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

1、被严重忽视的一天

中国人严重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天：农历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西历1899年12月19日。

这是一个距离19世纪的结束只剩下不多时光的日子。

如果仅仅从历法的角度上看，无论西历还是农历，这一天都是一个没有特别意义的日子。然而，就是这一天，在位于世界东方的庞大的中华帝国里，在帝国京城重重宫墙严密遮裹着的皇室里，却发生了一件离奇古怪的事件。

越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越是容易对悠久的历史掉以轻心。当中国人的一双黑眼睛眯起来，要向世界提及自己5000年历史的时候，历史的事实常常因这个民族虚幻情致的浸染而被叙述得满纸帝王将相，金袍青甲，才子佳人，飞花柳絮。但是，在19世纪即将与20世纪交替的日子里，在中华帝国内发生的却的确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最恐怖与最悲伤的故事。这些故事最终导致了一个民族和一片国土的严重受伤。

1899年12月19日，正是在这一天里，整个世界窥视中华帝国的猎人式的目光与这个帝国向外部世界打探的好奇的双眸，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踌躇之后，终于相互对视了。在这一对视的瞬间，无论是西方浅色的还是东方深色的瞳仁里，都映射出某种难以言表的心态，这种心态复杂得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时的思维模式，影响着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民族之一的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活理念——尽管后来乐观的中国人几乎将100年前的那个帝国的早晨完全忘掉了。

那是一个寒冷阴暗的早晨。

入冬以来，这个庞大帝国的整个北方不曾下过一场雪，荒凉萧瑟的田野无边无际地裸露在凛冽的天宇下。从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长时间地袭击着帝国的都城北京，京城内高大结实的灰色城墙上是漫天的黄尘。早上的时候，天似乎阴得更厉害了。肮脏冷清的街道两边的铺子大都还没有卸下表示营业的门板。一个穿着蓝狐毛领缎袄的官员骑着鬃毛上装饰着红色丝线的矮小的马正要去衙门。他在寒风中像是咳嗽似的嘟囔了一句，因为街道当中躺着的一个冻僵了的乞丐弄乱了他坐骑行走的节奏。除此之外，这个早晨是寂静的。只是，在破旧的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出现过一阵小小的骚乱——早已在城外等待进城的外省客商、本地的小贩、驮煤的骆驼队和插着皇家黄色小旗的拉水骡车混杂在一起，争抢着狭窄的进城通道。暴露在帝国冬天冷风中的所有的中国人都穿着几乎是同一种颜色的棉袍——厚重的灰色或黑色，人与他们头顶上铅色的冬云和谐地融合成了一体。越洋过海来到这个东方帝国京城里的洋人们常说，虽然中国北方的纬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冬天里中国人御寒衣裤之臃肿世所罕见，使他们远远地看去像被棉花和布匹包裹着的球，以致洋人们认为，冬天里的中国人如果跌倒就很难自己爬起来。

在这个阴冷的早晨，帝国皇宫紫禁城巨大的红色宫门沉重地打开了一道缝隙。

位于京城中央的紫禁城的宫门几乎终日紧闭着。几千年以来，这个统治着世界上最广袤的领土和最众多的人口的帝国的皇室与它的臣民们被世界上最高大厚重的围墙隔开，一直孤独而神秘地生活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紫禁城不是帝国处理国家公务的机构，而是皇室的私家庭院。皇室之外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有皇族血统的人，很少能够进入到皇宫里面。少数执掌政府机构最高级最核心权力的官吏们每天到皇宫里帮助皇帝履行统治帝国的职能，但他们也只能到达皇宫内宫的围墙之外。在1899年的这个冬天里，即使是帝国国事的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也仅仅龟缩在皇宫内城外西南角落的一排低矮的平房里，其规模看上去还不如皇室里的宠物间。其时，帝国政府的所有职能机构，全部设在皇宫之外，能够进入皇宫，是至高无上的荣耀。那些因为某种原因得到皇帝的赞许且特别恩准进入紫禁城“瞻仰天颜”的帝国功臣，会早早地穿戴好表示自己官阶的全套锦绣官服，外面披着皇帝恩赐的黄色马褂，天色还没亮的时候，就候在宫门之外，紧张地等着宫门内皇家侍卫低声呼叫他的名字。然后，上面排列着金黄色巨大门钉的宫门沉沉地打开了，这时候，即使曾统领数十万军队征战于遥远疆场的强悍的将军，也会由于激动和恐惧而双腿战栗。不是皇室的人走进了皇宫——这种人世间少有的奇闻会像罕见的天象一样在帝国的土地上迅速地流传，成为帝国政治事件中的美谈——紫禁城那红色的宫门是帝国臣民的天堂之门。

然而，1899年12月19日这天早上，走进紫禁城皇宫的，是一位提着一只巴黎风格的精巧皮箱的金发碧眼的洋人。

法国医生多德福顺着深邃的红色圆顶门洞进入皇宫的时候，双腿没有战栗，只是，眼前的景象令他困惑万分。白玉基座托举着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高高耸立在帝国灰色的低云下，呼啸的风在空旷的庭院里撞击出一种低沉压抑的共鸣，那些年龄在百年以上的老树在风中缓慢地摇动着，而弥漫在每一块砖石上的肃杀都令这个游历过许多国家的法国人感到头晕目眩。也许从东方流传到西方的关于这个古老帝国和这座神秘皇宫的传说太多了，或许那些传说中令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内容太多了，以至于多德福从进入紫禁城皇宫的那一刻起，眼前就现实与幻觉慌乱地交织在一起了，这严重地影响了这位法国医生的情绪。

作为医生，多德福在这个帝国里医治过对西医绝对不信任的中国人，虽然那些中国人死也不肯喝下一小勺他当做镇静剂使用的白兰地，但他自信有对付由于痛苦而焦躁不安的经验与耐心。今天，进入帝国紫禁城的“出诊”将是他行医以来最奇异的一次经历，因为他不仅要诊断出一个中国患者肉体痛苦的原因，他还要由此诊断出这个帝国政治病变的原因。

在前面引路的太监深深地躬着腰，多德福没能看见他的脸，但从他脑后垂向腰际的那根灰黑色的辫子却加深了多德福的不安。对于这个帝国，对于中国人，多德福都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陌生，他觉得这座皇宫里的每一根圆柱的后面、每一处围墙的暗影里都有一张正在审视他的面孔。此刻，那座他要去的小宫殿出现了，卧在宫殿门口和飞檐上的那些人世间根本不存在的铜铸镏金的野兽，正一齐朝他这个面目古怪的洋人怒吼着。

懵懵懂懂的多德福和他的翻译看见了一片已经结了薄冰的水面。穿过一条跨越水面的小石桥，多德福知道自己已经到达那个叫做南海瀛台的小岛了。孤独的小宫殿就在岛上。

领路的太监推开一间小房子的门，向里面指了指。

尽管和大多数洋人一样，这位法国医生在宫外已经听说了不少关于中国皇帝现状的传闻，但是，眼前的景象还是出乎了他的想像。

小房间里很暗，很冷，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窗户上不是镶着玻璃而是糊着纸张的缘故。多德福注意到这间房间窗户上的纸张有几处已经破损，寒冷的风就是从那里吹进来的。靠里面的一张木床上，躺着一个人。要不是太监用手势再三示意，多德福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个面色苍白、瘦弱不堪的男人就是正统治着中华帝国的光绪皇帝。中华帝国此时领土广袤达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东起太平洋西岸，北到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荒原，南到长满椰林的南海小岛，西至亚洲大陆的沙漠腹部。人口4万万。

多德福叽里咕噜地让人把破损的窗户遮挡一下，然后让中国的皇帝平躺在床上，开始解开他的衣服。

太监尖叫起来。在中国，没有人可以这样触动皇帝的身体。即使是皇宫里的御医也只能跪在皇帝的帐外，通过一根缠绕在皇帝手腕上的丝线来判断皇帝的脉搏状况。而现在，中华帝国的皇帝被一个洋人脱下了衣服。

光绪如一具僵尸。

关于中国皇帝“龙体欠安”的传闻早在一年多以前就被帝国政府用正式通告的形式所证实。通告的内容是：皇帝的身体出了某些问题，为此政府向天下征召“名医”。尽管通告中没有特别指明，但是很显然，征召的范围并不包括外国医生——中文中的“天下”一词实际上仅限于中国版图之内。

通告发布的时刻，正是中华帝国的政治极端混乱的时刻：帝国的知识分子在皇帝的支持下发起的一场试图改变帝国政体的运动刚刚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是这场运动直接威胁了一个女人的权柄，这个女人在最后的时刻动用了帝国最精锐的兵勇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人，文人们除了侥幸逃亡的之外大部份被砍下了头颅。由于这场运动几乎动摇了帝国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触及到了帝国社会几乎每一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巨大的痕迹。一年多以来，关于帝国前途的传闻如常常弥漫在帝国天空中的沙尘一样笼罩在这片土地上。因此，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那位叫做光绪的皇帝的病情之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不祥之兆。

按照帝国皇室活动的规律，再过几天就是京城百姓得以瞻仰皇帝“龙颜”的时刻了——每年年底的一天，中国皇帝要率领皇室的男性成员和大臣们到皇城外的皇家寺庙祭祀祖先和苍天。这个仪式自古以来就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在政治上再次向世界确立这个政权如同天地一般稳固；二是再次向臣民证明当今说一不二的皇帝健康地存在着。

但是，在今年接近年底的时候，一个消息自紫禁城的皇宫悄悄地传了出来：今年皇家祭祀可能取消，原因是皇帝病重。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说明皇帝已经病得连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机会都准备放弃了。最能证明这个传闻的是从非官方渠道散布出来的一则据说是一位广东籍西医对皇帝病状的描述：

常患遗泄，头疼，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然有病，肺部不佳，似有痨症。面部苍白无血色，脉甚弱，心房亦弱。（屈桂庭撰《诊治光绪皇帝秘记》，载民国二十五年《逸经杂志》29期。）

这是一份足以令任何医生头疼的病情描述。往乐观处分析仅仅是有点消化不良，往悲观处分析每一条都是生命垂危时的弥留状态。而蹊跷之处在于，对中国皇帝病情议论得格外激烈并且特别出格的，不是来自中国人聚集的地方，而是来自京城东南角一个叫做东交民巷的地方，而在这块不大的地方里居住的全是“稀奇古怪”的外国人——无论是中华帝国皇帝亲自颁发的普告天下的诏书，还是帝国政府官方发布的政治与外交文件，都宣布说皇帝的确生病了，可是，住在这个帝国领土上的洋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坚持说，中国的皇帝很健康。这一事件进而发展到以英国公使为首的数国驻华公使联合提出要派出外国医生，“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用“当今医学领域最新的科技成果”给中国的皇帝进行“肉体上的体检”。更为离奇的是，这个无论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中，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行为上，都属于极其蛮横的要求，竟然在各国公使与帝国政府各级官员间的反复争执之后，被准许了——英国和法国公使的态度明确而强硬，他们对帝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说：我们不是为了给中国的皇帝看病吃药，我们只是觉得贵国宣布皇帝生病的举动有点离奇。我们奉我们国家政府的指令，我们必须检查中国皇帝的身体。

于是，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了中华帝国的皇宫。

多德福给中国皇帝体检的“家伙”，无论是听诊器还是压舌板，在皇宫里的太监们看来都是一件件谋杀的工具。这个洋人竟然扒开中国皇帝的眼睛看，在中国，这是检查一个人是否死亡的典型动作。

光绪皇帝居住的瀛台是独立于皇宫的一个角落。它位于皇宫的西面，从那里到达皇宫内部，需要通过数条被高大红色宫墙隔开的通道。这一天，寒冷的风在这些通道上猛烈地扫荡着，飞扬的尘土中，通道上来回走着神色惊慌的太监们，匆忙的步态使他们的身影犹如旋转在风中的枯叶。他们除了要向宫里的每一个人传播外国医生古怪的一举一动以及皇帝可能要被洋人弄死之类的骇人消息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向中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女人，报告那个进入皇宫的洋人正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

那个在皇宫里地位和权力都难以明言的女人从这天清早起就面无表情。在她的身后，放着从帝国南方运来的两大缸用以满足嗅觉的奇异水果。她坐在浓郁的香气之中，不动声色地看着探听消息的太监们走马灯似的在她面前的那道高大门槛内外跳进来跳出去。这个女人整个早上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小心着，别让洋人给皇上看出别的病来。

洋人给光绪皇帝“体检”的结果是：中华帝国的皇帝根本没有病。

洋人确实看出“别的病”来了。

洋人最后的结论是：生病的不是中国皇帝的肉体，而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

一个洋人进入紫禁城给中国的皇帝看病，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于是，1899年12月19日，这个被中国人严重忽视的一天，就从这个寒冷而屈辱的早晨开始了。

2、大中国

1899年12月19日，在中华帝国广袤的国土上，生活平静而祥和。

随着太阳的升起，京城的大街小巷开始热闹起来。西北地区的山土货物从北城的德胜门运进来，在集市上已堆积如山。口外肉质鲜美的羊因在冬季里每一天都要大量消费而塞满了交易场。正阳门外的商业大街上停满了客货混载的骡车。当铺和钱庄沉重的棉布门帘被掀起的时候，檀木柜台的古旧气味和炭火的暖气飘散到街上。能够同时供应满汉菜肴的饭铺小伙计也开始在门外大声拉客了。身裹满族或汉族棉装的女人们穿梭在隆福寺的杂货摊位之中。老字号的零售商店雇佣了西洋乐队正在进行大折价的广告宣传。妓女集中的几条胡同里挂着被寒风弄脏了的彩灯。城东的东岳庙今天有大型道场，成群结伙的盛装妇女骑着驴出现在通往广安门外一个香火旺盛的道观的大路上。京城的大路放射状地通向帝国的四面八方，在这些道路上行走着商人、兵勇、脚夫和镖客。

广州今天的天气格外好，衙役们把老爷出行巡视时用的花花绿绿的仪仗摊出来晾晒。

冰封的黑龙江被渔民凿开窟窿，他们把老鼠皮绑在粗大的绳索上捕捉巨大的哲罗鱼，如果百斤以上便可以运往北京的紫禁城内进贡给皇帝了。

扬州市场上的头等蚕丝的价格在这一天还在涨着。

而在喀什，几顶轿子停放在一条水流清澈的河边，苦力在监工的注视下正在卵石中寻找可以献给皇帝的价格昂贵的和田玉。

……

1899年12月19日，看上去和所有普通的日子一样：帝国的官员们正在策划官场上的行贿，帝国的农民们正在盘算明年的收成，帝国的盗贼们正在偏僻的隘口上埋伏，帝国的文人们正在暖阁中集句——悠久历史的大国，山河壮美辽阔的疆土，难道她不该在1899年12月19日如此祥和吗？

世界上虚妄自大的感觉之深，以中华帝国之人为最。在文明发祥绝早的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字中，最关键的一个词汇便是“天下”。这是含义最为模糊的一个汉语词汇。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认为中国不但是亚洲东部的中心，而且是全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的这种错觉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当整个西方世界还是一片蛮荒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已经在他巨大帝国的土地上享受子民冶炼的黄金、精织的绸缎以及香甜的稻米和优美的情歌了。而当少数外国航海者登上东方这块巨大大陆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一个令人羡慕不已的国度：巍峨的山峰，一望无际的河谷平原，对生活文明的发现与创造。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当西方人第一次明白了盘在中国门柱上的“龙”是一种动物之后，很快就愿意按照中国官员的要求，学习中国人双膝触地式的礼节。他们中的极其幸运者甚至还得到过中国皇帝的接见，他们在中国皇帝面前跪下时的笨拙样子令中国官员掩口窃笑。当然，受到中国人窃笑的还有外国人奇怪的五官和不同颜色的曲卷的毛发。

大约从明朝开始，中国人逐渐知道自己的“天下”范围并不是无边的广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最早给予中国人这一严重打击的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极其有名的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明万历年间的一天，这个到中国来传播耶稣教义的外国人在帝国都城北京的住所内，接待了一批中国的士人——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帝国的士人们在利玛窦客厅的墙上，看见了一张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未见过的《万国全图》。除了当时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的澳洲大陆之外，在这张反映着欧洲文艺复兴晚期地理学成就的世界地图上，地球上的四大洋和诸大洲的位置已经被用相当精确的经纬度标示出来了。在中国之外，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国家存在；中国不但不是世界的主体，而且也没有占据世界的中心，中国仅仅位于世界远东的一隅——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简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它令中国人的认知世界天崩地裂。为此《明史》特记载道：

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列传第二百七十四，外国七。）

面对中国人的惊骇，觉得自己惹了大祸的利玛窦为了挽回影响，特地重新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违背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正确划分，把中国移到了地图的正中间。但是，已经晚了，中国人心中从此有了永远也抹不去的沮丧以及沮丧之后的不甘。他们给了不是中国人的人一个含有贬义的称谓：“夷”。

然而，单凭一张地图，并不能让中国人就相信了世界真实的样子。中国人对于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物非常善于采取“不扩散、不深究、不理睬”的态度。清乾隆年间的官方正史在评论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依旧含糊地说“其说荒渺莫考”。（同上）——其时，距离那个意大利人向中国人展示世界地图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欧洲国家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已经结束，英、法等国的海外市场扩张已经在东南亚登陆，并在印度、缅甸等国家基本完成占领，西方开始盘算如何向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进发了。而此刻，中国人依然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是内部的，核心的，崇高而伟大；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几个“蛮荒”的“夷”，他们也是外部的，边缘的，低贱而渺小。“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至少在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内外有别的概念明确而顽固。

中国人认为，凡来到中华帝国的外国使节，无不是代表附属国来进贡和称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六年受英国皇室委派，到中国来协商相互通商的条件。他的船队刚从天津进入通往北京的运河，船头上就被中国官员强行树起一面“英国贡船”的旗帜。船队到达北京之后，特使被通知，朝见中国皇帝时必须按照中国的规矩下跪，马戛尔尼争取再三，才勉强获准按照英国人见英国皇帝的礼节单膝弯曲，原因是：“朝廷固确认英吉利为海外朝贡国之一，此次使节，直为叩祝万寿而来，得瞻天威，已属蛮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远不识天朝礼制，妄行乞请，无足深责。”英国人虽因“蛮荒”而不懂礼仪，但不远万里前来臣服进贡，于是，即使不双膝跪地，皇恩浩荡也可免罪了。但是，英国人还是被中国皇帝的排场吓坏了。陈康祺《郎歉记闻》中记载道：“乾隆癸丑西洋英咭利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跪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英国人情不自禁地双膝跪在了中华帝国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上。（《外交小史》：《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75页。）

时间仅仅过去了107年，法国医生多德福不但被容许给帝国的皇帝“体检”，而且还亲手脱掉了帝国皇帝的衣服。这一事件因其荒唐地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而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外来势力如此强横粗暴地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公开侮辱一个国家的现政权以及它的最高统治者，除了会招致最强烈的抗议，招致使用战争这种人类为了雪耻而发明的极端手段之外，几乎别无其他的结果——在国际关系史上，几乎所有发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血腥的、残酷的和悲惨的事件，究其发生的最初始因和发展的基本原由，无不源于一个词汇：尊严。况且，中国人历来是格外看重“尊严”的。对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讲，无论是属于祖宗的过去、属于自己的现在，还是属于子孙的将来，在所有光阴岁月中的所有苦难屈辱中，再没有什么比“丢面子”更令中国人以为是严重的事件了。

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开始对中国人将他们称之为“夷”不再忍气吞声，洋人有胆量要求中国人对他们放尊重一点了。于是，1860年，在洋枪洋炮的威胁下，洋人逼迫大清帝国的官员与他们签订意在维护洋人在华利益的条约的时候，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这个字迫不及待地、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南京条约》中——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而制定一条专门的外交条款，这在世界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于是帝国政府被逼无奈而改口，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来往中一律使用“洋人”这个词。

“洋人”这个中文词汇的字面含义是：从海洋上漂流而来的人。这本是一个典型的中性词汇。洋人以为用白纸黑字形成双方签订的外交文件就可以得到尊严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情。因为洋人们越对这个字眼敏感而计较，反而越能让中国人感觉良好。于是，在大臣们给朝廷的奏折中，在帝国臣民百姓的言语中，不但原来称呼洋人为“夷”的中国人依旧用“夷”字，原来对洋人不使用“夷”字的中国人也改称“夷”了，而且无论含义还是口气里，一律添加了一层深深的鄙视和恶狠狠。当然，还有一点儿我说了你也听不见的狡狯的乐趣。

中国人终于见识了洋人。自1840年虎门水域外的几艘英国舰船向中国开了炮，这个古老帝国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了。都说西方势力企图占领中华帝国的市场，破坏了这个帝国古老的手工业，其实并没能完全破坏。马克思把棉纱的输入当做帝国主义资本侵略的发端，但是在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帝国里，洋人输入的棉纱根本没有市场，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穿不起细洋布。在光线昏暗的房舍里，在阳光灿烂的场院上，中国百姓自己造的木制纺车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在吱呀吱呀地旋转不停。随着炮舰来到中国的英国商人兴奋地给国内的供货商写信，说只要每一个中国人拥有一套睡袍，每一户中国家庭拥有一套用餐的刀叉和一架钢琴，这个市场就足以让所有的英国人过上女皇般的生活。但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很快就给了英国商人以绝望的打击，原因很简单：绝大部分中国人睡觉时不穿什么衣服，吃饭时也不讲究使用什么餐具把食物送到嘴里。至于钢琴，即便中国有人有幸看见过这个洋东西，也不过认为与普通桌子的功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被什么风暴轻易颠覆的国家，中国人不是一个容易被其他文化影响的种族。

19世纪，英国商人在中华帝国中最成功的商业操作只有一项，那就是鸦片的输入。这个帝国的人民接受鸦片的速度甚至出乎了英国商人的预料。开始还是在舰队掩护下进行的提心吊胆的走私活动，可是没过多久，守海防的关天培大人自杀了，抓走私的林则徐大人发配了。于是，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帝国从南到北的土地上，几乎找不到没有鸦片存在的城镇和乡村了。从吸食发展到种植，在帝国政府无法真正实施威严的西南边陲的碧绿山野中，鲜艳灿烂的罂粟花在向阳的陡坡上开始满山遍野地怒放，在东方的蓝天白云之下呈现出一种令人迷惑的美艳。

除此之外，对洋人对这个帝国所做的一切，包括1899年12月里这个阴暗的早晨所发生的怪事，中国人似乎并没有特别地在意。混杂在四万万中国人中的几个洋人实在是太稀少了，提到他们，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表现出一种鄙视的神情：洋人？您说的是鬼子么？

3、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

还是这一天，中午时分。从云层的缝隙中射出来的冬日的阳光照耀在北京城里一座叫做“贤良寺”的庙宇顶上。这是一座看上去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宗教建筑没有什么不同的庙宇，但是，贤良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华帝国政治的一个敏感之处，因为它是一座可供外省封疆大臣进京时暂住的旅馆，还是那些家眷在外省但本人在京城做官的大员们长期当做官邸的地方。

冬日的阳光下，帝国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官员正站在贤良寺的门廊内迎接英国公使的到来。这位白胡子的老人因为刚刚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而名声远播。

李鸿章今天的心情还可以，因为担负帝国战败责任的他被解除职务后，就在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皇宫的时候，又得到了重新任命的诏书——到距离京城极其遥远的南方任两广总督。和绝大多数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也是读书人出身，在外国列强第一次用火炮和毒品打破了中华帝国的孤独与宁静的1840年，他通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初级考试而成为秀才。七年之后，把中国经典诵记得滚瓜烂熟的他通过了帝国科举最高级别的考试，名列第三甲第十三名进士——凡是通过这一级考试的文人都有机会走向官场。

英国公使窦纳尔首先祝贺李鸿章被重新任命，并且说是特意来为他送行的。但是，在酒宴上，窦公使突如其来地、毫不掩饰地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听说贵国要废掉光绪皇帝？

问话的时候，窦纳尔注视着中华帝国这位最著名的官员的脸，他试图在这张脸上看到哪怕是丝毫的反应，因为皇帝的更迭对于中国人来讲是最重大的事件，尤其是对于朝廷中的官员。但是，英国公使看见的是一张没有任何异样的脸。李鸿章用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态度温和地说：“公使大人，我想，无论怎样，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吧？”

窦纳尔对李鸿章的反应感到困惑。其实，自他踏上这个古老的帝国时起，中国人的所思所言无不令他困惑。临走的时候，窦纳尔在门口板起面孔盯着李鸿章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皇帝之外，大英帝国不承认任何别的什么人。

李鸿章的脸上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他始终保持着那种彬彬有礼的、似笑非笑的表情。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可能出现巨大政治动荡的前夕，竟然能对国家的前途如此冷漠，尤其是对整个西方对这个帝国的严厉态度如此漠视，窦纳尔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吃惊和失落。

怀着这种心情，窦纳尔坐在中国的轿子里，行进在北京的大街上。这个英国人掀开轿帘，看见的是塞满了人的熙熙攘攘的街景，他不禁联想到他在英文报纸《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看到的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题目是：《缺乏公共精神的中国人》。

进入19世纪以后，在西方人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章著述中，那些“平静富庶的国土”、“乐观幽默的东方民族”和“金色盘龙下的温文尔雅的子民”等等温暖的语句突然消失得一干二净，中国人在西方人的视野里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仿佛是世界上一块最稀奇古怪的土地上的一群性格最稀奇古怪的人。

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在他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人初看上去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打斗中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细小的眼球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就像是在与外界的世界捉迷藏。”更为奇特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形成这样反常的习惯，把前额的头发剃光，听任明显应该保护的部位暴露在外，而男人的脑后则一律拖着一条发辫。”（《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46页。）

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变成了“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一群最复杂最难理解的人”。

中国人没有确切的时间观念。尽管机械钟表的发明已经有了5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人仍少有钟表。他们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而“时辰”的概念十分模糊，仅指一天的十二分之一，且从一个时辰到另外一个时辰之间没有明确的标示。中国人的衣服没有口袋，宽松的腰身裁剪掩盖着所有人身体的一切曲线。中国人的屋子里很冷，纸窗根本没有御寒的功能，但他们依然人人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中国人养了许多年的羊，却没有纺织羊毛的传统。中国人饲养着各种飞禽，但是对飞禽羽绒的惟一利用是鸡毛掸子。中国人喜欢拥挤和热闹而不喜欢独处和安静。中国的当铺起的是银行的作用。中国人有能力把礼节变为生活中的繁文缛节，接着变为人际间的一场颇具规模的社交灾难，奇特的是，礼节还是被按部就班地推广延续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就像一件件盛装，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被穿戴起来。中国人的宴会冗长豪华，没有尽头的菜肴多得让人难以置信，这种过分的奢侈常常令西方人惊骇不已，甚至感到恐怖和绝望，而恰恰是中国人在世界上创作了这样一句极富悲剧性的警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到了清末，中国人在西方人的描述中只剩了两个最强烈的字：麻木。

