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湘浦：第三十四师主力团团长。他处事机警，曾获得日军要发动第四次长沙会战的绝密情报，在指挥作战时也很果断，第三十四师的战果主要为他的部队所取得。
赵子立：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中央陆军大学第十四期。长期任薛岳的幕僚，参与制定前三次长沙会战计划，并因此曾受到薛岳的赏识，除升任参谋长外，还获颁三等云麾勋章。
王泽浚：号润泉，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他是王缵绪的第二个儿子。时任第四十四军军长。
陈德邵：生于四川省酉阳县。时任第三九九团团长。他虽然是行伍出身，但胆大心细，在战场上能够见微知著，善于发现并牢牢抓住战机。
方先觉：生于安徽省宿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建立功勋。长衡会战时任第十军军长。
河南会战只是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更大规模的攻击还在后面，而且重点就在长沙至衡阳一线，包括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在内的一些人都已经看出了端倪，唯有薛岳本人不当回事。
从第九战区以往的经验来看，眼下确实不是一个打大仗的季节。
三次长沙会战，全是在秋冬之交。这是因为那时候稻子已经收割，水田干涸，湘北平原成了一望无际的荒野，没有隐蔽，毫无遮挡，更适合于步骑兵大踏步开进。
时值五月，水稻刚刚插过秧，幼苗尚未扎根。若从稻田通过，行军之难可想而知，所以说就算是打仗，也得隔好几个月才会展开。总而言之，从通常的规律来看，这绝对不是日军发动攻势的最佳时段。
早在浙赣会战时，刘新甫推断日军不会在初夏时节进攻长沙，这是依据之一。当时薛岳倒是以为会爆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为此还做了准备，结果是虚惊一场。
狼来了的故事听久了，一定会让人神经麻痹，何况这个故事已经重复了两年，听者耳朵里都生老茧了。
狼的身影仍在不断出现，杨森很快也搜集到情报，证实武汉第十一军确实有所动作。
在湘鄂边境的蒲圻车站，谍报人员发现，日军正大量集中，铁路两旁，军火粮草堆积如山。同时第二十军侦察到，日军新近在前线增设了许多小型电台。
杨森把杨汉域及其他幕僚召集一处，经过研判，都认为日军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进犯长沙的模样，因此不断将相关情报送往战区长官部。
杨汉域因公到长沙，又受托专门向薛岳面陈。薛岳不能像对待自己的参谋长那样随便打发，便给杨汉域作了一番分析。
除了现在正是雨季，湖南的稻田、堰塘都蓄满了水，地形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外，薛岳的另一个依据是，自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需同时用兵，兵力必然分散，而海空军力量又十分薄弱，无力南侵。
事实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依据。薛岳对日本人鱼死网破的决心还是雾里看花。他不知道，为了发起一号作战，日本动员兵力达到五十一万，在日本陆军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史无前例。日俄战争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奉天会战，那一战日军也是倾其所有，但与一号作战相比，兵员数量上仍是望尘莫及。
杨汉域前脚刚走，王陵基又派人送来情报，这次更为详尽具体。
第三十四师有一个骆湘浦团，负责守备赣鄂交界，与鄂南的日军相对峙。团长骆湘浦经常派员深入敌后，侦察敌情，他也侦知了鄂南日军征集民夫、运屯粮弹的情况。
为进一步摸清真相，骆湘浦特地派谍报员乔装小贩，揣着他的亲笔信潜赴武昌，密访伪武昌县长刘立藩。
骆、刘同为日本士官生，骆是学长。王陵基在组建第三十集团军时，骆湘浦是总部军官大队大队长，刘立藩则是总部侍从副官，两人混得很熟。后来一起参加武汉会战，刘立藩请假到武汉去探亲，但直到武汉沦陷仍未销假，实际上已误入歧途。
谍报员见到刘立藩后，递上骆湘浦的亲笔信，骆湘浦在信中以朋友的身份规劝他：德意日败局已定，为个人前途着想，应该立功补过，犹未为晚。
刘立藩读信后，很受触动，当即感谢骆湘浦的忠告，并在回信中附上一张武汉地图，上面详细标明了日伪机关、军营、仓库、飞机场所在地，以便中国军队派飞机轰炸，或派游击队袭击。
刘立藩证实，日军在武汉大量征集民工，近期南犯之势已成。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一个有关日军南犯时将进行战术调整的重要线索。
这些情况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吻合。抗战胜利后，刘立藩被武昌法院拘捕，本应以汉奸罪处以重刑，由于王陵基及时去函证明他有立功表现，遂减为三年有期徒刑。
王陵基第一时间便将刘立藩获得的情报上报，可惜的是，同样未能引起薛岳的重视。
