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字健生，生于广西省临桂县。时任军委会参谋次长。
杨森：在会战中被任命为北方截击军总司令，负责在汨罗江南岸堵击日军。
二见秋三郎：第十一军副参谋长，直接分管后勤，反对进攻长沙。
丰岛房太郎：第三师团师团长。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
杨干才：第一三四师师长。会战前期负责在主阵地外围据守。
夏炯：第二十军副军长兼第一三三师师长。会战前期负责守住关王桥。
王超奎：生于重庆市武隆县。杨森第二十军的著名勇士，曾调第九战区干训团校官大队受训，后升任营长，英勇战死于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后，国民政府将他的牺牲地点“向公岭”改为“王公岭”，新墙乡改为超奎乡。
向文彬：生于四川省广安市。在第二十军任团长，他的部队是淞沪会战时出名的尖子部队。
池之上贤吉：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第九旅团原为在山西太原组成的新编部队，后南调充当警备武汉的临时派遣部队。
山崎茂：第九旅团临时编组的集成步兵大队的大队长，奉命偷袭影珠山。
杨汉域：第二十军军长，指挥了影珠山之战。
李怀英：在第二十军任营长，是一个久经战阵，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指挥官。
杨汉烈：时任骑兵连连长，在影珠山之战中大放异彩。
经过两次长沙会战，杨森及其第二十军表现出的惊人潜力，引起外界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军政部专门派出一支电影摄制组，就地驻扎于第二十军内，以官兵训练以及组织民众为素材，拍成了一部战争纪录片，并制作许多拷贝，送各战区和部队观摩学习，以便吸取经验，普遍实施。
事实上，杨森确实已形成了一套适合第二十军特点的系统打法，基本要领是，当日军主力出现时，便隐身一旁，等日军主力通过后，再不停地对其后方进行袭扰，使日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看你跟看定时炸弹一样。
这颗定时炸弹的完全起爆时间，即为对手的撤退时间。此时，要把积蓄的全部力量拿出来，毫无顾忌地进行侧击、尾击、伏击。
第五战区所属的王缵绪、孙震，因掌握日军“扫荡”规律，也常常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方法，但在最后取得的实际效果上，都无法与“杨森战法”相提并论。
民众组训也是“杨森战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政部拍纪录片时，摄录了大量这类画面。
除了通过老百姓自发地刺探敌情、输送粮弹外，杨森还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群众战地组织，比如妇女慰问队、担架队、情报队、搬运队——这个搬运队不是辎重兵那样的角色，而是帮着搬老百姓的东西，在战时它们的作用往往不亚于正规军。
通常部队作战时，都要建立担架兵，担架兵必须是年轻力壮的士兵才行，这无疑要分去部分战斗力，但伤兵又不能不往后方送。杨森的办法是在民居设立紧急救护所和包扎站，由群众担架队就近抬送伤员，也就省去了担架兵一项。
一时之间，“杨森战法”在军中相当风行。有一次杨森回重庆，军政部还特地给他放映了这部片子。
各战区各部队的军师长、参谋长看过片子后，都学着杨森，从后方指挥所钻出来，跑到第一线去察看地形，并且逐个分析研究如何才能对日军展开破袭战。
大家都在研究，薛岳也在思考。
第二次长沙会战使杨森和第二十军迅速蹿红，薛岳却十分受伤。在南岳会议上，白崇禧以军委会参谋次长的身份讲话，说：“敌军此次窜犯，是自来自去。”
自来自去，就是来去自如的意思，实际上是否定了薛岳关于大胜仗的宣传。
薛岳与白崇禧素来不睦，他对白崇禧的这番讲评感到很是恼火，会后连续向蒋介石递交了几份辞职报告，并且愤恨地说：“再干，我就不是人！”
耍了一通脾气之后，老蒋在辞职报告上批了两个字：“慰留”。
身为职业军人，或许会头脑发热，或许会死要面子，但事后都会有一个相对较为客观的分析和检讨。薛岳也深知自己在指挥和判断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因此在重新设计保卫长沙的方案时，推出了一个新的战术，命名为“天炉战法”。
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将主力兵团置于长沙，到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则前移至汨罗江南岸，结果吃了大亏。这次薛岳又回到原点，不过他的旧瓶里还装了新酒。
从新墙河到长沙这一段，尽管不会再组织主力兵团截击，但沿途会用二线兵团进行不间断的侧击和包围，所谓“天炉”，就是通过侧击和包围让日军有坠入火炉、遭烈火焚烧之感。
从“天炉战法”的创意上，多多少少可以窥见“杨森战法”的影子，而在“天炉战法”中，驻守新墙河的第二十军也确实是其中的一大关键环节。
杨森不敢懈怠，自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就加紧对第二十军进行整补和训练——不先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
进入1941年12月中旬，湘北前线观察到日军调动频繁，接到侦察人员又得到了一份日军向乡公所强索苦力的文件——强索苦力是为了修筑道路，修筑道路是为了运输辎重，运输辎重是为了粮草先行。
薛岳判断日军将第三次进犯长沙，杨森也根据敌情和战区“天炉战法”的战略战术作了相应部署。
此时属第二十七集团军序列的共有三个军，杨森令第二十军守新墙河以南第一线，湘军第三十七军守汨罗江南岸第二线，在正面呈两线接力，而通城至平江的第一线转由滇军第五十八军把守。
这三个军的总体任务，就是给薛岳的“天炉”点起第一把火，给日军在“炉”内取取暖、升升温。
阿南即将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间隔第二次长沙会战仅过了两个月不到，这在军事上显得颇为反常，要知道前两次会战整整相差了两年，阿南曾在其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如此急急用兵，与局势变化密切相关，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阿南有些近乎失衡的心理状态。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阿南上任后的开山之作，从发动汨罗江南岸会战，到击溃第七十四军，这些战绩都让他扎足了面子和台型，太有腔调了。
可惜的是，后半段都让一个叫杨森的人给搅了。
会战结束后，南京侵华日军总部的一些人背地里议论纷纷，都说“长沙会战不打还好，一打反而给予了中国军队以反宣传的材料，很是不利。”
阿南提交报告，说明这一趟他没白干，爱嚼舌头的那些人不屑一顾：成绩不一定是做出来的，但一定是要总结出来的，你就吹吧。
辛辛苦苦忙了半天，原来自豪还停留在幻觉状态，阿南怒不可遏，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
阿南赴南京出席军司令官会议时，在会上大发牢骚，以致于会议就被他一个人给拖到了深夜。在日军将领中，阿南以沉稳著称，如此不寻常的举动，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浮躁之气，而这正是大战前所有指挥官都应力避之处，也是他的同行薛岳曾掉坑的地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偷袭得手，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南进政策”成为热点。从东京到南京，日军内部流行着这样一种想法，即中国战场已成为次要战场。