“在肮脏的低云下的河岸码头上，默默地走动着面无表情的中国人。”1881年来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的一位荷兰商人这样描写道，“他们深颜色的破烂衣服仅仅能够算做一块勉强遮羞的布，只有在和你进行交易的时候，他们的小眼睛里才出现一种机警的光亮。但是，他们的讨价还价是把手指藏在衣襟里进行的，即使最激烈的争论，在他们的脸上也完全看不出来。”1886年一位名叫利马的西班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说：“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种族，他们那麻木的、近乎呆滞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什么叫无助和绝望。”美国传教士史密斯说他永远也忘不掉中国人无所事事的“沉默”，他认为中国人忍受精神苦难和肉体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坐很长的时间”。史密斯说：“中国人麻木不仁和缺乏公共精神。”他列举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冷漠”的细节，它们来自于这种精神状态所导致的公共秩序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异常：中国人都对“公共的”不感兴趣，国家的、公共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个人占有的对象——“铺路石不见了，城墙上的方砖不见了，某个港口外国人墓地的围墙不见了，北京皇宫曾经发生过一起著名的盗窃案件，因为紫禁城房屋上的铜顶不见了。”（《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8～79页。）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驮炮的骡子是从山东人那里用很便宜的价钱买来的。天津的商人也和英法军队签有协定，“只要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为联军提供一切帮助”。而在阻击外国联军的帝国军队所抓获的俘虏中，大部分竟然是中国人，这些协助联军进攻自己国家都城的中国人是联军花钱从中国南方雇来的。气愤的帝国士兵把这些俘虏头上表示身为帝国臣民的重要标志的那根辫子剪掉了。在中国，这是对中国的臣民政治良心的最大的惩罚。”史密斯还记述了1851年发生在中国京城一家客栈里的奇怪的事：几个洋人在与几个中国人就皇帝的问题聊天。当时中国的皇帝刚刚“驾崩”，洋人们问中国人对谁来继承皇位有什么看法，一个中国人慢慢地站起来说：“这是衙门里的人关心的事，他们拿的是这份俸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同上）中国百姓对自己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恐怕算得上是这个世界上一种极其罕见并且难以解释的古怪现象了。

数千年以来，东方这块土地上曾经出现过无数位皇帝。如果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华帝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开始计算，皇帝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虽然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畏惧皇权的人，但是，关于皇帝的一切，除了能引起那些和皇帝有依附关系的大臣们的关注之外，充满东方幽默精神的中国百姓们大都对此怀着一种事不关己的轻松散淡的心情，顶多在茶余饭后胡乱议论几句来调剂贫困而单调的日子，且议论的内容大都与皇帝后院里居住的据说有着惊人美貌的“六宫粉黛”有关。对最高统治者至尊地位的仰慕，对帝国专制权威的畏惧，对宫廷私秘生活的猜想，以及对皇帝生老病死的调侃，所有这些敬与不敬都融合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里，经过数千年的浸染，如同一种生命的基因，构成了中国人肉体和精神生活必须的组成部份。

根源似乎是贫穷。

19世纪末的中华帝国像一个残年的老人，它的身体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在自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老着。连年的灾害使荒凉的田野土路上充满绝望的逃荒者，他们走过残阳斜照着的古代遗留下来象征辉煌成就的高大庙宇石碑的时候，目光茫然而呆滞。在支离破碎的现实里，占中国总人口九成以上的手工业者、游民和农夫的忧患已经萎缩到了最基本的生存线上，贫困使这个帝国的人民的生命状态脆弱到了极致——雨水稍减，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丰，就意味着成千上万个家庭会被洪水淹没。高墙里皇帝的消化系统是否健康和他们的命运有什么关系？

4、帝国主义行径

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到了19世纪，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可能再有哪一个民族能够紧闭国门，拒绝一切对外政治经济活动而孤独、安全地生存和发展了。1840年英国军舰对中华帝国南方一个港口的炮击，标志着这个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相对封闭状态中的帝国的平静生活终于结束了，它开始接触外部的世界，接受融入世界政治经济大体制的现实，以这个星球上众多民族之一的身份登上世界舞台——尽管这一切都是中华帝国在武力攻击下被迫接受的。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洋人与中华帝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至今所有的中国人对此依旧愤愤不平，把这些条约一律称之为“不平等条约”。分析当时所签订的各种条约的每一条条款，其中最令中国人感到屈辱的，恐怕是洋人居然有权在中华帝国的领土上强行“租借”居住地和洋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居然可以享有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种种特权。而强行要求中华帝国“开放通商口岸”、“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制定相关的关税制度”等等条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统统是一种侵略行径。

于是，“帝国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出现了，而且几乎就是登门入室的强盗、窥视和抢劫财物的土匪、欺良害善横行霸道的无赖的同义词。西方的一些学者根本不承认“帝国主义”这个名词在中华帝国的存在，他们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是革命党人民族心理上的一个幻觉。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仍是最频繁最刻骨最顽强地使用着“帝国主义”这个词汇的为数不多的民族和国家之一，而这些民族和国家都有这样的历史特点：文明发祥绝早，民族发展历史上几乎没有对外扩张的记录，基本上以农耕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平民是在几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状态下生活的；统治者的基数很小，从平民到集权专制的统治者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的社会阶层。

公元1500年前后，相对于中国是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间，西方开始了海外冒险和殖民扩张。随着跨越大西洋的贸易的展开，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流入欧洲，这些财富培养起来的是一个新兴的阶层，这就是暴富起来之后敢于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王室、教士和贵族阶层抗衡的市民阶层。社会财富的膨胀为这个阶层带来了相应的政治要求，近代民主和民权的观念随之在西方产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由市民阶层为主力军的资产阶级革命，市场经济的直接利益获得者通过革命建立起以扩大再生产和赚取利润为目的、以全球扩张为需求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原始积累的完成和殖民扩张的成功使资金加上市场都已万事俱备，于是更新技术的要求成为当务之急，欧洲的工业革命应运而生。从古怪的机器里喷出的大团大团的蒸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欧洲近代政治制度和近代工业的诞生成为资产阶级的双重武装。

具有双重武装优势的西方，继续市场的扩张是必须的。

19世纪中叶，西方的扩张触角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远东。中华帝国，这个平静了数千年的国度，它的痛苦由此开始了。

1831年，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写信给英国皇帝，提出尽快打开中国市场的要求，办法是：“用一支武装力量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封闭中国的全部沿海贸易”。而早在1660年，法国就在中华帝国内设立了名为“中国公司”的贸易据点。当英、法等国的商品在中国销路不畅的时候，美国在中国销售的商品似乎更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其中大部分商品至今还是中国人喜欢的东西：可以提高情绪的北美西洋参、显示风度和富贵的珍贵动物毛皮以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绝对离不开的廉价棉花。巨大的经济利润和世界政治的需要使美国政府声言：“中国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售市场。”

中华帝国长期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固的抵抗”。据史料记载，早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平均每年从中国广州运出茶叶近26万担，生丝8000担，而英国人却苦于没有什么对路的商品和中国人进行交换。英国商人说他们的毛织品是“一种非常难卖的商品”，而印花洋布“往往要亏本60%才能出手”，可见“销售英国商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一切的根源是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不适合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打不开世界市场就无异等待死亡。能使一个封闭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动摇的办法并非战争，而只能是这个国家市场的开放。于是，西方各国都在如何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颇费心思：既然一般的商品打不开中国市场，中国人没有外国商品照样能够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须出现一种特殊的商品，这是打开中华帝国坚固堡垒的最后的武器了——洋人选择了鸦片。

把毒品当做商品向中华帝国大量倾销的国家，包括俄国和美国，而其中倾销数量最大的是英国。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人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从最初的每年1000箱迅速增加到4万箱，每箱100～120斤的鸦片价格在400～800银元之间。于是到了1838年，在中国和英国的贸易中，中国逆差达250万英镑，在英国向中国出口的价值563万英镑的商品中，卖鸦片所得居然占了总额的60％。当中国人不能没有鸦片的时候，任何来自帝国政府的干涉都是徒劳的，包括虎门的销烟池和帝国的海岸大炮——已经发了财的英国人有钱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武力来维护他们在已经打开的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和特权。1840年英国人对华战争的理由是：“为商务监督和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的暴行和虐待得到赔偿，为英国商人在恐吓和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得到赔偿，为英国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使今后免受暴虐和残忍的待遇，并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经商。”英国的先进武器使中华帝国屈服了，英国人的要求被一一满足了，由此导致的是美、法、德、意等紧随英国蜂拥而至。这就是理论上的“帝国主义的行径”。

至今，西方学者的那种“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拓展，目的是让东方得以发展和富起来”的说法，无论如何让人听上去还是感到有些怪异，尤其对于那些在向前看的间隙偶尔向后也看上一眼的中国人，尤为如此。

西方船队的桅杆林立在中国海岸，而中国是很早就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技术的国度，它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具备扩张能力的国家。那么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向外部世界更广阔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呢？

中外学者大都根据世界民族分为“海洋型”和“大陆型”两种类型的特征，把中国列入“大陆型”民族。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自然经济特征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地理因素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广阔的内陆始终吸引着它的注意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汉唐宋元明清历经千年均如此。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始终认为，帝国的发展方向和对帝国的威胁不是来自海洋而是来自大陆。于是，中华民族精湛的航海技术自古以来大才小用地只应用于有限的近海捕捞和贸易，中国人设备优良的大船在海上航行的范围很少超出过“稗海”。“稗海”是战国时期阴阳家对内海和近海的称谓，而广阔的大洋则被称为“大瀛海”。

中国的海运贸易仅仅限于把南方的物产利用沿海海路运往中原。即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也主要是在为帝国的上层阶级服务，并没有与中国民众的生活和利益发生广泛的联系。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规模的船队驶向世界，当属郑和下西洋，其船队的庞大及航海的水准，都是当时世界所有民族都不能比拟的。但是，这支由明代皇宫里的太监为首领的远航船队，却很少配备武器装备，而是载满了“中华物产”，它的航行既少有海外征服的任务，也并不主要打算推销中国的商品，更多的仅只是一次为了显示中华皇帝的威仪而进行的彩船大游行，以让四方“蛮夷”近一步领略中华帝国的富庶与慷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郑和七次“下西洋”，惊涛骇浪，九死一生，病伤死无数，花费大量，其结果是给皇帝带回来一些中国人看作是“无名宝物”的“旅游品”，这些“异邦的贡物”的惟一效果是让中国皇帝看了之后更加觉得自己的国度是“天下”的中心。连当时的大臣都对郑和这种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于是，当哥伦布奉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的指令出发去寻找可以占领的新国土，并且发现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的时候；当达·伽马奉葡萄牙国王努艾尔的指令从里斯本出发，探求通往印度的航路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皇帝却宣布上任皇帝的“下西洋”是一大“弊政”，必须从此结束此类行为，销毁郑和远航的一切档案，消除其“恶劣影响”。在从此以后的历史中，中华帝国连“宣扬国威”的壮举都没有了，中国终于失去了跻身于15～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到了明清两朝，帝国政府不但对对外贸易不感兴趣，而且使用一切手段阻止外国商人来华进行贸易活动，同时严厉地禁止中国人对外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帝国统治者视海洋为国家与民间一切行为不可逾越的最后边界，相当坚决地开始实行“海禁”。明洪武年间，政府明令禁止民间建造三桅以上的大船，以阻止中国人下海，截断中国人与外国人的贸易活动，“违者照谋叛罪处斩”。后来进而下令强迫民间的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使其根本无法远航。到了明永乐年间，帝国政府干脆宣布“片帆寸板不许下海”。清康熙年间曾经一度开放海禁，但是很快就在官员们的反对下被“纠正”了。雍正以后，中华帝国正式实行国门的关闭政策，禁止民间的一切对外贸易。“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岑索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乾隆时，帝国政府将外国商人在华的贸易一律限制在广州的一个口岸，进口商品也极其严格地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大米和豆类、小麦和杂粮、铁器和废铁、生丝和绸缎，甚至马匹、书籍等都在禁止之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帝国政府的所有规定都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什么时候没有一个外国人来华投资了，没有一个外国商人来中国做生意了，那就是帝国政府最理想的境界了——中华帝国根本不需要和外国人进行什么商品贸易，没有外国人的骚扰，中国人会过得更好；至于把中国的东西卖给外国人，并不是因为中国需要贸易交流，而是外国人的日子要依靠这些中国的东西，不给他们实在于心不忍。乾隆皇帝就曾对前来请求与中国通商的英国特使说：“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管外洋货物以通其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从根本上讲，即使中国积极地开展对外贸易，中华帝国也不可能如同欧洲国家一样成为这个世界上扩张市场经济的主角。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者从来没有以一个阶层的规模存在过，并能够导致近代政治革命的市民阶层。而在流通领域里，帝国原始的农业经济不存在对市场的需求，更没有扩张市场的强大动力和足够资金，因此，工业革命根本无法出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这一切，都注定了这个东方帝国只能是被世界各国争夺的市场。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它没有机会，或者不给它机会迅速地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彻底地改变陈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利用文化、资源和物产的优势敞开国门迎进来和走出去，那么，它惟一可以做的就只剩下抵抗了——如果它还有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力量能够进行抵抗的话。

5、侮辱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

中华帝国选择的是抵抗。

帝国的抵抗是一部伤感的童话。

近代中国人对于洋人的蔑视，最甚莫过于日本人。确切地说，那时中国人就没把日本人当做洋人看待过。这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人除了说话之外和中国人的相貌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历来把那个小岛看做是一块没有开化过的蛮荒之地，只不过秦时从中国本土去了几对男女，才让岛上有了人烟。从唐开始，帝国的土地上就能看到从那个小岛上来的人，除了学经的和尚之外，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和鬼鬼祟祟的小偷。明时，中国人干脆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14世纪，日本人开始在中国沿海以抢掠劫盗为生，中国人对其始称“倭寇”，意为“矮小的强盗”。长期以来，中国人很厌恶这些只会趁着月黑风高在海边抢了就跑的近邻，认为这些似乎和中国人有点“血缘关系”的野蛮人实在给帝国丢尽了面子。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恰恰是这些“倭寇”最深刻地让中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耻辱。

19世纪后半叶，中华帝国除了由一色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皇家精锐部队和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组建锻炼出来的湘军、淮军、甘军、毅军等陆军部队之外，因为开明的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帝国用大笔的银子又建起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其舰只数量、吨位和火炮口径，已经位居世界第六。由排水量7000吨、钢铁船甲14英寸厚、装备有12英寸巨炮的两艘主力舰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等数十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堂堂之阵，猎猎之旗，曾经威风凛凛地“访问”过高丽、日本和新加坡的海面，消息传出，让远方的欧洲人都听着心慌。只是，帝国海军的举动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差不多，仅仅是体恤的“访问”。而当时的日本，陆军总兵力不过10万余人，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的第16位。关于清帝国海军在世界各国海军实力的排位问题，是根据当时世界海军年鉴等资料和现代研究者的观点相比较而成，没有绝对标准。一般的说法是：当时清帝国海军实力在第六位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实力在第十一位至十六位之间。（转引自《晚清七十年》，（美）庞德刚著，岳麓书院1999年9月第一版，第191页。）所以，当日本人表示要与中华帝国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少数主张议和的人立即遭到嘲笑，中华帝国举国上下主战派的意见占了绝对上风，坚决要“以大清帝国的神威教训一下日本人”。

当朝鲜国王为了镇压国内的一个“既反对政府腐败，又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组织请求中华帝国政府出兵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皇帝感到这是一种“上国体面”，当然责无旁贷——中国向领土之外派出军队，在它的历史上极其少见，而且即使向领土之外派出军队了，其目的与洋人派军队来中国也截然不同：后者是在军队的护卫下进行商业上的强买强卖和文化上的强行灌输，最好是“发现”一块“新大陆”并且插上自己的国旗，宣布从此对该土地“以本国国王的名义实施管辖”；而中国人认为这样的念头连想一想都是羞耻的，不符合泱泱帝国的翩翩风度和道德规范。而之所以派出军队，只是中国皇帝一向对“天下”的恩赐和怜悯。于是，1894年6月4日，帝国政府命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致远舰和扬威舰赴朝鲜仁川，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淮军1500名分乘招商轮船前去朝鲜。同时，遵照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中国驻日本大使汪凤藻于6月6日将此事通知了日本。

没有人知道，这时的中华帝国其实已经落入了日本人——那些即使是强盗也是矮小的强盗——的圈套。

1894年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参谋总长、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长等高级官员组成的战时大本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亲自向回国述职的日本驻朝鲜大使大鸟下达了向中国挑起事端的任务。大鸟当天就带400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八重号”巡洋舰返回朝鲜——从时间上看，中国军队此时还没有出动，日本军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向朝鲜出发了。

日本人早就决心和中国人打一场仗了。战争的目的明确而简单：英国人跟中国人打了，法国人也打了，该轮到日本人用战争证明它有资格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了。中华帝国应该给予日本人真正的“洋人”待遇，在已经处于将被瓜分的中华帝国的领土上得到它的那份份额。朝鲜问题对于日本人来讲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而已。

7月12日，日本外相训令驻朝公使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58页。）

7月14日，日本正式向中国总理衙门提交照会，直接威胁说：鉴于清国政府拒绝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内政，“今后因此如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这等于明确告诉中国，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面对日本人的战争威胁，帝国政府显示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所畏惧的气概。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热血沸腾，督促军方“筹备战守”的诏书一道接着一道。原因很简单：日本不是大英国大法兰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于和地大物博的中国打仗的话，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出出这些年受洋人窝囊气的机会。中国人管此举叫做“扬我国威”。

就在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一直注视着形势发展的帝国主义们出面了。

帝国主义们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们希望战争，尤其希望中华帝国对外战争爆发，因为这不但可以削弱这个帝国的国力，而且还可以检验这个帝国目前的抵抗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自中国务实的官员致力于洋务运动后，帝国的防务实力让帝国主义们有点儿不摸底了。只是，除了日本人之外，帝国主义们并不希望日本人真的打胜，至少是不能让日本人获得圆满的胜利。因为如果这样，中国人给日本人的好处肯定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中华帝国的版图和市场再大也是有限的。

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赶到天津会见李鸿章。在了解了局势的真实情况后，他答应由英国政府出面劝说日本停止向朝鲜增兵，但临走时他又补充了一句：“就怕日本人不听。”

俄国公使格希尼接着来到天津，在探听到了帝国政府的坚决态度之后，表示“俄朝近邻，亦断不容日本干涉”，并且说如果日本人不听，俄国准备“压服日本”。至于怎么个“压服”法，俄国还得考虑考虑。

但是，没过几天，中华帝国驻英国大使的情报传来了：英国的工厂正在为日本人制造“大铁舰”。接着，俄国公使也派参赞来阐述俄国方面考虑的结果：鉴于和日本的友谊，只能劝说日本撤军而不便武力逼迫。

1894年7月21日，已经被“帝国主义”们的“调停”耽误了调兵时间的中国迫于军事形势和驻朝军队的安全，开始向朝鲜增兵“以防不测”。出于对日本有可能袭击运兵船的担心，帝国政府特地租用了英国的商船。中国人认为，日本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在公海上向英国船队开炮。

7月23日，帝国的运兵船队航行在去朝鲜的途中。这一天是光绪皇帝的寿辰，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紫禁城内在盛大的宴会之后，宁寿宫里搭起的大戏台上青罗戏袍一直飘舞到深夜。

7月25日，中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护送运兵船行驶至丰岛海面。大约早上7时45分，突然的巨响打破了丰岛海面的沉寂，一颗炮弹在“济远”舰右舷不远的地方爆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中国水兵们没有跑向炮位，而是跑到甲板上四处张望——浓雾中迎面冲来一支规模骇人的联合舰队，旗舰上被雾水浸湿的旗帜已经能看得清清楚楚，中国水兵惊叫起来：日本人！

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甲午战争开始的瞬间。

那个早上发生于丰岛海面上的海战算不上是帝国海军与日本海军的一场战争，充其量也只是日本人的一次诡秘的偷袭，其行为和手段与14世纪时他们的“倭寇”在海上的抢劫没什么两样：突然开始，短促攻击，戛然而止。丰岛海战最后的结果是：“广乙”舰被击沉，“济远”舰勉强应战后受到重创逃离战场，失去了掩护的“高生”号运兵船被日舰团团围住。日本人对这艘没有任何还击能力的运兵船上的上千名士兵悲切的呼号置之不理，直到把“高升”号击沉。另一艘运输船“操江”号向日军投降。日本人没有将其击沉的惟一原因是，这艘船运载的不是中国士兵而是军械物资：20门大炮、3000支步枪、大量弹药，还有20万两饷银——这些银两是那些驻扎在朝鲜的帝国官兵们的“工资”——这些银子和物资连同“操江”号上的83名中国船员当天就被劫持到了日本的佐世保港。

丰岛海战发生七天之后，1894年8月1日，中日双方皇室同时下诏宣战。

战争真的爆发了。

英、法、俄、美、德等帝国主义们经过充满惊喜和忧虑的紧急磋商后，立即宣布全体“中立”。

这些帝国主义们曾经大肆向中华帝国政府推销他们的军舰大炮，现在战争打起来了，中国真正需要使用这些洋武器了，但是根据国际法中的中立原则，他们即刻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弹药和武器零部件的供应。

至于日本人在丰岛海面袭击英国轮船之事，经过英日双方友好的协商，日本方面不但答应赔偿英国人的全部损失，而且向英国人表示“保证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全”。于是，英国人很快就对这件事闭口不谈了。

不久以前刚刚知道“天下”是什么样的大清朝廷当然无法料到“帝国主义”们的狡猾。

为了激发中华帝国的战斗热情，英、法、俄、德、意、美各国到处散布对日本不满的言论，从而给帝国政府造成一种“只要战争真正开始，日本人就会陷入极其孤立境地”的态势。帝国的激情果然被调动了起来。激情的迸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捷报”在中日宣战的第二天传到了光绪皇帝面前：“我军大捷于牙山，斩首二千余名，乘胜进击，仅距汉城七十余里。已催北路各军克日前进，并令海军军舰齐往迎击，南北合势，及早驱除。”（《李文忠公尺牍》第780～781页。）而其实，帝国位于朝鲜前线的叶志超、聂士成所属部队在日军向朝鲜增兵以来的一个月间，从来没有“乘胜进击”过一次，而是已经向北撤退到了平壤附近。这一点，帝国政府的官员们一清二楚。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帝国的官员在皇帝收到“捷报”的那一刻呈现出一片“欢欣鼓舞”。结果，真的就致使全中国莫名其妙地弥漫出一种“战胜日本胜券在握”的乐观情绪。

在那段沉重的历史中，中国人令人惊骇地生生把一出悲剧写成了一场闹剧。

欢欣鼓舞的帝国政府开始调四路大军向朝鲜增兵：盛军卫汝贵部马步兵，盛军丰升阿部盛字营马队和吉林马队，毅军马玉昆部，奉军左宝贵部的步兵、骑兵和炮兵，总计约一万五千多人马。但是，当帝国的军队到达前线之后，却发现当面日本军队的兵力更多，且尾随在一路撤退的中国军队之后，已经直逼平壤城下，并已摆开决战的架势。

中日军队的首次战斗是平壤城的攻防之战。

9月12日凌晨，日军的攻击开始不久，日军官兵就感到中国军队不像他们军官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相反，中国官兵的防守顽强得出奇。在平壤的玄武门下，日军看见中国的防守阵地上有一个服饰华丽的军官毫无惧色地把自己暴露在炮火下指挥战斗，他身边的士兵高声呐喊，精神抖擞，起伏的身影随着这个军官华丽服装上飘动的彩带在烟火中时隐时现。此情此景如同一幅描绘中国远古战争的图画，让同样具备东方文化心理的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大祸临头的不祥之感。

左宝贵，帝国军队中的一名悍将，迎敌时不穿盔甲，而是穿上了全套的锦绣朝服，那是皇帝恩赐的用中国江南上等丝绸制作的黄马褂。部下说这样太显眼，劝他脱下来，免得引来敌人的炮火。左宝贵答：“吾穿此服，是让士卒知我率先战斗，能出死力，敌人注目，吾何惧乎？”话未落，他身边的炮手中弹死亡，他亲自操炮，连续发射36枚榴弹，最后当胸中弹倒下。

整整一天，日军死伤七百多人，远远超出中国军队死伤的数字。黄昏的时候，日军口粮和弹药已经告罄，天又突降大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艰难，人心浮动。已无心再战的日军正处于是否退兵的矛盾中，这时候，令他们都不敢相信的情形发生了：在中国军队顽强防守的城墙上，树起了一面表示投降的白旗！没过一会儿，中国前线将领叶志超派来乞求投降的军使到达日军指挥部。

叶志超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从一开始他就主张不战而退。日方没有接受中国军队投降的思想准备，正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消息又传来了：中国军队已经弃城而去。中国军队辉煌战斗的一天终于在逃跑的命令中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大混乱。叶志超带领的逃亡部队没跑多远就遇到日军的伏击，大雨滂沱中，被日军杀死的中国官兵达两千多人。

就在前线的帝国军队疯狂逃亡的时候，对前线惨败的消息一无所知的帝国政府还在向朝鲜增兵。9月15日夜，由丁汝昌亲自率领的18艘舰只，护送刘盛休的铭军8个营4000人，分乘招商局5艘轮船从大连港起锚，前去支援平壤战斗。16日，舰队安全到达安东附近的大东沟，中国步兵连夜登陆，北洋舰队返航。17日，返航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与日本海军舰队遭遇。

那是中午时分，阳光照射在海面上，海水泛着耀眼的波光。面对迎面而来的日本舰队，12时50分，帝国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以32.5厘米主炮首先开炮，炮弹呼啸着从日本舰队吉野舰的上方飞过。几分钟之后，北洋舰队“镇远”号的32厘米主炮的炮弹击中了日本的“先锋”舰。日本舰队用四艘快速舰死死缠住北洋舰队中火力最弱的“超勇”号和“扬威”号穷追猛打，“超勇”号和“扬威”号终于中弹起火。这时，旗舰“定远”号也中了弹，指挥战斗的丁汝昌被巨大的爆炸震落于指挥台下。这位帝国海军将领拒绝进舱避弹，干脆坐在甲板上指挥战斗。然而旗舰上的信号系统被打坏，丁汝昌的指挥口令已无法发出。