薛岳不作为，但是挡不住前线关于日军要进犯的情报一天天增多，风声也越来越紧，杨森发现，第十一军中竟然出现了关东军的番号，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说明日军此次调集兵力之多，也间接显示了未来战役的规模，而此时第二十军在力量上却有所削弱。
自从第二十军担负防守新墙河的责任之后，便有了防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的困扰。此前，第九战区曾拨来一个暂编师，但这支暂编师系游击队编成，不光武器陈旧，兵员不足，纪律也很松散。士兵又全都是平江人，平时携枪回家，发饷时才返回军营领饷。师长更好，索性住在长沙办事处打牌吃喝，平时经常不在部队，所以根本谈不上训练，战斗力极差。
有这样的部队在身边，不仅起不到作用，还可能拖后腿。军长杨汉域报请长官部更换，薛岳将暂编师调长沙附近整训，代之以新编第20师。
事有不凑巧，军委会的新规定接踵而至——凡三个师的军须抽调一个师回川接收新兵，第二十军正在此列。
说是抽一个师，当然不用全师都去，只需军官和少数士兵即可，其余兵员可用以补充另外两个师。杨森为了团结新20师，便暂时撤去第134师编制，将留下的兵员缩编为两个团，分别补充新20师和由军部直接掌握。
这样在编制上，第二十军仅剩下两个师外加一个辎重兵团，杨森将原本派到敌后打游击的部队也临时撤回，以加强防御。
将官方面，同样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地震。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夏炯又去找了薛岳，而薛岳的处事方法也未有半点改进，事先不与杨森商量，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保夏炯升任第二十军军长，原军长杨汉域则调升到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任副总司令。
杨森听到风声后，急电让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到军政部进行查询，果然确有其事，委任状刚刚才办好，只是尚未发出。
作为第二十军的“家长”，杨森当然不容许有人破坏“家规”，搅乱秩序，于是赶紧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商量，将委任状予以搁置不予发表。
这件事过后不久，第二十军内部发生了一件事：夏炯私自派工兵连长将泊罗江上的粤汉铁路桥梁撤除，卖给了桂林厂商。
杨森正为夏炯两次玩阴招谋夺军职而窝火，当下查处后上报蒋介石，请予撤职。
夏炯是薛岳未来用以更好地控制第二十军的重要人选，将夏炯打入冷宫，等于是间接地扇了薛岳一巴掌，也由此加深了薛岳和杨森之间的矛盾。
1944年5月27日，横山勇指挥第十一军汹涌南下。
选择这一天出击，日军志在必夺。往前倒溯三十多年，1905年的5月27日，东乡平八郎麾下的日本海军击败了俄国舰队，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一举奠定胜局，以此开启了日本国运。在日本人的皇历中，它绝对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
三次会战，选的都是秋冬之际，然而三次都收效甚微，这使横山勇总结出，秋冬无所谓，也不是一上来就非得坦克大炮加骑兵不可，足够数量的步兵师团同样能达到目的，关键是要对症下药。
症结就是杨森的第二十军。
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每次进攻长沙，第二十军总是能给予日军相当大的打击，尤其是后两次会战，日军吃的苦头最多，这次要想取胜，必须先除去这块绊脚石。
日军渡过新墙河后，第二十军即以不变应万变，利用既有据点和阵地进行抵抗，逐次对其进行杀伤、消耗和迟滞。
与河南会战时的军民不和不同，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湘北民众进行了很彻底的坚壁清野，他们挖毁公路，破坏桥梁，埋藏粮食，然后离村疏散。
参与作战的日军部队中，第3、第40师团都经历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眼前的景象与当时搜遍村村寨寨、只能找出两只甘薯充饥的惨状何其相似。
日军在湘北感受到了浓烈的抗日气氛，历次会战中的尴尬正扑面而来。
不过横山勇对此早有预料，而且已备下了“药方”，这就是刘立藩曾经提供的那最后一条重要线索。
第十一军拥有多达8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可谓要罗刹有罗刹，要妖精有妖精，这使横山勇的排兵布阵变得游刃有余。
与历次会战中的孤军深入，径直往长沙推进不同，此次横山勇采取了广阔正面进攻的战术，他将众多二线师团部署于中央，实施纵深推进，战斗力最强的两个骨干师团，第3、第13师团则被部署在外侧。
他摆出的新阵势自有其独到之处：二线师团形成纵深后，立即进行钳形交叉攻势，即对每一个地区，都穿梭般地来回攻袭，尽力缩小第二十军的活动范围和空间。
薛岳既不相信第四次长沙会战会爆发，当然也就不会去认真对待和研究这条宝贵的线索，然而它正是横山勇用来打垮薛岳和杨森的一大法宝。
新20师据守新墙河第一线，这毕竟是一支新老混杂的部队，在日军强大兵力的攻击下，率先支持不住，节节溃退，只得由第133师对之进行临时收容，两师合二为一。
