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时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
夏炯: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时任第二十军副军长,他想由副军长升军长,但未能成功。
杨汉域: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曾任第一三三师师长,后升任第二十军军长。
薛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生于广东省乐昌县。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尤其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但个性过于刚愎自用,缺乏软性手腕。
杨干才:绰号“杨二筒”,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泸州讲武堂,时任第一三四师师长。他是杨森的侄孙,在杨家属于第三代,也是后期“杨家将”中最为出色的青年战将。
战争就是个大舞台,聚光灯总会把最多的焦点集中于男一号,而在抗战中后期,川军中的男一号自非“川军中的铁军”——第二十军莫属。
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曾规定集团军总司令以后不兼军长。杨森时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他的集团军跟其他川军集团有所不同,里面只有第二十军是基本部队,现在不兼了,军长自然要挑一个可靠人选。
高级别将官中,以副军长夏炯和师长杨汉域呼声最高,两个人在能力上旗鼓相当,让杨森一时犹疑不决,不知道挑谁合适,只好自己先兼着再说。
夏炯本以为自己是副军长,副军长继任军长,乃理所当然的事,没想到半途中会杀出一个杨汉域。
心急了吃不了热豆腐,但也不能把豆腐放馊了再吃。为了跟杨汉域争夺军长宝座,夏炯决定冒险走一走上层路线。
所谓上层,当然得比杨森再高一层。夏炯找到了薛岳,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另有委任,已由副司令长官薛岳代理司令长官,成了杨森的上级。
薛岳属于粤系军人,以往跟夏炯并没有什么历史关系,但夏炯一向善观风色,他看出了有机可乘。
出川抗战前,第二十军调驻贵州,薛岳任滇黔绥靖副主任,第二十军归其指挥。杨森论年龄比薛岳要大上十几岁,下级的资格比上级还老,有时就不会完全听从薛岳的调遣,双方曾为此闹过矛盾。
杨森是一个睡过觉就会把许多事忘记的人,可薛岳却一直记着这件事,现在又重新做了杨森的上司,他很担心这个老家伙会不会又倚老卖老,不听从他的吩咐。
夏炯主动上来套磁拉关系,薛岳便认为这是个好机会:经我的手提拔夏炯,夏炯一定对我感激涕零,以后指挥第二十军还不是让到哪儿就到哪儿,应用自如。
薛岳其实是一个不懂政治的职业军人,但他又常常喜欢自作聪明,当下也不同杨森商量,便亲自出面,电保夏炯出任第二十军军长。
蒋介石以为杨森已和薛岳交割明白,当即予以批准,并另一份电报给杨森,让他与夏炯办理交接。
杨森毫无心理准备,接到电报后立刻炸了——换谁,谁都得炸,因为在地方军中,如此做法,就等于在挖人墙脚。
夏炯背着他来这套阴的,令杨森大为震惊。原先他还对军长人选犹疑不决,这下倒反而下定了决心。
杨森将总部幕僚找来商量,最后给蒋介石发去一封密电。杨森在密电中说,第133师师长杨汉域追随时间最早,劳苦功高,而且资历也在夏炯之上,如果硬性委任夏炯为第二十军军长,恐难服众,因此希望将夏炯调到别的军去当军长。
杨森特地关照,这封密电必须由第二十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处长亲自面陈。
蒋介石明白个中曲折后,立刻反应过来,于是再次致电薛岳和杨森:“夏炯与杨汉域对调。”
杨汉域升任第二十军军长,夏炯以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夏炯眼见军长梦碎,也就放弃私心杂念,老老实实带兵去了。
第二十军最初的驻防地在武宁。有一天杨森散步街头,见一位鞋匠正在为军人修补皮鞋,便又来了个访古幽思,低头问那鞋匠:“武宁有什么名胜古迹?”
鞋匠一摊手:“什么名胜古迹也没有,武宁人就晓得赌钱。”
杨森笑了,又问:“那你赌不赌?”
