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杨国忠也是感知不到的。
杨国忠如今已经是帝国宰相兼吏部尚书，此外还兼任了四十多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倾天下、贵宠无匹。有道是小人得志便猖狂，这位昔日的小混混自从当上宰相，在朝堂上走路都是横的，“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杨国忠当政后，台省六部官员中，凡是稍具才干和名望的，只要不为他所用，立马就被踢出朝廷；而那些无才无行、多年不得升迁的庸碌之辈，则纷纷凭借入仕多年的资历、以及对杨国忠的巴结谄媚而升上高位。对于杨国忠的用人政策，有人深表鄙视，但却有更多的人极力赞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庸人和马屁精历来占大多数。
据说杨国忠为相不到一年，他们家的门槛就快被那些逢迎谄媚的人挤破了，因此收受的各种贿赂数不胜数，其中仅绸缎就多达三千万匹，简直比国库还壮观。
杨国忠有个儿子叫杨暄，和他一样不学无术。天宝十二年，杨暄参加了“明经”科考试，由于学业荒陋，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达奚珣，这位老兄捧着杨公子的不及格试卷左看右看，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他终于碰上了一个巴结杨国忠的良机，只要动动手脚让杨公子登第，自己在仕途上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忧的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杨国忠领他这份情呢？如果杨国忠不知道是他达奚珣做了手脚，还以为儿子是凭能耐考上的，那他的人情岂不是白做了？
达奚珣决定，还是要先把杨暄的真实成绩告诉杨国忠，然后再让杨暄登第，这样就能把人情做在明处了。随后，达奚珣就命儿子达奚抚去找杨国忠。
次日，达奚抚一大早就等在了杨国忠的家门口。杨国忠出门要去上朝时，远远看见达奚抚，不禁心头暗喜，以为肯定是自己的儿子名列前茅，所以达奚珣才派他儿子报喜来了。可他没有想到，达奚抚屁颠屁颠地跑到他面前，竟然说了这么一句：“我奉父亲大人之命，前来转告相爷，令郎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不过请相爷放心，我父亲一定不会让他落榜。”
杨国忠一听，脸上一下子挂不住，顿时勃然作色：“我儿子何患不富贵，还需要你们这帮小人来卖人情？！”说完鞭子一挥，策马绝尘而去，把吓得不知所措的达奚抚扔在了原地。
达奚珣万万没料到，本想好好地拍一回马屁，居然一不留神就拍到了马腿上。儿子达奚抚劝他说：“杨国忠依仗权势，根本没把咱放在眼里，咱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跟这种人哪里有道理好讲？”
过后，达奚珣还是无奈地修改了试卷，让杨暄顺利登第了，而且还让他名列榜首。但是人情算是白做了，因为杨国忠父子压根就没领他的情。不过话说回来，这事要怪也不能怪杨国忠，只能怪达奚珣自己。
怪他的马屁功没练到家。
如今的大唐天下，争着要拍杨国忠马屁的人多了去了，如何才能拍得上、拍得好、拍得妙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讲究所拍的方式和角度，既要拍得恰到好处，又要拍得不露痕迹，如此方为上乘之马屁功，如此才能让杨国忠觉得爽。至于说达奚珣这种不上道的马屁，杨国忠压根就不稀罕。
天宝末年，杨国忠的恃宠弄权和飞扬跋扈，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管天下有多少人忌惮杨国忠，可至少有一个人是对他极度鄙视、相当不屑的。
没错，这个人就是安禄山。
自从天宝十年安禄山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以来，他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俨然就成了一个无人制约的土皇帝，“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见（唐朝）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但是，随着势力的急剧膨胀，安禄山内心的忧惧也不免日渐加深。
因为，玄宗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随时有可能翘辫子，一旦驾崩，太子李亨即位，那安禄山还能如此逍遥自在地坐拥河北三镇吗？
很难。
因为安禄山当初为了讨好玄宗，连太子都不拜，等于是把太子往死里得罪了。那太子一旦御极登基，岂能有安禄山的好果子吃？！
所以，安禄山必须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这几年来，安禄山已经有意识地招揽了一大批文武将吏作为心腹爪牙：文有严庄、高尚、张通儒等人，武有史思明、安守忠、蔡希德、崔乾祐、田承嗣、阿史那承庆等。将来一旦起事，这些人就是安禄山倾覆天下的骨干力量。
此外，安禄山还从奚、契丹等部落的降将中遴选了八千名勇士，平时作为近卫亲兵，战时就充当敢死队，然后又从这些人中精选出一百多人，作为贴身侍卫。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这些人都是“骁勇善战、一可当百”。
在积极招募人才的同时，安禄山也一直在大力扩充军备。他不但蓄养了数万匹战马，囤积了大量的兵器铠甲，而且还分道派遣了许多商队与诸胡进行贸易，从中每年获取数百万利润作为军费。除此之外，安禄山还命人暗中制造了数以百万件的三品官袍和金鱼袋……
所有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造反当皇帝！
当初李林甫在的时候，安禄山心中还存有忌惮。如今李林甫一死，安禄山就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至于那个“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的杨国忠，根本就没被安禄山放在眼里。
安禄山对他的态度只有五个字——“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安禄山想造反，其实很多人都有所察觉，可就是没人敢跟玄宗讲。
最早向玄宗发出警告，而且警告过不止一次的人，就是杨国忠。
