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炯：绰号“夏马刀”。毕业于泸州讲武堂，他在杨森帐下，属于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战将。
木下勇：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六期、陆军大学第三十七期。时任第十一军参谋长。
阿南惟几：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陆军大学第三十期。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作战以沉稳著称，但有时也不失真性情。
杨干才：第一三四师师长。作战特点是快、准、狠。
青木诚一：第四十师团师团长。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四十师团负责进攻第二十军所在的平江地区。
今村：第四十师团参谋长。在指挥上与青木有分歧。
岛村：第十一军作战主任。战略思想上与阿南司令官南辕北辙，阿南要第四十师团铲除第二十军的威胁，他则认为应把第四十师团调到湘北正面作战。
神田正种：第六师团师团长。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陆军大学第三十一期。他曾以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长的身份，参与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其部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之一。
王耀武：生于山东省泰安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时任第七十四军军长。
廖龄奇：生于湖南省祁阳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时任第七十四军所属第五十八师师长。战败后因“临阵脱逃”罪被捕枪决。
杨汉烈：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六期。他是杨森的二儿子，也是杨森唯一一个从军抗日的子女。
在发现自己指挥出现严重失误的那一瞬间，杨森曾经有过廉颇老矣式的惶恐，但这也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
桥归桥，路归路，活着就得有点抗击打能力，这叫强人本色。
杨森当初攻占通山，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平江，但收复南林桥，让他有了意外的发现，那就是打日军侧面或背后的破袭战，代价不高，收获很大。
军委会和第九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胜利的经验时，也提到，先前杨干才攻克南林桥，影响了日军的运输系统，打乱了冈村的战略部署，使其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准备，会战由此拖延了将近半年之久。半年时间，对于湘北的防御部署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杨森前后贯通，对破袭战、游击战、运动战与民众组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当然，所有战术究竟高明与否，靠的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必须在实战中得到检验和进一步打磨。
第二十军身处抗战最前沿，机会从来不缺，这次试验的对象是通城日军。
杨森把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夏炯唤上阵来。
夏炯喜欢打个人的小九九，热衷于往上爬，早年便以“泸讲”首领自居，搞小团体，排斥其他军校的学员。除此之外，他在军中的声誉也不如杨汉域那么好，有“威有余、德不足”以及“为威不怀德”的恶名。
从当团旅长开始，每逢战争，夏炯就派几名卫兵扛着马刀随行。这些马刀都有用途，谁要是敢擅失阵地或临阵脱逃，夏炯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掉他的头。死在他刀下的连排长和士兵不在少数，当然其中也不乏冤枉的，所以人称夏炯为“夏马刀”。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杨森认为夏炯还缺乏整合和统领第二十军的能力，然而与此同时，夏炯又是一个优缺点都十分突出的人，你只要冷冻他一下，让他全神贯注地去指挥作战，就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夏炯最大的缺点，恰恰就是他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威”。
在他眼里，真实的战场之上，并没有多少人性存在的余地，流行的便是杀人不眨眼。据汤恩伯集团军的老兵回忆，有一次某连撤退时，丢失了一支步枪和轻机枪，没法向上交差。警戒中看到友军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落伍，正好手上端的是步枪和机枪。于是该连很客气地予以接待，并留他们住一夜再走。到了晚上，住宿的两人就被暗杀了，武器截留下来。事后这个连偷偷上
报，上级不仅没有责备，还表扬：“有办法。”
看似不可理喻，但汤集团却以能打仗著称，连冈村都一度为之头疼不已，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这个连来说，他们杀人成性，敌人杀，自己人也杀，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也许不适合做楷模，但只要用到合适的地方，那就是传说中的虎狼之师。
的确，夏炯没有“德”，刀下也有许多冤死之鬼，可人家夏马刀的威风确实是砍出来了，乃至于所到之处，无不闻风丧胆。有人甚至还借夏马刀的威风来吓唬人，特别是在战场上，如果支持不住了，只要喊一声“夏马刀来了”，众人立刻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定在阵地上，死也不敢再往后退了。