鞋匠坦然作答:“武宁人人都赌,就连我们江西大名鼎鼎的李协和,他也很喜欢参加呢。”
李协和是李烈钧的字,李烈钧乃国民党元老,也是武宁人。杨森被江西老表的风趣和朴实逗得哈哈大笑。
杨森有理由高兴,在他的出手干预下,一场有可能导致第二十军内讧的闹剧已化为无形。
第二十军在武宁驻军不久,又被调往平江。
平江是蒋介石亲自给杨森划定的根据地,它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于幕阜山区,是第九战区用以储存粮食、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的仓库。
作为后勤补给地,平江至关重要,蒋介石一再叮嘱杨森:“长沙失守,你没有责任;平江失守,你负全责!”
杨森到达平江后,即向敌后派出一支侦察连,以掌握对面之敌的兵力、番号及其部署。
侦察连探听到敌据点有一座将校俱乐部,内有日本军妓,常有日方军官夜晚前去光顾“生意”,正是抓“舌头”(即俘虏)的良机,只是因对俱乐部内部情况及其道路不熟悉,一时难以下手。
侦察连长任怡便把当地维持会长王海棠找来,晓以民族大义。经过说服教育,维持会长说他的儿子王国华经常去俱乐部,给日军军官递送情报和物品,深知俱乐部内情,可由王国华进行配合。
于是,任怡就派几个侦察兵化装成维持会人员,跟着王国华深夜潜入俱乐部。侦察兵们在俱乐部大显神威,驳壳枪齐打,击毙数名日本卫兵后,又生擒日军官一名。这鬼子还赖在地上不肯动弹,侦察兵绑上拖着就走,一路过去,军官的头皮都给擦破了。
对侦察兵奇袭俱乐部,王海棠颇有顾虑,怕他如果不及时报告的话,日军会加害他及附近的老百姓。随侦察连出击的一位师部幕僚长见他为难,便给他出了个主意。
王海棠依此办理,侦察兵的枪一响,他就跑到田里面,滚一身稀泥,然后跑到日本人那里报告:“不好了,大大的中国兵打进来了!”
日军追过去,侦察兵早就跑得无影无踪。再看王海棠,气喘吁吁,浑身泥巴,显然是跑得非常急促,也就没对他产生怀疑。
“舌头”带回后,杨森立即组织突审,从俘虏的口供和搜出的证件中,得知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是:通城方面是第33师团,岳阳方面是第6师团。
师团规模的,暂时碰它不得。杨森在地图上一一扫过去,最后选定通山作为祭旗的第一个对象。他的意图是以通山作为前进据点,这样能让平江进可攻、退可守。
杨森还在部署中,驻通山的日军倒看他不顺眼了,率先对平江发起攻势。
既来之,则安之,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遛遛。杨森一拳过去,正中其面门,日军被击毙不少。有一支骑兵队,连人带马折了十余骑。
通山日军显然没想到对门的如此火辣,颇出意料之外。退却后不久,到底不甘心,又摸着肿起的脸,倾力来攻。
这次第二十军把马刀刺刀都亮了出来:既然如此恋恋不舍,那我们只能用一颗陪你到老的心,跟你玩到底了。
砍过杀过之后,日军发现新邻居真的不好惹,赶紧乖乖地缩了回去。
两番小胜,杨森信心大增。
现在你不找我,我要找你了,这事咱俩一定得好好掰扯掰扯。
杨森自第二十军中抽出主力团,与集团军内的其他部队混编成支队,向通山发起攻势。
通山的日军千错万错,不该先跑出来惹是生非,部队新败,导致斗志不坚。混编支队一举攻克通山城,打死日军一百多人,附近日军的交通和通讯皆被切断。
收复通山,又让杨森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
通山以东有一处地方叫南林桥,它是两条公路的交汇点,其重要性还在通山之上。
杨森马上派一个团向南林桥进击,最初推进很顺利。薛岳得知杨森收复通山,又攻南林桥,大为兴奋,他打电话给杨森,说用一个团打南林桥不够,必须抽调更多部队,并由师旅以上的战将亲临指挥。薛岳还给杨森设定了期限,希望能在五天之内攻克南林桥。
杨森爽快答应,增加一团,并派副师长刘席涵负责指挥。刘席涵非无名之辈,乃杨森麾下骁将,又有两团的生力军,如此狠打猛敲,相信前面就是块冰都得融化了,然而连攻五天,南林桥纹丝不动。
已经到了第五天拂晓,按照薛岳和杨森的约定,必须在这天早上的九点钟以前,将南林桥整盘端下。
刘席涵焦急万分,他知道天一亮,日军炮火只会加倍炽烈,命中率也将更为准确,相应而来的,希望自然愈加渺茫。
正在长吁短叹,彷徨无计之时,刘席涵蓦一抬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忽然起了大雾,重重垒垒的白色雾气已将南林桥完全覆盖,仅露出一些高屋房顶,以及大树长竹的尖端。
这是大自然施发的烟幕弹,真是天助我也!
