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天时地利人和

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军长。系士兵、基层军官逐级递升,有几十年军事经验。在马溪滩一战中,他的潜能被完全激发出来,从而完成了他自领衔第四十四军以来,打得最为出色的一次攻防战。

萧德宣:在四十四军任团长,以指挥灵活著称,与美军配合,实施了特种伏击战。

祝顺锟:第三十四师师长。善于激励士卒,能够在险恶环境中化险为夷。

内山英太郎: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陆军大学第三十二期。时任第十二军司令官。炮兵军官出身,参加过日苏诺门罕炮战,指挥炮战是其强项。

陈仕俊:第一二五师副师长兼第三七三团团长,负责在城北外围高地阻击日军。

山路秀男:时任战车师团师团长,但战车师团在老河口之战未能发挥多大作用。

藤田茂: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骑兵科。时任骑兵旅团旅团长,擅长骑术,同时在练兵作战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杉浦英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时任第一一五师团师团长。他久经战阵,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到抗战后期,这样资历和经验并重的一线师团长已经不是很多。

村中嘉二郎:第一一五师团参谋长。曾在化学兵兵监部任职,对技术兵种的协同配合很重视。

张昌德:生于四川省荣县。在第一四四师任团长,因未能继任师长,遂鼓动第一四四师投降了日军。抗战胜利后被以汉奸罪在南京执行枪决。

长衡会战结束后,第九战区的剩余部队退避到湘赣边区进行整训,王泽浚、王陵基皆在其中。

在最初参加长衡会战的川军各部里面,第四十四军的实力本来并不弱,听起来是一个军,实际浓缩了一个集团军,但大多数仗都打得不理想,自始至终未能攻下或守住任何要点,部队倒为此伤亡了三分之一。

王缵绪当初决定让儿子跟着杨森,很大程度上也是担心这小子越混越差,把他的家当全给折腾没了。

因为过分犹豫,王泽浚没走成,惹得老爷子嗔怪不已,他自己也有些懊悔。可是王泽浚不久就发现:还是不走好。

薛岳如今不比从前,战区实力薄弱,而且自身威信也有所下降,于是他只能采取一种放养政策,即只要你肯归我指挥,怎么打随你,平时没有硬性要求。

战区下面的各军乃至各县自卫团,便都按照各自能力,来了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有的锯电线杆,有的挖毁道路,还有的干脆就打起了游击。

在日军全力投入桂柳会战,暂时无暇顾及身后侧背的背景下,这种打法基本上有赚无赔,等同于在免费奉送练兵兼立功机会,纵使原先完全是残破之师,在这种氛围下也很快能得以满血复活。

想想桂柳会战中,连杨森的第二十军都拼到了不及一个团,王泽浚能不感到庆幸吗?

第四十四军在长衡会战中打的又多为败仗,损失自然还是难以得到补充,王泽浚被迫跟王缵绪学,也给部队动了个微创手术。

第四十四军是“师团”部队,每团原来有三个营,王泽浚就缩成了两个营,又把军、师级的搜索队,以及卫生队、防毒排、辎重连这些杂七杂八的特种配置,也全部拨补给各团,以此维持部队的战斗力。

虽然都是给自个儿动刀,不过比较起来,王泽浚还是比他老子要强,因为这是抗战期间第四十四军最后一次动手术。

第四十四军所属第162师奉命驻防安仁以东,安仁城里是第40师团一部,他们起初并不知道来了邻居,戒备很松,经常有士兵出城到乡村里去“串门子”。

一名日军士兵躲在老百姓家烧黄豆吃,被川军士兵逮个正着,并押回了师部。这名日本兵军装破烂,面有菜色,双手又黑又脏,他不仅偷黄豆,还抢老百姓的叶子烟抽,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皇军”的神气劲。

一开始审讯,还没提问,他就将大拇指翘起,指指自己的头上,再指指自己的心,比比划划,咕哩咕噜,意思是他的上司心特别黑,光知道逼他们打仗,却不给东西吃。

当时第40师团的主力已前去参加桂柳会战,留守安仁的皆为二三线部队,所有给养自然优先供给前线,也难怪这些日本兵会窘迫如同乞丐了。

又有一次,某团炊事班班长到距安仁两三里外的村庄去买牛肉。看到一位老乡家门外墙边,竟然放着一支三八大盖。班长吃了一惊,赶紧上前一步,先把枪背到自己身上,然后探头往门里面一瞧,呵呵,一个鬼子正在烤火呢,这枪估计就是他的。

班长手里只带了一把菜刀,预备切牛肉的,见此情景,冲进去把菜刀一举,勒令道:“不准动!举起手来,跟我走。”

烤火的日本兵戴一副眼镜,穿旧布军装,傻傻的样子,听到让他走,也就乖乖地跟着走了。

到了师部之后一搜,搜出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原来是后期动员入伍的学生。“眼镜男”自称是某日本部长的侄儿,不知是真是假,但看样子此君也只能跟着他的“叔叔部长”做做公务员,打仗实在是勉为其难。

经历长衡会战,第四十四军的士气也很低落,若不是王泽浚进行缩编,兵员素质同样好不到哪去,不过对比一下安仁城里的日军,已经算不错了。

跟菜鸟级别的日军部队做邻居,对人的自信心都是一种激励。当然了,即便如此,第162师也无能力直接收复安仁,大家谁也吃不了谁,形成了隔河对峙的局面。

中间地带有一座小山头,第162师原拟予以占领,但后来考虑到食宿不便,暂时未予驻扎,结果让日军捷足先登了。

山头距第162师军营仅三里之遥,颇具威胁。驻在山上的是一个日军小队,四十余人,这四十余人若是野战军主力,可不容易对付,但作为涌现“乞丐男”“眼镜男”的鱼腩部队,那又另当别论。

指挥官观察了一下,山头侧面有一条路,然而因为那里日军警戒较为严密,不易得手,于是决定通过正面的丛林进行奇袭。

总攻之前,由尖兵班突前探路。一个班长带三个兵,从荆棘里穿过去,悄悄地爬上了山。上山之后,发现日本兵正在架枪休息,周围只有一两个哨兵。

四个人耐不住性子,冲上去就要抓活的,日军毫无准备,炸了窝一样地乱跑,后来一看,才四个中国兵,有的人又杀奔回来。

此时后续大部队正好赶到,不过因尖兵班经验不足,以致打草惊蛇,最后只捉得三个俘虏,背回三支枪,战果并不大。

小打小闹只是开始阶段,随着功力的恢复,第162师开始重新拥有打大仗的能力和本钱。

一周后,安仁日军倾巢出动,过河向第162师的阵地发起进攻。两军大战一日,日军伤亡三百余人,溃败而去,日军伤兵在撤过木桥时,争相拥挤,情形很是狼狈。

在第四十四军战史中,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胜仗。自此,日军就变得规矩多了,缩在城内不再随便出击。

第162师缺乏攻坚能力,就采取截断补给线,饿对方肚子的方式进行围困。

自从薛岳想办法将第四十四军留住后,倒也对王泽浚另眼相看,有什么好东西都会拿出来与他分享。正好上面给第九战区派来一批美军特种兵,薛岳就优先拨了一支给王泽浚。

这是一支工兵性质的特种兵,共有十二人,长于埋设烈性炸弹。王泽浚从全军挑出一个叫萧德宣的团长,将特种兵配属给他,任务是打一场漂亮的破袭战。

萧德宣的前任因战败被撤职查办,萧德宣刚刚提拔上来,以指挥灵活著称。王泽浚对他说:“你这次出击,既要有战果,保证美国兵发挥作用,又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萧德宣亲率所部营长及侦察兵,一行二十余人,化妆进入茶陵至安仁的公路段,经过侦察,确定了伏击区域和范围。

日军辎重车队进入伏击区后,美军特种兵先将首尾两辆汽车轰上天,再对中间的车辆逐一清除,把剩下的七八辆汽车也给炸了,堪称是庖丁解牛式的作业手段。

在特种兵们炸汽车的同时,萧德宣团负责与日军掩护部队作战,确保前后长达三个小时的特种作业圆满完成。

打靶回营,大家都兴高采烈,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大兵见到萧德宣团长,都竖起拇指,连呼:“ok,ok!”

王泽浚也深感满意,对萧德宣说:“打得好,打得痛快!”

原先面有菜色的士兵还只是一部分,在补给屡屡遭截的情况下,“乞丐男”越来越多,“眼镜男”又打不了仗,经过一段时间,日军终于忍受不住,撤出安仁了事。

对于地面上的特种作战,日军尚有防御办法,也就是沿路加强警戒,但当地面移往天空,他们就得抓狂了。

进入抗战后期,由于美国空军的加入,中美空军逐渐占据中国大陆的制空权,日军之所以要付出巨大代价,连续占领衡阳、桂林、柳州,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控制这三座城市的空军基地,以限制中美空军的行动。

除了衡阳和桂柳,江西的遂川、赣州等地也建有飞机场。负责指挥国内空军作战的陈纳德便以江西基地为中心,编成华东飞行部队,配合第九战区作战,同时利用运输机对被阻断的第三、第九战区进行补给,当时这一作战形式被称为“要点作战”。

桂柳会战期间,只要是晴天,华东飞行部队的战斗机、轰炸机即从日出到日落,不停地对日军的运输线路进行攻击和轰炸,范围从公路铁路上的车辆桥梁,一直延伸至江上的运输船队,导致日军辎重部队整个白天都得隐蔽防空,只有到拂晓前或黄昏后才敢生火做饭。

空军对前线日军的打击,更是令日军野战部队感到恐惧不安,以致于不得不大量使用夜袭等进攻手段,以避开白天飞机的轰炸,而这在以前全是中国军队的专利。

要点作战一出,其他所有的游击袭扰都沦为了小儿科,也就此成了日军的心腹之患。

第3、第13师团追入贵州境内期间,正赶上日本军司令官大调整,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继之者为冈部直三郎大将。

