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基：时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集团军的底子较为薄弱，这使他经常处于无将可用的窘境。
韩全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七十二军代军长。
刘新甫：生于四川省眉山市。第三十集团军所属第三十四师参谋长，是一个颇有头脑和能力的幕僚长。
王缵绪：时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守第六战区的江湖防线。
横山勇：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陆军大学第二十七期军刀组。他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正是该军士气低落、消极作战的阶段。
许国璋：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时任第一五零师师长。第二十九集团军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战将，滨湖之战中，只有他守住了要地。
孙连仲：生于河北省雄县。原西北军名将，在台儿庄会战中声名显赫。时任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
李家钰：字其相，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时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原本骁勇善战，但南渡后斗志和求战欲望大不如前。
蒋鼎文：字铭三，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曾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河南会战中，他指挥失当，没有和汤恩伯形成较好配合，是造成大溃败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四川内战时期，杨森曾经做过王陵基的手下败将，但是就抗战中的声名和战绩而言，王陵基已经在跑道上被甩下了好几圈。
老王的辛酸史，从第一次南岳会议便已开始，在那次会议上，若没有陈诚秉公直言，他可就悲剧了。
之后，第三十集团军得到了短时间的休整，王陵基也很想借此重整旗鼓。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设宴款待，他即席发言，拍着胸脯说自己出川抗战并非为升官，也不是抗战离了他姓王的就不行，而是因为出身军人，打了一辈子内战，若不参加这次的抗战，实在愧为军人。
王陵基还表示，他是职业军人，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后将绝对服从薛岳的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薛岳很是高兴，便将第八军也拨归王陵基指挥。王陵基果不食言，到达武宁战场后，立即把前锋调上去，掩护第八军撤退。
王陵基将集团军总部设于修水、武宁一线，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多次发起进攻，均被王陵基所击退。经过整训的第三十集团军，已不是人见人欺的软蛋了。
可是差不差，还得看跟谁比，若是跟第二十军比，充其量不过是个配角，而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三十集团军能扮演的，也确实只是这样的角色。
王陵基太想打一场漂亮仗翻翻身了。
以第九战区发起冬季攻势，王陵基来了精神。战前他为提高部队素养，特地举办了战地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对军官们进行过军政训练，自觉对取胜有了那么一点把握。
攻势发起之后，王陵基把第三十集团军整体压上，但因日军凭险据守，一时无法取得进展。进入对峙阶段，日军增援了一个联队，向第三十集团军反扑过来。
王陵基下令第七十二军代军长韩全朴率部迎击，结果第七十二军反被日军三面包围，韩全朴背部受伤，一度与总部失去了联系。
王陵基得报后十分焦急，赶紧把总部直属团派出，才把第七十二军掩护下来。
韩全朴跟随王陵基时间较早，此君有一个跟王陵基相仿的毛病，就是喜欢满嘴跑火车，比如他既不叫蒋介石为委员长，也不称其名，而是唤作“蒋二娃”，又说陈诚是蒋介石同母不同父的弟弟，所以才受宠信，其实指挥部队根本不行，等等。
王陵基爱说大话爱吹牛，可他在打仗方面颇有功底，这一点却是韩全朴远远比不上的——一个军被人家一个联队围着打，还要靠直属团去营救，试问这指挥水准能有多高？
假如韩全朴的水平能赶上他跑火车的速度，王陵基的冬季攻势也许就不至于以败仗收场了。
韩全朴的水平很烂，但战后王陵基仍保举他升任军长。很多人在背后窃窃私议，认为韩全朴难负军长重任。王陵基听到后很是苦闷，他在闲谈中说：“刘甫公生前曾告诉我，韩全朴言过其实，不可予以重用，但我还是得重用他。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不用他，我又能用谁呢？”
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曾包括第八军，冬季攻势结束后，第八军奉命调走，川军独撑场面，防线也因此变得薄弱，日军乘机发起扫荡。
王陵基经过仔细研究，决定采取诱敌深入战术，他命令前卫部队作微弱抵抗之后，便佯装溃逃，放弃了中心阵地。
日军判断第三十集团军很弱，没想到这么弱，占领中心阵地后即放松戒备，扔下武器散坐各处。埋伏在丛林中的川军一声令下，从附近冲杀过来，把日军杀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
王陵基正打得欢畅，军中忽然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大地震。
第九战区在长沙岳麓山办了一个干部训练团，分期轮训全战区各级军官，第三十集团军的两名高级指挥官发电报给王陵基，要求第一批入团受训。
王陵基认为是好事，就同意了，没想到这两人一到长沙，就径直回了四川，走之后才打电报给王陵基，请求准予长假，返川就医。
王陵基可用的战将不多，溜号的这两人，一个是军长夏首勋，一个是副军长兼新十三师师长刘若弼，其中刘若弼指挥过麒麟峰之战，是他较为看好的新生代战将。
接到电报，王陵基急忙命长沙办事处拦阻，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又派人赶到四川，多方劝慰，好话说了一箩筐，两人就是不肯回来。
王陵基气恼之下，无计可施，只能一个劲地发牢骚。
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就韩全朴这样看似不成器的，也就一棵独苗，以后仗可怎么打？
薛岳听到后，便向王陵基推荐了一个陆军大学毕业的将官学员。此人是贵州籍，王陵基开始还有些犹疑，他的幕僚进言说：“如果你这次推却了，薛岳一定不高兴，以后你让其他人当军长，就可能不被他批准，倒不如先接受下来，这样你和薛岳的气就通了。再者，这个陆大生与军政部长何应钦是同乡，将来找何应钦要补给还可以借助这层关系。”
王陵基一想也有道理，反正多出的坑得填上，管他好赖，用了再说。
来一个是来，来再多的也一样。王陵基索性致电蒋介石，主动要了几名陆大将官班学员，帮他整顿部队。之后，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只要有人介绍，他一律欢迎。
将少兵多，第三十集团军的整体战斗力还是上不去，可是当你怒其不争的时候，它有时又能猛不丁地突然放一下光芒。
罗卓英在江西组织上高会战，王陵基奉命派新十五师增援。新十五师到达上高后，从日军侧背发动猛击，使日军蒙受较大伤亡，战役中一名团长英勇战死。
上高会战取得胜利后，罗卓英对新十五师大加表扬，除报请嘉奖外，还专电军委会优先补充。
好不容易盼来表扬，指挥官却并不是自己，王陵基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当罗卓英来电表示感谢时，他半开玩笑地来了一句：“我的部队由别人指挥，就很卖力，看来指挥官得是生面孔才行啊。”
