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基：字方舟，生于四川省乐山市。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任教于速成学堂。投奔刘湘后，受其重用。因资格较老，是刘湘、杨森等速成系诸人的老师，王陵基曾以加强速成系团结为号召，在刘湘和杨森中间穿针引线，使杨森返川，刘、杨共同迫使袁祖铭离川。王陵基长于军事，在一线川军中，其战绩可与杨森相媲美。
罗泽洲：字平章，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和李家钰一样，名义上是邓锡侯部下，实际在顺庆（今南充市）拥兵自重，自立门户，称为“顺庆王”。罗泽洲比较能战，但浮躁少智，是军官系中仅次于李家钰的第二号人物。
刘文辉：字自乾，生于成都市大邑县。与刘湘属同一宗族，辈分较高，是刘湘的堂叔。刘文辉自小聪慧，成绩优异，十三岁虚报年龄投考四川陆军小学并被破格录取，此后一路被保送到西安陆军中学、北平陆军第一中学，直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刘文辉早期具雄才大略，气魄非凡，酷似川版曹操，系“保定系”首领，加上实力强大，成为刘湘在统一四川道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刘文彩：字星廷，刘文辉的兄长。解放后，其“恶霸地主”的形象深入人心。
杨森的忽然变脸，跟刘从云的“神算”一点不差。尽管刘湘已经做了军事部署，但眼见杨森领着这么多人黑压压地扑过来，还是很心虚。
能不打最好不打，他以王陵基为说客，紧急赶赴万县。
在四川军人中，王陵基的特点是资格最老。
他毕业于武备学堂，后来因受留日风潮的影响，随波逐流地到日本转了一圈，有人说他是陆士生，但实际上不是。回国后，王陵基在速成学堂任教，刘湘、杨森都曾是他的学生。
说王陵基资格最老当然有个先决条件，即限定于还在舞台上继续蹦跶的这些人，要不然的话，往前数还大有人在，比如胡景伊、尹昌衡、熊克武……所以，重要的是不能中途退场，一退就完了。
刘湘发达后，王陵基成了他的部下，但刘湘颇有尊师重道的美德，仍是老师长、老师短地叫个不停。刘湘下面的一些军官也跟着他称呼王陵基为“王老师”。
王陵基由此岸然自高，身边熟人取其“方舟”的号，称其为“王老方”。不熟的人看他整天头昂得高高，倒跟道观里的灵官很像，加上“陵”与“灵”同音，便叫他“王灵官”。
有面子的人就得做有面子的事，刘湘的场面活基本都由王陵基负责承包，王陵基自己对说服杨森也很有信心，坐着一艘德国军舰就去了。见到杨森后，王陵基与其彻夜长谈，说你和刘湘都是我的学生，速成系的啊，怎么跟什么军官系搅在了一起，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嘛，不应该打来打去。
杨森才不吃这一套，他就要打。
王陵基犹苦口婆心：“你别以为同盟军可靠，其实并不可靠，将来假定攻下重庆，这些人未必会遵你号令，不如你和刘湘捐弃前嫌，重修旧好。”
王陵基甚至还承诺，只要刘、杨和好，他这个速成系老师愿以性命担保，刘湘不会再对其不利。
杨森摇摇头，回答了一句：“太晚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一定要打垮刘湘！”
王陵基没了面子，只得怏怏告退。临别时，杨森出于师生之情，将王陵基送到江边。直到这时，王陵基还在喋喋不休，杨森却已在向他挥手告别：“重庆再见。”
王陵基知无可挽回，便说：“重庆还有一条大江咧。”意思是那里也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
杨森一笑：“自家的门口，跨进去就是！”
1928年12月，杨森就任同盟各军主席兼前敌总司令，气势汹汹地来“讨伐”刘湘了。
杨森以为他人多势众，不知道刘湘早有准备。
李家钰难以策反，但他已另外设法，腾出资、内两县给刘文辉，从而取得对方的支持。刘文辉的防区与李家钰接近，这样一来，李家钰就有了后顾之忧，不敢抽出大部兵力投入作战。
参加同盟军系列的共有八支部队，号称八部同盟，但除去李家钰外，只有同出于军官系的罗泽洲和杨森战力为最强，在进攻刘湘时也最为坚决，其余多是一些坐看风云的小喽啰。
一马当先的是罗泽洲。
王陵基奉命游说杨森，还负有另一层使命，即侦察杨森部队的动静。回重庆后，他告诉刘湘，杨森至少还有两天时间才能与罗泽洲在前方会合。
如果罗、杨会合，自然更难对付，罗泽洲的参谋长也建议等杨森到达后协同行动。
可是罗泽洲却对参谋长说：“你不知道，我早一点出兵是政治呀！杨森的声势那么大，如果让他先到重庆，还有我罗泽洲的事吗？”
他怕的就是杨森来分肉，一分钟也等不下去。
罗泽洲刚刚下达提前出兵的命令，又急不可待地把电话打到前方，一个劲地催促前敌指挥官：“你快点前进呀，快点给老子打响呀！”
前敌指挥官被催得头昏眼花，嘴里只好胡乱答应：“报告师长，马上就可以打响了。”
