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云：生于云南省昭通市。继唐继尧之后，主政云南达十八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
刘文辉：西康省政府主席。他比龙云更有城府，一直小心翼翼地与蒋介石周旋。
朱戒吾：曾任刘文辉幕僚长，极具眼光和判断力。在辽沈战役尚未开始时，即预言，取胜东北的将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他的话使刘文辉的政治态度逐渐趋于明朗。
王陵基：抗战后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被蒋介石要求接任四川省主席。民间舆论把王陵基回川称之为“灵官扫台”。
张群：出任西南军政长官，是为了继续“经营大西南”，但实际已无法收拾局面。
卢汉：生于云南省昭通市。在蒋介石发动“驱龙事件”，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后，他接替龙云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沈醉：生于湖南省湘潭市。军统少将，解放前夕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在卢汉发起起义时被扣押。
在杨森主黔之前，蒋介石曾经当面流露出想让他替换刘文辉，出任西康省主席的意思。杨森深知西康对于刘文辉的重要性，那就是命根子，要抢人的命根子，你得有枪杆子才行，而那时第二十军没有一兵一卒在四川，也不可能从抗战前线调回来，所以杨森觉得这事很棘手：委任状不发表尚可，一发表，若是刘文辉拒不受命，岂不要弄得彼此都下不来台。
杨森经过考虑，决定以速成系对保定系的方式来探探路。他通过潘文华的幕僚，以速成同学的名义向潘文华致意，请潘文华支持他入主西康。潘文华对幕僚说：“川康两省只有我与刘文辉、邓锡侯合作，闭关才能自守，如大家分化，必定同归于尽，此事万不可做。”
潘文华把态度一摆出来，杨森便知道没戏——如今的川康政局，与前刘湘时代完全不同，派系对抗早就让位于潘、刘、邓的合作联盟。
随后正好贵州需杨森坐镇，此事遂不了了之，但蒋介石与潘、刘、邓的矛盾也再一次暴露出来。
后刘湘时代其实是刘湘时代的延伸，不过是把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恩怨，置换成一个男人与另外三个男人的恩怨而已，杨森入康受拒，展露的只是冰山一角。
抗战期间，不管蒋介石如何笼络分化，潘、刘、邓始终不为所动，他们结成“铁三角”，明里暗里给蒋介石出了不少难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蒋介石感到万一长沙失守，日军全力南下，通往越南的国际路线必将丧失，因此曾决定修筑川藏公路，以便未雨绸缪，提前打通与印度的第二国际路线。
刘文辉到重庆谒见蒋介石，蒋介石就此相托，并且表示所有经费都可由国民政府负责，不须西康承担。因川边和西康人口稀疏，拟采用部队合作施工的方式，即刘文辉准备两个团、“中央军”派三个团，由刘文辉统一指挥作业。
刘文辉一直以防备藏军为辞拒绝出川抗战，但修筑川藏公路，事关抗战大局，他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立刻回绝，当场只得诺诺以应。
第二天军委会即找刘文辉磋商细节，刘文辉勉强应付，回到成都后即找来邓锡侯、潘文华商议。后面这两人异口同声，都说蒋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施“攫康咽川”之计：“三个团的中央军入康，挟以优势装备，再辅以政治力量，西康之势危矣！”
按照邓、潘的说法，此举“不仅危及西康，而且四川亦将陷于腹背受敌之势，现在必须设法拒止，方为上策”。
一说到可能危及自己在西康的统治，刘文辉后悔莫及，连忙说：“蒋介石当面指示，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以致无法推脱，现今之计当为如何？”
邓、潘在外战时刀都钝到不行，内斗方面却个个有如智多星一般，两个人脑袋碰脑袋，很快合计出了“上策”。
刘文辉致电军委会，说西康的全部军力加上保安队，已有两万多人，足以胜任工程需要，“勿劳中央军入康”。
撂下这些话，刘文辉便返回西康进行军事部署。潘文华除赠送给刘文辉一批军火外，又密令自己所控制的驻川部队暗中警戒，以支援西康。
当时成都黄埔分校有师生官兵几千人，潘文华亦派部监视。伴之而起的则是谣言纷传，这个说“中央军”已过内江，那个说军校学员已全副武装，自“七师长逼宫”后，危机再次笼罩巴蜀大地。
蒋介石明知这是“铁三角”在对他进行集体抵制和示威，但前线烽火正炽，后院绝不能起火，他只能像处理“七师长逼宫”那样，忍气吞声地给刘文辉发去电报。
在电报中，蒋介石不仅同意“中央军”不入康，而且还言不由衷地夸奖了刘文辉，说他在修筑川藏公路上能独任艰难，替“中央”分劳。
预想中的川藏公路以康定为起点，直达印度边境，全长四五千里，途中高山峻岭，险滩恶水，乃一浩繁工程，以西康极为贫瘠的人力物力，若无国民政府参与，刘文辉哪里能够独立完成，事实上他也不愿意卖这份力气，所谓“独任艰难”云云，不过是在跟蒋介石打马虎眼，虚应故事罢了。
川藏公路计划随之成为空谈，而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组建跨国远征军，乃至于不得不建立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抗战为此付出了额外的代价。
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后，蒋介石与“铁三角”的关系得到暂时缓和，张群成为双方的润滑剂。出于大局考虑，蒋介石出台与“铁三角”相关的任何重大政策，事先也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试探和摸底，以免触怒对方。
珍珠港事件后，国际形势对抗战日趋有利，蒋介石腰杆又硬了起来，他计划裁撤川康绥靖公署，这样既可以达到削弱邓锡侯的目的，又能相应减少机构重叠所造成的开支。
为稳妥起见，张群把邓汉祥找来征询意见。这时候的邓汉祥相当于“铁三角”的联络人，可以直接代表“铁三角”发言。他对张群说：“蒋先生认为川康绥署是赘瘤，川康军人却认为是他们生存的保障，现在正值抗战的紧要关头，中央每月多花一点钱有什么关系呢？”"
见张群还在低头思忖，邓汉祥加重了语气：“假如因此而使川康军队生出异心，再要维持两省的地方治安，至少中央要从前线添调五个师回来。
这可不是邓晋康（邓锡侯）个人的问题！”
听到这里，张群坐不住了，赶紧拉着何应钦一道见蒋，力陈利害，最终蒋介石被迫打消了裁撤绥署的主意。
和杨森入康无望一样，都是“被迫”，人憋屈久了就要爆发，抗战结束，蒋介石终于爆发了。
蒋介石下令，撤销潘文华领衔的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巴山警备司令部也同时关张，而潘文华的长子潘清洲正是警备司令部的司令。
裁撤掉的两大机构当初都是为抗战需要所建，如今抗战胜利了，自无存在下去的必要，微妙之处在于，潘氏父子掉了一顶乌纱帽，老蒋却并没有赐给他们新的乌纱帽，仅潘文华保留了一个五十六军军长及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头衔。
在这份撤销令中，规定裁撤掉的所有单位人员，一律停发薪资并予以遣散。字里行间，没有一丝温情，坊间盛传这是蒋介石在进行报复，“其来势之迅猛，可知其衔恨之深矣”。
事情并没有结束，只是开始。
抗战时期，孔祥熙不仅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与潘文华结为兄弟，而且有意识地投其所好，给予了潘氏家族极大实惠。
潘氏家族是个典型的“红顶财团”。潘文华利用他曾担任重庆市长的便利，控股重庆的自来水公司等多家国企。自来水公司要调高水价，公文往返至少也需两三个月，潘文华的弟弟潘昌猷向孔祥熙送交呈文，孔祥熙当面批复，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此外，重庆经常遭到轰炸，自来水公司一定会诳报损失，请求政府补助。孔祥熙是理财出身，哪能不知其中猫腻，但每次都能给予核准。
重庆银行由潘昌猷任董事长，这实际上也是潘家独资的私家银行。孔祥熙每次来成都，必定要邀请潘昌猷同来同往，重庆银行亦由此大获其利。
通过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方式，到抗战后期，潘氏家族已号称西南第一财阀，其经济实力甚至超过四川金融巨头刘航琛。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蒋介石和他的连襟孔祥熙有意送糖给潘文华吃。潘文华既享其利，当然就不可能事事出来作对，即便像“七师长逼宫”，该喊停时他也会赶紧出来喊停，因为做得太绝的话，最后影响的终究还是他自个儿的“钱途”。
糖也让你吃到了腻，抗战胜利后，四川省银行即行改组，潘昌猷下台，过去皇亲国戚躬身弯腰，手拉着手的情景再不能复现。对潘文华而言，这是又一个极其严重的危险信号。
长寿最简单的秘诀，就是保持呼吸不要断气。连遭打击之下，潘文华的气已经有些透不过来了，他深知蒋介石不是没有干掉他的实力和可能，以往不敢动手，不过是投鼠忌器罢了，现在对方已没有了这一顾忌。
怕的就是没有顾忌，潘文华大为恐慌。
穷人只担心没钱，富人既担心没钱也担心没命。潘文华情急之下完全乱了方寸，他到处打点，请人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说好话，态度上更是前倨后恭，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陈诚到成都主持整编川康军队，拟定潘文华的五十六军先进行整编，然后驻防川湘黔边区。要放在以前，潘文华一定会牵头抵制，兴风作浪，但此次他一反常态，当即对陈诚的整军方案表示拥护和无条件服从。
既然是真的乖了，蒋介石也就没必要再苦苦相逼。于是另发新令，任命潘文华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率部驻扎边区。
潘文华的境遇表明“铁三角”已成黯然之势，哥仨很快就要谁也顾不上谁了。
除了潘文华，“铁三角”中最让蒋介石痛恨和不满的，得数刘文辉。刘文辉对此心知肚明，为了增加自己的保险系数，他与云南的龙云也建立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秘密联盟。
1945年10月2日，蒋介石突然来到西昌，接着便给刘文辉发去一份电报，说：“西昌风景优美，我兄（指刘文辉）政通人和，不胜欣羡。”
蒋介石行踪诡秘，令刘文辉大为紧张，不知道蒋介石下面要搞什么名堂。第二天深夜，他才从电台收到消息，得知隔壁的龙云已被蒋介石拿下。
龙云和蒋介石矛盾的激化，是从远征军汇集云南开始的。从那以后，这位云南的土皇帝便有如芒在刺之感，尽管蒋介石通过授予行营主任等办法，极尽笼络，但龙云仍制定出各种苛刻条件予以刁难：不准中央宪兵在郊区驻扎和执行任务；“中央军”调动时不得经过和驻扎市区……到后来，甚至发展到冒充土匪，抢劫美军军械，以致于美军一气之下，拒绝再给远征军发放美械装备。
对龙云的飞扬跋扈，蒋介石自然切齿痛恨，然而抗战期间，出于与对待“铁三角”一样的顾虑，他无法出手。
