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当鬓发苍白的唐高祖李渊被遗弃在宫城西侧那座不事修缮而且乏人问津的大安宫里，独自咀嚼生命中最后的孤独、失落和忧伤时，他将会不止一次地回想起武德七年那个燠热难当的夏天。
在老病交侵的落寞岁月里，尽管不堪回首的沧桑往事早已把这个老人的生命记忆啃噬得面目全非、斑驳支离，但是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还是无比清晰地烙印在他的心底。对于这个从权力之巅遽然跌落并丧失了一切的昔日天子而言，似乎没有人比他更有理由确信——武德七年夏天是所有悲剧的开端。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张由欲望、阴谋和杀戮共同编织成的灾难之网，便不由分说地朝着李唐皇族的头顶罩了下来，最终酿成了武德九年那一幕禁门喋血、骨肉相残的惨剧。
其实李渊一直在努力避免悲剧的发生。
面对建成、元吉与世民之间明争暗斗的诸般事实，李渊并不是无所作为、听之任之，而是一直在他们之间尽力弥缝，煞费苦心地维持某种利益平衡，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然而，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有好结果。李渊的努力就在武德七年夏天结出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恶果——庆州都督杨文幹悍然起兵，而太子竟然涉嫌谋反！
许多年后，李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愤怒、震惊与错愕。
太子谋反？
这可能吗？太子真的是杨文幹兵变的幕后主使吗？
自从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平定刘黑闼之后，太子李建成就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发现自己终于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拾了失落已久的自尊和自信，而日渐动摇的储君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巩固。此外这次东征还让他得到了两个额外收获：其一是和四弟李元吉结成了政治同盟，一起把矛头指向了李世民；其二是与燕王李艺（罗艺）深相交结，推荐他入朝担任了左翊卫大将军，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阵营。
凯旋回朝后，李建成开始不遗余力地扩充武装力量。他私自招募长安及四方的骁勇之士两千余人，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同时暗中派遣右虞侯可达志前往幽州，从李艺的旧部中抽调了三百名身经百战的突击骑兵，秘密屯驻东宫附近诸坊，准备进一步充实东宫卫队。
李建成之所以搞这么多小动作，目的只有一个——对付李世民。
因为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要和李世民刀兵相见。
然而，就在那三百名幽州骑兵刚刚进驻长安不久，事情就被人告发了。有人一状告到了皇帝那里，李渊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一个储君居然背着朝廷，把一支地方军队千里迢迢地调入京师，这绝对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李渊立刻把李建成召去训斥了一番，随后便将东宫将领可达志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市），以示惩戒。
李建成很窝火。他比谁都清楚，告密者肯定是秦王的人。可既然是自己违规操作被人抓了小辫子，他也无话可说，只好忍耐。
可有个人却不想忍耐。
他就是齐王李元吉。
这个一贯凶暴蛮横的老四，再也不想跟李世民玩暗中角力的游戏了，他频频怂恿太子先下手为强，干掉李世民。他咬牙切齿地对李建成说：“当为兄手刃之！”李建成觉得时机尚不成熟，没有答应。李元吉嫌老大优柔寡断，决定自己找机会动手。
机会很快就来了。
有一次李世民陪同李渊莅临齐王府，李元吉遂命侍卫宇文宝埋伏在内室，准备刺杀李世民。李建成察觉之后，及时制止了他。在他看来，老四这么做简直就是玩火自焚——在你自己的府上、在天子的眼皮底下行凶杀人，暂且不说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就算得手了，你的手下刺客宇文宝能逃得掉吗？万一他招供了，你李元吉就算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就算他不招，你齐王身为他的主人，难道不要负主要责任？现如今谁都知道我和你是一条船上的人，到时候不光你身败名裂、小命不保，就连我李建成恐怕也难逃干系！
在李建成的极力阻止下，李元吉的暗杀计划被迫取消。他愤愤不平地对李建成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天，炎炎烈日炙烤着帝京长安。
李渊发觉整座皇宫到处闪耀着令他头晕目眩的白光，灼人的热浪团团包裹着他，让他浑身乏力、呼吸沉重。除此之外，太子与秦王之间的矛盾冲突似乎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甚至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这一切都让李渊感到心烦意乱。
五月中旬，位于长安以北宜君县境内的一座山中行宫——仁智宫竣工落成，李渊当即决定去仁智宫避暑散心，纾解一下连日来郁闷烦躁的心境。为此他特意点了两个儿子的名：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让他们陪同前往，同时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负责处理日常政务。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兄弟仨呆在一起，否则他们准得闹事。
李渊觉得自己的安排很合理。把这几个小子分开，自己或许就能在这林木幽深、风景宜人的仁智宫过一个安心而清凉的夏天了。
可李渊并不知道，他的銮驾刚出长安，有两个东宫的军官随后就押着几车物资悄悄离开京城，一路向西北方向急行。
他们是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车上装的是一大批崭新的盔甲。
二人奉太子之命，准备将盔甲运往庆州（今甘肃庆阳县）交给都督杨文幹。
很显然，这又是一次违规操作。就像前几次一样，李建成自以为这次私运兵器同样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他绝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秦王的眼睛。他更不会想到，这一次秦王会抓住这个把柄把他往死里整。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尔朱焕一行也走到了从长安到庆州途中的豳州。
而武德七年这场震惊朝野的“太子谋反”事件，就在这一刻东窗事发。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后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地方官举报，声称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幹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机发动兵变。