第十一军似乎要被边缘化了，日本参谋本部一再暗示，要从第十一军调动兵力去南洋，第6师团等绝对主力皆在此列，这让阿南如坐针毡，憋足了劲想在调兵之前再打一场大仗，以便在挽回脸面的同时，增加自己的发言权。
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早已蓄势待发的日本第二十三军开始进攻香港。第九战区奉命将粤军第四军、暂编第二军调拨南下，以策应英军守卫香港。
得知粤军南下，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向第二十三军发出照会电报，探询是否要出兵进行牵制。
电报是白天发出的，第二十三军尚未回复，木下勇晚上怎么都睡不着觉，脑细胞高度兴奋，最后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决定不管第二十三军高兴不高兴，欢迎不欢迎，都一定要出兵作战。
阿南的浮躁明显影响到了他的部下，或者说相互影响。据木下勇在日记中记述，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他曾“深思熟虑”，但这次只用一个小时就作出了决定。
1941年12月13日，木下参谋长召集作战主任岛村等一众高级幕僚，大家达成一致，拟成作战大纲向阿南进行汇报。阿南也早就按捺不住，当即予以批准。
木下的这份作战大纲，主要针对杨森所指挥的三个军。因杨森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抢眼表现，木下再不敢用第40师团这样的丙种师团去应付，启用的是第6师团，但后来仍觉得没把握，又把第3、第40师团的主力增加了进去，这样基本上已是一个师团对一个军。
开始都说得很好，出兵是为了配合香港攻势，牵制第九战区，但作战计划一经上级批准，阿南和幕僚们就动了“进攻长沙”的心。
牵制作战和大会战，准备期完全不一样，只能说人心里一旦有了坑，迟早都会把自己给套进悲剧的壳子里去。
1941年12月18日，汉口军司令部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别人尚可，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因直接分管后勤，对“进攻长沙”反对最烈。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二见把前线军队抬了出来：“要进攻长沙，请问第一线的气氛是否一致，全体将士有无完成的信心？”
二见以为前线会支持他的看法，不料那些无脑武夫并不领他的情。部队还在集结途中，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第二天就抽空跑到军司令部，告诉木下参谋长：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副参谋长那是在瞎扯，我就愿意去长沙！
士兵们好了伤疤忘了疼，第3师团已在集结地公开扬言：“我们师团这次是开往长沙的。”
见内部有所分歧，阿南且不公开宣布“进攻长沙”，先打上一阵，看看效果再说。
第3师团情绪最高，但集结过程中便撞到了霉星，由于粤汉铁路发生列车事故，未能在开战的这一天完全集结到位，因此首发作战的仅为第6、第40师团。
1941年12月24日傍晚，两师团一东一西，第6师团强渡新墙河，对阵第133师，第40师团强渡沙港河（新墙河分支），对阵第134师，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新墙河河面宽度七十米，水深不足一米，到处皆可徒涉，加之当晚湘北下起大雨，夜雨笼罩下，能见度非常低，为日军强渡提供了掩护，但是第二十军的防守和作战能力仍让对手大吃一惊。
战前，杨森在防守上做了精心布置。所有便于陡涉的登岸地点，均埋有地雷，岸边架设有伪装的层层铁丝网。河岸阵地以各村庄为据点，用交通壕将它们连接起来，每座村庄里均建有砖石结构的厚实掩体。
第二十军以往在平江或通山作战，虽有重创第33师团等不俗战绩，但当时的位置和角色，只与足球场上的边后卫相仿，现在提到了前锋，想射门就射门，想秒杀就秒杀，何其过瘾，因此参战官兵斗志高昂，在强敌面前发挥出了较高水准。
日军战史在记录当晚的强渡作战时，多次用“顽强抵抗”四个字来对守军加以描述，这使日军在惊讶不已的同时，也感到十分棘手。第6师团长神田在山上督战，一连几个小时不肯下来，始终紧张地关注着战况的进展。
第二十军的顽强，当然并不能完全抵消力量对比中的弱势。
师团规模的日军一般火力极强，仅在单纯的步兵联队中，就含有多个重机枪中队和步兵炮小队，机枪中队只要往前一压，所编织出的浓密火力网，会让对手产生一种阵前全是机枪的感觉。
步兵炮更是进攻利器，活动起来异常灵活，可以随步兵移动而移动，并凭借直接射击方式，定点清除第二十军的掩体和机枪阵地。
在步兵联队后面，还有重炮配合，炮弹从点到线，从线到面，落到地面形成的弹穴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就像在稻田里插秧。大炮小炮齐击之下，第二十军辛辛苦苦构筑的据点顷刻间便被击毁，战争越是现代化，就越得承认人力终究不是火力的对手，血肉也难以跟炮弹相抗衡。在日军炮火的覆盖下，官兵们钻在战壕里都会感到空气的灼热，难以抬头睁眼，连耳朵都得捂起来才行。这种情况下，即便在阵地上硬挺几个小时都非易事，更不用说用轻武器进行对抗了。
经过连续夜袭，河岸阵地终被突破，日军于深夜强渡成功。
在“天炉战法”的整体战略中，第二十军主要起诱兵作用，按理随时可以伺机后撤，对于新墙河防线并无死守必要。但第二十军打惯了硬仗，听到要撤退，普遍都有一种失落和羞愧的心理，无须杨森下令，夏炯和杨干才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继续作战。
新墙河阵地属于双层复合结构，河岸阵地为第一层，自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北岸，还营建了纵深达十二里的据点式主阵地。
这些阵地以关王桥为中心，大多位于主要道路侧面及要点高地之上，周围还筑有一些分散的五角碉堡，目的就是控制交通运输线。
夏炯和杨干才做了分工，夏炯负责在主阵地外围据守，杨干才负责守住关王桥。为了节省兵力，两师都没有使用全军设防，而是采取了抽精兵据守的方式。
夏炯抽出的是第398团所属、原为团预备队的王超奎营。王超奎的规定任务是，以排为单位，占领九个据点，死守三天后，再到关王桥集合。
当日军进攻时，各排在据点内各自为战。日军急于攻破阵地，为扫清据点前的鹿砦障碍，竟不惜动用燃烧弹，经两天一夜的激战，守军伤亡过半。
第三天下午，王超奎见已完成任务，遂下令突围。副营长杨曦臣率领士兵占据后方高地进行策应，王超奎则奋不顾身，率先跳出外壕，与日军肉搏拼刺，以掩护部队后撤。
肉搏过程中，王超奎被日军机枪打中，受创三弹而亡。杨曦臣见状，急忙率部冲回，连着牺牲两名排长，硬将王超奎的尸体抢了回来，然后且战且退。入夜后撤至关王桥时，全营已仅剩一百多人。
王超奎的尸体被运至师部，夏炯听完经过，当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王超奎身上，抚尸恸哭，在场者无不怆然泪下。
关王桥是第二十军在新墙河防线的最后根据地，日军也清楚其重要性所在。为稳固其后方交通线，投入一个联队，采用步、炮、工三兵种合作的方式，连续三天，从左右翼与正面对关王桥进行立体式强攻。
杨干才用于防守关王桥的是向文彬团，淞沪会战时出名的尖子部队。三天里，湘北天气非常恶劣，整天狂风怒吼、雨雪交加，战壕内的积水直没膝盖，尽管作战条件和环境异常艰苦，但向文彬团日夜奋战，一步不退。
日军曾攻入关王桥一角，向文彬率部几次反击，又把他们给推了出去。日军战史中承认，因遭到向文彬团的“顽强抵抗”，关王桥战斗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
因白天伤亡太大，日军便利用晚上发动袭击，对这种不靠谱的偷袭战术，向文彬的回应非常直接：不靠谱，就把你打成靠谱。
向文彬团始终坚守不动，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了关王桥岸。日军费尽力气，仍毫无进展，只好绕过关王桥，径直南下。