不过，杨国忠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忧国忧民之心，而纯粹是出于固权保位之计。他怕的是安禄山的权势不断膨胀，总有一天会入朝拜相，威胁他的地位，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在玄宗的耳边喊——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
可是，狼真的会来吗？
玄宗对此总是持保留态度。
像安禄山这么忠诚乖巧的人，玄宗根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他会造反。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为了向玄宗证明安禄山确实怀有狼子野心，杨国忠就跟玄宗打赌，说：“陛下可以下诏召见安禄山，看他敢不敢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安禄山来了吗？
来了。
一接到玄宗的诏书，他就风驰电掣、马不停蹄、日夜兼程、披星戴月地从范阳赶来了。
一见到玄宗，安禄山就声泪俱下地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擢升到今天这样尊贵的地位，因而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臣真不知道哪天会死在他的手里！”
看到干儿子哭得如此楚楚可怜，玄宗大起恻隐之心，马上赏赐给他一千万钱。
从此，玄宗对这个干儿子更加宠信。而杨国忠不断发出的“狼来了”的警告，则被玄宗当成了耳旁风。
很显然，杨国忠根本不是安禄山的对手。
过去李林甫和安禄山过招时，几乎可以把安禄山当成面团来捏，要他圆他就圆，要他扁他就扁。可如今，在杨国忠与安禄山展开的这场最后的博弈中，双方的位置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杨国忠频频出手，却未能伤及安禄山一根毫毛，而安禄山不动声色，却能把大唐的天子和宰相玩弄于股掌……
安禄山入朝的几天后，玄宗又觉得干儿子受的委屈太大了，光赏赐金钱好像还不足以弥补，于是又准备擢升安禄山为宰相，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草诏。杨国忠吓坏了，当即力谏：“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知书，岂能当宰相？！臣担心诏书一下，四夷将轻我大唐无人！”
玄宗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悻悻作罢，但还是加封安禄山左仆射之职，并赐他一子为三品官，一子为四品官。
紧接着，安禄山又得寸进尺，要求兼任御马总监和全国牧马总管。我们说过，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不亚于今天的坦克，所以，这两个职位具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既然如此，玄宗会给他吗？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考虑和犹豫，玄宗就答应了安禄山的要求。
随后，安禄山派遣了几名亲信，命他们在御马监中挑选了数千匹最强健的战马，悄悄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饲养。
又过了几天，安禄山又奏：“臣所部将士，在与奚、契丹、铁勒九部、同罗等部落的作战中，立下了很多功勋，臣请求破格提拔他们，希望朝廷提供一些空白的委任状，臣可带回军中，直接授予他们。”
如果是一个智力正常的皇帝，在听到这样的请求时肯定会生出极大的警觉，可玄宗却丝毫不起疑心，一下就给了他几千张空白的委任状。后来安禄山回到范阳时，一口气就任命了五百多个将军，两千多个中郎将，彻底收买了全军将士的心，也把他麾下的这十几万帝国军队彻底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没有人知道玄宗为何会对安禄山纵容到这个地步。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脑子进水了，或者是他鬼迷了心窍。
在朝廷捞了个钵满盆满之后，安禄山准备开溜了。
该表的忠心已经表了，该捞的实惠也都捞了，再待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只会夜长梦多。
天宝十三年三月，安禄山向玄宗奏请回范阳，玄宗依依不舍，亲自脱下身上的御袍赐给了安禄山。曾几何时，安禄山披上李林甫的袍子时，心底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而今，当安禄山披上皇帝钦赐的御袍时，心里却在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禄山是很感激大唐天子李隆基的。
因为这个慈祥而慷慨的老人不仅曾经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且给了他人臣所能拥有的一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安禄山打心眼里，其实是非常尊敬，甚至喜爱这位老人的。
然而，感情从来只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极小的一部分。尤其是像安禄山这种以打仗为业、以政治为生命、以权力为人生目标的男人，感情就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很不实用的奢侈品。安禄山从来不会让感情这种东西影响自己的意志，更不会让它左右自己的决定。
所以，尽管他尊敬甚至爱戴李隆基，但这并不妨碍他悍然起兵，夺取李隆基的江山和臣民，夺取本属于李隆基的一切！
是的，这并不矛盾。
因为这就是人性。
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比他来长安时走得更快。
由于担心杨国忠又在玄宗面前叽叽歪歪，以致玄宗生出疑心，安禄山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范阳。
安禄山疾驰出关以后，改走水路，乘船沿黄河东下，命纤夫十五里换一班，昼夜兼程，片刻不息，日行三四百里，所过郡县概不停留，一口气跑回了老巢。
安禄山临走时，玄宗曾派高力士为他送行。高力士回宫后，玄宗问他：“此次回朝，安禄山应该感到满意吧？”
高力士答：“看他的样子，似乎有些怏怏不乐，定是知道本来命他当宰相，可又中途变卦了，所以感到不快。”
杨国忠一听，马上说：“这件事没人知道，肯定是负责草诏的张垍把消息走漏了。”