刘席涵喜出望外,悄悄率部逼近敌据点。在大雾弥漫的情形下,日军视线不清,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第二十军齐声呐喊,一拥而入。雾气包围中,日军难辨东西,枪都不知道该朝哪里放,川军又砍又刺,很快就靠近战肉搏拿下了南林桥。
杨森得到战报,一掐表,正好!
对于南林桥这样的战略要点,杨森志在必得,对手也不甘于轻易放弃,不久日军又全力反扑。杨森料到了这一点,随即派出第134师师长杨干才驰援南林。
杨干才是杨森的侄孙,在杨家已经是第三代了。他毕业于杨森所创办的泸州讲武堂,泸州讲武堂的建校历史比四川讲武堂还早,是杨森自办的第一所军校。
那还是杨森刚刚从滇军投到川军刘湘部的时候,他自告奋勇,担任了四川联军的前锋,在龙泉山大败滇军,其善战之名显赫于当时,之后杨森便创办了泸州讲武堂。经过统一之战等一系列大战的考验,“泸讲”(泸州讲武堂)学员迅速崭露头角,在第二十军中,早期团长以上军官多为“泸讲”学员,比如副军长夏炯、副师长刘席涵等人均系“泸讲”出身,而四川讲武堂及其他军校的学员多数只能担任中下级军官。
论资历,杨干才确实弱了一点,但他年纪轻轻就能在强手如林的第二十军内当到师长,靠的并不是宗族背景。
在别人那里,通常是下级拍上级马屁。杨干才年轻、资历浅,他反过来,常常主动讨好部下,而且很有针对性,喜欢喝酒的他送酒,喜欢抽烟的他送烟,喜欢喝茶的他送茶,喜欢大碗吃肉的他送火腿、腊肉。
战区物质奇缺,有钱出高价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些食品,杨干才也不是常有,那些收到东西的部下往往被感动到不知如何才好。
不过且慢,人杨干才能咽着自己的口水,把好东西拿出来孝敬你们,他可不是白给的。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打仗之前,你就得好好想一想,假使仗打得不好,还有什么脸再去见那位年轻上司呢。
杨干才对胜败之将的待遇分明。打了胜仗,或是几百元奖金,或是升官提干,或是再请吃喝,乃至于跑到连营去讲一次话,以示勉励。
对败仗,杨干才不骂不打不罚,非但如此,他还会亲自“夹道迎接”:双手叉腰,努着个嘴,双眼鼓起,什么都不说地瞪着你。
每当这个时候,那些吃了败仗的部下比受任何处罚都难受,恨不得杨干才立即抡圆了抽自己两大嘴巴子,心里还舒坦一些。
杨干才会吟诗作对,喜欢谈古论今,平时也自诩为一文化人,怎么能出手体罚呢,他让你干耗着,耗到下次打胜仗为止。
拿着杨森的令箭,杨干才策马当先,几乎与日军同时到达南林桥,一顿拳脚,打得敌人落荒而逃。
此后经过一个月的拉锯战,杨干才吃肉喝汤,把南林桥外围的日军全部扫荡干净,让对手见识了一下什么叫谁的地盘谁做主。
小股进袭无法奏效,附近咸宁据点的日军倾巢出动。
趁来敌立足未稳,杨干才发起凶猛冲锋,短兵相接处,使日军占有优势的火力无法完全发挥作用,双方展开了血肉相拼的肉搏战。
既为杨家孙,杨干才的武术功底不差,别看岁数不大,在四川却也有袍哥的背景。这种拳拳到肉、刀刀见血的功夫片,他是一定要亲自参加的,战场之上,马刀砍到手麻。
清场时一算账,第二十军折损两百余人,日军伤亡亦以百计。
日军从正面难以下嘴,便以坦克和骑兵打头,步兵随后,攻第134师之侧翼,杨干才扎定马步,沉着应战,又将其击退。
十二天内,杨干才连挫日军七阵,引起外界极大的关注。武汉失守以后,报章久无捷报,急需猛料,于是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湘北民心士气均为之一振。
倒是杨森自己不放心了。他读的不光是捷报,还有战报。上面记录,第134师伤亡不断增多,再考虑到杨干才出战后已厮杀二十多天,中间没有任何休息时间,恐其支持不住,于是三令五申,要杨干才暂时退却,以便休整补充。