在罗泽洲催命一样的逼迫下，他那个师还没有完全展开，先头部队就忙不迭地开了火。罗泽洲的参谋长后来对人说：“我们师长的战法，就是个乌龟形，四只脚和首尾各算一个团……”
罗泽洲的单师突进，正中刘湘下怀，他马上任命王陵基为总指挥，实行各个击破，即在杨森到达之前，先干掉罗泽洲。
罗泽洲手下颇有几个军官系的能战之将，此前又从吴佩孚卫队那里收缴了一批精良武器，战斗力非同一般。王陵基先调王缵绪师，再把自己的师压上去，最后几乎集中了刘湘的全部兵力，经一天一夜的角斗，才得以击败罗泽洲。
等杨森赶到时，罗泽洲的“乌龟脑壳”已经快被敲烂了。
在有勇无谋方面，杨森跟罗泽洲倒真像是双胞胎。由于跑得太急，他仅能在前线集中两师兵力，其余大部队都还在行军之中。有人说，要不我们集中兵力再进攻吧。
杨森脖子一扬：“我只要这两师就可打垮刘湘了。哪里还需要更多的兵呢。”
杨森一路沿江进攻，果然畅通无阻，直抵重庆南岸。
但是王陵基所说的那句话也确为实情，杨森被长江给挡住了：刘湘将船舶悉数调至北岸，他没法渡河，只能隔江朝重庆放上几炮示示威。
杨森便挥师朝张关铁山前进，在“讨贼之役”中，他正是从那里打开缺口并得以一举攻占重庆，现在不过是复制一下当初的场景而已。
可是打法容易复制，场景却并不容易复制，因为刘湘已再次授命王陵基为总指挥，在杨森到来之前，张关铁山就被王陵基紧紧控制在手里，他过不去了。
杨森不惜抢山仰攻，整营整营地组织冲锋，一会儿工夫就死伤了几千人，但仍不能使王陵基动摇分毫。
速成学堂的老师不止一个两个，王陵基能够让刘湘在内的一干人等都尊他一声老师，可不光是资格老，而是在战场也很有发言权。他能得灵官之名，即有一种说法，认为来自于西南巫教中最凶狠的花脸神将。换言之，王陵基可能在别的领域一窍不通，纯属外行，但军事上你一定不要指望他会犯赖心辉那样的错误。
这一战关系到刘湘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王陵基今后的地位和前途，他敢马虎吗？
不打到你吐血，我就得浑身是血，王陵基在张关铁山拼上了老命。
勇战派选手大多有个特征，如果让他打顺了，谁也挡不住，天兵天将来了都白搭。但要是能生拉硬扯，挫其锐气，没准不用你亲自动手，他自个儿就会被逼着抹脖子。
比如那个勇战派代表项羽就是如此。垓下之围，楚霸王都快成光杆司令了，还能在纵横驰骋间，想摘谁的脑袋就摘谁的脑袋。可问题是包围的汉军仍是一层又一层，他们有的是脑袋，你摘吧，只要你吃得消。
项羽最后就吃不消了，只得自刎而死。其实这完全可以理解，人又不是机器，就算是机器，也有电池或汽油耗尽的时候。
杨森率部远道而来，在血战一天之后，又饥又疲，再望望山头上的敌军阵地，仍跟铁打的一样，顿时间，他身上的那股气势就噌噌噌地散了个无影无踪。
只能放弃夺取张关铁山。
杨森是在战场上泡大的，知道攻入重庆已不可能。既然赢不了，他又想回到最初的起点，跟刘湘罢战言和。
于是他打了个电话给王陵基，欲请他再从中做一回和事佬，可还没等他说完，对方便来了一句：“请你进大门内来说吧！”
杨森曾经当着王陵基的面宣称，他攻占重庆易如反掌，“自家的门口，跨进去就是”，王陵基这下总算找到报复的机会了。
战场之上，打胜仗永远是硬道理，任何人站到那个位置都会变得咄咄逼人。
杨森犹如被人劈面扇了一巴掌，摸上去火辣辣的疼，羞恼之下，把电话机都摔碎了。
杨森不甘于败，他收拾残兵，还要再“勇”一把。
王灵官可不会给杨森这个机会了，他再施妙招，用轮船暗中运兵，顺长江而下，一下子截断了杨森的退路。
截的时机不早不晚，正是杨森部队士气低落、勇气不再的时候。
杨森的督后大将是其侄子杨汉域。杨汉域被王陵基打得全体缴械，他自己藏在一个农民家的破柜里才得以幸免。
杨森的军队立呈崩溃之状，王陵基跟踪追击，这回轮到杨森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了。
一逃出来，杨森就将大衣脱下往床上一扔，连说：“笑话，笑话！”
他都没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败下阵来的，只感到头晕目眩。这次师生之战，学生终于没能赢过老师。除了杨森，当初的那几个同盟者，也早已是败的败，逃的逃，一盘散沙。当时一首民谣这样唱道：“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即赶集）。”
罗是指罗泽洲，李自然是李家钰，如今都成了难兄难弟。当然最难的还数被迫“赶乡场”的杨森。刘湘把他的万县都给占了，有家难回，不得不抱着脑袋往盟友罗泽洲的防区跑。
跑着跑着，没看到罗泽洲，倒离某诸侯的疆界越来越近。一看，是刘存厚。刘存厚也是八部同盟成员，杨森急忙向他求救，却遭到了拒绝。
刘存厚如今可不再是什么刘皇叔的接班人了，甚至于受其所累，武备系都衰弱到不行。这兄弟大多数时间不过缩在角落里苟延残喘而已，要不然他也不会钻在八部同盟里，跟李家钰这些后生小辈挤在一块了。
刘存厚谁也招惹不起，又眼看着同盟军已经完蛋，他哪里还敢再引火烧身。
杨森气急败坏，说你要不派兵支援，我就全军退到你的驻地里去。