就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前夕，重庆参政会上人们已经议论纷纷，都说云南特殊，龙云是土皇帝，拥兵自雄，事事擅专，战事一结束，就需解决这个问题。云南的与会代表也听到了这种议论，急忙写信告诫龙云注意收敛，唯龙云不以为然，照旧我行我素。
蒋介石到西昌，正是要就近指挥对龙云采取的奇袭行动。行动的结果是，龙云的警戒部队被缴械，龙云自己也被迫乘飞机前往重庆，担任了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
据说龙云事后曾破口大骂，说：“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这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
搞政治，究竟有几个不“流氓”的？龙云上台基本靠的也是这种手段，说起来谁也不见得比谁干净多少。刘文辉对此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蒋介石在指挥调度的紧张时刻，为什么还给他发那么一份语意颇有些奇怪的电报。
之前，刘文辉百思不得其解，怎么都捉摸不透，龙云一下台，他全明白了。
蒋介石是在警告他：“这回我不整你，以后你得当心。”
刘文辉像被人拎到了冷水盆里，浑身冰凉，对蒋介石的“流氓手段”之高，他算是再一次领教了。
比之于龙云，刘文辉要有城府得多，晚上睡不着的事他是从来不干的。“驱龙事件”一出，更加小心翼翼，不敢再乱说乱动。
要当心的地方还多得很，不久之后，连“铁三角”实际的核心潘文华也蔫掉了，如何摆布，任由他人，看得刘文辉心里凉飕飕的。
知道他是吓我，我还是被吓到了。陈诚提出，要将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缩成整编师，刘文辉半点折扣不敢打，就全部应承下来。
刘文辉后期能被称作多宝道人，并非浪得虚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这句话，对他的思维决策造成了很大影响。他发现，蒋介石因为有共产党这个大敌，已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他们这些诸侯，“驱龙事件”重演的可能性很低，当然以蒋的实力，也不是绝对没可能，关键还要学会应付。
如何应付，说起来难，真正做起来其实一点不难，无非是虚与委蛇，软磨硬泡而已。
蒋介石多次传令，点名要刘文辉出兵参加内战，刘文辉也不明着硬顶，他以西康边防重要、兵力不能分散、无法抽调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断予以搪塞，实在搪塞不过，就无限期地拖下去，拖到对方没脾气为止。自始至终，第二十四师一兵一卒也没有抽出去。
蒋介石拿刘文辉没有办法，便又想一策。张群奉命通过邓汉祥转告刘文辉：“丢掉军队耍政治，丢开地方到中央”，并给出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
蒋介石也是计穷之下才出的烂招。“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虽是一品京官，但和龙云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一样，都是好看好听却不中用的虚衔，哪有土皇帝过瘾，刘文辉又如何会上这个当。
他让邓汉祥回复张群：“把军队和地盘交出来，我很愿意，但是我在军政界任职多年，毫无成就，不仅灰心，而且惭愧，我决定回家当老百姓，不愿到中央去。”
“当老百姓”自然是假意，真情就是往地上一躺，我就是不去，你能拿我怎么着？
邓汉祥劝张群：“西康乃不毛之地，刘自乾（刘文辉）又力量有限，他还能作得起什么怪呢？”
这句话其实是说给蒋介石听的。蒋介石听后，果真放下了刘文辉——当然他也不得不放，要不然就是有三头六臂都不够他忙的。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旧政协随即开幕，张群整日为筹备会议而奔走，已没有多余精力放在四川，日常事务主要由邓汉祥代理。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准备改组行政院，拟以张群出任行政院长，这就涉及到了让谁来继任四川省主席这个问题。
有从前王缵绪的先例在，蒋介石和张群均颇费踌躇，就怕所选非人，中途被轰下台去，潘文华、刘文辉倒是压得住阵脚，可惜老蒋又对他们不放心。斟酌来斟酌去，最后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邓锡侯。
邓锡侯虽是“铁三角”成员，但为人和善平易，就算抵制蒋介石时，他也不会冲在前面，不过是背后捣捣鬼罢了，所以蒋介石对他的印象尚可，于是就决定让邓锡侯代理四川省主席。
1947年4月，张群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长，随后提出辞去原职，邓锡侯也就顺理成章地得以转正。
此时解放战争已经打了有大半年，包括第二十军在内的各路川军都被卷入其中。
国民党部队并非真正了解自己的对手，在战略战术上显得相对笨拙，往往会被解放军绕得团团转。另一方面，从其前线部队，到国防部决策高层，几乎到处都有地下党员，连国防部参谋次长、作战厅长都不例外，使得国民党的军事计划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即所谓的“自己和自己作战”。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部队基本一路败到底，多数川军都没能逃脱这一厄运，打到最后，等待他们的结果通常就两样，不是覆灭，就是起义或投降。
川军中，第二十军是个例外。当时有一种说法，称第二十军是“内战先锋”，或者是“顽固的川军”，就军事论军事，在这个战场上，第二十军属于比较强的部队，也常能打胜仗。
第二十军拥有不俗的战斗力，而且从“杨森战法”起，他们就注重研究共产党部队的战术，相对于其他国民党部队，其行动更为灵活果断。
在国民党军队的全国大整编中，第二十军也编成了师，整编完毕后即开往山东战场，驻扎邹县、滕县。
时隔孟良崮战役结束不久，就在这次著名的战役中，整第七十四师被华东野战军（华野）全歼。整第七十四师的前身是第七十四军，在抗战中为国民党部队的顶尖王牌，连日军都忌惮几分，这个师的整体覆灭，第一次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阵营作战的信心，山东战场上的国民党部队，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皆噤若寒蝉，畏华野如虎。
杨干才到滕县后即开办干训班，专门用一个月时间，针对共产党部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特点，进行了战术研究、心理训练和夜间演习。
杨干才自己也每周到基层部队做一次精神讲话，给官兵打气，同时规定受训课程必须宣传到班，并贯彻到作战行动中去。
1947年7月，华野发起攻势，以第一纵队围攻邹县，第四纵队围攻滕县，邹县、滕县各有整二十师的一个旅驻守，其中滕县含师部直属部队。
解放军的纵队大致相当于军，以一个纵队攻一座城，攻了四天都没攻下来，最后不得不将两个纵队合起来打滕县，又未奏效。
一般国民党部队在重压之下极易崩溃，杨干才在守城时，提出了“人存阵地存，人亡阵地亡”的口号，第二十军的固守相当顽强。
杨干才又派人将城内燃料收集起来，用作夜间城墙上的照明，使攻城部队不能隐蔽地接近城墙，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解放军擅长夜袭的特点。
一、四纵队是华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但都在邹县和滕县碰了硬钉子，加上接下来的几仗，两纵队损失达到三分之二，实力遭到极大削弱。
日后一位参战的解放军将领总结说，还是战前过于轻敌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以一两个纵队的兵力，一口吃掉敌人的一个整编师，根本不可能办到。”
自1947年上半年开始，就全国战场形势而言，解放军正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大反攻，因滕县攻守战的挫折，华野内部一度对大反攻形势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
粟裕作为这次战役的总指挥，也承认仗没有打好，并发电向中央军委作了检讨。
当整二十师开赴前线战场时，杨森已经被迫离开了黔省主席的宝座。
四川军人中，担任过封疆大吏且治理较有成就的，除刘湘之外，首推刘文辉和杨森。
西康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而民族关系又极其复杂，别说发展，就算维持也相当不易，刘文辉自认他是用“二十余年的苦斗”，才争取到了一个发展的局面。
尤为后人所称道的是，刘文辉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和投入。据说在当年的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而县政府破烂不堪，因为刘文辉有明令在先：“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西康所辖县府的办公房因年久失修，许多已有倒塌危险，县政府只好找来树桩撑着，而有的县长在忙完公务后，还要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国语，以示尊师重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省份，解放前夕的西康教育却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
考虑到西康的实际和刘文辉本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谅解他的某些苦楚和不得已，假使回到和平盛世，多宝道人真乃一不可多得之良吏也。
杨森治黔同样值得一说。过去杨森督理成都虽然时间不长，但所取得的成就已令人刮目相看——你再怎么骂他是“蛮干将军”，成都最繁华街道建成了，体育健身推行了，缠足陋习废除了……杨森出任贵州省主席后，公开说：“我过去在川北，总共才有六县防区，还要抓紧时间搞建设，现在掌握了一省政权，更要大干一番了。”
杨森提出了“建设新贵州”的口号，并着重在公路电讯和文化教育方面做了拓展，应该说，这两条都牵住了贵州发展的牛鼻子。
按照杨森的要求，从区到县，从县到乡，都得修公路，通电话，并以此对县长进行政绩考核。杨森说到做到，挨个进行检查，有一次查到一座县里，县长叫苦不迭，说这公路我没法修。
杨森忙问究竟。原来公路要从一个人称晏二嫂的家田里通过，这晏二嫂系国民党空军第五军区司令晏玉琮的嫂子，威风得紧，也像刘周书那样是个“虎婆”，当地无人敢惹，她不仅几次拔掉修路的路标，还打了测量人员，修路工程因此停了下来。
杨森听后，大为生气：“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你怕这个女人干啥，顶多不过是打仗。要是晏玉琮敢派飞机来炸你，我就算他本事大！”