王陵基难得打胜仗，自然要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大力宣传，以鼓舞部队士气。他亲自为阵亡团长选择墓地和送葬，并下令从连到军，均需派代表和他一齐送葬。
此外，他还带头发动全集团军官兵捐出三天薪饷，为阵亡将士修建了一座忠烈祠，把阵亡、伤亡及因公死亡官兵的名字，全都立牌供在祠内。
王陵基把感动进行到底，他甚至一度迁到祠内居住，以这种看上去几乎有些魔怔的举动，来激发官兵们“为你生为你死”的那种铁血精神。
可王陵基还是失望了。
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时，正好王陵基到重庆述职，职务由集团军参谋长代行。当会战进入紧张阶段时，薛岳发来电令，要求将第七十二军转用于平江附近，越快越好，以填补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出击后的空当。
参谋长转命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韩全朴接到“越快越好”的命令，一股无名之火腾地直蹿脑门：你一个参谋长，不过临时管管家，给个面子倒越发上脸了，我在休整，谁敢这么指派我？！
韩全朴当下朝集团军总部的参谋大骂一通，说这是在拿小鞋给他穿。参谋们百般解释，强调这是战区长官部命令，他才勉强率部出发，但已迟误了将近两天。
薛岳发现第七十二军迟迟未动，不由大怒，严令斥责该军行动迟缓，并且撂下话来：“如能按时赶到平江，保持战略要点，则是此次会战功臣，假如迟误，致使平江失守，就是罪魁！”
韩全朴在途中接到电令，大为震恐，再不敢优哉游哉，当下就挑出千人精兵，亲自率领，星夜赶往平江。事后听说，日军一部距平江仅有二十里之遥，听到第七十二军赶到，才改变了攻击方向，要不然韩全朴的“罪魁”帽子想甩都甩不掉了。
在第二次南岳会议上，蒋介石没有放过这一细节，追问得特别紧。韩全朴窘急万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王陵基恨铁不成钢，但自从夏首勋、刘若弼走后，帐下更加乏人，也只得厚着脸皮保上一保，因此会议中间一再向薛岳使眼色。
薛岳心领神会，马上起立说：“第七十二军在此次会战中是完成任务的，平江没有丢。”
蒋介石这才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一二不过三，第三次长沙会战成了王陵基证明自己的绝好机会。他早早就亲率主力从修水出击，先在长沙附近对日军进行球心攻击，再超越追击，以东方截击军总司令的身份，由东向西进行防堵，动作既麻利又漂亮。
可是关键时候，有人失守“街亭”，打乱了他既有的全部步骤。
出征之前，王陵基给韩全朴留了一个师，让他负责看守武宁、修水。没多久，韩全朴传来报告，说对面日伪军增加到一千多人，向他发起进攻，他招架不住，已被迫撤出武宁，还准备再撤出修水。
王陵基一想，日军正在集中力量会攻长沙，武宁、修水一线最多是牵制性质，不可能增加太多兵力啊。
于是他严令韩全朴立即回师反击，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日军敢自投罗网，正好给你一个全部干掉的机会。
发令之后，王陵基又唯恐韩全朴报告属实：第三十集团军的官佐家属及库存粮弹被服，全在修水城内呢，万一城池失守，军心必将崩溃。
为慎重起见，他不得不再抽出两个团，星夜兼程赶赴修水增援。这两个团都是主力部队，其中就包括总部直属团，对东防线实力的影响不言而喻。
两团到达修水后，才得知日军距离修水尚有二十到三十里，而且并没有继续往前突进，只苦了沿途百姓，遭受到很大损失。至于韩全朴，根本拿王陵基的反攻命令当耳旁风，还在拼着命往后逃。
虽然修水无恙，保住了一个“街亭”，但王陵基顾此失彼，另一个“街亭”——东防线被友军联队趁机击破，导致功亏一篑。
王陵基捶胸顿足，恨死了该死的“韩马谡”。
战后，战区长官部传来的情报，让王陵基更加难堪。
情报显示，当时向武宁、修水进犯的日伪军总数不超过四五百人，不足“大嘴”所称数量的一半！
有人辛苦赚钱，有人却在败家。王陵基当即在总部召开营长以上会议，对战役成败进行检讨，让韩全朴仔仔细细地汇报作战经过。
汇报时，大嘴还不肯老实交代，始终闪烁其词，又想靠蒙混侥幸过关。
王陵基大为震怒，彻底失望：多难可以兴邦，多演只能穿帮，我看你连马谡都不如！
他忍不住揭穿了对方老底：“这次失败，你以一师之众，被四五百日伪军打得望风而逃，还不执行总部命令，致使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几乎影响整个战局，你让我如何下台？”
王陵基挥泪斩马谡，不过没有将韩全朴杀头，只是予以免职，将他打发走路了事。
在川军将领中，若以自岸自傲和军事才能而论，王陵基和杨森最为接近。影珠山作战的间隙，杨森还亲率主要幕僚，轻装来到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和王陵基进行了会晤。
握手是握手，较劲是较劲。“王老师”虽然屡战屡败，但他心里始终藏着一个励志哥，而且从不认为自己比杨森差到哪里去，要说差，就是部队太差了，被这些大大小小的马谡一拖后腿，有多少力也使不上。
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一共两军四师，全是乙种军。灵官朝思暮盼，天天做着梦都想把这两个军变成甲种军。为此，他和一班幕僚商讨来商讨去，始终不得要领，最后决定亲自去找陈诚讨个计策。
陈诚不光做过王陵基的上司，从那以后，两人私交也不错。
枣宜会战后期，陈诚被蒋介石紧急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官，以抵挡日军的进攻，但襄河河防被突破的速度超过了他布防的速度，未几，宜昌即被日军攻陷。
陈诚原本在蒋系阵营乃至整个国内军界炙手可热，其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乃至有“小委员长”之称，但因失守宜昌，声名一下子跌落谷底。
后来陈诚去重庆，正好王陵基也在重庆述职，他就邀了刘航琛等人一起请王陵基吃饭。席间刘航琛喝醉了，谈到宜昌失守，颇有讥讽之意，陈诚当时感觉很是难堪，王陵基立即起身，说：“你们都不了解陈长官（陈诚），我深知陈长官为人的伟大。他这个人勇于负责，凡是遇着险恶局势和他人不敢承担的任务，明知必败，也要为领袖分忧担过。”
王陵基的意思是宜昌换谁都守不住，陈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应该以此对他进行苛责。
王陵基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在拍陈诚的马屁。在前线打仗打得越久，他对抗战的艰苦程度越有认识，这哪里是后方这些清谈之客所能想象的呢？
陈诚在武汉会战的问题上曾谅解过王陵基，如今王陵基也很能体谅陈诚的不易和难处。
陈诚听后极为感动，两人的友善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
王陵基找到陈诚，得知他的来意，陈诚态度很明确：“当前要增加编制，事实上有困难。”
有困难，就是直接给打了回票，第三十集团军不可能升为甲种军。
没办法，军饷紧张，决定了编制也十分紧张，想升甲种军也可以，要么你得有云南滇军那样深不见底的背景，要么就得拥有第十军、第七十四军那样的战斗力。
王陵基苦着个脸，别提有多懊丧了：都说梦想可以照进现实，谁知还是现实粉碎了梦想。
陈诚本身是从战场上历练出来的，对带兵很有心得。
他给王陵基分析了一下第三十集团军的状况，说你为什么指挥时老是觉得不能得心应手呢，不全是缺乏装备，或兵力不足，主要问题还是兵多将少。
第三十集团军的兵有四万多，将只有二十几个，用二十个将指挥四万兵，等于一人要指挥两千人。用陈诚的话来说，“是有些不好”。
陈诚给王陵基支了一招，让他跟王缵绪学，不扩反缩，主动裁去一个军，编成三个师的军，多下来的师由总部直辖。
陈诚说，所谓甲种军，不就是三个师的军编制嘛，你首先在编制上就符合了甲种军的要求，这样战将也够用了。至于人员和装备，以后可以再慢慢补充。
王陵基回去后经过反复研究，认为陈诚的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便电请蒋介石批准，如法对第三十集团军进行了缩编。