对于彼时的刘存厚来说，外面的世界全是狼，杨森亦是其中一只，而且还是一只眼睛通红、饥不择食的饿狼。放他进来，自己就没得活了。可要派兵，又怕挨刘湘的揍，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取中庸之道：允许杨森经自己的防地过境，然而不得逗留。
刘存厚让开通道，杨森玩命狂奔，跑到了罗泽洲的屋檐下，才总算把一口气给喘匀了。
再看跟随自己的部属，仅剩一万多残败之师了。
在失去原有地盘后，杨森仅靠李家钰、罗泽洲接济维持。由于给养异常困难，士兵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长年累月穿一套军装，那军装都快给穿烂了，出去了若给根竹棒和破碗，就是活脱脱的乞丐。
士兵纷纷逃亡，杨森连下格杀令，仍不能禁止。
怎么办？穷急之下他想出一招，之后果然没什么人跑了。
外界的人不知究竟，奇怪杨森有何妙法。一打听，原来竟是“脱裤术”：他下令士兵每晚都要把裤子脱下来上交，第二天早上才能发还。
提起这事，杨森还挺得意：“他（指士兵）没穿裤儿，两胯光溜溜地吊起一锤，看他朗格逃嘛！”
大家啼笑皆非，有人打趣，杨森又变得正经起来：“饥军政策，是要有这些办法的，有啥可笑呢？”
其实杨森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防止士兵逃跑，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原因是要保护军服——也就是身上那套破烂不堪的乞丐装，你还别嫌它破，杨森可再也提供不出第二套了。到时穿没了，总不能“两胯光溜溜”地去打仗吧。
转眼到了寒冬，杨森的部队连棉衣都没有，冻得直哆嗦。四川各军看他可怜，发起集体募捐活动，你凑一点，我凑一点，给他寄去棉衣费，才把那年冬天给熬了过去。
出来跑江湖，丢什么都不能丢面子。杨森弱爆了，哪有什么面子可言，这个昔日战神级的人物至此身份大跌，时论将他和李家钰、罗泽洲摆在一起，称为“李罗杨三将”。李、罗在川中只能算二等将领，杨森还排在他们之后，可见其有多么落魄。
在这场被称为“下川东之战”的战役中，刘从云虽未直接参与指挥，但毫无疑问居功至伟，刘湘及其部将都对其佩服到五体投地。
刘湘向以布局谨慎得当著称，通过这次战役的前前后后，他才发现，自己原来漏洞不少。
“下川东之战”前，未听刘从云的话，硬要买军火，黄了。然后，只记得要把军火要回来，没想到调兵备战，差点就惨了。
甚至于在战役临近结束时，刘湘又不小心出了昏招。
在“锦囊”中，刘从云曾特地嘱咐刘湘，让他在对付杨森时尽量适可而止，不要把战线拉得过长，更不必打到万县。因为万县有刘从云所设的传道馆，一方面可以凭借信徒们的力量，迫使已精疲力竭的杨森就范，另一方面也能显示“孔孟道”的“神通广大”。
可是刘湘杀得兴起，收不住了，乘胜把万县也给攻了下来。这下爽是爽了，子弹却快打没了，刘湘的脸色顿时煞白。
万县是杨森的老巢，在老巢被攻占的情况下，他已无退路，如果拼死反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幸杨森已经魂飞魄散，早已想不到要发起反击，但刘湘在下川东的处境仍异常危险：一旦诸侯们发现你实际虚弱不堪，连子弹都没了，即便是其中最小的诸侯也能乘机夺取重庆。
又是刘从云的一句话解了困。
战前，刘从云对使者说，“到了明年或者可以取回一些子弹。”这话竟然也兑现了。
到了刘从云所说的“明年”，也就是1928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复出，这次不同以往，他完全掌握了党政军大权，成为南京政府内部的第一号人物。随着蒋氏复出，刘湘被扣的军火也得以发还，然而不出刘从云所料，所有枪械都已被取走一空，连一挺机枪或枪筒都没剩得下来。不过作为补偿，蒋介石还是从南京的金陵兵工厂取了六百万颗步枪子弹送给刘湘。
在“下川东之战”接近尾声时，这六百万颗子弹正好运到重庆，犹如及时雨，替刘湘解了燃眉之急，以致于他连呼是救命子弹。
刘湘思前想后，之前自己总是不算成功，就像刘备那样，奔波十几年，南征北战，东拼西杀，虽然拥有过地盘，但很快又丢了，从来都守不住也攻不出。为什么？
有一段时间，他只会怨天尤人，现在才明白，其实是自己还不够优秀，不是“能容不能断”，就是“顾前不顾后”。想想看，漏洞这么多，你能不败吗？
刘从云的入幕，真是太重要了。
过去人们称刘从云一声“神仙军师”，重点还在“神仙”二字上，没多少人认为刘从云真会用兵或使计，这一仗过后，疑虑烟消云散。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你只要想象一下，火烧博望坡的诸葛亮有多拉风，决胜下川东的刘从云就有多神气。在“下川东之战”中，刘湘通过击败杨森和军官系，再次巩固了他在速成系中的盟主地位，同时重庆以下二十九县尽被其收入囊中，表明他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都重新走到了四川诸侯的最前列。