冈部出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时,中美空军已失去桂柳基地,遂赣(遂川、赣州)基地的活动却相应变得更为活跃,威胁也越来越大。冈部不得不调集重兵,从地面发起攻击,以图破坏遂赣基地。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第27师团。该师团为甲种师团,曾是“七七事变”的主力,后列入关东军编制,因参加豫湘桂会战才调到南方,不用说,属于战斗力很强悍的那种类型。

中美空军发现日军东进,立即对其进行轰炸射击,第27师团被迫改在夜间行军,由于山路崎岖,地图不准,加上滇军第五十八军的层层阻击,其行动速度比较缓慢。

乘此机会,薛岳急命王陵基派兵前去增援。

和王泽浚一样,在接近于休战的那些天,王陵基也抓紧时间对第三十集团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其中第三十四师在状态上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回升。

现在的第三十四师已成为王陵基的主打菜,一接到命令,他就把第三十四师派去增援,并跳过军一级,由自己直接掌握。

第三十四师最初接到的指示是增援莲花,但中途得知,日军已经攻下莲花,朝永新去了。

于是改成往永新,行至距永新二十里处,师长祝顺锟派侦察兵先去打探,带回的消息是,永新也被第27师团所占,城西北高地上已部署日军警戒部队。

根据侦察兵的情报,第27师团在永新只留下了少部分兵力,主力已经离开,去了下一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就是遂川。

迂回进攻一向是日军最惯用的进攻战术。第27师团为增加胜算,也照搬了这一战术,除用两个联队从正面进攻遂川外,还计划派第2联队穿过茶陵,从井冈山区迂回至遂川以西。

日军在迂回战术上可谓驾轻就熟,少有不成功的例子,但这次他们一头撞到了墙壁之上,而建造这道铁壁的正是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同是“军二代”,与杨汉烈不同的是,王泽浚没有走军校这条路,而是高小毕业后即在王缵绪的部队里当兵打仗,属于行伍出身。

从基层军官逐级递升,到担任军长,接王缵绪班时,王泽浚已有几十年军事经验,也就是说,他并非战场上的菜鸟,只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是能好好打上一仗的。

“天时”,是王泽浚已无路可退。他深知自己的防线一旦被日军穿越而过,不仅遂川会陷落,机场上的空军和飞机都可能因来不及撤退,而被一网打尽,所以他在这一战中下足了血本,也动足了脑筋。

“地利”,是王泽浚负责的防线位于茶陵东南,井冈山以西,全是连绵起伏的丘陵高地,川军对这种地形比较适应,其中的马溪滩阵地,事后尤被日军称为“天险”。

最后一个“人和”,驻守茶陵附近的是第161师,这个师在第四十四军的地位,如同第三十四师之与第三十集团军,属于核心主力,从长衡会战起,就一直担任主攻角色。

第2联队长樱庭子郎大佐显然对自己将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他安排一个大队留守茶陵,带着另外两个大队,组成樱庭支队,径直往前攻去。

最初的情形看起来还不错,在半夜突破守军的警戒阵地后,樱庭支队第二天拂晓就得以到达马溪滩。

樱庭的噩梦也就此开始了。

1945年1月20日晨,两个大队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在炮兵部队的掩护下,并列攻向马溪滩。

两个大队的精锐日军,攻击力相当凶猛,但王泽浚并不示弱,他亲自上阵,指挥官兵们依托坚固且大纵深的防御工事,从多个角度对日军进行阻击。

在马溪滩之战中,王泽浚的军事指挥潜能被完全激发了出来。坚守正面的同时,他又派出一部,从外围涉水迂回至日军侧背,突然一斧头劈了过去。

当迂回战术专家被人用同一招暗算时,那真是有一种乱棒打死老师傅的感觉,樱庭支队的进攻马上就出现了变化,节奏和步伐都乱了起来。

“天时地利人和”又组团驾到,应验在了第161师身上。

这时候的天时,是真正的天时:连续小雨,云雾低迷。由于天气恶劣,群山丘陵皆若隐若现,使得樱庭在观察和指挥上一筹莫展,他的两个大队也无法做到协同一致,甚至有时部队还会陷入联络不上、前后脱节的困境。

地利配上天时,本来已经很严峻的山地,下过雨之后,变得更加湿滑难行,要攀上前面的岩石难如登天。“人和”亦达到极致——军长亲自出马,指挥果敢敏捷,第161师群情振奋,作战的情绪非常高,让进攻的日军碰了一次又一次壁。

1945年1月22日晨,樱庭召集手下的两个大队长进行商议,决定寻找空隙再攻一次。

日军卷土重来,造的声势很大,王泽浚也相应把正面防线往后进行了收缩,但是樱庭反而不敢继续深入。

马溪滩阵地的纵深极大,有着不小的回旋余地,纵使正面让开,两侧蜿蜒相连的山地工事上仍有重兵扼守,犹如是张开的嘴巴,随时可以把疲惫不堪、遍体鳞伤的猎物一口吞下。

1945年1月23日下午,樱庭被迫作出新的决定:趁部队尚有战斗力,及时撤身转向,以免被钉死在马溪滩。

第二天,日军组织了一次佯攻,虚晃一枪之后,随即撤离了战场,樱庭支队从井冈山区迂回至遂川侧背的计划完全破产。

近路不通,只好绕路了,而这与当初的算计已相去甚远。由于作战不利,行动失败,事后联队长樱庭子郎大佐遭到了免职。

这是自王泽浚领衔第四十四军以来,打得最为出色的一次攻防战,有此一战,王泽浚足以摆脱其父的影子,可以真正靠自己的本事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了。

第三十四师到达永新,已是1月30日。祝顺锟侦察到城内守兵不多,就准备展开攻击,予以收复。

还没开打,电报来了。看完电报,祝顺锟才知道,第27师团主力当天已攻克遂川,上级命令第三十四师立即驰援遂川。

第27师团为保证后方通畅,每攻下一座城池,即留下兵力驻守,同时通过辎重部队沿途运送给养。祝顺锟侦察后得知,永新至遂川的公路上经常有日军辎重兵出现,马骡和征用民工更是不绝于途。

第三十四师以主力向遂川急进,派出小部队实施袭击。第27师团左分右分,路上没有多少辎重兵,所以第三十四师一击便中,收获颇丰,其中有三门山炮,炮弹多达百余发。

第27师团攻下遂川,对遂川机场进行破坏后,主力已前往赣州,只留下一小部分兵力驻守遂川机场和遂川县城。

1945年2月1日,第三十四师击溃留驻遂川机场的日军,重新占领了机场。当时机场内还有许多储存的物资,包括通信器材、被服装备、食品等等,日军还没来得及运走,就由第三十四师重新夺回,并就地对自身进行了补充。

第三十四师接着对遂川城内的日军发动进攻,日军人数虽然不多,但凭借原来的阵地工事,仍能守得一时是一时。正在祝顺锟思考如何夺城时,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使第三十四师立刻处于被动地位。

那个樱庭支队七弯八绕,也到达了遂川,见第三十四师要收复遂川,便从斜刺里猛撞过来。

第三十四师猝不及防,师部首先遭到冲击,师、团直属的通讯辎重部队以及野战医院皆不知所踪,祝顺锟也因此暂时失去了和集团军总部的联系。

若无有利地形和坚固阵地作为依傍,在平原上一对一,师级别的中国野战军并非日军联队的对手。遭到袭击后,第三十四师被压迫在一个纵深横宽都不超过二十里的狭小三角区,回旋困难,周围形势也相当紧张。

祝顺锟分析了一下,南面遂川城一时难克,西面有樱庭支队从侧背进逼,东面是赣江,河宽水深,流速快,又无船只可渡,若往北面去,他所得到的情报是,那里也有日军出现。

最后的决定是,乘夜往北转移,看看情况再说。

战场决策有时也要靠运气,祝顺锟这回的运气不错,一路往北,不仅没遇到敌情,还收容了被日军冲散后隐蔽到山林中的直属部队,与总部的联系又得以恢复。

当然,再往上去就有敌兵了,祝顺锟侦察到,樱庭支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高陂,挡住了第三十四师北去之路。

这无疑是想要对第三十四师形成包围,必须得冲出去。

当天下午,第三十四师前卫部队歼灭了一股日军便衣队,从便衣队员的尸体中搜出了日军通报,这才知道对面之敌为第二十七师团。

抗战中由于特种情报等处于弱势,前线部队一般都需要通过抓俘虏、缴获文件等方式,才能准确地掌握日军番号。祝顺锟得悉后,立刻有了主意。

跃升甲种师后,第三十四师打得最好的一仗,还是骆湘浦团在醴陵的那一次,给予全师以极大信心,事后第三十四师趁势加大宣传,证明日军主力不难对付。

从资料上看,醴陵被消灭的日军应为第四十师团,祝顺锟牵强附会成了第二十七师团。当下他便将缴获的日军通报通示全师,顺便进行动员:“已经查明,前面的日军为第二十七师团,曾是本师的手下败将,这次应彻底予以消灭。”

口气大到天,但这就是激励人的一种办法。川军士兵们受挫后情绪一度受到影响,一听马上振作起来:以为是多了不得的强敌呢,原来是被我们打垮过的糍粑糖,好吃看得见!