不知道是不是借了陈诚的吉言，此后王陵基好运连连。他所在区域原来设有湘鄂赣边区，集团军改编后不久，那个总指挥便另调它职，空出来的职务由王陵基兼任，这样王陵基实际成了湘鄂赣边区的军政一把手。
军政一把抓自有它的好处。薛岳身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还要再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当年曾国藩能够平定太平天国，就由于以军事统帅而兼民政，可以收到军民合一，无往而不利的功效。
各人有各法。杨森以自己培训的学生涉入民政，不兼等于兼了，王陵基没找到这个窍门，而原来的边区总指挥又与他不和，这就比较麻烦。自从得以军政合一后，边区的专员、县长都纷纷来向他这个边区总指挥请示汇报，部队的粮饷补充，不过是开个口的事，相比以前，就要容易多了。
边区指挥部本身负有袭击日军后方的任务，因此还配有直属武装队，其武器比正规军还好，王陵基就利用职务之便，干脆将指挥部的所有人员和武器都并入了他的集团军。
现在再一看，虽然没有拿到甲种军的编制，但无论粮饷还是武器兵员，都增加不少。真是听君一席话，少转多少圈，王陵基乐得合不拢嘴，私下对幕僚们说：“路子走对了。”
王陵基此后把精力都放在了几个师上面。先前的四个师，番号前都有个“新”字，称“新某某师”，一听就是新编的三四流部队。王陵基很想把“新”字去掉，换成正规编制番号，既脸上有光，得到补充也更方便一些。
给蒋介石打了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蒋复电，说正规编制番号都满了，没有多出来的，等有机会再行更换。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发来了一个第三十四师的番号，王陵基倒为难起来。
僧多粥少，手心手背都是肉，给哪个师好呢？
按战功，应该给新十五师，该师参加上高会战，受过表彰。按顺序，又应该给新十三师，哥几个，它排最前面，而且在麒麟峰战役中，这个师是主力，比其他三个师都打得好。
平时要捡一个得力的师出来都难，等到分鱼肉了，却发现四个师都还有些长处，番号给哪个师都会有话说。
四个师的师长眼巴巴地看着王陵基，王陵基便说，反正今后都要陆续更换，三四五六，取其中吧，就新十四师了。
新十四师换成第三十四师。王陵基望子成龙，没想到龙却成了虫，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失街亭”的部队，正是韩全朴所指挥的第三十四师。
王陵基先斩“马谡”，再对第三十四师进行调整，从上面的军长，到师团长，全部予以撤换。
集团军缩编后，第三十四师的兵员得以充实，师部的一班新人也颇有卧薪尝胆、重整河山的劲头。
师长、参谋长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出台制度，严禁吃空缺。全师自己种菜，自己养猪，自办剧团，自创工场，工场内分工齐全，有铁工、鞍工、缝纫、印刷各组，以此减少公费开支，改善官兵生活。
不吃空缺，兵员就可以接近定额，而生活改善，官兵士气上升，在作战训练方面就有了积极性。
王陵基从前最犯愁的是部队不济，没有第二十军那样的精兵强将，第三十四师率先补上了这个缺。由它担任第一线守备，王陵基也用不着像以前那样牵肠挂肚了。
1942年5月，日军向邻近的第三战区发起攻势，浙赣路一带战火纷飞。第九战区长官部发现武汉区域的日军调动频繁，于是通告全军，认为日军有大举进犯长沙之势，需加紧准备，随时参加会战，驻守武宁最前沿的第三十四师也收到了类似通知。
第三十四师从师到营，都有相应情报网络，各级情报人员带回的情报也基本一致，即日军在不断增加，只是何时增加及增加多少，还未查明。
因师长已去重庆办事，其职务临时由参谋长刘新甫代理。刘新甫是个很有头脑的参谋长，除了加强警戒外，并没有将这些情报原封不动地报上去，原因是他觉得其中有诈。
时值五月，正是梅雨季节，湘鄂赣边区河流较多，由于洪水暴涨，平时可以徒涉的，现在已不可能，平时用木船四五分钟就可以渡河，此时要两三个小时才能横渡一次。
木船大多数已由第三十四师提前控制，据刘新甫掌握到的情报，事前对面日军也未征集木船，就是通常使用的橡皮舟，也只有四艘，载不了多少人。
就算过了河，沿途道路已被破坏，泥泞深陷，日军行动起来也非常困难，负重马骡更无法通行。历次长沙会战，日军都刻意避开这一季节，就是这个原因。
刘新甫派情报人员进一步侦察，发现对面据点之敌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增加，防守力量显得捉襟见肘，哪里能投入进攻。
可是为什么先前的情报又都认为大战在即呢？
吊诡的是，各级情报人员收集情报的渠道和来源都不相同，按照道理，内容肯定会有所差异，然而所有内容就像新闻发布会的通稿一样，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就太奇怪了。
刘新甫一番研判，得出结论：这是敌伪组织故意传出的假情报，为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进攻长沙是假，掩护和增援浙赣会战才是真。
刘新甫正要将他的判断报给王陵基，王陵基的电话已经打了过来，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知不知道要打仗了？”
“失街亭”已经给老王留下了心理阴影，他虽然也不太相信日军会出兵长沙，但见第三十四师毫无动静的样子，又生怕该师恢复过去的孬种样，话语中便有些急了。
王陵基说，集团军总部奉薛岳之命，特地在平江附近设立了指挥部，且他已获知第三十四师当面之敌出现变化的情报，“你们为什么一点不报？”
听刘新甫如此这般解释了一遍后，王陵基便不再追问了，但仍撂下话来：“出了事你要负责！”
两三天后，所传敌情烟消云散，日军施的果然是烟幕弹。王陵基自此肯定了第三十四师的侦察和独立判断能力。
第九战区情况缓和之后，也计划派兵策应第三战区。薛岳让王陵基派一个团，王陵基就把活交给了第三十四师。
别人派一个团都不情不愿，第三十四师却是希望能全师出动。理由是，一个团太少，折腾不出多大战绩，若是一个师开过去，指不定能抱回个金娃娃。
第三十集团军的四个师，一个师随总部驻修水，另两个师正在后方进行整训，因此从王陵基到薛岳，都把第三十四师的请求给驳了回去。
第三十四师即照前令办理，派出一个主力团，配属工兵营、情报队、电台等特种部队，组成以集团军番号命令的攻击队——第三十攻击队，进入了浙赣战场。
除第三十集团军外，其他集团军也都派出了类似的攻击队，任务是深入敌后，对日军进行袭击，破坏、截断其后方要道，以策应第三战区作战。问题是，每个攻击队都只有一个团，且属各自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难以协调，在刘新甫看来，此番出师，难以建功，于是他忍不住又以个人名义向战区长官部提了个建议。
刘新甫说，应以有力部队向南昌日军进行攻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假若日军回应不及，那就乘机收复南昌。如果它转而应战，便得到了策应第三战区的目的，这比派攻击队挠痒痒要实际多了。
建议很有可圈可点之处，无奈薛岳从来不是一个从谏如流的人，连长官部幕僚长的意见都很少能听得进去，更不用说基层的师参谋长了。他的回复是，刘新甫的建议乃危险行动，不符合战区作战精神，所以不能采用。
打仗哪有不危险的，刘新甫的担心得到应验，第三十攻击队出击后，确实战果不大，不久便归还建制。
经过这次经历，第三十四师给了外界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一年，经军政部、长官部、集团军总部、军部分别点验，一致认为第三十四师成绩较好。
一笔写不出两个王，说起王陵基，总是要提起王缵绪。
从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起，有很长一段时间，第九战区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反而周围战区战事频繁，第三战区的浙赣会战甫一结束，第六战区的战车又隆隆开动。
这时王缵绪正好从五战区调到六战区，原先负责的大洪山防务移交给了孙震，并被蒋介石特升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在大洪山打游击是件公认的苦差事，在甩掉这个包袱的同时，还能升上一级，在别人完全称得上是双喜临门，可是王缵绪却叫苦不迭。
