法，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一遍一遍地背诵。“古老得仿佛来自诺亚时代”的中国汉字至少有6000个以上，由这些文字组成的中国经典每一个字里都隐藏着一个玄妙的故事，孩子必须背诵这些文字和故事，以便在将来帝国的科举考试中能够熟练地加以默写。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典故或者故事在叙述上出了差错，这个孩子的前程就完结了。“除了中国人，其他任何人要完成这项工程都会精神崩溃。”如果这个孩子连秀才的考试都没通过，一生将永远是个教幼童的先生。而如果他考取了举人，风光了一阵，但是最终没有通过朝廷的考试，那将一生落魄，郁郁寡欢。
就在义和团在京城里“披发迈步”、“声动天地”之时，河南总督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说，今年本省参加考试的读书人中，有13位超过80岁的，其中一位年逾90岁。90岁的老书生“文章完美、用词准确，没有暮年痕迹”，只是实在不知道该不该录取他，因为不知道他这把年纪还能做什么官。更惊人的还有当年来自安徽省的奏折，言该省考生中，竟然有35人80岁开外，13位90岁以上！这个落第阶层也是帝国最危险的阶层，他们牢骚满腹，看什么都不顺眼，是动荡一旦出现时的最大的人力资源。但是，那个男孩子终于通过了朝廷的最高考试，当上官员了。在通过考试的那一瞬间，他突然感到了枷锁的脱落，于是多年来他所默读的所有有关道德和哲学的说教，统统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再也不需要这些了，因为这些在他今后的生活中根本没有用，他只要偶尔用用它们表面上的文字就可以了。他必须从头学起，当然不是学习如何管理国家，而是要系统地学习中国式的官场程序——这是一门与中国经典所宣扬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关系甚至相悖的学问，如果学得深刻甚至有所创造，他就可能当总督、巡抚，甚至大学士——像令太后都“改容以礼”的徐桐那样。
遗憾地说，中国经典中的那些美好而高尚的道德想像，在帝国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一条能够得以再现。对此，帝国的平民们没有责任，因为他们几乎都不能读书。而帝国的汉族官员饱读诗书，除了能够体味明月浮在云之上、草木睡在梦乡的艺术意境之外，在官场上他们不摆“阴门阵”还能干些什么？
奇特的是，统治这个帝国的绝对权威，却是“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女人。
1900年6月16日，慈禧召集了混乱局面中的第一次御前会议。銮仪殿东室，官员们到齐了，跪在这个女人的脚下。
小小的房间里金碧辉煌，弥漫着只有女人才喜爱的浓郁的花香。
此时，中华帝国面对的局势是：京城里秩序大乱，攻击教堂和使馆的战斗仍在继续，至今看不出胜利的迹象。而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时明时暗，“剿”和“抚”的争论还在较量。增援北京的西摩尔的联军已经开始撤退，但是，数量更多的外国军队开始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并且声言要用武力“惩罚这个帝国”。现在，帝国政府急需就下一步的对策统一立场。而所谓对策，帝国政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平息义和团运动，与洋人和平解决争端；要么全面支持义和团，并动用全国的武装力量，向洋人宣战。
所有的帝国官员都已经从慈禧前几天说的话中揣摩过她的态度了。慈禧说：
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事变之后，实逼出此，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料也……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说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克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31页。）
慈禧的意思很明确：全面备战，准备打仗；一旦开战，不准言和。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在这样的局势下，这就等于大清帝国要对洋人宣战了。
然而，仅过数月，千方百计低三下四地要和洋人们“议和”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慈禧。
至少现在，帝国的所有官员都隐约地感觉到，与洋人们的一战也许不可避免了。
会议开始，“群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
光绪皇帝和慈禧并排坐在正中。自戊戌变法以来，关于“帝党”和“后党”的明争暗斗满朝议论，然后又充斥宫外的街巷。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很难说眼前这跪满殿里殿外的官员哪一个是皇帝的人，哪一个是太后的人。但是，就对局势的看法而言，皇帝和太后依旧水火不容。
会议出人意料地由光绪皇帝的开口而开始了。这是自戊戌以来，大臣们第一次听见皇帝面对群臣如此大声说话。史书对此记载道：“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必足以亡国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页。）
皇帝说：国家动乱，乱民遍京，何不弹压？
这是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因为涉及给义和团的定性。
话音缭绕，没人应声。
要说“帝党”，依旧存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从后面跪行上前，说：“臣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
刘永亨的话音未落，一个粗莽的声音陡然响起：“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
出此言者是载漪。
刘永亨害怕了，没敢再说下去。
除了这个儿子已经被立为皇储的端郡王，没有任何人敢于在御前如此张扬喧哗。慈禧不但没有呵斥他，而且她的反应令官员们心里更加没底了，皇家的记载是：“太后默然。”
跪在殿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大声喊：“臣袁昶有话上奏！”
这个袁昶，没过多久就被载漪杀了，当然是慈禧批准的。现在他无法知道自己的下场，或者他虽有所预感，但是话还是要说。他发言时情绪甚是激动，以至“声振殿瓦”：“拳民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
慈禧立即打断了袁昶的话：“法术不足恃，启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今日京城有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
官员们开始小心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可以想像所有的意见会是多么的模棱两可，结果只能是虽议论纷纷但莫衷一是。
慈禧做出了两项决定：一、安抚乱民；二、命侍郎那桐、徐景澄立即去北京与天津之间的杨村与联军司令西摩尔交涉，让洋人们不要派军队来北京。然后，“挥群臣出”。
御前会议没有解决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目前帝国一切问题的要害。
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和侍读学士恽毓鼎四个汉族官员对慈禧依旧偏袒义和团感到失望——“会议未得要旨，乱且未已。”于是他们有意走在群臣的最后，然后回头重新跪在光绪和慈禧面前：“臣等尚有言。”
张亨嘉首先表示，义和团要坚决灭除，灭除的办法很简单，杀几个就行。朱祖谋是个胆大包天的汉官，竟然质问起慈禧来，他说，太后既然相信义和团乱民可以灭洋，但不知太后准备依靠谁来完成这个任务？慈禧说，我依靠的是董福祥。朱祖谋说：“福祥无赖，万不可用！”慈禧大怒而色变，厉声问：“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请其可者！？”朱祖谋一下子说不出来。这时，恽毓鼎说，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弹压乱民。曾广汉接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
荣禄在场，感觉到应该立即结束这样的对话了，于是开口说，已经准备调袁世凯进京了。
四个汉官觉得该说的说出来了，于是磕头出门。
慈禧“犹怒目送之”。
御前会议史料汇集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罗敦融《庚子国变记》等。
第一次御前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没有统一帝国政府的立场，更没有制定出任何应急措施。
那个被慈禧派出去和洋人谈判的许景澄刚出北京城门，轿子就被义和团拦截，几个农民把他从轿子里拽了出来。义和团杀人的时候有个仪式，点燃一张写有咒语的纸，观看纸灰飘起来的形状，如果形状不对，杀。至于什么形状属于不杀的，解释权在义和团方面。许景澄，这个肩负帝国政府使命的高官，此刻被捆在树干上，脸色苍白地看着纸灰如何飘荡。
