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早在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之后，宪宗李纯就开始变了。“淮西既平，上（宪宗）浸骄侈。”（《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宪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一改从前克勤克俭的作风，开始大兴土木，专注于个人享受。元和十三年正月，宪宗命禁卫六军负责对麟德殿进行修缮。由于当时淄青、成德等镇都尚未平定，禁军大将张奉国、李文悦私下认为，此时朝廷仍是用兵之际，不宜“营缮太多”，可他们又不敢抗命，只好请宰相裴度代为劝谏。
裴度当然也不赞成宪宗的做法，就在一次奏事的间隙，委婉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宪宗一听，就知道是张、李二将把消息透露给了宰相，顿时火冒三丈，几天后就把张奉国和李文悦双双贬谪了。等禁军修完麟德殿，宪宗像是要跟裴度较劲似的，又命禁军疏浚了龙首池，另外又建了一座全新的承晖殿。
裴度知道自己怎么劝也是白搭，只好把嘴闭上。
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就接二连三地上马了。于是，国库的钱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哗哗往外流。
为了平衡收支，也为了获得更多享受，宪宗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就跟晚年的德宗如出一辙。当时，朝中的两个财政大臣敏锐地察觉出了发生在天子身上的微妙变化，赶紧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在财政收入的大蛋糕上划出了一块专供皇帝的小蛋糕，也就是所谓的“税外羡余”，每个月都准时送进天子的小金库。
这两个人，一个叫皇甫镈，时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另一个叫程异，时任工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
可想而知，这两个聪明人很快就博得了天子的宠幸。
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没有跟裴度等宰执大臣商议，就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皇甫镈和程异为宰相。
诏书一下，朝野哗然。
虽然本朝历史上多有财政大臣入阁拜相的成例，但其人选通常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并且交由现任宰相审议。而现在的问题是，皇甫镈和程异的资历、品行、德望等等，都远远不符合宰相的标准。比如皇甫镈，据说就是靠贿赂宦官吐突承璀上位的，这种人要是当了宰相，整个朝廷岂不成了权钱交易的乐园？
所以，宪宗的诏令一出，不仅满朝文武骇愕，就连长安坊间的贩夫走卒也不免嗤之以鼻，将其引为笑谈。
宪宗如此独断专行，自然引起了裴度的极大不满。裴度当即和另一个宰相崔群当面向宪宗劝谏，极力反对这项任命，可宪宗却置若罔闻。
裴度愤然提交了辞呈。
宪宗压下辞呈，只回了两个字：不准。
裴度忍无可忍，再度上疏，说：“皇甫镈和程异都只是‘钱谷吏’‘佞巧小人’，当宰相只会让天下人耻笑。倘若陛下执意任命二人为相，那臣只好告老还乡。臣要是不辞职，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臣要是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如今陛下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佛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
宪宗看见这道奏疏时，气得脸都绿了。
裴度居然把他最宠信的两个大臣说成“佞巧小人”，这不明摆着骂他有眼无珠吗？
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仅仅是上面那些，而是裴度在奏疏最后说的这一句：“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这句话把宪宗彻底惹毛了。
朕无非就是任命两个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犯得着如此危言耸听、上纲上线吗？
在宪宗看来，裴度对这件事的反应之所以如此激烈，问题并不是出在皇甫镈和程异身上，而恰恰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表面看来，裴度坚决反对这项任命的理由似乎是冠冕堂皇的，可事实上，此举背后分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
什么动机？
四个字：把持朝政。
身为首席宰相，而且是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的宰相，此时的裴度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在此情况下，他当然不希望有人来到相位上分享他的权力，所以才会死活不让皇甫镈和程异入相。
说白了，裴度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压异己，其目的就是要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宪宗更加确信自己提拔皇甫镈和程异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们一年能进贡多少“羡余”，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的角度来说，这项任命都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
所以，看完裴度的奏疏后，宪宗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最后，皇甫镈和程异还是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进入了宰相班子。
从“宰相风波”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裴度留在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淄青尚未平定，朝廷在军事上还不得不倚重于他。
可尽管如此，宪宗还是没有忘记敲打裴度。
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等人的面，说：“身为人臣，应当尽力为朝廷分忧，岂能一心交结朋党？朕一向对这种事厌恶至极，希望诸卿好自为之！”
听到这种话，皇甫镈表面诺诺，心里却不住窃笑。
因为谁都听得出来，这话是说给裴度听的。
面对天子不点名的批评，裴度坦然自若地回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免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君子是因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小人则向来以利益相交，因此才被称为‘朋党’。”
宪宗冷笑：“如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裴度不卑不亢地说：“圣明之君，只要观察人臣的所作所为，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其实，类似的君臣对话在宪宗一朝已经多次重演，一点也不新鲜。比如几年前的宰相李绛，就曾多次被宪宗指责为“交结朋党”。说到底，所谓“朋党”云云，往往只是个幌子而已。李绛和裴度真正遇到的麻烦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功劳太大，无形中抢了皇帝的风头。所以，就算他们没有私欲、一心为公，到头来也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