陈诚交给他的防守区域太多了，涉及一江一湖（长江南岸及洞庭湖西岸），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个缩编成“师团制”的部队，这么一摊，兵力少得可怜。
王缵绪不停地向陈诚抱怨，想分掉一些防务。为了说服陈诚，他还搜肠刮肚，搬出了古兵法语录：“敌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然”。
听听，“其败必然”，不是我怕苦叫累，是守不住啊。
陈诚把王缵绪召来六战区，就是要摊活儿，若是有多余人手，会把你找来吗？
陈诚不答应，王缵绪只得硬着头皮前去布防。
王缵绪的运气真的很差，以前他在大洪山，日军三天两头去扫荡，规模常常多到超过一个师团，现在到了六战区，这里又成了日军攻击的重点，好像跟着来一样。
1943年2月，第十一军逼近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守的江湖防线。陈诚知道王缵绪实力不济，便给了一道命令，谓之“坚决抵抗，不准反击”。
日军出击后，仅仅几发炮弹，就把第二十九集团军位于长江南岸的指挥要塞给打掉了，接着突然抢渡长江，攻陷了百里洲等阵地，一直到月底，才退回长江北岸。
王缵绪自然认为是他成功收复的结果，但事实上，日军只是主动撤退而已。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许多逃出战场的日军官兵出现精神失常的症状，只能与大批伤兵一道向后方转运，相对战败而言，这种情况对日军造成的刺激更大，曾一度令第十一军陷入低谷，直到新任司令官横山勇到任。
横山勇有战术专家之称，他吸取前任阿南的教训，不做好充分准备绝不轻易出击，而一出击必使出“牛刀杀鸡”战术，即用几倍于对方的兵力来发起进攻。
日军奇袭百里洲，号称是要进攻常德，其实是为了牵制九战区部队，率先攻占洪湖。
洪湖一役，横山勇一下子动用了五师一旅团，比几次长沙会战使用的兵力都多！
虚实结合，以多打少，从此成为横山勇标签式的打法，也使他屡屡得手。
1943年3月2日，横山勇完全控制洪湖，实现了他的第一期作战计划。接下来该王缵绪真着急了。
1943年3月8日，在经过短期休整之后，日军大举渡江，向洞庭湖西岸发起进攻，目标直指第二十九集团军据守的石首、华容。
一周后，目标达成，横山勇仅留一个联队守备，其余部队全部奉令返回原驻地。随着一期期计划的实现，日军士气也迅速得到恢复。
王缵绪都给打懵了。“坚决抵抗，不准反击”，说的是不要到防区以外去反击，现在防区都丢了，再不去抢就晚了。
1943年3月16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发起全线反击，预定撤回的日军只得延期撤退，回转身来再与川军作战。
王缵绪亲率总部直属团到达安乡，实施靠前指挥，但几番冲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不能收复失地，至多形成拉锯状态。
很快，横山勇又卷土重来。
1943年5月5日，第十一军整体出动，这次其出击规模增加到七师一旅团。
第二十九集团军抵敌不住，安乡等地几天之内便告失守，王缵绪也只得跟着部下一道向后“转进”。
只有一支部队是例外。
武汉会战后期，第二十九集团军曾陷入大溃退，及至到后方整训点阅时，大多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许国璋旅就从那时开始脱颖而出。
在撤退过程中，许国璋始终保持着对部队的指挥和掌握，虽然全旅伤亡人数也将近百分之三十，但由于沿途收容了许多脱离原队的散兵，补充了缺额，使得该旅成为集团军内最完整的建制。
没有平时严明的军纪，良好的纪律教育，
以及带兵官的身先士卒，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许国璋因战功晋升为师长，旅也变成了师。在这场被称为滨湖之战的战役中，许国璋独守津市，他亲临前线，一面指挥作战，一面严令部队掩护居民撤退，并规定师部卫生队的担架，必须先抢救负伤居民。
有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自然安心：“许师长都在第一线，我们还怕个啥。”不少人甚至感动得流泪。
当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时，许国璋挥舞马刀，号令全军：“为国捐躯是军人的本分，今日当决一死战，敢有退后者，我必手刃之！”
滨湖之战结束，王缵绪“其败必然”的预言真的得到了应验：除津市外，川军所驻守的洞庭湖以西几乎所有要地都先后陷落了。
滨湖各县为第六、第九战区接合部，军事上划归六战区，行政上则属湖南，一直是第九战区的著名粮仓。一女嫁两夫，薛岳对此一直不大爽，丢了滨湖之后，他更是气急败坏，大骂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不力，孙连仲请他接济军粮，他就在电文上批道：“你丢了我的粮仓，我哪里还有粮给你！”
孙连仲是指挥不力，王缵绪是作战不力，薛岳直接给王缵绪挂去电话，说：“你那个赵师长，听见日本鬼子来了就跑，据说把帽子都跑丢了，叫啥话！”
薛岳所说的赵师长是第149师师长赵璧光。王缵绪换了个战区，本想把心情换成轻舞飞扬，结果却是鸡飞狗跳。羞愤之下，他只得学着王陵基挥泪斩马谡，把赵璧光等一干责任人员全部撤职审办，第149师也干脆改为后调师，人枪统统拿去补充了其余各师。
让王缵绪庆幸的是，横山勇在滨湖之战后并没有继续穷追，好歹放了他一马。
不是横山勇要留下“剩勇”，而是人家有更高的目标，所谓滨湖之役亦不过是虚晃一枪。紧接着，日军便挥师向西，往宜昌方向猛插，于是有了石牌战役。
石牌战役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得轰轰烈烈，在抗战史上可以浓墨重彩地书上一笔，可惜它跟王缵绪基本无关。
有关系的是五个月后的另一场会战，即常德会战，又称常桃会战（常德至桃源）。
1943年11月2日，横山勇再施虚实结合战术，明攻石牌，暗取常德，当孙连仲意识到这一点时，留给他部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孙连仲采取了与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相仿的战术，即以第七十军所属“虎贲师”守常德，以王缵绪在滨湖至常德这一段进行节节抵抗。
从孙连仲所布阵法来看，王缵绪的角色和使命毫无疑问就相当于杨森，可惜的是杨森只有一个，第二十军也只有一支。
第二十九集团军开始打得尚可，还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三艘机帆船，但随着日军强渡澧水，防守阵形立刻就被打乱了。
当日军迫近位于桃源的集团军司令部时，王缵绪身边已无守备部队，他顿时手忙脚乱，赶紧下令往常德两边的山区全线后撤。
都撤到山里面去了，只有许国璋与师部被日军截击于常德附近的陬市，并陷于三面包围之中。
1943年11月20日，激战一天后，许国璋清点身边官兵，连幕僚在内已不足两百。
他激励部属说：“我们被三面包围，后面又是深不可测的沅江，既无渡船，气候又冷，与其当俘虏被侮辱杀害，或落水淹死，不如为国奋战而死。”
言罢将剩下的人分成两队，他与副师长各领一队，乘夜进行突围。许国璋手持步枪，冲在前面，途中连中两弹，兵员也所余无几，但仍没有能突得出去。
许国璋受伤后失血过多，引起昏迷休克，卫士以为他已阵亡，便将其抬到一座草房里。
正在这时，有两个渔民驾着船从沅江上驶来。他们本已离开，为川军浴血奋战的情景所感动，又临时返回接送幸存者。
许国璋的“尸体”也被送到一座农家小屋暂放，等待天明启渡。许国璋醒来后，从卫士嘴里得知军部已全军覆灭，不由失声痛呼：“我是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你们准备把我运送到对岸，是害了我呀！”
语毕又昏厥过去。再次醒来时，他乘卫士不备，拔枪自杀。
第二十九集团军提前丧失了屏障作用，虎贲师在常德孤军奋战，可惜整个战局与长沙会战时已不能相比，最后，虎贲师整整一支主力精锐近乎耗尽，常德失陷。