玄宗勃然大怒，立刻把张垍贬为远地司马，同时把他哥哥刑部尚书张均贬为地方太守。
由于出了这件事，玄宗更加感觉对不起安禄山。所以从此以后，凡是有人控告安禄山谋反的，玄宗就直接把人绑了，送到范阳给安禄山处理。自此，天下人人皆知安禄山将反，可人人只能保持缄默。
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道与南诏的战争已经持续数年，唐军屡战屡败，前后战死的士兵多达二十万，可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却隐瞒了所有战败的消息，还向玄宗谎称大捷。满朝文武纷纷摇头叹息，可没人敢说出事实。
有一天，玄宗和高力士在闲聊。玄宗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却答道：“臣听说，云南屡屡战败丧师，此外，诸道边将又拥兵太盛，陛下将如何防范他们？臣担心，一旦出现祸乱，将难以挽救，怎么谈得上无忧？”
玄宗面露不悦，说：“你不用再说了，朕自有分寸。”
天宝末年，满朝文武、宫廷内外，还敢说真话的人也许就只剩下高力士一个了。
高力士虽然是个权倾内外的大宦官，连太子也要称呼他为“兄”，王公大臣也要称呼他为“翁”，驸马一辈则全都称他为“爷”，可谓尊贵已极，但是，和中唐以后那些弄权乱政的宦官比起来，他的品质实在要好得多。而且，高力士一贯小心谨慎，除了关键时刻向玄宗进几句忠言外，从不敢肆意揽权干政，因而满朝士大夫对他并无恶感，而玄宗也始终信任他。正因为此，当百官在杨国忠的专权之下噤若寒蝉的时候，就只有高力士敢秉公直言了。
然而，即便高力士能说真话，此时的玄宗也未必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也未必会采取什么有益的行动。
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力，又迫使资格比他老的陈希烈主动辞位，然后引荐了性格温和、较易控制的兵部尚书韦见素入相，从此把朝政完全控制在了手中。
当时，京畿地区已连续一年多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关中大饥，玄宗甚为忧虑，杨国忠不思赈灾，却找来了一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献给玄宗，说：“雨水虽多，但还不至于伤害庄稼。”玄宗一看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穗，顿时转忧为喜。
后来，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内灾情严重，杨国忠立刻把房琯抓到御史台控制了起来。
随后，各地再也无人敢上报灾情。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玄宗站在寝宫中，仰望从铅灰色的穹苍中不停落下的雨水，心中的某个地方忽然动了一下，然后不无伤感地对身边的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
很显然，玄宗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杨国忠忽悠了。
所以他现在想听真话。
高力士看了看淫雨霏霏的天空，又看了看日渐苍老的皇帝，轻轻地说了一句：“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谦称他不敢言，其实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如果是一个彻底昏庸的皇帝，听到如此逆耳之言，一定会暴跳如雷。而如果是一个勇于反省的皇帝，听到如此忠直之言，也必定会有所行动。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既非彻底昏庸的皇帝，也不是能够反躬自省的皇帝，而是一个既糊涂又清醒、既骄傲又伤感、既强大又脆弱的皇帝。
所以，对于高力士的忠言，他唯一的反应只有两个字——默然。
此时的唐玄宗，似乎对一切都心知肚明，又似乎对一切都懵懂不知。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物了。
所以，他只能做一天皇帝享一天乐，让一切顺其自然。
所以，他只能劝自己不要怀疑安禄山，以免自寻烦恼。
所以，他只能深深沉浸在盛世迷梦中，任由历史的惯性，把自己和帝国一步一步地推向某个充满宿命意味的终点……
与此同时，杨国忠正在乐此不疲地巩固权力、铲除异己。这年七月，他刚刚把陈希烈赶下了台；八月，他又把看上去很不顺眼的京兆尹李岘贬出了长安；十一月，他又担心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有可能会拜相，赶紧找了个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一年。
可在杨国忠眼里，太平盛世无疑还会延续很久很久。就算现在有人告诉他乱世马上就要来临，恐怕也改变不了他那快乐无比的心境。
作为小混混出身的杨国忠，他的人生宗旨就是四个字——及时行乐。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位子上，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杨国忠自己就曾经对人坦言：“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出身贫寒，只因凭借贵妃的关系才有了今天，管他未来到底怎么样呢，反正我知道自己终究不能以美名传世，还不如抛开一切，尽享眼前极乐。
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无疑是玄宗和所有臣民的不幸。
让这样的人来控制帝国前进的方向，无疑是历史的悲哀。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春天跟往年一样照常降临。
冰雪消融，江河奔流，百花盛开，万物复苏。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一切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在生命的第七十一个春天里，李隆基并不知道，一匹北方之狼正傲然屹立在燕赵大地上，时而伸长脖颈仰天长嚎，时而呲牙咧嘴向西眺望。它亢奋的身体内躁动着不安的灵魂。它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死亡的火焰。它向天挥舞的利爪中，潜藏着攫取天下、撕碎一切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