“李罗杨”已不在话下，邓锡侯也被一晃而过，川中谁可再与争锋？
有，还有一个，他就是刘湘的幺爸（四川人对年青叔父的称谓）刘文辉。
大邑刘家在解放后有一段时间特别出名，原因是出了一个“恶霸地主”刘文彩，他的“收租院”和“水牢”曾是上个世纪中期“忆苦思甜”活动的最佳素材，多少人看过之后泪流满面，对“恶霸地主”刘文彩恨之入骨。
可惜，真实的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关押农民的“水牢”，那只不过是用来储存鸦片的一间地下室。刘地主的土地固然多，总计有近万亩，可绝没有宣传中说得那么穷凶极恶。相反，他乐善好施，对待租地农民也称得上厚道：租粮约占收成的一半，遇上灾年或收成不好，农民可以找刘文彩协商，缓交或减免。农民交租时，刘文彩都要求吃了饭再走……刘文彩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恪守传统的乡村士绅罢了，他大概自己也想不到身后会因某些需要而如此“声名显赫”。
刘文辉是刘文彩的弟弟，没做地主，考军校当兵去了。
当年的大邑实在是要以刘氏家族为骄傲。一座小小的县城，一共出了三个军长、四个师长、九个旅长，而三个军长中的两个便是刘湘和刘文辉叔侄（另一个军长是指刘成勋）。
一下子涌现这么多将才，有人便说是子龙庙的功劳。大邑的子龙庙相传为纪念赵云赵子龙所建，有这位“战神”庇佑，看起来三个军长都是少的了。
偶像啊，谁都要抢着上供。据说当年三个军长都给子龙庙送过金匾，刘成勋捷足先登，提前把他写的匾挂在了赵子龙塑像的头顶。刘湘居次，来了之后，毫不客气地将刘成勋的匾移到塑像后面，换上他的匾。
刘成勋虽气愤不已，但“水漩”已日暮途穷，其圆滑高手的地位也早被“徒弟”邓锡侯所取代，所以只能干瞪眼。
刘文辉来得最晚，却也相中了那绝佳位置，便派人给刘湘带话，让他挪一挪。
刘湘不干，刘文辉将刘湘大骂一顿，随后便将金匾挂在了庙宇正殿中间的穿梁上，正好与刘湘的匾针锋相对。
三块匾的故事，活脱脱就是对现实的隐喻，当然刘湘、刘文辉这叔侄俩原本并没有走到这一步。
在辈分上，刘湘得喊刘文辉幺爸，但实际上刘湘的年纪比刘文辉还大好几岁，因此刘文辉出道较晚，起初在川军中的名气也不大。可是刘湘很快发现他这位小叔父非同一般，竟是一条随时可以飞腾直上的卧龙。
当刘湘任川军旅长，邓锡侯任川军团长时，刘文辉不过才是个小参谋，然而几年之后，他便得以与刘湘、邓锡侯等人同列，成为“革命军军长”。
刘文辉势头凶猛，有人说靠的是“拼幺爸”，依赖了“刘湘系”（或称“二军系”）的关系，有人说是得了川军中“大邑系”的好处，有老乡一路照应，还有人则说没有“保定系”，刘文辉根本爬不到如此之高。
应该说，这些话都对，但又不全对。
侄儿起初自然要关照叔父，可是再往后面去，刘湘自己也是磕磕绊绊。有很多次，不是他拉扯刘文辉，而是得刘文辉保护他——刘湘在“一二军之战”中败北后，即由刘文辉护送回家，直到袁祖铭突然翻脸，若没有刘文辉的话，他都不一定能走出成都城。
刘文辉的两任上司都是大邑人，其中一位就是刘成勋，在此期间，他一路攀升，从营团长升到师旅长。可是川军中大邑籍贯的很多，又有谁不想升官受提拔，不会走老乡关系？这么多人里面，能凭“大邑系”混出头的，其实寥寥无几。
再说到“保定系”，最早扛“保定系”这个招牌且统领“保定系同盟军”的，其实是邓锡侯，但在刘文辉凭借保定二期的资历进入这个圈子后，邓锡侯很快就乖乖地退居次席，将盟主的位置让了出来。
刘文辉在学生时期就相当用功刻苦。有人曾捡到一本他在保定军校读书时所用的课本，那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上面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眉批旁注。
刘文辉能研读到这个程度，殊为难得，他的政治和战略眼光亦可见一斑。
很多四川高层人物都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刘文辉后来也抽上了鸦片，但他能说戒就戒，毫不拖泥带水，说放下就放下了。
这样一个人，不管你把他放到“刘湘系”、“大邑系”还是“保定系”，都注定要脱颖而出。
不久之后，连刘湘也感觉到了危机。在巴蜀政坛，刘湘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个宽厚能容的“仁义之君”。
有一年夏天，他在重庆主持教育会议，发言时憧憬远景，说他统一四川后，一定先要发展土特产，像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都是当时的名特产），都要兴旺起来。
这些话本来没什么错，错的是他又跟着来了一句：“只要土特产能发展起来，就能致富，所以我们不靠科学也不要紧，闭关亦能自守。”
刘湘所说的“科学”，并不是单指科学技术，而是对外界事物的统称，他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四川乃天府之国，这里应有尽有，经济搞好了不依赖外援也行，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也就是“闭关自守”。