在祝顺锟的指挥下,全师呐喊一声,山呼海啸般地向日军冲去,双方在高陂以北大打出手。

尽管樱庭支队以炮火相阻,但第三十四师士气旺盛,锐不可当,接连攻下好几座山头,战斗至黄昏,主力从内战跳到外线,反过来将樱庭支队的小股后卫部队给消灭了。

樱庭支队此前曾击溃江西省保安部队,一举攻下被作为江西临时省会的泰和,并留了少数兵力驻守。见第三十四师攻来,城内日军自知不敌,赶紧坐上预先准备好的船只,逃到了赣江东岸。

省保安部队溃散后,已躲到周围山林里,这时候才钻出林子,赶来迎接野战军大部队。第三十四师将收复的泰和城移交给保安部队,事后受到了第三、第九战区的嘉奖。

尽管王泽浚、王陵基都尽了力,王泽浚甚至还有超水平发挥,但第九战区相对微弱的总体实力,决定了没法从根本上阻止日军的强劲攻势,遂川、赣州先后失守,所在空军基地也遭到破坏。

中美空军的西南基地至此已全部丧失,之后基地逐渐移往西北方面。这一带皆指向日军大陆交通线的后方,陈纳德也就此改变战略战术,交通破袭被提升到了仅次于航空歼灭战的优先地位。

从1945年初开始,陈纳德以华北的老河口、华中的芷江两机场为前进基地,连续向日军所控制的交通干线展开了大规模空袭。

1945年1月,轰炸机群摧毁了日军在汉口的弹药储存库。进入2月,集中攻击交通线上的机车和桥梁,短短一个月内,便有37座桥梁不能使用,142辆机车损坏。日军将机车紧急送往机厂修理,轰炸机群跟踪而至,顿时连累机厂也一道遭了殃。

汉口是第六方面军在华中的重要补给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则让日军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二者如今都接近于瘫痪,这已不光是损失大的问题,而是在从根子上快速消耗日军的元气。

空军本应以空军来对付,但日军航空队已基本丧失攻击能力。在试图袭击老河口飞机场的空战中,最后一批老资格飞行员也灰飞烟灭,新的飞行员全是“眼镜男”般的菜鸟,让他们去袭击老河口,等于是让他们集体自杀。

又得陆军来给空军擦屁股了。新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为扭转不利局势,提出了上中两策,上策是继续进攻重庆。

当时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已形成了将在中国东部登陆的趋势,这使得日军大本营更倾向于加强东部沿海守备,已无力在西部组织类似于“一号作战”那样的攻势,因此上策也就只能留给冈村一个人自娱自乐了。

得到批准的是中策,即通过局部作战的方式,占领老河口和芷江的空军基地。

大略既定,冈村便将老河口作战的活儿分派给了华北的第十二军。

第十二军为豫湘桂会战中河南一役的原班人马,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曾亲身指挥过这一战役,其他诸如战车师团和骑兵旅团,也都是当年打垮汤恩伯的夺命利器。

1945年3月22日拂晓,第十二军朝老河口所在的第五战区发起了全面攻势,其目的除占领机场外,还准备进而控制五战区所在区域,为继续进攻抗战大后方创造条件。

老河口位于襄河东岸,除被作为空军基地外,第五战区长官部也在这里。在老河口攻守战开始之前,李宗仁已经调职,新任司令长官是刘峙。得悉日军开始攻击,刘峙急忙组织长官部迁往襄河以西。

长官部在老河口驻扎日久,机关人员眷属众多,加上老河口机场还有大量军用物资需要搬迁,导致运输困难很大,渡口一度为之堵塞,刘峙于是命令担任卫戍任务的川军第125师在老河口据守三天,以掩护长官部和飞机场撤离。

第125师是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的部队,一师三团,因为一个团回四川接新兵未归,实际只有两个团可以参战。

老河口的城西、城南就是襄河,背水列阵,处于无路可退的境地,如果是残破之师,这种地形很可能影响军心,但第125师一直在老河口整训,实力保存较好,加之又有长官部卫戍部队的荣誉在身,两团的士气均非常高,对固守三天也很有信心。

接到命令后,师长汪匣峰分兵为三:他亲率师部及375团守城,副师长兼团长陈仕俊率373团在城北外围高地进行阻击,另外再抽一个营在老河口东北的光化老城附近建立前哨阵地。

老河口城内城外事先未筑工事,城墙又是土筑的,缺口很多,第125师又日夜赶筑工事,居民也动员起来,帮助部队堵塞城墙缺口,构筑巷道阵地。

第十二军正一步步向老河口逼近。作为河南会战的亲历者,内山司令官非常希望利用特种部队的速度,以便能够“出其不意”,重新给他创造类似于河南会战那样的奇迹。

在战车师团和骑兵旅团中,内山更看重的是前者,在战前的军事会议上,他特地关照战车师团长山路秀男中将:“发挥机动力,迅速突进。”

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却把个山路弄得愁肠百结。

从机动化程度上来看,坦克确实应该跑在人腿、马腿前面,但还得看道路状况如何。

根据山路的侦察,第五战区已动员地方人力,将豫西的主要道路全部予以破坏,如果天晴,尚能硬着头皮开过去,无非是坦克手颠簸一些罢了,但如果是下雨天就惨了,泥泞的道路和田地以及上涨的河汉,都会让坦克寸步难行。

山路说,应该让第十二军提供报告,确认哪一天是晴天,这样战车师团才能行动。

老河口一带系秦岭余脉,此处森林密布,水分充足,气候变化多端,一年四季都像是小孩子的脸。第十二军的气象人员或许可以准确预测华北气候,但在短期内哪里能知道秦岭究竟哪一天下雨,哪一天不下雨。

这是一个内山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看来奢侈品也没别的好处,就一个字,贵!难道让坦克打个仗,还得从东京派气象专家过来服侍你不成?

内山要保持他的军司令官风度,纵然不悦,也一直忍着,偏偏山路又不知趣,还在为此喋喋不休,问这个问那个。

一个不上路的家伙,加上一个雷人的理由,把军司令部的人全都给惹毛了。内山的参谋长站起来,怒容满面地打断了山路裹脚布似的发言:“军队的最高使命就是作战,至于天气如何无法肯定!”

挨了训,山路这才闭上了嘴。

内山甚为失望,于是又把头扭向骑兵旅团长藤田茂少将,问他需要几天才能到达老河口。

藤田回答:预计七天可到。

骑兵比较低碳,能用七天到达也还可以,内山就再没说什么。

战车师团长的话虽不中听,道出的却是实情。事有凑巧,就在日军发动攻势前的一周内,当地下起了大雨,道路极其泥泞、松软,这使得战车师团出发后,行军速度变得极其缓慢,队形也难以保持。

好不容易,天晴了,不过这对战车师团而言,并非吉兆,因为飞机也可以出来活动了,当然不是日机,而是中美空军。

轰炸机发现坦克后,接二连三地投下反坦克炸弹,炸得坦克到处乱蹦乱跳。无奈之下,山路白天只好下令停止前进,将坦克分散隐藏于草堆和树林中。

白天行军改成了晚上行军,可让山路始料不及的是,中美空军晚上也不闲着。

坦克在黑暗中前行,必须开灯行驶,虽然是小灯光,但仍没能逃过飞行员的眼睛,他们当即空投大量的照明弹和曳光弹,并以大口径机枪和密集的小型反坦克弹进行攻击,结果就连战车师团的司令部都遭到轰炸,电报密码本被炸到纸屑乱飞。

这样一来,昼夜都不得安身。战车师团曾在河南会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号称“虎师团”,一度威风八面,到了此种地步,差不多已沦落为犬。

见战车师团果然落伍,内山十分焦躁,不断催促其加快速度。重压之下,山路只得抛去白天黑夜、道路好坏、空中攻击不管,不顾损失,闭着眼睛往前赶。

纵然如此,战车师团还是落到了最后一名,一马当先的是骑兵旅团。

骑兵旅团长藤田茂毕业于士官学校的骑兵科,他本人擅长骑术,同时在练兵作战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按照规定,骑兵中新加入的新兵要进行五个月的训练期,藤田采用突击训练的办法,两个月就完成了训练。

山路依赖于军总部给他提供气象预报,藤田却会自己想办法,他事先挑选了四名伪军,化装成平民,对沿途进行过侦察,尤其是关键的渡河区域,都选定了骑兵徒涉点。

在行军中,骑兵旅团虽然也遭中美空军的攻击,部队发生较大伤亡,一名联队长左腿都被炸断,但整个旅团仍保持了较快的速度,原本藤田预计七天到老河口,实际只用了五天。

正在为战车师团“意外迟钝”而异常着急的内山,对骑兵旅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心情也变得大好,因此赶紧派人给藤田提供战场情报,以利于其发动进攻。

1945年3月26日午夜,骑兵旅团到达老河口东北约三十里处的竹林桥。藤田原计划休息一天,顺便做一些侦察和进攻准备,这时他接到了第十二军总部传来的情报,上面说:老河口飞机场的人员已于当天早上开始撤退。

接着,士兵又抓到二十多个从老河口逃出来的难民,藤田亲自讯问,确证老河口飞机场已向襄河西岸搬迁。

眼瞅着煮熟的鸭子要飞,藤田认为“事不宜迟,勿失良机”,立即决定展开攻击。

藤田给手下的两个联队下达命令后,就带着旅团总部呼呼地往前跑。跑了一个小时,忽然遭到密集射击,慌忙停了下来。原来因为天黑看不清路,加上这厮立功心切,跑过头了,竟然直接跑到了老河口外围阵地前。

藤田赶快撤身回头,呼呼地跑后方去指挥作战,这个乱。

经过长途跋涉,日军士兵们相当疲惫,在藤田改变主意之前,除警戒部队外,大部分早已进入梦乡,结果一个命令,又被叫起来进行紧急集合。

两支联队兵分两路,第25联队负责由竹林桥向西,占领光化城及北关渡河点。

到达光化城下,第25联队长古泽末俊大佐命令部队全部下马,以步兵的战术动作发动进攻。本来是想搞个突袭什么的,谁知藤田冒冒失失地跑来,已经暴露了目标,守光化的川军营早有准备,他们起先在城墙上据守,之后逐渐退往城内中心据点进行抵抗。

据点很坚固,川军也很顽强,古泽束手无策,多次进攻均被击退。这时,天也快亮了,西南方机场方向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响,并看到火焰猛烈升起,古泽马上猜到这是机场燃料库在爆破,显然守军正在做撤退前的破坏。