这时的战场局势对日本舰队极其不利，因为北洋舰队已经把日本舰队的队形拦腰截断，日军的“比睿”号被击成重伤，正带着大火逃离战场，“赤城”号在北洋舰队猛烈而准确的炮火轰击下包括舰长阪元在内的舰上所有军官几乎全部死亡。14时，北洋舰队开始追击逃跑的“比睿”号，追击中“来远”号被“比睿”号上发射的炮弹击中，燃起大火，追击的其他军舰为此减速。这时，混战中的北洋舰队指挥官发现，日本舰队不知道什么时候绕到了中国舰队的背后，北洋舰队两面受敌了。

但是，和帝国陆军不同的是，北洋舰队的水兵没有怯战。“超勇”号直到沉没的最后时刻，火炮一直没有停止发射。日本舰队的“西京丸”号被击中。这时，北洋舰队炮弹已经打光的“致远”号与日舰“吉野”号迎头相遇。“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五短身材，头发稀疏，人称“邓小辫子”，打仗时爱犬跟随身边。他知道“吉野”号是日舰主力，装备精良，于是下达了撞沉“吉野”号的命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珍贵的一幅壮烈场面：“致远”舰大副陈金揆亲自操作鼓轮猛冲，那些还活着的衣衫褴褛的中国水兵全部站在前甲板上，他们等待着和日舰同归于尽的时刻。但是，那个时刻没有到来。没等与“吉野”号相撞，“致远”号就中了水雷，全舰除了七名水兵获救外，全部殉国。邓世昌的尸体漂浮于海面，他的爱犬跳海衔住他的辫子不放，直到尸体被打捞上来。

在“致远”号被水雷击中的同时，一发炮弹落在了北洋舰队“经远”号的指挥舱内，正在指挥射击的管带林远升的头颅被炸碎，舰上除了16名水兵获救外，其余的全部随舰沉入海底。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决定帝国海军生死的最关键的时刻，“济远”、“广甲”两舰军心动摇，开始掉头逃跑。

海战进行到15时30分的时候，中国坚持战斗的军舰为四艘，而日舰有九艘，吨位对比为19870∶33834，日舰实力已远远超出北洋舰队。日舰以四艘军舰开始围攻“来远”号和“靖远”号，以五艘军舰包围着“定远”号和“镇远”号。帝国海军的“定远”号和“镇远”号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型铁甲舰，日本舰队决心把这两艘军舰击沉，以实现“聚歼清国海军于黄海”的预定目标。但是，从“定远”舰上射来的重磅炮弹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号的弹药舱，黄海海面上响起了令中日水兵都感到震惊和恐怖的大爆炸，“松岛”号上的日本水兵当时就有113人被炸上天空，所有的炮手全部死亡。日本舰队旗舰所遭遇的重创严重挫伤了日本人的士气，指挥官下达了退出战斗归航的命令。

中日黄海海战最后的战果统计是：中国“致远”、“经远”和“超勇”号三舰被击沉，“扬威”号退出战场时搁浅自行焚毁，逃跑的“广甲”号慌乱中触礁，“来远”、“靖远”、“镇远”、“定远”号四舰受伤，其中主力舰“定远”、“镇远”两舰受伤“达数百上千处”。海军军官邓世昌、林履中、林远升殉国，水兵伤亡千余人。日本方面，军舰无一沉没，“松岛”、“比睿”、“赤城”、“西京丸”、“吉野”舰受伤，官兵伤亡六百余人。

至今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说帝国北洋海军黄海之战是一场“惨败”。如果指战术指标而言不无道理，但是从战略上看，北洋舰队完成了为陆军护航的任务，且海战掩护了陆军的顺利登陆和安全集结，海战还给予日本舰队以一定的打击，并迫使日本海军企图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目标落空。

就在帝国海军血战的时候，帝国陆军的溃败一发而不可收。

尽管叶志超带领残部逃到了距离平壤90公里的安州，并且与那里的聂士成的部队会合，但是叶志超下达的命令依旧是逃跑，帝国的陆军一口气逃过了中朝边界。面对日军的紧追，李鸿章严令叶志超不准再退：“一溃再溃，大局不保，负咎更重。”（《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七，第21页。）同时，帝国政府开始紧急向中朝边境增兵——朝鲜国王的事情可以不管了，至少要把自己的国土保住。不久，集中在中朝边境上的帝国陆军达到了70个营，4万多人，由人称有勇有谋的“白发将军”宋庆统一指挥。

但是，日本人对帝国在战争状况下重兵把守的边境线的突破，轻易得令人匪夷所思：10月26日，日军一支由30人组成的先遣小分队，从中国安平河口对面的朝鲜水口镇开始涉水渡江。日本人只放了一排枪，当面帝国依克阿唐部队的官兵就仓皇逃逸了，日军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从容地在鸭绿江上架起三座浮桥，接着，大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大举渡过鸭绿江，开进了中国领土。刘盛休部的铭军没做任何抵抗放弃阵地狂逃，接着，盛军也从阵地上撤退了，中国边境重镇安东和九连城瞬间即被日军占领。帝国的边境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敌人突破，总指挥宋庆的理由是：聚集在这里的帝国陆军系统不同，难以实施统一指挥：“各营统领素无节制”，“一遇到贼至，政令不一”。

日军在向沈阳方向攻击的部队受到聂士成部和摩天岭险要地形的阻击后，立即变换方向向大连方向实施攻击。11月5日，日军开始攻击金州。金州是大连的后方要塞，防守金州的帝国将领徐邦道向驻守大连的守将赵怀业请求援助，谁知距离敌人还有百里之遥的赵怀业正在码头亲自指挥士兵往船上装载自己的私家财产和饷银，拒绝向金州方向派兵，准备立即弃阵而逃。第二天，当徐邦道部在阻击之后放弃阵地的时候，赵怀业连同他的部队一起已经逃得没了踪影，大连成了一座没有军队防守的空城。恼怒的李鸿章立即命令刘盛休部和晋军提督程之伟部火速赶往大连方向，而刘盛休的回答是：他的部队的枪支弹药在鸭绿江边上都丢失了，现在无法上阵。李鸿章急电营口转运局“设法运送毛瑟枪弹，至少须子弹百万颗，即重价雇船亦可，勿迟误。”而晋军程之伟部传来的消息是：为防“腹背受敌”，部队已撤至普兰店。李鸿章大怒：“两军会合，兵力不单，何以又闻退扎？如屡退缩，国法难逃！”（《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八，第42页。）

11月24日，日军对帝国北方重要港口旅顺开始总攻。在一百多门大炮的掩护下，帝国军队的阵地相继陷落。让日军喜出望外的是，防守东海岸旅顺最大最重要的黄金山炮台的中国统领黄仕林没有做任何抵抗就丢弃了炮台。当天晚上，旅顺陷落。

紧接着海城失守。

中国辽东尽失之后，日军一鼓作气开始对威海的帝国海军做最后的攻击。被海水包围的日本人认定中国海军主力北洋水师是他们的最大威胁。1895年2月7日，经过数天的激烈战斗后，日军二十多艘战舰对北洋海军进行总攻。由于威海卫南岸的炮台已经被日军占领，北洋海军舰队不得不进行腹背受敌的作战。两天后，一直消极避战的北洋海军鱼雷舰队动摇逃跑，解除了鱼雷威胁的日军趁势轰击刘公岛，“炮弹如雨”，威海卫大势已去。

当四面楚歌的北洋海军指挥官丁汝昌接到李鸿章的命令，让他率领舰队设法突围的时候，两个洋人突然出现在战争中。

这两个洋人是李鸿章请来的“外国顾问”，目的是为帝国海军训练海军人才。在现代技术方面，帝国对洋人的看法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大凡是洋人必定都“身怀绝技”。这两个美国人，一个叫浩威，一个叫严威德，他们是这样向帝国官员描述他们的“现代技巧”的：我们能够设计一种炮台，“外国再精强的水师都不能攻入”；我们能够设计一种战船，“运兵登陆时敌人看不见，轰击敌舰时无论敌人停泊还是行驶都能将其击沉，而且经过敌人炮台时敌人也还看不见，经过水雷时没有任何危险”；我们能让“我方鱼雷靠近敌人舰队时敌人没有察觉”；我们能够轻易地把普通商船“改造成标准的战舰”；我们能够在48小时之内把海面布置成天罗地网而“不用水雷”；我们能让机器喷出烟雾缭绕于大海上使敌人“闻而气闷即退”。就是这样的两个洋人，他们的任命书竟然是由帝国的皇帝亲自颁发的：“令丁汝昌与二人画押，先付聘金美金一万元。”结果，战斗开始以后，两个洋“顾问”忙了起来，忙着借用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投降书中明确向日本人表示：他们准备把中国北洋海军“正式移交给日本方面”。（《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84～385页。）

史料记载：“洋员……煽动士兵拒不执行命令，并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从。但是，威海口外日本军舰和鱼雷艇已经布满，北洋舰队各舰均受伤，率领舰队突围已经不可能。最后，悲愤已极的丁汝昌下令将“定远”、“靖远”两舰炸沉，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另外派人把北洋海军的档案送往烟台。然后，帝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

丁汝昌的副手刘步蟾自杀。

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自杀。

“镇远”舰代理管带杨用霖拒绝出面接洽投降，自杀。

洋“顾问”借用丁汝昌名义起草的投降书被中国主张投降的官员送至日军手中。果然，按照洋人的建议，北洋舰队所剩10艘军舰被“移交”给了日本军队。

1895年2月17日下午16时，雨雪交加，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威海卫口内。

中华帝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中日甲午战争以帝国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帝国北洋舰队的主力舰被拖到日本本土，停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上，被当做日本渔船停泊时人员和货物登岸用的“趸船”——日本人对此举所作的说明是：永久地侮辱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清帝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

6、银两与舰炮

浩浩中华帝国败在一个小如弹丸的国家手里，这个事实一时间让中国人有点懵懵懂懂。

关于中华帝国战败的原因，百年以来众说纷纭。

有人说，帝国重视的是海岸上的大炮而不是海洋里的舰船。这是一个战争观念问题。虽然帝国的官员从事过“军事现代化”——洋务运动，但是毕竟千百年来帝国奉行的是闭关锁国的国策，因此，官员在国防上的思路始终是以防御为主。帝国政府花大量的白银买来大炮，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修建了无数炮台，所有的炮口直指海洋，时刻准备死守国门。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大炮和炮台没有一次把帝国主义们的进攻挡在国门之外。帝国海军的装备一度位于世界海军的前几名，但由于向来“重炮轻船”，因此政府高价从洋人那里买来的军舰，其最大用途是泊靠在海岸边，把舰上的舰炮当大炮使。就连主张“炮船政策”的林则徐也不能例外。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从美国商人那里买了一艘1080吨的军舰“剑桥号”，此舰装备的大炮多达34门，但是，这艘火力猛烈的军舰却从来没有出过海，它被林则徐横停于珠江口内，当做阻挡外国军舰进入中国水道的障碍物。结果仗一打起来，“剑桥号”没开几炮，就被爬上舰的英国水兵连船带炮开走了。

还有人说，帝国的陆军常常处于“有队无枪”的状态中。这是一个武器装备的问题。战争的直接指挥者李鸿章就强调：帝国军队的枪械不但数量不足而且技术落后，海军舰船的速度和舰炮的射速都比日本落后，陆军的枪炮在日军轻便且射程远的枪炮面前显得十分笨重过时。即便如此，帝国陆军“有队无枪”的现象的确极其普遍。在鸭绿江边，宋庆打电报给李鸿章要枪要炮，李鸿章的回电是：“军械局旧存之炮已发尽，前发龙殿扬之过山炮，系宁局仿造者，虽不能及远，却不甚笨，若缴回另换，竟无可换，或可暂留操用。明知毙倭非快炮不得力，限于饷绌未敢多订。尊处拟添炮队，难以应命，奈何？”（《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九，第30页。）最高指挥官都无可奈何，前线赖以枪炮作战的官兵又能如何？

最后，有人指责帝国军队的指挥官们贪生怕死，甚至指责他们的“取义成仁”。这是关于帝国军队指挥系统的问题。在中日海战已经爆发的时候，日本举国倾尽海军力量参加战斗，而中华帝国的海军并没有全力投入战争。日本海军的战争对手仅仅是帝国诸多舰队中的一支，帝国的其他几支舰队都寻找出多样的借口拒绝执行政府让他们出动的命令，声称自己要“保持中立”——在自己的国家正与另外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军人居然和帝国主义们的口吻一样，宣布自己是“中立”的局外人，这实在是大清帝国晚期所发生的最为奇特的现象之一。于是，那些孤立无援地与敌人交战的帝国最优秀的军官，其勇敢精神往往表现为最后的自杀。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军人在战场危机时的自杀行为视做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尤其是和一个或数个敌人同归于尽的自杀行为更是中国人记忆中的人间壮举。而如果这个军人是军官，即使不是和一个或数个敌人同归于尽，只要是穿上皇帝赏赐的官服整洁地在战场指挥室里服毒或者悬梁，其名就可以入民族英雄谱了。

但是，上述种种也许都不是中华帝国战败的根本原因。

上溯日本国的历史，仅仅在中日发生战争的26年以前，这个小小岛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还一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缩小版。公元654年，日本通过大化革新，确立了古代天皇制的国家组织形态，完成了社会的统一。它模仿着中华帝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尽管是一个小小的农业国，依然像大中国一样对外闭关锁国。这个国家的君主和人民，最担心的是外国势力的入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外国势力看中了这个海洋中的山地小岛，日本没有任何力量阻挡灾难的降临。然而，1868年，这个国家发生了一次彻底改变国家命运的事件：明治维新。这是一次政治体制彻底变革的运动，是一个蒙昧的民族清醒时的蜕变。一个国家政体上的变革，无论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东方式的政治维新，对于整个国家来讲，都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往往需要伴随着流血和战乱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而特殊的例外是，日本这个在文化上与中华帝国一样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它开始于中国同治年间的政治体制变革居然一次就成功了。其君主立宪制带来的现代社会生产关系使它得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具备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政治和经济特征的崭新国家。这也就是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经不是中国人一直以为的混乱而贫穷的农业小国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近代工业国家。

在中华帝国的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种种事变，从太平天国内乱到外国势力的入侵，使隔岸观火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避免外国势力入侵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提心吊胆地关着国门，而是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与中国历代皇帝“海禁”的对外政策相反，日本明治天皇在他即位的那一天宣布了他的“国策”：“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个国策的扩张思路多少年后仍没有改变：控制朝鲜半岛以冲出小岛踏上亚洲大陆，进而控制蒙满，最后征服整个中国。

而中华帝国散发出腐朽味道的体制已经令这个大国千疮百孔。即使从版图和历史积累的角度上看，它可能在国力上并不比日本差多少，许多方面甚至远远在日本之上，但是，帝国政治的腐朽使任何力量都解救不了它最深刻的危机。它就犹如一条破旧的大船，哪怕是一股小小的风浪，便可以让它面临颠覆的境地。何况是在爆发了战争的情况下。

战争爆发了，当帝国的舰队遭到日本海军袭击并且受到重创的时候，军方不敢、也不愿意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皇宫，因为当时正是帝国皇太后60大寿的庆典期间。帝国海军的所有军舰都是在光绪十四年以前购买的，从那时到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帝国政府明令禁止海军再购买军舰和更新设备，理由是“时艰款绌”。然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帝国会穷到连几艘军舰都买不起的地步？据说仅仅维持帝国皇太后慈禧一天的生活，就需要用4万两银子，天天4万两银子，足见国库之丰厚。

1894年11月7日，中国那座没有了一兵一卒的城市大连陷落。黄昏时分，城内满城大火，风雪中日军把中国百姓不分老幼驱赶到城外进行报复性屠杀，中国百姓的血流进护城河已经结了薄冰的河面上，河面的薄冰因热血流过而融化。

而正是在这一天，帝国的皇太后正在紫禁城内庆祝她的“万寿吉日”。早上7时，慈禧身穿龙凤呈祥的礼服，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在身穿红绸纱衣的校尉和太监的簇拥下，从宁寿宫到承乾宫拈香。韶乐声中，皇帝、皇后和文武百官先后行跪拜大礼，然后是盛大的皇家宴会，宴会上演出了华丽的中国戏——京剧。内务府的账本上记载着为皇太后过生日所花费的银两数字，数字之巨大足以让全世界为之瞠目。作为女人，这位皇太后为自己的生日准备的首饰合黄金1万两，合白银38万两。她为自己的生日准备的衣服，包括各色绸缎龙袍、青白肷皮、灰鼠皮氅衣、彩绣寿字图案衬衣等等，分别由苏州、杭州和江南三个织造局承制，共花费白银23万两。慈禧从颐和园回紫禁城所经过的道路被分为60段全部进行了修饰，其间还搭建了新的彩棚、彩殿、龙棚、经棚、戏台、亭座等装饰性“点景”209座，修饰造价共计白银240万两，加上紫禁城内的宫殿修饰、贺礼宴会、演出唱戏、皇家赏赐和各省进贡，帝国皇太后一个生日的花费该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这个数字，和帝国政府账本上的海军经费差不多。但是，帝国的皇太后又想修建一座私人花园，于是，海军军费被“暂时”借用了。关于颐和园的修建到底挪用了多少帝国海军军费，至今依旧是一笔糊涂账，因为除了动用海军军费之外，“十八行省，各方搜刮”，各省的解缴，户部的拨发，各级官员的“敬献”，所有的账目混在一起总数大约为白银3000万两。关于颐和园修建费用的数字，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略有差别。“3000万两”出自《清宫遗闻》：“修颐和园款多出之海军经费，闻约三千万两。其修理费，则出土药税。”（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台）苏同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277页。）当时，英国和德国制造的最现代化的战舰价格大约是50万两白银，而帝国北洋舰队鼎盛时期军舰总数不过25艘左右，这样算来，帝国皇太后每半个月就要花费掉买一艘巡洋舰的钱，而她修建私人花园的钱足以让帝国拥有三支由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北洋海军舰队。

就在慈禧皇太后的生日庆典达到高潮的时候，旅顺紧跟着大连陷落。在日本第一军团司令山地元沼的命令下，四天之内，日本军人只干一件事，就是对中国妇女肆意凌辱，对中国平民残酷屠杀。日军从旅顺东面的上沟杀到西面的太阳沟，中国平民几乎没有一人幸免，城内城外到处是开膛破肚的中国男女老幼的尸体。1894年11月28日的《纽约与世界报》报道说：“旅顺的日军从攻陷旅顺的第二天开始，连续四天杀害了约6万名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在整个旅顺免遭杀害的清国人不过是为掩埋尸体而幸存的36人。”

这样一个帝国的任何抵抗都将是徒劳的。

这一点，连日本人都看得明白。就在北洋海军在威海海战中面临覆灭之灾的时候，1895年1月23日，丁汝昌，帝国海军的高级军官，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劝降书。此书收到19天后，丁汝昌自杀，因此寻找不到有关丁提督看完这封劝降书之后的表情和言论的记载。这份日本人写的劝降书可谓一篇千古奇文，虽写于百年前，但是值得百年后的所有中国人在夜深人静之时灯下细读：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比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197～198页。）

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谈论主题如此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这不是一封通常意义上的劝降书，从内容上看，它根本不是一份劝说敌人放弃抵抗立即投降的战场文件。这个日本军人从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开始说起，比照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辛酸历史，解剖中华帝国衰败的原因。奇特的是，这些关于国家变革的理论竟然出自日本的一介武夫之口，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着多么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它确实需要中国人“虚心平气”地深思，思“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对于封闭的中华帝国来说，“更张新政”已是“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否则，这个巨大的帝国即使再买多少军舰也难逃覆没的厄运。

7、一个短暂的“春天”

前往日本马关的帝国“议和”代表团的轮船正行驶在日本海海面上的时候，在帝国四面八方通往都城北京的路上，成千上万名身穿蓝色长袍的帝国文人们正在匆忙赶路。

京城里春寒料峭。一个名叫康有为的文人提着行李在蜘蛛网一般的胡同里东张西望着，他要寻找一个叫做“南海会馆”的小门脸，并且要在那里住下来。他期望那里最好能有一张桌子，让他把自己的文房四宝拿出来摆好。

帝国的知识分子是来参加帝国最高级别的考试的。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年龄相差很大，贫富极端悬殊地在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客栈里落脚。只是此刻，他们的梦境是极其相同的：经过数年的苦读，现在以各省举人的身份，竞争名额极其有限的进入帝国政治阶层的“通行证”。

因为摒弃了所有人类自然科学的内容，只承认东方的哲学思想和道德理论，所以帝国的科举考试是世界上内容最单一的考试。这样的考试在中国至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它一直是显示帝国政治稳定的标志，是帝国文化精英相聚一堂的盛事，是展示帝国悠久文明的景观，是帝国最低层的平民幻想一夜暴富、鸡犬升天的梦境，是帝国国家政权顺利运作和行政管理得以维持的支柱。而帝国的知识分子素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人生成就的最高境界。他们的“知识”长久而强烈地为政治功能所淡化，也就是说，不通过政治实践的检验，他们的“知识”就没有实际价值。“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文人当官从政，和农民耕地一样自然，除此以外别无出路。对政治前途过于强烈的单一追求，驱使帝国的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凶险而狭窄的人生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官便得志，失官或丢官便失志，因此他们往往容易成为社会各阶层中最“奋不顾身”的人。

这一年的春天，数万知识分子聚集在帝国的都城，由此带来的一个情况是过去的统治者不曾有过的，并使现任的统治者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在帝国的知识分子，那些最温文尔雅，最讲礼仪道德，并且是帝国官员选拔制度的惟一受益者的读书人中间，此刻正流动着一种危险的情绪，这种情绪不断蔓延以至威胁到了帝国政权的生存。

夹杂在危险人群中的最危险分子之一就是那个康有为。这是一个令京城人听上去话语十分古怪的广东人，面色黝黑，其貌不扬，身穿一身读书人的蓝色长衫。与帝国绝大多数梦想读书取仕的人一样，康有为在掌握帝国经典理论上才气平平，因为“书香门第”的家庭压力，于1882年和1888年两次参加取得举人资格的乡试，都以失败告终，他产生了放弃考试的念头。但是，“诸父皆强之”，尤其“母意属望迫切”，康有为只好奋不顾身地一试再试。1893年，36岁的时候，他勉强通过了乡试，取得了参加京城最高考试的举人资格。但是，第二年，他在第一次进京赶考的时候，不但没有考上，而且还扭伤了脚，于是他便南下回家了。那时正是1894年，按照中国的历法是甲午年。

1894年的春天，已经37岁的广东举人康有为决心最后一次在科举考场上赌一把自己的前途。

在万物春情萌动欲望勃发的季节里，帝国文人想当官的念头往往会使他们的精神几近疯癫。

这个春天的考试，是热切希望一步登天的帝国文人们最不安心的一次考试。当文人在京城小胡同中那油灯昏暗的客栈里抱着书本临阵彻夜“磨枪”的时候，国家不幸的消息乌云一般一阵一阵地滚过来。海战的失败已经让国人“莫名惊愕”，而帝国的全权大臣与日本人草签的条约内容更令“举国哗然”。不要说把中国的国土割让给洋人是奇耻大辱，光一笔关于银两的账就让中国人觉得日子没法过了：当时帝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8890万两白银，而日本人要求的赔款是这个数字的三倍，且规定第一年就得支付1亿两，全部赔款必须三年内还清。

考试考到了年近四十前途依然没有希望的康有为在帝国的都城北京“拍案而起”了。他首先反对条约的签订：“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民众，而可有此约哉！”（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进而认清帝国主义的野心：“非战败之损也，非有开罪之失也，而一纸书来，取南满、东蒙、山东、福建万里之地，及国命之铁，甚至蹶而踏之，蹙而缚之，以财政军政顾问相要，以全国之要地警察，国命所托之兵工厂相索……凡人闻而怵惕伤心……”（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再论帝国外强中干，以国土民众十倍于人而受人遏制：“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不待磨牙，闻声俯伏，甘听吞噬，岂非天下古今所未见有者哉！”（同上）最后归结于政府的腐败：“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举国若狂，方谋保举，而孙毓汶当国，政以贿成，大官化之，惟事娱乐，内通李莲英，相以交关，政俗之污坏，官方之紊乱，至是岁为极。”（同上）

这样的政府应该下台了。

这样的国家应该改变了。

4月22日，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81名在京参加考试的广东举人上了街，他们要向政府递交一封请愿书——实际上是写给帝国皇帝的一封信。这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说的“公车上书”的开始。

“公车”，古代指“官车”。中国的汉代，各省举人上京考试，其交通问题由国家给予解决：举人们乘坐公家的车马被逐站“递送”。后来就以“公车”代指举人上京考试，同时也代指那些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们。

清政府的法律规定，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力，要上书，必须由都察院转交。清代的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和建议机关，也是接受民间“信访”的最高机关。作为帝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的衙门，有把请愿书送上去的职责，也有扣押下来自行处理的权力。特别是，举人们的请愿书不但是直接议论国家政治大事的，而且是直接写给皇帝的，任何官员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都不能不小心从事。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士人干政”当做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何况康有为们写的“请愿书”对国家政治的抨击无以复加，手稿被传抄出来时，市井上“争相看阅”，观者“莫不嗟悚”——嗟，感叹；悚，恐惧。难怪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送给皇帝看。

于是，“公车”们之间开始了大规模的“串联”。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鼓动下，一千多名举人在送往都察院的请愿书上联合签名，而其中广东省和湖南省的“公车”们几乎全部上阵。在中国，湖南和广东一向是“造反”的策源地，是出“仁人志士”的地方。个中原因，梁启超讲得明白：“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梁启超《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真是绝妙的分析。湖南江河横流峰险林密，从知识分子到土人，从男人到女人，个个精力充沛思维旺盛，有不当“革命斗士”就当“绿林大盗”的强悍民风，特产行为激烈的政治反叛人物和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而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各种“革命”的发源之地，原因是广东受到商业文明的熏陶绝早，富裕而开通，赤脚的南人懂得自己抡起甘蔗砍刀理所当然，而殷实的粤商更是以倾家荡产地赞助“革命”为乐事。