在新墙河防线的激战中，第133师共有两名团长负伤，营连长各一人阵亡，第134师的伤亡也很大，“天炉”也因此达到了一定的温度和烈度。
1941年12月26日，杨森将第二十军主力予以收缩，撤入关王桥以东的山区。
日军于24日强渡新墙河，25日驻香港的英军便提出投降要求，香港遂告陷落。
这对阿南来说，却未必是好消息，因为牵制第九战区的意义已不存在，按照道理，第十一军该打道回府了。
阿南想来想去，实在不甘心。
多次给自己找麻烦的第二十军被赶到了一边，部队马上就要强渡汨罗江，长沙眼看指日可下了，这时候匆匆忙忙回去，不仅会导致前功尽弃，而且等于又给中国人提供了免费的宣传材料。
阿南决定不收兵，继续在岳州指挥作战。他为此找到的理由竟然还是“牵制”——香港虽已陷落，但第九战区向广东所派部队仍未撤回，在今后几天内，还有可能发起攻势，这种时候，千万松懈不得。
这一“牵制”，就又牵制到进攻长沙的主题上去了。
阿南对前景很是乐观，他从破译的薛岳密电上看到，防守汨罗江的是湘军第三十七军，这不过是一支二线兵团，要攻破其防线并不困难，长沙乃至株洲“极易进入”。
作战主任岛村正在搜集和掌握第九战区后方的一些情报，他发现这次薛岳排出的实际是一个倒金字塔阵形：前方是二线兵团，后方却已出现了一线主力兵团的影子。
岛村感觉不对劲，便改了调门，向阿南提出，进攻长沙需要慎重。
对幕僚们的突然变卦，阿南极为不满，晚上冒着风雪跑到作战主任室，拉着木下、岛村谈到深夜。
除了继续强调“牵制”的作用外，阿南还抛出了一句硬邦邦的话：“你们下不了进攻长沙的决心，是对于作战之道尚未理解之故！”
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这些做幕僚的怎么能懂呢？换句话说，你们的性感都比不上我的预感，还是站到一边，听我指挥吧。
见司令官发了火，木下、岛村赶紧附和，阿南的思想工作算是做通了。
按照阿南的要求，军参谋部将相关方案报请南京总部批准，回电让阿南大失所望，说是要不要进攻长沙，还需根据东京批示和广东方面的实际情况再定。
这帮官僚，决策效率真是要多慢就有多慢，全听他们的，你得上吊。阿南在日记中记下“不必消极”，“不必消极”的意思就是照自己的一套先做起来。
1941年12月28日，阿南重新下达攻击令。
此时因连日降雨，汨罗江的河水不断上涨，很多地方已不能徒涉，这让阿南有些着急，派出数架飞机前去进行侦察。起先云层较厚，侦察较为困难，到了下午，天气转睛，不下雨了，空中侦察也变得顺利起来。
阿南视为喜兆，不由得又高兴了起来。
1941年12月29日，日军三个师团以徒涉、乘坐橡皮舟、架桥等方式，先后渡过汨罗江。对于在南岸防守的第三十七军，阿南非常轻视，把对方当成可以手到擒来的小虫子，准备加以围歼。
对于“败走”的第二十军，其后的第三十七军，阿南已经不在意了，他眼睛里全是长沙。
侦察机向阿南报告，残余的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退却。特种情报已确实证防守长沙的部队是第十军，这是一支主力兵团，但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受到打击，目前兵力还能保持多少，成了一个未知数。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阿南决定独断独行，不再等待南京总部请示，他命令各师团朝长沙全力进攻。
这一天，作为“火炉底部”的长沙城也进入了紧张时刻。
从日军强渡新墙河开始，第十军便不分昼夜地加固工事，修筑地堡。通过新墙河、汨罗江两战，薛岳已经更清楚地看到，此次日军出动的兵力没有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大，且伤亡和疲劳比中方还大，因此也增强了一战而胜的信心和决心。
以往日军兵临城下，战区指挥所都会出城后移，这次薛岳仅将指挥所移往岳麓山，在长沙就近指挥守城战役。
原赴广东的第四军奉命立即回师，限时在株洲集结。包括第四军在内，薛岳对所有赶来长沙参加会战的各兵团都有一个统一要求，即近者不得先到，远者不得迟到。
鉴于日方强大的电报破译能力，第九战区专门建立了通信中枢，长沙以南全部改用电话联系，这使得阿南始终无法完全掌握薛岳的兵力调动情况，以致于形成了长沙兵力薄弱的错误印象。
对进攻长沙，日军基层部队起初并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强渡汨罗江时，多数第一线官兵还认为：“这次作战是为了配合香港作战，到31日结束，随后便要反转。”
渡过汨罗江后，却并没有“反转”，反而有了继续南下的迹象，各师团对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普遍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直到29日傍晚，收到阿南进攻长沙的命令，才如梦方醒。
三个师团当时的行军秩序是，第40师团拖后，第3、第6师团突前，其中第3师团担任左迂回，以便对第三十七军形成包抄后进行围歼，这是日军极为典型的迂回打法。
三个师团中，第3师团长丰岛与阿南的思路最为接近，阿南便把尝鲜的机会抛给了丰岛，下令由第三师团“迅速由捷径进入长沙。”
上级的器重和垂青，犹如给第3师团上下打了一针兴奋剂，师团各部大叫着“只有我第一个先到长沙”，马上甩下第三十七军，争先恐后地往前突进，在从长沙以东的浏阳河徒涉后，即全部涌向长沙城南。
第3师团一撤，左边露出空隙，第三十七军这支“小昆虫”趁机突围，钻到东面山区里去了。
眼看围歼第三十七军的大功即将告成，阿南的一纸命令让第6师团 “真有睛天霹雳之感”，这时他们才注意到邻近的第3师团已不告而别，跑长沙抢功去了。
第6师团长神田“异常愤慨”，气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谁都不是天生的傻子，第6师团也未尝不想第一个进长沙，可是阿南让第6师团先守住浏阳河的渡河点，再考虑进攻长沙。
等我到渡河点，没准长沙已被第3师团给完全占领了，神田心里这个着急和郁闷。当下他将第6师团编成两路纵队，向浏阳河一线急进。
平时行军，不管任务多么紧急，第6师团至少要在途中休息三个小时，以便保持充沛的体力。这次神田连这个都给免了，赶着部队不眠不休地彻夜狂奔。
1942年1月1日，第3师团主力逼近长沙城。天明雾散，日机巡回一圈，没有发现附近有中国军队的踪迹，遂投下了象征占领长沙的膏药旗。
在几个月前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4师团曾有不战而入城的先例，第3师团也以为自己凭空捡了个大元宝。于是一众官兵山呼万岁，对着初升的太阳，向东方的日本皇室进行了遥拜，并约定晚上要在长沙城内庆祝元旦。
在这一乐观气氛的影响下，野炮联队长与步兵联队长勾肩搭背，把水筒里的酒倒出来相互举杯庆祝，炮兵祝步兵马到成功，步兵祝炮兵发发命中，好不其乐融融。
中午时分，随着守军的外围警戒部队撤入城内，日军攻入了长沙东南郊区。其时，木下参谋长正代表阿南乘坐飞机视察战场，观察到这一幕后，向地面部队投下大量贺年慰问和鼓励的信件。随行的日本记者团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凑到舷窗前，临空抢拍战场情况。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点。
第十军主力的防御重点正在城南，抵抗也“极其猛烈”，他们对于每一座地堡和建筑物都不轻言放弃，双方围绕一街一堡一屋，展开了殊死争夺。
由于新墙河至长沙的道路被彻底破坏，日军无法运输大批辎重，只能用马匹驮来不多的山炮和步兵炮，而在岳麓山上，薛岳部署了一个野战炮兵旅，除有许多步兵炮外，还有四五十门重野炮、山炮及重迫击炮，加上居高临下，火力优势上超过了日军。
第十军在城内所建地堡多为一人高，目标暴露，本来日军用步兵炮完全可以清除，但因火力遭到压制，根本就不敢拿出来使用。
步兵攻地堡，伤亡不小，进度很慢，直到傍晚，第3师团都未能取得大的进展。
师团长丰岛急于占领长沙，直属的加藤大队奉命冲上战场。
加藤大队是第3师团里公认的精锐部队，特别擅长夜袭，丰岛此时遣兵，也是要发挥这支部队的长处。