那一刻李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并且满腹狐疑的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今甘肃宁县）赶赴仁智宫告发了太子。
他的指控和尔朱焕、桥公山如出一辙。
这个杜凤举是什么角色，史书并无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和尔朱焕、桥公山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纵，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发出对太子李建成同样不利的指控。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控告，李渊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个理由传令太子到仁智宫面圣。无论太子谋反是真是假，李渊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把他控制住。
接到天子的手诏后，李建成懵了。
出了什么事？天子为何平白无故召自己上山？
此时的李建成并不知道尔朱焕等人不但已经把他卖了，而且还给他扣上了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只能是——私运盔甲之事又被秦王的人告发了。
私运盔甲虽然不是什么死罪，但是这一次却不太一样。因为运送的目的地是庆州，而众所周知的是，庆州都督杨文幹是东宫旧部、太子嫡系，李建成当初组建卫队时就曾经从庆州暗中征调过一批将士。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极易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何况此前可达志的事情已经是一次严厉的教训，这次又明知故犯，天子一定大为震怒，否则也不会这么急着召他去行宫。要知道，身为储君却暗中与地方将领交结，并且频频征调部队、私运军用物资，这些事情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控以一个可怕的罪名，那就是——串通地方将领，阴谋反叛。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建成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不知道此刻的天子是否已经起了这样的疑心，可他知道这种可能性绝对不会小。
怎么办？
幕僚们开始七嘴八舌地献计。太子舍人徐师谟提议，干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师占了。
这显然是个馊主意，跟挖一个坑把自己埋了没啥两样，所以李建成并未采纳。
詹事主簿赵弘智则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建议，他认为：太子应该贬损车服、摒弃随从，独自上山向皇帝请罪。李建成觉得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于是带着东宫属官前往仁智宫，在距行宫六十里外的毛鸿宾堡命随从们留下，然后带着十余个侍卫上山。
一见到李渊，太子立刻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可李渊却一脸怒容，不为所动，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软禁起来，当晚只给了他一碗麦饭充饥，并命殿中监陈福严加看管。
控制了太子之后，李渊立刻命司农卿宇文颖驰赴庆州，召杨文幹前来面圣，决定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颖此行不但没有召来杨文幹，反而激起了他的兵变。
史书没有记载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幹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只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干遂举兵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宇文颖“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实情还是谎言，但是却不妨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幹才会不顾一切地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颖跟杨文幹说的是实情，亦即皇帝对谋反之事只是有所怀疑而并未确认，那么杨文幹不太可能起兵造反。因为这么做只能在客观上证实李建成的谋反之罪，让太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杨文幹是太子的死党，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太子谋反的事实真相之前，杨文幹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里推。
由此可见，宇文颖说实话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么促使杨文幹孤注一掷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宇文颖捏造了某种事实。
也就是说，宇文颖很可能告诉杨文幹，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随时可能废黜，谋反行迹已经彻底败露，从而让杨文幹产生绝望心理，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悍然起兵。
如果我们的推论属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
就像尔朱焕等人控告太子的动机在史书中是一团迷雾一样，宇文颖诱使杨文幹起兵的动机同样隐藏在历史的背光处。然而，只要我们换个方式来提问，那么有关太子谋反和杨文幹兵变的真相很可能就会浮出水面。
刑侦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手段就是，看看有哪些人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取利益或消除风险，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在这些人中间。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太子涉嫌谋反的情况下，杨文幹兵变对谁最有利？
进而言之，在尔朱焕、桥公山、杜凤举、宇文颖这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人背后，是否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