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起初还没有估计到敌情如此严重，只感到仗越来越难打，其灵活快捷的特点也受到很大限制，当下决定采用压轴的最后一招：往平江收缩。
尚未来得及抽身调头，日军突然迂回到师部所在的关王桥附近。幸亏担任警戒的搜索连及时发现后迎头痛击，这才使得指挥系统没被端掉。
第二十军沿着撤退路线，分别占领要点，阻击后再逐步后撤，因此撤得有条不紊。不过当接近平江时，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这里的日本兵同样到处都是，并不比新墙河以南的主阵场少，军部直属的辎重兵团正被一股日军缠住，脱身不得。
第二十军抢先以主力占据附近高山，将这股日军压迫在山谷内进行攻击，激战至晚，终于成功将辎重兵团解救出来，并抓住了几名日军探子。
对探子的审讯结果，让众人不寒而栗——第二十军已经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
横山勇显然认真研究过第二十军的作战特点。他发现第二十军的活动规律是，会先守新墙河，再守关王桥，最后退至平江，并随时保持侧击姿态。
他之所以要将骨干师团列于外侧，就是要压制第二十军的侧击，使之在平江无法立足，同时趁势进行包围。
在第二十军身后，是从新墙河追来的第68师团，前面，是从平江东面抄来的第3师团，两个师团一东一西拉网，南面的汩罗江北岸还停留着一个师团，专门负责从南向北兜底。
如果不是东西之间隔着数十里的山地，如果不是第二十军撤退中的队列始终保持不乱，这个网早已可以将其完全罩住。
根据探子的交代，日军正在前往长寿街的方向抢修公路，以加固包围圈，说明那里仍有隙可钻。
经过商议，第二十军决定分成三个纵队，从傍晚开始突围。当越过公路时，恰与日军车队遭遇，第二十军便捎带着拿它当了下酒菜，共烧毁敌汽车三辆，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日军增援部队闻讯赶到，随即发起攻击，结果虽然大部队越过了公路，但第133师搜索连和野战医院被截在了后面。
第二十军各部向来都具有极其顽强的求生能力，到了第二天晚上，在搜索连的掩护下，野战医院的伤病员们也得以转危为安。
可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跳出的只是第一层包围。
在平江以东，还有第13师团，其攻击目的地为长寿街，这相当于构成了第二层包围圈。
一旦长寿街被日军完全控制，就意味着幕阜山区的大门将向第二十军提前关闭，全军被包围后只有覆灭一途。
在第二十军陷于第一层包围的同时，第13师团已按联队分成左中右三路，向长寿街齐头并进。
危急时刻，王陵基挺身而出，倾全力对日军进行侧击。他的第一反应倒不是为了接应第二十军，而是阻止日军南下，消除对长沙的威胁。
在王陵基的指挥下，所属新13、新15师在长寿街一带层层抵抗，加上天降大雨，使得第13师团的中路联队落到了其他两路的后面，进攻序列再也无法维持平行状态。
第13师团长见状，把中路联队长一顿臭骂。
这哥们儿被骂急了，鼓起余勇，拼着命往前冲。
转眼杀到南楼岭，按照日本人的一般作战程序，先要进行侦察，再实施攻击，但因为着急赶路，联队长连这个也免了，第一时间便命令山炮兵进行轰击：叫你挡着我，这回非得让你们五步之内没有芳草，十步之内立马消停不行。
山炮打得欢畅，山头上的“中国兵”被炸死炸伤不少。最后冲上去一看，傻眼了，全是自己人。
原来左路联军进展较快，在与新十五师激战后，已提前占领了南楼岭，可还没顾得上庆祝，便被中路联队轰了个稀里哗啦。
第13师团未能提前控制住长寿街，给第二十军带来了生机，但他们显然也无法再停留在长寿街，只能继续撤往东面山区。这时他们才知道，总部和军部都曾遭第3师团围攻，平江已经失陷。
在前两次长沙会战中，第二十军都是消耗日军后再转移到平江以东，然后借机进行侧击，这成为薛岳在三次会战中的定海神针，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
换句话说，横山勇消灭第二十军的计划虽然落空，然而他还是最大程度地解除了后防上的障碍和威胁，可以心无旁骛地进攻长沙了。
即便日军大兵压境，薛岳还固执地要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的那个“天 ”。
参谋长赵子立婉言相劝，认为日军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吃了亏后，必然要思考对策，若再在长沙用“死架子”打人，将难以取胜。
赵子立建议，应且战且退，让日军往长沙以南再深入一段，将其战线拉长。这是一个拉橡皮带的原理：拉得越长，带子必然越薄弱，超过极限，就要绷折。与此同时，守军可以争取到更为宽裕的时间和兵力，到时战必有成。
薛岳根本听不进去。
不仅幕僚长有不同意见，薛岳的上司白崇禧也主张放弃长沙，固守衡阳，在湘桂或广西境内与日军决战。
薛岳不仅不听，还发了火。
在日军将帅中，虽然因个人性格和各自思考角度不同，决策中也时有争吵，可主要还是就战言战，中国国情不一样，于是这种争论往往都会超越军事的范畴，回到最让人头疼的派系内争上去。
白崇禧属于桂系，薛岳属于粤系，而且两人素不相能，薛岳也从不把白崇禧这个上司当上司。
白崇禧给薛岳打电话，薛岳怒容满面，放下电话嘴里还骂骂咧咧；“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