夏炯奉杨森之命，率第133师与通山敌军形成对峙。通山日军大概从来没让人这么盯着看过，很不适应，当下便气势汹汹地派出一千多人马来冲击营寨。
夏马刀来得真好，一刀砍过去，把日军杀得大败。日军挨了揍还有些懵懵懂懂，摇摇脑袋又来碰硬钉子，紧跟着一刀，这下砍醒了，再不敢跑出来乱蹿。
看人不爽这件事还是烂在肚子里吧，免得出去找不是。
夏炯完全把通城当成了破袭战的试验场，他不断派部队夜袭通城日军，并伏击其运输车队。通城与附近大沙坪的日军相互依赖，夏炯就把两地的交通通信全部切断，省得你们眉来眼去，相互壮胆。
夏炯没来之前，通城日军的日子本来很好过，夏炯一来，日子超级难过。
事急矣，非得大家凑份子救命不可了。
总部驻于岳阳的第6师团出面，将包括通城、大沙坪在内的周围四县日军抽调出来，凑成四千多兵马，配备以特种部队，对第133师所属的鄂南防区展开大扫荡。
战斗开始后，第133师所属的凤凰楼、阳台光阵地先后失守。激战至午后，薛岳给杨森打来电话：“凤凰楼、阳台光是第九战区的门户，限当晚24时收复两战略要地。”
又是限时，杨森将此命令转发夏炯。夏炯分配反击任务，将进攻凤凰楼的重任交给了陈德邵。
陈德邵是行伍出身，时任第399团副团长，此人胆大心细，在战场上能够见微知著，善于发现并牢牢抓住战机。在凤凰楼前，他很快便有了一个让他欣喜的发现：日军主力正在搭设帐篷露营。
想想当天的天气真不错，不太冷也不太热，如此环境下露营，真是既惬意又放松，可就有一样，早晨的营养得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
陈德邵主动送营养来了。他集中十门迫击炮，对着日军炮兵阵地及露营区就是一顿猛轰。
打得正欢的时候，第二十军辎重兵团恰好送来大批迫击炮弹，于是便都拼了命地往炮膛里塞。
露营日军的福气好到像突然掉进米缸里的老鼠，平时哪有这么多炮弹奉送啊
。炮击前还是花好稻好，炮击后顿成残花败柳了。
炮战的同时，陈德邵挑选精干官兵，组织了三支轻装突击队，总攻即将开始。
突击队不是现在用，是晚上用。入夜之后，他们分成三路，由小道到达指定地点，发射信号弹后便冲入敌营。
日军白天大受刺激，正准备躺下来闭目养神呢，根本就没招架的心理准备，突击队呼啸而过，日军前哨阵地被歼灭百余人。
见突击队得胜，主攻部队乘机猛袭，经反复冲杀，于午夜时分将日军一举击溃。
夏炯棋先一着，已提前将第397团埋伏于凤凰楼北麓，为的是截断日军退路并阻击其援军。
陈德邵一面继续肃清固守凤凰楼的残敌，一面指挥十门迫击炮交叉发射照明弹、燃烧弹、榴霰弹，把个凤凰楼的山前山后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日军的一举一动皆清清楚楚。
前追后截之下，日军东奔西跑，自相践踏，蒙受重大伤亡。直到第二天拂晓，在通城日军炮兵的掩护下，其残部才得以摆脱追击围堵，逃入通城避险。
这时候，阳台光尚未攻下，陈德邵率部前往助战，亦迫使此处日军退出。
第133师经一昼夜激战，完全收复失地，并彻底粉碎第6师团组织的鄂南大扫荡。统帅部为此传令嘉奖，给有功人员论功行赏，颁发荣誉勋章。
因第399团在反扫荡中表现出众，军委会还特派战地摄影队驻团拍摄了关于凤凰楼反击战的纪录片。
通城日军指望组团扳本，结果是集体蚀了老本，士气由此一落千丈，躲在通城城内犹如惊弓之鸟一般，即使第6师团增派兵力协防，仍无济于事。
杨森与人为邻的规矩是，你不尊重我，我还尊重你，你最后还是不尊重我，我弄死你！
他以攻为守，对通城日军袭击袭击再袭击，日军不出城便罢，一出城，第二十军必然要以迅雷之势上去打把秋风再说。
日子要一天天过，日军在城内度日如年，渐渐失去了守城的信心和意志。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杨森纵兵而来，从通城东西两面进行夹攻，经一夜巷战，敲掉了守城日军的脊梁骨，通城被成功收复。
破袭战小有成就，杨森研究战术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
自1940年起，苏联对中国实施军援，除向地面部队出售俄式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外，还派大批军事人员到各战区充当顾问，进行战术指导。
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总部也来了一位苏联顾问，名叫车尔卡日夫。
车尔卡日夫的军衔为上校，具备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能提出许多极有见地的建议。比如通常筑造掩体时，机关枪掩体的枪口一般是正对防线前方，车尔卡日夫说错了，枪口不应正对前方，而应正对侧面，这样才能以侧防火力来构成交叉火网，从而封锁敌方前进道路，敌方为此蒙受的伤亡也将更多更大。
杨森听后，大为赞赏，认为这位苏联上校一针见血，确有水平，马上按其建议进行改进。
车尔卡日夫在总部上课，杨森每次都亲临听讲，无论筑垒作业还是防空作战，均让参谋及时纪录，整理后印发各级军官学习，以提高军官们的战术意识。
苏联顾问的到来，对丰富第二十军的战术和打法很有裨益，但中日军力差距极大，火力方面仍是日方占据优势，苏联顾问的大兵团战术并不能完全照搬套用。接下来的冬季攻势，便好好地给杨森上了一课。
大沙坪位于鄂南崇阳至通城公路上，位置显要，是日军的前进据点，对第九战区防线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第九战区把攻占大沙坪作为冬季攻势的主要目标，共组织包括第二十军在内的七八个师向大沙坪发动进攻。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湘北公路和桥梁被战区完全破坏，日军的机械化特种部队固然无法南下，但自己的手脚也相应被束缚住了，各部的山炮及辎重车辆无法推进，已全部撤至后方衡阳搁置。
大沙坪与通城、通山等据点不同，日军在这里修筑了大小碉堡群。碉堡周围全部设置鹿砦与铁丝网。这样的攻坚战，纯步兵是无能为力的，可是又缺乏火炮支持配合，于是只能使用迫击炮。
迫击炮打步兵和阵地还行，却对付不了碉堡，无奈之下，战区采用了人浪战术，即每天出动一个师，作波浪式前进。
没接近碉堡之前，日军纹丝不动，一进入其有效射程，顿时拉出一道道炽烈的火网，冲锋部队几乎就是上去送死的。