虎贲不是盖的，第十一军在常德同样遭遇了空前伤亡，横山勇无心待在常德，随后便率军撤退。这时第六、第九战区增援部队赶到，王缵绪率军趁势跃出，随同追击，但战果寥寥，原先丢掉的滨湖地区也一个都没能抢回来。
从争夺川省主席开始，王缵绪和王陵基这“二王”就成了一对欢喜冤家，往往其中一个丢了钱包，另一个马上就能捡到皮夹子，王陵基派兵杀到。
上次浙赣会战派了一个团，如刘新甫所料，未能有多大斩获，这次常桃会战，薛岳和王陵基都下决心要派出有力部队。王陵基没派第三十四师，派的是出援总能有所建树，曾在上高会战中一鸣惊人的新十五师。
人们对旅行有这样一种定义，说它是把你从自己活腻的地方移到别人活腻的地方。新十五师的特性就是对“旅行”情有独钟，有时在家里看上去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儿，可是一出远门就特别兴奋，活脱脱一个军中“背包客”。
新十五师星夜兼程，到达预定战场后，出手便来了个拦腰截击。那种杀气和不羁的眼神，分明是要将对手往活腻的方向赶。
“背包客”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日军被紧追不放，很多抢劫物资也被迫抛弃。第十五师虽然参加常桃会战的实际时间不到三天，但获得了战区长官部及友军的一致赞赏。王陵基十分满意，对师长以下的官兵都给予了奖励。
王陵基笑，王缵绪快哭了。
日军此次进兵，烧杀比以往更加凶狠，桃源县城全部烧光，沿途集镇村庄也多被焚之一炬。这一带曾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胜地，以往经历的战争较少，居民不像其他地方那样知道早早闻风而逃，因此死伤惨重。在常德陬市附近，中国军民的尸体已将道路阻塞。
老百姓亲眼目睹，认为驻于该战区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打得糟糕透顶。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当然不可能给王缵绪补充损失，王缵绪又丢掉了川省主席的职位，也无法再从四川弄到人枪，他的处境，比以前在第五战区时还要难过。
王缵绪是秀才，秀才能想出秀才的解决办法。
集团军注定保不住了，其中第六十七军军长又因为盗卖军粮被停职查办，王缵绪便来了个丢卒保帅，壮士断腕。
他把集团军、第六十七军的编制全部砍掉，仅保留第四十四军，裁撤掉的各师和多余人枪全部并入该军。
王缵绪肯这么自觉地痛下杀手，出蒋介石意料之外，当然没有不批准的道理。
蒋介石也知道王缵绪在第六战区不得人心，所以又调他出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四十四军随同前往。
又搬家了，连搬三次，这一次应该算是最妥帖的。全国各大军区，第九战区毫无疑问实力最强，傍着这棵大树，王缵绪认为再不会像以前那么狼狈了。
他自己出川时的那股雄心壮志已灰了大半，所有希望都留给了儿子——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丢卒保帅的整个过程，犹如是一次子承父业的交接班。王缵绪在向长官部报到后，便决定只身返回四川，以便可以腾出位置让儿子放手干事业。
启程之前，王缵绪去向友人辞行。王缵绪虽来长沙没几天，但前清秀才的光芒很给他挣了把脸，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闻名敬慕，特地将自己闲来写的诗词曲文集送给王缵绪，请他指教，由此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说说知心话。
当王缵绪向赵子立辞行时，赵子立眉头紧皱，心事重重。
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除派兵参加浙赣、常桃等战役外，本身并没有大的战役发生，但就在最近一段时间，赵子立通过情报发现，长江航运突然出现了运输频繁的迹象，湘北日军大量抓捕民工，且禁止中国人通行。
赵子立作为薛岳的幕僚长，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的计划制定，他判断日军正在向湘北集中兵力，并且这次集中的兵力，比前三次会战还要大得多，可能要打通湘桂与越南的交通。
向薛岳报告，薛岳不信，而且态度异常执拗，说：“自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敌人不敢再攻长沙了！”
赵子立为此很着急，他请王缵绪回川时务必向蒋介石进行报告，以免耽误大事。
王缵绪连连点头，一回重庆，他就赶紧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赵子立的推断不错，日军确实在部署一次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战役，名为“豫湘桂会战”（又称一号作战），其战场从北向南，首先与之相关的川将是李家钰。
自邓锡侯回川，孙震南下后，李家钰便成了坚持北方抗战的唯一川将，指挥过的典型战役是著名的“六六之战”。
时间是1939年6月6日，驻扎山西的日军分成九路，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意在切除中条山这条身边的“盲肠”。
日军对中条山发起过数量频繁的扫荡，“六六之战”是最为激烈的一次。第四十七军被包围在平陆县以北，日军从两师阵地的接合部插入，直攻其军部，差点把李家钰的老窝都给端了。
李家钰被迫撤往山中，但昔日二线川军第一名的交椅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坐的。他很快还以颜色，趁日军集中力量攻击其一个师的空隙，派另外一个师猛攻日军侧背，予敌以重创，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
此后，李家钰又以连为单位，分派六支小部队乘夜绕袭敌后，搅乱了对方阵脚，使日军天明之后不得不向后溃退。
小李飞刀，例不虚发！
“六六之战”以反扫荡取得胜利而告终，根据伪军“内线”提供的情报，日军战后召开追悼会，仅收集的骨灰罐就有一千七百余只。
中条山抗战是李家钰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这一战结束不久，他便得以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仍兼第四十七军军长，并奉调南渡，担任黄河防务。
中条山是在日军眼皮子底下耍把戏，过的是刀口舔血，成天担惊受怕的日子，河务就不一样了。第四十七军除偶尔派在八路军中受训过的游击队北上，渡河对日军进行突袭外，四年之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大仗。
对战将而言，这并不是好事。
李家钰变了，以前他是一头冲出去就会撕咬的猎豹，现在开始安于现状，不求发展，甚至是得过且过。
他像当时很多驻河南的部队一样，同样吃起了空缺。军委会每年要派点验组，到部队点验部队数目，轮到第四十七军点验时，各部队都不满额，就采用“走马灯应点法”，互借兵员，凑数应点。
点验大员不是傻子，不可能完全看不出来，但李家钰通过盛筵招待兼厚礼相送的办法，把点验大员给打发得妥妥帖帖——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双方皆大欢喜，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潜规则”，李家钰早就领会了其中诀窍，只不过以前他多少是被迫的，为了抗战需要不得不如此，如今跟这些已全不搭界，倒更像是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在尽量鼓足自个儿腰包。
有一次，一位新闻记者到第四十七军访问，采访一位炊事班长，问他对抗战的感想如何。
这位炊事班长的话听来很是让人心酸：“要是能给我们发套棉衣就好了。”
每年冬季部队棉衣的补给，都被层层盘剥，到伙夫已经没有了，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
受访的炊事班长不是别人，就是在中条山抗战时，那位抡起扁担杀敌的战斗英雄。
冬季无衣，冷的不光是身体，还有一颗颗曾经火热滚烫的心。