第四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赵子立去谒见白崇禧，白崇禧不等赵子立说完，就用手一敲桌子插言说：“当时我就很反对在长沙决战，荒谬，荒谬！你知道，薛伯龄（薛岳的字）是不听我的话，委员长当时也没个一定的主意。”
都说蒋介石喜欢插手前线军务，但前线打好了，他也犯不着老去指手画脚，尤其是对薛岳这样经验极其丰富，个性又极强的大将。事实上，四次长沙会战，蒋介石都全权交给薛岳指挥，除了要兵给兵，要将给将外，基本未有太多干涉。
对战将的使用，很多时候只有事后才知道对不对，“小诸葛”白崇禧言之凿凿，可是抗战中经他手指挥而能大获全胜的战例，实在是太少了，你说老蒋究竟是该信白崇禧还是信薛岳？
赵子立不过是薛岳帐中一幕僚，他让王缵绪给蒋介石带话，说“薛岳要误事”的报告，当然更不可能起到太大作用。
1944年6月上旬，除第二十军被隔断于山区，一时无法南返外，王陵基等部都已应召云集于长沙周围，薛岳仍旧要用“死架子”打人，以力保长沙。
薛岳不知变化，横山勇却已经上上下下将对手研究了个透。
战略意义上，第九战区可被一切三段，为前进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横山勇将它们分别比喻成“厚皮地带”、“果肉地带”和“核心地带”。
在三段阵地上，薛岳安排的兵力呈梯形状上升，即由弱到强，横山勇由此也拟定出了不同的战术。
“厚皮地带”的范围从汩罗江北岸到浏阳河一线。薛岳调动的兵力较少，主力为王缵绪的公子王泽浚所领衔的第四十四军。
在这一地带，横山勇使用的战术是局部歼灭战，你弱我就一点点把你吃掉。
打歼灭战，横山勇的前提是对方会死守到底，孰不知王泽浚哪里会死守到底，老爸就留下这么点产业，一下子挥霍掉，那不是败家子么？
王泽浚守不住就走，各要点先后为敌所破，日军如愿攻陷浏阳，到了“果肉地带”，渌江以北的萍乡。
薛岳的防守兵力逐渐增多，在阵地构筑、指挥体系、后勤供应等方面也趋向于完备，也就是说盾牌骤然加厚，其中参与守卫萍乡的，是第三十集团军所属第34师。
第三十四师如今已成为王陵基麾下的绝对主力。军委会曾组织过一次全国陆军总校阅，校阅组在讲评中，对第34师给予很高评价，特将其由乙种师升为了甲种师。
编制升级，待遇也跟着水涨船高。第34师不仅增加兵员，还换发部分武器，装备了美制报话机，师增加了特种部队，包括迫击炮营、战防炮连、防毒连等。
对第三十集团军而言，这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从师到军再到整个集团军，都大受鼓舞，求战的热情非常之高。
1944年6月10日，第34师奉命向萍乡开拔，以阻击日军。作为前卫的骆湘浦团率先赶到萍乡县城附近，日军也正好拍马赶到，尖兵连与之遭遇后，双方立即交火。
团长骆湘浦登上高地观察，发现交火区域地形不佳，没有争夺的价值，便决定以尖兵连为掩护，在大道两侧的南北高地建立阵地。
大部队刚刚展开，日军即动用山炮对高地进行射击，山炮射程一度延伸到了团指挥所。随着炮弹纷纷落下，骆湘浦身边的副官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
骆湘浦判断这是日军发起全线进攻的先兆，果然前线的枪炮声十分激烈。一个小时后，守军顶住了敌人的进攻。
能顶住就是好样的。第34师师部进驻萍乡，将另一个团推往前线，在骆湘浦团右侧占据高地，计划转守为攻。
三军士气高昂，身在一线的骆湘浦也摩拳擦掌，但是战局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
你盾坚了，对手的矛也会利。横山勇在主阵地使用的是大兵团急袭战术，来势既猛又快。薛岳将滇军第五十八军拨归王陵基指挥，旨在助其一臂之力，不料第五十八军战斗不利后害怕被歼，急急向后撤退，日军乘隙而入，让第34师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
第34师毫无防备，一时秩序大乱，师部在退出萍乡城时，都没顾得上给前线的骆湘浦下达指示。
在前后受敌的困境下，骆湘浦自行率部突围，追上师部后，又奉命担任后卫。
日军紧随而至，骆湘浦选择了一处叫梨树坳的山头作为防御阵地。
梨树坳山不高，坳口两侧荆棘丛生，这样的地形，敌我双方均难以发挥火力，相对而言，对川军还更有利一些。
骆湘浦指挥重机枪连对准坳口正面，两侧荆棘区则埋伏了密集的步兵，他预计日军为避免伤亡，一定会想办法穿越荆棘。
喝酒不吃菜，各人有所爱。川军擅长的是攀藤过溪以及在山上躲猫猫。日军则是劈刺术厉害，若是空旷地带后玩拼刺，几个人往往都拼不过他一个，因此骆湘浦要求绝不能让日军顺利穿过荆棘。
不出所料，日军从正面进不来，真的派出一股兵来钻荆棘了。
荆棘有刺，只能伏在地上爬行，川军乘机冲入，以多打少，把这股敌兵刺得七零八落，狼狈而逃。
梨树坳是个小型阻击战，第34师所取得的有形成果并不大，但败逃之中还能回头一击，也让王陵基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
前进阵地、主阵地先后失守，等于长沙周围的两座大门已经洞开，薛岳看出大势不好，为此惶恐不已，坐卧不宁，然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依岳麓山建立炮兵阵地，对日军进行迎头炮击，成为会战的一大制胜因素。
横山勇此次吸取教训，在正面攻击的同时，专门动用一个师团，渡过湘江，迂回到岳麓山之后，向岳麓山发起猛攻。
薛岳计不及此，完全没提防到日军会从背后偷袭，山上的防守兵力配备不足，岳麓山也很快失陷。
长沙城与岳麓山仅一水之隔，日军占领岳麓山后，对长沙形成瞰制之势，长沙再难固守。