有了“蛮干将军”撑腰，县长鼓起勇气，第二天就派人把晏二嫂抓了起来，连晏玉琮派秘书来交涉也没用，最后还是由绅士出面讲情，担保“虎婆”不再捣乱，才予以释放。
第二年，晏玉琮回家乡，找到了这位县长。县长以为晏玉琮要上门寻衅，不免有些慌张，晏玉琮却说：“我这次回来不是和你算账，是要向你道谢的。过去我从贵阳回家要坐三天滑竿，现在通了公路，只坐半天汽车就到了，公路修得好！”
杨森治黔期间，全省公路有三分之一能通汽车，三分之二可通马车，电话通讯网络也得以构建起来。
文教中的体育还算是杨森的一个特长和爱好。反正不管到哪里，体育运动总是一定不能忽略的。杨森亲自设计加宽路道，指点安排体育场地的设施，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举办一次全省运动会。
教育方面，杨森虽然不会像刘文辉那么“极端”，但也花了不少力气，基本上做到贵州的各个县都有中学，个别有条件的区和乡也建立了简易中学。
除此之外，杨森对文教界名人亦很推崇，想方设法请他们来贵州，这其中，就包括小提琴家马思聪、画家关山月等人。杨森并不是单纯的附庸风雅，他对音乐书画都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也经常自己买票听音乐会或购买画家的画作，以示对艺术家的支持。
杨森“建设新贵州”有个前提，那就是治安须稳定，否则一切白搭，什么都搞不成。过去杨森驻军贵州，就知道要这地方待得住，首先你得镇得住。
杨森常说的一句话是：“商人只晓得赚钱，政客靠的是一副肩膀抬两片嘴皮，没有实力，啥子都靠嘴说。我是军人，军人就是要抓实力。”
第二十军不在贵州，实力得靠自己去抓。杨森在湘北抗战时，平江长寿街的军火仓库属他管，后来撤退，也没忘记把剩余的枪支弹药藏好。如今他就把这批军火找出来，成立了两个保安团，又在各区各县设立保安队。全省保安人数加起来，比第二十军还多，维持治安足矣。
杨森在贵州的确做了不少实事，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和当年建设成都一样，除非你不做事，要做事，总会“誉之所至，谤亦随之”——修公路树电杆，自然要增工增税，由此就出现了一些民间的怨言。
贵州省议会据此罗列出杨森“治黔劣迹”二十八条，并向上进行控告。迫于舆论压力，杨森继督黔三年后，终于离开贵州，调任重庆市长。
重返巴蜀政坛，杨森发现，这里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铁三角”早已无形瓦解，而当初坚拒他入川的潘文华则是越混越差，差到都不敢认了。
1947年秋，南京国防部第二次整编部队，移驻川湘黔边区的潘文华正赶上这一刀，他的第五十六军按规定要缩编成师。
缩没问题，关键是新的交椅怎么个坐法。
潘文华的儿子潘清洲自担任巴山警备司令后，就有一批少壮派军人攀龙附凤，围拢到了他的周围，称之为“潘系”，这一派与原来拥护潘文华的所谓老“甫系”关系十分淡漠，相互之间也常有矛盾。
潘文华眼看自己日渐式微，有意通过这个机会扶潘清洲及其“潘系”上马。经过秘密研究，他决定将潘清洲安排为新编师的师长，其他一些“潘系”骨干也顺势担任旅长，以便给太子爷保驾。
交椅一共就那么寥寥几个，“潘系”上来，“甫系”就得靠边站， 后者立刻不干了。
原来的师旅长刘树成、彭光汉曾是拥潘的得力干将，且都参加过“七师长逼宫”等一系列“造反事件”，此次一个降职，一个调任有职无权的少将附员，两人全都气得嗷嗷叫，彭光汉更是暴跳如雷：我们鞍前马后地服侍你们父子，现在也不缺胳膊不少腿不脑瘫，凭什么把我们打入冷宫？这不是在卸磨杀驴吗？
成都是“甫系”旧军人的大本营，刘、彭在成都约集了刘湘旧部百余人开会，声讨潘文华忘恩负义，“背叛甫公”。
每个人心中都可能藏着至少两副牌，然后只按需要的打。从前“甫系”把潘文华树为忠于刘湘的标杆，是为了利，现在又将潘文华踩在脚下，视其为最大的叛徒，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利。
这样的讨伐，声势总是越大越好。刘周书也被鼓动出来，拉着儿子赴会，并在众人簇拥下到刘湘墓园哭墓。
一时间墓园里哭声一片，骂声一片，刘周书觉得那师长的位置应该属于自己的儿子，潘文华这个隐藏的“大奸臣”却将它谋篡了去，一想起来就痛心，因此在坟前哭得满地打滚。这场“哭祖庙”的闹剧顿时惹得满城风雨，成都大街小巷，无不传为笑谈。
眼见声势已经造成，“甫系”即刻行动。刘树成到重庆，电约潘文华前来摊牌，彭光汉则绕道直接杀奔边署，一面发出“清君侧”的电报，嚷嚷着要清除“潘系”骨干，一面把自己的部队拉出来，摆开不惜一战的阵势，要对潘文华实行“兵谏”。
南京方面要收拾潘文华还正愁没有借口，事端一出，即将第五十六师的番号予以撤除，剩下的那几个光溜溜的旅则隶属边署，潘文华扶太子上位的希望破灭了。
对潘文华和“甫系”而言，其实是两败俱伤，但彭光汉等人都是一些无脑莽汉，见此情景，反而气焰更盛，又逼迫潘文华将“潘系”骨干赶走。
潘文华无可奈何，只得声称“新情虽厚，旧恩难忘”，完全照“甫系”的要求办理。
潘文华的内部破绽百出，很快落入了任人宰割的境地。南京国防部东调西调，一会儿功夫就把几个旅都调走了，连潘清洲都奉命去了石家庄。
至此，曾经自认为牢不可破的团体被肢解无余，潘文华成了光杆的边署主任。
当初潘文华从抗战前线返回四川时，手上也没有一兵一卒，不过那时候他不用担心，因为有刘湘这个可以充分利用和挖掘的资源，如今“甫系”、“潘系”连同曾名噪一时的武德励进会，均成明日黄花，这时候的潘文华才真的算是两手空空。
光杆主任有什么做头呢，潘文华报请返渝就医，蒋介石顺势调他为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一样是个有职无权的闲职。
潘文华的丧魂落魄，无疑给刘文辉等人再次敲响了警钟。刘文辉从中得出的教训，就是在蒋介石治下，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枪杆子，丢掉了就等于自杀。
比这个问题更大的，还是天下的归属。
龙云下台后，说他并没有想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其实就算他想，也没这个能力。刘文辉的实力尚远不如下台前的龙云，他所能做的，只能是早一点猜准历史所埋下的底牌，而且越早越好，以便决定自己的取舍。
刘文辉同中共的正式接触，始于抗战后的第二年，以后彼此的联系日益频繁和密切。他曾和周恩来多次会晤，并秘密加入了张澜领导的民主同盟，出钱出力支持民盟的活动。
刘文辉后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当初的想法和动机：“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
大家都在猜底牌，但解放战争一共才打了两年，谁都拿捏不准下面到底是什么花色。
1947年12月，杨干才整二十师驻防河南确山。第三野战军（即华野）两个纵队、第二野战军三个纵队，解放军以总计五个纵队的规模，对确山展开围攻，经三昼夜激战，仍未能攻入确山，解放军最终选择了撤出战斗。
这样的战事尽管不多，对猜牌的人而言，却大大增加了其中的技术难度。
1947年冬，曾任刘文辉幕僚长的朱戒吾从东北返川，刘文辉闻之立即约见。
朱戒吾到刘府时，已经是宾客满座，刘文辉避开众人，把朱戒吾领到一间小会议室，两人私下密谈。刘文辉急切想知道的是，东北的情况和今后的形势。
朱戒吾告诉刘文辉，东北建立的工厂企业，包括后来日本人所建部分，已被苏军提前拆迁搬回苏联，东北经济遂因此陷入瘫痪。进入东北的国民党部队虽占据了松花江以南的一些大城市和交通线，但实际上只是表面强大，一旦交通线被截断，便会被孤立在几个点上。相反，共产党部队控制着广大农村，反而拥有足够的后续力量和支援。
这位极具眼光和判断力的老幕僚长由此得出结论：取胜东北的将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朱戒吾还说，他过去从未到过东北，对自己家乡感到很骄傲，因为这里是天府之国。去了东北，才知道那里是另一个“国之天府”。
“如果东北被解放，以东北的资源和生产能力，配合关内诸路解放军，若欲与国军争衡天下的话，将势不可当。”
朱戒吾断言：“东北易手之日，即天下大势已定之时。”
刘文辉听了这些话，频频点头称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态度逐渐趋于明朗。
等不到东北易手，国民党阵营已是内外交困。
1948年2月，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成华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两次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要求配给平价米，从而掀起了四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游行过程中，学生冲入了四川省政府，成华大学学生甚至在省府大院盘踞达数日之久。
成渝两地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全体联名给蒋介石上书，认为两次学生游行，捣毁省府，系由共产党暗中策动，而作为省主席的邓锡侯软弱无能，应对乏力，应另选有气魄、有担当的人员来做省主席。
解放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又把四川作为“大后方”，征粮征兵甚急，以水晶猴为人处事的风格，自然难以应付这种需要，所以蒋介石也早就有了换邓之心。
他为此准备的方案是：水晶猴下，王灵官上。
抗战胜利后，王陵基回到重庆。当时恰好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渝，蒋介石举行欢迎仪式，并且下令，只有中将以上的实职带兵官才能参加仪式，王陵基时为中将，有幸受邀。
王陵基平时的个人风格比较独特。他眼睛深度近视，又听江湖术士说他杀气太盛，所以就专门给自己配了一副近视墨镜，以遮挡杀气。
既然是近视，当然一年四季都不能取下来，出席仪式也是如此，而在一众高级将领中，他这种装酷的打扮又显得十分惹眼，想不引起马歇尔的注意都挺难。马歇尔十分好奇，于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王陵基，在看清王陵基的领章是中将后，他就问蒋介石，这位戴墨镜的中将是谁？他为什么如此特殊？
蒋介石一时不知作何回答，翻译比较机灵，急忙用英语向马歇尔解释：“这是四川的一个土军官，眼睛时常有病，因为要欢迎您，所以特批他戴墨镜与会。”
王陵基在川军将领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在翻译口中竟变成了“眼睛有病的土军官”，若不是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听到了非爆不可。
与大墨镜十分相像的，是王陵基的那张超级大嘴。
王陵基曾对人吹牛，说他年轻时曾在上海滩厮混，而且经常上青楼，花钱如流水，好不阔气，那时蒋介石不过是个瘪三，竟然也想上来跟他争抢小姐，他就生气了，当下便把蒋介石揪住，痛打了一顿。
无人知道其中真假，王陵基却津津乐道，俨然视为生平最得意之事。