那边已经进入了最后一道程序,这边光化城还难以突破,把个古泽给急的。他随即调整打法,将先攻城再占渡口,改为先占渡口再攻城,除留一个小队在光化城边监视外,联队主力攻向北关渡口并予以占领。

趁日军转向,光化城内的川军营撤进了老河口。古泽到北关后,对老河口的北门进行了观察,发现这里树木荫蔽,城外街道房屋又接近城门,易于进攻,因此就生了歹念。

古泽下令将一门山炮分解开来,利用城外的房屋为掩护,移至北门外约五十米附近,天一亮,就先以机枪中队压制侧面火力点,然后用山炮轰击城门。

城门轰开了,日军一拥而入。可是一进去,第375团就从侧面来了个大爆发,一连击退其三次进攻,日军短时间内便被打死打伤三十多人。

古泽自以为得计,其实他能看到的破绽,对手也不是睁眼瞎。汪匣锋早就视北门为守城的最大薄弱点,等着他钻套呢。

第25联队一共仅有三个骑兵中队,一个中队约为一百人,三十多人去了,也就等于这个中队的三分之一没有了,而且眼看着继续进攻也没什么把握,不过徒增伤亡而已。

古泽只好收拢部队,暂停进攻。

论疲劳程度,第26联队比第25联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差不多是从宿营地被拎着耳朵硬拖出来的。紧急集合后,他们便开始了“悲怆的前进”——由于是夜行军,错综复杂的地形增加了前行的难度,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上面还要求纵马急奔,于是人马都苦不堪言,沿途不断有马匹因过度疲劳而倒毙。

将近黎明,第26联队才赶到指定地点。藤田和他的旅团司令部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听到光化城附近传来极为密集的枪声,知道第25联队已经动手,就催促第26联队也尽快投入进攻。

陈仕俊镇守的外围阵地,共分两层,朝里一层的叫马头山,朝外一层的叫牛头山。第26联队长山下彦平大佐首先看到的是牛头山,正要下马作战,襄河西岸的第五战区炮兵阵地已经提前发作,炮弹纷纷越河而下,给了日军当头一击。

再攻山,守卫牛头山的第373团以逸待劳,打得很是给力,接着,中美空军也飞来凑热闹,第26联队还没折腾出个青红皂白,就遭到较大伤亡。

突袭的同时,飞机向左侧高地前方猛投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黑烟冲天。如此大的声势,把山下及部下吓得够呛,都以为踏入了中方的包围圈。

明知前面死路一条,但旅团司令部就在后面,山下也不敢退,唯有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进。

爆炸持续四十分钟后,仍不见牛头山上增加守军,山下这才弄清这是中美空军在对机场进行破坏性轰炸,赶紧给部下们打气减压,以化解众人的恐惧心理,但因375团抵抗极为顽强,前方仍无进展。

在山下采取从侧面横爬式攻击战术后,总算有所推进,只是在经历三个小时苦战后,官兵们已经累得快瘫掉了,战斗处于胶着状态。

战场之上,有时候兵力多寡非常重要,不一定要多出许多,那么一点点,就足以改变跷跷板的平衡。

古泽在光化城下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不是他不够聪明——事实上,他在某些细节方面可能比山下还要机灵一些,起码听到爆炸时,第一时间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像山下用那么多时间自己吓自己。

山下比古泽强的,就在于他的联队要多出一个骑兵中队,这个中队作为预备队,一直未进行作战,也就是说休息了三个小时。见前方进展不大,山下便将预备队增加到第一线,形势很快发生了较大变化。

山下趁势把机枪中队和步兵炮中队也压上去,六个中队齐上,对守军造成极大的压力,牛头山率先失守,到中午时分,外围的最后一个据点马头山也被日军完全占领,373团退至山下机场及其附近。

占领机场是日军发起老河口战役的第一个目标,从藤田到山下,自然都惦记得紧。因为伤亡较大,山下对各中队进行了重新编组,弹药也重新调剂,一吃完中饭,就向机场攻来。

经过交战,第26联队得以占领机场。鉴于重新夺回外围阵地困难较大,城内又兵力薄弱,师长汪匣锋将373团撤入了老河口城,并由陈仕俊指挥,在北门御敌。

第26联队虽然在城外得手,但弹药已近乎全部耗尽,整个联队剩余子弹不过一百余发,仅够守一座马头山,部队也异常疲劳。藤田茂根据实情,允许第26联队主力撤后休整。

第26联队算是功成暂退,第25联队还在北门忙活着。位于北门墙角隐蔽处的第125师指挥所也挨了炮弹,通讯兵与卫士伤亡四人。

汪匣锋把师指挥所设得如此靠前,是为了便于观察和指挥。短兵相接处,守军也受到不小的伤亡,汪匣锋发现负伤的守城士兵大多是头部负伤,而且中的是枪伤,感到颇为诧异,于是便遁迹侦察。

一侦察,原来是古泽在城外屋顶和大树上设置了机枪手,居高临下,很容易对士兵造成杀伤。汪匣锋赶紧选派神枪手,像打鸟一样逐个予以消灭,才降低了守城士兵的伤亡。

古泽从下午忙到晚上,依旧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照舅),什么头绪都没弄得出来。

1945年3月28日晨,山下带着副官,以一种轻松的心情来到旅团司令部,向藤田请示机宜。

藤田刚到老河口时,犹如打了鸡血一样,此时却无精打采,意气消沉得让山下感到意外,简直如同换了个人一样。当山下问起,他才说到:“第25联队蒙受了极大损失,全队正在苦战中。”

这就是说古泽还是没起色了,这个孬货,山下暗自得意,一边假惺惺地表示对古泽“莫大同情”,一边宽慰自己的上级:我们占领了马头山,又占领了机场,早就应该算完成任务了。

这种时候,藤田要听的就是这种话,当下便转忧为喜。

下午三点,山下再次被藤田召进司令部,藤田已经是神采奕奕,他向山下出示了一份电报。

电报是古泽发来的,说是要藤田批准他从现在起进行“最后的突击”。

山下看过电报,差点没笑得喷出来:还最后的突击,你早干什么去了?

藤田给山下看电报,有要第26联队去助古泽一臂之力的意思,可是山下没有弹药了,怎么打?

山下给藤田分析:在前期作战中,防守光化老城、老河口的支那军队受损不大,一旦反击,弹药匮乏的骑兵旅团必将陷于被动,不如等援兵赶到再作计较。

藤田觉得有理,遂命令第25联队先不要动,坐待援兵。

第125师已经提前等来了援兵,这就是孙震调派的第127师。在信罗战役中,与第125师协同作战的是第124师,两师因不是出自一个系统,曾导致指挥和配合等各方面出现问题。孙震显然对这个教训印象深刻,他这次选派的第127师,和第125师一样,追根溯源皆出自于邓锡侯门下,目前也同为陈鼎勋第四十五军所部,用孙震的话来说,“是姊妹师,容易同心协力”。

第127师原驻于大洪山,在将防务移交给友军后,即向老河口星夜急进。途中为加快行军速度,代理师长何翔迥将全师分成了前后两个梯队。

1945年3月28日晚,第一梯队到达老河口东南二十多里区域。何翔迥侧耳听了听,老河口方向有稀疏的枪声,派出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老河口城墙周围灯火通明,两下一综合,说明老河口仍处于日军包围之中,因此未再贸然突进。

当晚,汪匣峰派在城外负责联络的人员也找到了第127师驻营地,双方约定,第125坚守城池,第127师从次日开始,先站稳脚跟,然后进行外围作战,以解老河口之围。

1945年3月29日晨,藤田旅团长尚不知道自己侧背来了中方援兵,他正为一份命令犯愁。这份命令由军司令官内山亲自下达,内容是要求藤田立即启动“入斩队”计划。

出兵之前,藤田特地预备了中国马以及中国野战骑兵所用的装备,其数量正好够一个中队使用。藤田的算盘是编组“特别挺进入斩队”,凭借机动快速的特点渗入中国军队的后方,以杀死高级指挥官,破坏中方的指挥中枢。

同派伪军化装侦察一样,这都是藤田自鸣得意的诡诈战术,如果运用得当,其破坏力确实不容小觑。

“入斩队”迟早要派,要不然备那么多道具干嘛,也不嫌累的慌,藤田犯愁,是觉得时机未到。

按照藤田当初的设想,他是准备在两军交战时,利用战场上的混乱派出“入斩队”,那个时候谁都顾不上辨别真伪,“入斩队”成功的可能性相应就大。

什么时候混乱,当然得是中方完全处于劣势,甚至败退,具体到骑兵旅团,最好是打下老河口,渡过襄河进行追击。

在藤田看来,内山的命令太过轻率,也让他十分意外——大概骑兵旅团没能尽快攻占老河口,已经把军司令官给弄得心浮气躁起来。

虽然不满,但自己驻足不前在先,藤田也不敢不服从命令,只好咕嘟着嘴启动了“入斩队”计划。

计划的执行者为第26联队第2中队。这个中队的相关人员事先做过编组和训练,还实施过总体演习,演技上驾轻就熟。第2中队长樱井元彦大尉以下三十人,皆披挂起来:将校腰佩驳壳枪,军刀改成了青龙偃月刀的样子,背在肩上,士兵手持马步枪、手榴弹,身上穿戴的棉衣、棉帽,所跨战马,也都是随军带来的“中国式”。

樱井大尉冒充老河口防守部队的少校参谋“李光良”,其他人也都各自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除武器装备外,仅携带望远镜和地图。

藤田觉得不是时候,作为联队长的山下心里也七上八下,他对樱井说:“如果发现重庆军司令部(指第五战区长官部),就进行急袭,但绝不要深追,要活着回来。”