台下坐着很多教育界人士，包括重庆大学的校长和分院院长。其中有个理学院的院长当即打断刘湘的讲话，起立发言：“我以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
身着西装的“刘督办”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仓皇而去。
刘湘讲话当然有不妥之处，可这院长也未免太尖酸无礼了些。只能说，那时候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有的是独立精神，敢跟高官显贵放炮并以此为荣的不在少数。
当然，反过来也得替刘湘说句公道话，他作为重庆实际的“土皇帝”，虽然被人中途哄下台去，导致脸面全失，但事后既未发火也未报复，这就不是一般人，也特别是那些平时吆五喝六，手上握根枪杆子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诸侯们所及不上的。
你换杨森来试试，“蛮干将军”有可能当场发作，桌子一拍，暴喝一声：“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讲话，否则滚出去！”
刘湘对自己的形象也曾自鸣得意，所谓得天下先要得人心嘛，这可是当年先主的取胜之道。
然而在刘文辉崛起之后，他就得意不起来了。
连刘湘都遭人起哄，可见诸侯们的发言水准，但刘文辉例外，他几乎就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刘文辉讲话，从不依靠秘书写稿，所有布局、段落、内容全系他一人构思，秘书至多不过执笔整理而已。他还有一个习惯，即不讲重复的内容，哪怕是同一主题，每讲一次，就要修改一次，加进其他素材和观点。有一个主题，据说他讲过十八次，这十八次的发言稿竟然完全不同。
你还别小瞧了演讲，西方政治家有哪个不是演说家？若不会演说，都迈不进政治这个门槛。
刘文辉出来讲话，就相当于一个政治家的即席演讲，往往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就算讲的时间长，听的人也丝毫不觉厌倦，与刘湘等人形成不小反差。
这还不光是口才，更关系到一个人的见识。
三国演义上说刘备“不甚好读书”，不知道皇叔是不是继承了家族血脉，在这一点上他跟其先祖刘邦倒十分相像——刘邦的文化底子也很薄，有一段时间还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干过把儒生的帽子当夜壶这样的惊人壮举。
刘备的对手曹操就不一样了。尽管三国演义中描述曹操的出场是“好游猎，喜歌舞”，官宦子弟的喜好一个不少，但他肯定是饱读诗书，要不然怎么可能写出《短歌行》那样的传世名篇？
读书跟不读书有没有差别？有差别，而且大了。
刘备的前半生，始终飘零无依，其麾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干猛将助阵，却仍屡战屡败，原因之一便只能归咎于他书读得太少，连“隆中对”这样的战略大方向都搞不清楚。相反，曹操能成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很大程度上就得归功于他的喜读书、善读书。
刘湘是从刘备这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似乎同样与读书无缘。他小学还没毕业，以培养下级军官为务的速成学堂也远不能与保定军校相比，虽然小时候有那些所谓“挑灯夜读”的神话佳话，但只要看看上学时平庸的成绩单就知道可信度多大了。起码有一点不能否认，刘湘从军后，从没有人看见他“手不释卷”过。
刘文辉则不同，他最喜读书，像《战争论》这样军政大家的书籍尤其珍爱。平时只要稍有余暇，即手不释卷，甚至在庭院散步时，都不肯浪费时间，一定要让秘书们给他选读杂志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
川中诸侯虽多如牛毛，然而像刘文辉这样军政两方面才能都极为突出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包括刘湘在内，大多数人树立权威，依赖的不过还是手中的军权，独有刘文辉，号称“以军为主，以政为辅”，也就是说他发号施令，不光靠膀子粗，还有挡不住的个人魅力。
打个比方，如果刘湘是川版刘备，刘文辉就是川版曹操，从见识到气魄，莫不如此。
刘湘的“闭关亦能自守”并非口误，而更可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当时“二次北伐”已经结束，在张作霖主持的最后一届北洋政府被推翻之后，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俨然已可号令天下。