欢迎马歇尔的仪式一结束，王陵基就被晋升为陆军上将，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这些当然与王陵基为抗战所做出的贡献有关，他的第三十集团军虽无法与杨森的第二十军相比，然而在出川抗战的部队中亦属中上层次。
可是王陵基觉得这个不够牛，他吹了个更大的。
据王陵基说，武汉撤退后，蒋介石打算撤到衡山以南，不守长沙了，是他王灵官认识到“湖广熟，天下足”，不守不行。
王陵基绘声绘色地描述道：“我一见不好，赶紧痛哭流涕地呈述，苦苦劝他万勿轻易抛弃湖南这个粮仓。蒋介石被感动了，就采纳了我的意见，以后的军粮、民粮全靠湖南接济。正因为我有这么大的功劳，蒋介石才会让我做江西省主席。”
出任封疆大吏后，蒋介石曾在庐山召见王陵基，两人密谈达几个小时。
随从问他为什么谈这么久，王陵基当然不能随便吐露谈话内容，便闭着眼睛信口乱说：“蒋介石问我怎么练内功和气功，我就把我的采补之术传给了他。”
王陵基督赣的那一年，正值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也就是所谓的“伪国大”。会前要举行代表选举，王陵基也想去凑凑热闹。
王陵基是四川乐山人，要成为代表，就得在乐山参加竞选，但他兴致勃勃参选，结果却是名落孙山。正在又羞又恼之际，乐山方面告知了原因：蒋介石另有规定，军队将领担任国大代表者，概由其亲自圈定。
蒋介石所圈定的名单中，没有漏掉王陵基，于是他欢欢喜喜地去了南京。
王陵基到南京的时候，另一个代表孙震也到了，当时他们在外都有抗战名将兼元勋的声名，川籍代表很是推崇，就专门开了个会表示欢迎。王陵基十分高兴，他拉着孙震在客厅正中坐下，并且招呼众人：“你们都来嘛，就围在我们旁边好了。”
有人在旁边起哄：“王总司令（指王陵基），要不要喊口令，立正，敬礼？”
王陵基更来劲了，还搔首弄姿，真的做起了检阅部队状。
这些代表里面，有对王陵基不满的，在下面悄悄地议论：“王陵基简直把我们当成了他的俘虏，他简直是在做受降状嘛。”
正得意着呢，祸事来了。
1948年3月下旬，行政院长张群把王陵基找去，告知要他接替邓锡侯担任省主席。王陵基一听就傻了眼。
邓锡侯下台，直接起因于学生运动，以水晶猴那么精明的一个人，都只能滚鞍落马，可见事情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与此同时，四川政界的复杂，人事摩擦的厉害，王陵基作为当事人又是再清楚不过的，那简直就是一口滚烫的油锅啊。
再说了，做四川省主席虽然曾经是王陵基的梦想，但他现在已经是江西省主席，同为封疆大吏，何必巴巴地再跑去受那份罪呢？
王陵基拼命推托，张群就让他去庐山直接跟蒋介石说。
当着蒋介石的面，王陵基诉了一堆苦，蒋介石就像完全没听见一样，末了说：“各省的人回各省去”，并且令王陵基即刻启程。
见毫无回转余地，王陵基只得答应回川，不过他向蒋介石提出，自己在四川没有部队，担心邓锡侯拒不从命，因此要求蒋介石设法将邓锡侯留在南京或上海一段时间，等他回川接印后，再让邓锡侯回去。
对于这个要求，蒋介石认为合情合理，也不难做到，于是就把邓锡侯召到南京，对他说：“四川大后方任务繁重，晋康（邓锡侯的字）兄你是军人，不适合搞行政工作，还是在军事方面效力吧。”
邓锡侯本人虽被调虎离山，但他的部下还在成都，仍然有人反对王陵基，而且民间舆论也毫不客气，把王陵基回川称之为“灵官扫台”。
川剧到煞角（四川话，意思是结束）时，总是要叫灵官出来扫扫台，表示这场戏演完了。老百姓拿“灵官扫台”来比喻王陵基，当然是要晦气晦气他。
1948年4月8日，王陵基抵达成都。一下飞机，他就问别人：“邓锡侯的部下为什么要反对我？”
有人回答：“邓的部下认为你抢了邓的位子。”
王陵基跟窦娥一样地喊起了冤：“我在江西也是当主席，用不着抢别人的，这完全是蒋介石的决定，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王陵基做了最糟糕的心理准备，但是他的入川之行却是出奇的顺利，川局也出奇的平静：除了“灵官扫台”的舆论外，就是成都街头的反对标语。
这些对王陵基来说不过是毛毛雨，伤不着他分毫。换句话说，继刘湘挂掉之后，又有谁做四川省主席，没享受过这一“待遇”呢？每次总是有些人要来这么一下的，权当接风吧。
川局的平静，与“铁三角”的瓦解当然有着莫大关系——邓锡侯不在四川，想兴风作浪也难；潘文华既失权柄又失声望，没人搭理；刘文辉虚与委蛇，不仅不公开反对，还代表地方势力亲自到机场迎接王陵基。
王陵基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如今需要解决的，是蒋介石需要他解决的那些事，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不让成都学生“闹事”。
1948年4月9日，王陵基在成都正式履职。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他，说成都学生又要来游行示威了，而且还要到省府请愿。
王陵基一听腾地就火了，大叫着说：“我刚刚就职，就给我来下马威，我非杀人不可！”
话虽是这么说，但王陵基并不敢真的开枪杀人，因为他知道如今时势不比从前，如果硬性镇压，火只会越燃越旺，到最后倒霉的还是他自己，没准当天履职，第二天政府就会因舆论压力而摘了他的乌纱帽。
人通常都具有性格的多面性，王陵基私下喜欢表现、爱吹牛、人来疯，但他在正式场合处理问题时却并不表现得如此轻佻和无脑，这也是王陵基与另一个大嘴、他曾经的部下韩全朴的区别所在。
面对困境，王陵基想出了一招绝的。
当天，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就把警备部队开到省政府周围，并将游行队伍包围起来。严啸虎本人全副武装，坐在吉普车上吆三喊四地进行指挥。
学生知道军队不敢怎样，因此不但不怕，反而高声喊打。严啸虎的凶神恶煞完全是硬装出来的，见状赶紧下车，“出言语，拿上服”，就差跪地磕头了。
硬不好，软也不行，学生根本就不让步，把严啸虎团团围住，弄得这个警备司令脱身不得，狼狈不堪。严啸虎转而哀求众人：“请放我进省府，我一定把大家的意见转报王主席（指王陵基），保证有圆满的答复。”
听到这番话，学生才让开一条路，严啸虎屁滚尿流地跑进了省府大院。王陵基见没能吓住学生，就通过严啸虎向外告知，说请外面的游行队伍派代表入内面谈。
学生代表一进门，尚未开口，王陵基就拍桌大骂：“你们今天是来向我道喜的，还是来同我开玩笑的？我告诉你们，我是不容许学生捣乱的。”
随即王陵基不由分说，将代表们全部捆绑起来。外面的学生久不见人，更加愤怒，纷纷要往省府大院里闯，因大院的铁门已关，有一些学生就试图爬铁门进来。
爬铁门不可能一哄而入，事前王陵基已经吩咐下去，爬进一个捆一个，于是陆续有一百多名学生被抓。
游行队伍里面，代表是核心，敢爬大门的也往往是胆子大些的，剩下的人再要予以驱散，相对就比较容易。
这一事件当时被称为“成都四九血案”，有人挨打受伤，没有人死亡，最重要的是王陵基把游行队伍中的核心和骨干给关了起来，而且一关就是十天，虽然因各方抗议，十天之后又不得不予以释放，但此时学生运动的最高潮已经过去，王陵基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危机。
除了政治因素外，学生运动的主要起因还是“米荒”，四川省政府供给各大学学生的平价米，仅及需要量的三分之一。王陵基调查下来，四川不是没有米，是许多人抢购农民运来的谷米，囤积居奇以从中牟取暴利，结果弄得成都市民天天都买不到米，而按规定应发给学生的平价米也被人拿去卖给了黑市。
邓锡侯在任时，省府的一些负责人跑去跟刘湘的遗孀刘周书争吵，说她有大量的米不肯拿出来。“虎婆”毫不买账，反驳说：“你们不是和我一样在囤积居奇吗？这样好了，你们拿多少粮食出来卖，我也拿多少！只想叫我拿而你们不拿，还要继续抢购，我才不干呢！”
这些负责人心中有鬼，哪里敢再扯下去，事情不了了之，“米荒”也就越来越严重。
为了缓解危机，王陵基把私交甚笃的“四川财神爷”刘航琛给请了出来。起初是准备让刘航琛担任四川财政厅厅长，刘航琛觉得施展空间太小，于是王陵基又改聘他为自己的顾问。
此顾问非一般的顾问，其实就是首席幕僚。王陵基对刘航琛言听计从，送交王陵基批阅的公文，刘航琛可以代拆代行，发号施令。两人平时面对面坐同一张办公桌办公，省主席印信就摆在办公桌上，供两人共同使用，可以说，这种信任度超出了过去刘湘之与邓汉祥，以致于刘航琛在和特别熟的朋友聊天时，也常笑称自己是太上省主席。
从起用刘航琛开始，从省府到县区，王陵基全部进行了换班，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大批起用由曾扩情推荐的黄埔学生和复兴社成员。
当时四川有十八个行政专员公署，曾扩情保荐了十二人出任专员，有一百多个县，曾扩情保荐了两百多个县长，二取一。
王陵基靠刘航琛动脑子，靠这些专员和县长卖力气，在四川征兵征粮，在1948年和1949年间，每年都要强拉几十万壮丁，征粮两千多万石，光是征粮数额，就已是抗战时期的一倍多。
抗战胜利之后，巴蜀大地本应得到休养生息，不料更添重负，川中百姓由此苦不堪言。
王陵基到四川时，曾听到一种说法，说中共预定用五年时间解放全国，王陵基就此认为他还有两三年时间在四川做好准备。
谁都没有想到，国民党在大陆完全失败的速度会那么快，根本就没能维持住两三年。
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来自于东北。1948年9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蒋介石部署在东北的精锐部队陷入包围之中，那情形正如刘文辉幕僚长的朱戒吾所见，东北野战军用农村包围城市，城外的交通线一被截断，国民党部队就成了瓮中之鳖。
王陵基为此惶惶不安，他所住公馆附近有个骆公祠，是清末四川总督骆秉章的祠堂，祠内设有乩坛。王陵基几乎天天去骆公祠叩拜“乩仙”，就巴望着“乩仙”能在沙盘上显灵，给个他期待中的预告。
到了这个时候，别说“乩仙”，抱玉皇大帝的腿都没用了。辽沈战役以东北野战军的完胜而告终，国民党在东北的精锐军队几乎全被包了饺子。
“东北易手之日，即天下大势已定之时。”这句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失去东北的国民党部队军心动摇，淮海战役成为他们在绝望中的最后一搏。
1948年11月，南京国防部不得不再吃一遍回头草，把原来的整编师恢复为军，整二十师于是又恢复到了第二十军，归白崇禧指挥。
国民党阵营最令人吃惊之处在于，马上要集体完蛋了，内部还在你争我夺，闹得不亦乐乎。蒋介石指望依靠淮海战役挽回局面，白崇禧却坐而望之，专等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输光老本，他和桂系好登台唱戏。
白崇禧不仅自己不肯出兵参战，也拒不执行国防部的命令，不肯放第二十军出战淮海。国防部多次交涉，直至1949年初，第二十军才到达蚌埠，而这时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完全崩溃。
第133师师长李介立率部通过蚌埠大桥不到十里，迎面就撞见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乘一辆牛车跑来，身上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便衣，情形狼狈之极。
胡琏问李介立：“你带部队到哪里去？”
听说是去参加淮海作战，胡琏大叫起来：“快让部队停下，你看我都成什么样子啦，整个战场都完了！我是换便衣才跑下来的。”
李介立一面叫停，一面报告杨干才，杨干才赶紧将部队撤回蚌埠，才使第二十军暂时避免了垮掉的厄运。