已经被第25联队封锁的北关渡口当然不能去,不然就露馅了。“入斩队”从光化县城东侧取道北进,准备在光化城北渡河。

就在他们宿营并寻找渡河点时,一不小心被当地老百姓识破了真面目,随后,令“入斩队”战栗的情景就出现了。

短时间内,从道路两旁高地上涌出密密麻麻的人群,日军称之为“土匪军”,实际上是附近各村的农民,手中杂七杂八,各种武器都有,攻击对象即为“入斩队”。

樱井将“入斩队”分成两队,一队进攻,一队掩护,想用这种交叉攻击掩护的战术,将农民们吓退,但后来发现不对了,人越聚越多,据樱井事后称,最多时,“土匪军”总数竟然达到了两千人,这下子,无论如何不敢再孤立作战,樱井只得边战边退,途中又遭到闻声而至的中国正规军的堵击,到退回出发地点时,“入斩队”已伤亡了一半,两名带路兼翻译的伪军被打死,樱井本人面部也中了枪。

没斩成别人,却被别人给斩了一刀,晦气啊,当然最令藤田联队长恼火的,可能还是这一招将从此失灵,没法再用了。

不过此时藤田显然已顾不得这些, 3月29日那天早上,刚把“入斩队”派出去,他就得到报告,其侧背受到攻击。

上午9点,第127师一梯队的两个团分路夺取高地。第380团要占领的是晋公庙,起初侦察时,原以为附近没有敌情,山冈上也没有哨兵,所以有些大意,结果日军设的其实是暗哨,尖兵部队因此遭受伤亡。

第380团随后以主力进行猛攻,日军不支,退出了晋公庙。

得到报告后,藤田旅团长用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第380团已占据高岗,急忙调兵反扑。

日军通过麦地向高岗袭来,第380团居高临下,迎面就赏了一顿弹雨,日军队形没有散开,顿时就有三四十个载倒在麦田里。遭此痛击,日军再也不敢上前。

晋公庙是第26联队的前哨阵地,所以未预先建立工事,名为塔子山的高地就不一样了,既有工事,又组织了火力,所以另一个第397团在攻击时就比较困难,不过也已经攻到了距敌三百米处。

第127师代师长何翔迥下令就地构筑工事,第二天拂晓再战。经过一天的较量,他掂量出了骑兵旅团的实力,在一、二梯队会合后,对外围战也有了一定的把握和信心。

然而入暮之后,风云突变。

日军援兵赶到了,有独立步兵大队,还有战车师团先行的战车队和骑炮兵联队。在第127师主力背后担任警戒的工兵连受到威胁,已撤往襄河西岸。

战场的气候向来诡异,刚刚第127师还使骑兵旅团腹背受敌,一转眼他们自己却被夹在了中间,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何翔迥被迫放弃已占领的晋公庙,率部移往光化城西,欲以高地作依托,与光化城内的守军进行呼应,但尚未站住脚,发现侧背也有大批日军,这样就不得不选择在夜间突围,也渡河去了襄河以西。

防守老河口的第125师再成孤军,而骑兵旅团得到增援,又急着要立它一功了。

1945年3月29日夜,藤田旅团长下达命令,好好地休息一天,后天拂晓对老河口发起总攻。

大兵压境,第125师却并没有城内孤军的那种压抑和惶恐,战斗情绪仍然很高,甚至有些兴奋。

经过与骑兵旅团的较量,第125师已得出了一个与第127师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对面之敌不过是一支日军中的弱旅。

第125师经历过信罗战役那样的大战,见过世面,与精锐的日军野战部队相比,骑兵旅团从火力到战斗精神都不过尔尔,说句难听的,颇给“皇军”丢脸。

事实也是如此,就装备而言,骑兵旅团很是一般,全旅团的重武器加一块儿,不过只有12挺重机枪和4门山炮,难以形成那种摧枯拉朽式的火力覆盖。

至于战斗精神差,这也很容易解释。骑兵旅团大多是日本国内紧急征召的新兵,藤田为了让他们尽快上岗,才搞了个速成。

什么都能速成,就是技术不能速成,尤其是军事技术。一方面吃的是夹生饭,另一方面又缺乏实战经验,使得士兵们的技术动作非常生疏,战斗不太激烈时,蹲在工事里瞄上几枪还能凑合,对方火力一强,立刻露出马脚。

冲锋过程中,像那种机枪一扫,就倒掉一大片的,如果放在训练有素的老兵身上,基本不可能,但骑兵旅团却是家常便饭。伤亡大了之后,他们的胆子又给吓破了,在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下,士兵们往往只知隐蔽,不敢前进。

此外,随便放枪、浪费弹药这种以往集中在中国军队身上的弊病,如今也被骑兵旅团发扬光大。第26联队打了一天,就把子弹几乎打光的例子,在骑兵旅团内不断重复。

柿子要捡软的捏,第125师认准骑兵旅团是经年难遇的“奇葩”,既然未来的总攻还是以这支部队为主,有什么理由怕呢?

1945年3月31日拂晓,骑兵旅团组织了对老河口的总攻,也是第二次进攻。

第25联队仍攻北门。进攻之前,骑炮兵联队集中火炮对着城墙射击,土筑城墙很快被炸开两个大缺口,古泽指挥三个骑兵中队及机枪中队往城里猛冲。

守卫北门的是第373团的两个步兵连,拦阻时伤亡过半,一部分日军乘机闯入城中,情况十分紧急。

在第一次进攻中,汪匣锋就已经知道古泽对北门特别感兴趣,因此事前就将预备队和几个师直属机枪连都交给陈仕俊,控制在北门附近。此时,陈仕俊赶紧将这些机动部队派上去,集中火力朝被突破的缺口进行射击,与日军围绕缺口展开了关系生死存亡的攻守大战。

第2中队长夏目秀夫大尉在组织进攻时先被打伤,送到联队本部位置,当军医给他包扎时,正好飞来一阵手榴弹,把夏目和军医全给炸碎了。

见缺口处的争夺趋于白热化,步兵炮中队也想挤进来凑热闹,遭到重机枪集中扫射,中队长锻冶嘉平太大尉的胸部被打成了马蜂窝,当即倒地毙命。

这时襄河对岸的炮兵部队闻声而动,也加入了作战。火炮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制榴弹炮,射击时密度很大,犹如暴风骤雨,与城内的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构成了完美配合。

经过整整一个小时的激战,第125师成功地将城内城外的日军截为两段,随后陈仕俊便以重机枪封锁城墙缺口,同时组织师与团的辎重兵,与作战兵一起,用箩篓及麻袋装土,加紧堵塞城墙缺口以及修补工事。

缺口一封,就等于城内的人要完蛋了,城外的人由此心急火燎。被拦在城外的机枪小队,不由分说就要翻墙而入,守军以迫击炮和重机枪回敬,机枪小队的官兵不是被炮弹炸中,就是被密集的机枪子弹做成了串烧,最后这个小队全部丧命。

陈仕俊稳住城墙防线,即把预备队调回来,围攻夹击已冲入城内的日军。

入城日军占据了三条街道,正与陈仕俊事先指派的巷战部队进行激战,陈仕俊这边调派预备队,那边汪匣锋也从第375团中抽了部分兵力增援,将日军围在了中间。

双方反复肉搏,彼此伤亡枕藉,战到午后一点,第125师夺回其中的两条街道,将日军压迫于最后一条街道上。

残敌以两座残墙高院为据点,抢筑机枪掩体,做出了固守待援的架势。汪匣锋和陈仕俊一合计,如果不立即消灭这股残敌,城外日军只要来一次大规模进攻,守军就将内外受敌,不但城池不保,全军亦有覆灭危险。

汪匣锋于是下决心把卫士、通讯兵、辎重兵全部集中起来,由陈仕俊亲自率领,对残敌发动全面围歼。至午后三点,还剩两座砖房攻不下来,陈仕俊下令发射燃烧弹,将余敌逼出,并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把他们全部打扫干净。

当天第25联队死伤近两百人,仅被击毙的官佐就有十人之多,其中有一个中队,连同中队长在内已不足五十人。受伤者里面,以被手榴弹碎片击中的重伤患者居多,后来藤田不得不从第26联队中抽出军医及半数的徒步骑兵,方将伤员移送后方。

过于惨重的伤亡,让联队长古泽大佐甚至产生了即将全军覆灭的错觉,曾经下令译电员烧毁机要密码本。

按照藤田的部署,独立步兵大队临时归第25联队指挥,并从老河口城的东北方向发起进攻,但两边都打得如火如荼,双方没有时间取得联络,古泽自然也谈不上指挥。

不过步兵大队倒也没让古泽“失望”:两次攻击,两次都被击退。

藤田和他的部下或许在骑兵战术上有一腿,然而步战攻坚实非所长。不仅第25联队和步兵大队各打各的,负责进攻南门的第26联队与他们也没有任何联系或默契,三方面都是在独自折腾。

在攻城难度上,南门又要超过北门,这里的地形不像北门那么复杂,也无房屋和树木可以掩护。第25联队是一开始就炸城墙,第26联队只能先用炮火逐个轰击南城墙上的枪眼,以便能够接近南城墙。

轰过之后,觉得安全一些了,第26联队才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当到达南门的外壕附近时,城墙上的火力突然又密集起来。

外壕宽度较宽,里面铺满树枝和干草,都已浇上汽油。日军既不能跨,又不敢跳,要还击的话,还没子弹。

自从第一次进攻结束后,第26联队一直未能得到弹药补充,此次发动进攻,不过是把剩余的子弹重新进行了分配,山下还一再叮嘱:“慎重使用,不要轻易射击。”