只可惜第十军越战越勇，士气极其旺盛，此时只有他们灭别人，岂有别人能碰得了他们的。
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玩心跳玩得出了圈，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竟然还想靠前指挥，结果腹部被子弹打穿，随行人员也几乎全部丧命，仅剩一名兵长死里逃生，返回指挥所进行了报告。
兵长逃回时，还不知加藤已死，师团参谋长闻听大吃一惊，连忙说：“这可太严重啦，大队要全力以赴夺回大队长。”
加藤大队的士兵喊着“救出部队长”，接连发起数次死亡式冲锋，但都是以死亡开始，以死亡结束，毫无效果。
战场之上，同是尸体，指挥官往往比一般士兵更重要，无论哪一方都要拼死争夺，为此哪怕付出巨大代价，这不光是指挥官的身份问题，也因为他们身上往往有很多不可外传的秘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加藤绝对是个宝。
从加藤随身所带的图囊中，第十军士兵搜出了各种计划和命令，由此获知第3师团携带的弹药已经不足，且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
第3师团装青春装励志，结果却把自己逼到了装疯卖傻的程度。薛岳看完缴获的加藤文件后，非常高兴地敲着桌子说：“虽仅一张薄纸，却比万挺机枪还重！”
从阿南独断决策，要进攻长沙开始，第十一军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就在29日那天晚上，副参谋长二见突然接到木下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赶到岳州，为进攻长沙进行后勤筹备。二见满腹牢骚，临走前，他在日记上写道：“（进攻长沙）乃自暴自弃之作战”。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阿南一冲动就要攻长沙，后方却完全没有准备，连子弹都没有着落，二见到岳州之后，恨不能去跳海才好。
向前方输送补给，最重要的是得有兵站路。从新墙河至长沙的原有道路已被破坏，必须重修，而因为事先没有讲好，军工兵队中的大部分已被派去南洋或宜昌，仅剩下两个独立工兵中队和两个筑路队，活多人少，干起来实在不易。
那段时间湖南雨雪交加，工兵队刚刚修了一段路，又被大水冲毁淹没。经过空中侦察，发现无法补修，只能从东部丘陵地带重新开辟道路。
工兵队对那一带的地形并不熟悉，拿着一张同样不甚准确的中国地图进行作业时，犹如盲人摸象，反正是看到障碍就绕着走，看到树木就砍下来，最后工兵队几乎变成了伐木队——将砍下的原木铺在地上，能保证载重汽车勉强通过，这就算是有路了。
临时修成的兵站路凸凹不平，且路线迂回曲折，加剧了运输的困难。
与此同时，留在关王桥的向文彬团也找他们麻烦。
1942年12月30日，下着雪，第40师团所属的辎重兵第40联队往前线输送补给，走到新墙镇东南的一座山神庙时，进庙休息。
晚上向文彬团跟踪至此，将山神庙围了起来，一时手榴弹雨点一样向庙内飞去，日军匆忙架起机枪进行抵抗。向文彬团向火力点发起冲锋，一连倒下三个排长，连长一跃而起，用手榴弹将机枪手炸死，夺过机枪朝日军猛扫。
第40联队觉没睡好，还被揍得鼻血直流，联队长森川敬宇中佐及部下百余人战死，损失骡马三百余匹。
这还只是日军未进长沙之前。
新墙河战斗结束后，杨森率第二十军主力退入东部山区。薛岳来电，让第二十军往南昌方向开拔，以抵御该处日军可能发起的攻击。
杨森很不高兴，认为以第二十军所拥有的战斗力，应该随时进入正面主战场，怎么反而越调越远了？
顾及薛岳的命令，第二十军往湘赣边界稍微挪了挪，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开过去。未几，薛岳再传电报：日军已进入长沙。
幸亏未搬家，否则就是无用功。
战前薛岳与杨森有过密约，即日军不进长沙便罢，一进长沙，立即停止收发报，以防泄密，双方的情报联络改由侦察兵负责。
侦察兵跑来跑去，肯定没有电报速度快，但这时候杨森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已不用薛岳交代了。
“杨森战法”取法于新四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术，其要领之一便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被杨森比喻成是跳交谊舞。
日军原先掐着杨森的脖子，如今手一松，注意力都被长沙吸引过去，这就轮到杨森扑上去掐他们脖子了。
第二十军在日军外围大打破袭战，毁坏道路，并不断攻击日军工兵和后勤部队，其作战方法无所顾忌，总体原则是见人杀人，见军鸽射军鸽，见军犬捕军犬，见骑兵先杀人后夺马。
日军一支后勤小分队开到一座村庄附近，见炊烟不起，家家上锁，以为是一座空村，可他们又怕屋里面埋着地雷，不敢住进去，便在野外搭帐篷露宿。"
孰不知第二十军正藏在屋里，上锁不过是迷惑日军的假相而已。到了深夜，一行人悄悄潜出，把这支后勤小分队全给杀光了。
此事发生后，吓得日军小部队都不敢轻易出动，遑论工兵，导致道路被破坏后，迟迟无法抢修，粮弹辎重自然就运不上去。
犹如是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第二十军看上去只是小打小闹，却足以令日军痛到呼天抢地、满地打滚。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最让前线日军怨声载道的就是缺乏弹药，他们步枪里的子弹还是出发时所携带的那些，总共一百二十发，打完即止。
加藤的文件很无情地透露出这一事实，也难怪薛岳要欣喜若狂了。
一路顺风，半路伤风，说的是会战中的第3师团。
1942年1月2日，随着薛岳一声令下，岳麓山上的炮兵旅突然发威，所有榴弹重炮向第3师团进行齐射。
这些重炮的口径都在100毫米至150毫米之间，射程远，火力足，要塞和海岸阵地常使用这种类别的重炮，阻击军舰的炮，用来打步兵自然是小菜一碟。
日本兵被炸到血肉横飞，从岳麓山上都能看见黄呢大衣碎片在空中散落。他们平时应该很少能尝到这种猛料，但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人同命不同，如今也该体验一下火力覆盖中“挨一日似三秋”是什么滋味了。
日军竭力用火炮还击，但效果微乎其微，连丰岛师团长进入炮兵观测所指挥时也遭到了炮击。
岳州指挥所内，阿南还能做到泰然自若，军参谋部的幕僚们可没这么好的心理素质，已经个个面色忧愁，那心跳到都快要爆肝了。
战事失利，军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因此成为罪魁祸首，上上下下都埋怨他办事不力，无法为前方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弹药。不得已，二见亲自来到位于新墙镇的兵站进行视察，但这也就是做个样子罢了，前线状况未能得到丝毫改观。
1942年1月3日，见第3师团久而无功，阿南下令第6师团参加攻击长沙。
第6师团长神田巴不得呢，他挺直腰杆，留下一部守卫渡河点后，即率主力向长沙城北开去。
岳麓山的炮弹有了新的买家。战后统计，炮兵旅的重炮弹共打了五百余发，山炮弹最多，一万余发，全部不用花钱，免费赠送给两个师团。
神田兴冲冲而来，来了之后腰杆又被炮弹给打得弯了下去。
另一边，第3师团不是无功的问题，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他们已经走向了危险的边缘。
当天，日机开始从长沙向第3师团空投弹药，但对于激烈的战斗而言，空投的方式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快，这些弹药又用完了。
日本兵的枪膛里没了子弹，被迫屡屡用刺刀进行冲锋，而第十一军由于弹药储备充足，则越打越精神，不仅毫无退却的征兆，有时发起的反冲锋比日军还多得多。
偶像就是假相，眼看将要现形，阿南还在故作镇定，他在参谋室的黑板上写了一句汉诗：“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幕僚们一看急了，什么时候了，不酸文假醋你会死啊。他们全都涌进军司令部，劝阿南下令“反转”。