这就叫功高震主。
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平定，裴度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也就消失殆尽了。短短两个月后，宪宗便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诏书，将裴度外放为河东节度使。
战火熄灭，烽烟散去，帝国重归一统，天下终于太平。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朝野欢腾的时刻，“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裴度，却只能黯然离开长安，满心凄惶地踏上贬谪之路。
没有人为他送行。
只有灞桥边上绿意盎然的两行垂柳，无言地目送他远去。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高贵的动物，但没有人能否认，人同时也是最多欲、最贪婪的动物。穷困潦倒的时候，人人渴望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了就想要飞黄腾达，飞黄腾达了又渴望权倾天下，权倾天下了又想要流芳百世，真的建立了流芳百世的事功之后，人又会想要什么呢？
四个字：长生不老。
宪宗李纯虽然是真龙天子，不用像普通人那样白手起家，可他对金钱、权力、成功的渴望，却丝毫不亚于普通人。他当上皇帝的时候，国库里的钱不多，小金库的钱更少，而天下的藩镇又天天跟他叫板，所以他需要用钱来发动战争，然后通过战争摆平藩镇，最后成就流芳百世的中兴大业。
如今，李纯什么都有了——既不缺钱，也巩固了权力，又建立了不世之功。接下来，他自然要考虑长命百岁的问题了。
早在元和十三年十月，李纯就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开始频频征召天下方士。皇甫镈赶紧投其所好，向天子举荐了一个叫柳泌的方士。此人自称能炼出长生不死的丹药。宪宗大喜，立刻召柳泌入京，让他住进兴唐观，专门为自己炼药。
柳泌在兴唐观里埋头鼓捣了一段时间，没搞出什么名堂，怕自己脑袋不保，就忽悠宪宗说：“天台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很多灵草。如果派臣去当那里的地方官，保证能炼出长生之药。”
很显然，这个大忽悠是想找一条退路，离皇帝远一点，一旦事情败露，他就脚底抹油，一走了之。
可宪宗却对柳泌毫不怀疑，二话不说就任命他为代理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并赐三品金紫衣，命他即刻走马上任。
谏官们得知此事，大感荒谬，纷纷上疏反对：“历代人君喜欢方士的很多，可还从来没有让他们当地方官的。”
李纯不以为然：“如果竭尽一个州的力量，就能换来人君的长生不老，做臣子的又何必吝惜？”
群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柳泌在台州逍遥了一年多，天天驱使官吏和百姓上山采药，可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柳泌不敢再忽悠了，慌忙带着老婆孩子逃进了山里。他的顶头上司、浙东观察使得知柳泌弃官而逃，赶紧派人去追，最后总算把他抓住，派人押回了京师。
按理说，这个大忽悠这回是必死无疑了。
然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非但没死，反而活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因为当朝宰相皇甫镈罩着他。
一看柳泌露馅，皇甫镈唯恐承担连带责任，便千方百计替他求情。当时宪宗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丹药，估计脑子也糊涂了，便又既往不咎地任命柳泌为翰林待诏，让他继续炼丹。
面对如此“钟情”于自己的天子，柳泌在心里哭笑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把忽悠进行到底。
随后的日子，兴唐观便日夜弥漫着浓酽而神秘的药香。没人知道柳泌每天都往青铜大釜里扔些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都有许多丹药出炉，旋即被送进了宫里。
见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丹，宪宗如获至宝，每天准时服用。
很快，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发现，天子的气色越来越难看，而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
起居舍人裴潾忍不住上疏，说：“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士越来越多，臣不免心生疑惑。纵使天下真有神仙，也必然是隐藏在深山老林中，怕被人知道，哪有拼命跻身于权贵之门的？究其实，这些说大话、炫奇技的人，都是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之辈，岂可轻信他们的话，乱吃他们的药？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腑所能承受的。陛下若不信，臣请陛下让献药者先吃一年，则真伪自辨。”
宪宗吃药正吃得上瘾，一见此疏，勃然大怒，当即把裴潾贬为江陵县令。
很显然，此时的李纯已经听不进任何有理智的声音了。而所有阿谀谄媚之辞，他则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元和十四年底，以皇甫镈为首的一帮摇尾派商议着要给天子加尊号，准备在原有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的基础上，再加上“孝德”二字。
这显然是很无聊的文字游戏，不过几千年来的中国官场就喜欢搞这套。因为这种事最讨巧。既不用花钱也不用花力气，轻轻松松就能讨领导欢心，大伙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李唐朝廷也不全是摇尾派。
比如宰相崔群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有‘圣’字，孝德就包含在里面了，没必要再加。”
皇甫镈一听，马上一状告到天子那里，说：“崔群居然对陛下吝啬‘孝德’二字，无人臣理！”
宪宗大怒，当即罢免了崔群的宰相之职，将他贬为湖南观察使。
种种迹象表明，自元和十三年平定淮西之后，那个励精图治、虚怀纳谏的李纯就已经死了。眼下的宪宗李纯，只是一个脸色青黑、目光散乱、行为乖张、性情暴戾的中年男，一个躺在功劳簿上专心致志地追求财货、贪慕虚荣、幻想长生的昏庸帝王。
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就了他的奋发有为，可终于到来的巨大成功却把他彻底埋葬。而一度令世人瞩目的“元和中兴”，最终也只能变成一朵昙花——一朵刹那盛开又转瞬凋零的昙花。
其实，早在元和十四年夏天，也就是裴度被贬谪出朝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正直而清醒的朝臣，不无悲凉地向宪宗进了一番忠言。
进言者叫李翱，是个史官。他给宪宗上了一道奏疏，其中一句话是——“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
当然，忠言都是逆耳的。李翱的奏疏旋即被宪宗抛诸脑后。
而后来的历史果然被李翱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