纵使刘湘曾不止一次有过“做皇帝”的梦，但到了这个地步，也有了力不从心之感。老实说，能够像刘皇叔那样“三分天下有其一”，他已经庆幸不已了。
刘湘的最高目标，已被他截止到诸侯，当然是统一四川后的诸侯，因此才会说出“闭关自守”的话。有人根据刘湘迷信风水，不断迁移父母祖坟，就认为他仍想“做皇帝”，甚至还有人列出刘湘“称帝”的具体步骤和“国号”，可那实在是捕风捉影，因为既不符合刘湘相对务实保守的个性，也不切合当时情况。
就在刘湘纠结于如何才能“自守”时，比他小几岁的“幺爸”却把目标定在了“问鼎中原”上。
刘文辉不是看不清时势，但他说，四川光守是守不住的，这里原本就非坐守之地，历史上你看谁坐守四川能守得住？所以应该“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
刘文辉熟读史书，据他总结，中国历史上平民造反成功者少，而诸侯造反成功者多，既然成功的可能性这么大，为什么要“闭关自守”，把目标定得这么低呢？
他公开声称，他要效法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复兴中华，把中国带向现代化。
在当时，不知几多人想“做皇帝”、“当总统”、“夺天下”，但大家都憋在心里不说，展示给各界的全是各种各样漂亮的口号。所以也有人劝刘文辉含蓄一点，没必要树大招风，刘文辉的回答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话语之中，孟德公那种敢说敢做、舍我其谁的气概已毕露无遗。刘文辉确实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自己的目标。
四川诸侯一度曾多如牛毛，其间互相攻伐，据张澜统计，仅自熊克武建立防区制后，川中即经历大小战争四百余次。诸侯们从“春秋”杀到“战国”，最终大诸侯由数十个合并为八个，即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刘存厚，李家钰和罗泽洲常被视为一家，因此被称为“战国七雄”。
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几乎每个诸侯都朝不保夕，连刘湘也起起伏伏，多次跌入谷底。只有刘文辉始终保持蓬勃的上升势头，加上他的防区多在川南，向为富饶之地，犹如当年的曹魏之雄踞中原，想不做大都难。
就在许多诸侯寅吃卯粮，连过冬都困难的时候，刘文辉的部队依旧能做到按月发饷，从而提前跨入了小康社会。
不知不觉中，刘文辉超越刘湘，跑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在他后面，分别为刘湘、邓锡侯、田颂尧，他们仿佛是战国时代的秦齐楚赵，所以又有好事者对其冠名曰：七雄四强。
距离还在继续拉大。
曹操能争霸天下，政治谋略才是他的看家本领，在这方面，刘文辉丝毫不让前辈，其纵横捭阖的手段直让人看到眼花缭乱。
他用保定军校的关系，来罩住邓锡侯和田颂尧，邓、田既在四强之列，就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刘文辉又巧妙地通过与刘湘的家族关系，一有风吹草动，便放风要“二刘合作”，以对邓、田进行威吓和挟制。
“秦齐”联手，“楚赵”必然完蛋，邓、田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乖乖地待在保定系里面，跟着刘文辉耍枪弄棒。
就算是李家钰的军官系，刘文辉也有办法连宗，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前身是四川陆军小学，正是刘文辉上过的学校。
刘文辉左拉保定系、右牵军官系，使得“七雄四强”中的三分之二力量都归入了他的阵营，在与刘湘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占尽便宜。
在刘文辉面前，刘湘也相形见拙，只能以自己在军事方面或许比对方稍强而聊以自慰。
可就这点小安慰，刘文辉似乎也不打算留给侄儿。
合纵连横仅仅用来牵制大诸侯，对中小诸侯，刘文辉向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打得那些可怜的诸侯们毫无招架之功。
刘成勋是刘文辉的老上司，对其有知遇之恩，且两人同为“大邑系”，但刘成勋此时已日薄西山，垂垂老矣，防区又与刘文辉毗邻，刘文辉就找了个理由，堂而皇之地将其一并了之。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信条，亦与曹阿瞒极为神似。
吃掉刘成勋，刘文辉尽得三师三旅及大片地盘，防区扩展至整个西康。
接着，他又联合刘湘，对同样曾经辉煌，如今落魄的赖心辉发起致命一击，直到将其赶出四川，驱入贵州。在并掉赖心辉之后，刘文辉的防区开始与刘湘密切衔接，成了邻居。
小虾米越来越少，刘文辉的胃口却越来越大。