七八个师，每个师都遭受很大损失，弄得残缺不全，第二十军也不例外，只有第133师因有守备通城任务，未去参战才保得完整。
如此大的代价，要有所收获还差不多，实际情况是日军碉堡群毫发未伤，更不用说收复大沙坪了。
薛岳咋咋呼呼地组织攻势，到此也唯有偃旗息鼓，来个悄悄收场。"
对杨森而言，这是一个反面教训，也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死打硬拼并非良策，适时运用破袭战等新战术，才能使自身拥有尽可能大的生存空间。
很快，这一结论将再次得到证明。
在日方战史中，查不到第一次长沙会战，取而代之的是“湘赣会战”。名字都并非随便乱取，而是各有用意，据冈村宁次说，他在指挥作战前就没想到要占领长沙，不过是要消灭湘赣两省的第九战区主力而已。
冈村的“攻而不取”有其合理性，因为以日军当时的动员能力，确实还无法对长沙做到长久占领。
事情是这么个事情，道理也是这么个道理，让人为难的是，中方并不认可冈村的说法。
发现日军全面撤离湘北后，国民政府马上向国内外媒体发出通稿：“日军无法攻占长沙，即日已行退却。”
随后各种庆祝胜利的活动都来了，追击有功的各部队被予以表彰，甚至军委会还利用缴获的战利品，由一个营的参战部队重新现场演绎，拍了一部名为《湘北大捷》的电影，搞得冈村很没面子。
冈村有苦却说不出——如果不为攻长沙，仅为消灭战区主力，那么试问，你消灭没有？
没有，连影子都没看到，第九战区主力直到撤退追击时才现身，可那时已不是你消灭他，而是他要揍你了。
自武汉会战以来，冈村在日本前沿将帅中一直既叫好又叫座，他走到哪里，脚底下的闪光灯就追到哪里，刷刷的一片，那真是人见人爱，这个风光啊。
到长沙，绊住了。
忙忙叨叨半天，还落一通恶评，这点儿背的啊。日本人的思维有时很机械，冈村不检讨自己战略战术上是否有失误，却埋怨中方在宣传上不配合：你们说我要占领长沙，纯属诬陷！
冈村从上到下都是一副挨骗受气的样儿，一个劲对上级嚷嚷着要再攻一次，以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拿下长沙，或歼灭中方主力。
上级当然不会答应，组织一次大会战，所需惊人的人力物力，你以为是小孩玩家家呢？
过了没多久，冈村调任华北，第十一军司令官易人。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蠢蠢欲动，颇有超越前任之心，可惜他的运气更糟，一出门便摔个大跟斗，在江西上高被打得鼻青脸肿，而踹翻他的对手正是长官部位于长沙的第九战区。
第九战区所部按任务划分，可分成两个类别，其一是“中央军”主力兵团，包括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等，特点是善于正面攻防。其二是地方兵团，以杨森的第二十军为代表，惯于潜入敌后，破坏日军联络线和运输道路。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薛岳以主力兵团发起进攻，以地方兵团进行袭扰，行动活跃，越战越勇，已逐渐成为第十一军的最大宿敌。
1940年3月，木下勇少将接任第十一军参谋长，上任伊始，他就感觉武汉总部的气氛“普遍沉闷”。
与中国军队不同的是，日军幕僚一般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在有的部队，幕僚甚至能代替主官进行指挥。木下勇当时就认为，要使武汉总部的气氛由“沉闷”变成“明朗”，必须以战养气，也就是俗话说的，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
一个月后，园部因在上高会战中指挥不当而被免职，由阿南惟几中将接任。阿南和木下勇的意见一致，都计划对长沙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挽回士气。
一二把手张牙舞爪，总部的老幕僚们却都面有难色。当着阿南的面，他们忍不住诉说起“湘赣会战”时随部队征战的情形，听完这些亲身经历者近乎声泪俱下的讲述，阿南和木下勇才终于明白，原来冈村并不冤枉。
湘北正面虽是平原，但水域较多，在没有湖沼的地方，第九战区采取了“化路为田”的办法，经过破坏，原有公路连痕迹都看不出来。冈村被逼无奈，只好以坦克车代替轧路机，利用秋旱田干，把田埂铲平，才勉强修出了临时性的简陋通道，尽管这样，后勤仍经常脱节，而且越往南进困难越大。
到冈村决定撤退前，日军步兵所携带的干粮，最多只能再吃一个星期，且已相当疲惫。而当时第九战区尚未使用的部队还有五个军之多，处于以逸待劳之势，以冈村的精明，这笔账他不会算不出来。
听到这里，阿南倒吸一口冷气，但他随后说的是：“攻取长沙不成问题！”
阿南经历显赫，先后担任过皇室侍从武官、陆军省人事局长，此前又在华北任师团长，是一个自我期许很高的人。当然他说不成问题，并不是真觉得没问题，而是认为只要假以时日，技术问题不难解决。
阿南指示幕僚，“高山大河何所惧”，新的长沙会战一定要打，不过从现在开始，就应着手对各种技术和细节进行具体研究。
第十一军参谋部于是展开工作，首先对一名被捕的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进行审讯。这名参谋参与过湘北阵地的设计，他供认了湘北阵地的部署情况。接着，参谋部出动飞机侦察，确认其供述与实地情况相符。
此外，多次空中侦察，也使第十一军得以大致掌握战场道路的破坏状况。
若说这些侦察有什么空白点，那就是对山区阵地缺乏了解，基本心中无数。比如平江幕阜山，主要是杨森自己在布防，战区长官部的幕僚对此也不一定清楚，而复杂的山地对飞机侦察来说，同样是个盲点。
依据所获得的情报，阿南及其幕僚进行了多次兵棋演习，也就是在沙盘上模拟对抗，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作战计划。
因为山区的情报资料不足，拟定计划时，对平江究竟使用多少兵力又成了一个问题。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33师团出兵平江，只是把平江作为一个障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迂回包抄长沙。不料平江没有拱开，还吃了大亏，这次幕僚们有所重视，决定使用第6师团、第40师团合力对平江幕阜山进行扫荡，以铲除来自侧翼的威胁。
阿南再次审查草案时，觉得如此用兵太过浪费：我一共才几个师团，怎么能把两个师团都拖在山区呢，而且还是第6师团这样的甲种师团，你们的脑袋是不是都被门框给夹了？