阿南其实早已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只不过是抹不下面子，现在幕僚起哄，正好在半推半就中推出“反转令”。
人生就像开飞机，飞多高不是关键，关键是落地一定要稳当。这个时候，阿南心里还很笃定，认为他虽没赚到多少，保本还是没多大问题的，撤军一定会撤得稳稳当当，实现“软着陆”。
他没想一想，对手怎么可能答应呢？
1942年1月4日深夜，第3师团仓皇逃离长沙。第十军首先发觉这一动向，即派小部队出城夜袭，顿时使日军队列出现混乱，大衣军毯、武器和尸体丢得到处都是，而以往日军撤退，即便是败退，也一定会事先毁坏武器，带走或火化尸体。
主力联队行军过程中，突然听到前面有人远远地用日语问了一声：“谁？”
黑暗之中，彼此都分辨不清，联队军官以为是先行的辎重部队，下意识地回答道：“我！我！”
话音未落，轻重机枪一起扫了过来——敢情这是从株洲北上的第四军一部，一天前就在这里建立了伏击阵地，早已等候多时。至于日语问讯，那叫脑筋急转弯，为的就是兜你这种凑上来的死鬼。
伏击部队一面发射照明弹，一面投掷手榴弹，接着从四面发起冲锋，一度冲到了日军联队的军旗附近。
联队军旗下面就是联队部，联队长拔出战刀，围绕军旗组成圆阵，拼命抵御第四军的进攻。一名军官事后追述说，如果对方手榴弹的投掷距离再延长十米，人和军旗就都要被炸飞了。
伏击部队并不恋战，日军主力一增援上来，即利用夜色撤退。
不恋战，是因为沿途的友军部队多的是，他们完全可以先休息调整一下，养足精神和力气再到新的地点设伏。
在阿南下令“反转”的同时，薛岳也向包括第二十军在内的各兵团发布了合围令。这些兵团在数量上达到了29个师，分布在长沙的东南西北，此前一直以隐蔽的方式逼近长沙，为的就是对日军形成包围。
第3师团途中到处遭到袭击，连师团指挥所都被围攻。一颗迫击炮弹打过去，哨兵当场被炸飞，而师团长丰岛当时就住在隔壁房间。
第十一军司令部获悉这一情况后，大为震惊，参谋室内一片愁云惨雾。
1942年1月5日，第3师团到达浏阳河渡口点，但渡桥已被炸毁。在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该师团近乎陷入绝望之中。
阿南急令第6师团主力予以增援，在第6师团的掩护下，第3师团临时架桥，总算渡过了浏阳河。
消息传到岳州军指挥部，参谋幕僚们多少松了口气，而阿南更是小激动了一下，为了让身边的幕僚打起精神，他还特地吹嘘了一番在华北时的作战经历，并且总结为：打仗不怕难，苦战能过关。
阿南这个人，就其指挥能力和气质而言，应在优秀指挥官之列，他的问题，在于过度理想化，老把自己当成励志故事的第一主角。须知，励志故事这东西，你拿去骗骗人无妨，若信以为真，那就是把自己往沟里带了。
在这种要命时刻，阿南竟然还想上演琼瑶剧，他要再举行一次大决战，以振奋士气，同时挽回战场上的不利局面。
决战地点初步选定在汨罗江南岸，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奠定其前半场胜局的老地方，时间为1月6日。
启动这次大决战的部队是独立混成第9旅团，原任务为接应三师团北撤，阿南翻盘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此了。
有一个人来截道了，他叫杨森。
进入追击阶段，已无所谓保密不保密，薛岳与杨森恢复了电报联络，杨森被任命为北方截击军总司令，负责在汨罗江南岸堵击日军。
杨森将指挥所设在影珠山后的紫泉岭上，部署第134师在左翼古华山，第五十八军于右翼影珠山，同时急调第133师增援影珠山。
1942年1月6日，夏炯率第133师刚刚进至影珠山左侧的福临铺附近，师谍报队就侦察到一个重要情报：独立混成第9旅团已越过汨罗江，当晚可宿营福临铺。
独立混成第9旅团是在山西太原组成的新编部队，在华北，该旅团可不是“混”，而是号称遇敌必攻的精锐。他们所谓的“敌”主要是山区的八路军，即便出击，大多数情况下也只需派出小部队即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第4师团等部队被抽往南洋作战，第9旅团便被调来武汉作为补充。换了环境，周围全是甲种师团级别的野战主力，第9旅团只能矮上几辈，充当警备武汉的临时派遣部队。
有时候，一个人能认识到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就算是好样的。第9旅团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只是情况紧急，阿南身边没有人手，这才赶鸭子上架似的被派了出来。
夏炯与幕僚研究后，决定先对付第9旅团，以免影珠山腹背受敌。在第9旅团到达之前，第133师全部隐蔽于福临铺以南的山林里，专等猎物上钩。
第9旅团急匆匆南下，他们因长期在北方作战，对南方地形很是陌生，一路都走得跌跌撞撞，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到达汨罗江北岸。越过汨罗江后，天色已黑，伸手不见五指，等好不容易摸到福临铺时，已经是下半夜了。
连跑三天，官兵全都累得快散了架，宿营令一下，立刻呼呼大睡。
夜深了，鹰来了。
“老鹰叼鸡”是“杨森战法”中很常见的偷袭战术，第397团配备手枪和手榴弹，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福临铺大街，给睡在外沿的日军和驮马点了一遍名。
日本兵在睡梦中就糊里糊涂地飞上了天，包括一名中队长在内，死伤百余人，许多驮马也因此遭了殃，不是被炸死炸伤，就是惊叫着到处嘶吼乱跑。
与第397团同时跃起的是第399团，他们要“叼”的是驻在福临铺外村庄里的日军。当日军闻声出村时，第399团即以机步枪齐射的方式迎头痛击，也打死打伤不少。
遭到意外袭击后，第9旅团赶紧动用山炮队的山炮进行攻击，来不及调整炮位，也搞不清对方的位置和数量，只好先稀里糊涂地轰上几炮，给受惊的官兵们壮壮胆再说。
老鹰叼鸡，要诀为叼了就走。在把第9旅团打得晕头转向之后，第133师立即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因为是临时被调入湘北战场，事先未做过任何准备，第9旅团从湘北地形到敌情、预备知识统统都不掌握，完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挨了揍以后，也仍然不清楚第133师的具体番号以及急袭意图，只从背影上判断，有一部分袭击者钻进了影珠山。
直到这时，第9旅团才意识到影珠山里可能驻扎着相当数量的中国军队。
1942年1月8日，当阿南走进军指挥所时，他发现这里的主题仍是一个字：愁；四个字：愁上加愁。
第9旅团不仅没能如期启动“汨罗江南岸大决战”的序幕，还遭受了不小的损失，现在吊在福临铺那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
在第九战区各兵团的前堵后追下，其他三个师团也被虐到不行，犹如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所有幕僚，从木下到岛村，再到那个倒霉的二见，全都是一张黯淡的苦瓜脸，已失去作战的信心和意志。唯有阿南仍不甘心，口口声声地说：“还要坚决打一个包围歼灭战！”
阿南的这句话倒不完全是信口开河。当天早晨，除第3师团撤至福临铺南侧外，第6师团的先头部队正向影珠山西侧的栗桥开去，第40师团因要拖住尾追的第三十七军，耽误了时间，但也在急速跟进。
在阿南看来，第6师团仍保存着一定的攻坚能力，突破栗桥应有把握，第40师团跟上来后，再来个迂回包围，随后加上第9旅团，三部联手，到时完全可以将第五十八军予以歼灭。
能在顺境中取胜的指挥官已经很了不起，而能在逆境中不断争取反败为胜的指挥官则更令人钦佩，从这一点上来说，阿南有理由得到加分。
然而战场上接连不断出现的状况，不仅把这些加分一笔勾销，而且还将继续给阿南减分。
状况首先出在他的那些幕僚身上。
幕僚们可不像他们的主官那么有种，自“反转”开始，胆就已经被吓破了。