湖南、广东带动，各省纷纷“继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和30日，穿着蓝色长袍，梳着辫子的帝国“公车”们一群接一群激昂地走在前往都察院的路上，他们口号加演说，“面容凄惨，垂涕陈情”，声援和看热闹的市民人头攒动，北京城一时像过狂欢节，都察院门口更是乱作一团。听说阻止上书的主要官员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于是“公车”们扬言要“抬着棺材去孙家”，结果吓得这位大员立即声明自己病了，躲在家中不上朝，不久干脆辞职了。

上书多日，不见政府的反应，更不见皇帝的答复。康有为和梁启超认为是“声势不够”，必须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否则不能“大震朝廷”——深宫里的皇帝也许根本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于是，康有为连续一天两夜没合眼，一口气写出了一份1.8万字的请愿书，梁启超从旁慷慨誊写。他们决定举行18省举人的联合大集会，集会的地点定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胡同12号的松筠庵，日期定为5月1、2、3日，连续三天。因为5月8日就是中国皇帝在《马关条约》最后文本上盖玉玺的日子了。

松筠庵，原是明代因弹劾奸臣严嵩而受到迫害的著名“忠臣”杨继盛的故居，这个地方被文人们选中，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文以载道”的精神。

第一天，5月1日，达智胡同“车马塞途”。康有为发表演说，声言不变法国家就完了。演说完后，举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有毫不犹豫的，有迟疑勉强的，当然，还有溜走的。

第二天，5月2日，康有为们盼望的不仅仅是“车马塞途”，闹不好来的人多得会把京城的南边踏平了。但是，日上三竿时，松筠庵内仍冷冷清清，仅聚集了十几个人。刚才还是晴天，突然“大雨震电，风雹交作”。一个太监模样的人来到松筠庵，径直来到了康有为的面前。史书记载：“康圣人仓皇起来，招引来人到另一间房间里谈话”。自那一刻起，康有为再也没有提过上书的事。

第三天，没人来了，包括康有为。

同是在这一天，京城内传遍了一个消息：康有为中进士了。

中进士是寒窗苦读的每一个帝国文人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很快就会被朝廷授予官职。中国人需要前程，中国文人更看重前程。

至于举人们5月2日不来，原因有二：一是那个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派人连夜到京城内凡是住有赶考举人的大小客栈去“做工作”，要挟警告他们“切勿盲从”，小心各自的功名前程。二是5月2日一大早，孙毓汶进宫通过李莲英去找慈禧太后请求“立即盖玺”，言：“日军必不耐烦，数日之内可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老小，实不敢做此孤注一掷之举！”果然，慈禧立即下达了批准《马关条约》的懿旨。至于慈禧速下决心的原因，数种史料记载情节离奇但内容一致：李莲英指着地图上的台湾对慈禧太后说：“此岛不过豆大之一点耳，割之何妨。”于是，“慈禧信之”——用一个“豆大”小岛保大清的朝廷，她认为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1895年的5月，帝国的又一次科举考试的录取榜公布了。京城内高兴的和悲伤的举人都在收拾行李。骚动随着帝国通向四野的大路上再次出现穿着蓝色长袍的归乡的身影而消失，“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运动”的“书”其实根本没有上成。

帝国文人的春天和帝国的春天一起迅速结束了。

8、同样“热心”的官员与洋人

“公车上书”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开篇中笔墨特别浓重的篇章，通常的叙述是：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和行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于甲午年间的战败，使中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为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揭露腐败政治和挽救危亡，中国文人们发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和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伟大运动。

在“公车上书”这段动荡的日子里，有三个“细节”似乎被许多历史书籍忽视了：一、“公车”们的“书”根本没有上成；二、虽然“公车”们在街面上嚷得很是热闹，但“上书”最积极的却是在“紊乱之官方”中任职的一群帝国政府的官员；三、也是最被“忽视”的，那些“帝国主义”们竟然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帝国文人们以“打倒帝国主义”为主要口号的上书，其中最积极者，就是对中华帝国危害最早最烈的英国和正在吞噬中国这头“巨象”的那只“乳虎”——日本。

当光绪皇帝得知都察院不敢把“公车”们的请愿书递交上来的时候，他下令任何人不得阻挠上书的通路——光绪是一个很想改变帝国政体的皇帝——因为他需要改变自己受到太后制约的现状，因为他确实有振兴帝国的统治愿望。

最先将文人举事的真实情况通报给光绪皇帝的官员，是侍读学士文廷式。他在《闻尘偶记》中回忆说，他不但向皇帝检举都察院的官员“堵塞言路”，导致皇帝令军机大臣“查问此事”，他本人还是政府官员“纷纷上书”的带头人。当李鸿章把《马关条约》的草签文本从日本秘密带回北京的时候，只有他“独树一帜”地认为“公论不可不伸张于天下”。他把草签文本全文抄录下来广泛传播，在政府官员和皇亲国戚中掀起了一个反对签约、要求实行维新变法以图国家强盛的上书热潮。

帝国的官员开始“上书”了。

首先上书的竟是都察院的官员。

当“公车”们上书的混乱结束之后，这个机构打破了凡接上书必须严格审查、删除中间“未尽检点之处”、重新抄写整齐才能递交皇帝的规定，而将那些盖着京官印结的请愿书全部原封不动地“恭呈御览”。实际上，在5月2日这一天，即使帝国的大部分“公车”们没敢在松筠庵再次露面，经过都察院递交上去的“书”也达15件之多，其中忧国的官员写的占了近一半，他们是：

选用道李光汉原呈

候补道易顺鼎原呈

内阁中书陈嘉铭等原呈

吏部主事洪嘉舆等原呈

礼部主事罗凤华等原呈

广西京官及编修李骥年等原呈

福建京官及主事方家澍等原呈

……

这确实令人难以解释和难以置信。生活在皇权高压下和官场黑暗中的朝廷官员们，不顾在专制制度下显得极其脆弱的官职以及由官职带来的稳定生活甚至荣华富贵可能瞬间丧失的后患，如此挺身而出舍己爱国，其精神和影响绝不亚于“公车”们打算“抬着棺材”上哪一位官员的家去——历史的真实是：官员上书在先，文人上书在后。这一点值得正视和深思的重要前提是：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为国家危亡而冲动的政府官员极其罕见。

帝国主义们对帝国的变革所表现出来的关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深思的现象之一——当洋人们的举动被笼统地定义为“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的时候，相互矛盾的现状使得中华帝国的某一段历史如同一幅风化严重的图画，无论如何修补也无法窥其真实的全貌了。

洋人们对中华帝国体制的优劣判断，经过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明末清初之际，在中国活动的洋人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而那时中国政体之稳定曾达到极致：明至清，几乎看不出改朝换代的变化，400年间社会变动不大。教士们的评论说，中华帝国的体制是最稳固和最合理的，它具有坚固的维系能力，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华帝国先挫于中英鸦片之战，复挫于中法甲申之战，再挫于中日甲午之战。中华帝国稳固的社会形态开始瓦解，洋人们在先进的洋枪洋炮的掩护下，开始了对这个东方帝国的全面批判。

最早向帝国政府提出国家应该全面变革的是英国人赫德。

赫德1854年来到中国，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翻译。他在中国一住就是48年，成为真正的“中国通”。1863年，他“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和委派”，当上了控制帝国国门财政收入的海关总税务司长官。由一个外国人来掌管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重要财政来源之一的海关事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任命是中华帝国政府自己的选择。赫德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洋人，除了处理繁重的海关事务之外，他还插手了中国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1876年中德签订《烟台条约》的时候，他是李鸿章的“助理”；1885年中法两国签订《中法新约》的时候，他在其间“穿针引线”。赫德1908年请假回国，至死才结束他掌管中国海关税务司的职务。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他的评价是：“英帝国主义侵华的代表人物。”

赫德首次正式向帝国政府建议中国必须全面学习西方是在1865年11月6日。这一天，他向帝国的“总理衙门”呈递了一篇名曰《局外旁观论》的文章——文章的名字是“中国通”的杰作，因为鬼才相信他是一个“局外人”。中华帝国的内幕已被赫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文章中说：中华帝国国情恶化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的腐败”。官场中“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军队“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那些即将成为帝国政府官员的文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只是一旦让他们管理国家大事就“问之辄不能答”，如此“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给帝国政府提出了三项变革方案：一、学习西方的长处。包括“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样式，军火兵法”等等；二、整顿财政；三、加强外交。内容包括帝国向世界各国派遣大使，鼓励洋商与华商协办轮车、电机各种事业。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整顿国家混乱的财政不足为奇，新鲜的是鼓励洋商和华商协作在中国开办“合资企业”，这一点帝国政府闻所未闻。

赫德向帝国政府呈递的这篇文章的结果是：帝国的总理衙门没有任何回音。

第二年，英国新任驻华公使阿利克到任，他向帝国政府递交了一个名为《新议略论》的照会。照会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文件，阿利克的观点因此而显得更为郑重严肃。他首先指出帝国的政治不良是国弱民穷的根本原因，指出中国只有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模式才能挽救危机。而中国人虽然信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可中国人的“变”不是创新，却是“变回旧法”。阿利克按照帝国主义们强权策略的逻辑，毫不掩饰地向帝国政府描绘了一幅如不变革便会遭遇被各国瓜分的悲惨下场：各国有各国的在华利益，中国乱了，各国不能不干涉，“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由于措辞尖锐，阿利克的照会引起了帝国官员的警惕，警惕的结果是官员们形成了一个一致的观点：英国人如果不是“别具阴谋”，就是“惟利是图”。

美国人紧跟在英国人的后面。1879年美国总统格兰特到日本访问顺便路过中国，李鸿章热情接待，目的是想请他说服日本人在中日琉球争端上做出某些让步。这个美国总统到达日本后是如何“为中国人说话”的没有记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倒是他从日本给李鸿章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对日本惊人的新气象大加渲染，且预言此时中日之差距将使“日本以一万劲旅”“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为此，美国总统力劝帝国总理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

格兰特函云：中日两国最大，诸事可得自主。两国人民皆灵敏有胆，又能勤苦节俭，倘再参用西法，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既以前所订条约吃亏之处，尚可徐议更改。各国通商获利之处，中国亦不至落后。盖取用西法，广行通商，则人民生理，国家财源，必臻富庶。不但外国有益，本国利益更多矣……我盼中国亟求自强。（《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九，第40页。）

这封信流露着“帝国主义”们的坦率：中国强盛了，不但洋人不敢再侮辱，连过去签订的那些“吃亏”的条约都可以推翻“更改”。总之，国家强盛，说话办事腰杆硬朗，怎么办都有理。关于通商，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于己于人都有利益，何乐不为？何况获得最大好处的还是中国自己。

洋人们为什么要鼓吹和支持中国“变革”？

有个叫做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在给帝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中做出了说明。

李提摩太，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名气的一位洋人。1870年，25岁的他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5年之久。在这45年中，他只回国了四次。他精通中文，熟读中国经典史籍，穿戴中国的长袍马褂，特别喜欢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由于他后来居然能够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起用纯正的中国官话来吟诵《论语》和《诗经》，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忽视了他是一个洋人，而把他当做了一个“同仁”看待。当1895年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康有为们聚集在北京酝酿“上书”的时候，这个英国人对在中国实施全面的“变革”鼓起了热切的愿望。他声明是“上帝要求中国进行改革”的。他向帝国政府提出的“改革计划”着实是吓了中国人一跳：一、中国授全权与某外国，于一定期限之内，处理外交事件；二、此外国将兴建各种改革之事；三、中国每一部门，如铁路、矿业、工业等，由该外国设一代表管理之；四、中国皇帝照往例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衔；五、期满之后，该外国人将一切权益交回中国。简而言之，中国人就不用操心了，一切交给洋人就可以了。至于是哪一国的洋人，尽管李提摩太克制着没说，但是没人怀疑他指的是英国人，或者干脆就是他自己。

甲午之后，当日本人逼迫帝国政府接受苛刻的和约条件，帝国政府正是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李提摩太突然给李鸿章打了个电报，声称他有一个可以让中国摆脱危机的“秘方”，而要想得到他的“秘方”，帝国政府必须付出酬劳，当然如果“秘方”不灵他则分文不取——如此的口气颇如中国偏僻乡村卖野药的流浪郎中。而奇怪的是，帝国有关部门的官员竟然答应了，条件是先看看“秘方”的内容，再说价钱。结果，这个英国人的“秘方”还是一个“条约”，叫做《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原来，他主张中国和英国先宣布“联盟”，说这样日本人就不敢对中国怎么样了。据说，帝国的官员看到这一“秘方”后“面色极为阴沉”，声明中国无意成为任何国家的“临时保护国”。后来，就连英国驻华公使看到“秘方”也表示冷淡，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战败”了。

中国人对洋人们如此热心于中国的变革始终不安，认定洋人必是有险恶野心，至少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中国人很难理解洋人们为什么“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来到中国。

其实，洋人们鼓吹和支持中国的“变革”并不虚伪，关于这一点，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特马说得明白：中国如果进行全面变革，对洋人有三方面的好处：一、中国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必须要购买洋人的技术成果；二、中国人要发展经济，必须向洋人购买器材；三、中国要进行变革性的建设，就需要借用外资。威特马说的只是经济利益上的好处，而洋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上书”的支持还有其更深的目的，那就是从文化上切入这个古老的帝国，以影响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大部份由文人脱出的帝国官员的对外政策，然后，巩固自己在中国的立脚点——这个立脚点仅仅靠洋枪洋炮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9、外国的月亮

1896年，上海。帝国的一个湖南籍旅游者在一位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那里，看见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两样东西：一张可以清楚地看见人体骨骼的Ｘ光底片和一个可以代替人脑进行数学计算的大木头箱子。这个帝国的读书人目瞪口呆，万分惊异。这两样撞击了中华帝国几千年思维模式的东西，几乎在瞬间便把他过激的反叛性格无可更改地固定了下来，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宁愿被砍去头颅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幻想权利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名字叫谭嗣同。

谭嗣同，一个饱读诗书的帝国省级官员的儿子。1896年他30岁，口袋里有几个闲钱，正在帝国的广袤的土地上乱逛。

Ｘ光射线，1895年11月8日被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Ｘ光机问世几个月后，中国的《益闻报》向国人报道了这一消息。当时从科学技术上讲几乎如生活在中世纪的中国，即使是最有学问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发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谭嗣同看见的仅仅是一张Ｘ光底片，而第一个看见Ｘ光机，第一个接受Ｘ光检查的中国人，应该是李鸿章——因为在这一年，李鸿章访问德国，经旁人的劝告，他接受了刚刚发明的Ｘ光机对他在日本被刺时受伤的头部的照相。这位中华帝国的重臣大员亲眼在一张胶片上看见了那粒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嵌在他左眼下的骨头上。

和Ｘ光底片一样，那个可以代替人脑进行数学运算的木头箱子是一台刚刚发明的实用自动计算器，虽然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是1946年的事，但是它的前身机械数字计算器早在1642年就被法国人帕斯卡发明出来了，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皇帝正苦恼于如何把一群在“闯”字旗下手舞足蹈的造反农民阻挡在京城之外。

面对计算器的运算，谭嗣同在给朋友的信中无法遏制自己的惊异：

我在傅兰雅处见到了计算器，真是奇异无比。任何人，哪怕是村妇愚氓，即使不会作算术，只要掌握了操作方法，机器一转，片刻之间，答案即出。无论多复杂的计算，都毫无差错。最奇怪的是，运算最终结果，数字不仅会自动显示在机器上，而且只要需要，它还会自动打印在纸上，从机器里送出来。我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谭嗣同致欧阳中鹄。转引自《戊戌风云》，闵杰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06～107页。）

中国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走出国门了。按照中国人的几千年的思维习惯，他们对外部世界既陌生又不感兴趣，他们只愿意在自己既定的圈子里生活，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打交道。中国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背井离乡在中国是最悲惨的境遇。外部的世界对中国人不具备任何吸引力，中国人生活的特点就是依据几千年前先哲们的教训，毁灭性地强迫自然资源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标准，他们只愿意“就地繁殖”——包括他们的子孙的延续和文化的继承。

中国人接受外部世界是被迫的，包括那些先觉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先觉者当属那些最早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们。他们受到帝国政府的官方资助被派往国外学习，其奇特的经历，足令今天争相送子出洋的中国人匪夷所思。

1872年，迫于洋务派官员的坚决恳请，帝国政府决定向国外派遣官派留学生。这个决定立即在国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政府的决定十分荒唐又极其恐怖，其恐怖程度不亚于政府把他们的孩子抢走卖了；而大多数政府官员也认为此事不可为之，高度文明的中国孩子被送到遥远的“蛮夷”去读书，这简直是一种本末倒置——“中国不尚西学，今此幼童越数万里而往肄业，弗乃下乔木而入幽谷欤？”（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第603页。）尽管政府声明为留学生出全资，还是没有人报名，最后只得跑到偏僻的香港才勉强招够人数。报名的基本是社会低层的穷苦孩子，因为只有这些家庭敢冒这个险：与其在家缺衣少食地病死饿死，不如把孩子给了政府，兴许能侥幸活下来。这群梳着辫子，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幼童在8月11日的暑热之中于上海登上了一艘美国轮船，开始了漫长而奇特的异域生活。他们全部被安排在美国的普通家庭中，学习的日期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说“学成回国”，而怎样才能称之为“学成”？——这些中国孩子一去竟然达10年之久。

10年之后，除了这些孩子的父母和定期为他们供应银两的官员外，当其他的中国人把这些孩子已经彻底忘了的时候，1881年，已经长大了且进了大学的中国孩子突然接到了帝国政府的命令：立即中断学业回国。究其原因，是帝国政府突然发现这些中国孩子已经完全西化，而在他们受到的教育里，有很多污蔑中国的内容，以致他们骂起中国来比洋人们骂得更起劲儿。他们穿上了洋人的衣服，把大清国的真辫子剪了，人人弄条假辫子“以在中国官员接见时使用”，真是既无耻又狡猾。他们不好好头悬梁锥刺股地读书，而“专学美国人运动游戏之事”。他们全都说美国话，中国话倒说得不地道了。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倾向”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些学生已经开始拒绝向“中国官员和孔子牌位行叩头之礼”，个个开口闭口就是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真乃“数典忘祖”，“丧失德行”。——政府花费大笔的银两难道最终要培养出一群帝国的敌人吗？

帝国管理这些留学生的“总办”吴嘉善托帝国驻美国大使陈兰彬向政府转述了他坚决的意见：“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在阔别祖国和家乡10年之后，留学生们回来了。其中一位叫黄开甲的留学生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记述了他们在登上中国土地之后的遭遇：

曾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待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不如平庸中国人的头等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者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着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尚的衣服。我们穿旧金山中国裁缝的杰作，很难为时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有失尊严的事情……为防止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黄开甲给巴特拉夫人信：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于中国上海》，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2页。）

这些学生们被关在一所废弃已久的潮湿破败的书院中达四天之久。在他们中间有个名叫詹天佑的人，数年之后，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至今，在中国首都北郊的苍翠山岭中旅行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乘坐火车时依旧要行进在他设计建造的铁路之上。

绝大多数一辈子没有出过国门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阅读有限的报纸和书籍，甚至是在茶馆酒楼里道听途说的。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报纸上突然掀起连续刊登洋人们又发现了什么或又发明了什么的报道热潮，而洋人们每发明一样新奇的东西都会成为刺激中国人议论不休的话题。这种现象成为一个巨大的预兆，因为至少在封闭的中国这很容易促成一种激进的狂热，如同流感大面积地传染大家一起感冒发烧一样，对于体质已极端虚弱的中华帝国来讲，此时此刻，即使是感冒发烧也能引发一场关乎生死的大病痛的到来。在中国能够阅读报纸，甚至是外文报纸的基本上是三种人：正在苦读以追求功名的知识分子、已经取得功名身为各级官员的知识分子、读书取仕失败了的落魄知识分子——这一点就预示着，在即将到来的帝国的巨大痛苦中承担主要角色的，必定是中华帝国的知识阶层。

报纸上刊登的一浪又一浪的报道热潮令一向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帝国文人们心慌意乱，坐卧不宁：

电气机车——1897年春《新知报》第11期报道：在美国华盛顿，一位叫布朗多的美国人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的火车头。它的形状是椭圆的，靠电力运行，车速每小时120英里。

地铁——1897年秋《利济学堂报》第16期报道：美国纽约现在正开凿地下铁路，总长度42英里，总投资5000万美元。火车通行的地下隧道，宽26英尺，高20英尺。机车往返采用双轨制，每分钟可运载乘客340人。

破冰船——1897年《利济学堂报》第13期报道：俄国最近向其邻国丹麦订造了一艘破冰轮船，造成后由丹麦直接驶往珲春。此船马力4000匹，破冰之法是凭借巨大的马力和重量将坚冰破碎，为商轮、客轮开航道。

电热毯——1898年《湘报》第66期报道：铁丝在通过电流时，因电阻甚大，会产生巨大热量。外国人发明电炉用以烹饪，近有美国人某君别出心裁，将此法用之暖被，通上电流，欲温欲热，任所欲为。

外星人——1898年4月1日《格致新报》报道：除地球外，宇宙中的星球何止亿兆，若说其中没有一颗上有人未免武断。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即使某一星上有人，他们的体格和性质，必定与地球人不同……惟有火星，其表面有某种迹象，表明人类可能在上面生存。前不久，法国某贵妇人捐款十万法郎，交巴黎科学界，称如果有人能发现外星有人，即以此款作为奖金。但是，火星上大气极为干燥，即便有人，当与我不是同类。——外星人的问题已经超出自然科学的范畴，开始动摇所有古老哲学的基础了。

科学和哲学，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当帝国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惊讶于一架显微镜“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之后，他得出的是关于世间任何生命一律平等的政治性体会：“而悟大小齐同之理。”

康有为和梁启超都不约而同地回忆道：他们政治信仰的启蒙教材是一本名叫《瀛寰志略》的地理书。

《瀛寰志略》，道光六年进士、福建巡抚徐继畲著，10卷，20万字，图文并茂。据说是受中华帝国“面对来犯者而束手无策”的现实的刺激，潜心收集世界各国的地理史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势形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徐继畲：《瀛寰志略·自序》。）一个帝国的高级文人和官吏，不以饱儒夸世，不谙官场经营，竟然对世界地理有这样的耐心和兴致，实属罕见。

康有为说，阅读了这本书之后，他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12页。）而梁启超是在考中了举人并且得到一个新娘的时候看见这本书的：“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无论在康有为还是梁启超的眼里，这本书与其说是科普著作，不如说是政治教科书。因为除了世界地理知识以外，它最终提供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是一个由许多互相竞争的国家所构成的多元世界：在中华帝国的文明之外，同时存在和发展着印度文明、穆斯林文明和欧美文明等多种文明方式。徐继畲毫不掩饰地推崇着美国的文明：“美利坚合众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其总统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耳”，而只要有“德”，美国的任何一个平民也可能被推选为国家的“皇帝”。中国世代“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徐继畲由自然而社会分析得十分奇特，他认为美国国家政治的民主共和制可以和中国“三代”政治中的“禅让”、“天下为公”等古道相比，西方民主制度的内涵“符合孔子的遗意”。——即便是拉上了中国道德的祖宗孔子，徐继畲传播的“地理知识”也是一种大逆不道——更为重要的是，徐继畲，这位大清帝国道光年间的普通官吏，在他对地理知识的讲述中竟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资本主义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大趋势。

康有为对地理知识的认识进而也完全政治化了：“英国之制，……都城由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徐继畲《瀛寰志略》。）“公会所”即指英国的议会，“爵房”是参议院，“乡绅房”是众议院。当《瀛寰志略》受到帝国政府“轻信夷书，动辄辅张扬厉”，“轻重失伦，犹伤国体”的批判时，康有为已经开始盘算着如何在中华帝国建立“公会所”了。

谁能说《瀛寰志略》仅仅是一本科学著作？

没有出过国的康有为仅仅去了一趟香港和上海，就认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中华帝国的制度优越得多。1879年的时候，康有为来到香港，他即刻感到自己似乎来到了一个梦幻世界。同样是中国的土地，被英国人统治不过仅仅才30年，却“灵岛神皋聚百旗，别峰通电线单微。半空楼阁凌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15页。）而1882年的上海之行，又一次让康有为“仿佛进入梦幻世界”：“番商租地，俗称‘夷场’。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街衢弄巷，纵横交错。”（黄樊材：《沪游胜记》。）“楼阁之巍峨，道路之平坦，旅店俱乐部之伟丽，游览之处，则公园及大桥在焉，交通工具，则汽车电车及公共汽车备焉，洋商林立，电炬烁烂，凡此皆在欧美所习见者。”（岑德彰：《上海租界略史》，第1页。）仅仅几十年时间，在洋人们的治理下，上海变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繁华城市。

太阳人家的亮，月亮人家的圆——帝国混乱起来的日子还会远么？

10、为皇帝开出的“药方”

无论如何，1895年，“公车”们无论是对中华帝国还是对帝国主义们，都同时充满了怨恨。

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舞台上存在的几年间里，其主要行为是给帝国的皇帝“出主意想办法”，方式是不断“上书”。他一共向帝国的皇帝上了长短不一的七封“书”。如果从笼统的“伟大的公车上书”的定义中走出来，认真地看一遍“公车”们上的“书”，就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片天真烂漫。

中国文人历来以“救世”为己任、为乐事，执意要给当权者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这些“救世郎中”不仅“偏方”奇特，“医嘱”也是妙不可言。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里，为帝国皇帝开出的一剂良药是：“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他首先从台湾不能割让开始，说服帝国的皇帝“吃药”：“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意思很明白：如果放弃台湾，那么百姓就会认为他们拥戴的政府不一定什么时候也会放弃他们，这样的政府拥戴它干什么？何况帝国主义们的贪心是一样的，台湾割让了，以后别的国家要中国的土地给还是不给？不给，他们就必然学习日本人动武——“有一不与，皆日本也。”——而战争一开打，帝国军队还是会战败，战败只好再割地。国土都割让光了，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皇帝还有什么意义？因此，当务之急是“鼓舞民心”而不是“鼓舞夷心”。康有为药方中的四味药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135页。）