慎重的结果,就是集体在壕前充当活靶子。中美空军飞来助战,城里可能子弹够不着,飞机却可以酣畅淋漓地直接进行轰炸扫射,日军被炸死打死时,遗尸仍呈散兵状分布。

从拂晓到下午,第126联队一直被阻止在外壕一线,而且因伤亡太大,已无力向前推进。

不过是半天时间,骑兵旅团及其援兵就已经被打得没了脾气。中午时分,藤田旅团长下令鸣金收兵,撤回原出发地点。

各人回营算账,全都算到眼泪鼻涕横流,古泽死了两个中队长,山下死了一个,但山下比古泽更郁闷,因为古泽毕竟还进过城,他从头到尾,连南城墙的边都没摸着,山下怒火中烧,向藤田请缨,要以夜袭的方式扳回败局。藤田同意他的请求,并从战车队拨出一辆坦克,连同步兵大队全部交给山下指挥。

山下气愤地嚷着要决一死战,他将联队隐蔽在老河口西南侧的森林地带,预定要在黎明前发动奇袭。

孰不知,第125师晚上的警戒非常严密。城内守军很快发现了日军的意图,并不时从城内发射照明弹,把老河口周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襄河对岸的炮兵跟着进行炮击,使第26联队无处容身。

藤田在后方看到这一景象,知道奇袭计划已经失败,便在下半夜取消了进攻命令。

两天后,步兵师团前来接防,骑兵旅团正式退出了这一“困难的战场”,与骑炮兵联队一道撤了出去。此时,骑兵旅团中的有些中队已经名存实亡,只能予以解散,人员分调到其他中队,最后索性将第25联队的四个骑兵中队缩编成了一个临时集成中队。

骑兵旅团等于在老河口遭到了歼灭性打击。撤退时队伍哭哼声一片,哭声来自于新兵,由于同伴被打死的太多,惊惧加上悲伤,使得泪腺想收都收不住,哼哼的则是

那些受伤者,也是又怕又痛。

第125师击退骑兵旅团,接着便收到了孙震转来的刘峙命令。为调动部队在襄河西岸布防,刘峙起初将固守三天改为固守七天,以后又改成两周,固守时间被大大延长。

利用战场停顿的间隙,第125师一面将伤员转运至襄河西岸,一面加强工事,堵塞缺口,以迎接对手更为猛烈的进攻。

接替骑兵旅团的是第115师团,先前归骑兵旅团指挥的步兵大队皆属该师团,现在又归还建制。

在骑兵旅团对老河口展开第二次进攻时,事实上第115师团已接近老河口,并且掌握了前方“苦战”的情况,当时他们完全可以立即加入攻击,援助骑兵旅团。

可是骑兵旅团的“苦”把第115师团给镇住了,他们起先不知道防守老河口的是川军,从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到一般幕僚、旅团长,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守军应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

就这样,第115师团眼睁睁地看着骑兵旅团在自己面前垮掉了。当杉浦与藤田交接时,面对丧魂落魄的旅团长,杉浦倒是一副带头大哥的样儿:“把以后的攻击任务交给第115师团,请退到后方恢复战力吧。”

杉浦师团长与藤田不同,他毕业于士官学校第22期,久经战阵,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到抗战后期,这样资历和经验并重的一线师团长已经不是很多。

定下神来后,杉浦对第125师进行了资料搜集,弄清了这个师的历史以及装备情况,同时也对老河口的战场布局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125师尽管并非想象中的“中央军”,但士气高昂,又有地空特种部队进行配合,能打垮骑兵旅团并非偶然。

第115师团系丁种师团,比丙种师团还低着一个档次,在日军级别体系中,独立混成旅团垫底,它排第二——倒数的。这种师团不仅兵员较少,而且基本没有特种兵配备,全是清一色的步兵,平时一般也不参加大型战役,像第115师团,此前就一直在铁路沿线担任守备。

杉浦认为,第115师团的战斗力比骑兵旅团要强一些,但强的也有限,若无足够火力,同样难以攻克老河口。

为此,杉浦一面请求第十二军司令部增派重炮兵,一面将进攻日期推迟,以便等待第39师团攻占谷城的消息。

谷城位于襄河西岸,距老河口西南仅二十多里。一旦谷城沦陷,老河口守军向西的退路将被自动切断,再攻城就要容易多了,甚至于可以做到不战而胜。

第39师团系驻武汉的第三十四军(原称武汉防卫军)所辖师团。为了进行长衡和桂柳会战,横山勇第十一军所属七个主力师团已全部南下,此后日军大本营便成立了第三十四军,以填补武汉周边防御的空白。

以第39师团来策应进攻老河口,是战前南京军事会议上就敲定的。第三十四军受命之后,从第39师团中抽出三个步兵大队,又在其他一些独立步兵旅团和野战补充队中抽了五个步兵大队,再加上一个炮兵队,编组成了可用于出战的“新39师团”。

对此次出击,从第三十四军到第39师团,上上下下其实都没有什么信心和把握。

“新39师团”看上去拥有八个步兵大队,好像兵力很强,但后加的五个步兵大队,都不是原来的整编制单位,全是这里一支,那里一支,由一个个步兵中队或机枪中队临时凑数,有些大队长级别的军官,亦为临时指定。此外,这些部队原先从事的是警备任务,能否胜任野战攻坚,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第三十四军参谋长为此指示说:“这和军校里的图上战术不同,要考虑对方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向我进攻,因此最主要的一点是不要分散兵力,要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到襄河西岸。”

第39师团奉旨而行,把主要目标定位在了攻占谷城上,并在实战前,组织了相应的夜袭和攻坚训练。

1945年4月2日,第39师团所属前卫联队首先向谷城接近。孙震派第124师层层阻击,同时增调部队到谷城,准备和老河口一样进行坚守。

第124师占据道路两侧的高地,紧紧扼制着前往河岸的通道。战斗异常激烈,日军每占领一座山头,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最后前卫联队只好利用夜间潜行通过。

再往前去,中美空军又活跃起来。飞机对日军进行猛烈攻击,最多一次出动了十六架飞机,使日军出现了不小伤亡,以致于飞机一来,前卫联队就得赶紧停止行军,忙不迭地四处寻找隐蔽点。

好不容易到达谷城南侧,中间还隔着一条宽三百米的河。相关情况报到师团指挥部后,师团指挥官们心里全打起了鼓。

骑兵旅团在老河口折戟已有先例,谷城是老河口的后方,老河口不撤,谷城势必不能轻撤。这时第39师团后方已连续遭到第五战区其他部队的袭击,师团方面担心:即使前卫联队能顺利渡河,但若短时间内取谷城不下,而后续部队又被牵制在后方,前卫联队就可能因孤立无援而遭致覆灭。

第39师团可不愿意为了策应别人,砍胳膊断腿,把自己也给葬送进去。师团长及其幕僚均认为,他们能够千辛万苦地跑到谷城边上,已经将力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算是尽了本份,若是再要他们占领谷城,“就是过分了”。

1945年4月3日,第39师团收回前卫联队,南返武汉。

此次第三十四军明派第39师团策应,实际暗藏着自己的小九九。因为当时日军在补给方面相当困难,因此出发前,第三十四军参谋长就特地关照,要第39师团在作战中,特别要注意“搜集各项生活物资”,说白了,就是抢劫。

第39师团对此心领神会,他们打仗不坚决,抢掠民间时却甚为起劲,还成立了一支由汉奸伪军组成的“乐园挺进队”,专项从事这一“业务”。

因军用汽车不敷使用,伪军们便编扎木筏,想利用襄河,将抢掠物资运往日军后方。中美空军侦知后,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连续攻击,有的木筏被炸中解体,有的则被炸弹掀起的浪头所击翻,“乐园挺进队”和抢掠品一起进入了另一个乐园。

当后方日军来迎接物资时,他们所能见到的,只是襄河上飘浮的日伪军尸体以及无数的木头碎片。

第39师团中途走人,让杉浦失去了一个指望,接下来,他只好在坐待重炮支援的同时,自己进行兵力部署和调动了。

1945年初,中美空军在空中已占据绝对优势。日军航空队的活动时间被局限在黄昏和拂晓,为防止被中美空军发现,他们即便侦察到地面情报,也不敢以无线电方式向地面部队报告,只能空投信件。

在老河口战役中,日军战机基本无影无踪,相反,中美空军却不仅能对第一线起到强有力的直接支援作用,还能通过空中照相和目视侦察,及时了解日军的动态,并向城内守军通报。

1945年4月6日,侦察机向第125师发去特种情报,告知城外日军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师长汪匣锋深感兵力不足,急电请求孙震派兵增援。

孙震派去了一个团,渡襄河进入老河口城内。汪匣锋重新调整部署,进行整顿和补充。

当天,第115师团挖通了纵横交通壕,修筑出炮兵、重机枪的射击工事,内山派来的第十二军直属野战重炮兵联队、机动炮兵联队也到达战场,所有攻击准备就绪。

侦察机对地面观察后,预料日军可能晚上就会发起进攻,因此第125师严阵以待,除不断向城外警戒区域发射照明弹外,还以马灯和火把对死角地区进行照明,以防日军接近。

从晚上守到天明,攻击开始了。

1945年4月7日拂晓,位于马头山的野战重型榴弹炮,连续向老河口进行炮击,炮弹如雨,连续不断地落在市内,特别是北门一带的守军被炮弹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在重炮的掩护下,担任主攻的第26步兵大队接近北城墙,并用炸药炸开了一个缺口,一时间硝烟弥漫天空,北门遂又成为战斗最为激烈的区域。

陈仕俊率373团牢牢占据缺口两侧的制高点,依照上次对付骑兵第25联队的经验,先把手榴弹成排成排地往缺口内扔去,接着用机枪进行围堵和冲杀。

从缺口突入的第1中队遭遇了与第25联队一样的厄运,士兵被大量杀伤,中队长小岛中尉的双眼被手榴弹碎片炸瞎,在别人搀扶下才得以退到城外,随他一道入城的士兵已所剩无几。

在缺口的另一侧,第2中队架起梯子登城。

第125师在城墙顶部安装了铁丝网,成为登城者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时守军再以机步枪和手榴弹伺侯,使第2中队顿时陷入火海之中,第2中队于是也急忙后撤。