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守，从第九战区到中国统帅部皆大为震撼。
蒋介石打算放弃粤汉路，移重兵于湘西，并调薛岳至湘西指挥，以守住湘桂路，确保重庆的安全。
薛岳接到电报后没有动弹，说：“我不去给重庆守大门。”
薛岳身为粤系军人，自有他的一套算盘，他要屯重兵于湘南，以便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威胁到粤系军人的团体利益。
蒋介石拗不过薛岳，只得同意他移兵湘南。
现在进入了横山勇划分的第三段，即“核心地带”，其目标主要是衡阳。
横山勇预料对手将以重兵坚守衡阳，因此计划以主力发动奇袭，薛岳则急忙调兵部署于衡阳以东，以掩护衡阳之侧背。
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奉调茶陵，接到薛岳的命令，他起初回电说，力量不够，不如坚守待命。
薛岳勒令必须南下，王泽浚只好率部开拔。其实他的力量还是够的，虽然在长沙外围战中略有伤亡，但新近收容了一支从长沙溃出的贵州部队，共有一千多人，补充到各团之后，兵员很足。
在前往茶陵的途中，王泽浚得知杨汉域率第二十军也正开赴同一目的地，而且双方将在一条道路上汇合行进。
四川内战时期，王缵绪是杨森的部下，后在统一之战中反叛了杨森。父辈的恩怨对王泽浚的心理颇有影响，他不太愿意与杨森的部队为伍，唯恐遭其暗算。
王泽浚便以两军同行，会发生拥挤，乃至被敌机轰炸为由，避道而行。这样一来，便落在了后面，薛岳随之取消原令，让他们抢占茶陵以北的攸县。
王泽浚采用的是惯常行军方式，这里要防备，那里要警戒，瞻前顾后，层层推进。他不知道，横山勇在“核心地带”采取的是奇袭战术，一上来就对衡阳外围的各外围据点展开拼命争夺，兵贵神速，哪容得你这么磨蹭来磨蹭去。
第四十四军不仅没能抢占攸县，其军部还被日军围困在茶陵与攸县之间的丘陵地带，幸而那里地形复杂，日军行动不便，未敢大胆进攻，加上主力部队紧急救援，王泽浚方得以脱身。
王泽浚回过神来后，日军已经占据攸县县城，再也攻不下来，只得请准薛岳，将部队撤到茶陵以东进行整顿。
平江失陷后，杨森的总部和杨汉域的军部都到了湘南，但它们又不在一处。第134师编制撤销时，有一个团划归军部直属，所以军部也具有一定战斗力，一度在醴陵与日军进行激战。
不久，杨汉域与被阻隔于幕阜山区的第二十军主力取得联系，第二十军沿军部指定的路线南下，归还建制。
杨森所在的总部丢失了无线电台，无法与薛岳取得联系，同时在后期，两人的私人关系也出现了诸多微妙之处，所以薛岳便不再过问杨森的下落，而直接将第二十军划归同为粤系军人的欧震指挥。
“老帮主”杨森不知死活，统领换成了欧震，从杨汉域到普通士兵，都明白自己所处环境不佳，非拼命硬干不足以图生存，当王泽浚还在犹豫，不知选哪条路走好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茶陵了。
杨汉域指挥经验丰富，他下令陈德邵团先行。陈德邵一面派尖兵搜索前进，一面致信当地专员，请其预先提供百艘木船供部队渡过茶陵河，过河后还要沿路准备菜饭，粮钱照付。
陈德邵团轻装行军，路上又有现成的交通工具和饭食供应，于是得以按时到达茶陵，并沿公路布防于城西的黄沙铺。第二天，杨汉域率第二十军主力陆续赶到。
即便这样，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新20师一直是第二十军的短板，他们负责守备城北，布防未完，日军便在茶陵河北岸进行炮轰，致使其后卫部队未来得及破坏浮桥，日军步兵趁势过河。
为它生，为它死，不过就是想进入茶陵城，杨汉域懂得对手的心思，所以也没怎么上前为难，很快就将日军让进了城。
进了城，比在空旷地带好打多了。官兵们在街头巷尾穿梭来去，瞅准空子就从日军背后冒出来狠捞一把。
这是城里的游击战术，用不着死守任何固定位置和地点，杨汉域只需牢牢守住一个地方足矣，那就是城内的军火仓库。有了军火仓库，第二十军打起来极有底气，手榴弹和子弹一完，回头跑几步去拿一下就行了。
双方逐街逐巷展开争夺战，枪炮声和手榴弹的声音昼夜不绝于耳，入城的日军进去一批就消失一批。
日军还没意识到中了杨汉域的诱兵之计，见久攻茶陵不下，又派一部绕到黄沙铺，企图从西面包围茶陵城。
黄沙铺是高地，杨汉域巴不得这帮人去呢。陈德邵团早已奉命等候多时，当即集中迫击炮猛轰，同时施以迂回攻击战术。
连战两日，日军受创溃逃。
迎客时热情，送客时也应该一样隆重，这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陈德邵随后猛追，趁日军渡河撤退之际，集中火力“下饺子”，被当场打死、淹死的日本兵达到两百多人。
城西得胜之时，城东又燃战火。杨汉域见陈德邵那边已腾出空当，便调他率两营驰援城东。
日军正在城东构筑工事，陈德邵所带的迫击炮再显神威，日军骤遭炮击，立时逃散。
陈德邵要与杨汉域的军部建立电话联系，可是电线不够，便悬赏通信兵去找电线。通信兵在城内一通乱找，意外地在一座仓库里发现了大批有刺铁丝和迫击炮弹。
陈德邵喜出望外，将铁丝和迫击炮弹全部搬到城东阵地。铁丝网一拦，炮弹又尽够用，日军再次反扑时，川军打得游刃有余。
陈德邵越战越勇，茶陵内外，俨然已没什么他摆不平的了。
欧震在茶陵河岸边设了一个警卫营，因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欧震就直接抽调陈德邵团前去救援。
陈德邵如法施行，把全团的迫击炮都移过去，仍然是炮击加迂回的一套，打得日军扭头就跑。
