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开元十四年把张说斗倒之后，财政专家宇文融就抖擞起来了。
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加上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用不了多久，自己一定会入阁拜相。
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是有一点不大不小的担心。
他担心张说会再度被玄宗起用。
既然张说当年有本事梅开二度，如今又凭什么不能卷土重来？
有鉴于此，宇文融决定拿出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张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随后，宇文融再度和御史大夫崔隐甫联手，开始在朝中大肆交结朋党，一边加紧打造自己的势力，一边频频向玄宗呈上密奏，拼命诋毁张说，一心要把他搞臭搞烂。
面对不肯干休、咄咄逼人的宇文融，张说当然也没闲着。他虽说已经离开了相位，可这么多年的宰相也不是白混的，朝中还是有不少人得到过他的提拔，受到过他的恩惠，所以张说大手一挥，便有一帮老部下应声而起，向宇文融发起了反击。
你想让我死，我也绝不让你好过！
双方就此展开死拼。
这种官员集体掐架的现象，在历史上的学名叫“朋党之争”，可要说白了，不过就是双方老大为了个人利益，各自招呼一帮喽啰聚众斗殴而已，实在没多大意思。
玄宗天天听他们吵架，最后终于被惹毛了。
领着朕的俸禄，却成天为了私人恩怨打架，朝廷的活谁来干？！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二月，玄宗下诏，勒令张说致仕，仍在家修史；崔隐甫罢官，回家侍奉老母；宇文融贬出朝廷，担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刺史。
都给朕滚蛋！好让朕清静清静。
但是，尽管张说和宇文融都滚蛋了，玄宗却还是清静不了。
因为他不久前刚刚任命的两个宰相，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两个人，一个叫李元紘，一个叫杜暹。
如果单纯从个人品质来说，这两位其实都称得上是正直清廉的好官。由于前任宰相张说因贪财好贿而罢相，所以玄宗重新物色宰相时，就刻意挑选了这一对廉政模范，希望他们能像开元初期的宰相一样，同心同德，共创佳绩。
关于李元紘和杜暹公正廉洁的品行，各自都有一段佳话。
中宗神龙年间，李元紘担任雍州（京畿地区）司户，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窦怀贞。有一次，太平公主和当地的寺院争夺一处磨坊，官司打到了李元紘这里。李元紘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是太平公主仗势欺人，于是不管什么公主不公主，当即大笔一挥，把磨坊判给了寺院。窦怀贞吓坏了，命他赶紧改判。没想到李元紘竟然拿起笔来，在判决书后面加了一行大字：“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窦怀贞拿他没办法，只好悻悻作罢。
从那时候开始，李元紘的正直耿介之名就传遍了朝野。
当上宰相后，李元紘更是大力推行廉政建设，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请托求官、徇私舞弊之风，让那些走后门、搞腐败的家伙又怕又恨。“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旧唐书·李元紘传》）
由于为官清廉，所以李元紘当了好几年宰相，依旧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不但宅子是从前的旧宅子，仆人是过去的老仆人，就连每天上朝骑的马，也还是多年前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朝廷所赐的钱物，李元紘也是随手散给了穷亲戚，从来不留分毫，大有当初的清贫宰相卢怀慎之风。
而杜暹也是一样，“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旧唐书·杜暹传》）从青年时代起，杜暹就立志当一个清廉的好官，发誓绝不接受亲戚、朋友或同僚的任何馈赠。比如他早年在地方上任职，离任时，当地的小吏要送他一件贵重礼品，就遭到了他的婉拒。
什么贵重礼品呢？
纸。一万张纸。
纸算什么贵重礼品？还一万张？既要雇人手来搬，又要找车马来运，这不是活活累死人吗？
如果我们这么理解，那就错了。要知道，那可是唐朝，不是现在。
现在，纸张都是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只要机器一开，要多少有多少。可在当时，纸张都是手工业生产，质量高，数量少，属于异常紧俏的消费品。所以，古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练习书法，只能在水缸里或沙地上比比画画，根本用不起纸张。
杜暹一见有人送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一口拒绝显得太不讲人情，要接受又违背自己的意愿，最后只好象征性地从中抽了一百张，算是领受了对方的盛情。当时给他送行的一个同僚见状，大为感叹：“古时候有‘一钱太守’，不曾想今日又见此事啊！”
所谓的“一钱太守”，说的是东汉刘宠的典故。刘宠是东汉时的会稽太守，由于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被调往京师任职。临行前，当地父老感念他的德政，执意要送给他几百钱，刘宠不忍拂其心意，只取一钱收下。上路之后，他就把钱扔进了会稽附近的一条河里。据说那枚钱扔下去后，河水顿时变得无比清澈。这个故事从此流传开来，被千百年来的老百姓传为美谈，而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市的钱清镇。
既然李元紘和杜暹都有如此令人称颂的嘉言懿行，性格和志向又如此相近，按理说在工作上也应该会互相配合、同心协力才对。
可是，他们偏偏就掐架了。
关于他们掐架的原因，史书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有这么一句话：“元紘、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而具体有何异同、有何嫌隙、如何在玄宗面前互相参奏，史书则付诸阙如。