在“下川东之战”中，刘文辉连手指头都不用动，就从刘湘那里取得资、内两县。这两座县城其实并不好拿，因为刘文辉此前与军官系的关系不错，拿了这两座县城，也就等于站到刘湘一边，与李家钰等人翻了脸。
应该说，刘文辉不是那种气窄量小，见了一点诱饵就忘乎所以的人，他敢伸且能伸这个手，就说明连“李罗杨”这样的“七雄”也被他列入了菜单。
李家钰由于基本没怎么参战，所以无论防区还是兵力都保存完好。但另外两个可就惨了，杨森是防区全部丧失，罗泽洲也在被打得抱头鼠窜的同时，连失两县。
杨、罗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都主张出兵对刘文辉进行报复，同时夺取防区，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样在吃食进补之后，也才有力量找刘湘报一箭之仇。
李家钰却并不积极。
这位军官系首脑既能异军突起，由邓锡侯的部下而迈入“七雄”，与邓锡侯等人平起平坐，自非等闲之辈。他有个绰号叫做李矮子，有人说他是“矮子心多”，而李家钰也确实不像罗、杨那么莽撞，处理事情比较稳重。
在他看来，如今刘文辉兵强马壮，军官系又刚刚落败，此时并非主动向对方出击的最佳时机，取胜也毫无把握。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胜了又怎么样呢，辛辛苦苦夺回几座县城，单是喂饱罗、杨这两个饥肠辘辘的家伙都不知道够不够，他其实没多少实际利益可得。当然如果败了，那更是罪魁祸首。因此这笔账不管你怎么算，都会觉得划不来。
李家钰认为，他完全可以效仿刘文辉，在“四强”中间玩平衡木，那样也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用不着如此冒险。
李家钰这么一犹豫，罗、杨心里都极不是滋味。
不是说“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吗，你老人家自然是闲庭信步，怎么都不着急，我们可是度日如年啊。
罗、杨赶到李家钰的防区总部遂宁，哭着喊着求着，要让李家钰担任“同盟军”总指挥。消息一出，四川军官生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闲散的，也都纷至沓来，齐聚遂宁，而且皆愿奉李家钰为领袖——我们又不是厦大（吓大）毕业的，怕什么啊。现在你只要说一句话，让我们到哪就到哪，绳子一松，亮着牙就给你冲过去。
老大做到这个地步，夫复何求？过去“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待遇，想来也不过如此，李家钰欲罢不能，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只得勉强接过总指挥一职。
没等他正式下达命令，甚至绳子还没松，罗泽洲和杨森就呲着牙，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见此情形，李家钰已毫无退路，他不能不真正参加进去了。
1929年4月，继“下川东之战”后，“上川东之战”随之爆发。
军官系这帮人只知道要混出头，但那闹哄哄的场面早就惊动了刘文辉。
知道你们趁我一个不注意，就要出点幺蛾子，果然耐不住了。
就算“李罗杨”老老实实坐在家里，刘文辉都有把他们摆上餐桌的心，何况还自己爬了上来，那不正好吗？
在李家钰的同盟军出击之前，刘文辉早就集结了强大的兵力，做好了充分准备。
李家钰攻击受挫，接着又得到了一个对他极其不利的情报：邓锡侯、田颂尧也加入了这场是非，尽管他们多少有些被迫的意味。
李家钰、罗泽洲原本都是邓锡侯的部下，后来虽独立出来，但在名义上仍归其节制指挥。
刘文辉放出话来，说：“李、罗、杨是四川祸乱根源。”在从政治上将“李罗杨”置于不利境地后，他指给邓锡侯两条路走：一条是惩处你那惹祸的下级，“平乱”后自有你的好处，另外一条就是跟我决裂，那我再和刘湘“二刘合作”，找机会修理你。
同样的两条路也给了田颂尧。邓、田都明白，虽然刘文辉出的题目貌似多项选择，其实答案却只有一个。
邓锡侯赶快给李家钰和罗泽洲发去电令，要求停止作战，各自率部撤回原防，否则刘、邓、田三家将联合“平乱”。
李家钰从接到电报起，一颗心就猛地沉了下去——“四强”中的三强联手，纵使刘湘也得退避三舍。
“上川东之战”一共才打了四五天，什么结果也没出来，就以李家钰宣布撤军而告终。战争虽然结束，可事情并没有完。
刘文辉好不容易抓住这么个机会，哪里肯舍，裹挟着邓、田两部，在后紧逼围攻，使得李家钰被迫撤出遂宁，退居顺庆。
刘文辉又追到顺庆，但他又想到李家钰实力仍保存完整，硬攻的话自己难免也要损兵折将，于是他便坐而屯兵，将李家钰围在城里。
知道刘文辉狠，没想到会如此之狠。要知道，刘湘在“下川东之战”中曾被逼到那么不堪的境地，最后也没有赶尽杀绝啊。
李家钰所部有六七万人，把个顺庆挤得满满当当。顺庆还算是个中等规模的县城，所以起初生活尚无问题，但以后一天比一天困难，三个月后，官兵不但无薪饷可言，连做到一日三餐都不易了。