杨汉域在茶陵的各个区域推广“陈德邵经验”，所有防御阵地都构筑了铁丝网，后面放上迫击炮，加之连战连捷，士气高涨，日军一筹莫展，不得不弃城而去。
在增援衡阳的各军中，第二十军是极少数能够抢占城池还能守住的部队，这也使得日军始终没能够从外线对衡阳形成完全合围。
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之战，一般合称为长衡会战，但是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的还是衡阳之战。
守卫衡阳的方先觉第十军，属于能攻善守的一线兵团，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固守长沙的即为这支劲旅。相比长沙，衡阳的防守地形也更为有利，天然的障碍外壕，搭配预设的野战工事，有易守难攻之效。
第十军众志成城，打得十分顽强，一沟一壕，一堡一垒，皆反复争夺。很多士兵负伤或患病后，仍坚持作战，绝不肯轻易退出阵地，即便一时被迫退出，也会自动再冲杀上来。
中日两军的尸体盈街累巷，根本没人有时间去掩埋，事实上也掩埋不了，导致整个城市尸臭熏天，血凝满地。抗战胜利后，从衡阳地面收集到的将士头颅，即达万余颗。
第十军如此拼命，是因为他们相信，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能将敌人打退，这次也一样，而且各路二线兵团正从外线涌来，衡阳里面打得越狠，外围将包得越紧。
可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薛岳此前在判断和决策上接连出现重大失误，二线兵团早已疲惫不堪，又无生力部队继续加入，兵力完全处于劣势，怎么还可能完成包围？
薛岳早无能力复制辉煌，他所能做的，只有竭力援救衡阳城内的第十军。
1944年8月上旬，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与滇军第五十八军，受薛岳之命，合力围歼醴陵之敌。
第三十集团军可以算得上是二线兵团现状的范例。自第四次长沙会战以来，这支部队南北转战，东奔西跑，为时两月，其间连基本的休息时间都得不到。
时值暑夏，部队伤亡病患既大，又无法取得任何大一点的有形战果，即如第三十四师，士气也不免受到极大挫伤。
浩浩荡荡出来一趟，总不能空着手回去，起码得把账给轧平了。王陵基重新整顿，将部队缩掉三分之一，以充实兵员，保证实际战斗力。
在湘东转战期间，骆湘浦团救助过一个从醴陵逃出的汉剧社。这个汉剧社原在武汉演出，武汉沦陷后，他们不甘做亡国奴，撤到醴陵等地继续为军民演出，及至醴陵陷落，再次逃出，已是彷徨无计，面临散伙危机。
骆湘浦见汉剧社有三十多人，生旦净末丑俱全，便与剧社负责人商量，愿意暂时由团部供应剧团伙食及开支，并雇民夫为剧社搬运服装道具。剧社随后勤部队行动，有机会就为全团官兵及当地居民进行演出。
一个唱戏班子都有饿死不当亡国奴的骨气，孰论军人。接到出击命令后，骆湘浦团十分踊跃，再次作为第34师的前卫主力进至醴陵城东，以接替滇军第五十八军阵地，掩护该军主力对醴陵进行包围。
滇军走时没有留下人移交阵地，时将入暮，骆湘浦闻讯，亲自到前线察看地形。
滇军有一个军，骆湘浦只有一个团，兵少阵地宽，又是夜间匆匆接防，于是他决定抢占八里坳高地，并以固守坳口大道为主，团部及直属连队就地驻扎在坳口后面的一座小村落里。
命令传达之后，就听到八里坳大道前传来枪声。有人提出，团部地点的设置太靠近第一线，一旦有变，缺乏回旋余地，应后退另选地点。
骆湘浦这时也觉得团部选址有些轻率。战场之上，指挥所不宜太过靠前，这是常理常规，但他认为，现在是夜间，枪声就是敌军窥测动静的预警，如果指挥所突然闻声后移，极可能动摇军心。
团部虽然不移，骆湘浦仍不敢有丝毫马虎。他判断，八里坳距离醴陵城很近，日军必然会日夜进行监控。第五十八军黄昏前撤出阵地，骆湘浦团薄暮接防，不可能不被日军侦察得到。
打仗，你得研究对方的心理。日军攻陷长沙后，干什么都是居高临下，他们见接防部队初来乍到，情况不明，能不想着出来捞一把？
骆湘浦指示部队：晚上日军发动夜袭的可能性很大。他还特意叮嘱，在日军夜袭时，各部要坚守阵地，不许擅动，以免造成混乱，为敌所乘。
下半夜，日军果然发动了夜袭。守军严整以待，岿然不动，两度击退其进攻。
天光欲亮未亮之际，骆湘浦登上坳口机关枪阵地，仔细观察昨晚日军发动夜袭的重点区域。
只见那里有一座散居型的村庄，庄前有一片平地，虽然日军已不见踪影，但仍可看到闪烁火光，侧耳听去，间有犬吠之声。
骆湘浦的结论是，日军并未真正撤退，还躲在村庄里，并有发动拂晓攻击的可能。
那座村庄仅零零落落的数十座农家房子，说明这股日军数量不多，兵力对比上，己方首先占有优势。再从地形上看，日军处于平地，只能仰射，川军居于高地，要打的话占着很多便宜。
骆湘浦做了个大胆的决策，他要全线出击，聚歼平地村落里的这股敌军。
之所以说是大胆，是因为自第四次长沙会战起，中国军队一路败绩，无论大小部队，轻易都不敢再跃出阵地，发动硬碰硬的主动攻击。
不过这又是一个聪明的决策。你胆小，对方也知道你胆小，日军常胜骄横，正可以打他个冷不防。
在拂晓到来之前，随着冲锋号响，川军突然杀出，日军在平地上无险可恃，组织不起有效抵抗，欲掉头整理，骆湘浦已预先在其左侧背架了两挺重机枪，满场开花，逐一点名。
当天是骆湘浦团，也是第34师打得最好的一仗，他们消灭日军接近一个中队，打死中队长一名，俘虏也抓到了十多个。
得知第34师在八里坳小胜一场，王陵基很是高兴，经过审讯日俘，又得知醴陵城内仅有日军的两个联队，于是便把三个主力师全部调上去，加紧对醴陵展开围攻。