虽然史书无载，但我们至少可以作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性情相近的人共事，更容易掐架。观诸开元初期的宰相，无论是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颋，还是张嘉贞与源乾曜，都是典型的一刚一柔、一主一辅，所以他们既能在性格上形成互补，又能在工作上分出主次，矛盾自然也就少了。而李元紘和杜暹，性情都是同样的刚直耿介，遇事当然也就不善于拐弯和妥协，一旦对事物的看法相左，必然要争一个是非对错，因而矛盾纷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李、杜的矛盾，玄宗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玄宗只好采取了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把两人一起赶下台。
开元十七年（公元727年）六月，李元紘和杜暹双双罢相。
也许是担心继任者又跟他们一样，在性格和处世方式上不能互补，所以玄宗这回特地挑选了三个人，希望通过人数的变化，给宰相班子增加一些弹性、注入一些活力。
新任的三位宰相，一个叫萧嵩，一个叫裴光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理财专家——宇文融。
玄宗之所以会既往不咎，让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回朝拜相，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一个字——钱。
是的，钱。
随着太平盛世的来临，此时的玄宗早已不像开元初期那样克勤克俭了，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流露出了好大喜功、奢侈享乐的倾向，所以，尽管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财政收入日益增长，可玄宗还是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
而满朝文武，最能搞钱的是谁？
那当然就是宇文融了。
宇文融没有辜负玄宗的殷切期望。
一坐到宰相的位子上，宇文融就使出了浑身解数，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特使”，然后把他们派驻朝廷的各个部门，开展争创经济效益的竞赛，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地搜刮民脂民膏，看谁刮得多、刮得巧妙，谁就能加官晋爵、青云直上。
如此一来，玄宗自然是开心了——钱这个东西嘛，不就像海绵里的水吗，挤一挤总是有的！
可是，文武百官却叫苦不迭——权力都让特使夺走了，部门职能也都错乱了，规章制度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这工作还怎么干？
而最苦的，莫过于底层的老百姓——今天交这个捐，明天纳那个税，后天又来个巧立名目的摊派，这日子还怎么过？
当然，百姓的痛苦和百官的烦恼宇文融是看不见的，他只看见了皇帝的笑颜。
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证明一个臣子的能力和才干呢？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让一个臣子心花怒放、干劲百倍的呢？
没有了。
由于博得了天子的欢心，所以一向矜夸自负的宇文融越发得意忘形。当宰相没多久，他便到处扬言：“只要让我在相位上待几个月，保管天下太平！”（《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宇文融到底有没有致太平的本事不好说，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在相位上确实只待了几个月，然后就灰溜溜地下台了。
宇文融之所以下台，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是裴光庭等人在背后狠狠参了他一本。这一参，玄宗总算听到了朝野的呼声和百姓的怨言。然而，他还是舍不得罢免宇文融。
最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的，是另一桩弹劾案。
当时有一个宗室亲王名叫李祎，时任朔方节度使，因与吐蕃作战立下赫赫战功，颇为玄宗所器重，宇文融担心他以军功入相，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一直想找机会堵死他的入相之路。
开元十七年九月，李祎因事入朝，宇文融当即授意心腹御史李寅整理黑材料，准备瞅准机会递上去。不料这个李寅也是个大嘴巴，刚弄完材料就把事情泄露了。李祎得知后，立刻入宫禀报玄宗，说：宇文融打算陷害我，明天就会让御史李寅上章弹劾。
玄宗本来还有些半信半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李寅果然就把奏章递了上来。玄宗勃然大怒，当即把宇文融贬为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刺史。可是，宇文融刚走了没几天，玄宗就有些后悔了。
因为钱不够花了。
玄宗忍不住对裴光庭大发牢骚：“你们老是挑宇文融的毛病，这下倒好，朕把他轰走了，可朝廷的开销也不够了，你说说，该怎么办？如何帮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
裴光庭无言以对。
就在玄宗琢磨着该不该把这个挣钱高手重新请回来的时候，宇文融的倒霉事又来了。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指控他在担任宰相期间曾滥用职权，贪赃受贿。有关部门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玄宗万般无奈，只好再次把宇文融贬为平乐（今广西平乐县）县尉。
宇文融在边瘴之地苦撑苦熬了一年多，天天盼着玄宗能召他回朝，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最终盼来的，却是比贬谪更严厉的惩罚——流放。因为他当初的聚敛手段太过恶劣，得罪了太多朝臣，所以很多人都不想放过他。大臣们利用他被贬谪的这段时间拼命搜集罪证，最后由司农少卿蒋岑出面指控，说宇文融曾在担任汴州刺史期间贪污了数以百万计的公款。
玄宗下令彻底追查，结果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玄宗大为震怒，立刻下诏把宇文融流放岩州（今广西来宾市）。
这一回，宇文融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他万念俱灰，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死了，剩下的两个宰相是不是就能和衷共济了？很遗憾，没有。
接下来的事实将向我们证明——帝国的朝堂就是一个铁打的擂台，宰相们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个个打擂者。
只要擂台在，对决就不会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