除了吃空缺，还有人做得更离谱。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罗泽洲就利用送壮丁的方便，私自将鸦片烟运到前线贩卖，结果被人告发，经李家钰出面说情，才得以保释回川。
想这罗泽洲，当年也是一条好汉，其悍勇直追杨森、李家钰，最后蜕变到这种样子，实在有些悲哀。
有人终于看不下去了。李家钰的幕僚长魏粤奎足智多谋，在山西作战时，不但能出奇谋制胜，而且善于协调上下级关系，团结部属，第四十七军每次失利，都是他协助李家钰收拾残局，重振士气。
魏粤奎主张积极求战，以优势兵力消灭敌军，然后积小胜为大胜，在战争中获得发展。这是杨森走过的道路，也被证明是成功之道。
可惜李家钰听不进去，他满脑子都是满足现状、求全自保的思想，魏粤奎的作战建议多遭冷遇。
魏粤奎规谏无效，便离开部队，回了四川。魏粤奎走后，李家钰对之念念不忘，说：“我身不长貌不扬，然而意志坚定，钱短情长。”
李家钰想的还是情谊，他完全没有领会到幕僚长的良苦用心。
豫湘桂会战开始之前，第一战区长官部其实早就获得了日军要发动攻势，进兵中原的情报。
1944年3月中旬，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洛阳召开紧急会议，军长以上将领尽皆与会。会上，有人出具了庞炳勋的一份密电。
庞炳勋曾是台儿庄会战时的英雄，他久在华北抗战，兵败后走投无路，被迫投降了日本人，但暗地里仍不断向一战区递送情报。
庞炳勋在密电中说：“敌人已计划四月发动攻势，望早准备。”
日军要进攻河南已经确凿无疑。李家钰发表看法说：“我们的兵力虽然强大，但在配备上没有重点，而且一切部署都要经过上级决定后才敢行动，这样遥控部署，就失去了灵活性。”
李家钰建议，与其待敌来攻，不如先发制人，用飞机轰炸北邙山桥头堡，并继之以佯渡，以进行牵制，这样日军被动，我方主动。
李家钰说了一通，别人也高谈阔论地比划一番，可会议最后还是开成了一个务虚会，整个部署没有丝毫变更或加强，倒是谈到了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应该如何迅速向后方转移。
李家钰所提的轰炸桥头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提这建议的当然也不止他一个。会后，统帅部答应调派飞机，但轰炸之前必须由地面部队搜集防空情报，可是包括李家钰在内，谁也没做这件事情。所谓轰炸云云，只能流于清谈。
北邙山桥头堡系日军在黄河铁桥南端占领的阵地，如同中条山之于山西日军，它同样是第一战区的一块“盲肠”。在这么长时间里，都无法将之顺利切除，河南各军的临战状态可想而知。
当时一战区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任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领一部，他这一部全都是“中央军”，其余部队则全是所谓的地方杂牌，因害怕遭到汤恩伯的“吞并”，都不肯隶属于汤恩伯，便由蒋鼎文负责节制。
蒋鼎文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在各军中只相当于起一个粘合剂的作用，就好像南京保卫战时的唐生智一样。换句话说，与会的各位起劲，他才能起劲，与会的各位不起劲，他也没法起劲。
来开会的这些人其实都不太起劲，提了一堆意见，预设的执行者也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汤恩伯。
李家钰曾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一句话，这位兄弟也是个杂牌，而且是个自认水平一般的杂牌，他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
说完这番高论，此人苦笑着看了看李家钰：“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嫡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
要放在以前，李家钰注定会一梗脖子，用战绩来说话，或者就像在山西抗战那会，你不补充，我就甩乌纱帽不干了。可是他现在早已没了这个心气，因此心有戚戚。
李家钰此后跟部下谈话，动不动就把这番话搬出来，那意思，就是认定自己是杂牌部队，愿不愿意发钱发武器，那是你的事，我反正是甘心当配角了。
开完洛阳会议，李家钰没有做什么大的动员，第四十七军也缺乏战前应有的那种兴奋感和紧张感。
李家钰套用的还是主配角理论，他说：“总之，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
1944年4月18日夜晚，日军在中牟渡河。渡河时，河防哨兵正聚集在哨所内赌博，连对方何时登陆上岸都不知道，结果来不及抵抗，大部分被刺刀捅死。
日军在中牟渡河后，集结于黄河西岸。从北邙山过来的日军也随之扩大，最后汇集一处，朝中方阵地冲杀过来，汤恩伯亦调兵遣将，与之打成一团。
对于一战区来说，这是出击的最好时机。汤恩伯已经吸引住了日军的注意力，其他各集团军完全可以乘日军立足未稳，或迂回，或包抄，使背水一战的日军陷于被动。
实际情况是，李家钰等几个集团军始终坐视观望，看汤恩伯一个人在那里演戏。李家钰派人给长官部挂了个电话，让上面派飞机来炸桥头堡，但有关的防空情报还是提供不出，飞机当然也派不出来。
良机与中方擦肩而过，指挥河南会战的冈村宁次却弯腰捡了起来。这位以儒雅著称的东瀛名将，在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中曾与汤恩伯有过多次交锋，深知汤恩伯所部乃第一战区“精锐的中核兵团”，因此战役开始后第一时间便着手寻找和打击汤恩伯集团军。
在确认汤集团的准确位置后，冈村出动了被称为“虎师团”的战车师团和骑兵旅团。
这么多坦克和骑兵全从黄河铁桥上开过来。如果第一战区能早一点对黄河铁桥采取行动，或袭阻破坏，或空军轰炸，绝不致如此。
兵法有云，不知天时地利，不可为将。冈村非常善于按照地形排兵布阵，要知道，在基本无险可守的平原之上，坦克和战马具有天然优势，若以集团化形式出现，更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冈村采取闪电战的突袭方式，利用坦克骑兵，一个晚上便截断了汤集团的后路。汤恩伯措手不及，他的集团军还未完全部署占领阵地，就陷入了可怕的慌乱之中。
当日军包围并进攻汤集团时，其他兵团仍然不予支援，眼睁睁地看着汤集团主力被各个击破，然后败退伏牛山区。
除掉汤恩伯之后，日军立即向战区长官部所在的洛阳实施迂回，坐镇洛阳的蒋鼎文这才感到震惊，赶紧组织刘勘兵团用以御敌，同时请胡宗南紧急派兵来援，准备在洛阳与日军决战。
1944年5月7日，为免长官部被包围，蒋鼎文乘坐由洛阳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撤往新安县。
李家钰的集团军总部在古村，距离新安不远，他即刻赶去新安谒见蒋鼎文，发现这位战区长官完全成了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住在新安城附近的一座窑洞里，全天候守着一架电话，自叫自接，调度各军。
长官部的幕僚插不上手，只好对李家钰说：“请司令劝一劝蒋长官，他太细致了。如果把电话安在我们窑内，最起码也可以帮他接一接电话。”
人在拼命，命却在笑。蒋鼎文忙到半死不活，形势并没有丝毫好转，日军很快又从白浪渡口实施强渡。守渡口的是河北民军，乃抗战以来在河北募集的流亡壮丁及难童，既无正式编制，也没有一定粮饷，哪有多少战斗力，渡口很快便遭敌突破。
蒋鼎文闻听消息，即派两个师前去堵截，打了一整天也没有能将登陆日军驱逐出去。
白浪渡口在新安以西，可对新安形成包抄之势。蒋鼎文此时在战略指挥上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决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担心新安被围，他又撤往卢氏，原来准备在洛阳附近与日军决战的各兵团也相继西撤。
随着河防的崩溃，日军仍然在从各个渡口不断包抄而来。
1944年5月11日，李家钰突然接到蒋介石从重庆直接打来的长途电话。蒋介石在电话中告诉李家钰，新安以东还有许多部队没有撤下来，蒋鼎文走后，需要李家钰就近照料，也就是再抵挡一下。
紧接着，蒋鼎文通过新安县府发来密码命令，要李家钰抽调主力阻击从渑池南渡的日军。