杨干才遵命退出南林桥,但他只休息了一天,未等补充,又回师反攻,将南林桥外围据点全部拔除。
杨森自己就以悍勇成名,一般的勇将在他眼里都不算勇,看到这里,也不由惊叹:“杨干才真不愧为我家勇将。”
杨干才犹如青年杨森的翻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身上就像装了电池,而且是永不耗尽的那种。两天之后,杨干才约同集团军内的友军,兵分两路,对南林桥实施前后夹击。
日军对这个打不死、累不倒的凶神已经感到害怕了,出兵欲切断其后路,斩其尾。
杨干才制敌以先,早就分兵堵截,你想踩他的尾巴都踩不着。这位有袍哥背景的师长有很多鬼点子,他发现附近有座空荡荡的大房子,猜到日军必定会入住,便提前在房子里埋下了地雷,日军一支运输队胆够大的,不知深浅,还真进去了,结果……刘席涵五天攻下南林桥,还靠老天相助,大雾帮忙,杨干才什么都不靠,他靠勇猛加点子,也是五天,再次收复南林桥。
江湖上,从此多了一位高手。
杨干才一举成名天下知,在一众年轻将领中崭露头角,人人都知道杨森有一个特能打仗的侄孙,为“杨家之干才”。
第二十军中杨家子侄的集体浮出水面,叫响了“杨家将”的名头。湖南一家报纸天天连载“杨家将”,对杨汉域、杨干才等人进行长篇报道,后来因读者追捧,还汇集成册,出了单行本。
到抗战中后期,总部驻于武汉的第十一军成了唯一带有进攻性质的日军野战集团,第33师团、第6师团等均归第十一军指挥。
与中国的军或者集团军不同,第十一军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战区,所属师团平时都处于防守状态,遇有大战,才进行临时调动和集中,以形成局部优势。
中方部署于武汉周围的几大战区,以第九战区军力为最强,对第十一军的威胁也最大,而“湖南是中国的心脏,长沙是湖南的要地”,在武汉失守后也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早就计划对第九战区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
第九战区包括薛岳和杨森在内,都闻到了大战即将到来的气味。杨森经历过淞沪会战和大小关之战,对强敌的厉害之处深有体会,他知道将来的战役,绝非通山或南林桥战役可比,必然非常难打。
大战之前,他无论如何放心不下,专程赶到长沙,向薛岳献计,提出要以诱敌深入兼截断敌后的方式应战,并主动承担了截断敌后的任务。
薛岳也早有此意,同时让杨森防守东路,以阻止日军逼近长沙。
杨森领了一堆活返回平江,他胸有成竹。
1939年9月15日,在冈村的指挥下,第十一军向长沙席卷而来,朝向平江这一路的正是驻于通城的第33师团。
杨森按照预定方案,将第二十军兵分两路,杨干才率一个师自南林桥北上,攻袭敌后,杨汉域则率另外一个师扼守平江以东。
这是一个自西向东的列阵方式,基本判断是第33师团将从东向西进兵。
起先杨森显得很笃定,一师攻敌身后,一师挡在门前,另外还倚仗着集团军内的一些其他部队,里里外外,七七八八,全都已部署停当,而来敌第33师团不过是个新编的丙种师团,还怕它怎的。
可是战局并不如他想象得那么笃定。真等打起来,到处都是漏洞,防线摆了跟没摆一样,第33师团的一股部队竟然鬼使神差地迂回到了杨森总部的身后,而在此期间,第二十军主力全不在杨森身边。
杨森名义上虽能指挥一个集团军,但除了第二十军,其他部队实际上均归薛岳指挥,而薛岳又陆续把这些部队都抽调开了,总部不过是一个赤条条的空壳总部而已,并无多少抵御能力。
杨森纵有胆识,到这时也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