当阿南苦思如何反戈一击的时候，幕僚们还在为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发愁，一个劲地念叨着：“各师团在近期内摆脱敌人是困难的。”
甚至如果晚上正好是月夜晴空，这些家伙还会连明月都恨上，因为这会有利于中国军队进行追击。
1942年1月8日傍晚，军参谋部得到情报，说第五十八军已完全占领栗桥，同时其他多个兵团也正进入附近。
幕僚们对第6师团能否突破栗桥立刻起了担心和怀疑，他们集体找到阿南，提出第6师团即便能够如愿通过栗桥，也还需要不少时间，而福临铺未见有重兵设防，属于薄弱地区，所以应改道福临铺。
阿南自然不同意：你们如此娘们儿唧唧，还能指望战局有多大起色？
他提高分贝，劝导幕僚们：“大家必须相信我军，特别是皇军师团，拥有极大的战斗力，那些扛着军旗的步兵联队，仍然可以胜任作战任务。”
要是在“反转”前，幕僚也许会让步，那时阿南在军中毕竟是一把手，一言九鼎，他说太阳是三角的，也没几个人敢说是圆的。可如今不同，连吃败仗，让阿南在众人心中的威信直线下降，实际上自决定撤出长沙起，幕僚们已经在对阿南说“不”了。
这些幕僚围着司令官，几张嘴巴哒哒哒，全像刀子似的扎过去，虽然话里不会明讲，但那种抱怨的情绪已尽在其中，分明就是你愿意改得改，不愿意改也得改。
阿南势单力孤，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批准了幕僚的意见。
似乎部下们一夜之间全都学会了自行其是，晚上阿南又收到了第9旅团发来的一份报告，他不由大吃一惊。
第9旅团利用白天对影珠山的守军及其阵地设置进行了侦察，经过侦察，确定第133师所在的影珠山东麓乃关键所在，而且第133师已依托山地建立了有利地形，从正面攻克难度很大。
第9旅团长池之上贤吉少将随即作出决定，他要派部队夺取山顶，然后借助高地优势，以山炮对第133师阵地进行打击。
一旦第133师动摇，第9旅团控制影珠山便成定局，第6师团顺利“转进”自然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现在的问题是要找一个薄弱点，影珠山防线的薄弱之处恰在第五十八军一侧。该部新编第十师在部署上有明显破绽，其兵力多分散在谷底的森林和民房中，只有少量警戒部队和师部指挥所驻于山顶。与第133师相比，新编第十师的战斗力及精神状态也有很大差距。
池之上不等向阿南进行请示，即从前线部队中抽出人马，编组了一支集成步兵大队——山崎大队，作为攻袭影珠山的主力。
第9旅团的先斩后奏，让阿南毫无心理准备，以至于当他接到报告时，山崎大队已进入影珠山。
阿南暗暗跺脚，如果第6师团不临时改道福临铺，此时就可利用山崎大队的奇袭效果，收夹击之效，如今却变成了山崎大队孤军深入，成功不去说它，失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一切都已覆水难收，阿南的所有希望，都只能寄托于山崎大队好运了。
山崎大队最初的运气确实不错。当天晚上浓云密布，能见度仅在二十米范围之内，正是夜袭的最佳时段。大队长山崎茂大尉平时性格温吞，此刻也凶相毕露，向士兵作出训示：“军人以身许国，无需多言，大家跟我来吧！”
新编第十师的警戒很松，山崎大队到达山腰后，仰着头才看到散立的哨兵，由下往上看，那几个哨兵如同浮在半空中一般。
日军尖兵悄悄接近，刺杀哨兵后，迫近位于山顶庙宇中的师部指挥所，师长鲁道源惊慌失措，只身遁逃，导致所部大乱，失去了反击的机会。
山崎大队长一边掌握部队，一边派人进行近距离搜索，经过搜索，才知道影珠山的最高点并不是脚下的这座山顶，而是据此几百米远的559高地。
山崎判断，在559高地附近，一定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守军，于是又派出一个中队，沿着山脊向559高地挺进。
1942年1月9日，凌晨四时，日军中队向559高地发起冲锋，守军不敌四散。山崎大队胜利在望，即将为奇袭行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句号下面添上一撇，是逗号，大戏才刚刚开始。
第二十军军部就设在559高地的背后，军长杨汉域本身又是夜袭的行家，前面一有动静，他就知道大事不妙。
559高地一旦被日军控制，第二十军的指挥系统受到威胁还是小事，战局完全改观才是大事。
情况危如累卵，此时随总部在一起的作战部队只有一个直属骑兵连。山地作战，不用骑马，骑兵连全是步兵，连长是杨森的公子杨汉烈。
杨汉域当机立断，命令杨汉烈率骑兵连登山阻击。杨汉烈走后，杨汉域不放心，又把警卫军部的手枪排加派上去，另指派一名师部参谋协助杨汉烈进行指挥。
杨汉烈登上559高地时，守卫高地的滇军已经溃散，日军中队正在山呼万岁庆祝呢。
杨汉烈不动声色，先悄悄地占据地形，摆好武器，从背后就是一顿猛射。日军猝不及防，死伤一地，接着手枪排又冲了上来，最终把日军残部赶下了高地。
在派出骑兵连加手枪排组合的同时，杨汉域与古华山上的第134师取得联系，火速调来一营，骑兵连亦配属其指挥，任务为重新占领山顶庙宇，从而将山崎大队驱入狭小区域进行围歼。
这个营的营长叫李怀英，是一个久经战阵，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指挥官。他站在559高地上进行观察，发现己方虽居高临下，但因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机步枪射击不到日军，攻击效率受到很大限制。
李怀英决定采用迂回包抄战术，他先派一个排从左翼下山，迂回到日军身后，其余部队约定以枪声为号，进行前后夹击。鉴于日军数量较多，他把全营三个步兵连全都用了上去，只把骑兵连撤回作预备队。
部署完之后，李怀英感到正面兵力还是不足，要稳操胜券，非得把骑兵连压上去不可。
于是他又命副官去向杨汉烈传达命令，要求务必在入暮前全歼当面之敌。
副官前去传令时，骑兵连正依着土埂休息，只有杨汉烈仍处于兴奋之中，举着望远镜不停观察前面的地形。
听说要召他杀敌，杨汉烈响亮作答：“转告营长请放心，骑兵连一定能完成任务！”
随后向部属一招手：“出发，跟我来。”带着骑兵连冲上了前沿。
副官返回营指挥所复命，李怀英听完后一句话都没说，只点了一下头，显得心事重重。
不了解内幕的人都觉得奇怪，部下答应得如此爽利，状态如此之好，你干嘛还耷拉一张臭脸，就不能笑一笑？
李怀英笑不出来，他和杨汉域其实有着一样的心病。
按照川军将领的传统，自己的枪杆子以后最好都要交班给儿子——如果有这么一个儿子的话。杨森也不能免俗，他有一大堆儿女，但继承乃父之志，从军打仗的就杨汉烈一个，那是标标准准的爱子。
杨汉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曾演出过“盗炮”的好戏，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杨汉域更不敢轻易把杨汉烈放到前线，就唯恐有所闪失，自己担待不起。
任命杨汉烈为骑兵连连长，与军部一起行动，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不到万不得已，杨汉域是绝对不会让这位少帮主去冒险的。
大家都对此心照不宣，李怀英今天也是被逼急了。将杨汉烈派出去后，他心里一直在打鼓：万一伤亡了怎么办？就算杨汉烈无恙，骑兵连损失太大的话，也不好跟军长杨汉域交代啊。
李怀英在指挥所里坐立不安，几次派人到前方询问，自己又多次离开指挥所进行观察，求天求地，指望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意外还是发生了，不过是往好的一面。
杨汉烈到前沿后没有一丝一毫的胆怯慌乱，他利用山上的地形地物，率部悄无声息地接近日军所据守的山顶庙宇，而日军对此毫无察觉。
迂回的那个排开枪鸣号之后，山崎大队的注意力被完全吸引了过去，骑兵连和其他主攻部队趁机猛冲，先用手榴弹，再用刺刀，一个对穿便将庙宇里防守的日军全部予以秒杀！
当骑兵连撤回营指挥所时，伤亡并不算大，还是出发时整整齐齐、精神焕发的样子，所不同的只是，每个士兵身上都披着日军的黄呢大衣，肩上扛着的不是歪把子就是三八式。
杨汉烈简单地向李怀英汇报了一下战况，便兴冲冲地朝电话机走去。他对电话兵说：“接军部，请军长说话。”
接通电话，杨汉烈拿起话筒：“喂，是军长吗？我是汉烈。”