他被释放了。
他暂时没掉脑袋完全是侥幸。
整个帝国是否能够如此侥幸，就很难说了。
6、大沽口炮台和中国奸细
从中华帝国的版图上看，天津附近的海岸是帝国国防最紧要的战略地，因为这里的海岸与帝国都城的直线距离仅仅150公里。
帝国已经被这个地理现实折磨得患了神经衰弱：在此之前的50年间，外国军队在这里登陆并且直捣帝国都城的严重事件，已经发生过三次。而更令人担心的现实是，外国军队三次入侵，帝国的正规军没有一次阻击成功。
那是一段景色荒凉的海岸。渤海湾被南北两个半岛围成一片浅浅的海域，浑浊的海水深深地浸入大陆。一条叫做海河的河流流经这里入海。从这里乘船逆海河而上，很快捷地就可到达华北的重要城市天津。海河的入海口叫大沽口。
大沽口，帝国的门户。
大沽的防卫设施自明朝即开始建造，几度兴衰，至1900年，这里已经建成由四座炮台组成的防御体系。这四座炮台分别建造于海河入海口的两岸，呈“田”字形排列，四座炮台共配备德式“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和国内仿制的各种口径的火炮一百七十余门，性能优良，技术先进，弹药充足。海面上的任何目标，只要进入帝国海岸炮兵的视野，立即就会变成射击诸元，四座炮台上的大炮将从各个角度编织出足以令任何入侵舰只魂飞魄散的火网。帝国的炮口所指的海面上，游弋的是帝国最精良的北洋水师舰队，在“海容”号巡洋舰的率领下，驱逐舰、鱼雷艇门类齐全，保养良好，时刻处在战备状态。长年驻守炮台的帝国官兵达三千多人，距离炮台后方数十里，便有帝国陆军主力部队的遥相呼应，只要海岸告急，陆军便能够迅速地给予增援。
至少在那个时代，帝国的大沽口要塞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军事堡垒之一。
法国人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出海口的戒备会有这么夸张而富有挑衅意味——沿着流着污水的可怕的白河两岸，像这样的炮台，简直是对峙平列着，看上一眼便给人一种险恶和恐怖的感觉。这海口的周遭虽然糜烂至甚，但看那布置，显然是占着第一等重要的形式，是通向中国繁华城市天津和北京的要冲。”（（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一版。）
6月10日，云集在渤海海面上的各国海军和北京的公使们失去了联系。6月14日，他们又和正向北京方向进发的西摩尔的联军失去了联系。各国驻天津的领事馆里和海面上英国“露西亚”号军舰的甲板上，同时在猜疑、惶恐的气氛中开始了激烈的辩论：是否立即强行夺取大沽口？是否要“占领这个国家”？
领事们的辩论分成明显的两派，即“缓占派”和“速占派”。“缓占派”们主张最好使用和平的方式，至少暂缓动用武力，因为一旦开战的话，“等于宣布了每个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的死刑”。而“速占派”的观点是，现在需要保护的外国人有四个类型：传教士、西摩尔的联军、北京的外国侨民和天津的外国侨民。如果延迟行动的话，就无法为西摩尔的联军打开通路，更无法“代替帝国政府”围剿义和团，那么这四种人必会遭遇灭顶之灾——“不夺大沽，等于自杀！”
“露西亚”号军舰上的海军军官们，观点出奇地一致。1900年6月16日，在帝国的皇太后召集政府官员们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的那一天，虽然帝国的政府会议什么决定也没有做出，但各国海军军官们的会议很快就有了结果。“露西亚”号军舰甲板会议的最后记录是：
自动乱开始以来，联军各国已经派遣分队登陆，以保护其侨民及外交使团，对付通称义和团的叛乱，并未受到阻挡。起初，清朝当局似乎还了解到他们的义务，并做出明显的努力，企图恢复秩序。但是，现在，他们调集军队到铁路线上，并且在白河口布雷，明显地表现了对外国人的敌人的同情，此种行动表明清政府已忘记其对外国人的庄严协定。由于联军各国司令官有必要和登陆的分队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决定通过协商或武力暂时占领大沽炮台，规定将炮台交付联军的最后期限为17日凌晨2时整，并将此项决定通知驻津总督与炮台司令官。（（英）派伦：《天津海关一八九二年～一九?一年十年调查报告书》，许逸凡译。）
这是一个最后通牒。从送达的目标上看，各国军队宣布的交战对象已经不仅仅包括了大沽口炮台上的帝国守军，而且包括了帝国的一级政府——驻天津的直隶总督。
帝国大沽炮台守军司令罗荣光，现年66岁，字耀庭，湖南乾州厅（今吉首市）人。咸丰初年以武童投效曾国藩，参加帝国政府军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战斗，并以作战勇敢而屡屡得到升迁。他曾经是由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帝国“常胜军”中的军官，先升把总，赏蓝翎，再升守备，赏花翎。1864年在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的率领下攻打太平军占领的常州，他“率先登城，手刃太平军将士数人，”因此升为副将。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平息后，他又参加了围剿捻军的战斗，依旧勇猛异常，升为记名提督，赏头品顶戴。1881年，受李鸿章之命，他在大沽创立水雷营，训练帝国海防官兵，因巩固帝国海防有功，升天津镇总兵。不久前，他又接到升迁的命令，被授予喀什葛尔提督。作为汉族军官，他正式被任命为地方武职的最高职位了，这几乎是帝国地方军职的顶峰了。但是，因为大沽的紧张形势，他还没有来得及去上任。
据称，罗荣光生活简朴，“见有奢糜者，辄面斥之，”“位渐显，服食俭约若老兵然。”
66岁的老兵虽身经百战，但若无1900年夏季津京一战，不但身世将平淡无奇，并且很可能还会因为他的戎马历史而得到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称号。此津京一战，对于帝国军队来讲实无可夸耀之处，甚至是一个奇耻，但因战败而自杀于战场的罗荣光由此却被史书称为民族英雄。
帝国战败的历史成全了不少官员的“名节”。
16日晚，一个闷热的夏夜。英国军舰“露西亚”号放下一条小舢板，朝大沽炮台方向划去。
22时整，罗荣光接到通报：沙俄海军鱼雷舰长巴赫麦季耶夫中尉求见。
这是一个傲慢的俄国年轻军官，以前没有和帝国军人交手的经历，因此他对他面前这个年纪已经衰老的帝国军官比他还傲慢的神情和口吻感到万分吃惊。他吃惊的原因是，现在，各国联军已经做好了一切攻击炮台的战斗准备：1600多名沙俄官兵悄悄进入了海河河口；300多名日本官兵已经未费一枪一弹而占领了塘沽火车站；250名法国官兵正向军粮城方向移动，截断了帝国陆军向大沽口炮台增援的通道；900多名英、日、德、法、意、俄联军，已经埋伏在了西北炮台的侧后，时刻等待冲击命令。另外，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各国的32艘战舰已经全部完成战斗部署：10艘舰艇已进入内河，2艘贴北岸靠近塘沽火车站，准备收容侨民；2艘在内河中央停泊，负责保护海关和营救战斗伤亡人员；2艘靠近下游的清军水雷营负责监视北洋海军的行动；另外4艘部署在北炮台河流的拐弯处，任务是和已经埋伏好的水兵们一起南北夹攻进攻大沽炮台。另外22艘巨舰由于吃水问题不能进入内河，它们全部停泊在河口外，成梯次配置，准备以强大的舰炮火力压制帝国海岸炮台火力，掩护海军陆战队员的作战——这种部署，据“老兵”们说，是接受了1859年英法联军强攻大沽炮台惨遭挫折的教训，根据1860年联军抄后路袭击大沽炮台的有效经验而制定的，因此“绝对有胜利的把握”。而重要的是，至少从联军侦察的情报上看，中华帝国的军队似乎对即将发生的战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军事调动和火力准备。
因此，俄国中尉通过翻译，把话说得一板一眼，他想尽量把联军的动意向这位老人表达得清清楚楚：
“罗将军，你了解当前的局势吗？”
“当然了解，你们的军舰开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我们希望您通知你们的总督大人，明天凌晨2时之前交出炮台，以便让给联军做屯兵之用。否则，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我是朝廷命官，惟朝廷旨意从事。未接朝令，谁也休想夺我炮台！”
“如果届时不交出炮台，联军将发动进攻。”
“悉听尊便！”
俄国中尉刚刚离去，部下通报：联军的军舰已经开进内河，而水雷营并没有按照命令在今日之前把水雷布完。
罗荣光浑身一冷。他立即向各炮台官兵下达了准备迎战的命令。
深夜，海河河口深深地陷在北方的黑暗之中。突然，一声炮响划破寂静。时间是1900年6月17日凌晨0时50分。
关于这发炮弹来自何方，一直是中外史书争论的焦点。中方所持的观点是，联军在一种“对中国领土迫不及待的占有欲望”的促使下，首先开始了对中国炮台的攻击行动。西方史料所持的观点相反，说中方在最后通牒生效前70分钟首先开炮，证明“中国人是不守信用的”——西方人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此刻双方对峙的地点不是一块主权尚未确定的“飞地”，或者是一块国与国之间的“中立地带”，而明明白白是中华帝国的领土和领海，联军们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入侵者。入侵者不但规定了被入侵者交出土地的时间，而且还规定了被入侵者不许反击，如此古怪的逻辑不但令人匪夷所思，而且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绝无仅有。