眼看迂回日军已入无人之境,无巧不成书,一支友军正好开到这一区域,跟日军撞在了一起,无意中给杨森挡了一把。
杨森抓住这一空隙,一面将平江城内所储存的弹药粮草抢运山区藏匿,一面急调杨汉域星夜回援。
回援需要时间,这边杨森急得如坐针毡,还好,那支跟日军撞头的友军范儿挺正,守住阵地不动,总算救了杨森一命。
但实际上只救了半条命,1939年9月26日,第33师团主力自东北方向杀来,一举突破包家岭阵地,直接威胁到杨森总部。
杨森大惊失色,心想完了,这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早死晚死不如不死,危急时刻,杨汉域护驾而来。
接到杨森的特急电后,杨汉域晓谕全师,告知杨森无兵无勇,正陷入重围,需马上回援。
第二十军官兵一听,舍命狂奔,以打冲锋的速度赶回,几度杀进杀出,终于收复了包家岭。当天晚上,薛岳得知杨森正身处险境,也急忙派“中央军”第七十九军前来增援,杨森这才松了口气。
在第七十九军到达之前,战局仍没有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第34师团见第二十军如此看重包家岭阵地,马上意识到后面一定还有大鱼,遂不断增加兵力及攻击力度。
遭到杨汉域的死拒力抗后,当面之敌再施分兵迂回之术,从无人防守的右侧绕道南下,于是杨森总部再次面临危机。
1939年9月27日,杨森断然作出决定,将集团军总部也由平江长寿街撤往山区。
那天正是中秋节,杨森傍晚召集部分军官和政工队员,在山下过了一个简单的节日。
过节的地方是坟地,不是特意选的,而是身处野外,无可奈何。
眼看着日军就要打过来了,身边还有死人做伴,众人哪有心情过什么节。杨森却说,在这样战火纷飞的环境下过中秋节,其实最有意思。
他一面让人摆上月饼、香蕉,一面让大伙谈谈感想,并且指名让年纪最小的先谈。
总部政工队有一名年轻作曲家,年龄最小,便由她先发言。这名作曲家的老家在上海,她发言说:“今年中秋节杨总司令(杨森)请我们吃月饼、香蕉,明年中秋节打回上海老家,我请总司令和各位吃更好的月饼、香蕉。”
杨森立即站起来说:“明年中秋节一定打回上海,到你家去吃月饼、香蕉,还要向你道谢。”
杨森能感觉到部下们的紧张情绪,他说,总部今天的撤退只是暂时的,还要再打回去。为此,又专门讲了一个他在滇军时反败为胜的战例,用以激励大家的士气和斗志。
总部的这次撤退减少了杨汉域的后顾之忧,而杨森的镇定自若,也使全军在被动之中很快稳住了阵脚。
第二天,杨汉域在白沙岭一线占领阵地,继续阻击前进之敌。白沙岭是一座高两百米的小山坡,山上光秃秃的,一棵树也没有。当前线部队正加紧在山上构筑工事时,日军突然发动进攻。
守军居高临下,日军几度猛扑,均被击退。进入午后,日机飞来援助,在阵地上空盘旋并投下了数枚炸弹。见防线出现松动,部分日本兵趁机冲上了山来。
双方开始近战肉搏,喊杀之声,百米内可闻。紧急时刻,杨汉域派预备队跑步增援,同时命令迫击炮齐射,以阻断日军后续兵力的继续涌入。
迫击炮阵地设在距离白沙岭约三四百米处的后方,事先做过伪装,所以敌机一时发现不了,对守住白沙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激战过程中,杨汉域所部击毙了一名日本军官。这名日本军官倒下后,日方立刻出动大队人马抢夺尸首,川军这边猜到奇货可居,遂也舍命争夺,好歹将尸体给拖了过来。
死鬼子果然是个宝贝。他身上带着一个图囊,里面有一张第十一军总部空投的作战地图。
正是这张宝贵的地图,使战局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折,因为上面指定第33师团从北向南,迂回侧背包抄长沙。
在地图转送到杨森手里后,杨森才恍然大悟,我说怎么开战后处处被动,被鬼子追着屁股打,原来是进攻方向判断错误,我顶你个肺呀!