这时刘文辉又乘人之危，通过邓锡侯和罗泽洲，用“挖墙脚”的办法，对李家钰、罗泽洲的部队进行内部分化，引诱他们的部下叛离。罗泽洲的部队因此率先垮掉，李家钰所部素来团结，才没让刘文辉从中得逞。
刘文辉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亲自跑到重庆，鼓动刘湘出兵。刘湘出于种种考虑，未予应允，且态度冷漠，可是“二刘图顺”的谣言却被刘文辉凭空造了出来。
“三军围顺”加码成了“二刘图顺”，“四强”都把进攻矛头对准了自己，坐困愁城的李家钰更加焦躁不安了。
恰巧那个给刘湘算过命，有“看相如神”之称的王篾匠就住在顺庆，李家钰就约了参谋长一道造访，以卜吉凶。王篾匠没什么废话，一见面就说了四个字：“两人挤座。”
“两人挤座”，恰恰是李家钰此时境遇的暗喻。那请问“挤不过”怎么办呢，篾匠回答：“没坐处就走。”
李家钰信了王篾匠的话，人家又不收钱，也没必要阿谀奉承你，还能骗人不成。
李家钰决定再次撤离，这次王篾匠真的救了他一命。
虽然刘文辉在取顺庆后仍不肯放过李家钰，想要来个“一锅端”，但邓锡侯顾及过去与李家钰有部属关系，起了恻隐之心，反对继续穷追，这才让李家钰虎口得生。
李家钰逃走后四顾茫茫，竟然只能寄身于杨森处。
杨森因为人马少，冲得快，跑得也快。他原先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趁着罗泽洲已垮，趁机接收了罗泽洲的部分防区，总算又有了块立足之地。见李家钰逃了过来，他倒也顾及情面，把营山腾出来，容许李家钰暂且跟他挤一个船舱。
“上川东之战”发起之前，李家钰麾下曾有约三十个团，防区和兵力都接近于田颂尧，完全有希望成为“第五强”。被刘文辉“挖墙脚”后，只剩下十四个团，三万多人，连原先的一半也没有了。更惨的是，失去防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
李家钰痛哭流涕，自此对刘文辉恨之入骨。直到刘文辉后来退至西康，李家钰仍恨意未消，有人要去西康，他就对此人说：“你如果在西康见着刘文辉，只带我一句话，挖墙脚的人被墙砸死！”
不知刘文辉听到这句话会作何感想，但至少当时当地，他这么做是一点不后悔。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把你们留着，迟早还是要跟我争，不如把你们打到灰飞烟灭才好。
每打一次仗，刘文辉的防区就扩充一次，经过前后历次兼并，他一人已占有川康八九十县，超过其余“六强”防区的总和，几乎相当于大半个四川，而且这些防区大多较为富庶，自贡盐场等尽在其中，无论地盘面积还是赋税收入，此时的刘文辉都无人能及。
打仗除了可以占有地盘，还能收编人马。有一段时间，刘文辉通过“挖墙脚”以及战争编并的部队，比他的基本部队还多。最多时，他拥有一百多个团二十万人以上，所部四个主力师的师长全为刘文辉的保定同学，其余将官也不是保定同学，就是陆小（四川陆军小学）同学，既干练能战，又服从调遣。
刘文辉身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第二十四军军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进入他个人的鼎盛时期。
刘文辉从小就从线装书上领悟到了“为政在人”这个至理名言，自发迹之日起，便以善于拔擢人才而闻名。据说他有段时间经常到成都公园散步，偶然看到一个青年正在荷花池畔凝神读书，而且每次去每次都在。碰到的次数多了，刘文辉就问他所奉何职，原来以为是个学生，未料却是个失业军人。
一个失业军人，还能如此用心刻苦，刘文辉很是欣赏，立即带他到军部，并直接委之以连长。
大权在握后，刘文辉更是如“周公吐哺”般招贤纳士，对“干练之才，知名之士”，皆多方罗致，纳于幕中。平日在他府里出入的，不是陆士级别的高级军事人才，就是出自北平大学的高材生或文化界名流。
刘氏家族对地方教育均异常重视。刘文彩不过是一地主，但在家乡也舍得花钱修建中学，并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又减免贫困生学费。作为省长的刘文辉更是大手笔、大投入，他创办了一所私立中学，自兼董事长，办学经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都来得丰厚，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学校实行全免费，毕业后还可出国留学。
此外，刘文辉又将成都的多所大学合并为四川大学，由省政府出具明文规定，将收缴的肉税拨作该校的专用经费，同时设立“文辉助学金”，以利师生安心读书。
《短歌行》中写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刘文辉意气飞扬，他似乎已提前站到了绝顶之上，看到了山下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