康有为建议皇帝立即向全国下三道诏书：

一为“罪己诏”。皇帝在诏书中为战争的失败承担责任，并且应该说这样的话：“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特下明诏，责躬罪己，深切痛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这个建议的天真程度是惊人的：在中国的专制历史上，皇帝基本上不是人，让“一贯正确”的圣明天子如同课堂上的小学生向老师承认错误一样向国人百姓发表自己的“检讨书”，如果中国真会有这样的皇帝，又何至于拖着辫子去别的国家商量如何让出自己的国土！更妙的是，帝国的“公车”们对皇帝的检讨书一旦发表所产生的景象的描述更加天真烂漫：“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儒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感动得流泪甚至慷慨耸动已经是很可观了，而“忸怩”一词更是来得突然：胆小怯敌的士兵饥寒交迫之中读到皇帝的“检讨书”，竟然出现一种类似害羞的表情，这样的温情的场面不是帝国的文人绝无此奇妙的想像。

二为“明罚之诏”。康有为建议皇帝“赏罚严明”，对那些耽误国家大事的人要严厉惩处绝不姑息。这个建议本不算新鲜，中国历史上的谏臣常为之，至于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另当别论。问题是，哪些罪行属于严惩之列？康有为列举有：“辅佐不职”、“养成溃痈”、“主和辱国”、“战阵不利”、“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擅许割地”、“辱国通款”、“守御无备”等等。这是一个“罪行大全”，从皇亲贵族、战场官兵、总理衙门一直到政府各部都骂遍了。中国文人对国家弊病的指责历来有“一勺烩”的通病，于是被骂的用不着同仇敌忾，知识分子们的灭顶之灾就会转瞬降临。何况其中的“主和”一条，谁都知道这是慈禧太后的意志，在帝与后关系紧张微妙的时刻，让皇帝收拾“主和”的罪魁，文人们的意思是不是要求皇帝把中国的老佛爷也顺便严厉惩办了？

三为“求才之诏”。这也是一条原本不新鲜的建议，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没有一个不标榜自己“爱才”的。但是，这话从正在“高考”并且前途渺茫的举人康有为嘴里说出来，便有另外一种味道了。帝国官场上一向依靠“论资排辈”和“裙带关系”两个基本原则运转。为了让皇帝认识到“破格提拔”“有才能的蓝色长袍人”的美好前景，康有为表述道：“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以报皇上”的措辞中似乎有着慷慨赴死的决心——可惜的是，至少康有为们的历史表明，帝国政府从来没有过“破格”的想法，即使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某一位当权者真的“破格”选拔了几个知识分子进入政权中枢，其政治命运也往往是极其被动扭曲的——想来人生还不如不被“破格”提拔的为好。

热血沸腾的康有为还是涉及了一个严肃而敏感的问题：帝国体制的变革。“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重要建议，也是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政治动作的核心。仅仅在《上清帝第二书》里，康有为关于变革的设想和建议就几乎囊括了支撑帝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富国、养民、教民和革新。“富国”包括了对下列行业的整顿：货币、银行、铁路、工业制造、矿业开发和邮政。“养民”包括优先发展农业、鼓励科技发明、加强贸易流通和开拓民政事业。“教民”包括加强中国教育中自然科学的含量，内容例如天文、地矿、图绘、医律、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当然，在普及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不能忘了中国的文明传统。具体建议是：把全国乱七八糟的“乡落淫祠”全部取缔，改成孔子庙，令全国一律“独祀孔子”，以“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严肃的建议到这里还是发生了荒谬的拐弯——康有为们所说的“乡落淫祠”指的是什么？也许是指民间那些“不正规的信仰”吧。让四万万人的思想“独祀”一个孔子，这恐怕是只有帝国文人才会想到且为之不懈努力的一个理想境界。帝国文人的矛盾在于，他们是最反对给思维“划定范围”的人群，而为了让皇上高兴，他们又是用文字围剿“不规范思维”的最积极者。这样的矛盾延续千年，史不绝书。

可能是受洋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启发和刺激，康有为还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诞有趣的建议：派中国人到外国去“传教”！康有为派出去的中国人不是和尚、道士和尼姑，而是像他这样有学问的中国人，也就是帝国的知识分子。帝国的知识分子到外国去传什么教？当然是中国的姓孔名丘的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就可用中国的“圣教”去改造和教育那些野蛮的洋人。康有为还进而想像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出去“传教”可以一举多得，“可觇夷情，可扬国声”——扬国声是宣扬国家精神，而“觇夷情”却多少有点诡秘了——“觇”这个只有中国文人们才会使用的孤僻汉字的含义十分单一明确，就是“侦察”和“刺探”的意思。（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135页。）

但是，即使是这样千奇百怪的“书”，在那个年代里也绝对是“一声惊雷”了，在帝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敢这样议论国事。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虽然皇帝没看到，但是在京城却被广泛传抄，到了“索稿传天下人人墨争磨”的地步——康有为出名了。

而且，中了进士的康有为眼看就要当官了。

要想得到理想的官职，还要经过更高层的殿试和朝考。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名为“时务策”，考察的是对国家政策的见解。殿试之后便可取得“出身”，而且殿试的一甲三名立即会被授予官职，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和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除了殿试的前三名外，其余的考生还要进行朝考，考题两道，皇帝特派大臣阅卷，朝考的成绩结合殿试名次，再由皇帝分别授予官职，其中优秀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中书和知县等官职——中国的读书人只有进了皇家最高人才库翰林院才算是真正地要飞黄腾达了——帝国的大员们几乎都来自于翰林院。

康有为的殿试和朝考都考砸了。

其实，康有为能以37岁的年龄中进士也纯属侥幸，侥幸于另外一个考生的考卷写得太好了——那个考生就是他的门生梁启超。

梁启超，和康有为同为广东人，比康有为小16岁，他的家庭世代充满了“力求功名，热心世事”的寒士家风。祖父虽然“饱学多智”，但是在考场上奔波一生，只考得秀才，最后花钱捐了一个“县教谕”的小官。父亲的运气更糟，“屡试不第”，连个秀才也没混上，一辈子仅仅是个教书先生。这个对功名追求得几乎绝望的家庭把所有的希望全部集中在梁启超这个长子身上了，因为他“天资聪慧”，六岁时已能对仗合体用典自然，九岁时能写出“洋洋千言的八股文章”，十岁时得到了一本曾经考取过殿试“探花”的著名洋务派人物张之洞的著作《■轩语》，“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考中秀才之后，梁启超16岁参加举人考试，做的八股文的题目有：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的题目更是充满南国风味：《荔实周天两岁星》。梁启超诗文写得美妙如同浮云悬月，于是考取第八名举人。更让他和他的家庭意外欣喜的是，在主考官、副考官、学政等官员们和新科举人一同“欢宴”的时候，主考官李瑞一眼便看上了这个年轻举人，竟然当场决定把自己的堂妹嫁给梁启超，这真的证实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书中自有颜如玉。

而这一年，帝国全国范围内的举人考试，有一个人和梁启超一起参加了，这就是32岁的康有为。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不在一个考场，梁启超在广州，康有为参加的是顺天府考场的考试，地点在北京。当梁启超春风得意的时候，康有为正心情沉痛：他没有考中举人的原因很复杂，除了才力运气之外，还因为他复杂的思想——这时的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华帝国的“变革”问题了。考试期间，他每晚在昏暗的油灯下并不是在研读典籍，而是在给帝国朝廷的名人写信：皇帝信任的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大学士徐桐等等，信中大谈国家急需变法变革，因为日本已占领了琉球，法国并吞了安南，英国夺取了缅甸，中国的整个边疆几乎被帝国主义包围，下一步就该是全面围剿帝国了，而整个帝国从上到下还在沉睡不醒。康有为夜夜急书，天一亮就上街满城乱转，想办法把这些信件送出去。结果可想而知，据说大学士徐桐看过信后极其愤怒，骂道：这个狂生！由于信件的内容太“反动”，徐桐把康有为这个名字记住了，这也许就是康有为希望得到的效果，他希望他的名字能够在帝国的政治上层挂上号，但是他没想到由此带来的另外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虽然他渴望中国进行“变革”，但他同样渴望考上举人，考上进士，当上高官，而批阅他的考卷的考官只能是骂他“狂生”的那些人物——他怎么会不考砸呢？

康有为回到了广州，开办了由他执教的“学堂”：万木草堂。康有为不是进士，连举人都不是，居然开学堂办教育，于是遭到人们的耻笑和攻击。但是，他终究是一个已经小有名气的上过“书”的“公车”，慕名而来的学生居然不少。严格地说，万木草堂不是一个学堂，而是一个“政治团体”。学堂讲的不是八股文，而是要探讨国家的出路。

就是在这一年，继续苦读并且梦想考中进士的梁启超在与康有为相遇的瞬间便认定：眼前的这个人是一个能够指导他人生，让他一生都追随的人。

1894年，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师生二人结伴北上，一起来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两个人都没考中。

1895年，师生二人再此结伴北上来到京城，在一起组织了“公车上书”的同时，又一起顽强地向“进士”冲刺——两个人虽然年龄相差很多，但都表示成败在此一举，如果再考不上，就都不再应试了。

令康有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年的主考官就是记住了康有为名字的那个大学士徐桐！

徐桐决心绝不录取康有为，并且对此十分留心。他向副考官们通气：凡是广东考生中文章特别出色的，肯定是那个康有为写的，见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结果，考官们看到了这样一份“出色的”试卷，经过对文章立意、观点和风格的分析，认定无疑是康有为所作，于是立即“弃置”一边。由于文章写得实在是才华横溢，一位副考官还在这份试卷的卷末写了几句颇为俏皮的话，把康有为比做已经出嫁的漂亮女子，尽管看上去令人心动，可无论如何“娶”不得了：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谁知道，这份被误认为是康有为的试卷，其实竟是梁启超的。按照科举规定，发榜时前五名依次填写姓名，当填到第四名的时候，徐桐向考官们“夸示弃者必康有为卷”，站在一旁同为主考官的翁同龢还嬉笑道：“尚有第五，安知无他？”第五名考生的名字填了出来，竟然正是康有为！

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

梁启超从此再未涉足考场。

康有为在梁启超的牺牲中参加了殿试和朝考，但一一落选，他没能获得接受皇帝亲阅钦定名次的资格。他最后被授予的官职几乎令他绝望，一个才大心高的社会精英得到的竟是一个低级京官的职务：主事。具体“单位”是政府各部中的工部。

对官职极其不满的康有为和考进士失败的梁启超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从此开始一心一意地以变革为职业了。

11、领土危机

台湾，中国一个多灾多难的海岛。

《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当台湾省民众得知帝国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北民众鸣锣罢市，宣布一切银两不准外运，制造局不得停工，台湾税收必须留做抗日之用。所以，当日本军队依照《马关条约》上岛去接收土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抵抗。

这是连日本人都不可理解的战斗：战斗的一方是日本的正规部队，而另一方却是连军队都算不上的一群将辫子缠在额头上的“义军”。战斗从一开始双方就明了结局是什么，因为参战的中国民众一开始就声明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要“以示不甘为敌国之顺民”。他们张贴出一张布告，为自己近乎“自杀”的行为向帝国政府、日本军队和全世界做出解释，措辞之凄凉令人不忍卒读：

此非台民无理倔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台民欲尽弃田里，则内渡后无家可归；欲隐忍偷生，实无颜以对天下。因此椎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凌霄一士随笔》卷九第二期《台人抗日》。）

中国民众的凄凉在于，他们面对的是朝廷的割让。

《马关条约》正式生效后仅仅六天，那些帝国主义们就突然一反“中立”的立场而跟“大获全胜”的日本人翻了脸。一份以俄、法、德三国名义发出的“最后通牒”被送达日本政府那里：日本占领中华帝国的辽东半岛，是对“远东和平的障碍”，日本必须放弃这个要求，如不答应，我们“将不惜一战”。

“各国联合起来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使中华帝国的官员受宠若惊，尽管他们中间有人似乎明白各国此举的意图何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日本本是海洋国家，如果日本占领中国辽东，日、俄两国就等于是有陆地接壤的国家了，俄国人绝不允许日本以“中国的东北为根据地威胁俄国的安全”。沙皇的另一个意思没有明确说出来，那就是中国的大连和旅顺两个不冻港应该是他们的而不能是日本人的。于是，俄国决定要使中国的辽东半岛“保持战前的状况”，为此决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炸日本本土的港口。而此时俄、法、德三国的联合舰队已经游弋在日本海海面上了。法国参加俄国人的行动是因为俄国和法国之间有一个《俄法同盟》。至于德国的目的，是他们“很愿意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而缓和俄国人对欧洲的压力”。在中华帝国面前可以称霸的日本，在“帝国主义”们的行列中属于“弱者”，尽管他们极不愿意，反复地争辩，最后还是不得不表示“屈服”：“日本政府，本于俄、德、法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但同时日本人提出一个“不能便宜中国”的条件：中国人必须用钱来“赎回辽东半岛”。帝国主义们立即齐声说这样很好，很好，但日本人提出的5000万两银子似乎多了点儿，我们的意见是3000万两，这是一个公平的价钱。

就这样，连同《马关条约》中规定向日本“赔偿军费”的2亿两白银，年收入不过8890万两的帝国政府一共要向日本人支付2.3亿两白银。中华帝国即使举国不吃不喝也无法凑齐这笔巨款。而《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如果在1898年之前还不清赔款的话，不但每年要负担高达1400万两白银的利息，日本还有权驻军威海卫直到赔款还清。于是，帝国主义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借款”给国库如洗的中华帝国——借款不但是盘活资本赚取利息从而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绝好机会，同时也定会使借款国受到永远无法摆脱的制约。

帝国主义们的借款竞争激烈地开始了。俄国驻华代办警告帝国政府不能向英国人借款，否则俄国人“必问罪”。英国公使窦纳乐同时告诉帝国政府，如果中国借俄国人的钱，英国必采取“最坚决的报复措施”。法国的威胁是，如果帝国政府给予了别国利益而不考虑法国，法国就“立刻夺取中国南方的一块土地作为补偿”。谁也得罪不起的帝国政府只好请赫德出面，让这个英国人疏通与各国的关系，同时默许了俄国人对中国旅顺口的“租借”。中华帝国的“大借款”，令形同抢劫的帝国主义们都有了收获，其获得甚至不亚于日本人通过战争获得的。

至于《马关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省一事，由于那个叫做台湾的岛屿的得失与帝国主义们的现实利益没有多大的关系，于是，尽管帝国政府指望各国像干涉辽东一样干涉日本对台湾省的占领，但是帝国主义们谁也没有吭一声。

从1895年日军在台北登陆，直到台南陷落，台湾“义军”的抵抗进行了半年之久。日本人以为只要开上这块已经是他们“领土”的岛屿就可以开始他们的统治，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需要用日本士兵的生命来换取台湾省的每一座城镇和每一座村庄。而台湾巡抚唐景嵩命令官员和官兵“全部撤出台湾”，自己则在混乱之中脱下官服，与换上男人服装的小妾们一起，混在难民中逃到英国人的轮船上寻求保护去了。台湾岛上，只剩下那些中华帝国的子民们在抵抗了。

后来日本人在记述他们“接收”台湾省的书中这样写道：

无论何时，只要我军一旦出现，附近的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的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蔽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不仅台北的情况是这样，而且整个新竹的四郊也是这样。新竹的村民是以顽强和勇敢著称的。（（日）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第四章。施联朱：《台湾史略》第179页。）

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日军在占领台湾省全岛的战斗中一共损失了3.2万人，这个数字占日军侵台部队总人数的一半。由此可以想像台湾民众的抵抗是何等的不屈不挠。

日本人对台湾占领并统治了近五十年。

当“帝国主义”们的“借款”竞争基本平息之后，他们该瓜分中国的土地了。

1898年的一个早晨，几个山东的中国农民把武装登陆的德国人背上了中国海岸。

那天，年轻的德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冯·法尔肯海因正蹲在一条小船的船头向弥漫着晨雾的中国海岸观望。在他的身边，是一位熟悉这一带水域同时也熟悉中国人禀性的德国传教士，传教士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薛田资。在他们俩人的身后，120名德国海军陆战队员戴着立着尖矛的头盔，蜷缩在摇晃的四条小船里握着枪沉默不语。天色逐渐地亮了起来，海鸥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海面的寂静，面前的海岸就是中国山东日照县石臼所滩头。滩头砌有高大的石墙，冯·法尔肯海因上尉清楚地看见了石墙上盘着辫子的中国人正拿着火枪向海上凝望。日耳曼人蓝色的眼睛和中国人黑色的眼睛对视了很久，冯·法尔肯海因终于站了起来。石墙后的中国人也站起来，“他们不是在隐蔽处准备射击，而是……由于感到新奇下到滩头上来”。已经把枪托握出汗的德国海军陆战队员们对海岸上的那些丝毫没有敌意的中国人的平静姿态感到万分惊奇。这时，传教士用中国话向中国人喊起来，接着，岸边的几个中国人下海了。“我用中国话招呼海边的中国人，告诉他们如果能够下水把我们背过去，我们会给他们一些钱。大胆的人真的把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向我们走来。第一个刚过来，其他人也都跟过来了。于是，每个‘敌人’竟然都把一个德国军人背到自己背上，而德国军队是骑在中国人的背上进入敌国的。”（德国传教士薛天资回忆，转引自《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孙其海著，华文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第41页。）

当晚，德国军队占领了中国山东日照县城，捉住了知县。

冯·法尔肯海因的战斗日记记录道：“我们用一袋烟的工夫就出奇制胜地打下了日照城，大家不相信这是在敌人的国家。我们迈着悠闲的步伐，那样高兴和无忧无虑”。日照“城里笼罩着一片寂静。中国人在早上知道了我们来的消息，下午的时候已经跑光了”。

德国人在中国山东的历史——百年以后的今天在那块民心淳朴的土地上仍到处可见斑斑痕迹。

1898年3月6日，德国强占中国山东胶州湾，是帝国主义们全面瓜分中国正式开始的信号。

德国人觉得他们“迫切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军港”，于是多次向中国提出要求，都被帝国政府婉言拒绝了。但是没过多久，一个“好消息”传到了德国：1897年11月1日，两个德国传教士在中国山东曹州的一次教民冲突中死了。德皇威廉二世立即命令他的远东舰队“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所有村镇，并采取严厉的报复手段”（《德国外交文件》卷一，第15页。）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指挥的德国海军在中国胶州湾登陆。登陆后的第二天，德皇亲自主持内阁会议，决定“向中国尽可能地提高我们的要求，务使其无法履行，因而有理由继续占领”（《德国外交文件选译》卷一，第163页。）同时决定派遣海军大将亨利亲王率领第二支舰队开往中国。

帝国政府向胶州湾中国守将发出的命令是：“不可轻启兵端。朝廷决不动兵。”同时，中国政府乞求“与中国有联盟友谊”的俄国“出面调停”。

与写有中国政府求和内容的文本同时送到沙皇面前的，还有一份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的上奏：“由于山东已成事件，我们决不能失去时机，请立即派舰队占领中国大连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东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和威力，在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面前耗费任何建议和忠告都不能达到目的。”（《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80、185页。）沙皇立即批示：“完全同意”，令俄国舰队立即开进旅顺口。俄国对此举的解释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来“保护中国”——而此时，德国政府已经收到俄国政府发来的正式外交通报：俄国人不反对德国对中国胶州湾的占领。

1898年3月，中华帝国政府和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条约规定把中国胶州湾和湾内的所有岛屿全部“租”给德国，租期99年。德皇威廉二世为此发布的命令全文是：“胶州湾领土，归德意志帝国所占有，兹以帝国之名，置该领土于朕保护之下。”（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上卷，太平洋书店，民国18年版，第205页。）

这才发觉上当的帝国政府派遣官员要求俄国人从大连湾撤兵，但是帝国政府接到的回复却是和德国人一样的“租借”条约草稿。俄国人要求帝国政府必须在3月27日之前在草稿上签字，不然俄国就“自行处理，不能顾全联盟友谊”了。27日，中俄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中华帝国将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给俄国，租期25年。俄国人在远东拥有不冻港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沙皇向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说，俄国人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德国皇帝也给沙皇发来了贺电：从道义上说，俄国已经成为北京的主宰。

法国人坐不住了，他们认为他们也是向日本人施加压力而迫使其退还中国辽东的“功臣”之一，为此中国也必须向法国人有所表示。1898年3月13日，法国驻华代办吕班向帝国政府提出“租借”要求，同时派遣军舰在中国福建海面示威。11月16日，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签订。条约规定，帝国政府在不把广西、广东和云南租借给别国的前提下，把中国广州湾及其水面“租”给法国，租期99年。

资格最老的帝国主义英国自然绝不会在领土的盛宴上忸忸怩怩。早在1895年，英国就对中国云南提出控制要求，威胁的语言和其他帝国主义们一样：如果不答应，就“自行办理”。于是，1897年2月4日，中英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割让了中国云南边境地带。这个条约得罪了一直企图控制中国云南的法国，而英法两国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而是一起向中国漫天要价：法国人要求帝国政府做出“海南岛不得让给他国”的承诺，英国人就要求帝国政府保证“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让与他国”。1898年，英国受到《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的刺激，通知帝国政府：“由于渤海湾上的均势因为把旅顺让给俄国而被打破，英国必须获得日本人一旦撤出威海卫后对该港口的优先占有权，条件和给予俄国人在旅顺的条件一样。”英国人的理由是：“因为俄国人有旅顺，法国人有广州，所以英国必须占有一个海港。”通知的最后特别写上了这样一句话：“英国的军舰正在由香港驶往渤海湾的途中。”（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1898年5月9日，日本刚撤出威海卫，英国国旗立即在那个中国海港上空升起。

经过战争而取得巨额赔款，并占领了中国的台湾之后，失去中国辽东的日本眼看着帝国主义们的狼吞虎咽终于按捺不住了。1898年4月22日，日本照会帝国政府，要求其承认日本对中国福建沿海的势力控制——如果拒绝，日本将“自行处理，中国方面必须为后果承担一切责任”——两天后帝国政府被迫声明，福建沿海一带的土地不会租借给别的国家。

中华帝国被切割的过程在瞬间就完成了，没有抵抗和战争，没有流血和流泪，甚至连高声的争辩都没有发生。这个过程的迅速犹如使用极锋利的刑具行刑，受刑者甚至没有呻吟哀鸣一声的机会。在分割中华帝国的时候，帝国主义们的借口不一，手段各异，但是在向帝国政府发出威胁的时候，有一句话却出奇地一致：如果不答应，本国将“自行处理”——帝国主义们有什么权力“自行处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

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为何轻易地就被异国“自行处理”了？

12、言论自由：移民巴西！

《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大清律例》：“捏造言论，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亡千里。”

本来就瘦弱又让酷刑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模样的文人们，辫子缠在死刑牌上，站在摇摇晃晃的囚车里，被行刑队押着通过大街。这时候，看热闹的中国百姓也许会庆幸自己的不识字。

中华帝国的“言论”一向是“自由”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存在一种专供民间人士“自由言论”的公共场所——大清帝国所有城镇中风险最小、成本最微、收入最稳定的生意就是找个敞亮的地方开一间专供闲聊的茶馆。同时，所有的中国人几乎生来就知道什么可以胡说八道，什么连说都不要去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又是世界上全民最自觉、言论最规范的国家。

突然，皇上说“开禁”了——大概是1897年的事情。皇上对他的子民们说：官绅士民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言论自由，恕尔无罪！

就在穿着各色军装的洋官洋兵们忙着在中华帝国的各个海岸港口登陆和悬挂国旗的时候，帝国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全国掀起一个全民办报的热潮。木刻的、石印的各种类似大传单的东西满天飞舞，让几千年来一直敬重着纸张和纸张上的字的中国人突然觉得有点不吉利，因为这样的情形让他们想起了出殡时漫天飘荡的纸钱。

在那个有关“言论”的暂短的黄金般的日子里，因办报而著名的城镇就有上海、天津、广州、长沙、桂林、澳门、重庆、成都、杭州。北京是帝国的都城，官气阴重，报纸少些，只有《中外纪闻》和《官书局汇报》较有名气，而这两个报名其实又是一张报纸先后使用的名称。《中外纪闻》为康有为创办，双日出报，除了选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之外，报上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地球万国说》、《通商情形考》、《地区万国兵制》、《万国矿务考》、《铁路通商说》、《铁路工程说》、《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说》、《农器略说》、《铸银说》、《西国兵制考》、《报馆考略》……《中外纪闻》在创刊35天之后，被帝国政府查封了。它被取缔的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份一般的报纸，这是一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

以“学会”的“学术”性质掩护政治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创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帝国的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厌恶从此而来。

1898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散布在中华帝国国土上的各种“学会”达五十多个。京师的“强学会”就是由殿试和朝考失败后心情恶劣的康有为发起成立的一个最著名的学会。就凭发起人，便注定了它必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组织，而无论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转方式，实际都已如政党的雏形，而在中华帝国，“结党”是极其危险的。这个“强学会”几乎可以称做是“贵族俱乐部”，会员全部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各级官员。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负责人，文人梁启超是书记员，而会长则是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会员包括文廷式、沈曾植、丁立均等帝国朝廷命官，其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军阀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在“强学会”的赞助者中，不但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这三位几乎控制着帝国半壁江山的封疆大臣——他们各捐了5000两银子，而且还有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甚至连李鸿章也表示捐款，可他是中日战争的总指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者，“强学会”的成员们杀他的心都有，怎能让他“入伙”？于是“坚拒”。

更为奇特的是，“强学会”得到了洋人们的坚决支持，有的洋人干脆就是“强学会”的骨干分子，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是学会会员。

“强学会”的“会序”出自康有为之手，它不但犹如一个政党的宣言，而且还是一篇“骚体”的美文。开篇就描写了帝国主义们窥视中国的各种眼神，然后描写了中国人在这种眼神下恍恍惚惚的神态：“俄北瞰，英西觇，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忧忧，人心皇皇，事势■■，不可终日。”接着，推断中华帝国如果再不“图强”便将出现的惨状：“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痛。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166页。）美丽的对仗之后，接下来便歌颂中华疆土之广阔，物产之丰盈，人口之众多，气候之适宜，全球无比。最后，号召中华帝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这是明目张胆地在发动群众。

查封“强学会”的旨意，是以皇上的名义下达的。有人说这是慈禧强迫皇上这么做的，因为所谓“查封”实际被落实为了“改组”：“强学会”改称为“官书局”，《中外纪闻》变成了《官书局汇报》——如果要查封一个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民间组织而怕造成不良后果，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民间组织“转正”，让其成为一个吃“皇粮”的衙门，组织中的许多人因此能够成为衙门的官吏，这是帝国政府收服文人之心的一个一用再用而且屡试不爽的绝招。