重新推演沙盘,第33师团自通城南下后,杨干才本要抄袭敌后,但实际上跟日军绞在了一起,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日军全靠杨干才给挡着,要不然局面会更难看更危险。
接着往下,杨汉域不在日军的进兵路线上,因此一时使不上力。杨森用尺在地图上估量了一下,其总部后防所露出的缺口,两端相距竟有120里远,跑起来整整一天都不够。
这么大的缺口和漏洞,要想不被日军迂回得手都很难。在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出现如此怪象,让杨森也觉得不可思议,只有跌足长叹的份儿。
真是老眼昏花,太过疏忽大意。若不是杨干才在上面顶着,杨汉域从容救主,这把老骨头也就交代出去了,自己遭殃不要紧,东线失守和平江所储后勤物资被劫才是大事。
再进一步说,倘若第33师团主力按照冈村的要求,继续向长沙直插,长沙守军顾此失彼,必然会提前陷入困境,这样的例子在以前遭遇失败的各项会战中曾屡见不鲜。
打了一辈子的仗,杨森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惶恐。不过只要搞清楚状况,就能重新放手一搏了。
杨森判断,如今第33师团主力深入到了长寿街附近,其北是杨干才,南面是杨汉域和即将赶到的第七十九军,正好进行夹击。
杨汉域、杨干才奉命之后,随即双双启动,一个自西向东阻击,一个自北向南压迫,经过两昼夜的奋战,逐渐缩短两师之间的南北间隔。在第七十九军到达后,三军合力,从东、西、北三面对被压在长寿街的第33师团形成围攻之势,战局也由此豁然开朗。
杨森闻讯,大为惊喜,连夸二杨是“吾家之千里驹”。
自己老也罢,不老也罢,哪怕战死,都不用再感到害怕了,因为仅仅后面的两代“杨家将”就足以担当大任。
在作战方面,二杨又各有特点和长处。杨汉域处事低调,原先杨森还担心他难以胜任军长之职,现在看来,杨汉域沉稳老练,无论顺境逆境,用兵时都能做到镇静从容,颇具帅才。杨干才则年轻有锐气,特别勇猛好斗,将才之中亦属难得。
若将杨汉域比作是西汉时的卫青,杨干才就是霍去病,两人身上所积蓄的能量着实可观。杨森说在那一刻,他心里得到的安慰,绝非笔墨所能描述。
在三军合围下,第33师团在补给上也出现了困难。由于随身粮食已尽,平江一带又实行了坚壁清野,很多日军士兵不得不在村子里到处寻找食物,有人甚至挖地三尺,指望掘块甘薯出来充饥,早已是兵无斗志。
杨森立即召集军师长开会,以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进行分工,部署攻击方案。
在他的督促下,各部第二天便向日军发起猛攻。日军对幕阜山区的地形不熟,飞机大炮难以发挥在平原战中那样的效力,步兵不断被击毙,只得向通城撤退。
杨森下达追击令,当部队追击时,不少老百姓闻讯也从所藏匿的山区里跑了出来,手持木棍和铁叉,跟着部队寻歼敌军,而且沿途还真抓了不少逃散迷路后改穿便服的日本兵。
在日机和通城留守部队的接应下,第33师团余部抛弃辎重,才得以逃回通城。第二十军尾追至通城,以后便担任通城以南的防务,与通城日军形成对峙,原有的通山防务则移交给了友军。
侧面危机既除,长沙正面亦传来捷报,日军未至长沙,即行撤退,关麟征等主力部队撵在后面猛追,沿途颇有斩获。
这就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战后,杨森被提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集团军总司令。