他拿起笔，刷地就把第6师团划掉，转用于湘北正面，只留下第40师团进山作战。
大战硝烟未起，杨森已提前闻到了味道。
新墙河是当时中日两军正面对峙的最前线，在河的两岸，各有一段空隙，即所谓的缓冲地带。休战时间久了，这里就成了两不管区域，既无人收税，也无人约束，第三方势力趁机渗入。
第三方势力跟两军都不搭界，属于混社会的，也就是三教九流、地痞流氓这类，他们在新墙河两岸开妓院设赌场，竟然让真空地带有了一丝畸形繁荣的景象。
杨森看在眼里，也派出一些精明强干的侦察人员，乔装打扮后去开设赌场，实际是以此为掩护来刺探日方情报，同时暗中进行严密监视，防止己方情报外泄。
一旦察觉到对岸日军警戒松懈，侦察兵便趁晚上越过河岸，深入敌后进行刺探活动。
日军前线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过杨森的耳目。搜集到的所有情报显示日军正在进行战前动员，杨森一边将相关情报送至战区长官部，一边加强自身部署和防范。
第二十七集团军内部序列做了新的调整，除第二十军外，增加了滇军第五十八军，两军同守通城、平江，其中第二十军在通城以南，第五十八军在平江以北的幕阜山，杨森则坐镇于长寿街，进行左右调度。
阿南在正式发起会战攻势前，先派第40师团对幕阜山进行扫荡。第40师团刚一启动，杨森即命第二十军各师进行侧击。
杨干才作战的特点是快、准、狠。第134师潜师夜行，驰近第40师团的外围据点马鞍山，并出敌不意，在拂晓时分直登马鞍山顶，而守敌尚未知觉。
官兵齐呼：“抓活的呀，抓活的呀！”一边喊一边打倒了两个哨兵。山顶的日军不少，还有一门山炮，但听到外面呼声震天，不知道来了多少兵马，连抵抗都不敢抵抗，就逃下了山。
因侧击地点并非连绵起伏的深山区，日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种飞机是德国送给日本的容克式轰炸机，比日军在淞沪战场上使用的飞机还要先进，俯冲投弹及机枪扫射的命中率很高，其凄厉的尖叫声也足以摧毁人的神经。
有一段时间，地面部队可以用机枪或步枪齐射，将飞机给打下来。后来日军在飞机腹部加装了一层钢板，便拿它没办法了。
第134师占领马鞍山，几乎兵不血刃，但在飞机的肆虐下，伤亡了二十多人。为免增加更多的无谓伤亡，杨干才传令撤兵，临走前，因带不走山炮，就用手榴弹将其炸毁。
第133师发起侧击后，吃的也是这个亏，夏炯的师部被日机轰炸，特务连也伤亡惨重。
虽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但侧击仍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由于第二十军的骚扰式进攻，第40师团的先头部队重松支队被迫将预备队留下应付，先单独进入山区，随后便跟杨森所指挥的第五十八军不期而遇，撞了个满怀。
第五十八军虽系云南地方军，却是“中央军”的甲种编制，坐拥三师十二个团，且此前未受过大的挫折，战力正强。而从第40师团到第十一军总部，对幕阜山的中方布局均云里雾里，重松支队竟然还以为前方一片坦途哩。
在迫击炮和手榴弹的猛烈袭击下，日本兵纷纷倒下，重松支队所据高地成了“凄惨的战斗场所”，眼看连联队军旗都快保不住了。重松支队想要反击，可是因为与预备队早已分离，又反击无力，支队长重松洁大佐急得大叫“军旗危险”，亲自拔刀督战，才没有被第五十八军给逼到家门口。
第40师团主力闻讯前去救急，杨森发现日军各联队中间出现了相当大的空隙，即指挥第五十八军乘隙杀入，将其分隔开来。
在山区战场上，一时出现了敌我掺杂、各自缠斗的混战局面，这当然不是日军想要的。
第40师团长青木诚一中将在高地俯瞰战局后，无可奈何地对身边幕僚说：“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师团本身，也没法做得比联队更好了。”
所有这些战斗都是在晚上发生的，天一亮，等青木师团长将主力联队集中起来，准备发动反击时，袭击他们的第五十八军早已消失了。
悲哀的是，重松支队仍在挨揍，比它还要惨的是其预备队后藤大队，因为上山较晚，又与主力失去了联系，后藤大队遭到了第五十八军一个整师的包围。
各种轻重迫击炮弹和手榴弹如雨般飞来，后藤大队阵地狭窄，躲都没处躲，人死了一大堆不算，两挺重机枪也给炸飞了。
1941年9月14日，木下参谋长到岳州指挥所，得知第40师团陷入困境，不由大吃一惊，但他仍认为第40师团能够自己单独搞定，只需解除其侧翼威胁即可。
阿南和木下为这次会战准备了一支二线兵团，即荒木支队，木下便命令荒木支队前去支援。
荒木支队搭乘汽车赶到前线，忙没帮上，反被第五十八军给挡得寸步难行，只好挖掘战壕，以类似阵地战的形式往前缓慢推进。
第40师团战前有一个会战的预计伤亡数，一周之内，这个数字就超了一半，而会战还没有正式开始。
第40师团如此苦不堪言，完全在阿南预料之外，他正琢磨如何从湘北正面实现突破呢，却还要被侧面一堆烂事所困扰，这个恼火啊。
阿南得出的结论是，第40师团“未尽全力”，应让作战主任严加督促。
1941年9月18日，在阿南的亲自指挥下，第十一军对湘北展开全面攻击，新墙河首当其冲。
由于经过精心准备，守军防线很快遭到突破，阿南喜不自胜，立即向师团长打去贺电，同时“感谢上苍”。既然正面进展如此顺利，他也就不愿花太多心思去管第40师团了。
正面凯歌高奏，第40师团在幕阜山上却仍是步履维艰。山上全是坚固的既设阵地，第五十八军在前面阻击，第二十军在旁边侧击，那个难过啊，就跟在地狱里行走一般。
仅仅过了一天，又被打死了一个少佐大队长，士兵的伤亡就更不用说了，第40师团指挥高层逐渐在打法上产生了分歧，有人不干了。
师团参谋长今村中佐认为应停止深入山地，转而向第6师团所在的平地靠拢，理由是第40师团的任务乃“掩护侧翼”——上面只要我们掩护主力部队的侧翼就行，没让在山里干耗，咱可不能再这么二了。
青木骑虎难下，但他比幕僚长要面子，不肯认怂，还坚持要往前推，今村越劝，他越来劲儿。
我是个把舵的，你最多就是个撑船的，我还没慌，你慌个球啊。
今村急了，猛不丁地掏出尚方宝剑，说向第6师团靠拢，正是军作战主任岛村中佐的意思。
敢情阿南与他的作战主任在战略思想上也南辕北辙，阿南是要第40师团铲除对方的侧翼，作战主任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有那空，还不如把第40师团调到湘北正面，还能多一份力呢。
阿南所托非人。青木手拿旨意，也不经师团长批准，即令第40师团下山，转向湘北正面的平地战场。