失望的康有为只有再给皇上写信！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主张在帝国政府机构中施行“议院制”——先不去探究光绪皇帝是否知道“议院制”是个什么东西，仅从康有为直接向皇帝提出的这个建议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国知识分子的思绪有多么的飞扬，而他们的理想和帝国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么的惊人——在中华帝国的紫禁城里设立参、众两院，能够如此设想的人自古也就是康进士了。

中华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经质的一群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的心理会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折磨了：他们对帝国的态度如同对祖国的情感一样，不断遭遇在大起大落骤喜骤悲的旋涡中——昨天还顶礼膜拜心驰神往，今早又热泪迸发咬碎银牙。试问哪个肉体凡胎的神经能始终受得住如此的翻云覆雨？

1897年11月，康有为从上海启程进京，身上带着一份他认为是极其重要、关系着中国“种族生存”问题的文件：将一部分中国人“移民”，在中国境外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地点是：南美洲的巴西。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是：“开巴西以存吾种”。

在中国的亡国事实就在眼前的时候，康有为“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终于想出来了“移民”这个绝世良策——即使中华国土沦亡了，转移出去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建立一个“中国”。

康有为真的专门为这件大事去找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至少他还知道涉及外交事宜需要外交大员的协助。李鸿章听了这个建议，居然镇静平和地表示同意，然后说，这件事情需要和巴西公使商量一下，目前那位公使先生还在巴西国内，等他来到中国再研究。至于巴西公使什么时候来中国，不知道。——李鸿章把康有为客气地送出门了。

为什么选择遥远的巴西？当时的中国人有几个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巴西的国家的？

请听康有为的解释：“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八百万，若迁吾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康有为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人家巴西国愿意不愿意？——慌乱的年头里，帝国的精英们确实精神错乱了。

皇家的考试又一次开始了。大批的知识分子们聚集在北京，京城危险了，帝国危险了。

北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口米市胡同里的南海会馆始建于道光四年，由广东南海籍京官捐资购买工部尚书董邦达的故宅修缮而成，是南海籍学生进京应试复习课程和食宿之地。会馆很大，分13个小院子。康有为住在会馆的北侧，院子里有七棵老槐，故名“七树堂”。康有为将自己住的房间命名为“汗漫舫”，取“小室如舟”之意。

小室春寒料峭，康有为心硬如铁。他的弟弟康广仁告诫他，由于他和帝党的关系过于亲密，已经引起了“后党”们的注意。皇上和他的帝党们是愿意变革的，而慈禧和她的“后党”们是反对变革的，这个观点不但在当时康有为的脑袋里坚信不疑，连今天的历史书也是这样写明的：慈禧“结党营私”，宁可把国家推入水火也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光绪“忧国忧民”，宁可失去皇位也要“繁荣富强”——中国人书写自己的往事犹如编写唱本，能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都有音律，唱念做打均为师承，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的油彩画在了脸上，曹操阴白的底色上点缀黑斑，关羽鲜红的底色上撒些碎金，令观赏者能够一边喝茶一边嗑着瓜子，亢奋的时候还允许叫一声“好！”——中国人以散淡的心态观赏复杂事物和以复杂的心态琢磨简单事物的本领举世无双。

康有为至死都是最坚决的“保皇派”，他“无限忠于”的感人事迹之所以被历史的书页埋没，是因为后人觉得他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和“封建势力的掘墓人”。

无论如何，康有为在寒冷的如舟小室中顽强地再次给皇帝写信了。他向皇上提出建议，主张中国和英国、日本两国“结成联盟”——旅顺城内中国百姓的血迹未干，写出这样的文字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经过对诸位帝国主义的反复比较，康有为得出了要“联英日以拒德俄”的结论。康有为绝对揣摩过皇上的心思，因为，帝国主义们被各种利益驱使现在已经基本上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德、俄、法集团，与慈禧的“后党”关系密切，尤其是“洋务派”的那伙人，包括李鸿章、刘坤一等要员，对俄国犹为亲近；另一个集团是英、日、美，这三个国家向光绪的“帝党”表示友好，特别是积极“支持”中国的变革。康有为认为，“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德、俄得东方，于日本不利”，况且，“日本欲奋扬威武而受德俄之挟制，日本必恨德俄”，所以，日本人说的是“真情也”，英国则是“真救人之国也”。

在康有为所有的“上书”中，最著名的是《上清帝第五书》。其中他为皇上指明了三条救国之路，即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向俄国和日本学习——康有为划分阵线的思维到这里又乱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变政”。康有为的“群才”不是指民间圣贤，而是指六部九卿各大臣，要知道康有为大小也是政府官员之一了。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意思是皇上放权，让各个省的官员自己去进行变革实践。康有为最后说：推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推行中策，能够维持局面；推行下策，国家仅仅不至于灭亡。如果“三策”都不推行的话，国家肯定就完了，到时候皇上就是想当个安稳的普通百姓都不可能了。9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二）第195页。）

信写完了，请工部代呈，但工部尚书淞■认为康信有“偏激之词”，于是扣压下来。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登在了上海的报纸上，“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

康有为彻底体会到什么叫做“宫深帝远”了。在经过几个晚上的痛苦失眠后，他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他不干了——如果那一年康有为真的这样走了，中华帝国的那段历史将平淡无奇。可是，当他已经把行李装上车时，突然有人告诉他，一位大官员到了南海会馆的门口，并且指名道姓地要见他。康有为顿时愣住。

来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人名叫翁同龢。

中华帝国1898年的惊险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翁同龢，皇帝的老师，江苏苏州府常熟人。父亲翁心存咸丰时为朝廷宰相，同治时为皇帝的老师。名门并不一定出纨绔，翁同龢27岁一举中了状元。“状元”是数十万读书人中独占鳌头的无上荣耀。中国明清两朝，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状元不能做宰相。翁同龢官运亨通，真就做了宰相，并且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家父子二人，一个是咸丰、同治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一个是同治、光绪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更奇特的是，翁同龢哥哥翁同书的儿子翁曾源在同治年间又中了状元，一时间国人盛传贫寒的常熟翁家的茅草屋肯定是盖在了龙脉上。宋明以来，中国开始重文轻武，武官有多大的功劳也顶多做到将军元帅，文官却可以入阁拜相，甚至成为皇帝的老师，得到的宠荣无以复加。1898年的翁同龢任协办大学士，是掌握帝国外交大权的总理大臣，还是掌握帝国财政权力的户部尚书，同时还是军机大臣，地位几乎仅在皇帝之下，首辅之尊，权势熏天，一举一动，满朝注目。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就必然是“帝党”之首。为了皇帝的利益，他不顾身份亲自跑到米市胡同拦住康有为的车，目的仅仅是一个：劝康有为留下来变法。

一个当朝重臣和一个“基层”主事密谈了什么，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下来的历史事件是：康有为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在第二天，光绪皇帝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奏折：《请召对康有为片》——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并且请皇帝授予康有为适当的官衔，代表帝国到瑞士去参加一个国际和平会议，因为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这是第一个正式向皇帝推荐康有为的奏折，在康有为的人生中极其重要。写这个奏折的人是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谁都会想到高燮的奏折是在翁同龢的授意下写的。当奏折递上去的时候，翁同龢及时在光绪皇帝面前把康有为推荐了一番。结果是必然的了，光绪皇帝表示要亲自召见康有为，命令总理衙门安排一下。

突然的变化，令康有为激动万分。他多年等待的时刻终于突然来到了。

但是，总理衙门的通知一直没有下来。总理衙门说他们要“研究研究”。

在帝国当时的政权结构中，坐在满族贵族系列中最高地位上的恭亲王奕訢，不但是六朝元老级重臣，而且还是慈禧最信任的人，为“后党”的首领，权力之大无人能比。恭亲王是总理衙门的大臣，对于皇帝要召见康有为一事，他和礼部尚书许应■表示坚决反对，尽管翁同龢从中极力周旋，奕訢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法律，非四品以上之官，皇上不能召见，免失身份。今康有为区区小臣，皇上若欲有所问，可令大臣传语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无奈的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大臣召见康有为问话。

召见的“降格”令康有为极其失望和愤怒。

正是春节。京城内外爆竹劈劈啪啪地响着，人们身穿干净的长袍马褂，见面拱手就说：您吉祥！

正月初三那天，西历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正，心中鼓动着千种念头万种欲望的康有为阴沉着脸走进了帝国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帝国最高的外交机构。这个机构设立于1861年初，是英国人于鸦片战争获胜后强迫中华帝国设立的。英国人认为，世界发展到今天，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帝国居然没有外交部，简直不可思议。当洋人们有涉及对外关系的事务需要和帝国政府“协商”的时候，即使是要威胁和勒索，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说，真是一件很麻烦很荒唐的事。总理衙门设立后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帝国的外交事务，派出大使，管理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和派遣留学生等；同时，这个机构还管理着中国的第一所外国语“学院”——同文馆。光绪让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问话”，可见，连皇帝也把帝国的知识分子与洋人们联系在一起了。

西花厅，总理衙门的贵宾室，一向用做接见外国大使。区区小臣能和帝国要臣们平起平座，至少是总理衙门设立以来的第一次。这就是斗争的结果。走进了这个华丽的客厅，康有为看见五位帝国的大员正在等候他。他们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问话一开始就没有客套的语言。掌握着京畿军权的荣禄首先问：祖宗的成法不能改变，这一点你听说过吗？荣禄是此时朝野上下慈禧的绝对心腹。

康有为答：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仇恨。康有为这样一句自以为机智的回答几乎在瞬间便决定了他凶险的未来。

廖寿恒对康有为的“变革”不是很了解，他没有敌意地问：你说要变法，怎么变？

康有为明确地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可以请个洋人，加上我，一起商量修改法律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六部就要彻底地变革一下。

谁也不知道康有为是否故意要刺激各位大员的神经。一个六品小官，竟然要从帝国所有位高权重的衙门下手。李鸿章不禁冷笑了：你胆子不小，把政府六部全撤了，不等于国家的制度都不算数了吗？

康有为答：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不是过去的一统局面了。现在中国的法律和官制不但早就过时，而且弊端重重，将其全部废除，国家才有希望。

惟一与在座的大员们的心思不同的翁同龢见问答气氛紧张，于是岔开了话题：要变法，就要有经费支持，不知康主事对筹款有什么高见？

康有为答：筹集政治变革的经费，各国有各国的办法。日本人发行纸币，法国人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中国只要制度改变，税收至少可以增加10倍以上。还可以借洋人的钱来办中国的事。

问话从下午3时开始，黄昏时分才结束。这中间，除了荣禄对这样的问答感到厌烦而中途退场了之外，其余的四位大员都坚持到了结束。

翁同龢立即把康有为光芒四射的才华向皇帝禀报了，“光绪大悦”。

李鸿章也同时向慈禧禀报了这次问话的内容。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李鸿章即刻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的书生和街头混混的混合体：“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于是就不明白了：洋人为什么支持他呢？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慈禧已经清楚地察觉到洋人在鼓动和怂恿帝国的文人们进行颠覆活动。

李鸿章回答得十分尖锐。他说，这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成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了。等洋人们了解了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都怕来不及了。（“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阙行藏，屏之且恐不及。”）

慈禧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康有为们正在策划又一次的“公车上书”，其规模将比三年前“车马塞途”更加猛烈。而它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包括康有为在内，没有一个人预测到。

13、蓝色长袍上宫殿

1898年4月22日，在帝国的京城梦想通过科举时来运转升官发财的“公车”们又一次上街了。

导火索是康有为们精心寻找并且立即加以利用的：几个入侵山东的德国官兵有一天闲逛进了即墨县的一间孔庙，他们拿里面的一个泥塑的长胡子老头开玩笑，弄断了他的一条胳膊，又把他的眼睛戳成了两个黑窟窿。中国人把这个长胡子老头叫做孔子。中国的圣人遭到了洋人的戏弄，康有为和梁启超闻讯，知道他们“革命”的时机到了。梁启超立即起草并且向京城内的所有举子发布了一个类似宣传鼓动传单的文章，名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指出德国人“灭我圣教”的举动，是对我民心士气的一个试探，如果中国人没反抗，圣教亡了，国家也就亡了——“若达教即亡，纲常绝纽，则教即亡而国亦从之。”（麦孟华、梁启超等：《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都察院门前又出现了“公车”填塞、川流不息的景象。几天之内重要的上书就有八次之多。同时，上书的官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帝国的官员们没有一个不恨德国人毁坏孔子塑像的，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文人们真正的意图不是维护那尊泥塑，而是要对帝国现状提出非难。

面对知识分子的呼喊，帝国的官员们坚决主张施行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原则：先安内，再攘外。围绕在慈禧太后身边的保守派明确提出，要对企图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潮流予以坚决的镇压。社会有点问题仅仅是某些小小的失误，是“时弊”而不是政体不好，不能因为出现了某些问题就否定国家的体制，帝国的体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体制——“我朝成法，尽善尽美。”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帝党”退缩了，连皇上的老师翁同龢也沉默了。

这一年的4月和5月，是康有为难过的日子，他在《自编年谱》中说：“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

然而，当关于那尊孔子泥塑的事情已经就要不了了之的时候，突然，一个消息传来：恭亲王死了。

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高级政治人物的死亡，会导致某种政治禁令的突然“解冻”，甚至会导致另一种政治局面的骤然诞生。恭亲王是公认的保守派首领，他的死，对于康有为们来讲是一个动手的信号。

恭亲王死于1898年5月29日。这一天，光绪皇帝来到这位权势熏天的满族贵族床前。恭亲王最后的遗言是：“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

光绪皇帝什么也没说。

两天之后，6月1日，光绪接到康有为以帝党骨干御史杨深秀的名义递上的奏折——康有为官太小，没有权力上奏——请皇上颁布谕旨，明定国是；6月6日，光绪又接到康有为以另一个帝党骨干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递上的奏折，请皇上立即宣布变法。当天，光绪把奏折送到颐和园，让慈禧过目。光绪等待着慈禧的表态。但是，从颐和园回来的人向光绪密报说，慈禧看了奏折之后将其“掷于一边”。这一回，光绪皇帝发火了——他知道现在他现在应该火一次，并且必须火一次了。现在到了恢复他帝权的关键时刻了。

光绪立即把自己变法的决心托性格软弱的庆亲王转告慈禧，其中有这样强硬的话：“倘若太后再不放权，许我变法，我定宣布退位，不甘做亡国之君。”

慈禧也火了，她让庆亲王告诉皇上，他不愿坐此皇位，我也早不愿他坐！

慈禧说的是真话。废除光绪帝位的计划已经开始酝酿。

庆亲王究竟是负责处理洋务的，他深知皇帝退位可不是慈禧说退就能退的，因为“热衷”于中国变革的洋人绝不会答应。洋人一干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于是他力劝太后息怒。

慈禧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个模样再说。

6月8日，慈禧召见庆亲王、刚毅和荣禄三人，说皇上要变法，如果有过头的地方，你们要出面“阻拦”。三个人都表示，皇上的旨意他们不敢阻拦，并且说，皇上所做的一切根本没和他们商量过。军机大臣刚毅更是“伏地痛哭”，请太后劝说皇上不要变法。慈禧沉默了一下，说她到时候自有办法。

没有人知道慈禧的“自有办法”是什么办法。慈禧的这句话后来屡屡被中国的正史和野史所引用，都说是慈禧早已经把迫害维新派的陷阱挖好了，甚至已经安排好了砍变法派人头的刽子手。史料里却没有慈禧一开始反对变法的证据，相反，变法是在慈禧的允许甚至是支持下开始的。

只要变法能够让帝国摆脱目前国土沦丧的尴尬处境，慈禧应该是最盼望变法成功的人，原因是她才是目前这个麻烦不断的帝国的真正统治者，国家的强大和稳固是她的最大利益所在。

年初的时候，康有为通过各种渠道几次给光绪递上的关于帝国政体变革的奏折，光绪都送到了慈禧手里。慈禧不但认真读了，而且对改变国家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史书记载为：“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31页。）

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没有表示反对。

6月10日，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了。

6月11日，光绪的变法诏书发表，宣布帝国变法开始。

这一天，光绪专门去了一趟颐和园，把开始变法的消息告诉慈禧，并且给慈禧又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革经验的宏论。史书这样记载了当时在场人的表现：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读着讲着，慈禧斜倚在床上眯着眼听，批评着，议论着。她感叹过去朝廷也行了许多维新自强的事，但究竟都不如这些书里说得透彻。光绪看见慈禧高兴，就主张把这几本折子里的内容大量印刷，大臣小吏人手一本，以习变法。慈禧点头说，就这样办吧。

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变革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历史就是这样简单。并没有后人描述的那种谋划于密室的刀光剑影。帝国的宫廷和帝国的前途至少在那一瞬间是明亮的。

大清帝国的变革运动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表《明定国是诏》开始，至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力图使国家强大起来的变革运动竟然如此短命，变革的主力——那些帝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的下场竟然如此悲惨，这是包括在初夏和煦的阳光中奔向颐和园的光绪皇帝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根据粗略的统计，“百日维新”期间，仅光绪皇帝亲自发出的变革令就有280件之多，平均每天要下达三个变革令。可以想到帝国的衙门该是怎样拼命地起草着，而皇帝则要彻夜审定，传送的官员就得昼夜奔跑于皇宫的红墙内外了。

中国的皇帝如一个急躁的孩子，他想在一天之内把世界上所有的游戏都玩上一遍。在“百日维新”的103天中，帝国整个官僚衙门完全陷入了繁忙混乱之中，整个帝国也为之狂癫——没有人认为自己在变革之外，因为，帝国官制的任何变动都意味着有人或者升迁或者被罢免，而帝国军制上的变动关系到官兵养家糊口的饷银的发放，废除八股文的消息更令全国的举子们惊慌失措，因为他们多年苦读所积累的“高考”经验突然没用了，而商业政策的变化令普通的市民连夜计算一下自己可能的得失。

为了避免保守派的干扰，康有为建议皇帝“乾纲独断”，意思是所有的文件不要通过各级衙门讨论，而是直接命令衙门执行。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经济、文教、军事和政治等帝国政体的各个方面，其中经济体制变革令有七十多件，包括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等。文教变革令八十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规定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要求大办中西文化兼备的学校，特别是科技专科学校，要求王公贵族们“出国游学”。军事变革令有二十多件，要求裁员精兵，开展现代训练。政治变革令最多，达九十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点名立即撤销的衙门就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同时鼓励“官民论政”，这一条最令中国人感到新鲜，因为中国的法律是不允许民间和下层官员议论国家政治的。这条变革令下达后，民间的奏折一下子如雪片飞来，几天之内，仅经都察院转上来的关于对国家政体变革的建议就达七百多件。帝国的官员对民间议政不习惯，有意无意地表示着不同意见，或者干脆扣押不送，结果被皇帝一下子撤了一群官员，其中包括把李鸿章“逐退”。

光绪皇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决定帝国由什么人来管理，他想决定帝国该有什么样的声音。这是帝国最要害的统治权力的关键。慈禧绝对不允许。

变革仅仅开始五天，慈禧突然宣布了她的三道指令：一、以后凡是任命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得到她的批准；二、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三、罢免翁同龢的官职。

晚清时代，帝国最高权力掌握者光绪皇帝和没有任何明确权力职位的慈禧太后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微妙最奇特的国家政权关系形式。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变革开始后的每一天，无论天气如何，光绪都要亲自到慈禧那里去禀报，每次都在慈禧的门外跪着，等待慈禧恩准他进见。慈禧的太监们故意刁难皇帝，每每拖延向内传达的时间。太监们觉得看着皇帝在白玉台阶上跪着的神态很有趣。慈禧对光绪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和蔼的，但是皇帝永远也不敢抬头看一眼慈禧的眼睛。

慈禧的第一道令是在明确地告诉皇帝，帝国官员的任免权属于她。第二道令是在明确地告诉皇帝，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属于她——其中对荣禄的任命后来竟然真的关乎了她的生死。至于第三道令，根据通常的解释，是慈禧要除掉皇帝身边最重要的大臣，翁同龢是众所周知的帝党的首领。慈禧的突然袭击怎么能不让皇帝感到害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竞日不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32～333页。）——皇帝哭了。

第二天，慈禧得知一个消息：一天没有吃饭的皇帝擦干眼泪之后，今天要召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1898年6月16日，是帝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天。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决定是前一天发出的。当时，皇帝和慈禧都在颐和园处理国事，康有为提前一天来到颐和园外的户部馆所住下，等候第二天的召见。

康有为渴望被皇帝召见，他说这是变革的需要。一个六品官要当大官就得“破格提拔”，“破格”的惟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召见，而帝国的皇帝何时“破格”召见过一个六品小官？康有为看见了希望！

三天前的13日，康有为和梁启超商量，决定以礼部侍郎的名义写一个奏折，隆重推荐康有为，当然也顺便推荐一下梁启超、谭嗣同等精英们。拟订的奏折名称很长，说得很直接：《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折》。奏折中特别突出推荐了康有为，一看就知道是康有为自己的手笔：“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徐致清《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强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日，阳光灿烂。康有为兴奋得不能自持。走进等候传旨的朝房的时候，他迎面碰上了政治上的冤家对头荣禄。荣禄是因为昨天得到直隶总督的任命而按照帝国的规矩来向皇上谢恩的。两个人短短的对话是一段精彩的戏剧台词：

荣禄：“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

荣禄：“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既变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54页。）

那个瞬间，荣禄肯定觉得脖子上掠过了一股寒风！

没有比中国的知识分子失意时垂头丧气、得意时忘乎所以更为性格鲜明的人了。问题是，康有为面前的这个大员是谁？是帝国的军机大臣，是帝国的直隶总督，是掌握着帝国武装力量的头号人物！

这一回，秀才真的遇见兵了，荣禄如何也说不清。但是，就凭这一句话，康有为们必死无疑。

颐和园的勤政殿，后来被称为仁寿殿，在这里，光绪皇帝见到了康有为。这是光绪皇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这位帝国的职业变革家。

皇帝首先问了康有为的年龄和出身，见面前的朱卷上写有“康有为十三世为士”的字样，于是“抚掌而笑”。接着，康有为抓紧时间开始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从变革的必要性、“少变”与“全变”的关系、变法的要点、教育变革、财政变革，一直到官僚机构的变革。当说到变法为什么今天才开始时，皇帝已经把面前这个小官当成知己了，他不经意地向帘外看了一眼，然后脱口而出：“奈掣肘何？”康有为知道，光绪指的是慈禧。他安慰皇帝说，重要的是慈禧身边的老臣，他们是凭借遗老资格才有高位的，他们不读书，反对新政，蛊惑太后，如果皇帝还不能罢免他们，至少可以提拔一批精明强干的人，专门破格使用维新人士。光绪听康有为说完，停了一会儿，然后让康有为下去歇歇。

可以想像到康有为回到南海会馆时的得意和风光。

康有为终于平静下来了，开始等待皇帝对他的任命书。

但是，他失望了。光绪皇帝确实给军机处下达了考虑给康有为官职的旨令，军机处上报给皇帝的建议是：赏六品，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皇帝批复：准。

康有为三年前就已经是六品官了，“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只不过是让他换了个“上班”的单位而已。

慈禧太后收回的仅仅是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皇帝不是有权任命三品以下的官职么？按照帝国的先例，召见之后即可进翰林院，至少可以当上内阁中书。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出了什么变故？

最失望的是梁启超。康有为没有升官，预示着他更没希望了。半个月之后，梁启超也被召见，召见后的结果也是官职六品，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气愤之下，要离开京城不干了：“数日之内，世界屡变，或喜或愕，如读相宗书也。南海（康有为）召见，面询极殷拳。而王母主持于上，他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既行矣！”（《梁任公年谱长编》，第57页。）

有人分析康有为和梁启超没有得到官职的原因时，其中居然有这样一条：皇上听不懂广东话。

中国历史上如此热闹的“康梁变法”终于呈现出极为古怪的事实：策动变法的人官职低微，根本影响不了帝国的政局。而且，这两个依靠文字来“变革”的人，直到最后竟连以自己的名义上奏的权利都没能争取到。光绪皇帝为什么没有给他“最宠信的”康有为一个像样的官职，这是历史的一个谜团。康有为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皇上。

失望使康有为们仇恨满胸膛。他们开始无所顾忌了。

14、奏折与陷阱

中国知识分子的胸中永远鼓荡着愤怒，那是由对帝国主义和自己国家的双重批判所点燃的不灭的烈火，这股烈火百年来一直在熊熊燃烧着。

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局面，帝国的文人们没有上战场一搏的可能，他们的武器只有嘴和笔。问题在于，帝国主义不是用嘴和笔便能挡在国门外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令能够接触到西方文明的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压抑的生活中感到了一种希望，人权、平等、科学、技术、言论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些思想犹如新鲜出炉的洋面包浓香四溢，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古老的帝国中最先认识到世间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人。在19世纪末，帝国知识分子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把中华帝国变成和西方一样的国家。

康有为的上书行为在皇帝召见无效后变得疯狂了，他一月之内写给皇上的奏折数量竟比几年来写的奏折的总数还要多。另添的一个举动就是大量地给皇上送书，当然是他自己写的书。他强烈要求中华帝国要学习日本人。他送给光绪皇上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日本变政考》。这部书记述的是日本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三年间明治维新期间所发生的大事。这是康有为献给光绪皇帝的一部变革“样板书”，他特别强调要光绪皇帝模仿的内容中最可怕最致命的是：要想变法成功首先要变革帝国的政体。康有为坚决主张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机构：制度局。他自己解释说，这是一个只接受皇帝一个人的绝对领导、然后再指导全国变法的政府机构。人不必多，“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便可。什么是“通才”？康有为定义为：那些“有胆识，熟谙西法的草茅之士”，没人不知道这是在指他自己和围绕在他身边的知识分子们。康有为设计制度局下设12个分局取代原来帝国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衙门——这不是全面夺权是什么？光绪皇帝也许愿意这么做，因为他怨恨的就是自己目前没有权力，而这是把权力从慈禧太后那里夺回来的机会。可是，康有为是否征求了那些王公大臣们的意见？想必没有，否则这个小官肯定不会活到现在了。果然，康言一经传出，“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作废矣。”——如果天下都归一个什么局来管，那么除了光杆皇帝之外，天下不就是康有为一个人的了吗？