说到这里，这小子已经乐得憋不住了，也不顾众人在旁，便开始跟杨汉域没大没小：“老兄，你老弟今天打了个大胜仗，对得起你，也对得起老头子（杨森）。你对老头子说，还要给我请个勋章……”
战场之上，既无李逵也无李刚，就算是少帮主，也得立战功、佩勋章，才有资格进入“杨家将”的行列。
杨森得知后当然高兴，特地把杨汉烈所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要去，让人在上面篆刻“汉烈刀”三字，以旌其功。
随着李怀英营发起的致命一击，影珠山之战的主动权已完全被杨森所掌握。
山崎大队突破后，第9旅团即将山炮队派往影珠山，向第133师阵地进行炮击，这下子可惹恼了第398团。
第398团很了不得，先前的王超奎营即出自该团，官兵们都窝着火要为王超奎复仇，于是齐声呐喊，冲入了日军的炮兵阵地，上来就是一顿劈砍拼刺。
一名川军士兵一人刺死六个日本兵，夺得山炮一门，自己也成了血葫芦。当他被抬回师部时，胸前还横挎着缴获的三挺歪把子。
炮兵阵地也完结了，山崎大队招招失利，山穷水尽了。
到了总攻阶段，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均亲自督战，两军官兵以迫击炮和机枪突前射击，封住了山崎大队的所有退路，山崎大队被围困在影珠山中，已面临灭顶之灾。
因山林遮蔽，日机无法起到掩护作用，只能当侦察机使，时不时投下通信筒，告知山崎大队哪里哪里又冒出了许多中国兵。
山崎大队配备的主要是轻武器，而且所携弹药有限，日机的警告对他们来说不是废话就是屁话，因为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激烈的混战中，日本兵不断中弹倒下，在弹药即将耗近之际，草丛里到处可以听到伤者的呻吟之声和自杀的枪声。
大队长山崎茂大尉已经负伤，满脸是血，他让斋藤军曹赶紧乘乱突围，以便向旅团长报告战况。
斋藤目标较小，日落之后得以潜回旅团司令部，旅团长池之上大惊，他推测山崎大队凶多吉少，但仍心存侥幸，指望能有一部生还，因此准备于第二天进行火炮援助，同时军司令部发出紧急报告。
当山崎困于影珠山时，第6师团也一头撞进罗网之中。
1月8日那天傍晚，第6师团本已做好突破栗桥防线的准备，不料飞机突然投下军部命令，要求改道福临铺，可对于为什么要改道，命令中并未提及。
神田颇感困惑，但他还是遵照执行，率部于日落时分向福临铺进发。
命令需要级级传达，在师团各部已拉开距离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十分缓慢。原来担任前卫的联队不知道要改道，还在傻乎乎地往栗桥方向靠拢，结果第二天早上千辛万苦到了栗桥，命令才送来，又得重新折返。
回头的时候，与追兵碰个正着，那个苦啊，官兵们急得哇哇乱叫：这些短命上司不是老天派来玩我们的吧？
他们其实还不算最惨，最惨的是由后卫改前卫的友成联队。
军参谋部的那些幕僚确实够脑残，当时尾追第3师团的各部队正沿着这一方向加速北上，当追到福临铺南侧时，没捉住第3师团，却正好与友成联队狭路相逢。
友成联队对面足足有6个师，接着，又跑来了3个师，9个师的兵力将友成联队团团围住。
友成联队在高地建立机枪和步兵炮阵地，以重火力进行拦阻。追击兵团一边以迫击炮和手榴弹还击，一边依靠人数优势，对日军阵地进行排山倒海般的冲击。
日军的炮手、机枪手相继被打死，阵地岌岌可危，尤其让联队长友成敏大佐感到心慌意乱的是，炮弹、机枪子弹、手榴弹全部用尽，士兵的步枪子弹也不多了，有的部队只能完全依靠刺刀来撑场面。
谢天谢地，夜幕降临，友成趁机下令分路突围。
先前第3师团乘夜撤出长沙时，曾因回答了一个“我！我！”而倒了血霉，友成联队的官兵这回长了记性，听到类似的日语问话，譬如“谁”、“哪个部队的”，都闭口不言，默不作声地前进，以免露馅。可问题是，对方竟然还是照打不误，先是机枪猛射，继之以手榴弹狂投。
你吭气，证明你是日本人，不吭气，更证明你是日本人。假如你不服，那就是不懂什么叫天意了。
友成联队一不小心，再次踏入了一个有着十几道防线的包围圈中，一时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漆黑的夜晚，照明弹流星一般地纷飞，四周全是军号声、喊杀声、枪弹声，友成联队处于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极为凄惨的气氛”中。这支除了刺刀和有限的子弹外已经一无所有的部队，几乎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他们的处境。
在野战部队的掩护下，友成率联队本部及工兵、辎重兵，乘夜冲过数十道包围线。但天光发白后，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还在圈子里面给困着呢，更悲哀的是，全队正好走到毫无遮蔽的水田小路上，处于伏击圈的火力网中心！
这真是太有喜感了。
官兵被扫倒一大片，剩余人马拼着命往前方的村庄跑，跑进村庄一看，傻了眼。
那里也是伏击圈，伏兵就在四五十米的距离范围内，手榴弹雨点一样地飞过来，把这帮人给炸的，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地乱跳乱叫。
喜感之后就是悲情，友成联队与师团总部的联系至此完全中断，联队通信班做好了焚烧文件的准备，影珠山垂死挣扎的山崎大队就是他们的模板。
被重兵围困的第6师团，已被分离成了三支梯队：前卫遭包围，后卫被缠住，一头一尾拼命扛，以便给居于中间的师团指挥所提供保护。
小肩膀总有扛不住的时候。临近中午，一股中国军队渗入进来，并在相距仅五百米远的高地上建立了阵地，随后便向指挥所发起急袭射击。
神田忙命直属大队上前遮挡，但枪炮声仍越来越近。随师团总部在一起的，还有许多辎重兵和伤员，紧急状态下，辎重兵全部自行改成野战兵，连卫生队也自制竹竿枪，准备拿这个劳什子当刺刀用。
入夜之后，师团指挥所周围弹飞如雨，手榴弹的爆炸声近在咫尺，迫击炮弹从门前跳到门后。那个晚上堪称第6师团的恐怖之夜，神田师团长后来回忆，由于迫击炮弹击中墙壁的声音终夜不绝，他甚至一度以为墙壁会倒塌。
最后关头，师团总部包括幕僚在内的全体人员都进入了战斗配置，由通信队负责死守司令部。
1月9日晚，阿南先后收到两份前线战报，一份说山崎大队可能已大半覆灭，一份说第6师团正陷入重围，阿南听后愕然失色，有一种大冬天被扔进冰水盆里的感觉。
自下令“反转”以来，阿南人前人后始终都保持着一副不惊不诧的态度，看见参谋幕僚表情苦闷，他还会以和蔼的态度尽量予以宽慰，俨然像个得道高僧。
这两份战报把阿南彻底压垮了，使他瞬间由得道高僧变成了精神分裂。
苦闷中的阿南终夜心绪不宁。除了惶恐不安，他心里更多的还有悔恨，又悔又恨。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了，如果1月8日晚上不听幕僚们的话，让第6师团按原计划从栗桥北进，与第9旅团两下夹击，必能给动摇中的第五十八军以重创，占领影珠山也将不成问题。
这是悔，阿南恨的是自己：怯懦啊，迁就啊，不得已啊，这些高级指挥官要力避的弊病，都在那一刻出现了。
阿南深更半夜爬起来写日记，记下了这些所谓的人生教训。他得知山崎大队仍有一部生还的可能，忍不住又双掌合十，祈愿这“一部”最终能脱出包围。
其实早就没有“一部”。斋藤军曹走后，山崎便被迫击炮弹打中，终于伤重身亡。大队的其他幸存者们一批批走上绝路，他们先是毁坏武器，接着用刺刀和手榴弹进行互杀和自杀。
1942年1月10日，天亮后，第十一军出动飞机进行临空侦察，看到影珠山战场已经一片沉寂，荒草、乱石中以及树林边，尸体横躺竖陈，损毁的炮架丢得到处都是。
死人不再需要帮忙，于是飞机又去援助第6师团，使第6师团总部、友成联队先后脱困，但脱困不等于脱离追击。在第6师团周围，“如同蚂蚁般”的各路军队选择了与第6师团一同北进，就是你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侦察机传来情报后，阿南及其全体幕僚既沮丧又焦急。沮丧的是山崎大队已全军覆灭，焦急的是第6师团可能步其后尘。
山崎大队和第6师团的遭殃，让第3、第40师团交了好运，因为所有追击、阻击兵团的注意力都被转移了过去，它们乘机穿过福临铺，先一步走出险境。
事到如今，阿南再也不敢装酷，他赶快下令第3、第40师团抽兵南下福临铺，以求接应第6师团。