那一边，阿南倒是越打越顺，他渡过汨罗江，正准备直接攻往长沙，但中途忽然获得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
第十一军总部有一个特情班，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中方密电。特情班通过破译，得到了一份薛岳的完整会战计划，其中透露，薛岳已部署部分主力兵团于汨罗江南岸，即将由东向西侧击南进日军。
没有什么情报比这个情报更重要更关键了。阿南随即派飞机侦察，证明情报完全属实。
阿南立即放弃原方案，转而在汨罗江南岸组织会战。各师团奉命东向实施包围，大部分师团从事正面攻击，即“主作战”，第40师团的任务仍是迂回平江，实行“次作战”，并限定其于21日傍晚攻占平江，以合拢包围圈。
第40师团好不容易从苦海里钻了出来，结果扑通一声又跳了回去。
鉴于第40师团初期所遇到的困难，木下参谋长和作战主任岛村全都悬着一颗心，怕这个师团不能如期抵达平江。
第40师团果然“不孚众望”，到21日傍晚一看，离平江还远着呢。
眼看战机紧迫，阿南也急了，除派飞机助战外，又修改路线，向第40师团下达了“立即转进梓江，向平江挺进”的命令。
其实真不能全怪第40师团，要怪，就得怪山区的路太难走了，即便从梓江行军也是如此。
那里的山间小路只能通过一列纵队，整个师团的行军队列，据说长达五十里，花了足足两天时间，才到达梓江，而从梓江到平江，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也得五十多里。
阿南再也等不下去了，在第40师团抵达梓江前，他就下令启动了南岸会战，对已被包围的中方主力师团发起攻击，这里面自然不包括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
军作战主任岛村一心向着第40师团，见第40师团几乎已撞入了死胡同，他连觉都睡不好，深更半夜地便把参谋长木下给摇醒，请求让第40师团从事“主作战”。
折腾完木下，天亮后，岛村直接又跑到阿南的房间，重申了这一请求，并且实话实说：第40师团迂回平江困难，或者说，根本就没那能力，不如派第6师团替代。
有时候挺难的事，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阿南倒也能理解，当即予以批准，随后给两个师团下达了最新命令。
第6师团一向自认为是最有实力的师团，现在阿南把第40师团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了他们，那个得意啊，当下撸胳膊挽袖子，情绪亢奋到不行。
第6师团沿途凶神恶煞，行军速度也远超第40师团，其尖兵部队排成两行纵队，信誓旦旦地要“首先进入平江”，一路都不肯停顿，直到距离平江仅有两里路时，才就地休息。
得到日军要进兵平江的报告，杨森表现得镇定从容，没有丝毫慌乱之色。有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他对这些紧急状况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有杨森亲自坐镇，尽管大兵压境，整座县城的秩序仍平静如常。平江城内的一万多民众都被动员了起来，于一昼夜间，将城区储藏的食物、弹药及重要物资全部运往山地秘密隐藏。
杨森的第二个预案是，一旦抵御不住，就继续采用过去伪装潜伏的办法，和日军在大山里兜圈子，当第6师团逼近平江时，他已率总部人员先行钻进了平江南面的山区。
两里路程，如果不是因为山峦叠障，平江县城完全可以尽收眼底，但正在坐地休息的第6师团尖兵却接到命令：“尖兵返回。”
当天早上，第6师团通信班收听到了第40师团的无线电报，上面称：“本师团已到达平江。”
第6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想不到第40师团居然如此鬼祟：说去不了，一家伙便蹿到了前面，真是亮瞎了我这双贼眼。神田急忙变更前进目标，率部掉头去参加“主作战”，以免被这个忽然交了狗屎运的第40师团给比下去。
如此拼命地跑来跑去，结果竟是白辛苦一场。接到回撤的命令，第6师团的官兵就像小孩子到嘴的点心被打掉一般，个个哑然失色，目瞪口呆。
这些沮丧不已的家伙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在不停地嘀咕：“只剩两里路程就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40师团当然没能占领平江，它是这么一回事：第40师团的发报员在播发无线电报时，误把梓江打成了平江，“本师团已到达平江”，实际是“本师团已到达梓江”。
阿南和第6师团还有纠错的机会，但另一个意外的出现，再次拯救了平江。
汨罗江南岸会战即将结束之际，军参谋部获得最新情报，第七十四军正向这一战场增援而来。
早在兵棋推演中，第七十四军就受到阿南及其幕僚的格外注意和重视，视其为“最精锐中央直系部队”。上高会战日军惨遭败绩，第七十四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被日本人称为“虎部队”，此后第七十四军上升为甲种战略攻击军，无军委会命令，禁止用于作战或移动。
薛岳请示调用第七十四军，实乃无奈之举，因为在此之前，其他主力兵团都已在汨罗江南岸被日军相继击溃，这是他手中剩下的最后杀手锏。
第十一军的计划是，结束南岸会战在前，继续向长沙推进在后，第七十四军的突然现身，无疑给他们的计划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一众幕僚经过研究，决定调第6师团与之抗衡。岛村当晚拿着这个方案去找阿南，请求解除第6师团占领平江的任务。
阿南答应岛村，用第6师团替代第40师团，并不是卖人情，而是他本身就想不惜代价地占领平江，以图消灭杨森总部，然而到此也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
因一字之误已经撤回的第6师团，接到阿南的电报：“不要占领平江”，正好来个顺水推舟。
阿南发起的汨罗江南岸会战，把薛岳的作战计划搅得一片纷乱。
会战尚在进行时，日军一支先遣突击队直插长沙，薛岳误认为日军主力已攻入城内，急忙率领幕僚撤出长沙，由于跑得过于仓促，连密电本都给丢掉了，造成一段时间里，薛岳与军委会失去了联系。