李家钰这才蓦然发现，主角早已退场，可活还得有人扛。
友军都在溃退，这个时候军心士气最为重要。李家钰把全军师、团长召集到古村开会，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四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李家钰随后加重语气：“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
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落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后！”
勇气又回到了李家钰身上，他派吴长林团前去迎敌。吴长林团出发前，李家钰手书一纸：“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渡河日军见吴长林团赶到，抢先占领了云梦山顶。
云梦山不算陡峭，但有一大段斜坡地段，日军把机炮往制高点一架，可以控制整个战场。
李家钰知道这是一块硬骨头，便把团长吴长林叫到身边。吴长林外号“吴茬胡”，李家钰对他说：“吴茬胡，平时你常说天不怕地不怕，今天就要看你表演。你必须拿下云梦山，堵住日军前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撤，否则拿头来见！”
吴长林领命，立即部署仰攻，李家钰则亲临前线督战。
川军以营为单位，实施波浪式进攻，伤亡很大。当他们冲进日军一线阵地，并展开肉搏战时，一个营仅剩百余人，给日军一个反攻，就不得不退下山来。
进攻时，吴长林睡在地上，拿着电话大声吼叫，以激励士气。在他的鼓动下，官兵们啃了两口干巴巴的锅盔（即大饼），又继续向山上猛冲。
相似的场面再次出现，虽然攻入日军阵地，但还是站不住脚。其中一个连伤亡殆尽，连长左臂负伤，仍与日军军官拼死肉搏，终因受伤力弱，被一劈两半，场面惨烈之至。
到入暮时分，吴长林团仍未能攻下云梦山，而后续日军却越来越多。
李家钰所说的拿下云梦山，只是为了激励官兵。一天过去，为新安以东的大部分部队争取到了撤退时间，任务已经完成。
他随即下令给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允许吴团后撤。
吴团撤下来后，李宗昉让军需带着现款去慰问受伤官兵，并监发、登记造册，还再三叮嘱，如果发现有人克扣，一定要记下来，按军纪处分。
发放抚恤金时，有个军需官跑去向李宗昉报告，说钱快发光了。李宗昉听后大骂：“军部那么多钱，怎么发得完？又不是叫你们掏腰包，你们心痛什么？去，按规定金额发！”
云梦山一战，吴团战死四百人，受轻重伤的也有五百。有个连长断了一条腿，拄着根树枝走到李宗昉跟前，哭着对他说：“军长，我不要钱，我要打日本人。不要看我腿断了，我还可以打仗，死我都要死在战场上！”
李宗昉连忙安慰他：“好兄弟，不要紧，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后方设有卫生所和野战医院，你下去好好养伤。”
在确证云梦山难以攻克后，李家钰已与吴团分开，率总部越过新安，这时他突然得知孙蔚如集团军还在新安以东。
孙蔚如与李家钰曾同在中条山作战，一个是集团军司令，一个是副司令，李家钰于是又下令给彭什复团，命其占领阵地，掩护孙蔚如集团军安全通过。
战局继续恶化。
1944年5月13日，李家钰总部与第四十七军的电话联系忽然中断。第四十七军军部原在新安，说明日军可能已占领了那里。
李家钰不敢停留，急忙继续往西南后撤。
豫西局面十分糟糕。陈诚后来在主持总结河南会战的败因会议时，归纳了“四不和”，第一项便是军政不和。
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河南军政当局是个完全失败的班子，他们平时互相攻讦，互不买账，甚至日军那边已经发动进攻，地方上还是置大局于不顾，不仅不能主动站起来协助军队作战，反而处处掣肘，成了军队崩溃的催化剂。
军政不和又影响到军民不和，这一情况就集中地反映在豫西。
豫西民风彪悍，有尚武好斗的传统，各个村寨皆人自为战，俨然是一座座小的独立王国。他们对中日两军不分亲疏，一律抗拒，尤其是中国军队在向豫西后退时，由于缺乏兵站补给，一些军队触犯军纪，更与当地百姓形成尖锐对立。
进入豫西山地之后，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还是货物辎重，在所必取，就是高射炮、无线电台，亦不放过，甚至发展到围击部队，枪杀官兵。
汤恩伯先被“洗劫”了一把，连电台都被地方民团抢去，经县长出面交涉，才予发还。接着又轮到地方集团军，李家钰先遣的部分行李也被抢夺一空，这大大加剧了撤退的困难。
1944年5月15日，第四十七军主力部队追赶上来，与总部会合，其中彭什复已经阵亡，吴长林团也伤痕累累，成为名副其实的残部。
天下着雨，部队淋成了落汤鸡。李家钰站在麦地旁，默默地收容部属。
他对官兵们说：“兄弟们，我们在云梦山打了一场硬仗，如果我们不打那一仗，恐怕一战区所有部队都得当日军的俘虏，所以吴团的牺牲，是有代价的。”
日军仍在身后紧追，李家钰命令主力部队占领阵地，就地掩护各友军后撤。他亲自留下来进行部署，包括阵地应建在何方，机炮如何架设，掩体怎样挖掘，都一一指点。
宝刀已钝，但李家钰仍不失大将风度，举手投足间，依稀可见当年临危不乱、沉着善战的风貌。
参谋长张仲雷率总部先行，走到一处叫菜园的地方，迎面有一山挡路，山上人声枪声鼎沸，有很多人朝下面喊道：“到这边来干事吧，如果不愿意，那就把枪放下，我们放你们过去。”
换成古代，这番话的意思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欲从山前过，留下买路财。
遇到山贼了！
这其实是流窜豫西的一股伪军，乘着第一战区溃退，跑出来招纳人马，收缴枪支，扩充自己的势力。
在幕僚长这个位置上，张仲雷远不及他的前任魏粤奎，一时间应变无策，惊惶不已。总部人员全都钻到一座壕沟内，只能坐以待毙。
有胆子大一些的，就让直属特务连先占领高地警戒，等待李家钰前来定夺。
山上伪军不知虚实，也不敢轻举妄动，两边就这么僵持着。
一个时辰后，李家钰完成部署，坐滑竿赶到。问明情况后，他面带微笑地说了一句：“这点小问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特务连全部枪上刺刀，往山上扑去——你们不是要缴枪吗，我们连枪带刺刀一块奉送。
山贼，草寇耳，哪里禁得起这种场面，胡乱放了阵枪，便作了鸟兽散。
李家钰前后清道。除孙蔚如尚落在后面外，他和刘勘、胡伯翰等所率的各集团军，都涌入了一座名叫宅延的山村。
此时军队数量仍相当之多，把村子里各个角落都挤得满满当当，有的部队插不进去，只好到村外田野露宿。
将领们聚在一起，开了个临时会议，均认为这么多部队挤在一路，争先恐后，一旦遇到敌军，哪怕是小股部队，都会进退无方，应该选一个人出来进行临时指挥。
与会者公推李家钰领衔。李家钰豪气顿生，承诺率军殿后，以免走时彼此发生混乱和拥挤。
各军与蒋鼎文已失去联系，走当然要继续走，但怎么走，往哪里走，都还是一头雾水。于是李家钰又领着众人一道确定撤退路径。
刘勘表态要率部去卢氏找蒋鼎文，愿意傍南行军，胡伯翰是所属集团军的副司令，总司令为高树勋，他要去找高树勋。
高树勋集团军除了河北民军外，只有胡伯翰一个军，因此胡伯翰说：“别人的总司令都是抬着走，我家的总司令得背着走，他只有这么一点资本呀！要是我不早点回去，他睡觉都不安神，会疑心我要拖走他的队伍呢。”
高树勋的集团军总部在北边，于是胡伯翰选了傍北走。
一南一北选完，中间的路留给了李家钰。有了这样的分工，第二天撤退就顺畅许多了，三军分道扬镳，各奔其所。
在豫西山地，沿途村民坚壁清野，有钱也买不到一粒米，又逢天雨泥泞，川军官兵食不果腹，跌倒摔跤的不少，人和枪炮均满身泥糊，艰苦之状，难以言表。
自出川抗战以来，李家钰曾多次遭逢挫败，然而以这次最为狼狈。他在与官兵谈话时忍不住痛哭流涕：“我李家钰一生身经百战，未有丢盔弃甲之惨状，今后有何面目见蜀中父老？”
尽管人困马乏，川军仍坚忍行军，沿途无一落后者。宅延分手后的第四天，有人给李家钰送来一份情报，情报的提供者是高树勋。
据高树勋说，日军一部已在陕县渡河。
陕县就在李家钰的前方，李家钰接信后没有犹豫，仍下令按照既定路线前行。