然而无论川军还是滇军，都难以胜任阵地攻坚这一超难工种，醴陵好几天都拿不下来，攻击部队反而伤亡惨重，骆湘浦团的军官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有的连队已经没有军官可进行指挥了。
两军无奈之下，只得撤兵进行休整补充。
围攻醴陵，从战略意义上看，应该是通过牵制性攻势，缓解衡阳守军的压力，可实际上收效甚微。
在长衡会战中，薛岳犯的错误真的可积成一个大箩筐。他坚持不肯去湘西进行指挥，是为了保住粤汉路，结果把二线兵团都配置在湘东——茶陵、攸县、醴陵，都在这一区域。
然而衡阳之战中最为激烈的战场，却在衡阳西南，实际上是南辕北辙，你这边使再大的劲，那边也感受不到。
假如能集中二线兵团的力量，朝衡阳西南发动反攻，就会给第十军增加一个坚强的后盾，使其没有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薛岳又让这些原本已疲惫不堪的部队跑来跑去，以致力量被提前耗尽，等蒋介石发现情况不妙，三令五申要各军向衡阳发动反攻以援救第十军时，已没有哪一支部队可胜任了。
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象棋对弈，中方虽然手中还有许多棋子，但在棋盘上不能走动，完全成了死棋，而日方的“车”已杀到中方“将”的门口，加上旁边的“炮当头”、“马来跳”，落败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第十军在衡阳城里打了四十多天，外线的友军却是越打越远，内线的敌军则越打越多，越打越近。
方先觉及其部属由希望变成失望，直至日军攻入城内，第十军弹尽粮绝，失去还手之力。
方先觉召集师长开会，愤慨地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
1944年8月7日，黄昏，日军山炮观测员发现在守军阵地上出现了白旗，再次观看时，白旗逐渐增多，由一面变成两面、五面。
接着，方先觉派出的特使来到日军一线阵地，表示有意投降。
日军师团长告之，需方先觉本人亲自前来洽降才行，但方先觉没有立即露面，而且在一些阵地前方，双方的枪炮声仍不绝于耳，可见此时此刻，方先觉与其部属的心理斗争仍十分激烈。
正在督战的军司令官横山勇听到汇报后，知道第十军已进入了崩溃边缘，即令继续进攻，并要求野战重炮部队把备用的炮弹全部拿出来进行射击，且天黑之前不可停止。
天黑之后，方先觉终于派使提出了正式投降的请求。
第二天早晨，横山勇接受方先觉的降书，衡阳完全沦陷，但在四十天的血战中，日军付出了高昂的伤亡代价，第十一军的高级参谋在日记中承认：“这是一场竭尽全力的战斗”；横山勇的参谋长则在回忆录中写道：“攻取衡阳一战是本作战（指豫湘桂会战）至关重要的顶峰”。
衡阳失守前后，蒋介石忧心如焚，经常在重庆收听日军广播。有一天，他忽然听到这样一则消息：“湘北战将杨森在茶陵地区被围歼中。”
尽管第二十军在茶陵战绩较好，但薛岳并未上报，以致于军委会对杨森及第二十军的动向均一无所知。听到广播后，蒋介石按图索骥，电询前线战况，才得知杨森并不在茶陵，部队系由欧震所指挥。
蒋介石立即派人联络杨森总部，竭力寻找杨森的下落。
杨森在哪里呢？
当平江遭到第3师团进攻时，杨森只掌握着直属总部的一个特务营，相守七年的老根据地终告失守。
平江陷落的当天，杨森被日军包围在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晚上从山头上仍能依稀看到被黑暗笼罩的城池，以及日军在城内点起的点点火光，杨森自认在战场上已锤炼到铁石心肠，到了这时，也不由悲从中来，胸口感到火辣辣的痛。
杨森明白，他能暂时得安，是借助了夜色的掩护，只要天一亮，日军必将攻山。小山无险可守，只有乘夜冒死突围，才是唯一的生路。
天近拂晓，欲亮未亮，正是突围的最佳时段。杨森把总部人员和特务营召集起来，作了紧急动员，然后率部冲下陡坡，一路甩手榴弹，一口气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连跑二十里，大家才站住脚喘匀了气。日军因不知虚实，并没有马上追来，让杨森又一次侥幸脱险，随之南撤。
一路上，总部势单力孤，经常被日军追击，停都停不下来，最后杨森决定穿过武功山脉，退至江西莲花。
可是到了莲花还是没能钻出网去，侦察兵回来报告，莲花以上萍乡以下，全是日军，也就是说，左右都是绝路。
到了这步田地，只有以攻为守，先戳破这张网再说。
关键是打哪一路，杨森选派一批侦察兵去打探尾追日军的动静。由于丢失了无线电台，杨森便从通讯班选了几只军鸽，交给侦察兵随身带去，以备联系。
侦察兵分批出发，他们走后，杨森仰首向天，眼巴巴地等待军鸽飞回，心情焦灼之至。
几个小时过去，终于有一只鸽子出现在半空之中，盘旋数圈，忽然从天而降。
这正是侦察兵带走的军鸽，它给杨森带来了最有价值的情报。情报上说，萍乡以下的一股日军可能已经掌握杨森到达莲花的情况，目前正在加紧部署，看样子，明天早上就将发动攻势。
杨森一想，总部下午才到莲花，按常规或就地宿营，或继续前行，如果晚上对尾追日军发动逆袭，对方绝对不会想到。
杨森召集部下幕僚，对他们说：“我要趁傍晚时分全力打上去，最低限度，也可以解除当前困境。”
薄暮时分，杨森率部掉头进发，逼近敌军营寨后，便是一个鱼跃俯冲。官兵都知道此战性命攸关，因此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日军猝不及防，被杀得四散奔逃。解除尾追威胁后，杨森迅速掉转回身，一头撤往宁冈，由此得以脱险。
到了宁冈，检点队伍，人员损失超过三分之一。杨森唏嘘不已，下令暂时在宁冈进行休整。