整个战区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蒋介石赶紧致电各军，授权由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统一指挥节制。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阿南才意识到，不占领平江乃一大失策，顿时把肠子都悔青了。过了一年，他还在为此做检讨，碎碎念地唠叨来唠叨去，埋怨自己怎么如此糊涂，为什么要突然放弃占领平江。
在阿南看来，如果当时能够抓住并摧毁杨森总部，或最低限度使之陷入混乱，中方就会丧失指挥核心，后面也不会出那么多麻烦事了。
阿南的所有麻烦，都是由杨森所引起的。
杨森遇事不怕事，平时照惹事，平江危机解除后，他一边临时调度和指挥整个战区，一边施展自己的新战术，准备到第十一军背后去和阿南开开玩笑。
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指挥失误的教训，此番杨森不敢马虎，他对日军的进军路线和途径作了认真推敲，然后又率领高级幕僚，在前沿进行仔细观察，最后确证日军仅由湘北正面进犯长沙，平江至通城一线勿需再重兵警戒。
杨森点了状态正佳的夏炯为先锋，自率大军督后，朝湘北潜行而来。
空中一直有日军侦察机竟日监视，第二十军的一举一动，随时可由侦察机电告日军总部，为防止泄密，杨森被迫让部队进行伪装，即尽量打扮成老百姓，以免引起敌机注意。
第133师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了新墙河南岸，日军工兵部队正押着强拉来的数千民工，在赶修从新墙镇到大荆街的公路。
日军师团从甲种、乙种到丙种，兵员、野战能力及火力配备逐次降低，不过即便是丙种师团，也配有山炮兵、辎重兵联队，甲种就更不用说了。在平地作战，这种特种配备往往势不可当。
预防到这一点，第九战区在战前就对新墙河南岸的道路网进行了彻底破坏。尽管第十一军参谋部对此做过研究，但并无更好良策，这使得成建制的坦克和重炮部队在前进途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几乎是寸步难行，最后不得不解除配属，返回原地。
现在日军修路，只是为了向前方输送必要的后勤给养及其辎重，已经没有余地供特种部队开进了。
前方战事越紧，对后勤需求越是迫切，所以日军工兵忙得不可开交，又是修桥铺路，又是填沟平土，根本不知道路旁有那么多的“偷窥者”。
工兵只有几百，都不够第133师塞牙缝的，然而附近大荆街还驻扎着日军步骑兵及后勤部队两千余人，并配有十余辆坦克，此外，新墙镇也有大队日军，如果过早暴露位置，以至打草惊蛇，恐怕会遭到围攻，也达不到破袭目的了。
夏炯在详查地形敌情后，当机立断，决定复制鄂南反扫荡时的战术打法，兵分两路，一路夜袭大荆街，一路夜袭筑路日军，同时阻击新墙镇敌援兵。
负责夜袭大荆街的仍是陈德邵，在第399团以副团长的身份代理团长。陈德邵对夜袭战做了周密布置，组织突击队、便衣队，还从师部调来了一个工兵排，全部轻装携带地雷。
大荆街是日军的粮弹仓库所在地。当晚午夜两点，穿插到敌后的便衣队发射信号弹，早已准备就绪的突击大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击溃日军的警戒和守库部队。
紧接着，突击大队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各种易燃物品，焚烧仓库，大荆街上空顿时黑烟冲天，弹药仓库相继起火爆炸。
守库部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守备日军都在周围露营酣睡。夏炯集中迫击炮向其猛射，打得敌营混乱一片，人马相互践踏，仍逃不出浓密火网。
另一路以第398团为主，轻易便击溃了日军的工兵部队，被掳民工乘机逃回家园。
第二天拂晓，日军整顿部卒，仅剩步骑千余人，在坦克掩护下发起反击，此时第133师已全部进入预设主阵地。
头天晚上，工兵排已在主阵地前的地面埋下了地雷，道路两旁树上横放了集束手榴弹，专等对手来“开荤”。
日军毫无防备，被炸得人仰马翻，血肉横飞。第133师趁机用各式武器给火锅添油加料，让日军好好地尝了尝川菜的辣味。
激战至早上十点，日军难以招架，残部在飞机掩护下向新墙镇溃逃，大荆街被第133师所控制。
第二十军潜入新墙河南岸，并发动破袭战，起初却并未引起阿南等人的足够重视，他们都紧盯着第七十四军，盘算着如何拿下这条大鱼，以便建立战功。
与第七十四军相比，第二十军不过是只偶然钻到屁股后面去的小虾米，由他先蹦着好了，回头再慢慢收拾也不迟。
倒是木下参谋长曾起了个念头，犹豫要不要从主战场调一个旅团回去应付，可是到头来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因为杨森的临时执掌，第九战区在薛岳缺席的情况下，没有出现阿南所盼望的混乱状况，薛岳得知日军主力未入长沙，又返回指挥第七十四军作战。
第七十四军长途跋涉，从江西上高远道而来，如果停止在浏阳河构筑工事，沿河布防，可收以逸待劳之效，但薛岳急于扳回局面，仍下令第七十四军跑步前进，限时赶至浏阳作战。
廖龄奇师是第七十四军的先头部队，到达浏阳前方不远，即与第6师团的骑兵联队遭遇。廖龄奇师初来乍到，既不明敌情，也不熟地形，部队都来不及展开，官兵更是疲惫不堪，辄遇骑兵冲击，立刻溃败下来。
廖龄奇慌乱之下，扔下部队只身逃出。后续各师未得到通知，还在跑步前进，队形也相继被骑兵冲乱，第6师团主力趁机掩杀，第七十四军一仗未打，便全军溃败。
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成了光杆军长，见日军逼近，急忙藏于大路后面的森林内，侥幸没有沦为俘虏。
战后，廖龄奇因“临阵脱逃”罪被捕。由于他是黄埔学生将领，蒋介石对于如何处置，心情曾非常矛盾，在室内踱来踱去，迟疑不决，最后才下决心予以枪决，以肃军纪。
真正指挥失误的其实是薛岳。在第七十四军被击溃后，长沙正面已无任何主力兵团能用以御敌，薛岳不得不再度退出长沙。
危急时刻，杨森再次挺身而出，并亲自率第134师南下，寻机向日军外围掩护部队实施攻击。
日军进出的主要道路，距离杨森的指挥部只有三千米，只是如果上去硬碰硬，未必就是人家的对手。杨森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一批批地过去，再着急也没用。
这时老百姓给部队送来了情报，报告有一支日军骑兵联队正夜宿于附近。
民众组训的好处是能增强军情意识，老乡不仅注意观察，还会分析，据他说，这支骑兵联队的营地旁边有一条干涸的河床，河床周围只有几个哨兵，看情形完全可以进行一次夜袭。