当然，这只是暂时。正像白崇禧所乐意预见的那样，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主力在淮海战役中基本被清了个空，第二十军在蒋介石心目中也因此变得更为重要。
杨森奉蒋介石之命，亲自到前方给第二十军打气。杨森自认是北宋名将杨继业的后人，最后离开部队时，他特地嘱咐杨干才：“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投降，要效法杨继业兵败时撞死在李陵碑上的故事。”
1949年2月，第二十军开往芜湖，以防备解放军抢渡长江。杨干才在视察防务时，看到驻军在和一个老乡争夺棺材，双方都不肯让步。
杨干才上前询问之后，才知道这口棺村是老乡为家里老人预备的寿材，而由于没有合适的工事材料，驻军想把棺材搬去加固碉堡。
打了一辈子仗，杨干才对战局走向已然心知肚明，他制止了部下，并摇头叹气道：“我们吃粮当兵，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就算要了这口棺材，同样也难逃一死，还是给人家积点德吧。”
杨干才让副官拿出两块大洋送给老乡，说如果自己死在这场战争中，请老乡把棺材留给他当葬身之所，两块光洋便是定金。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芜湖的上游和下游要塞皆被突破，解放军的后续部队从第二十军的侧翼不断渡江，当师长李介立爬到山顶观察时，他发现第二十军已经被包围，无路可走了。
第二十军撤退不及，招致全军覆灭，企图突围的杨干才被子弹击中，从马上掉了下来。围拢的解放军士兵要他放下武器，杨干才举起手枪，朝自己开了一枪，当即自杀身亡。
解放军让被俘人员前去辨认，当看到杨干才的尸体时，那些征战多年的老兵全都痛哭流涕，恳求解放军看在杨干才抗战多年的份上，予收敛安葬。
解放军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将杨干才予以装殓，后来棺材被运回了四川。
解放军摧枯拉朽式的攻势，加剧了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崩溃。当时的情形，按照一位四川参议会议员的说法，耳闻身受，到处是悲观失望和混乱不安的状况，“恍若身坠深渊，恨不能以自拔”。
糟糕的局势下，刘航琛的那些理财手段统统失灵，没有一条办法行得通。王陵基为此经常和刘航琛发生争执，大吵一通后，刘航琛终于选择了拂袖而去。
合作失败的原因，刘航琛认为出在王陵基身上，说王陵基是个“黄棒”。黄棒是四川话，意思是王陵基在理财方面乃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而偏偏这个“黄棒”还是个“酱黄瓜”，性格太犟，不肯接受他的意见。
刘航琛说，一个外行一意孤行的结果，必然处处碰壁，最后被整得“瓜兮兮”（也是四川话，意为傻乎乎）。
王陵基听到后连连摇头苦笑：“这龟儿胡说！”
刘航琛离开四川后，曾短期出任粮食部次长、经济部部长。王陵基以此为依据，说：“刘航琛的那一套到后来哪里都耍不灵了，他到中央政府也没有搞出啥名堂来嘛。”
让王陵基烦恼的当然还不止这些。事实上，从他主持四川省政第一天起，天天就是在人事纠纷中过日子，这让他伤透了脑筋。
刚开始最喜欢找王陵基茬的不是邓锡侯，而是王缵绪。
抗战胜利后，王缵绪基本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他的官衔是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和潘文华一样没有实权，而当年跟他争夺川督交椅的王陵基却如愿以偿。
王缵绪那个羡慕嫉妒恨啊，都能把他整个人的身体给点着喽。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王陵基有“传授蒋介石采补之术”的八卦，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登登登地上门找到王陵基，问是否确实。
王陵基表情尴尬，不置可否，王缵绪其实对事情的真伪毫不关心，他来就是要给对方难堪，当下就讥诮道：“你的那些功夫，抵不过我的一杯药酒！”
“成都四九血案”发生后，华西大学的两个外籍教授对王陵基提出了严厉批评。王陵基以为老外不谙国情，驳外国教授比驳国内教授容易，就把他们约到省府办公室，要进行当场辩论。
不料这两老外在四川执教多年，不仅对当地的鸡零狗碎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成都话，王陵基盛气凌人上场，却反而被对方驳得无言以对。
两教授得胜回营，逢人便说，“犟黄瓜”是样样不行，简直是个“瘟疫”。
王缵绪知道了，高兴得一跃而起。他急忙找人引荐，前去拜访洋教授，并把二人引为知己，经常请他们吃饭，议论川政，讥评王陵基。
这种躲在背后发发小感慨，投投小标枪的做法，王陵基早已习以为常，倒也不惧，真正给他带来威胁的不是别人，却是张群。
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阵营已呈现出树倒猢狲散的趋势，即便如陈诚、薛岳这样从无数次胜仗败仗中爬出来的战将，也都对军事失去了信心，不过有一点众人有着共识，那就是西南将是国民党赖以挣扎的最后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政府已从南京迁至广州，陈诚、薛岳，包括何应钦都认为，守广州只能守到跳海，而西南万一支持不住，还可向缅甸、越南边境逃窜，并继续争取国际支援。
武将们能想到的，作为蒋介石首席幕僚的张群当然没有理由想不到。早在王陵基督川不久，他就将王陵基、杨森、刘文辉召到成都的黄埔军校进行商谈，说：“今后我们几个人应彻底合作，切实做到四川人大团结。”
抗战时期，张群曾在“大团结”上尝到过甜头，他最擅长的也是这一套。以张群看来，王陵基是四川省主席，杨森是重庆市长，刘文辉是西康省主席，要是这三个人能同舟共济，“经营大西南”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这只是张群个人的一厢情愿，时易势移，刘文辉已经铁了心要反蒋，即便“团结”也只是在做表面文章，而王陵基、杨森都看刘文辉不顺眼，认为多宝道人心机太重，看不透他的心思，无法与之共事。
杨森首先打退堂鼓：“重庆一市在政治上关系很少，譬如唱戏，我只能扛旗打伞，够不上当正角。”
王陵基说：“在四川讲团结，以张先生同蒋先生的关系，绝对不会有问题。”
随即话锋一转：“可我们几个人就不行了，蒋先生向来最忌讳别人搞小团体，如果要这么做，必须请张先生同蒋先生商量好再说。”
三个人中，只有刘文辉附和张群，杨森和王陵基都无异于在唱反调，尤其王陵基的态度更是生硬，这让张群颇为不快。
会后他把情况跟邓汉祥一说，邓汉祥便趁此机会劝张群远离王陵基、杨森，重用邓锡侯、刘文辉。
不久，驻重庆的西南绥靖公署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被任命为西南军政长官。他对邓汉祥说：“我们有邓锡侯、刘文辉作基本，我又担任这个职务，王陵基、杨森皆在我的管辖之下，不怕他们不就范。”
张群以为他可以凭借顶头上司的身份拿住王陵基，却不料事与愿违。
张群是四川华阳人，又当过行政院长，所以一般人都称张群为“华阳相国”，对之尊崇有加，唯有王陵基对“华阳相国”不屑一顾，加上特有的“犟黄瓜”脾气，使得张群几有被其架空之感。
邓锡侯这时担任了长官公署的副主任，都是被闲置一边的“老干部”，自然是气闷得紧，因此对替换他的王陵基也很是不满，并由此和刘文辉、邓汉祥结成了新的“铁三角”。
见张群在王、杨那里屡屡碰壁，“新铁三角”知道时机已到，就天天聚议，想利用张群来推倒王陵基，夺取四川省政。
张群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面提出倒王，立刻会被他看穿，因此“新铁三角”采取迂回战术，他们请出了久违的熊克武。
熊克武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任川康渝国大代表联谊会主席。他找了三个“国大代表”，向长官公署请愿，要求罢免王陵基。
第一次张群没有接见，第二次他例行公事地把请愿书转报上去，不过仍未表明态度。
“新铁三角”再出绝招，串联了几百个川康渝的“国大代表”和四川参议会议员，准备成立“民意代表联谊会”，并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以便一举倒王。
张群也是“国大代表”，到达成都的当天晚上，他在邓锡侯家吃晚饭，除王缵绪外，刘文辉、邓汉祥、熊克武、王缵绪等人均为座上客。
邓锡侯首先致开场白：“诸事齐备，只欠东风，请岳军兄拿话来说。”
熊克武接着发言：“王陵基太不像话了，省主席非换人不可，如果岳军来兼任，我愿当委员。”
其他人当场也做了类似的表示。
次日一早，张群把邓汉祥约去，说如果只是反对王陵基，他根据大家的意见，可以支持，不过撤换王陵基之后，由他兼任这句话，自己实在说不出口。
邓汉祥不以为然：“我们当然会派代表请愿，不用你操心。”
张群急于“经营大西南”，他以过去的经验为经验，误以为邓锡侯、刘文辉真心要跟他“团结”，邓汉祥又是多年好友，自然也是向着他的。孰不知邓锡侯是水晶猴，邓汉祥是滑猴，加上一个多宝道人，四川军政界再也找不出比这三个人更圆滑更精明的。三个精明人耍一个聪明人，结果就把这个聪明人推入了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可怜境地。
“新铁三角”的整个计划步骤，共分三步，倒王是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第一步成立“民意代表联谊会”，第二步是建立“自卫委员会”。
张群对于建立“自卫委员会”持赞成态度，但他跟“新铁三角”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张群是幻想用“自卫委员会”的武装来抵抗解放军入川，邓锡侯、刘文辉却是要藉此“作为迎接新局面的准备”，也就是要用来进行起义。
两步并成一步，召开成立大会的这一天，也把王陵基给请了过来，以进一步试探他的态度。王陵基事先已经探听到了风声，想好了对策，等轮到他发言时，他就站起来毫不客气地说：“成立自卫委员会侵犯了我作为省主席的职权，于法无据，我根本就不承认。”
王陵基当场声明，他已电令各县不准成立“自卫委员会”，如果一定要办，他就要实行全省戒严，以武力取缔。
说完这些之后，王陵基抛下众人，甩手扬长而去。
代表们都以为己方人多势众，王陵基看了就会腿颤，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强硬，且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会场立刻炸开了。
与会的一百多人十分复杂，都是各有各的算盘。有人纯属看热闹或捞便宜，见到王陵基那凶巴巴的样子，马上就泄了气，但是以“新铁三角”为首的一帮人不肯罢休，他们决定飞赴广州，实行双管齐下，一面请“行政院”批准成立“自卫委员会”，一面弹劾王陵基。
要去广州，得有名义，“新铁三角”又找上了张群。张群正被王陵基弄得极为尴尬，于是也同意用他的名义派代表去广州。
离川赴粤时，代表们誓言一定要把王陵基“打下来”，“倒王拥张”活动由此达到了最高潮。