宁冈位于赣西南，此地三面是高山，只有中间有一道袋形平原，有这样天然的防守地形，即便日军追来也不怕了。
自从驻军湘北后，杨森已经养成了接触民间的习惯，到一个地方，但凡能喘上口气，都要了解一下当地民情和风俗习惯。
宁冈一带的风俗很特别，男人整天游手好闲，所有家里的活都交给女人完成，无论农田耕种，还是肩挑走贩，都是如此。部队征购粮食，挑着担子的竟也是妇道人家，这让杨森大为惊异，问她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回答极其简单：“向来都是这样子的嘛！”
宁冈附近就是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农村红色根据地，日后燎原全国的星星之火，就从这里迸发。
杨森对井冈山很感兴趣，他一直想搞清楚，这座山冈被“会剿”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仍可岿然不动。
趁着休整的空隙，他带着几名卫士上山，要看看井冈山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上了山，杨森大吃一惊，山中只有一片不大的平地和一些简陋的房子，附近既无良田，山势也并不怎么险要，总之是与想象中的险峻奇特完全对不上号。
杨森是“饥军政策”的鼻祖，窘迫时真跟讨饭的一样，他知道维持队伍不是件简单的事。在杨森看来，如此差的条件，应该养不了多少兵。
没上山觉得神秘，上了山更加糊涂，杨森无法理解，国民党在“会剿”时动员了那么多部队，结果不仅劳而无功，朱毛红军还越来越壮大，最后蔚成气候，直至二万五千里长征，把他们这些老川军都给惊得魂飞魄散。
杨森找来一些当地人打听，好歹让他有所领悟：红军平时从不固定一处，而是不停运动，一旦集结起来，便能以大搏小，轻易斩来敌于马下。
这就是被很多人轻视的游击战，也就是“杨森战法”的源头，从军事角度而言，今天杨森算是认祖归宗了。
在井冈山上住了一晚，杨森返回宁冈。他得到了好消息：总部已与蒋介石和薛岳取得联系。
蒋介石除将第二十军的指挥权交还杨森外，还下令空军支援第二十军作战，陆空联络班赶到杨森总部，这对杨森及所属官兵而言，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衡阳失陷后，第3师团派出步骑各一个主力联队，组成步骑支队，自安仁公路南下，企图打通粤汉路南段。杨森即令第133师驰往安仁截击，陈德邵团再任前锋。
还是拼速度，当陈德邵团到达安仁附近时，步骑支队的前卫正在城南平原就地露营，呼呼大睡。
打仗自古以来就是个残酷运动，你就是有花样年华，也得拿出月样精神，怎么能睡觉呢？
陈德邵拿出第二十军的看家绝活，组织突击队趁夜猛袭，打得酣睡日军晕头转向。
激战至拂晓，陈德邵团即转移到山地继续作战。第二天，新20师报到，并在公路两侧占领阵地，协同陈德邵团阻敌。
步骑支队一待会齐，便在炮兵掩护下，向第二十军所据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一部攻向陈德邵团，主力则集中于新20师一侧。
经两昼夜激战，新20师蒙受较大伤亡，已力有不支，杨汉域急忙从第133师中抽出第398团前去增援。
姜是老的辣，第398团上去后，立显峥嵘，该团采取积极防御的战术，不仅守，还主动出击，将日军压迫到平原地区，使阵地重新得以稳固。
日军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本以为骨干师团的两个联队合力攻击，可以无坚不摧，不想第二十军仍如此强韧，素出其意料之外。
日军总部认为可能是指挥协调不够，便指定步骑支队暂归第34师团长指挥，任务也改为就地击溃第二十军。
新的指挥官安排这策那划，欲置第二十军于死地，但在攻势上并未能有大的起色，而那一边，杨汉域已经扎稳马步，开始主动出拳了。
第二十军能风生水起，很大程度缘于“杨森战法”的灵活运用，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强项。
杨汉域悄悄派出两个营，绕到日军后方，乘夜袭击其后勤部队，打死军马二十余匹，焚烧了一批作战物资，天亮后逐步撤退。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日军撵在后面狂追，不料杨汉域使的却是拖刀之计，途中早就设下埋伏，一个惊魂夺命腿，日军追兵哪里来的，又给踹回哪儿去。
防守安仁的第四天，杨森将陆空联络班派往安仁前线，杨汉烈担任对空联络翻译，指示中美空军轰炸目标，协同地面部队作战。
那几天老天很是帮忙，每天上午，中美空军必要光顾安仁达二十余架次。在杨汉烈的指引下，飞机轮番对日军阵地及其补给线进行轰炸和扫射，其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的能力，甚至超过正规野战部队，使得第二十军如虎添翼。
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日军始终无法进入安仁公路，只得放弃了由公路行进的计划。日军悄悄从第34师团中抽出一支部队，将步骑支队替换出来，后者改由小道兼程南下。
杨汉域发觉之后，立即以陈德邵团及军搜索营为前卫，紧紧尾追，沿路击溃步骑支队的掩护部队，一直追到郴县方止，这时杨森总部及特务营也到达了郴县附近。
因在安仁阻击战中获胜，蒋介石迭电对杨森予以嘉奖，随后又令他增防桂林，以应广西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