其实康有为还是考虑到了王公大臣们的情绪，他给光绪皇帝出主意说，不要把原有的官员一扫而光，可以依旧让他们做官，官职称呼官饷待遇都不变，甚至可以给他们涨“工资”，只是不要让他们有实际的权力——总之，把他们架空，就万事大吉了。

在封建帝制的国度里，康有为设立制度局的建议可谓异想天开到了绝顶的程度。

同样是异想天开的光绪皇帝命令军机处对设立制度局拿出具体实施办法来。军机处拖延很久之后，答复：没有办法。

那些天，全国上下“人人惊骇”，数万官员“官心惶惶”。“德高望重”的大学士徐桐首先声明：要裁就先把他裁了。

制度局最终没能设立。康有为痛恨阻力，于是又献给皇上一本《波兰分灭记》，不是再告诉皇上如何学习洋人，而是告诉皇上如何扫除学习的阻力。在详细列举了波兰变革屡遭阻挠结果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后，康有为给皇上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变衣服以易人心。这真是个奇特的建议，惟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兴师动众地想出此种荒唐政议——国家的政体变革与百姓们穿衣样式有什么必然联系？康有为的原话是：“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难道帝国的长袍马褂都换成了西装，帝国的男女老少都挂上了领带，帝国的政体变革就能成功了？

帝国知识分子的变革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为他们在这个帝国里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城市新兴的商人阶层，而这个代表改革需要的阶层在没有现代商业的帝国根本无法形成气候。依靠农民？这是帝国最庞大的人口群，但是，康有为们的变革无论口号和目的都不符合这个阶层的利益需求。资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工业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以牺牲农民的某些利益为代价的。况且，帝国松散的、以个体生产为基本生存方式的农民阶层不具备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觉悟。依靠中下层士绅？然而，这个较为激进的阶层千百年来成长和生存在封建社会里，自由与民主社会变革将势必动摇他们存在的根基。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国家的变革者被押往菜市口刑场的时候，他们是看热闹的主力，是津津乐道的说笑主体。

帝国的知识分子绝望了。绝望中的康有为们只能依靠帝国官员中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他们选中了袁世凯。

袁世凯，民国初年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国历史给这个人的人品下了铁的定论：暗杀异己、摧残革命、伪造民意、欺国骗世。但是，至少在戊戌年间的时候，袁世凯仅仅是一名帝国的职业军官。这个出身于官宦之家的人曾经热衷于八股，但才学不佳最终使他走上了从武的道路。他训练的“新军”是帝国陆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全部装备着洋枪洋炮，虽然这支部队还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争，但是已经引起帝国内外的关注。作为直隶按察使，实际上就是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军事长官，袁世凯深得“新军”官兵的忠诚，因为他每月亲自给官兵们发饷，饷银之高乃帝国军队历史上前所未见，且“新军”中的德文学堂、炮兵学堂、步兵学堂、骑兵学堂等都公开招收学员，普通士兵经过学习便可以升为士官或军官，因此习武热情高涨全军。

康有为们认为袁世凯是个具备现代思想的军官。他们特意派人到天津试探，得知袁世凯和荣禄等人有矛盾，于是决定拉拢这个掌握着兵权的人。历史给予康有为们的“理由”是：袁世凯是一个汉人。满人开创的大清国政府为了保障满人的安全，除非万不得已，从不把兵权交予汉人，袁世凯也不例外。可是重兵在握的下一步只能是希望兵权也在握。于是康有为们暗示他们可以帮助袁世凯实现心愿。

1898年8月底至9月初，光绪先动手了。

8月30日，皇帝一下子裁掉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裁掉了总督和巡抚同在一地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了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

帝国所有的官员开始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的官职什么时候会不翼而飞。正在这个时候，礼部一个和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和太后关系紧张，为了缓和太后和皇帝的关系而有利于变革，于是上了一道“绝妙”的奏折，建议“皇帝陪同太后一起到各国去游历”。王照认为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是融洽太后和皇帝的“母子关系”；二是亲眼看一下洋人变革的成果，太后就会全力支持皇帝了。奏折递到礼部，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奏折“大为出格”，不禁“勃然大怒”，将奏折扣下。光绪皇帝知道此事后，也“勃然大怒”，言礼部竟敢公然违抗“不准扣押奏折”的旨意，于是下旨：罢免礼部全部官员。同时，将王照破格从六品直接跨越三级升到三品！

礼部官员“相顾错愕”，战战兢兢地在祖宗的典册中寻找自己被撤职和王照连升三级的依据，结果是：“盖自通籍以来，未见此不测之赏罚！”

紧接着，光绪又下了一道更令人惊骇的圣旨：任命四位新军机章京——光绪皇帝没有任命二品以上官员的权力。四位新军机章京是：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帝国的历史在这一刻发生的事可谓开天辟地，因为这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实际上已是帝国新任宰相。

还是没有康有为。

四个新宰相中的三个人是南方封疆大臣张之洞推荐的。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帝国南方的高级官员身处较早开放的土地上，虽为朝廷命官但观念已经超越封闭腹地内的朝廷，这一点在帝国今后的发展历史中是有极其特殊的意义的；另外，帝国官员的使用永远是在官场的范围内循环再生，没有任何背景的康有为必然永远进入不了帝国官场的高层之中。

帝国的法典规定，二品以下官员不能随便上朝，于是，光绪又找来几个心腹太监作为他和四个年轻人之间的联络人。

光绪已经把制度局以另外一种形式设立了。

军机处，帝国最高的权力中枢，位居一二品的军机老臣们眼看级别仅仅为四品的四个年轻人跑来跑去地忙，他们却被皇帝冷在一边，于是，一窝蜂地跑到颐和园，见了慈禧天塌地陷般地磕头痛哭。

9月6日，新军机章京被任命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遭到慈禧的迎头痛骂。光绪涕不成声，“哭谏”不止。

事到如此，无论是光绪还是慈禧都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慈禧不能任凭局势这样发展下去，因为她的权力已经受到严重威胁。

康有为们感觉到了来自慈禧的巨大威胁。康有为对他的同仁说：必须除掉这个老太婆，不然一切都完了。“要尊君权”，就非“去太后不可”。具体的办法是：“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太后。”

于是，9月11日，光绪皇帝收到一份奏折，名为《密保统兵大员折》，奏折中极力赞扬袁世凯所训练的天津“新军”，极力描绘了袁世凯“人才难得”。奏折向皇帝建议：召见袁世凯并且破格提拔。

这份奏折是以礼部侍郎徐致清的名义写的，但实际上是康有为亲笔为之。

帝国的变革到这一天已经是第91天了，心中忐忑不安的光绪但愿自己手中能够掌握一支军队，于是当天批复：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这是一个没有保密的明发上谕，且是经过荣禄之手，因此，瞬间天下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不了解真相的“新军”士气为之一振，更高兴的是同样不了解真相的袁世凯，他认为自己的官运就要来了，于是特别感谢虽然没有官职但能和皇上说上话的康有为，夸康有为“真是旷世之才”——人到这个时候，最容易混淆幸福和灾祸。

帝国内毕竟还有清醒之人。那个建议皇帝陪同太后到外国游历的礼部六品主事王照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康有为的这个举动必将造成大祸临头了。王照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于是写了一首诗：

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

■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

项城，袁世凯之字。

王照说得不错，确实打草惊蛇了。

9月13日，在慈禧的安排下，荣禄开始大规模向京城周围调动军队。

9月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

到达北京的袁世凯忙着拜访各位京官，而他听到的小道消息令他目瞪口呆。京城从来都是盛产小道消息的一个政治城市，连贩夫走卒都能够生动描绘朝廷里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新闻。袁世凯听到的消息包括：六部九卿很快就要全部撤销了，康有为们的“新党”要执掌大权了，维新党要专门设立鬼子衙门请洋人来管理国家，皇帝信奉天主教了，现在的衣服样式要作废了，等等等等。其中有一条消息最让袁世凯不知所措：太后已经下旨意，秋天要和皇上一起到天津检阅部队，太后准备借检阅的机会把皇帝杀了——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康有为们玩弄的一个把戏，给他们的“去太后”寻找的一个不存在的理由。慈禧要是真的想杀皇帝，她仅仅需要一剂砒霜或者是一根丝带，找一个太监就能把事情办得干净利索。她27岁那年杀肃顺等王公大员，杀了之后人们才知道。政治阴谋已经玩得十分熟练的慈禧何须像康有为们所描绘的那样，得兴师动众地跑到天津，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掉皇帝？这一切仅仅是康有为这样的幼稚文人才能编造出来的。

袁世凯住王府井大街报房胡同法华寺海棠院。

还是这一天，光绪皇帝拿着康有为又以别人的名义写的一份奏折去请示慈禧。这个奏折说“制度局”这个名称有点洋味，大臣们可能听上去不习惯，建议改成“懋勤殿”。史料记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依旧是这一天，康有为接见了他选中的一个刺客：毕永年。此人是湖南会党的首领，谭嗣同的好友。康有为认为，指望袁世凯一个人对付慈禧和荣禄他们还不牢靠，必须再找一个人担任关键的任务：在围颐和园的混乱中，伺机杀掉慈禧。康有为对毕永年说：现在情况危机，太后要在9月的天津阅兵时杀皇上，你说该怎么办？我想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但是皇上手里没有一兵一将。我已经奏请皇上召见袁世凯，但愿事情能成。

还是这天，另一个重要人物到达了北京。他就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看来京城流传的“设立鬼子衙门”不是空穴来风。伊藤博文，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马关条约的主要谈判者，康有为们的主要“声援”者。他是日本天皇的顾问，直接参与和指导过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时已经在中国住了不少时间，与康有为们有过密切的接触，对中国的变革特别“热心”。他是应光绪皇帝的邀请来“游历”的。

伊藤博文的来京，引起了慈禧的“后党”们的极大警惕，他们不知道皇上又要干出什么事情来。因此，荣禄在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名义宴请伊藤博文的宴会上，他惶惶不安，“神色惨沮”，“未遑终席，借事辞去”。荣禄离开宴会就去给慈禧写了秘密奏折，提醒慈禧要格外警惕这个日本人，并建议慈禧在这个准备参与帝国政事的日本人见到皇帝之前采取必要的“行动”。

史书记载道：慈禧借口发难，实由伊藤来华。

洋人们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举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无论洋人们怎样在举子上街的时候聚集在东交民巷兴奋地看热闹，无论洋人们怎样暗中鼓动帝国的知识阶层起来造反，但是有一条洋人们心里清清楚楚，那就是这个帝国无论怎样变化都要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帝国主义们并没有武装占领这个帝国的想法，因为几乎所有盯着中华帝国的列强都知道，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不是非洲和美洲，占领和统治东方这样一个古老的帝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帝国主义们需要的是这个帝国能够方便他们的势力扩张，以便于他们更加顺利地开拓东方的巨大市场。为此，建议设立制度局的帝国知识分子需要帮助。

伊藤博文到达北京后，光绪皇帝的案头上堆满了康有为们以各种名义写来的奏折，他们力促皇帝将这个日本人留在北京当“顾问”，建议皇帝要“优以礼貌，厚其饩廪”。

其实，无论是康有为和光绪还是慈禧，都把事情看得严重了。伊藤博文没有帮助光绪推翻慈禧统治之意，也没有协助康有为们变革之意，他来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搞清中国与日本和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中日战争之后，中华帝国对俄国亲密起来的倾向是对日本的极大威胁。而伊藤博文之所以对中华帝国的维新派感兴趣，是因为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帝国知识分子们对日本有一种明显的崇拜和亲和倾向。

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天未亮，袁世凯就身着礼服在颐和园门外等候了。天亮起来时，他被太监引进了颐和园玉澜堂。光绪对袁世凯十分亲切，详细询问了有关军事上的问题，然后让他好好训练军队。甚至在袁世凯表示为了迎接皇帝和太后的阅兵他要立即回天津准备的时候，皇帝还劝他在北京多玩几天。召见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话。但是，袁世凯刚刚回到住所，圣旨就传来了。这个圣旨让袁世凯热泪盈眶，他被任命为候补侍郎，官二品——这绝对是破格提拔。因为，按照帝国的成例，京官比外官高一品，外官内调为京官都需降一级。此时袁世凯是正三品，内调应变更为四品，即使是最得宠的外官也只能是原级不变。袁世凯居然一下子升为二品侍郎就等于是连升两级了。

袁世凯立刻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样的话。为此，他以后顺理成章地被卷入了帝国知识分子变革旋涡中。

袁世凯受到召见的时候，那个名叫毕永年的刺客正和他的好友谭嗣同聊天。谭嗣同说：我以为围颐和园之事不能做，但是康先生执意要做，而且给皇上写了奏折，我也没办法，只有拼一死了。有你在我身边太好了，但不知道康先生怎么使用你？

到了晚上，当康有为得知皇上任命了袁世凯为二品候补侍郎时，他正和梁启超一起吃晚饭。康有为站起来拍案叫绝：“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也！”

康有为回去就对毕永年说：我想让你到袁世凯那里当个参谋，监督袁世凯的行动。毕永年认为他一个人监督不了袁世凯。康有为说：要不，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你率领百人，奉诏把慈禧太后杀了。

袁世凯官升二品，按规矩必须到慈禧处谢恩。袁世凯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在慈禧面前浑身发抖。慈禧这样对他说：“好好练兵是对的。皇上最近做的事，好像太急了点，我觉得有别的意思。下去吧，以后皇上再召见你，你到我这里知会一声。”

紧接着，袁世凯到皇帝处谢恩。光绪皇帝的话令连升两级“惭愧万分”的他头皮一炸。皇帝说：“你练兵、办学堂都甚好。以后可以和荣禄各办各的事。”

袁世凯有点慌了，他现在才觉得自己的处境似乎很危险。他想把皇帝的任命辞了，但是又不敢。想了很久，他给远在南方的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意思是，他要向皇上保举张之洞，让张之洞来北京“主持新政”。袁世凯本是想通过这封电报试探一下老练的张之洞的反应，同时，如果张之洞真的来京，一旦有什么变故，也可有一个依靠。谁知道，张之洞的回电立刻到了，而且就短短几行字：“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张之洞的回电清楚地表明袁世凯已经掉进一个万分危险的政治陷阱里了。

1898年9月18日，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18日上午，光绪皇帝接到候选郎中陈时政的奏折，建议皇帝接见伊藤博文：“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陈时政：《条陈时务便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立即批复同意召见，时间定在20日。

当天，军机处就把光绪的批复连同陈时政的原奏折一齐递给了慈禧。

与此同时，庆亲王奕劻、端亲王载漪也到达了颐和园。他们告诉慈禧，现在时局千钧一发，如果等到皇上召见了这个日本人，“中国的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

这一天傍晚的时候，光绪任命的四个年轻宰相中的杨锐和林旭两人找到了康有为，出示了光绪皇帝托他们分别带出的“密诏”。杨锐手中的密诏是皇上赐给四位宰相的：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企望之至。（《上谕》，《戊戌变法》（二），第92页。）

而林旭带出的密诏则是光绪皇帝特别赐给康有为的：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上谕》，《戊戌变法》（二），第97页。）

光绪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曾令康有为到上海去督办《时务报》，康有为没有去。现在，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读到密诏，跪在地上“痛哭不成声”。

哭完了，谭嗣同受命出发去法华寺，找袁世凯，准备实施围颐和园刺杀慈禧和荣禄的计划。

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是一个令袁世凯魂飞魄散的夜晚。满脸肃杀的湖南人谭嗣同万分紧急地闯进了他的住所，关上门，开始了谈话。梁启超撰写的《谭嗣同传》中对谈话的记载译成白话如下：

谭嗣同：“你对皇上如何评价？”

袁世凯：“旷代之圣主也。”

谭嗣同：“太后要废黜皇上，你知道吗？”

袁世凯：“听到一些传闻。”

谭嗣同：“今日可以救我圣主的人，只有你了！你如果想救就来救；如果不想救，请现在就把我绑到颐和园去杀了，那样你可以获得荣华富贵。”

袁世凯：“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我们都是共同为皇帝效劳的人，我和你一样，都受到皇帝特殊的宠爱，救护皇帝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你说怎么办吧？”

谭嗣同：“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的时候杀害皇帝，你如果能够一军顶二军，保护皇帝，恢复皇帝的皇权，清除皇帝身边居心叵测的大臣，肃清宫廷里的反对势力，你就完成了一件惊世之举！”

袁世凯：“如果在阅兵的时候有人胆敢谋害皇帝，我一定命令我的官兵杀奸贼，我也会拼一死营救皇帝。”

谭嗣同：“那个荣禄平时待你不错，你把他怎么处置？”

袁世凯：“如果他敢谋害皇帝，我杀他如同杀一条狗！”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对此事也记载详细。根据袁世凯的记述，当时谭嗣同向他出示了一个“武装暴动计划”的草稿，那是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的内容是：荣禄密谋杀害皇帝，大逆不道，如果不除掉这个人，皇帝的皇位不能保，性命也不能保。袁世凯20日面见皇帝的时候，请皇帝下一道手谕，命令袁世凯带兵去天津，见到荣禄，将皇帝的手谕宣读，然后把荣禄就地正法。袁世凯代替荣禄为直隶总督，再以总督的名义把荣禄的罪行公布于众。接着，查封邮电局和铁路局，迅速带兵进入北京，以一半兵力围颐和园，另一半兵力守卫皇宫，这样大事就算成功了。

袁世凯问谭嗣同：“围颐和园干什么？”

谭嗣同回答：“不除那个老朽，国家不能保！这件事我来负责，你就只管把颐和园围住就行，其他的不必问了。”

袁世凯后来回忆道，他当时的感觉是“魂飞天外”。

袁世凯想拖延时间，让脑子冷静下来，然后决定自己把赌注到底押在哪一边。他说：“我的军队的枪弹火药，全部由荣禄掌握，而各营的官兵也多属荣禄的人，等我回天津后选一些可靠的将官，再准备点弹药。”

就在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围迫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在他的房间里一夜忐忑不安。凌晨，内城城门一开，康有为就赶快进城探听虚实，他听到的是“袁不能举兵”的消息。

康有为看见在内城街道上行进的部队官兵的装束很特别，头缠着白布或者头戴白帽——应荣禄的命令，董福祥部的甘军昼夜兼程现在已经到达北京。

绝望的康有为知道现在惟一能够挽救时局的就剩洋人了。他立即去找那个英国人李提摩太。当李提摩太陪他到达英国公使馆的时候，才知道英国公使窦纳乐到北戴河避暑去了。他又去找美国公使，而美国公使正在西山休养。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早晨，满脸恐惧的康有为找到的洋人只有伊藤博文。他请求伊藤博文向慈禧太后说情，希望太后能够回心转意。但是伊藤博文告诉他希望渺茫。

几近绝望的康有为回到住所，总理衙门章京李岳瑞来了，告诉康有为一个消息：英国军舰正在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游弋。英国军舰开到天津海面的理由是“保护中国”——谁都知道，英国人从来没有“保护”过中国，他们要保护的是自己的在华利益。

已经神智混乱的康有为立即向皇帝递上一个奏折，内容是“联络与国，实行合邦”。这是康有为给光绪皇帝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也是最荒唐的一个建议：“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宋伯鲁：《事变日亟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页。）

这真是穷极无路的文人才能幻想出来的“政策”。帝国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先于国人了解了一些外部世界，但也仅仅是刚刚接触而已，他们在封闭的国度里对整个世界秩序是无知的。于是，康有为并不担心日本、英国和美国愿不愿意与中国“合邦”，他担心的是自己的皇上嫌“合邦”的名义不好听，会以为或许有点“卖国”的意思，为此他规劝道：“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联合英美日”其实是洋人出的主意。英国人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了一张地图，上面画着西方各国瓜分中国的形势，其中在中国的北方，一只黑熊占据了地图的绝大一片。李提摩太建议中国必须和日、美、英三国实行“联合”，抵抗住俄国人才能使中国不致亡国。这个英国人的建议与康有为给中国皇帝的奏折的区别在于：康有为没有把英国人的心思看明白。按照李提摩太自己的说法，他的真实意图是：争取在一年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构、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要加开几个新口岸，对英通商。”

“合邦”奏折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哀的历史幽默。

洋人们给康有为的最后一个建议倒是实实在在的：赶快逃亡。

15、思想随着人头落地

翰林院恽毓鼎撰《崇陵传信录》：“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嗫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慈禧）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四日酉刻进城，诸务仓卒未备。”

以上两则所记载的慈禧回宫时间有异，前者是黎明，后者是晚上。据光绪二十四年的“起居注”记载，慈禧回宫的时间是“初四日申刻”，既下午3时至5时。

无论是那一种记载准确，总之，9月19日，在谭嗣同和袁世凯商量围迫颐和园的第二天，慈禧突然回到了紫禁城。

慈禧回到紫禁城后的动作是：直接到光绪的殿内，将皇帝的印章和文件全部拿走，然后说皇帝忘恩负义，企图要谋害于她。最后决定她上台掌权，理由是“皇帝病了”。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政变”。

第二天，9月20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光绪还有一项“外事活动”，那就是慈禧十分惧怕的皇帝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会见。为了不引起洋人们的抵触情绪，慈禧恩准这个接见照常进行。但是，伊藤博文在见到中国皇帝的时候绝不会想到，皇帝背后一间挂着珠帘的房间里，慈禧正在监听他们的谈话。

日本《梅尔报》刊登了中国皇帝接见伊藤博文时的情景：当伊藤博文赞扬中国的变法，且对光绪表示钦佩的时候，光绪皇帝转移了话题，问起伊藤博文在中国的起居饮食。伊藤博文随后表示他可以为中国的变法做点事情，光绪皇帝的回答是，可以把意见和建议通过总署上报到他这里。

接见完伊藤博文，光绪召见了袁世凯。被皇帝直接提拔的高级官员在离开京城前都要“进宫请训”。这次召见连对慈禧回宫并不知情的袁世凯都感到了气氛不对：光绪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袁世凯见此情景小心地劝皇帝变法不能“操之过急”，还说张之洞这样的老臣可以重用，而那些“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缜密”，皇上要多多留心——袁世凯的这些话，很大程度上慈禧听着十分顺耳。这不知是袁世凯命运里的福气，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经验所决定——试想，如果袁世凯在这个场合哪怕稍微透露一点谭嗣同与他谈话的内容，局面会是什么样子？那一天皇宫里的召见记录上记道：皇上“无答谕”。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为戊戌变法中的“无耻叛徒”，说是由于他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这是中国人对遥远的历史戏剧化的解释。袁世凯并没有告密。当慈禧回到紫禁城并且控制了光绪以后，袁世凯还在北京接受了光绪的召见。召见完毕后，中午他动身回天津，当晚见到荣禄。在这个时候，他对是否该把秘密告诉荣禄依旧犹豫不决，而刚好有人来拜访荣禄，袁世凯就告辞了。直到第二天，也就是21日，袁世凯才将杀荣禄和围颐和园的事情告诉荣禄，荣禄听了之后“大惊”，但他并没有如后人所说的那样“立即化装进京告密”，而是与袁世凯两个人躲在屋子里商量怎么办。中午的时候，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和袁世凯出示“训政之电”，荣禄和袁世凯这才知道慈禧已经动手了。

22日，御史杨崇伊把袁世凯和盘托出的文人们企图“围颐和园”和“捕杀慈禧”的计划带回北京。23日，“太后已接到北洋袁世凯出首密告之事，追问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谭，否则立受廷杖矣。”——慈禧没有用棍子把光绪打死，只是把他从此囚禁起来，囚禁在那个叫做瀛台的地方。慈禧立即下达的手谕是：步军统领全力捉拿所有的变革党，包括那个罪该千刀万剐的康有为。

步军立即把南海会馆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没有找到康有为。康有为在20日就秘密出京了——他派谭嗣同去找袁世凯商量暗杀行动的时候，自己已把行李收拾妥当。当会馆里他的“同志”们打盹之时，他带着仆人李唐趁着天没大亮，溜出北京的城门，走了。

帝国缉捕令：“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兵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洋人在中国历史上公然庇护中国政府通缉的政治要犯的“习惯”自1898年9月康有为的逃亡开始。

9月20日一个白天，康有为从登上火车到火车行驶至天津，居然没有人前来查问过。黄昏，康有为抵达塘沽。他原准备搭乘招商局的轮船南下，但是到了塘沽才知道，那艘轮船21日下午4时才起航，他不敢等这么久。熬过一个恐惧万分的不眠之夜后，21日上午他上了英国公司的一艘客轮“重庆”号，无论从购票到上船，同样没有受到任何盘查。康有为安全地离开了天津。

当“重庆”号一声长鸣起锚离开塘沽港的时候，北京城正被满街乱闯的步军们闹得天翻地覆。所有的城门关闭了，京津铁路停运了。但是，300名包围南海会馆的步军仅仅捉拿到了没有来得及跑的康广仁。康广仁直到被捉住的时候，也没闹清楚一直形影相随的哥哥是什么时候无影无踪了的。

没有捉住康有为，慈禧暴跳如雷，朝廷给烟台、上海发出了紧急懿旨：“康有为企图进毒丸谋害皇帝，事败南逃，务必捉拿康有为，就地正法。”

此时在天津的荣禄也开始了严密搜查。在把天津同样闹了个天翻地覆以后，荣禄才知道康有为上了英国轮船“重庆”号，于是立即派“飞鹰”号快艇出海去追——康有为如果不搭“重庆”号而等招商局的定期航班的话，他必死无疑。快艇追到中途，负责指挥快艇追击的管带刘冠雄称“燃料不足”，带着快艇回来了——历史终不得知这个帝国军官是真的由于出海匆忙没来得及加足燃料还是他原本就是一个“康党”。

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抵达烟台港时，慈禧的懿旨已经到达烟台。但是，电报十万火急地送达帝国政府在烟台的衙门时，这里的最高官员登莱道李希杰因事外出没在，而译电的密码本带在他的身上，结果烟台的官员们只知道是朝廷发来的特急件，但就是不知道电报上说的是什么。而康有为利用轮船在港口停留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烟台的大街上闲逛了一番——“游览了近处的风光，购得几篓烟台苹果供沿途品尝。”

“重庆”号继续向上海方向航行。海风吹拂，秋高气爽，康有为全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

上海不是烟台，早已接到慈禧的懿旨的上海道蔡钧已在上海布下了天罗地网。康有为的照片被大量地分发给了大街小巷中的所有缉捕人员。消息传来说，康有为很可能乘坐的是一艘英国船，因此，蔡钧特地照会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要求他准许搜查从天津开来的所有英轮。