淮海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遭桂系“逼宫”，被迫引退下野，幕前负责张罗的是“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
见到四川代表，李宗仁还以为是来捧他场的，马上表示欢迎，可是听来听去，却是反对王陵基主川，随即就变得兴味索然起来，一再声称自己是无权的总统，没法解决这一问题。
王陵基耳朵竖得直直的，代表们一出发，他就知道将面临更大的难题，心情变得极为紧张。
问题出给你，答案自己写。就跟打仗一样，应招不是关键，关键是找出对手的破绽，王陵基开始显现出他老辣的一面。
“新铁三角”也跟张群犯了一样的错误。他们急于求成，事情没完全办妥之前，就匆忙成立了“自卫委员会”，而且还发了一份宣言，宣言上只说要保卫川康的安宁，未提及当时通行的“戡乱”字眼。
王陵基就是从这份宣言上找到了破绽，他随即飞往台北草山，前去谒见蒋介石。
别的都不用说，一份态度暧昧的宣言，就足以让蒋介石作出判断，他立刻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致电“行政院长”阎锡山，阎锡山一听，也感到问题不简单，便以“不合章制，于法无据”批驳了关于成立“自卫委员会”的申请。
蒋介石原来对张群非常信任，通过这件事，他对张群也有所怀疑，认为他是受到了邓锡侯、刘文辉等人的利用。
“自卫委员会”无疾而终，王陵基也保住了川督的交椅，但那张椅子他实际上已坐不了几天了。
1949年11月上旬，解放军进军四川，直抵川东。国民党阵营风雨飘摇，“代总统”李宗仁的情绪也更为消极，干脆躲回桂林，不愿再承担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走向前台，由台湾飞抵重庆督战，他在当月反省录中记载：“明知其不可为，而我不能不为也。”
蒋介石仍希望像抗战时期一样，把四川作为大后方，凭借天府之国和蜀中天险，和共产党再周旋个一年半载，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甚至是臆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可惜的是，国民党这时的军事力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谷。自第二十军在芜湖覆灭后，杨森又重建了第二十军，其中除了一部分从前线逃回的残部外，多数为杨森从江西带来的保安团所组成，此外的“中央军”、川军也大多为打残后的新编部队，就算是这些部队，也早已军心涣散，如此防线哪里还能再撑得下去。
1949年11月30日晨，鉴于解放军已打到重庆近郊，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同时下令杨森率部撤退。
杨森督黔时，曾礼聘胡兰畦为贵州日报社社长。胡兰畦给杨汉域分析形势，论证国民党必然垮台的道理。杨汉域说：“你给老头子（指杨森）讲讲。”
杨森的位置站得比胡兰畦还要高得多，他哪能看不出形势走向，他给胡兰畦的回答是：“我在湖南平江杀过共产党，虽然那是薛岳的命令，但共产党是不会饶我的。”
当解放军逼近重庆时，担任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又派人策动杨森起义，并提出了生擒蒋介石等条件。
杨森予以拒绝。来人再三相劝，要杨森下决心扣住蒋介石，作为给共产党的献礼，免得偌大年纪还要流亡异乡。杨森老泪纵横，哭着说：“当年吴子玉（吴佩孚的字）落魄四川来投奔我，我都没有出卖他，现在我也不能这么做。”
离开重庆之前，杨森在市区巡视了一圈，见重庆秩序保持很好，他感慨地说：“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破坏。”
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蒋介石还想在大陆保持最后一块基地，以便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这块基地，蒋介石设定为西昌，在此之前，他想依靠胡宗南的部队，在成都附近打一场“漂亮的仗”，先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再从容逃往西昌。
无论是打“漂亮的仗”，还是退缩西昌，都不能没有刘文辉等人的从中配合，这时张群也感到刘文辉、邓锡侯的真实态度难以揣测，于是特地通过邓汉祥找刘文辉晤谈。
谈话之间，当着刘文辉的面，张群试探着向邓汉祥提出几个问题，包括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如何打算。一旁的刘文辉怕露出马脚，连忙接过来说：“我同晋康（邓锡侯的字）力量本来有限，但绝不畏难，必与共产党拼命到底，这是我们报答国家，报答蒋先生的最后机会。”
张群明着问邓汉祥，其实就是讲给刘文辉听的，见刘文辉说得非常诚恳，张群信以为真，很是高兴。
第二天，张群又找邓锡侯谈话，尽量用话来打动邓锡侯，邓锡侯一个不小心，竟然说漏了嘴：“我们组织自卫委员会，就是准备拿它来作桥梁的。”
当张群听到这句话时，其震惊和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一下子就从中明白了很多他不了解的真相，而这些真相让他痛苦不已。
回去之后，张群立即打电话约邓汉祥见面。见面后，他寓有深意地问邓汉祥；“刘文辉、邓锡侯平时和你商谈事情，有无保留？”
邓汉祥回答说没有。
张群再追问：“刚才我听邓锡侯说，你们组织自卫委员会是拿来作桥梁的，那么这个桥梁究竟要过渡到哪儿去？”
尽管张群强忍克制，但说到这句话时，他的悲愤之情，已经溢于言表。
邓汉祥闻之愕然，好在他的反应相当之快，愣了一下急忙辩解：“邓晋康是著名的水晶猴子，他要造反，肯同你说吗，这分明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滑猴”敏捷的思维让他暂时摆脱了尴尬，然而张群再也不会相信他的话了。
所谓日久见人心，现在别说人心，连人影都得打个问号。邓锡侯、刘文辉与张群以前并无历史关系，张群还放得下，唯有他与邓汉祥既是老友，又共事多年，他对对方的人品一直深信不疑，可以说，没有邓汉祥，他不会在蒋介石面前屡屡为邓锡侯、刘文辉打包票，也不会发展到与王陵基翻脸，以致于自己受到蒋介石的怀疑。到头来，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其实不过被人利用的一个道具而已。
以张群的政治智慧，轻易不会上当，只能说国民党在大陆真的气数已尽，无论是刘航琛还是张群，即便在他们驾熟就轻的领域，也已经周旋不开了。
1949年12月3日，张群通过邓汉祥，要求“民意代表联谊会”的要员们将家眷送往台湾。
送家眷，说穿了就是扣为人质，都知道这是座坑，谁也不肯往下跳。熊克武说他自从虎门被囚后，就不负任何责任，现在却要限制他的居住自由，因此坚决不去，说着说着还哭了。
刘文辉：我妻子有抽鸦片的嗜好，到了台湾不方便。
邓锡侯：我只有一个妾，还是个黄毛丫头，连位于成都市中心的牛市口都没去过，把她送到台湾，你们不是开玩笑吧？
张群听后表情复杂，但又无计可施。
1949年12月5日，张群让邓汉祥把刘文辉找来，指着刘文辉说：“刘自乾，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刘文辉回答：“我原想同共产党拼了，打不赢就去西康做喇嘛，现在共产党即将打到西康，要做喇嘛也不行了。”
接着他又问张群东线战场情况如何，张群的话里已全是愤怒和焦虑：“你不要问东路西路怎么样，要问你怎么样！”
刘文辉语塞，看着两人要顶起牛来，邓汉祥急忙上前给刘文辉打圆场：“这事很简单，请你约好胡宗南，与邓（邓锡侯）、刘（刘文辉）商量决定作战计划，再请蒋先生下命令好了。”
通过这番对话，彼此都明白对方充满戒心。出门行到半途，邓汉祥便对刘文辉说：“聚会地点还是放在你家里为妥，如果在别处，万一被扣，毫无办法。”
刘文辉在成都的公馆有两个连的卫兵，刘文辉也觉得这样妥当。因此邓汉祥就跑回去对张群说：“自乾的房屋较宽，烧菜的厨子也不错，我想叫他准备点饭菜，今晚就在他家里会谈如何？”
张群对刘文辉和邓锡侯还有一丝希冀，何况两人都有军队，那种情况下扣人也不现实，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晚上谈话时，有人质问刘文辉、邓锡侯，说刘部破坏大桥，邓部扼守要道，都不让胡宗南的部队通过，这是在干什么？
刘、邓矢口否认，刘文辉还故意发牢骚：“如果我和晋康的实力不被削弱，今天我们两人都可以担负起守卫成都的责任。现在解放军来了，我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胡宗南说：“刘先生不要灰心，我的部队可以交给你指挥。”
刘文辉当即把胡宗南的话顶回去：“我们都是行家，你的部队我哪里指挥得动？换过来也一样，我的部队你也不能指挥！”
一堆人扯来扯去，谈到深夜，也没能扯出什么结果。
刘文辉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康，他之所以要留在成都，一方面是出于政治谋略，以便联系反蒋力量，另一方面他和邓锡侯虽然事先已约好共同起义，但因邓锡侯有水晶猴的名声，他又害怕邓锡侯会临时变卦，对之不太放心，所以邓锡侯到哪里，他都尽量跟到哪里。
经过会谈中的质问，两人反而都对对方放心了，不过也正是有了这次质问，让他们深感气氛紧张，成都再不可久居。
1949年12月6日，刘文辉和邓锡侯密商，认为如果蒋介石再次相召，就必须出走。
刘文辉的想法是退到成都武侯祠里去，因为那里驻他的一个营，而且还有工事。
邓锡侯这个时候的脑子总是特别好使，他说武侯祠占据要道，乃胡宗南的部队撤往西昌时的必经之路，“胡宗南在所必争，他只需两颗大炮弹，一颗飞机炸弹，就能把我们解决了，还会因此连累孔明先生。”
邓锡侯主张退往成都以北的彭县，因为那里离成都市区较远，进可以会合解放军，退可以固守山地。
刘文辉当即同意，两人相约暗中准备。
云南这时的局势也变得不明朗起来。接替龙云督滇的卢汉起初在政治态度上持“右”，推行所谓“九九整肃”。不料龙云却在香港突然宣布：“云南受我策动，已经解放。”卢汉措手不及，曾大骂龙云：“似此买空卖空，形同政客，汉与一千三百万人犹在梦中。”
随着解放军向西南大举推进，卢汉的态度急转直下，又由右转左，事实上已在暗中筹划起义。
1949年12月7日，张群奉命前往昆明察探卢汉的动静。临行之前，张群私下问邓锡侯：“自乾将来会怎么办？”
邓锡侯当然不会说实话，就敷衍道：“我听他说，第一步是退守西康，若不得已，便去寺里做喇嘛。”
张群又问邓锡侯会怎样。邓锡侯说：“第一条路是和胡宗南一起作战，第二条路是退到茂县暂避一时。”
邓锡侯以为他编得天衣无缝，但水晶猴滑头归滑头，心机却没有刘文辉和邓汉祥那么深。当时国民党不管军人政客都把逃往台湾作为唯一退路，可是张群从始至终没有听邓锡侯说起一个字，因此他便知道邓锡侯、刘文辉真的是另有打算了。
张群这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托邓锡侯照顾他的母亲。
邓锡侯、刘文辉究竟何去何从，张群其实已经顾不上了，以老母相托，就是料知昆明之行凶多吉少，做最后的人生嘱托。
张群与邓汉祥相交最深，却不托邓汉祥，直接托付邓锡侯，令邓锡侯感到非常意外，而对方那种极度悲哀与绝望的情绪，也使他心下恻然，只得以好言安慰。
当天下午，刘文辉、邓锡侯接到通知，蒋介石要予以召见。两人大为惊恐，担心蒋介石将采取非常手段，或把他们骗上飞机，强送台湾，或予以软禁，于是下决心立即潜往彭县。