首次攻击失败后,第26步兵大队决定尝试集成攻击战术,即用炮兵协同步兵攻击。

炮兵联队开始气势汹汹,唯一的遗憾是控制不住弹着点,无法集中打开城墙的缺口,也不能使守军失去战斗力。

协同到最后,还是步兵演独角戏,一到城下,就被打得退回原地。

第115师团的作战参谋观战时急得直跺脚,说:“如果骑炮兵在,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况。”

骑炮兵行动灵活,能够很快在城墙上炸开缺口,这个参谋后悔让骑兵旅团带走了骑炮兵联队。

在第26步兵大队进攻北门的同时,其他两个大队也从另外的方向攻城,但都遭到了失败。

白天进攻毫无成效,令第115师团司令部大失所望,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都说一竹竿不能打翻一船人,可看看这三个大队,真是像极了一堆打折促销的烂水果,挑半天都挑不出个长得养眼的。

众人皆戚戚,唯有参谋长村中嘉二郎大佐还比较振作,说自从他到任后,早就发现了第115师团战斗力不强的毛病,这主要是平时野战、攻坚训练太少,不过只要现场兵种协作得好,这个毛病还是可以补救的。

村中曾在化学兵兵监部任职,对技术兵种的协同配合很重视。他的言下之意,是仗打得不好,不能全怪第115师团不得力,还是特种兵特别炮兵配合不好的缘故。

这话杉浦爱听,不过天色已暗,谈兵种协同得明天了。见自己的话挺有市场,村中的兴致顿时高涨起来,当下便自告奋勇,要去前沿跟指挥官协商一下,看能不能再组织一次进攻。

村中来到旅团司令部,旅团长却表示消极,认为已进攻一天,部队很疲劳,还是明天再打吧。

村中立即反对:“谁说疲劳的,我看不疲劳!记着,上级不会再增调部队了,炮兵也不会有所增加,如不抓紧时间继续进攻,一旦城内增加援兵,战事就可能形成僵局。”

村中直接抛出了自己的意见,就是晚上也不能歇工,这样如果打起来,受到中美空军的威胁也相应小一些。

争论到最后,旅团长服从命令,于是准备夜战。

村中让部队加班加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怕城内增加援兵,但其实城内的援兵早就到了。

经过激烈的战斗,守军伤亡也很大,午后四点,汪匣锋即再次请求孙震予以增援。

孙震让第127师代师长何翔迥率第380团渡河来援。襄河摆渡用的是木船,每只木船仅能载一个排,因此移动比较慢。日将入暮时,何翔迥先行过河入城。

为了防御日军重炮,师部指挥所已移至地下室,何翔迥在地下室见到了汪匣锋。汪匣锋见到他很是高兴,说:“第127师来得正是时候。”

第380团立即被插到北门,而当晚日军的攻击重点正在此处。从晚上八点到九点,第26步兵大队以第5中队为突击队,连续发起两次进攻,与此同时,东门和南门也展开了攻势。

有强援来到,守军精神好着呢,既来之则安之,一道陪着练呗,练来练去,又把第115师团给集体练了回去。

1945年4月8日,杉浦亲自进行检查和督战,按照村中参谋长提出的兵种协同,做了一番精心准备。

原计划是采用步炮协同,用野炮抵近射击,却意外地发现弹药不足,于是临时决定改用步车协同,即用战车队来掩护步兵,同时在坦克旁边配备工兵,以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

十点,第115师团开始攻击,坦克当先锋。第125师有一个战防炮营,见坦克冲来,战防炮兵立即采取短距离瞄准射击的方式,对坦克进行打击,同时投掷集束手榴弹,以此阻遏了战车队的推进。

日军预定十一点入城,但十一点过后,第一线仍无进展。

杉浦急忙集中炮火,对战防炮阵地进行压制,击毁了四门战防炮,官兵也蒙受了很大伤亡。

乘此机会,战车队越过手榴弹爆炸区。正午时分,第一辆坦克在城墙上撞开缺口,其他坦克随之涌入。

下午一点,第26步兵大队的第2中队率先由缺口入城,守军立刻上前冲杀。敌我各不相让,导致战斗十分惨烈,汪匣锋、何翔迥等指挥官战前已下令,若排长阵亡,由连长指定士兵代理,连长阵亡,由营长指定排长代理,因此在连排长伤亡后,守军仍锐气不减。

第2中队由此伤亡殆尽,中队长笹原中尉也被手榴弹炸死,但后续日军不断增加,经过激烈争夺,仍未能将缺口之敌驱走。

接下来,守军不得不展开全面巷战,进行层层阻击。至下午两点,城内街道双方各据一半。汪匣锋见形势不利,决定向襄河西岸撤退。

在通知各部后,汪匣锋派375团出城,占领东南角高地,对撤退人马进行掩护,接着又派373团占据第二线阵地,掩护375团的撤离。与此同时,对岸炮兵也对日军进行连续猛射,以阻遏日军的追击,而第115师团所控制的野炮已经把弹药近乎打光,仅剩两发炮弹,无应战的余力。

由于撤离战场时,汪匣锋组织严密有序且进行了层层抵抗,因此没有发生城池失陷时通常会有的那种大溃乱,部队损失较小,仅有五人被日军俘虏。

第125师等部在老河口坚守了十三天,与刘峙要求的两周仅相差一天,而且实际伤亡数小于日军,是整个老河口战役中的一大亮点。之后,第22集团军奉命固守襄河西岸,日军最终未能达成渡过襄河进行追击的既定目标。

日军虽然在老河口战役中破坏了老河口机场,但对中美空军的遏制作用并不大,整个战役中,中美空军的飞机能够对日军地面部队进行大量空袭,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

1945年4月至5月,爆发了湘西芷江战役(又称雪峰山会战),这是抗战末期中日军力的一次局部大检验。经过美械武装的中国精锐部队,从战斗意志、战术战法以及武器装备,都让日军大为吃惊。

在这次战役中,日军不仅没能如愿占领芷江机场,而且包括第116师团这样的甲种师团都遭遇重创,给日军阵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同时也鼓舞了占领区的居民。据驻扎广西的日本老兵后来回忆,日军在湘西作战中狼狈不堪的情形,当地老百姓人尽皆知,他们对抗战前景多少有些迷茫,很多人甚至绝望了,自此情绪便出现变化,那种眼神“令人永不能忘”。

日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妙,鉴于美军登陆冲绳以及苏联态度发生变化,日军大本营被迫做出秘密决定:逐步将第十一军主力撤出湘桂沿线,调往华中华北进行守备。

撤退过程中需要穿过桂柳会战时的旧战场,这令日军官兵不胜感慨,尤其第3师团,他们曾在修仁等地与第二十军拼死搏杀,时隔半年,仍对这支军队的顽强和善战记忆犹新。

在修仁攻守战中,作战最为激烈,日军伤亡也最多的是隘口狭路。此次第3师团接受教训,提前就派得力部队抢占了修仁隘口。

当经过隘口时,第2大队长竹下少佐多次冒雨下马,双手合十,为战死者致哀。修仁一战,竹下的同事、第1大队长中井大尉等一干官兵,皆死于第二十军之手,而当年参加过这场战役的日军军官,包括竹下在内,已不足十人。竹下用颇为感伤的笔调记述说,半年之前,这里还是漫山红叶,半年之后,只有不知名的山花、杏花和油菜籽在风中静静摆动了。

其实不需惦记,他的老对手即将驾临,“漫山红叶”的景象也要重新演绎。

1945年6月,第二十军参加了桂柳大反攻。

从长衡会战到桂柳会战,第二十军在半年内转战数千里,官兵的疲劳和部队的残缺程度,完全可以想象,但经过数月的补充训练,这支顽强的部队又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能恢复得这么快,杨森自身境遇的变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桂柳会战把战火烧到了桂黔边境,应战压倒一切,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是个文官,难以适应这样的要求。蒋介石于是决定撤掉吴鼎昌,换武人来守贵州。

在蒋介石眼中,杨森是一员能战之将,且川黔为邻省,由川人主黔,料来不会导致太多非议,这样杨森便得以走马上任。

当年薛岳以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却仍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据他说,这样做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军民合一,以民辅军,现在第二十军也得到了这一待遇:借助于杨森主黔的便利,第二十军在后勤供应、兵员补充等方面基本都是一路绿灯。

杨森卸去军职后,军长杨汉域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杨干才正式出任军长,成为第二十军的第三代掌舵者。

杨干才贯彻杨森“本军系统化”的治军传统,在贵州开办了第二十军干部训练班(简称干训班)。第二十军自创始以来,举办过无数的军校和培训班,干训班是后期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个。

杨干才自兼班主任,配有专职教员,分别将中高层军官和基层士官抽出进行训练,训练课程以日军为假想敌,特别注重夜袭、防空训练以及工事构筑。尽管因紧急出征,训练班中途暂停,但它无疑推动了第二十军的复苏,一批年轻勇猛、求战欲望强烈的骨干也随着杨干才一起站到了前台。

第二十军参加桂柳反攻时,中方兵团已进至柳州附近。这时撤退及溃败日军纷纷向柳州聚集,日军大本营的指示也以“秘密撤退”改为“紧急撤退”,严令非守备部队“限三天内离开柳州”。

桂柳多独立孤山,山上有洞,为掩护其主力撤退并抢运物资,负责殿后的第13师团以服部支队为后卫,利用岩洞构筑了坚固防御。要想突破和攻占服部支队把守的这些岩洞,中方需要极强的攻坚能力,牺牲也必然十分巨大。

指挥桂北反攻的是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在那一代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国内名将中,汤恩伯堪称佼佼者,也是“乱棒打死老师傅”的典型代表,指挥方面颇得日方军事学的真传,他没有让部队单纯从正面死打硬冲,而是采取了日军最擅长使用的迂回战术。