炮声一响，清军炮台上的大炮立即还击，于是，几乎是同时，双方所有的大炮都开始了最猛烈的射击。
这是中华帝国的战争史上罕见的炮战，数百门火炮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炮口喷出的火光映红了帝国北方这片荒凉的海岸。内河河面上，近海海面上，陆地的田垄中和高大的炮台四周，泥土飞溅，硝烟升腾，一片火海。
清军官兵斗志是高昂的，因为他们的炮火强度要比联军大得多。帝国炮台上岸炮的口径和数量是联军舰炮无法相比的，尽管清军平时训练不多，但在这个时刻，血性十足的帝国青年发射出的炮弹，把整个内河和海面都打开了锅。
在清军岸炮的猛烈射击下，首先受到重创的联军军舰是美国的“莫诺卡西”号和俄国的“高丽芝”号。这两艘军舰的舰长犯的是同样的错误：攻击开始前没有移动舰位。清军的大炮在天还没有黑下来的时候，已经瞄准了联军的每一艘军舰，其射击诸元已经经过精密的计算。只是，战斗打响前，除了这两艘军舰外，联军其他各舰都移动了位置，从而躲过了清军炮火的第一轮射击。俄舰没有移动的原因是俄国舰长轻视了清军的大炮和炮手。而美舰没有移动的原因令人疑惑，据说美军舰长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前接到了华盛顿的指示：美国不参加战斗。理由是“不能向一个和美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发起战争。”结果，俄舰中弹后立即起火，螺旋桨被打断，45名官兵负伤，16名官兵当场被炸死，其中有军官4人。而美舰“莫诺卡西”号更惨，舰长的“我们没有参战，军舰处在绝对安全的位置”的喊声还没落，清军的炮弹就准确地先落下来了，从天津租界逃上军舰并且正站在甲板上看热闹的美国侨民顿时死伤狼藉——美国人天真得可以，既然“不参加战斗”，把军舰开到战场上来干什么？
清军的第一轮炮火战果明显，但是接下去就是胡乱轰击了。与之相反，联军落在炮台上的炮弹的落点十分精确。清军夜间射击的技术低劣，加上各国军舰都是水面上的游动目标，命中率大大打了折扣。联军早在两个月之前就派侦察兵对清军的炮台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和勘测，炮台是固定目标，射击诸元早已经经过反复计算。
这时，发生了一件严重伤害清军士气的事件：中华帝国最精锐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的鱼雷舰艇被联军俘虏了——只要叙述到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者的战斗，这样的事件便时常突然出现，如鲠在喉，令人扼腕——战斗开始以后，帝国海军舰队官兵接到的是这样一道令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理解的命令：不准出击，不准开炮。
命令的下达者是北洋水师提督叶祖珪。
叶祖珪，帝国海军中的一名英雄般的战将。在六年前的甲午海战中，他是北洋海军的中军总兵兼“靖远”号管带，作战勇猛，身先士卒，以至青史留名。但是，在这个闷热的夜晚，他突然乱了方寸。他想到的不是罗荣光派专人给他送来的情报以及战斗开始之后帝国炮台所受到的压力，他知道如果北洋海军舰队出击，联军的军舰将处于两面受夹击的状态，战斗的胜负几乎不用猜想。可是，值此军情紧急之际，他偏偏想到的是六年前的甲午海战，他虽然在战斗中舍生忘死，但是因为威海卫的陷落和“靖远”号的被击沉，他受到了革职的处分，直到去年才官复原职。这个帝国的官员明白了一个听上去荒唐、但在帝国的官场上却屡试不爽的逻辑：战则无功，败则无过。
于是，在整个大沽口炮台发生战斗的时候，北洋水师的舰队一直停靠在一边观战。
帝国海军官兵眼看着炮台上的炮兵们单独作战，在联军舰炮的轰击下死伤惨重，不禁怒火中烧。长官命令“不准开炮”，于是他们就开枪。他们集中在军舰的一侧，使用轻武器向联军军舰射击。帝国的海军在战斗中充当的是陆军的角色，而且还是海军官兵们自发的。海军官兵的轻武器射击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反而招致了联军炮火的反击。叶祖■害怕自己的军舰受损失，急令舰队撤离战场。但是，英国的“牙鳕”号和“名誉”号军舰各拖着一条载有十名水兵的小船已经包围上来，北洋海军四艘德国造的鱼雷艇被联军水兵俘获并且开走了。而那艘无论火力还是吨位都不亚于英国驱逐舰的北洋水师现代化旗舰“海容”号竟然被英国水兵“扣留”，在这个闷热的夜晚始终没有发出过一道战斗命令的叶祖■被爬上军舰的联军官兵俘虏了。
战后，被联军水兵开走的帝国海军的四艘鱼雷艇，始终没有归还，后来才得知，鱼雷艇分别被俄、英、法、德四国当做“战利品”分了。
联军消除了帝国海军的威胁，便开始对炮台进行全面攻击。
在罗荣光的指挥下，帝国的炮台官兵誓死一战。
在联军炮火的轰击下，炮台开始破碎，血肉横飞中，帝国的炮兵们疯狂了。他们经过暂短的实际战斗，开始对大炮的性能熟悉起来。凭借着他们的聪明和勇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战果开始鼓舞人心：俄舰“基略克”号为了给其他军舰指示射击目标而打开了探照灯照射炮台，结果招来下雨般的炮弹。桅楼首先中弹，官兵被炸飞。更严重的是弹药库中了一弹，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巨响，大沽口海面上顿时大火冲天，“基略克”号的整个甲板被掀翻。紧接着，又有一发炮弹命中了它的水下部份，于是它彻底地失去了作战能力，舰长不得不命令抢滩。全舰8人死亡，40多人负伤。
德舰“依尔提斯”号中弹18发，上层甲板全部被炸毁，8名官兵死亡，17名官兵负伤，其中包括舰长兰茨，他身上中的弹片有25块之多，同时，一条腿不知飞到何处去了。即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的头脑依旧清醒，他对身边的人说：“朝咱们射击的那些大炮都是德国克虏伯制造的！”
俄舰“朝鲜人”号的舰炮被打坏，一发炮弹又命中了它的右舷，把锅炉房的通风机炸碎。而在战斗的继续中，它不断地中弹，最后失去了战斗能力。
攻击南炮台的四艘联军军舰，除了“海狸”号之外，全部受创。
炮战进行到此进入僵持阶段。
天就要亮了。
联军的强攻部队开始行动了。
已经事先埋伏在西北炮台侧后的联军强攻部队由800名各国官兵组成，分三路散兵线前进。当前进到距离西北炮台500米左右的时候，被清军炮台官兵发现，立即遭到炮火的阻击，被迫停止前进。这是17日早晨4点的时候，昏暗的旷野里，联军官兵趴在地上，忍受着猛烈的炮火打击，伤亡大量出现。军官们开始辩论，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秉承着不同种族的性格，在是否前进的问题上意见不同，于是吵成一团，几近斗殴。俄国人坚决主张拼死前进。自战斗开始以来，俄国人一直有一个良好的感觉：他们的兵多，军舰多，他们是战斗中的当然主力。吵架的结果是，日本人和德国人开始向后缓慢地移动，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原地不动，俄军官兵往前移动。
作为强攻部队来讲，这是最艰难的时刻。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天塌地陷般的声音轰然响起，接着，在清军炮台的方向升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这声音之大，火球之烈，令混乱的战场一瞬间寂静了下来，双方所有的射击都停止了，因为双方的官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个帝国北方的海岸在浓浓地向天空翻卷而去的黑烟中惊呆了。
一发来自法国“狮子”号军舰上的炮弹，击中了清军炮台后面的弹药库。
这是致命的一发炮弹。
关于这发炮弹，西方记者曾经这样评述：
很神秘地，一个法国炮弹，恰好落在中方的大火药库，于是爆发起来，他们的炮兵也散乱起来……如果没有这个偶然，则大沽口外的所有的外国军队，是免不了要完蛋的，而联军的登陆，是成问题的或者不可能的，而战事将变成另外一个局面。（（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直到今天，中国海防线上依然遗留着当年中华帝国修筑的炮台遗迹。中华帝国的海岸炮台大都修筑成半圆，临海的一面有高台，而身后却是敞开的。这个半圆，深刻地体现着中国人“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决心，同时也体现着中国人可爱的单纯：身后不用担心也不用提防，因为身后是自己的土地。于是，修筑在炮台后面的弹药库，也是敞开式的，并且没有任何防御设施。作为炮兵来讲，保障弹药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没有了炮弹，大炮不如一把匕首。“狮子”号的这发炮弹，神差鬼使地脱离了正常弹道，正好越过炮台落在了帝国炮兵的弹药库中央。堆积成小山般的千万发炮弹瞬间被引爆，在巨大的爆炸声和火焰中，方圆10里内所有的建筑物全部被摧毁，巨大的烟火冲上万丈夜空。千年前，帝国就能够用砖砌长城，千年后的帝国却依旧用土堆炮台——爆炸摧毁了西北炮台，这座炮台上的清军官兵，包括管带封得胜，当场被炸死。
爆炸声刚落，联军的强攻恢复了。幸存的西北炮台上的官兵拿起了枪。
这次是日本人一马当先。日本人和俄国人是历史上的冤家对头，日本人要显示自己的善战，他们首先冲到了炮台前的壕沟边，直接冲击炮台大门。
黎明的曙色已经荡漾在大沽口海面上了。
清军官兵纷纷离开炮位，冲出围墙，和联军展开肉搏战。
西北炮台的兵力700人，经过一夜炮战，能够参加肉搏战的仅剩下200人，而联军拥上来的官兵是900人。