邓锡侯带上猎枪，坐上吉普车，佯装出城打猎。到了城外，路上有两个认识邓锡侯的人还嘀咕：邓某好安闲好镇定啊，这种时候他竟然有空出城打鸟。
1949年12月9日，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宣布起义。潘文华这时在灌县养病，也通电响应。
同一天，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随即扣留了张群。据说当时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吃晚饭，毛泽东当即说：“张群如果愿意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应好好安排他，如果不愿留下，便拿去换张学良，蒋介石一定会同意的。”
卢汉曾劝张群“弃暗投明”，张群回答：“我一生是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把我当俘虏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样。要是你们让我走，我会很感激。”
面对无法阻挡的时代大势，张群已显得心灰意冷，他向卢汉表示，自己即便能离开云南，也不会再做什么事，只想到海外去做寓公。
卢汉和张群有着很深的私交，思前想后，终究于心不忍，难以下手，所以两天后还是把张群放了。临别时他交给张群一封信，信上说，云南大势已去，已无孤注一掷的可能，他为了保全桑梓，只能“毅然而谋自救”，这是公情。不过他与张群还有私谊，之所以未经中共同意，就冒着风险私放张群，是“亦以报德”，报答张群曾经的交情。
彭县、云南的相继起义，把国民党军队退往云南的希望也给打破了，蒋介石、杨森、孙震等人都先后驾机逃往台北，余下留守的人更加茫茫无所依从。
这时候的起义就几乎等同于诺亚方舟，谁进谁安全。尚留在四川的川军余部，但凡手里有点部队，或能整编到人马的，都争先恐后举行起义。
杨森走后，其子杨汉烈被推为新第二十军军长，他即以杨森有“手令”在先为由，举行起义，只有老兵居多的第134师拒不从命，想逃往西康，最后被解放军歼灭。
王缵绪的老部队第四十四军早被打光了，连儿子王泽浚都在淮海战场上被俘，好在他还有一个新编的第四十四军。凭借这支部队以及临时弄来的成都保安司令头衔，他在成都举行了起义。
到这个时候，他还没忘记王陵基，一定要先擒之而后快。
王陵基也真的是够倒霉，他本来有足够机会乘机逃往台湾，可因为蒋介石临走时的一句“你以后与胡宗南切实联络”，他就没急着走，想随胡宗南一道先退到西昌再说，结果在道路被解放军截断后，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王缵绪下令全城搜捕：“赶快把王陵基逮捕了，好立下大功。”
王陵基没有三头六臂，当然也不会飞，成都解放没几天，他就在川南的一座码头上被逮捕归案。
王陵基被捕时，周围不少人都在议论，说：“这家伙一回四川当主席，我们就看出国民党要完蛋了，灵官扫台嘛。不过能让王灵官扫这么大一个戏台，他也够神气的。”
从1950年到1951年，国内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批国民党被俘人员被枪决，其中就有夏炯“夏马刀”。当时社会上的谣言很多，连上海出版的一本人名辞典上，都说杜聿明已被“镇压”，但其实像杜聿明、王陵基这样达到战犯级别的高级军政人员，并不在其列。
王陵基开始被拘押在重庆监狱，接着转往重庆战犯管理所。战犯管理所自成立起，即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待遇很好，每月都有十六元的集体伙食费。当时四川物价很低，这样的伙食费，可以做到每餐一荤一素，吃得相当不错。一些级别较低的被俘人员为之眼红不已，背后发牢骚说：“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
战犯管理所对外称“训练班”，从外面看也完全像一个机关或单位，所有犯人均可在管理所范围内自由活动，只要不走出就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战犯。
看到“训练班”每天买进鸡鸭鱼肉，周围老百姓都来打听这究竟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更有许多人要求“入班训练”，管理人员说你们不够条件，他们还不服气：“要什么条件？你快说说，我们好争取。”
管理人员笑道：“你们这一辈子也争取不上了。”
王陵基等人正在院内闲谈，听到外面声音很大，也跑出来看热闹。王陵基曾任四川省主席，人群中有见过他的，这下子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训练班呀，别说我们这辈子争取不上，就是二辈子也争取不上啊！”
还有人明白之后说：“阿弥陀佛，和这些人一起训练，会吓死我的，请我去我也不敢去了。”
管理所内的战犯们大多并非川籍，但平时闲谈时，却都喜欢拿川军将领“无知可笑”的故事凑趣。曾扩情跟四川军人打交道较多，编的段子更是活灵活现。
他说刘湘搞空军，有个师长好奇，非要上去体验一把不可。起飞后，头晕不舒服，就大喊驾驶员停下来，他要下去。驾驶员说飞机又不是汽车，空中停不住啊。他就命令低飞。
在飞机接近一片山地时，从空中往下看好像不高，这师长以为一跳就能落地，就纵身跳了下去，结果……听的人笑了起来。曾扩情一看效果这么好，来了劲，又说一段——有个川军师长，一天集合全师官兵讲话。他手捧水烟袋，咳嗽一声说：“弟兄们给老子好好听着，昨天老子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格老子原来是一个命令。按照这个命令，从明天起，老子们便是国民革命军了。谁要是再去偷鸡摸狗，他就是龟儿子！”
众人听了这段子，更乐。在大家眼中，仿佛川军将领就两种：不是草包就是草莽。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曾扩情的第一个段子难以查考真伪，第二个的原型大概是范绍增，可范绍增也就只有一个，其他能混出头的川军将领绝大多数均为正规军校出身，像王陵基、王缵绪都有一定的旧文化功底，写得一手好字，绝没外界想象的那么窝囊和不见世面。
放到王陵基身上，他的确有诸多“无知可笑”之处，不过跟草包草莽无关。
首先是个人生活方面。过去总是王陵基的姨太太或副官帮他刮胡子、挤牙膏，现在他自己刮胡子，常把脸刮破好几道口子。一筒牙膏发到手后，挤了一两次没挤出来，就两手捏住使劲挤，结果牙膏跑出来一尺多长，他急忙问旁边的人：“哎，你知道有啥子方法可以收回去？”
那人正含着一口水在刷牙，听到后忍俊不禁，扑哧一笑，水喷了他一身。
其次便是政治上的“幼稚”。虽为阶下囚，老王仍然本性不改，大嘴依旧，说出来的话，十有八九与周围的环境极不融洽。
当时很多犯人为了提早获得赦免，都争相表现“进步”，王陵基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经常摇头叹气：“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因为言行不合时宜，王陵基身上能抓的“辫子”特别多，周围那些为求“进步”而左得发昏的犯人自然要揪住不放，频频对他进行批判。王陵基有“酱黄瓜”之名，脾气特别急躁，爆竹一般一点就着，你让他改正，他偏不改正，这样一来，又被认为是态度有问题。
在管理所内，王陵基位列上将，资格最老，却是挨批最多的人之一。他对此牢骚满腹：“上将不好当，宁愿挨一枪。”
王陵基是一老，接受改造的川军将领还有一少，他就是王缵绪的公子、原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第四十四军在抗战胜利后，仅剩下残破不全的六个团，武器枪支仍然是出川时的汉阳造或川造。全军有十二门山炮，战前一门丢失，一门打坏，还剩下十门，却又没有炮弹，只能放在阵前做做样子。
参加淮海战役时，王泽浚本来以为靠拢黄伯韬兵团会安全一些，不料黄伯韬把他摆在了碾庄外围，最后第四十四军败得一塌糊涂，连军指挥所都被炮火炸垮了，王泽浚本人是被解放军从泥土里扒出来的。
王泽浚被俘后长叹一声，对解放军说：“看看我们的武器吧，恐怕缴给贵军也不会要的。”言罢簌簌落泪，伤心不已。
解放前，王泽浚与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有过交往。那时沈醉正好到成都办事，赶上王泽浚的新居公馆落成，王泽浚以好客著称，广发请帖，沈醉也应邀做客。
那一次，沈醉对王公馆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公馆有很多房间，然而所有房间的大小格式又全是一个模样，分不出主次，就跟旅馆一样。
一般人家公馆绝不会如此设计，沈醉对此甚为不解，但因为是初交，当时也不便多问。解放后，两人都在重庆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身份也不同了，说什么都无所谓，沈醉就用戏谑的口气问他：“你在成都的公馆修那么多房间，是不是读了杜甫的诗，想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呢？”
王泽浚听了，一边笑一边摇头：“我没有读过‘豆腐咸鱼留女婿’的诗，那些酸溜溜文绉绉的东西一向不爱看。”
“豆腐咸鱼留女婿”是谐音，豆腐指杜甫，咸鱼指韩愈，留女婿指刘禹锡，这些唐朝著名诗人的名字，让王泽浚串起来用四川口音一绕，倒也十分有趣。
王泽浚又说：“我也没有无产阶级思想，啷格会去同情什么寒士。我是准备一些熟识的军政界朋友到成都来耍的时候，招待他们临时住住，大家好热闹热闹。”
末了，他又冒出一句妙语：“我根本不打算当什么春生菌、秋生菌，养一批闲人。”
“春生菌”说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名公子春申君，王泽浚的意思是他绝不会招收门客，去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事。
沈醉与王泽浚差不多年纪，性格上又都活泼好动，爱说爱笑，自此便在战犯生涯中结成了好友。
1956年，王泽浚等人从重庆转送北京功德林，王泽浚和沈醉被分到缝纫组从事生产，昔日将军也得拿起细针来绣花了。
可怜王公子哪里做过针线活，刚开始抽针时因用力过猛，竟然把针刺到了旁边人的脖子上，险些酿成“流血事件”。后来经过总结，才知道，原来抽针时要把针尖对着自己，才不会误伤他人。
缝纫组的组长是杜聿明，生产作业的时候，他最怕王泽浚叫“哦嗬”，因为这就表示王泽浚一不小心又弄断了缝衣针或衣服，那时候叫做“损坏公物”，得写检讨。
沈醉在一旁大笑，而王泽浚总是满头大汗，一边搔头皮，一边补上一句：“格老子！”
比缝纫技术还让王泽浚挠头的是写墙报，这是学习体会和“暴露思想”中的重要一项，每个战犯都得写。王泽浚一遇到写墙报就恼火——他写不出。
坐在桌子旁不行，再倒到床上苦思冥想，折腾了好半天，才勉强写上一个标题。
有人觉得奇怪，说你不妨去看看别人写的，再综合一下，一篇墙报就出来了，有什么难的？
王泽浚不干，理由很简单：“拿枪杆子出身的军人，不能剽窃别人的文章！”
又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这不过是“监狱八股”罢了：你谈形势，就写“当前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读文件，就写“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王泽浚还是一个劲摇头。当然不管他折腾多少遍，最终熬出的墙报，还是逃不过“监狱八股”的那两种固定套路。