1942年1月11日，在轰炸机的掩护下，第6师团在天明前终于甩开追兵，到达福临铺附近。
惊魂初定之下，疲惫的官兵个个像烂泥一样瘫倒在地。友成联队长到师团指挥所请示机宜，指挥所人员却全都在熟睡，友成只好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了指挥所。
神田师团长知道了这件事，把幕僚好一顿臭骂，埋怨为什么不叫醒自己，这人的脾气不知不觉又长了起来。
当天黎明，第3师团所属的石井联队以急行军的方式赶到了福临铺，与第6师团会合。得知对方是来捞自己的，神田感觉自尊心受损，脸涨得通红，告诉石井“已脱离危机，勿需救援”。
演戏的欲望一上来，收都收不住，神田情绪激愤，他甚至向阿南发去报告，称本师团已靠自己的力量脱离险境，救援实无必要，所以“感谢好意”。
石井一路上跑到气喘吁吁，听了神田的话别提有多郁闷了：你这厮的灵魂真是有点深不可测，难道我是吃饱了饭没事做，大老远跑来陪你玩儿的？
好心你不领，那我就喂狗吧，石井联队二话不说，掉头就走了。
第6师团前卫、本部，加上第9旅团，双双出福临铺北上，果然“勿需救援”。
可是神田光顾他一头了，完全没考虑后面还跟着一个友成联队。
友成联队原来是前卫，现在是后卫，在他们前面的人都没事，轮到他们，有事了。
截道的依然是杨森。
由于后卫部队屡屡被追赶击破，在往福临铺撤退的途中，第6师团不得不白天战斗，晚上才撤退。
晚上看不见路径，搞不清方向，又找不到老百姓带路，偶尔找到一个，不是装聋便是作哑。日军各部只得依赖地图和指北针定位，有时打开电筒看地图，一阵枪弹就打来了，手一哆嗦，指北针掉在地上，也不敢再拿电筒照，只好弯着腰在地上乱摸，摸半天都摸不到。
此外，在遭到沿途部队伏击或袭击时，部队也很容易发生混乱，经常发生自相践踏的现象。到达福临铺后，神田师团长便想了个损招：大肆烧毁民房，以作为各部夜间撤退的联络信号。
杨森在紫泉岭进行指挥，看到山下火起，马上知道第6师团到了福临铺。
影珠山和古华山均需重兵镇守，不能抽出太多兵力，杨森便将原守关王桥的向文彬团调至福临铺，对第6师团进行堵击。
向文彬团赶到时，正好死死堵住了友成联队。
向文彬团所属某营遭十一架日机轰炸，阵地殆危，团长向文彬不准部队后退，并且派副官和卫士一人，在阵地监督营长指挥，只要营长敢往后退一步，就立毙当场！
第二十军其实并不需要这种监督方式，官兵的勇猛很快就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
日机向友成联队的阵地投送弹药，看见有弹药袋从天而降，中国士兵们比对面的日军跳得还快，他们一拥而上，冲进日军阵地抢夺弹药袋——反正你也组织不起火力网，我还怕你怎的？
日军眼睁睁看着弹药袋被抢走，又不敢上前硬拼，那个可怜加窝心。向文彬团冲进敌阵地后，还搂草打兔子，顺手捎走了三十多匹军马，有了这些军马，杨森又够成立一个骑兵排了。
见友成联队被困，阿南本想再次下令第3师团南下增援，但这时他通过侦察发现附近有中方大部队集结，吓得又取消了这一计划。
友成联队接近弹尽粮绝，要靠自己的力量硬冲向文彬团的阵地，十之八九要嘣没了。阿南经过情报分析，确认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所把守的东防线乃是薄弱环节，于是指示友成联队向东突破，并用飞机给友成联队送去地图。
1942年1月12日，友军联队在飞机掩护下，用大规模白刃冲锋的战术，向东防线发起冲击。
联队上下都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线生路，因此连护送伤病员的卫生队都端起了竹竿枪，加入冲锋行列。通过“凄惨的白刃战”，友成联队最终得以突破东防线，绕道进入汨罗江南岸。
向文彬团闻声衔尾追击，在一名被击毙的日军佐级军官身上，他们搜到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色铅笔标注影珠山系第二十军固守，与中方所用地图几乎一模一样。可见第十一军总部即使在溃败的情况下，对战场情报掌握得仍极其迅速与准确。
1942年1月13日，第十一军在汨罗江南岸收容部队，准备渡河北逃。
日军配属骑兵和驮马，一向有移动快速的特点，但这时已快不起来，因为马和人一样，都跑不动了。
军粮紧缺，人尚不能果腹，又怎么可能给军马喂足料。情急之下，有的部队甚至把伤病员担架上垫的稻草都抽出来，拿去做了马料。
正因为行军缓慢，所以收容也变得困难起来，相应给追击部队创造了机遇。
机遇就像小偷，来时无声无息，但走时一定会让你损失惨重，所以一旦出现，就绝不可轻易放过，杨森立即指挥第二十军下山，发力猛追。
撵追日军，差不多已成为第二十军在历次长沙会战中的保留节目。第399团脚力最好，当他们赶到汨罗江畔时，日军正在江中架设浮桥，该团立即集中迫击炮轰击，渡河日军被炸得血肉横飞。
当第二十军其余部队赶到时，见到的已是日军尸体，以及未死呻吟的伤员和举手投降的溃兵。
1942年1月14日，第十一军全部到达汨罗江北岸。北岸有第三十七军的一个师提前赶到，已破坏临时公路，并连夜构筑出防守阵地。
天刚拂晓，日军就蜂拥而来，而且越来越多，看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个师。
守军起先难免紧张，但随后他们发觉日军虽多，拿着枪却不射，便猜到是没子弹了。
你没子弹，我有子弹，当下便拿日本兵当靶子射，一波波日军眨眼之间就被打得退了下去，场面好不销魂。
部队是作战机器，子弹就是这台机器的油，没了油，机器也就成了废铁，日军以几倍的兵力都攻不下阵地。眼看追兵将至，只得放弃大道，绕道退走。
守军冲出阵地追击，翻检一堆堆的日军尸体，竟然一粒子弹都找不到。另外，还有十几个日本兵被俘，一问，属第6师团。这些家伙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只是哀求杀他时不要动用大刀。得知对方不杀俘虏，又用日语连说谢谢，并在地上叩头流泪。
1942年1月15日，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中国军队停止追击，打扫战场。
日军非不得已，一般不会战场上遗弃尸体，实在不行，也会烧掉将骨灰带走，这一次却几乎可以用尸横遍野来形容。杨森动员三县民众，将被第二十军打死的部分日军尸体集中起来，挖了大坑予以掩埋，上面还立了个碑，刻了“万人坑”三个字。
南京也有万人坑，那是遭到第6师团等野兽部队屠杀的无辜中国民众，这里掩埋的很多则是当年的屠夫，虽无万人，但坑内也起码有几百死鬼子。
雨后的天空，架起了彩虹。
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连遭失败，第三次长沙会战首开胜利纪录。伦敦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天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在参加淞沪会战前，杨森在青岛与沈鸿烈交谈，沈鸿烈便认为，挽救战局的唯一机会，就是在华中与日军决战，以便形成相持局面。如今话犹在耳，到了论断应验的时候。
距离第二十军参加淞沪会战，已经五年过去。五年里，这些川中健儿尝千辛历万苦，从未有过片刻的彷徨和停留。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命运的回报，累累战果让过往所有的苦都变成了甜，它给第二十军留下的，是一份无人可以取代的珍贵记忆。
依靠在这一战中的杰出表现，第二十军在国内的声名达到了巅峰。宋美龄有意刺激英美，她抓住英军不久前在新加坡、香港投降的事实，亲自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说：“中国只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守长沙的王超奎就是例子。”
此后宋美龄赴美国争取外援时，仍一再拿王超奎举例，来说明中国军人的魂：“像王超奎少校这样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在中国士兵中是极寻常的，算不得稀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