白利南，1898年至1901年间英国驻中国上海总领事。这个英国人具有典型的帝国主义们的思维模式。尽管他在拒绝蔡钧的要求时，答应由英国派巡捕完成搜查任务，并且对蔡钧许诺的“事成之后送两千元为酬谢”表示了感谢，但是，私下里，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场就决定营救康有为。原因很简单：不管帝国政府捉拿的这个人是李有为还是王有为，反正是中国的“政治犯”。况且，他的朋友李提摩太的电报随后也到了，请求他保护康有为的安全。白利南对自己的决定解释得措辞生涩含义暧昧：“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为倘若在英国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国官员捕获而可能引起的困难问题。”——帝国政府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或领海上捉拿一个中国人，如何让英国人感到是一个“困难问题”？洋人对中国的政治犯天生有一种保护的欲望，这与其说是在保护一个“不同政见者”，不如说是在通过有意的对抗来提醒中国政府：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我的特权是铁一般存在的。

24日，当“重庆”号行驶到吴淞口外的时候，白利南派出了一个精通中国话的英国人濮兰德乘驳船前去截“重庆”号。濮兰德手上有上海道蔡钧发给他的“钦犯”康有为的照片，因此他很快就在船上找到了康有为。以下是他见到康有为时两个人的对话：

濮兰德：君为康有为乎？

康有为：是。

濮兰德拿出照片：此君之相乎？

康有为：然。

濮兰德：君在北京曾杀人否？

康有为：吾安得为杀人事，何问之奇也？

濮兰德立即出示他在上海道蔡均那里抄来的懿旨电报，电报上写着：进红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

濮兰德：君有进红丸弑上事否？

康有为：我乃一忠臣也！

为了表明自己不可能杀皇帝，康有为把皇上赐密诏一事说了。

濮兰德：我领事固知君事忠臣，必无此事，且向知汝之联英恶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随我下轮，事不可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

康有为跟在濮兰德身后下了“重庆”号。濮兰德的驳船将康有为转移到停泊在吴淞口外的另一艘英国轮船“皮瑞里”号上去了。至此，康有为基本上安全了。

一个千载难逢的升官机会就这样从上海道蔡钧的手掌上飞走了，不但如此，他将面临的是慈禧暴跳如雷的处罚。

而康有为开始痛哭了，濮兰德劝了半天才止住。他哭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为自己的身败名裂而哭；同时他从慈禧的电报上推测，皇上肯定被慈禧杀了。

“皮瑞里”号在吴淞口外停泊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康有为不停地写信。给朋友写，请求他们救自己的家人；给家人和学生们写，让他们赶快避难。他想跳海自杀，和皇上一块死，因此留下一封遗书。他想到了地狱、天堂和佛家：

吾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间世，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子弟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岁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康南海先生墨迹》，《戊戌变法》（一），第409页。）

在准备跳海自杀的时候，他还作了首诗：忽洒龙■翳太阴，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62～163页。）

康有为没有跳海。他没有死。

9月29日，英轮“皮瑞里”号到达香港，康有为彻底脱险了。

康有为最积极和忠实的追随者梁启超也在洋人的掩护下脱险了。掩护梁启超的是日本人。

21日，在京城一片步军搜查的马蹄声中，梁启超和谭嗣同商量着怎样救康有为。谭嗣同建议去求日本公使，让日本公使给驻上海的日本领事发电报，设法掩护康有为。梁启超赶到日本使馆求见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时，脸上“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他请求日本人救中国的皇帝。说完了，到街上去观察动静。步军此时已断绝交通，盘查所有行人，满街杀气腾腾。他终于只有又跑回日本使馆。当夜，他在日本使馆留宿。

第二天，谭嗣同来日本使馆看他，劝他逃亡日本。而说到自己时，谭嗣同表示“自己决心一死”。他把自己诗文辞稿数册以及家书交给了梁启超之后，便又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

步军们已经注意到日本使馆里的不正常。于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立即派正在北京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同梁启超化装出城。至于他们到底化成了什么样，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想像化的绝对不是一般的装，因为他们竟然瞒过了布满城门的步军官兵们的眼睛。

梁启超在天津径直上了日本人的军舰。军舰直接开往了日本横滨。

梁启超在《去国行》中描述了他逃亡时的心境，行文仍有骚体美文之风：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梁启超：《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10月24日，康有为从香港到达日本。帝国的知识分子中的“造反派”云集日本，使日本成为颠覆大清帝国政权的大本营。

此时，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党孙中山也正在日本招兵卖马。

早在1895年，孙中山和康有为就联络过。那时孙中山正在准备广州起义，他派陈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为。陈少白正好和康有为住在了一个客栈，仅仅一房之隔，于是孙中山的特使和康有为有过一次“颇欢”的谈话，谈的全是如何推翻帝国政府之事。但是，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他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而眼看着就要受到皇帝重用的康有为立即和革命党疏远起来，因为他害怕“革命党株连，有碍仕途”。至于现在孙中山有意与康有为合成一股力量时，康有为的回答让孙中山吃惊不小：“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48～49页。）

康有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忠实的“保皇派”的原因十分简单：他是在那个风云莫测的年代里惟一见到了皇上且得到了皇上赏识的文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康有为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乱党”，他在关于“戊戌变法”的最系统的回忆录《戊戌奏稿》中，有意删除了有关“谋杀”和“刺杀”的一切过程，不但篡改了他给皇帝写的那些奏折的内容，连皇帝赐给他的那份密诏的内容都篡改了——“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变成了“汝可迅速外出求救，不可延迟。”

为了饱受“禁锢之厄”的皇上，康有为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甚至招募了人数不少的“保皇军”。他在英国、美国到处游说集资，设立“保皇会”的分部。他甚至还请一个名叫荷马李的美国人来训练“保皇军”，且“代表中国皇帝”封荷马李为“大将军”，发给他一套大清帝国的“将军服”。康有为的相片和那个穿着帝国军服的美国人荷马李的相片并排挂在了“保皇会”的办公室里。但是，没过多久，荷马李突然投靠孙中山，成为了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背叛”的原因也很简单：这个美国人立志要推翻大清帝国的现政权。

光绪皇帝在孤岛一样的瀛台度过他30岁生日的那一天，康有为在美国组织了大型的“华侨行礼”活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乡人无工商贵贱老幼，长袍短褐，咸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汉宫威仪。”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皇权被彻底推翻的第二年，康有为回国，因为对他的通缉令在革命中消失了。

以后，他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康有为一生的政治活动令他拥有了大量的金钱，过着和他一直要“救”的“民众”们截然不同的豪华生活。上海、杭州和青岛都有他的别墅。青岛的别墅是他买下的“凶宅”，因为那幢别墅里曾经住过多任“督军”，而那些“督军”们一一都被枪毙了。康有为不怕，没有人要枪毙他，因为他不但是一个著名的文人，而且还是“孔教会”的会长。以“大儒”自称的他惟一和孔圣人相反的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而他热衷于扶占问卜。他信风水，当他给母亲寻找安葬之地时，曾为“正穴”里没有挖出代表风水的“土瓜”而痛不欲生，于是他雇的民工们制作了一个骗他，而他一下子“兴奋异常”。他维护大清帝国旧有的一切风俗，宣称要“冒万死以保旧俗”。他开列出要“不惜生命”保护的“旧俗”有五项，其中一项是纳妾。他自己确实“以身作则”，一生妻妾成群，正式娶回家有名有姓的妻妾就有六个，即：

19岁时娶元配夫人张云珠，生四男一女。

40岁时纳18岁“不但貌美且能舞文弄墨”的广东姑娘梁随觉，生两儿两女。

50岁时，流亡美国，纳“不但通晓几国文字且对中国诗文有深厚基础”的17岁的华侨姑娘何旃理，生一子一女。

56岁时，回到国内，纳18岁“善解人意”的日本姑娘鹤子。鹤子原来是康有为在日本居住时家里的女佣。

两年以后，58岁时，纳第五夫人廖定征。

62岁时，花甲已过的康有为再显风流，游西湖时对一个“天生丽质”的大名叫张光芳、小名叫阿翠的20岁船女紧追不舍，最后终于纳入房中，为“六夫人”。

康有为追求的不仅仅是女人，还有“我的皇上”。皇帝没有了，但是受到民国优待的下台皇上溥仪还在，这在他眼里就是“当朝皇帝”。1927年3月8日，康有为70岁生日，因为天下还有这么一个“忠臣”，溥仪便派人送来贺礼，其中有溥仪亲书的“岳峙渊清”匾额一幅和玉如意一柄。康有为再次感受“龙恩”，“欣喜若狂”，立即穿上他当“工部主事”时的前清六品官服，“摆设香案，遥拜天恩”。除了头上没有一根辫子之外，他的打扮令人恍如隔世，因为帝国的皇权已经消失16年了。叩首完毕，康有为写了一份“谢恩折”，表示要把皇上的贺礼“付子孙后世，永戴高天厚地之恩，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他把这份奏折让书局印1000份分发。这是康有为一这辈子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的最后一份“奏折”。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先天下之忧而忧”自居。问题是，“天下”是谁的天下？中国早有经典的回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当康有为给“皇上”写最后一份奏折的时候，他听见了大街上北伐军的炮声和“打倒列强”的歌声。革命对他来说是恐怖的。他跑到青岛去避难，23天之后死于青岛别墅，享年70岁。

有人提议把康有为葬于清西陵光绪皇帝陵墓一侧，以了却他“陪伴君侧”的终生愿望，但是据说是因为“经费问题”而没有“了却”。最后，由青岛市长主持，康有为被葬于青岛李村枣儿山。

相信康有为死不瞑目。

当年和康有为一起“变法”的“同志”还在他逃亡日本的时候就未经任何审判程序被立即押往菜市口刑场行刑。史称“戊戌六君子”

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中写道：

有老狱卒刘一鸣者，戊戌政变时，曾看守谭嗣同等六人。其言曰：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做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趾思张俭一绝而已矣。林旭美如处子，在狱中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抑。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角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耳。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惟此四人，一歌，一笑，一哭，一詈，殊相映成趣。（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41页。）

黄濬，清末七品堂官，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33年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文才颇受蒋介石赏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成为头号大汉奸案的主角，并且“以通敌罪伏法”。上述“相映成趣”的情节是大汉奸案的另一个主角汪精卫亲口对他描述的：“精卫先生居北京狱中可两年，时时就狱卒，得闻数十年来佚事，曾杂见于南社诗话。比语予，所闻字字实录，出自狱卒之口，质俚无粉饰，较之文人作史尤为可信。”（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41页。）

行将就戮的人彼此“相映成趣”就已经是奇闻了，而帝国政府的刑场还设在京城内最繁华的闹市，于是可以想像，当六个表情不一的“政治犯”被押往刑场的时候，人山人海地观看的各色中国人中，即使有黯然者而必然也有谈笑风生地看热闹的人，国人愚憨麻木的神情和菜市口街道两侧夸张地表现中国文化内涵的商铺招牌一起，想必在那一刻更加“相映成趣”。

所谓“望门投止思张俭”，是指后人传播甚广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即：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谭嗣同传》。）

据说此诗被梁启超“篡改”过，原诗为：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张俭”一典出自《后汉书·张俭传》：张俭获罪，亡命而逃，于是他的亲友们受到了株连，有十几个人被杀。谭嗣同此意是：谭嗣同不愿像张俭那样只顾逃命而连累别人。

谭嗣同在受刑的那一瞬间大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只一刀，一颗头颅便在热血喷射中滚落在帝国的国土上了。

和这颗脑袋一同滚落的，还有帝国文人曾经神韵飞扬五彩斑斓的幻想。

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思想者没有独立人格的时候。

后人评述说：谭嗣同，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

16、女人的仇恨

1900年到了。

1月1日，洋人们的新年。生活在中华帝国京城里的洋人们这一天有点失望，因为帝国政府在这一天发布了一道谕旨，说中国的皇帝病重，不但皇家的祭祀活动全部取消，而且“所有年内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仍著停止”——至少在这个节日里各国公使们吃不到皇家国宴上的世界上最复杂最精致的菜肴了。

更让洋人们感到惊骇的是，有传闻说，中国的皇帝马上就要被一个14岁的孩子取代了。

紫禁城，残雪覆盖了宫殿金色的瓦顶，一片清冷的寒光。

《崇陵传信录》记载：慈禧的心腹大臣荣禄在这一天曾试探地问：“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慈禧反问：“事果可行乎？”荣禄：“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也？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慈禧：“事且露，奈何？”荣禄：“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慈禧沉吟久之：“汝言是也。”

荣禄首先承认了废除光绪皇帝的理由不充分，因为皇帝的罪行不明。进而还担心因为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而突然废帝，洋人们要“干涉”——这简直就是对数月之后中华帝国发生巨大政治混乱的原因的注释。最后，荣禄关于“立储”的建议绝对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不是荣禄，不是能把慈禧的心思揣摩得万分精确的人，绝对没有胆量这么说——无论是中国百姓还是在华的洋人都知道，基于避免因皇位的争斗而引发政治动乱的原因，中华帝国几百年来一直遵循着一条极其严格的祖训：在当今皇帝活着的时候，绝对不允许预立皇储，谁若仅仅是对此私下议论了一下，都将被看做与叛国罪等同的大逆不道的罪行，会被处以最残酷最极端的刑罚——这个消息至少预示着这样一个即将发生的事实：要么当今帝国的皇帝有立即死亡的可能；要么，当今的皇帝可能会被推翻，中华帝国会出现一个新皇帝。

其实，废除光绪皇帝的理由已经很充分了。任何人处在慈禧的位置上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西历元旦的早晨，紫禁城勤政殿里充满炭火和熏香的味道。慈禧太后召见了皇亲贵族和军机大臣，内容是：立储和废帝。皇帝也来了，他没有进殿，太后让他在殿外“等待传唤”。

慈禧先说光绪皇帝当年当皇帝时，百姓就议论他的来历不正，现在这个皇帝确实表现不好：“今上之立，国人颇有责言，谓不合于继嗣之正。况我立之为帝，自幼抚养，以至于今，不知感恩，反对我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我。”于是，慈禧建议把光绪废了，等农历正月，中国新年的时候，选个新皇帝上台。她让大家为废掉的皇帝取个“封号”。（“故我起意废之，选立新帝。此事于明年正月举行。你等今日可议皇帝废后，应加以何等封好，明朝景泰帝当其兄复位之后，降封为王，此事可以为例。”——《景善日记》，转引自《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8页。）

大学士徐桐，这个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中因表现疯狂而著称的著名“理学家”建议：“奴才愚见，可封为昏德公。往年，金国封宋朝皇帝，曾用过此号。”

八百多年前宋朝都城开封被来自塞外的金国军队攻破，宋钦宗皇帝被俘，金人像牵牲口一样将他带往北方大漠，戏弄地封他为“昏德公”。徐桐把慈禧废除光绪的举动比喻成一次攻城掠地挟持国君的血腥战争，显然过分了，因此慈禧没予以理睬。

慈禧接着说她已经择定端王的长子为新帝。她说端王禀性忠诚，众所共知。她让端郡王此后可常来宫中，监视新帝读书。不过，新帝何时登基她还没想好，“可先为储君，再行定夺。”然后她让荣禄去拟旨。

所有的皇亲贵族和军机大臣们都一声不吭。跪着的端王头低得最低。

荣禄早就把圣旨拟好了，立即捧到慈禧面前。慈禧看了一遍，说让皇帝进来吧。

在殿外冻得脸色发青的光绪皇帝进来了。慈禧把她的意思重复了一遍。光绪叩首：“此夙愿也。”慈禧说：“既然愿意，这是诏书，你缮写出来，发布吧。”

看了那份荣禄拟好的《立储书》，年轻的光绪皇帝浑身发抖。在慈禧目光的逼视下，他照本缮写，“色沮手颤，屡搁屡起，始能竣事”，而后“晕扑在地”。

慈禧小声地说了句：皇帝，你要保重。

1900年元旦那天，由光绪皇帝签发的这样一道谕旨，它被洋人们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伤心的文字”：

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至思振奋图强，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已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待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因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钦此。（《景善日记》，转引自《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56～157页。）

这是中国皇帝亲手白纸黑字写明了的：本来应该生个儿子继承皇位，但是儿子至今没能生出来，惭愧惭愧。自己有病，而且病得不轻，皇太后出来主持国家大事是应他再三再四地请求才得以实现的，实在是国家的万幸。为了不使皇家断了香火，决定立端郡王的儿子溥儁为同治皇帝的嗣子——注意，不是给光绪皇帝而是给光绪皇帝的前任皇帝同治当儿子——以代替我当皇帝。

年轻的光绪皇帝不但宣布自己有病而且表明病得离死亡不远了，他为此要隐退，要立一个替代他的“新皇帝”，要为此“感谢圣母之恩”——中国高墙之内的深宫政治故事真是可以不加修饰地变成久演不衰的唱本。

1900年西历新年到中国农历新年的一个月期间，是洋人们紧张而慌乱的日子。各国公使们连续磋商着，然后频繁约见庆亲王和李鸿章，要求中国方面“澄清某些传闻”，并且再三表示其“不承认除光绪皇帝之外的任何皇帝”的坚定立场。庆亲王唯唯诺诺，敷衍着洋人们。而李鸿章因嗅到严重的政治危机的味道，为避免自己被卷进去，宁可在官职前途上受损失，也要躲避开，于是他主动提出自己到南方去任职。不久，慈禧的懿旨下来了：李鸿章任两广总督。理由是要他前去监视和控制“南方的乱党”。

这一年的冬天对于光绪来讲寒冷而漫长。

紫禁城内有三海，南海、北海和中南海。皇帝被囚禁在南海中的瀛台，“四面皆环以水”，只有一座小桥通岸。光绪的日子苦不堪言，至于苦到什么地步，野史纷纷纭纭：皇帝不能自由行动，牙齿被打掉了，因得不到医治而疼得叫唤。皇帝吃不饱饭，然而有一天，慈禧突然“恩赐”大量的食物逼迫他吃，结果皇帝“胀饱不堪”。帝国皇帝的狼狈和痛苦通常成为慈禧身边那些显赫的太监们的取笑资料。

野史虽不尽可信，但曾任监察御史的高树在《金銮琐记》一书中云：民间言光绪皇帝坐水牢，余甚疑之。近年往湖边瞻仰，湖边老屋数间，破槛当潮，虚窗待月，封骚骚而树急，波淼淼而云愁。行人指桥中有机关转捩，朝罢归来，突然桥断，诚与水牢无异云。（高树：《金銮琐记》。）

皇帝终日沉闷不已，便让一个小太监给自己拿个弹弓来玩，慈禧知道后，问谁敢把弹弓给皇上，这岂不是引导皇上淫乐？小太监当天就跳中南海自杀了。

皇帝从此狂热地迷恋于修理钟表。钟表都是洋人们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把玩日久，有的钟表坏了，皇帝居然能够把它修好。皇帝对时间的迷恋也许基于这样的心理：慈禧比他年龄大得多，他希望能够在时间上熬过慈禧。每当修理好了一座洋钟表，中国皇帝便把耳朵贴在钟盘上，“欣喜地听着时间前进的声音”。

突然，有消息传出：皇帝企图逃跑。

《金銮琐记》记载了光绪的一次“逃跑”，是监察御史高树亲眼所见：闻有一日皇上逃出西苑门，太监多人扭御发辫拉入。山人入乾清门缴还朱批，遇皇上便衣步行墀下。山人避入南书房窥觇，见皇上仰首向天而望，又行至乾清门，太监十余人拦阻去路。皇上由桥洞穿出，升东阶，坐轿入东巷，左右前后围随有百人，不能逃也。

民间关于皇帝逃跑的传闻更是热闹，在传闻的鼓舞下，无论是在帝国的城镇乡村还是荒郊野店，中国百姓们对来往行人都多了个心眼儿，因为有人说谁能在路上“迎立”皇上，一定会得到无法想像的巨大赏赐。《张文襄奏稿》收集的是两湖总督张之洞呈给帝国政府的大部份奏折，其中的一折记述奇特，说的是湖北官方抓到一伙嫖娼的人，其中有个人一会儿称是康有为的弟弟，一会儿又称是逃跑出来的“皇上”，一时间“民吏大骇”。当然，没做什么调查，张之洞就立即把这个“皇上”的头砍下来了。

中国的春节很快就要到了。按照慈禧的安排，年初一是新皇帝登基的日子。

端郡王府一派喜庆。端郡王载漪14岁的儿子就要当帝国的皇帝了。

中华帝国的官员是这个世界上生活最不稳定的一群人。在帝国专制制度下，官员们的命运起伏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心情和情绪的波动。于是，这些官员有着性格上相当矛盾的两面：在百姓面前的极端傲慢和在上司面前的极端谦卑。他们是一群最害怕皇帝也最依附皇帝的社会阶层，如同寄生在皇帝身体上的虱子，不要说皇帝的更迭，就是皇帝的一声咳嗽，就可能带来他们人生福祸的瞬间剧变。这一点，这位有皇家血统的王爷载漪体会最深。

载漪，满族，帝国宣宗道光大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之次子，于慈禧为侄，与光绪皇帝是嫡堂兄弟关系。咸丰二十年被封为端郡王。在1898年之前帝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个亲王几乎没有任何踪影，而今一瞬间便到达的权力的顶峰。至于为什么突然间立他的叫做溥儁的儿子继承帝位，使他突然间有可能成为这个帝国的太上皇，这一切都如同一部戏剧的场次间缺少必要的情节过渡一样至今令世人困惑不解。这位终日沉湎于声色犬马的亲王只是有一个是慈禧侄女的妻子，而他自己无论从哪个方面上讲只能称得上是个奢侈放荡的王府贵族子弟。

端郡王府邸在度过了暂短的慌乱之后，立即成为帝国政治旋涡的中心。

按照皇家的规则，端郡王载漪把王府的里外装扮了起来，设置了接受祝贺的华丽的大堂，准备好了可以连续数天接待各方来客的豪华家庭宴会。他不吝惜银子，因为他知道目前的花销仅仅是对未来取之不尽的皇权的小小预支。从这个早上开始，已经有官员来了：先是朝廷中权柄很重的那些人物，然后是各色京官。王府门前的亲兵大声地呵斥着看热闹的百姓并把他们赶走，以便为川流不息的轿子和马匹让路。接受的礼品数量仅仅在一个时辰里就是惊人的，从古玩玉器到成封的银子都有，就连王府里的见多识广的仆人们都看得目瞪口呆。

太阳渐渐地升高，这位亲王的心情却逐渐焦虑了起来，一种不祥的感觉开始袭扰他这些天一直飘然若仙的美妙心情——整整一个早上，居然没有一位外国公使前来祝贺。尽管这位郡王以智商低下而闻名，但是这些天来关于洋人们对他的儿子要当皇帝的种种刁难和冷淡，还是让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惊慌和愤怒。“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几于不共戴天之势。”——这个早上，端郡王载漪心中堆积起来的惊慌和愤怒，最终影响到了整个帝国的政治命运。

还是这一天，傍晚时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光绪皇帝知道几乎整个西方都在支持他，包括在海外的“康党们”也正在声援他，因为这位皇帝正处在被囚禁的状态中，于是历史连这位帝国的皇帝在这个傍晚是否能够吃到数量足够的晚饭也无法知晓。但帝国的档案中却记载了这个傍晚皇太后的活动：慈禧在享受了一百多道满汉结合的精美菜肴和饭后游牧民族的风味甜点后，观看了御用戏曲班子唱的几出京剧，其中一出名叫《长阪坡》的剧目描述了一千多年前中国一位英俊勇敢的年轻将军于危急中营救皇族的故事。戏台上锣鼓铿锵，服饰华丽，唱念俱佳，赏心悦目。慈禧下令赏赐白银百两，然后她回到了她的寝宫。

中华帝国曾是世界上最轻视女人的国家，其轻视到了令人发指的侮辱和残害女性的程度。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就要结束的那段时光里，正是一个女人在彻底地支配着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的资源财富和政治命运。

慈禧所居住的那间宫殿下面是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内昼夜不熄地燃烧着一种为这个她特别制作的不产生烟雾和异味的白色木炭，木炭的燃烧令整个宫殿都笼罩在温暖之中。

此刻，徘徊在巨大炭火上的皇太后心中燃起仇恨的火焰。

先是那个金发碧眼的法国医生多德福对光绪皇帝病情的诊断传入宫中，说是中国的皇帝没有病，而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病”了。没过多一会儿，总理衙门又呈来一份各国公使的联名照会——这是正式的外交文件而不是市井传闻。照会中有这样的措辞：假如光绪皇帝在这种身体状况下不幸死去，将在西方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

这真是一个凶多吉少的夜晚，因为更令慈禧心情恶劣的消息是：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庇护下已经安全逃到英国本土。7月里，她曾派出了一名叫做刘学询的杀手到日本追杀康有为——中国历代政府使用政治刺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历来也只是在本国的领土之内杀来杀去，向海外派出执行暗杀任务的“恐怖分子”，刘学询恐怕是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首个——可是，那个“万恶”的康有为不但没有在地球上消失，而且此时还向全世界发出了急电，号召世界各地的华侨起来反对慈禧：“皇上圣明，国民共戴”，“无罪见废，大众公愤”，“如若不听，起兵勤王”；并且威胁说，如果慈禧不把政权归还给皇帝，中国全国就要发生民变。

史书记载道：那拉后每得一电辄变色，深恐民心之变也。

她毕竟是刚刚做了一件对于整个帝国、甚至对于整个帝制都是伤筋动骨的事。心虚使精明的慈禧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海外的康有为们只能是虚张声势，几个书生哪里能够拥有可以“打回本土”的武装力量？但是，慈禧梳理了一遍近些天来她的政治生涯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于是，只是在这么一想之间，掌握着庞大帝国最高权力的女人就对洋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仇恨。

这个女人的这种仇恨从这个冬天的夜晚开始，一直蔓延在世纪交替的这段难熬的时光里，最终导致了整个帝国的一场巨大的灾难。

令皇太后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持不同政见的帝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打回本土”，倒是帝国本土上的另一群人突然蜂拥而起了。这群人装束奇特、口号奇特、行为更加奇特，在翻云覆雨地变换他们的行动目标之后，最终他们确定他们应该标榜“杀尽天下洋鬼子”，以“捍卫”皇太后的天下。

中国历史上几乎导致帝国彻底颠覆的悲剧由此开幕了。

这群令心怀仇恨的慈禧没有想到的人，是来自帝国北方的一群饥饿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