杨森对湘北地形已经相当熟悉，一听老乡所说位置，就知道有成功的把握，又听说是骑兵联队，更加兴奋不已。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马种引进和培育上取得了很大成就，随日军侵华的东洋马不仅外表高大威猛，而且速度极快，非国产杂种马可比。在抗战前沿，中国的高级指挥官们但凡拍照，都要骑上一匹缴获的东洋马才显得帅。
杨森除了爱体育，也爱养马骑马，他每天不出去遛一遛马，浑身不爽，对于好马，尤其爱不舍手。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追击第33师团时，第二十军也曾缴获过几匹东洋马，但数量很少，而杨森拐马，也不是拿来拍照，他要用以成立骑兵队，所以不是单个地拐，得成批地拐。
杨森立刻将部队悄悄拉到老乡所述地点，随后成立夜袭敢死队，并做了相应部署。
当晚月黑风高，秋声瑟瑟，是一个用于夜袭的理想时段，敢死队潜入敌营，在干掉哨兵后，把马牵出来，然后越河床而逃。
敌营距离长沙仅六七十里，由于前面进展过于顺利，骑兵联队的警戒意识不强，人喊马嘶之下方才惊醒，慌忙跑出来追赶。
杨干才率第134师主力埋伏在河床对岸，迎头便是一顿痛打，把日军给打傻了。趁天尚未亮，他们掩护盗马的敢死队迅速撤离战场。
夜晚交战，没了马的骑兵们连方向都弄不清楚，小心肝一颤一颤的，也根本不敢深入追击，只得自认晦气。
战后，杨森把两次会战缴获的东洋马合并，组建了一支骑兵队。
一眼看过去，那几乎就是一支“日本骑兵队”：官兵骑着东洋马，身上穿着黄呢军装，手拿马刀和三八式，从上到下，无不是战利品，甚至随队照料马匹的兽医，也是俘虏的日本人。
有趣的是，这位兽医因杨森爱马懂马，居然视杨森为知音，经常和他研讨有关马匹的事情。
在击溃第七十四军后，日军一度长驱直入，目中无人，经过这次夜袭，不得不全面加强戒备。行军时先要派出骑兵，搜索所经道路的两边，如果附近有村庄，还要进入村庄内部，仔细侦察，确定果然没有中国军队的踪迹，才敢通知大部队继续往前推进，由此大大拖累了进军速度。
1941年9月27日，阿南向长沙城内空降几百名伞兵，第4师团进占长沙，然而此时的长沙不过是空城一座，守军早已撤往株洲。
第3师团迟了一步，未捞到夺城之功，于是向军司令部提出：长沙既已空虚，攻占能有多少意义呢，不如一举挺进株洲，还更靠谱一些。
谁去打株洲，第3师团一拍自家胸脯。
积极性高是好事，但由于第二十军攻占大荆街，日军弹药粮草的补给已显困难，此前骑兵联队因遭受重大损失，连等了两三天，后方才挤牙膏一般地重新送来马匹辎重。
木下参谋长反复考虑后予以批复：作战目的达到，准备反转（即撤离）。
第3师团却以为军司令部必定会予以批准，申请刚递上去，不等回复，部队已向株洲开拔。
收到木下的反转指示，第3师团再递申请，称师团已接近株洲，如果就此停步不前的话，不仅将功亏一篑，而且有骑虎难下之势。
意思就是，这活已经像是面粉粘在手上，去都去不掉了，你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军参谋部很是为难，阿南将申请电报拿了过来，他看到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师团于夏秋之际反复进行训练，其目的正是为了今日，追击气势不可失之一瞬。”
阿南是一个很感性的指挥官，看过之后没个不激动的，当下大笔一挥，爽快地予以批准。
阿南豪情万丈，背后却已如同锅炉房一样沸腾了起来。
他和木下连支旅团都舍不得派回去，后方只能靠留守部队独自硬撑。为夺回大荆街，日军出动步骑兵两千余人，迂回至关王桥附近，企图包围第133师，但杨干才率第134师早就在旁边候着了，篱牢犬勿入，日军败兴而归。
获悉长沙失守，第3师团又继续杀向株洲的消息，杨森挥动帅旗，调兵遣将，先是第五十八军奉命取道长乐街南下，向西侧击日军，然后第二十军也从长乐街分道南下，两军多次击溃日军掩护部队，并在捞刀河以北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
日军的公路桥梁白天筑起，晚上就遭到破坏，第十一军动用非常手段：白天飞机巡逻，晚上利用洞庭湖的海军探照灯照明，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保障其后方通行安全无阻。
补给线被卡，导致第十一军各部粮弹奇缺，第3师团连子弹都舍不得多用，为此还下了一个“严禁射击”的命令。
日军主力部队拼刺刀极为厉害，可偏偏退往株洲的是第七十四军残部，经过重新收容整理，该部仍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
作为国内顶尖的王牌部队，第七十四军官兵均经过极为严格的劈刺术训练，敢于进行近距离的白刃战，反倒是第3师团因极度疲劳，在这种需要体力的肉搏格斗中难以占据上风。
于是，在第3师团眼中，沿路又变成了“凄惨战场”。
在“凄惨的激战”中，日军不断出现伤亡，先后有数名中队长战死，一名大队长负重伤，所付出的代价委实不小。
1941年9月29日，第3师团得以伤痕累累地攻入株洲，然而除了一场虚名，并无多少实际所得。
耍酷玩激情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时候，第3师团这一击，不过是苦了自己连累大家——随着时间的延续，第十一军的补给线终于支持不住了。
第二十军士兵在战场上空看到一只日军军鸽飞过，抬手一枪，把这只倒霉的鸽子给打了下来。军鸽所携带的文件上显示，前线日军因缺乏粮弹，已被迫请求空投补给。
1941年10月1日，各师团奉命集体“反转”。
在第3师团攻占株洲的当天，阿南即正式将此次战役命名为“长沙会战”，他认为自己已补冈村之憾：既击溃了第七十四军等战区主力兵团，又占领了长沙，你们总不会再有什么话讲了吧？
孰料日军一撤出长沙，中方就大力宣传：“长沙未被占领”，让阿南的良好感觉瞬间崩塌。
日军选择了利用夜间向北撤退，其撤退速度也十分快捷，但动向仍被中方所捕捉，此时由广东战区调来增援的粤军第七十九军、暂编第二军已经乘坐火车赶到，薛岳赶紧下令他们衔尾追击。
第二十军因处于日军后方，得以就近对日军展开阻击战，其中尤以陈德邵的第399团最为显眼，不仅歼敌最多，而且还跟日军争抢飞机投下的粮弹，战斗打得酣畅淋漓、毫无顾忌。
阻击之后就是猛追。
随着目标不断往前伸展，天空也在沿周边无限地展开，优秀的川中子弟们在起飞，迎接一轮又一轮的历险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夏炯以第399团为前锋，撒开脚丫子一路狂飙，沿途不断击溃日军后卫掩护部队，最后直抵新墙镇以南。