日军上校夫部冲在最前面，他带头冲进炮台通道，立即被一颗子弹打倒。日军中尉白石接替他的指挥位置，带领官兵继续冲击。最后时刻，数十位衣衫褴褛的帝国官兵被挤压在一个角落里，他们围成了一圈，东方人黑色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长辫盘在头顶，被硝烟熏黑了的面孔扭曲成一张愤怒的面具。他们端着枪，举着刀，发出低沉的吼叫。联军官兵们没有上前，他们在高处架好了机枪，然后开始扫射。
中弹的帝国士兵在倒下之前的最后时刻依旧在开枪。
一个日本士兵爬上了西北炮台，刚准备挂上日本国旗的时候，头部中弹摔下来。一个英国士兵接着爬上去，升起了英国国旗。
英国国旗在中国大沽口西北炮台升起的时间是：1900年6月17日5时30分。
东方天际一片血红。
帝国的北岸炮台失守，联军开始集中攻击南炮台。巨大规模的炮战重新开始。但是，南炮台的弹药库也中弹爆炸，在帝国炮兵弹药已尽的同时，联军从侧后的强攻也步步逼近。
罗荣光跪在炮台上，向着西北方帝国都城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荣光无能，辜负天朝雨露！”
6时3分，帝国大沽口炮台全部失守。
大沽口炮台的整个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
西方战地记者走上炮台，记下了他们看见的情形：“在所有被攻占的炮台的大炮附近都可以看见断手、断脚和断头的勇敢的守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中国的步兵和炮兵。”（（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描述应该是真实的。
中外史料中均没有帝国官兵投降的记载。
惟一有出入的是，帝国的步兵没有参加战斗，英勇战死的全部是帝国的炮兵。
帝国的步兵没有增援。帝国有可以在短时间内调来数万步兵参加战斗的能力，如果增援的话，战斗的结局决不会像1900年6月17日早晨这样，因为联军的兵力是极其有限的。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帝国直隶总督裕禄数次接到罗荣光请求增援的报告，但是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他依旧在这个火光冲天的夜晚睡得十分安稳。他的理由是：保留重兵守卫京津。
放弃大门退守内室，是何战略？不得而知。事实是，三天后，天津沦陷。
对国家感到绝望的罗荣光服毒自杀。
在中华帝国，前线军官可以失败，但是不可以失败后依旧活着。他们惟一的选择是自杀。这样的死被中国的伦理道德视为“殉国”，殉国者的灵魂将会受到长久的景仰。
几天之后，大沽口炮台旁边荒凉的海岸边，密密麻麻地堆起了成百上千个土坟。
中国大沽炮台守军数千人全部阵亡。联军方面66人死亡，170人负伤。
中国的大沽口炮台上，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
但是，最终占领了大沽炮台的联军军官们依旧心情沉重，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仍然没有西摩尔部队的任何消息。
赴京卫队总司令西摩尔和他的官兵难道全部被义和团消灭了？
大沽口炮台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被义和团的农民们围困在廊坊车站的西摩尔的联军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西摩尔，这个自认为有丰富海外作战经验的英国皇家海军中将精神恍惚地在闷热潮湿的夏夜中徘徊着，他的身边是不断掠过的冷枪流弹的嘶叫声和修复铁路的官兵们痛苦的呻吟声。他的思维已经混乱不堪。黄昏的时候，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国人溜进了他的车厢，这是北京公使馆派来充当秘密信使的虔诚的中国基督徒。北京公使馆两天以来向西摩尔方向一共派出了三名中国基督徒，其中两个在半路上被义和团截获杀掉。侥幸到达西摩尔车厢的中国人传达了北京公使们请求紧急援助的口信，并且用“最骇人听闻”的语言形容了此刻京城里洋人们的处境：“使馆遭到最猛烈的攻击”，“各国公使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数百名欧洲官兵危在旦夕”，“中国政府已经下令杀死所有的外国人，教会学校、跑马场和外国人的住宅遭到彻底的洗劫。”西摩尔立刻下达了“继续修复铁路”的命令，但是，对于这个命令的效果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几天以来，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此，铁路在修复和破坏中不断循环，义和团们不但顽强地破坏铁路，而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小规模的袭击一直在持续。更严重的是，联军的给养已经枯竭，义和团把周围村庄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转移和匿藏起来，并且破坏了周围所有可以提供饮用水的水井。目前，北京公使馆的安危对西摩尔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率领的2000名官兵的生死。前进似乎不可能了，而一旦撤退，义和团必定步步追击，谁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黎明到来了。并不知道大沽口的联军已经取得了胜利的西摩尔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原路向天津方向撤退。
开始撤退行动的第一步，是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不然官兵们没有行军的力气。
趁着黎明前的寂静，寻找食物的俄军和德军分队出发了。他们在周围所有的村庄里进行了彻底的搜寻，但是，在所有的村庄里不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影子，而且没有找到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
中国人藏匿食物的本领世界第一。
寻找食物的官兵在接近中午11时的时候最后绝望了，他们开始返回。眼看就要走到车站了，四周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饥饿疲惫的德国人和俄国人立即卧倒，在车站上为撤退做最后准备的联军官兵们也顿时乱成一团。
廊坊车站的联军遭到了几天以来最猛烈的袭击。
这就是中国史料上用兴奋的字句被反复描述、至今每年仍然享受着纪念、在帝国的那段苦难时光里惟一可以被称之为胜利的“廊坊大捷”。
大捷发生在1900年6月18日。
袭击一开始，联军们立即感觉到这次袭击和往常不一样。
廊坊一战，是中华帝国正规军首次正式参加对外国联军的阻击战斗。在迟疑了很久之后，帝国正规军终于明白，在这个时刻，他们应该和民众站在一起，具体地说，应该和义和团们站在一起，一致面对列强。虽然帝国的军队肯定是得到了朝廷的指令才参加作战的，但是，帝国的官兵无一例外都是农民子弟，仅仅在昨天还执行追杀义和团任务的他们，一旦得到与义和团们一起杀洋人的指令，就异常凶猛起来。
帝国的军队是刚刚从北京方向开来的甘军，人数约三千。甘军的骑兵冲在最前面，纷乱的马蹄下泥土飞溅，马刀寒光乱闪。骑兵的后面是步兵，全部是新式步枪，他们在冲击中发出低沉的“呜呜”的怒吼。步兵的后面，跟随着一眼望不到边际的义和团的人群。这片服装颜色杂乱的人群没有战斗队形，手中拿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新式的枪支、土制的大刀和长矛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农具。
仓促迎战的联军立即在车站的建筑物上架起机枪，向急促奔来的帝国骑兵射击。在密集子弹的打击下，帝国骑兵的冲击队形被打乱，骑兵们躲开正面的射击，开始转向联军的右翼。右翼是德军的阵地，帝国骑兵的冲击波刚刚被德军遏制，跟随骑兵而来的步兵和义和团的农民们就冲到了阵地前，于是没有任何喘息，双方进入了肉搏状态。帝国骑兵的骑术高超，但是肉搏时的剑术却在西方人之下，在拼杀中不见优势。联军争取到在建筑物上部署阻击火力的时间，尤其是多挺机枪的架设完毕，给帝国的骑兵造成很大的杀伤。帝国步兵无疑是勇敢的，但是，车站四周的地形极其平坦，没有任何可以掩护前进的障碍物，联军的火炮异常猛烈，帝国步兵的冲击也开始受阻。这时，义和团的农民们超越了帝国步兵开始成为前锋，在如雨的枪弹下，年轻的农民成片地倒下，他们永远地“睡”在了帝国北方的田野之中。
参战的联军官兵有这样的回忆：
这场战斗非常艰苦，中国士兵装备有新式毛瑟枪和门立式来复枪，但他们只是随意开火，否则联军将损失更大……义和团也装备了同样精良的步枪（显然是由清帝国政府提供的），但幸好他们并不会使用，他们的枪打得太高了，明显不习惯使用瞄准器，因此火力太高而未对联军造成严重伤亡。如果这支军队的训练也像其装备一样精良的话，联军的装甲车队将根本不可能逃脱。（（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
两个小时之后，战斗以“中国军队和义和团纷乱地退却”结束。双方阵亡的统计是：中方阵亡约500人，联军阵亡6人。
当天，西摩尔不敢再迟疑，立即将部队以乘火车的形式撤退到杨村。到达杨村之后，他发现通往天津的铁路已经再次被义和团破坏。西摩尔没有修复的时间和勇气了，于是命令部队放弃火车，沿着运河水路继续撤退。
19日下午，西摩尔的联军开始从水路撤退。从这一天起，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联军刚刚离开杨村车站，身后就燃起了大火，义和团把联军乘坐的带有50节车厢的火车全部点燃了。