王泽浚个性爽朗，私下和沈醉无话不聊，不过他也有一个禁忌，就是不肯多谈被俘经过。沈醉好几次问他，他总是把脑袋一摇，两手一摆：“不谈这些。一个军人打了败仗，成了俘虏，连先人的脸都丢尽了，啷格还好意思去谈它。”
有一次管理所派王泽浚、沈醉给监狱干部修理缝纫机。因为知道他们是犯人，干部家里的小保姆非常警惕，在他们修理时，从外面把门给扣了起来。
这是很伤人自尊的一件事，两人相视一笑，也就磨磨蹭蹭，本来半个小时能干完的活，足足拖了半天。王泽浚更是没心没肺地往沙发上一靠，茶杯一端：“格老子，急他干啥子，老子们也来安逸安逸嘛。”
原路返回监狱时，看到田间有两个天真烂漫的儿童，两人走近，想去摸一下孩子的头。正在田里劳动的母亲看到他们身上穿着囚服，赶紧冲过来，一把将孩子拉到身边，然后睁大眼睛瞪着他们，好像生怕他们会带来晦气似的，眼睛里充满了敌意。
在管理所，每个人都得在大会上“挖思想”。王泽浚的“挖思想”公式是骂哭结合，即先骂国民党，再骂自己，然后嚎啕大哭，哭到后来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在哭什么。
但是外出的那一幕真正刺伤了王泽浚。第二天，见没有旁人，沈醉悄悄地问他如何看待监狱外面人们的眼光，他把大腿一拍：“当强盗是抢东西的罪，当小偷是偷窃罪，当战犯是打败仗罪……”
沈醉急忙阻止他再说下去，王泽浚还是唉声叹气，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之于“打了败仗”。
当心里话一抖搂出来，两个平时有说有笑的开心果都被牵扯到了各自的伤心处。沈醉的前妻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迫于生计已经改嫁，他称得上是妻离子散。王泽浚的父亲王缵绪虽然起义，可后来又潜赴深圳，偷越国境，更倒霉的是还被边防部队抓住了，已经跟儿子一样锒铛入狱。
沈醉轻声哼着：“妻离儿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尽头”，王泽浚一向与“豆腐咸鱼留女婿”无缘，只会满口“格老子、龟儿子”，这时也突然念了一句“可怜天下战犯心”。
念完之后，他两手平伸，手心向上，不停地上下摇动：“我们究竟有什么罪啊！我们……”
王泽浚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高，沈醉见状大惊失色，连忙用手捂住对方的嘴，不让王泽浚再说下去。这时他看到，在王泽浚两只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里，已经悄然滚下了几颗泪珠。
1960年11月，沈醉被予以特赦，王泽浚没能于那一批获赦，同月，王缵绪病死在成都监狱。
1964年，邓锡侯在成都病逝，加上1950年去世的潘文华，当初的新老“铁三角”只剩下了刘文辉和邓汉祥。
1965年，战犯中军衔与资历最高的王陵基获得特赦，并且是那一批特赦中的第一名。经过多年改造，老王学乖了很多。据说民国时，有人问王陵基的岁数，他总是说：“和蒋委员长同庚。”解放后别人再问他高寿，他即刻改口：“和朱总司令同岁。”其实王陵基的岁数比“蒋委员长”、“朱总司令”都要大得多。
1966年，文革开始。王陵基和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孔庆桂等人被红卫兵集中在一间房间里进行盘问。
王陵基这个时候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不太搞得清楚外面的风向，他往椅子上一坐，还大模大样地说：“你们这些娃儿要干啥子嘛。”
红卫兵小将们岂容得如此怠慢，于是啪地上去就是一皮带，然后大喝一声：“老实点！”
见王陵基一副老年痴呆的样子，料想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红卫兵就把矛头指向了方靖等人，他们问方靖：“你们杀过人没有？”
方靖老实回答：“杀过——不过是在战场上杀的。”
问：“杀了几个？”
方靖说：“没数过，那时一声令下，万炮齐发，炸死多少日本鬼子，真的没数过。”
红卫兵听后大怒：“胡说！你们国民党根本不抗日！”
方靖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北京有条赵登禹路吗？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师长，抗战阵亡，还有一条张自忠路，他是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抗战阵亡。你们知道八百壮士吗？他们都是国民党的部队，团长叫谢晋元。”
红卫兵都愣住了：“哎呀，还有这样的事？”
方靖扳着指头告诉他们：“我们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阵亡上将8名，中将41名，少将65名，校尉级军官1万7千余名，士兵2百余万，怎么能说没有抗战呢？”
红卫兵们面面相觑，对这些数字他们闻所未闻，于是就让方靖等人坐下，讲一讲他们所根本不了解的故事，而且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以后的几天，其他红卫兵小将听到后，也参加进来，要求这些“抗战的国民党”讲抗战故事。
因为抗战，王陵基、方靖等人免于被斗，自己也感到十分庆幸。
红卫兵之后是造反派，不过造反派并没有整这些“落水狗”的热情，也不想听抗战故事，他们的兴趣在“外调”和夺权上。由于造反派太多，方靖等人应接不暇，外调的人还得“排队等候”才行。
王陵基的病情越来越重，但那时政协也被造反派给夺了权，无人过问。去问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哪肯管这事，就推说：“你们自己照顾吧——不行就送医院。”
于是王陵基就由方靖、孔庆桂等人轮班护理。偏偏王陵基患了痴呆症后还不知道领情，每次吃完饭都把手一伸：“拿帕子来！”这是解放前四川人上饭馆吃饭的派头，意思是让跑堂的拿擦脸毛巾。
孔庆桂气得要命：“他把我们当跑堂的了。我们有什么义务侍候他！”
方靖是个好好先生，连忙劝说：“算了，人家有病，我们就原谅一下吧。”
1967年3月，王陵基在北京因病去世。
1974年1月，王泽浚病逝于战犯管理所，但实际上他只要再在管理所待上一年，因文革而中断的特赦就又得以延续。在1975年的最后一次特赦中，所有战犯被全部予以释放……1975年，列名于彭县起义通电中的田颂尧在成都去世。
所有起义将领中，刘文辉的日子比较不好过，特别是在揭批“恶霸地主”刘文彩后，他的处境更加困难。
刘文彩这个负面典型树的很是时候，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进入到饿死人的阶段，刘文彩和他的“收租院”一下子全国知名，但其实刘文彩早在四川解放前就死了，就算他曾经是只老虎，也是只死老虎。明眼人都能看出，批刘文彩，实际上是在批刘文辉，以削弱他在四川的影响力。
之后刘文辉被调去北京任林业部部长，总算远离了风波中心，不过文革期间又因此被红卫兵抄家，还被用皮带抽打。
晚年的刘文辉似乎看穿了他大半生都没能看穿的东西，对子侄们说：“搞政治没意思”。1976年6月，他在北京逝世。
当年有川军五行：“金龙”刘文辉、“孽龙”刘湘、“水龙”邓锡侯、“闷龙”田颂尧、“滚龙”杨森。五行之中，杨森排在最后，所以这幕戏将从他这里收场。
杨森到台湾后，也没什么实权，不过他可以发挥他的特长，并因此担任了台湾体育协会理事长。他此后的“事业”基本与体育挂钩，个人震动宝岛的第一件大事，是七十岁学会了独立驾驶飞机，还能在空中翻筋斗云，做各种惊人的表演。
杨森在台湾多了两项业余爱好，第一项是打猎。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当时有两个有名的猎队，除了白崇禧的，就是杨森的。有一次白、杨一同到花莲狩猎，途中火车与汽车相撞，随行人员多有死伤，白、杨侥幸安然无恙。有了这次遭遇，白崇禧遂生心病，从此再也不敢外出，但杨森却越挫越勇，每天天不亮，照旧坐着小汽车到山区去寻找猎物。
第二项是爬山。八十六岁时，他登上了四千米高的玉山。张大千专门给他画了一幅画，并题诗云：“是翁矍铄八十六，投杖巍然据玉峰。”
蒋经国掌握实权后，劝杨森让贤，说：“你年纪太大，都是九十岁的人了，当体协的名誉理事长比较合适。”
杨森只好让出这个位置，但他对蒋经国嫌他老很不服气。于是在九十岁这一年，再次登上玉山，并在山顶题字和照相留念，此举轰动台湾，被认为是世界奇迹。
台湾和国外记者纷至沓来，采写杨森攀登玉山的文章，还拍摄了一部关于杨森搞体育运动的纪录片。
九十岁的杨森仍然身强体健，壮到能登高山，一时成为台湾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台北一家酒商出了一种酒，就叫做“杨森酒”，并专门开车接杨森到酒厂参观。
杨森参观时，商家请他看摆在桌上的一排“杨森酒”和一只正在爬行的大乌龟。杨森一低头，旁边的摄影人员赶紧抢拍。拍出来的照片随即被登到报上做广告，说杨森就是喝了“杨森酒”，才得以健康长寿，龙精虎猛。其实杨森很懂养生之道，他七十岁后就戒烟戒酒了。
当然了，杨森也不会白给别人做广告。在这方面，杨森从不让自己吃亏，因为他知道在台湾像他这样的遗老太多了，上将又如何，一抓一大把，没钱根本就混不下去——比如和他一起来台的孙震日子就十分窘迫。
杨森晚年思乡，曾想离开台湾到香港去看看。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蒋经国，蒋经国回答：“你出去是可以的，但安全没有保证。”杨森一听就知道这是不准他离开台湾，只得作罢。
1977年5月，杨森老死于自己的台北别墅，终年九十六岁。他的去世，为“川军五行”及其背后那支军队的传奇画上了句号。
最后再复述一下川军在抗战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也许是必要的：
抗战八年，四川前后总计征兵在三百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川军整建制部队、知识青年从军、“中央军”直属部队调来四川整补兵员。全国同期实征壮丁是一千四百万，四川征兵数额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还多，遂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参加过抗战的川军整建制部队有：六大集团军（邓锡侯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唐式遵潘文华第二十三集团、杨森第二十七集团、王缵绪许绍宗第二十九集团、王陵基第三十集团、李家钰第三十六集团）、刘雨卿第二十六师、李宗鉴独立第三十五旅等。
这些部队经历了抗战中几乎所有的主要战役，官兵伤亡总计为六十四万余人，达到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数的十分之二，居全国之冠。
是为真正的铁血雄兵！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