陈德邵请来当地保长打探敌情，正说着话，一位农民进来报告，说日军就在他所在村庄附近宿营，帐篷搭在干田和干堰塘旁边，大概全累坏了，都四仰八叉地睡大觉呢。
这位农民自愿带路歼敌，保长向陈德邵证明，该农民曾经当过兵，所以胆子很大，忠诚度没有问题。
陈德邵当机立断，派第一营轻装前进，由农民引路，绕过日军警戒线，一俟插至日军背后，便发射信号弹。
信号弹一起，正面的第二营迅速开火，对日军实行南北夹击，揍得睡梦中的日军伤亡枕藉。
日军拼命挣扎，向第399团猛射毒气弹，试图以此阻遏对方的进攻。第二十军经过防空防毒训练，随身都带有防毒面具，及时戴上再战，只是进攻速度无疑就慢了下来。
陈德邵看到后，急忙集中迫击炮压制日军炮兵，同时防毒排也及时跟上，标明毒区并及时进行消毒。
师部电话正好于此时接通，陈德邵向夏炯简单报告战况后，即询问后续部队是否已到达。
听说第398团到了，陈德邵马上向夏炯建议：由第398团进行掩护，帮助迫击炮部队占领镇东北高地，向日军露营区域射击。
夏炯拍案叫绝，如此一调整，迫击炮完全遏制住了日军的毒气战。
随着第397团的到达，全师合力展开围歼。激战至第二天早晨，日军向新墙河边撤退。
陈德邵早有伏笔，他让老百姓引路，派第3营在日军背后占领阵地，提前建立了第二层包围，给溃逃日军造成了更大伤亡。
在新墙追击战中，日军被打垮了一个联队，其东南扎营区域内，横躺着大批被击毙的日军军马，这些马相当于刚刚宰杀，第二十军全都拿去做了加餐庆功的食材。
除第133师全体官兵得以饱餐东洋马肉外，附近民众也都享到了口福，可见死马数量之多。
吃肉也不能忘记送肉的人，有的士兵调侃说：“这是鬼子用马肉给我们庆功呢。”还有的说：“咱们这是笑谈渴饮倭奴血。”
杨森与第134师位置靠后，等他们追到新墙河时，第133师已经在收拾满地的马肉了，杨森很是满意。
让杨森不高兴的是，追击部队在新墙河边就被迫停住，原因是日军在河岸上留了一支炮兵，为掩护撤退，正拼命用排炮阻击，炮弹像暴雨一样飞过来。
正是追得十分起劲时，突然来这么一出，犹如兜头浇来一盆冷水，让人好不爽快。可是不追的话又不甘心，杨森接到报告，急匆匆地带上总部警卫排前去察看日军炮兵阵地的情形。
警卫排内部号称“特别支队”，因为排里全是排级军官，没有兵，为首者是杨森的二儿子杨汉烈。
杨汉烈毕业于黄埔军校，毕业之前，他写信给父亲，请杨森给他指条出路。
杨森很干脆，说那你就到我的第二十军来吧，同时还不忘叮嘱一句，同学之中，有那素质不错，而且交情也很好的，不妨一道带来效力。
杨汉烈果然带来了三十多位同学，全是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杨森见状大喜，连同杨汉烈在内，一律任命为排长，但因为前方一直在打仗，来不及逐一安排，便临时留在身边担任警卫。
杨森在前沿察看之后，一时也没能想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决定返回与前敌指挥官们再定对策。
因为心里有事，他没有注意到“特别支队”没有跟着一道回来。
几个高层正在掩体里思考着对策，忽然听到前线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与呐喊，随之而来，竟有一种万马奔腾、地动山摇的气势。
杨森一阵愕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一个传令兵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汇报说杨汉烈带人把日军的大炮拖了过来，前线部队乘机发起了冲锋。
盗枪盗马，对于第二十军来说，早习以为常，但是再怎么跳跃性思维，杨森也想不到盗炮上去。况且他儿子年纪尚轻，刚刚军校毕业，又没打过仗，怎么可能？
杨森认为传令兵肯定弄错了，立刻沉下脸：“哪有这样的事情？”
传令兵一听急了：“真的，总司令不相信，请您亲自去看看。”
杨森三步并作两步，走出掩体，用望远镜一看，还真的，河对岸已无日军踪影，前线部队正忙着进行强渡。
一直到晚上，杨汉烈和“特别支队”才返回总部。这些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子大到能包天，他们利用地形，悄悄地摸到日军炮兵阵地的右侧，先是猛地扑向一门放在最右边的大炮，然后三十多人一拥而上，挥舞马刀嘁哩咔嚓，用最短的时间，把几个日本炮兵全给剁了。
这些军校同学里面有学过炮科的，当下拖转炮身，装上炮弹，就朝日军的炮兵主阵地轰击，日军猝不及防，一阵大喊全跑了。
当天第二十军越过新墙河，长驱突进，一直打到湘鄂边界才鸣金收兵。
在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各军中，以第二十军最为出色，杨森关键时刻代替指挥，更是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尽管薛岳在战后又是出书，又是宣传，说会战胜利是他诱敌深入聚歼日军的结果，但心里非常明白，若没有杨森及第二十军，这一仗就败得太难看了。
会战之前，新墙河系由粤军中的王牌、“老铁军”第四军驻守，战后，薛岳对杨森说，像新墙河这样的防守任务，只有第四军和第二十军才能胜任，而现在，“只有第二十军才能守得住！”
杨森最重军人荣誉，对活多活少向来不计较，他认为这话从薛岳嘴里说出来，就是对他和第二十军的最高奖励，因此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愿意接防新墙河。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蒋介石召开第二次南岳会议，会上对杨森和第二十军则予以特别嘉奖，并特授杨森为陆军上将。会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还专程赶到长沙，对杨森进行了慰问。
杨森时年已近六十，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授予军中殊勋，早在他三十多岁出任四川善后督理时，北洋政府即授之以森武将军称号，但是在杨森看来，二者不能等同，因为这个上将是他率部抵御外侮，历经血战才得来的，是真正的荣耀。
距离第一次长沙会战，已历两年之久，这位沙场老将还没有能够实现当初对女作曲家所许下的诺言，即打回上海，但是他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