联军只抢到了四只小船，船上载满了辎重和伤员，其余的所有官兵一律步行。由于北运河水浅，河道狭窄，行船只能靠人力岸上拉纤，于是联军的官兵们还要充当纤夫。
沿着帝国古老运河的两岸行进的是一支狼狈不堪的洋人们的队伍。没有食品和水，饥饿和疾病令每一个人都露出绝望的神情。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满脸血污和泥土，黄色的头发蓬乱肮脏，蓝色的眼睛暗淡无光。在军官们的催促下，粗大的纤绳勒在士兵们的肩章上，他们伏着身体，艰难地行进在中国泥泞的土地之上。一切幻想都破灭了，现在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好的结局是活着逃离这片国土。然而可怕的是，义和团的攻击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大小不一，但给联军官兵带来的恐惧和焦躁是一样的。沿着北运河两岸，几乎每隔一公里就会出现一座中国人的村庄，而每一座村庄都会成为联军官兵们魂飞魄散的鬼门关。这些村庄周围有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和纵横交错的沟渠，打那里面，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冲出数量不等的中国农民，他们杀声震天地扑来，联军官兵们几乎每走几步，就要被迫展开战斗队行进行抵抗：
沿河散布着许多有树的村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被义和团占据着。由于有高大的有土墙的房屋，树木丛生，而且四处全是无树地区，是很容易防守的。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攻击不防守一定得准备多损失掉四五倍才行。我们必须携带机枪和轻型野战炮参加战斗，因为义和团有散炮、六磅炮、机关炮、大型土炮、抬枪，而且经常有防御工事保护着。（璧阁衔：《在华一月记》。）
中华帝国军队的骑兵和炮队一直跟随着撤退中的西摩尔联军的左翼。令联军们奇怪的是，帝国的军队从此没有进行过一次直接的冲击，而采用的是与义和团的农民们没什么两样的骚扰战术。每当联军受到义和团的进攻而停止下来阻击的时候，帝国军队就远远地开炮射击，炮弹在联军的阻击阵地上爆炸，伤亡时刻在发生。联军派出小分队向帝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冲击，帝国军队跑了，转眼间便没了踪影。但是，不一会儿又出现了，等着义和团进攻时再发射炮弹。
联军的官兵们在运河里无论捞到什么都往嘴里塞。“由于战争和饥荒，这条河里流淌的不是清澈的河水，而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把捞上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行军锅里随便地煮一下，无论死猪或者树叶子，然后连最难啃的骨头一起全部吞到肚子里。伤员和病员越来越多，拥挤在没有任何治疗设备和药品的烈日下的小木船上。最后，联军开始杀军马充饥，而矛盾是，军马被杀，辎重就得扔掉。
沿着运河撤退的联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天的行进速度不到10公里。到达北仓的时候，联军伤亡人数已经达到150人，其中包括西摩尔的参谋长泽力克上校。紧接着，联军在穆家寨附近又遭到天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大队的攻击，损失再次增加，以至于白天不敢再行军。
接近天津城的时候，联军遇到一个挡在其退路上的帝国要塞：西沽武器库。西摩尔命令部队绕行，尽量避免和帝国军队发生战斗。但是，当联军沿着武器库围墙外面的河道顺流而下的时候，他们被发现了。两个“身穿红裤子、扎红腰带、缠红头巾”的中国人突然从武器库大门出来，站在河岸上喊：
“干什么的？”
联军的前锋是美国士兵。慌张的美国人中有个会说中国话的下层军官，竟然如此直率地回答：“外国人，到天津去！”
两个中国人说：“好的！”接着，就开枪了。
原来，帝国在天津地区最大的武器库，目前竟全部由义和团的农民们把守着。当联军的全部船只暴露在义和团的火力之下的时候，联军除了强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了。
一个英国军官后来回忆：“如果我们面前不是义和团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
在联军的火力掩护下，英国少校钟斯通率领海军陆战队队员开始强行冲击。而西摩尔亲自带领另一支部队从下游过河，试图包抄武器库的后门。武器库里的义和团有几千人，但是，他们都是刚刚收完麦子的农民，没有一个人有过战斗的经历，他们甚至连枪都不会使用。在联军的前后夹击下，联军原本认为坚固无比的帝国武器库竟然被打开了，尤其是联军把武器库的一座角楼轰塌之后，义和团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力量，农民们胡乱放了一阵枪之后，开始四处跑散，一大群义和团农民被联军抓住，立即全部被枪决于武器库的围墙之下。
西摩尔巡视了这座武器库，发现这是一个好地方：四周修建有坚固外围工事的武器库不但是理想的堡垒，而且里面武器弹药充足，可以保障官兵们的生命安全。特别是，武器库里竟然存有一些中国大米，还有大量的空闲房间可以安置伤员。这一切，都是疲惫致极的联军官兵们急切需要的。
西摩尔决定不再撤退了，在这里坚守到天津方向的增援到来。
义和团被赶出武器库后不久，1万多名帝国官兵到达，并开始对丢失的武器库进行反击。这是驻守在天津的聂士成的部队，是“刚刚觉悟，决定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帝国军队。这座武器库应该属于他们的防守范围，现在丢失了，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帝国军队的攻击是坚决的，两个小时的战斗后，帝国军队便占领了武器库全部外围工事，最后，围墙的又一角被攻破，这次是联军退守到库内的营房里。然后，战斗突然停歇了几个小时，武器库四周一片寂静。半夜时分，在极其恐惧和疲惫中惶惶不安的联军官兵听见围墙上有一些动静，等他们爬起来端枪的时候，大量的中国军民已从四周围爬墙了进来。这是最后的时刻。黑暗中枪声连成一片，到处是厮打、咒骂和痛苦的呻吟。
混战持续到黎明，中国军民突然不明原因地退去。
联军伤亡已达二百多人。
武器库中央有一块空地，成了埋葬联军官兵的墓地。
帝国军队有一门巨炮，是一门德国制造的远射程炮，联军的火炮无法压制住它，因此联军官兵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慈禧太后”。这门巨炮昼夜不停地往武器库里发射炮弹，联军伤亡的官兵大多都是因它。
为了与天津的联军取得联系以得到增援，西摩尔亲自挑选了100名突击队员，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突击出去，把这里的信息带到天津的联军指挥部。但是，这支突击队刚刚冲出去几步远，就立即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阻击。突击队在强行前进的时候，他们更加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是人数不多的“一小队洋鬼子”，于是招致了更大规模的围攻，最后不得不撤回武器库。
孤立无援、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联军官兵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食物再次断绝，武器库已被中国军民围困得如同铁桶。如果中国军民再发动一次或两次像样的攻击，西摩尔的联军是否能抵挡得住就会成为问题，而一旦抵挡不住的后果是可以肯定的：全部被杀死在这里。那时，武器库四周方圆数里内的所有树木的树梢上，都会挂满联军官兵的“洋”脑袋。
就在这个时候：天津方向的增援部队赶到了。
奇怪的是，前来接应的联军，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像样的阻击便到达了这里——“除了过一座桥的时候，和帝国的军队交了一次火，其他的清军阵地均一枪未放。”
那么，天津的联军是如何知道西摩尔的消息和位置的呢？
还是一个中国人。
西摩尔组织突击队时候，他找到了他的部下，一位英军上校，命令他把他“忠实的仆人”贡献出来。这个“忠实的仆人”是一个中国人。西摩尔“拍着他的肩膀”，作了一番“重奖的许诺”，并亲自把这个中国人送到武器库的大门口。这个中国人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抓住了，他立即把西摩尔的信件吞到肚子里，然后称自己是一个“迷路的商人”。不知为什么，在军情如此紧张的时刻，义和团的农民们居然相信了这个中国人的谎话，“把他释放了”。
这个中国人，不但完成了100名外国官兵没能完成的任务，将西摩尔联军的信息送到了天津联军指挥部，并且还为濒临覆灭的西摩尔的联军带来了2500名英军和俄军。
联军们说，这个中国人为此“运用了相当的聪明和不少的勇气”。
西摩尔联军官兵自身穿华丽的军服、带着对帝国京城的贪婪的欲望从天津出发，到万念俱灰、衣衫褴褛地退回原地，时间持续17天，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290人，其中62人死亡。
无论如何，联军指挥部关于西摩尔部队命运的悬念终于解除了。下一步，联军就可以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了。
7、一个“傲慢的中国词汇”