1944年5月20日，李家钰到达沟南村。沟南是一座真正的山村，民居并非平地建起，全是依山坡筑成的三四层窑洞，可是川军却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李家钰曾在陕县担任河防，民意基础不错，连沟南村都有与李家钰熟识的村民，征购粮食要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这也是李家钰虽然接到情报，但并没有马上对路线进行更改的主要原因。
当然疑虑还是有，高树勋就在陕县附近，李家钰已派参谋前去联络，进一步打探消息。
在李家钰离开沟南时，参谋快马返回。高树勋通过参谋告诉李家钰，日军不仅在陕县渡河，而且已由百余人增加到千余人，刻下正在与他激战。
要说日军渡河，李家钰可能会信，敌情突然严重到这种程度，李家钰不信。特别是宅延会议时，胡伯翰那番得要背着高树勋走路的话，让李家钰都怀疑高树勋是否有那个能力和胆量，敢跟千余日军激战。
李家钰对部下说：“高健候（高树勋的字）这封信恐怕不准确，因为敌人绝不可能如此迅速。我看，他们这样说，是为将来好报功。”
李家钰传令下去，连日行军，官兵疲劳至极，要好好休息整顿，“连着吃两顿饱饭再走！”
不幸的是，高树勋并没有说谎。他激战不是要去报功，而是渡河日军太多，追得太急，不战一下的话，根本脱身不得。
李家钰的轻敌，让他和川军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困境。
1944年5月21日，李家钰得到最新情报，高树勋败退，日军距他的驻营地仅有十里之遥。
李家钰猛醒过来，决定提前开拔，其行军序列为抬轿式，即作战部队前后护驾，李家钰率总部居中。
日军从北而来，自然要往南撤，但行不多远，日军射来数发炮弹，正打在南行的路上。李家钰一看，又临时改变路线，将向南改为向西。
参谋长张仲雷觉得不妥，追问为什么不继续往南走，李家钰回道：“没得路嘛！”
修改路径没有问题，问题是修改之后，既未立即飞告前卫部队，也没有派出新的前卫搜索前进，“轿子”直挺挺地就往西面去了，所有机关人员、军官家属、大小行李都在里面，一路浩浩荡荡，而直接担任护卫的仅一个直属特务连。
事后李家钰的一些部下幕僚感到疑惑不解，不明白这位拥有数十年征战经验的大将，怎么会走出如此昏着。
心里一乱，动作必然走样，也许只有用命中注定来解释了。
越过一座山坡，参谋长回头南望，发现南面山头上有一支部队，队形密集，且全部穿着草黄色军装。
他扭转头问李家钰：“怎么，这山头上有密集部队？”
李家钰随口回答：“是蕴长的队伍。”
蕴长是李家钰的弟弟李家英的字，也就是先发的前卫部队指挥官。参谋长颇为不解：“蕴长在行军，为什么队形如此密集？恐怕不对吧。”
他向卫士要来望远镜，说：“总司令，我们看看再走。”
李家钰很不耐烦，气冲冲地说：“不要看，不要看，凭命！”
幕僚长不得力，让事事不顺的李家钰时有孤掌难鸣之感，尤其当他想起魏粤奎的时候，对张仲雷更是有些没好气：你的胆子也太小了，一伙山贼都可以让你哆嗦，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上一上刺刀便可以把他们全吓跑。
然而李家钰错了。日军不是伪军山贼那样的乌合之众，这时候，谨慎一点绝没错。
对面山头上的，并不是李家英部，而是高钟勋的集团军，他们在山顶上占领了阵地，准备等日军追上来时，好好地揍它一顿再走。如果李家钰能主动上去联系一下，就能从中得到掩护。可惜他不听张仲雷的规劝，一头撞进了罗网。
走了一会，远离了高钟勋部队，总部背后突然响起枪声，不过这显然是追敌，有主力部队殿后，李家钰并不担心，只是紧接着前面也响起了浓密的机枪声，表明一前一后都出现了敌情。
总部前面连一个兵都没有，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李家钰立即从警卫连调出一个尖兵班，并且告诉他们，遇到日军不要使用手枪，因为一般野战部队很少配备大量手枪，这样会暴露目标，让日军发现这是集团军总部。
李家钰不知道的是，日军早就盯上了他，不过跟手枪没关系。
日军情报周详，掌握中方高级指挥官的很多特征。李家钰个子矮小，身着黄呢将军服，脚蹬长统马靴，又坐着滑竿，想不暴露都很难，哪里用得着开手枪。
李家钰自己蒙在鼓里，不知化妆，包括张仲雷这些随行人员在内，也不进行提醒，真是大家都在死神面前“凭命”了。
又走了一段路，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众人放下心来。于是找了个老者做向导，着手攀爬秦家坡。
李家钰已从特务连增添了一个尖兵排上来，并由总部的一位上校参谋担任尖兵排长。按照尖兵部队的一般规则，尖兵班应在尖兵排之前，并且分开搜索前进，但这位上校参谋缺乏相关经验，只凭个人之勇，拿着地图，带着尖兵们一路往前，竟忽略了必要的搜索环节。
上坡时，山腰上有几个当地老乡在喊：“你们是哪支部队的？你们来不得，上面已经有敌人了。”
李家钰一行并不在意，仍一股劲地往上爬，队伍中甚至还有人说这是老百姓怕军队要粮食，所以拿敌人来吓唬我们。
总部爬上一座山坪，即发现右面麦地里有人在移动，且听到有枪声，而这时尖兵已经通过。张仲雷吩咐随行的一名谍报兵，让他侦察一下，看移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是老百姓，还是日本人。
谍报兵跑去一看，全是戴钢盔的日本兵，服装整齐，且做着很好的伪装，每个人头上都插着麦子，看到他出现后，嘴里“啊啊”地乱叫。
谍报兵不看则可，一看大吃一惊，急忙跑回来报告。
李家钰这才知道大事不好，从滑竿上跳下后，一面指挥少数武装人员分两路抢占阵地进行掩护，一面示意大家下山，自己也甩步疾走。李家钰走路很快，张仲雷落在后面，卫士催促他快点走，张仲雷急了：“都已经看见钢盔了，还跑得脱么？你们走得快，就快些走，不要等我！”
没走多远，歪把子机枪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此前，日军早就在秦家坡设下了埋伏，之所以把尖兵排放过，是为了捕捉后面的大鱼。
总部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杂乱队伍，以无任何实战经验的机关和勤杂人员为主，而且多数徒手，遭到伏击后，立刻惊恐万状，各自向后奔逃。秦家坡上，子弹如雨，炮弹、手榴弹的声音撕心裂肺，响彻山谷，山下道路也被日军机枪所封锁，逃生已无路，人们纷纷倒毙在血泊之中。
李家钰的目标无疑最为显著。日军伏兵里面有专打指挥官的狙击手，一枪便击中了李家钰的肩膀。李家钰忍痛坐在地上，掏出钢笔和日记本，准备写下一纸命令，让后卫部队跑步赶上迎敌，但狙击手紧接着又发一枪，正中李家钰的头部，李家钰唉呀一声倒在地上。
李家钰阵亡之后，总部武装人员才得以抢占阵地，但他们没有重武器，随身仅扛了一架俄式机枪。又因枪弹不在一处，这架机枪还无法发射，只有靠几把步枪勉强还击，加上高地裸露，很快便伤亡殆尽。最后除去被俘者，整个总部遭到全歼，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士兵，仅生还两人。
在总部之后的第四十七军特务营同样踏进了伏击圈。参加伏击的日军很多穿着便衣，营长以为是与河北民军发生了误会，还用棍子挑起雨衣，向日军喊话，说不要弄错了。
话音刚落，一排机枪子弹就扫了过来，他被当场打断双腿，及时滚下高地后才得以幸免。
李宗昉督军后行，此时也已经上山，前面浓密的枪炮声起初让他不知所以，一旦弄清状况，赶紧组织反击，但是攻不过去，在山上又无法立足，只得退下来，先占住一道山梁再说。
那是一个死角地带，可以固守。李宗昉再次率部向秦家坡冲击，日军居高临下，早就以机枪组成火力交叉网，把道路给完全封锁住了，即便使用人海战术也无法奏效。
李宗昉听幸存者说，李家钰已经受伤倒地，更加着急。在多次反击失败的情况下，悬重赏组织了一个五人敢死队。
入夜之后，敢死队以夜色为掩护，爬上秦家坡，把尸体抬了回来。
检验尸体，李家钰不仅肩部和头部中枪，其他地方也布满枪眼，连左脚掌上都有七个机枪弹孔，说明李家钰被打死后，还遭到了机枪的疯狂连射。
撤离战场后，李宗昉宣布了李家钰阵亡的消息。得知这一噩耗，第四十七军官兵无不失声痛哭，尤其是那些从四川内战起，就追随李家钰一路南征北战的老兵，更是哭得死去活来。
李家钰是中方在河南会战中战死的最高级别将领，这一战日军由豫中攻到豫西，如入无人之境，日军的长驱直入和河南各军的大溃退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照。战后，蒋鼎文被撤职，汤恩伯亦受撤职留任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