柳州攻击战打响后,第二十军奉命“超越追击”,迂回并攻下柳州东北的百寿。百寿既下,服部支队害怕后路被截,立陷恐慌,相应使正面部队的反攻也变得较为顺利。

1945年6月29日,柳州得以收复。

柳州之后是桂林。第二十军继占领百寿,又紧跟溃败之敌,一直追到桂林西门。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首先入城,从而得到了汤恩伯的嘉奖。

由桂柳撤退的日军各部许多已丧失斗志,闻枪声即窜逃,过去那种疯狂的战斗精神荡然无存。一些疲惫至极的日军到了一座县城后,马上倒头就睡,连追兵到达身边都不知道,做着梦就当了俘虏。

第二十军沿着公路继续放开速度猛追,并抢在第13师团之前控制了界首车站。

界首车站位于桂林至全州的铁路中段,第13师团见界首车站已被第133师堵住,只得绕道界首车站以西的五旗岭。

五旗岭地形险要,友军第二十六军凭险设防,第二十军则沿铁路作横向进攻,使第13师团遭到很大伤亡。这时的第13师团补充了很多入伍不久的少年兵,看到身边同时入伍的同学同乡非死即伤,这些少年兵忍不住悲哭不已。

第13师团急召担任后卫的服部支队。服部支队是老部队,比较能打仗。依靠服部支队的迂回攻击,第13师团最终才得以通过五旗岭,退往全州。

1945年8月11日,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联袂追至全州。

第13师团已经从全州仓皇撤走,城内只留守下一师两旅团。当然要放在过去,一师两旅团的规模应该足以抵挡,但此时日军战斗力已大大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师团还不及一个联队。

桂北适逢大雨,湘桂交界的黄沙河水猛涨,日军欲从全州顺利撤往湖南也十分不易。

1945年8月11日晨,第二十军看到城内起火,认为日军已经在作撤离前的准备,便一鼓作气击破当面之敌,攻入了全州城。

立功心切之下,第二十军已经恨不得骑到头来追敌,心理上有所松懈轻敌,事先未作仔细的警戒和侦察,没想到日军死到临头还会采用“倒打一耙”的战术——放火是真,撤退是假,全州城内已布满伏兵。

第二十军毫无防备,仓促败退,日军坦克战车队乘机沿公路紧追而来。幸亏战防炮及重机枪连赶到,封锁住了公路,才阻止日军前进,但包括重机枪连连长在内,许多官兵在激战中阵亡。

不过这是第二十军在抗战中最后的牺牲。

1945年8月15日,驻全川的第十一军司令官获悉了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就全州攻守战来看,当时日军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所以他们普遍对投降感到十分突然。第40师团的一位补充兵记述,他随部队北撤,8月15日那天早上,一起床就感到情况不对劲,因为周围聚集着黑压压的当地民众,且鞭炮声齐鸣。

这一天,接到通知的日军军官召集所部士兵,当众宣读了天皇停战诏书。士兵们如同听到晴天霹雳,以为自己在做梦:“不是说战无不克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必须停战投降?”

长期一边倒的宣传,导致在中国大陆征战的士兵对日军的总体情况一点不了解,以往他们也经常

能从地面拾到中方空投的传单,不过大多以为那是政治攻势,仅一笑置之而已。

当确证“日本军在这场大东亚战争上失败”时,士兵们全都耷拉下了脑袋。虽然还有官兵在大叫:“日本军没有败,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败。”可是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几声绝望的嘶喊,一切已于事无补。

枪声停止了,战场平静了,第40师团补充兵看到空中出现了一架中美空军的飞机,“机尾拖着红色的风幡,滑过晴空向西飞去”。

对坚持八年浴血奋战的川军以及所有其他抗日军队而言,就是另一种心境,另一种飞一样的感觉——1945年9月20日,川军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以第五战区受降副主官的身份,随刘峙在河南漯河参加了受降礼。

日军前来投降的代表是第十二军军团长鹰森孝中将及其幕僚长、师团长,这些人按军衔大小排成一路纵队入场。鹰孝森在签字投降后,即脱下军帽,连鞠九个躬,并解下佩挂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受降主官刘峙。

其他直接接受日军投降的川军还有第26师。第26师从淞沪会战起,迭经大战,从来没有掉价跌份的事,可以说,一路都是用战绩在为自己正名。上高会战中,奉命参战的川军一共有俩,除了王陵基的新十五师,就是第26师,该师凭借突出表现获颁军委会第二号武功状。拿到第一号武功状的是著名的“虎部队”第七十四军,作为一支地方师,能够拥有这样的荣誉,实属不易。

日军即便穷途末路,仍自视甚高,除指定的战区受降外,一般都不肯轻易向中方任何部队投降,而第26师所属的第三战区,又向来因实力薄弱而不受日军重视。第26师独以其善战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在向它缴械的日军中,甚至有位列甲种师团的第27师团。

大多数川军都在抗战中为这个团队增了光,但也有极少数人曾使它蒙羞。

自刘兆藜、郭勋祺先后回川,其所属的第144、146师都失去了昔日光芒,尤其是“模范师”第144师,因第430团团长张昌德的从中作祟,内部一直鸡犬不宁。

张昌德人脉深厚,在川军军官中结成了袍哥关系,从师到军再到集团军,乃至战区长官部,都得对他另眼相看,继前任第144师师长解职后,此君一直觊觎师长之位。

顾祝同深知张昌德为人,因此没让他如愿,而是另择人选,张昌德听到后便联合第144师中的另外两个团长及一些川军军官,公然抗拒命令。顾祝同派幕僚前去调停,几次解劝均无效果。

第144师已实际归张昌德一人掌控,想拉哪里就拉哪里,想打谁就打谁。为了给顾祝同施加压力,他甚至还策划了一次伏击,迫使前来就任的新师长逃回长官部。

张昌德不靠抗战,不靠打仗,靠飞扬跋扈震惊了整个第三战区。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这些张昌德的顶头上司,都对之无能为力,表示自己根本管不了:天天好吃好喝哄着,他还是一副受气包的样子,我们能拿他怎样?

顾祝同骑虎难下,只得再降一个姿态,让副官充当说客,劝张昌德“给长官部一点面子”。

张昌德耻高气扬,同意与新师长在云岭见面。所谓见面,那气氛完全像是黑道在进行谈判。面对张昌德的咄咄逼人,新师长只好说,不是他想当这个师长,是迫于命令,不得不从。

张昌德一拍桌子: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只要你不到任,我就每月给你饷银多少多少……张昌德自封师长,第144师也受其摆布,好像他真的把一切都搞定了,但上花轿的事,只要不是明媒正娶,就都是在耍流氓,顾祝同如何可以容忍,当即下令对第144师进行整编,准备借机撤销其番号,然后将官兵分拆到其他部队。

张昌德神通广大,在长官部也有内线,在打探到顾祝同的计划内容后,他并不为之惊慌。

第144师所在的第五十军防线很长,张昌德估计军部抽不出太多部队来对付他,而且大家都是川军,未必川军还会打川军不成,再说他已经牢牢控制住了第144师,一个两个师完全可以对付。

张昌德孤注一掷,集中全师人马,依河设阵,摆出了决战的姿态。顾祝同情知计划泄漏,赶紧派唐式遵予以武力解决。

张昌德玩得太出格了,川军固然不会打川军,可面对“叛军”,那又是另外一码事。

唐式遵调九个师上来围攻,张昌德仓皇败走,败退到了新四军根据地。眼见粮草没了,军饷断了,随军的一大堆家属哭哭啼啼,有如难民。

新四军有意招纳张昌德,专门送来米面肉食,但张昌德抽鸦片好女色,不愿加入新四军,他说:“共产党的气量太小,他们那套纪律我根本受不了。”

张昌德起草降表,投了日本人。

日军正愁防线过长,兵力不足,张昌德肯降,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马上出动兵力,击退了尾追张昌德的第三战区部队,随后令第144师开往铜陵接受改编。

第144师降日,只是张昌德等少数几个人的暗中策划,连其中的一个团长都被蒙在鼓里,当这位团长知道真情后,马上表示绝不投敌,但是到了这一步,哪里还会给你退路。张昌德一不作二不休,当着团长的面,打死了他的一个卫士,该团长吓得脸色蜡黄,只得就范。

第144师的许多官兵亦感莫名其妙,当他们见到日本的红膏药旗时,才意识到自己已成汉奸,顿时追悔莫及,不由得掩面痛哭。

日军有意把张昌德做成汉奸标杆,能给的甜头全部给足。张昌德被升为“中将司令”,第144师原来的团变师,营变团,军官各升一级,这帮人便死心塌地地做起了伪军。

由第144师改编成的伪军,人不过三千,机构臃肿,用老百姓讽刺的话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太太更多”,但狐假虎威,十分嚣张。在日军的庇护下,张昌德驻军皖南,到处捕杀抗日人士,有时一次就枪杀十来人,对持有异议的士兵,亦以“逃兵”罪名予以处决,闹得皖南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刘湘生前倾注心力的精兵就此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张昌德慌慌张张地逃到重庆,专门去拜访刘湘的夫人刘周书,希望能给自己捞到一护身符。

刘周书假装不认识他,故意问:“你是哪一个?”

张昌德小心翼翼地答道:“夫人,我是张昌德呀!”

刘周书走上前去,不由分说,啪啪啪地连扇张昌德几个耳光,并且厉声怒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竟然还有脸来见我?我问你,你把刘甫公的兵到底带到哪儿去了?你啷个能甘心投降日本人做汉奸?快滚!”

遭到“虎婆”如此对待,张昌德情知在重庆立不住脚,急忙又逃往成都。这时皖南地方也对张昌德提出了控告,社会舆论激烈,南京国防部遂派宪兵将张昌德捉拿归案,两年后以汉奸罪在南京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