帝国政府是在大沽口炮台战斗爆发前几个小时获得外国联军的兵舰要和帝国开战的消息的。
17日，直隶总督裕禄用“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向朝廷送来一份紧急报告，并且同时转来了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仕兰代表各国给中华帝国政府的一封外交照会。因为时间紧迫，裕禄来不及让人把照会翻译成中文，只是在紧急奏折中按照照会的大致意思进行了转告，并特别说明了洋人的这个意思：不交出大沽口炮台，就要开战。慈禧的回答还是那句话，不主动挑战，但如果被迫交战，就要“军民一心”，“别让洋人小看了咱们”。
但是，大沽口炮台很快陷落之后，却迟迟没有“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到达，因此，帝国政府，包括慈禧太后在内，对前线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因此，在帝国北方门户已经洞开后的整整两天之内，帝国政府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的基础，依旧建立在对“军心”和“民心”的良好感觉之上。
6月17日，在大沽口外，联军的战舰已经向内河运动，更大的战事一触即发。
同一天，帝国政府各级大员突然被“急召入见”，慈禧太后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参加御前会议的官员中，只有载漪和荣禄知道会议的内容将是什么。
早上，荣禄紧急请求慈禧召见。荣大人脸色仓皇地走进慈禧的房间，没多一会儿便退了出来。荣大人的身影还没有在宫墙拐角消失，太监和宫女们中间就开始传播耳语，说是太后哭了。
女人伤心的时候是要哭的。慈禧从不会当着奴才们的面哭，但是当她独处的时候，她是一个女人。
荣禄一大清早求见的目的，是给慈禧送来一个“洋人照会”。这个“照会”的内容和前线战事没有任何关系，内容有四：
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
二、代收各省钱粮；
三、代掌天下兵权；
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最关键的一个“外交文件”。
神秘之处在于，这份“洋人照会”并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送达朝廷的，甚至在它已经到达慈禧面前的时候，根本没有经过中外任何一个外交人员的手。按照荣禄的说法，这份“洋人照会”是一个叫罗嘉杰的粮道秘密送来的。而根据罗嘉杰自己说法，这是他“通过关系弄到手的”。罗嘉杰的官场职业与外交事务相去甚远，粮道是负责转运粮食的，转运粮食的官员居然“转运”来一份“洋人照会”，神秘得极为罕见了。而关键之处在于，在帝国与各国的关系处在千钧一发的危险关口时，在慈禧太后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这份“洋人照会”中的每一条内容都是一根导致战争的导火索。不要说洋人们提出要夺取帝国政府的财政和兵权就等于是颠覆帝国的政权，而更令慈禧万般难受的是，洋人们公开支持她要废除的光绪皇帝，明确“勒令”她放弃权力下台。
慈禧决不会容忍这样的挑衅。
史料记载：“太后阅之，怒极。言：‘外人无礼至此，予誓必报之。’”（《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
自此之后，帝国朝野上下任何劝谏都没有用了，慈禧已决心与洋人“拼一死战”。
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大沽口战事即将爆发的几个小时前，在中华帝国与各国列强的关系还在“战”与“非战”之间摇摆时，在仅仅只差哪怕是轻微的一个砝码就会使帝国命运和前途的天平会骤然倾斜的最微妙的时刻，这封“洋人照会”的出现是否过分地巧合。同时，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整个帝国何去何从全凭一个女人的喜怒左右的政体下，这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洋人照会”的内容是否显得过分简陋和过于直白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封“洋人照会”从来路到内容，都十分反常。
首先，提出照会的“洋人”们到底是什么人含糊不清。后来因为坚决反对帝国宣战而被杀头的帝国大臣太常寺卿袁昶为此提出过疑问：各国外交使馆并不曾有过这样的说法，相反，各国外交部纷纷表示此次向中国调兵，是为了保护使馆和帮助帝国政府镇压乱民，虽然还不清楚这是否又是借口，但各国终究是表示了。那么，不是各国使馆提出的照会，难道是云集在大沽口外海上的各国海军将领提出的吗？如果是这样，照会也应该送给直隶总督裕禄，再由裕禄转送朝廷。如此重要的文件怎么会由一个粮道偷偷摸摸地送给荣禄呢？不要说所谓照会的内容荒诞不经，荒唐无据，而当时战事未开，洋人们有什么必要要挟帝国朝廷呢？
可惜当时没有人这样想过。
后人不断地“考证”和“分析”这份在帝国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并最终导致了帝国厄运的“洋人照会”，其结论和百年前帝国大员袁昶的声音一模一样：这是一封伪造的外交照会。换句话说，这份照会和洋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中国本土制造出来的。
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案值”最高、使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最大的一宗“造假案件”。
造假者，载漪也。售假者，荣禄也。
制造这样一份“假照会”，载漪有充分的“作案动机”。当时在整个帝国内，只有这个端郡王更急切地想让帝国和洋人立刻真枪实弹打起来。因为不把洋人们赶走，或者把洋人们打服，他的儿子就别想登上帝国的龙位。而要和洋人们“和平解决”，就等于宣布他的梦想的破灭。尽管他已经成为北京义和团实际上的领袖，尽管他不断地在慈禧太后面前描绘义民的“法术”是如何的灵验，尽管他身先士卒地带领义和团和帝国的兵勇对洋人的各个目标猛攻猛打，但是，慈禧还是犹豫不决，这一点令他寝食不宁，坐卧难安。在最后的时刻，他必须要想出一个能够促使太后下决心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你不是还对洋人们还报有幻想吗？洋人们可要对你不客气了！
帝国没有人不知道慈禧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弱点：爱权力胜过爱一切。
但是，载漪能够制造出假照会，可要是由他直接送给慈禧，恐怕会让慈禧看出来破绽。老佛爷精得很，对谁的话都不会轻信，满朝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荣禄。载漪和荣禄，从官场上讲，可以说是一对在慈禧面前争宠的死对头。载漪知道荣禄对他们载家兄弟压根儿就看不起，载家兄弟如今纷纷掌握军政大权的现实也是荣禄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会夺了他在太后面前的风光。但是，载漪作为帝国的一个官员，官场的奥妙还是懂一些的，他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假照会到了荣禄手里，他就会当真地送给太后，一刻都不会耽误。
载漪说对了。作为帝国最精明的官员，荣禄从那个罗粮道手里接过“洋人照会”的时候，他只扫了一眼就知道是假的，而且马上就明白是谁、为什么造的假，同时，他几乎是立即便决定了把这个玩意儿赶快送给太后。他头脑的运算程序是：第一，弄来这么一个关系到太后最切身利益的东西，是有大功的；而太后知道，罗嘉杰是自己的人，这东西等于是自己弄到的。把照会直接而迅速地送给太后，说明自己和太后一直同心同德，后果无论怎样，此举定能加强太后对自己的信任甚至是依靠。第二，如果真的把洋人打败了，载漪当上了太上皇，就凭自己的这个举动，也只能得势而不会吃亏。第三，如果洋人们将来占了上风，自己可以“反戈一击”，站出来揭发载漪的“造假罪行”，闹不好在洋人那里还有功可立，至少会在和洋人们过不去这一点上有一个开脱自己的办法。
历史证明，后来荣禄执行了第三点，他“揭发”了载漪，成为没有被洋人们列入“惩办名单”的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之一。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荣禄对一旦把这样的假货送到慈禧那里，对整个帝国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以“难得糊涂”为座右铭的帝国官员从来没有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糊涂过：自身的命运永远重要于国家的命运。
銮仪殿又一次聚集了帝国政府中的重臣。
还是光绪皇帝先开的口。处于被软禁状态中的皇帝为目前帝国的危机所迫，似乎已经无所顾忌了，开口就以强硬的口吻让负责处理各国事务的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解释国家何以到了如此的地步。面对慈禧太后，徐用仪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皇帝的话才能两全。
慈禧这时候表示：“皇上意在和，不欲与夷战，尔等可分别上言。”
光绪余怒未尽，言：“我国至弱至此，兵不足战。用乱民以侥幸求胜，庸足恃乎？”
载漪立即反驳说：“义民掳忠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国耻，乃目为乱民杀而诛之，人心失，将不可以为国。”
光绪说：“乱民皆乌合耳，各国利兵，乱民岂能当之？奈何以民命为戏？”
慈禧问户部尚书立山：“汝言如何？”
立山回答：“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
载漪立即脸色十分难看，说：“用其心耳，奚问术乎？立山必与夷通，乃敢廷辩。请以立山退夷兵，夷必听。”
立山也是满族贵族，向来对载漪的嚣张气焰憎恨不已，于是反唇相讥，说：“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主和，又素不习夷事，不足任。”
载漪受到顶撞和嘲讽，脸上挂不住了，索性大骂立山是帝国的汉奸。
慈禧咳嗽了一声，殿堂里立即静了下来。她说刚才接到了洋人们的照会，一共有四条。慈禧逐条念了一遍，但是，第四条她没念。然后，她怒言：“今日衅开自彼，国亡救灾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一战而亡，强于等死！”（《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2～334页。）
所有的帝国大臣都对突然出现的“洋人照会”感到莫大的惊讶和恐慌——洋人们竟然如此霸道蛮横！这是在要大清的江山呢！
暂短的死寂后，群臣一起磕头不止，高呼：臣等愿效死力！有的大臣哭出声来。
慈禧十分满意。言：今日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不得已才和洋人开战。只是一旦开战，结果是什么难以预料。
群臣高呼：臣等同心报国！
这时候，因家住使馆附近、出门的道路被包围使馆的义和团们堵塞而迟到了的大学士徐桐到了。他一进门就给太后磕头说有“好消息”：“臣适才发现，义和团练习时，忽见玉皇大帝降临，请太后奖励拳民之神功！”
慈禧听完，“破涕为笑”。
而帝国的皇帝光绪，从听到那“四条照会”的第一条起就没再说过一句话。在那一条的内容里，洋人们要求解除对他的软禁——光绪皇帝至死不知其实这出自帝国的一个郡王之手。
同时，在所有关于这次御前会议的史料中，甚至在野史笔记中，都没有荣禄说了什么的记录，一个字也没有。这位帝国重臣保持沉默的本领可谓惊人。
会后，慈禧令徐用仪、立山和内阁学士联元立即前往使馆，对洋人们说明帝国政府的立场。如果洋人们非要开战的话，就请他们“下旗归国”，“告勿调外兵来，兵来则决裂矣。”慈禧指派的这三个人都是反对开战的大臣。于是，等群臣退下的时候，慈禧把荣禄留下了。史料的记载是，慈禧要求荣禄立即以“武卫军备战守”。两个人还说了什么，无从查考。
第二天，6月18日，大沽口炮台全部陷落的第二天，慈禧再次召集御前会议。
还是光绪皇帝首先开的口。也许经过一夜的思考，年轻的皇帝准备豁出去了。他对载漪等主张开战的大臣们说：“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
53岁的户部尚书立山慷慨陈词：“甲午一战，我北洋水师已经丧失殆尽。如开战，南北咽喉断绝，军械粮饷无从运至，敌兵自津沽至京，其势甚速，那些只懂巫术的拳民如何抵挡得住？”
内阁学士联元接着发言：“臣以为，使馆万不可攻！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鸡犬不留！”
这时，载漪突然怒斥联元刚从使馆回来，对朝廷怀有二心，一定是汉奸，罪当斩首！
喊声未落，早已脸色铁青的慈禧从牙缝里突然挤出一个字：斩！
殿上顿时鸦雀无声。
满族大臣不敢出声，是怕受到连累。汉族大臣不出声，是因为慈禧的那句“名言”：这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
眼看着内阁学士的脑袋没有了，一个人跪了上来，他就是庄亲王载勋：“太后息怒！联元虽然言辞过激，但用心仍为保我大清江山！外敌压境，先斩内臣，于大局不利！”（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129页。）
主和派见庄亲王带头，立即跪成一片，请求太后开恩。
联元，庄亲王的女婿。
慈禧挥了挥手。
联元暂时躲过一劫。
慈禧会后回了颐和园。作为掌握着帝国命运的人，她虽然对外国人已经忍无可忍，但是，要宣布帝国进入战争状态，她还是要犹豫再三。甲午战争的结局她是清楚的，她对义和团不并抱什么希望，正如她所说的那样，之所以“乱民可用”，用的也是“人心”而已，到了真正开战的时候，还是要靠帝国的军队。她在这时想到了前线：大沽口炮台。
而大沽口这个帝国北方海岸的门户此时已经陷落两天了。
前线的消息终于传到了深宫内。
1900年6月19日，大沽口炮台陷落的第三天。在大沽海岸的荒野上，中国百姓开始掩埋那些因为闷热的天气而开始腐烂并被野狗撕扯啃食的帝国士兵的尸体。
外国联军已经大规模地向天津城发起进攻，这时候，直隶总督裕禄的又一份“六百里加急公文呈递”被送达慈禧的案头。奏折的题目是：《接仗获胜折》。
这是一份描述帝国军队在大沽炮台如何把洋人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捷报”！
捷报说，洋人疯狂进攻，帝国军队英勇迎战，杀敌无数。“义和团民亦四处纷起助战，合力痛击，至日暮时分，将洋人击回”，“我军会合团民与洋人鏖战，良久，敌势力渐不支，各队尽力攻击，纷纷窜匿。”在河口，罗荣光提督亲自督战，“击坏洋人兵轮两艘”。由于假话说得实在心虚，裕禄最后补充了一句：“天黑远望不真，敌舰未知沉否？”但是“军民情愿报效朝廷，民心极固，军气甚扬”，“齐心努力，奋往无前！”
和那个“洋人照会”一样，这份“捷报”也当进入中国造假史册。
除了中国人自己，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对帝国官员竟然可以在写给朝廷的情报中掺假感到万分不解。他们不了解，帝国的官员“报喜不报忧”是官场规则，而帝国的统治者闻喜则喜闻忧而怒是传统习惯，于是，帝国官员大大小小都宁可相信类似“玉皇大帝降临”之类的虚夸言辞而不愿意相信某地有人举事是国人之禀性。而外国人一致认为虚假的情报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利益。关于这一点，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写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中国官员的故事：1896年，中华帝国钦差大臣李鸿章应邀赴俄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那天典礼开始前，由于云集在广场上等待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拥挤，人群一度失去控制，结果在挤压中出现了死伤。李鸿章问身边的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禀报皇帝？维特回答：“当然要禀报。”李鸿章摇摇头责怪维特不该如此冒昧，他说他在中国任直隶总督时，一次发生了瘟疫，死了数万人，然而他向皇上写奏折时，一直都称直隶平安无事。他说，为臣的没有必要告诉皇上死了很多人而让皇上担心。维特伯爵接下去写道：“当时我想，看来，我们毕竟走在中国的前头了。”
果然，前线“捷报”使慈禧的愁云和犹豫一扫而光。
慈禧立即召集第四次御前会议。
她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向洋人们宣战。
话音一出，立即就有大臣哭起来。
在浩瀚的帝国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群臣顿首流涕”的字样。帝国的官员在各种“最后”时刻，往往都像女人一样，而他们面对的那个女人，决断得却如男人一般果敢。
“流涕”者包括帝国的皇帝光绪，没有人知道这一时刻他到底为什么而哭。
慈禧的情绪显然也有点激动了，她说大臣们如果愿意，仍可以去告诉外国公使，叫他们前往天津。但是，他们即便因此改变反对废帝立储的立场，帝国也不能保证他们沿途的平安了。帝国原本不想要他们的命，此前还允许他们的兵进入京城保护使馆。可他们竟然是这样“回报”朝廷的——他们想要大清的江山！
江山是谁的？是慈禧的。
慈禧的决心是：如此，拼死一战，强于受人欺侮！
有史料评论说：“太后虽为女人，其勇气智力，迥非寻常男子所及。”
慈禧令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立即前去使馆，转达帝国政府的命令：限令在北京的所有外国人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帝国政府将派军队护送他们。
许景澄接旨之后刚要走，光绪皇帝突然从皇座上站起，走了下来。他走到许景澄面前，拉起他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让他再等等。百感交集的皇帝不知是否还有改变的余地。许景澄当过帝国驻法、德、意、荷、奥等国的大使，在关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具有相当的知识，因此，当他对皇帝的举动感到惊讶之余，看见皇帝的眼睛里泪光闪闪，不由得自己的眼眶也湿润起来。君臣二人手拉手相对垂泪，这幕帝宫里前所未有的场面令在场的所有大臣们都不知如何是好。光绪皇帝终于哭出声来。当着满朝重臣，他表示死不足惜，只是悲叹如此怕是要连累天下的生灵了——“帝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景澄亦牵帝衣而泣。”
慈禧大喝：许景澄无礼！
联元，那个昨天差点被砍去脑袋的大臣拼死上前争辩道：在中国传教，是由法国人开的头，即使开战，也应该与法国一国开战，哪有同时与十一国开战的道理？如果这样，帝国真的要亡了！说完，也大哭起来。
载漪又大叫联元通敌，说只要杀了他，洋人自会退去。
这时，人称外号“油浸胡桃核”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一反圆滑面孔开了口，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少兵单，今遍与各国启衅，众寡强弱，显然不侔”，“一旦开战，将何以善后？望太后三思！”
慈禧指着七十多岁的老臣王文韶，说：“尔所言，吾皆熟闻之。尔为夷人进言耶？”（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129页。）
慈禧命令立即草拟《宣战诏书》。大清帝国的命运至此已无可挽救。
许景澄给各国使馆的外交使节们带去了帝国政府的一封照会：
中国与各国向来友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使馆弁兵等妥为约束，即速起行，前赴天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52页。）
洋人们显然不会按照这封照会的要求行动。因为北京城内所有的使馆人员都正处在义和团和帝国军队的四面围攻之中，让他们携带眷属出来，等于让他们立刻送死。
20日，慈禧太后又一次召集了御前会议。这次会议光绪皇帝缺席了。
《景善日记》记载：荣禄首先“含泪跪奏”：“中国与各国开战，非由我启衅，乃各国自取。但观使馆之事，决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张，则宗庙社稷，实为危险。且既杀死使臣数人，亦不足以显扬国威，徒费力气，毫无益处。”（《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
荣禄退出后，启秀从靴子中取出拟好的宣战诏书的草稿呈给慈禧，慈禧表示很合她的意思，言“好”。然后，慈禧又问诸位大臣的意见如何，大臣“皆主张决裂”。
慈禧然后召见了帝国政府各部、满族贵族等官员。王公有：庆亲王、庄亲王、肃亲王、恭王、醇王、端王等；贝勒有：载濂、载滢、载澜等，军机大臣、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内务府大臣、各旗都统也都参加了召见。
光绪皇帝走在被召见的官员队伍的最前面，他“面色苍白，入坐之时，战栗不已。”
面对大清帝国所有军政官员和满族贵族，慈禧开始解释国家为什么要与洋人宣布开战，其中心意思是：洋人欺辱帝国已到了朝廷不能容忍的地步，皇帝都承认自己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了，洋人们还有什么道理来干预？洋人的照会实在是对帝国国家权力的凌辱！今日帝国臣民理当合力同心，奋勉杀敌，以报国家，永杜外人欺侮。康熙皇帝应许洋人自由进入中国传教，此举过于仁厚，成为后来帝国忧患的根源。洋人自恃兵力强大而肆无忌惮，前日天津法国领事居然索要大沽炮台，无礼到了至极的地步。帝国数千万之义和拳民，皆已奋起效卫国家！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走得太容易了。那时若有一得力之军，截而杀之，帝国实可转败为胜。但至今日，帝国雪耻的时候终于到了！
如此朗朗的强硬之音，回响在勤政殿的殿堂之内，帝国的官员无不肃穆。
慈禧问身边的皇帝：“帝意如何？”
光绪皇帝“迟疑良久”才说：“此乃大事，不敢做主，请太后决断。”
军机大臣赵舒翘上奏：请发上谕，将内地洋人一律杀光，“以免其为外国间谍泄露国内之事。”
慈禧说：“明白通知各使，有愿今晚离京者，即由荣禄送至天津。”
最后，慈禧令：一、准备祭祀太庙；二、将《宣战诏书》传给各省。
召见结束。
至此，中华帝国对各国宣战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除了口号、决心和对胜利的展望之外，帝国没有对军事问题做出任何部署。
这一天，北京城内还发生了两件关于洋人的事：一、清军在街上抓了个洋人，“以刀向之，洋人口中咭咭呱呱，不知所说何语，”带到庄王府邸之后，立即砍了头，此头悬挂在东华门上，可谓真正的“敌首悬于国门”。二、根据端郡王的命令，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戮其尸，悬于东安门”，但是，被太常寺卿袁昶把尸体“抢走”了，并且“已经棺殓”。有人大骂袁昶，袁昶说：“吾在总理衙门，亲认德使，不忍其暴尸于外。”并且引出中国经典中的一句话：人皆有不忍之心。（《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0
第二天，慈禧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沿途由义和团护送保驾。慈禧对此颇为感动，她对载漪说：“洋人命该绝矣！”
感动的心情还未平复，慈禧接到了南方官员张之洞、刘坤一的电报。张之洞在电报中说：“臣等随时听候朝命，带兵北上御敌。”而刘坤一在电报中却极力主张围剿义和团，并且声称：“苟御外侮，则臣当立即带兵北上；若屠使馆孤立之数洋人，则不愿以堂堂中国之兵队做此用也。”（同上）
正是这一天，荣禄，这个帝国最难以捉摸的官员，给南方各封疆大臣发了一封电报。这是一封口气和观点都万分奇怪的电报，因为荣禄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最坚决的“反战派”。
电报原文同样出自《景善日记》：
尊电敬悉。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臣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上自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和团竟以天之所使为词，区区力陈利害，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转动，假内上奏片七次，无以免。力疾出阵，势尤难挽。至诸王、贝勒、群臣、内侍，皆众口一词，谅亦有所闻，不敢赘述也。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狃众。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图万一之计。始定再总署会晤，亦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虎神营兵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事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至难尽述。庆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区区一死不足惜，是为万世罪人，此心惟天可表。恸恸！本朝深恩厚泽，惟有仰列圣在天之灵耳。时局至此，无可如何，沿江沿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全力。禄泣电复。（《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景善日记》，清史笔记大多有收，全篇完整无缺。后人考证，此日记为荣禄伪造，因其内容均是描述荣禄在混乱的局势下如何“力挽狂澜”，如何反对开战主张言和的。如果确系伪造，荣禄的才智可谓千古罕见，帝国官员中竟然有这样一位神谋奇虑者，可惊可叹。而他伪造《景善日记》的目的是给洋人们看，以逃脱罪责。此日记的来由以及如何被洋人们发现，颇有一番故事。
1900年6月21日，中华帝国《宣战诏书》发表。负责起草诏书的人是军机处的一位普通官员连文冲，据说端郡王伪造的那封“洋人照会”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此官员擅长写这样的文字。
《宣战诏书》全文：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仰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1～132页。）
这真可谓一篇千古奇文。此文从外国人传教直接跳跃到帝国宣战，表明中国人是为了某种信仰遭受欺辱而“忠愤”难耐到了“旷代所无”的程度，不得不“人人敢死”，“执干戈以卫社稷”，至此，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下子辉煌了起来。而“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说得又是“普天臣庶”无不且悲且壮。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彼等”一词，它最为令人魂魄震撼——自从这个世界有战争以来，就有宣战书。各种文字、各种风格和各种样式的宣战书几乎都有文字可查，可世界上再不会有一封宣战书能与大清帝国1900年6月21日发布的《宣战诏书》相提并论了。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宣战书，矛头所指的对方都十分明确：某部落、某国家或者某将领，而此《宣战诏书》表示，大清帝国的战争的所指仅仅只有两个字“彼等”。
“彼等”——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的外部世界。“彼”，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中文的意思是泛指与自身相对的其他；而“等”，是帝国汉语中带有蔑视情绪的另一种泛指，指与自身相对的一切。
也就是说，中华帝国要向它面对的整个外部世界宣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