对险境中转危为安,大难不死,杨森心存感恩,不仅感激救他的“杨家将”和子弟兵,更感激老百姓。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二十军首次整体运用了一种伪装潜伏的方法,即当日军进攻时,部队化整为零,装扮成百姓隐蔽。等日军一通过,立刻化零为整,出其不意地从背后加以袭击。
这其实就是杨森在安庆从新四军那里“偷师”学到的游击战术。游击战术必须扎根民众、依靠民众,换句话说,只有平时保护民众,关键时候民众才会掩护你。
早在安庆沦陷时,杨森就曾尽全力护卫市民撤退,并最后一个告别安庆。经过第一次长沙会战,他的这种认识更加深刻,也由此形成了颇具杨森特色的亲民风格。
某次,杨森从长沙回平江,因为天气太热,一路人困马乏,他就让卫士架起行军床,临时在街边露宿。
天还没亮,一阵轰隆隆的推磨声音便把杨森吵醒了,他起床循声一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门前吃力地推着石磨。
杨森很好奇:“一大清早的,你在磨什么呀?”
妇女抬头见是个军人,便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凉粉嘛,天一亮就要挑出去卖,现在不抓紧磨怎么行。”
杨森反正也不急着赶路,就坐在地上和她聊起了天,问她家还有什么人。
妇女抹掉额头上的汗水,一指身边:“喏,就是这个伢子(长沙一带方言,指未成年小孩),她爹给鬼子飞机炸死了。”
杨森一瞧,果然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使劲地帮她母亲推磨。
杨森立刻问道:“你这个小孩读书没有?你们的生活怎么过?”
妇女一脸苦笑地作答:“伢子倒是读书了,但是我一个人推不动这么大的磨子,只好叫他起大早来帮忙。要生活,怎么办呢,只好勉强对付着过就是了。”
杨森想了一想:“如果你把生意做大一些,钱赚多一点,就可以雇一个人来帮忙了。”
对方听后直摇头:“生意做大?我哪来那么多本钱呵。”
杨森告诉她:“我想借点本钱给你,就是不晓得你肯不肯要。”
只听嘎的一声,石磨停了,当母亲的睁大眼睛看着杨森,眼睛里充满了困惑,半晌才问道:“官长,你是在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话。”怕人家以为自己是骗子,杨森索性表明了身份:“我不会跟你开玩笑,我是杨森!”
杨森的大名,平江没几个人不知道,妇女惊讶地嚷起来:“你是杨——总司令?!”
见杨森点了头,她这才确信不疑,搓捏着双手,满脸的恭维和感激,一时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杨森很认真:“你算算看,扩大生意需要多少钱?”
“有——”,妇女不安地笑着,“有个一两百块钱也就尽够了。”
这种谈话让她显得有些过于紧张,在深深吸了口气后,又问:“杨总司令,你借钱给我,我
是不是要写张借据给你呢?”
杨森如数摸出腰包,听到这句话笑了起来:“老实说,我这两百块钱是准备送给你的,我根本就没有要你还钱的打算。不过,如果你一定要还钱,那就等你赚到钱后再说吧。”
母子千恩万谢,收下了钱。
隔了几个月后,杨森路过这里,特意再次造访,发现她家房子居然翻新,而且开了一家凉粉店。
显然再不用挑担卖凉粉了。杨森一时高兴,想再照顾一下她家生意,便把随从都带进店来吃凉粉。
上前招呼的店老板并不是原来那位,而是另一个模样相仿,年纪略小的女人。听到随从称呼杨森的职位,她猛地一惊,立刻跑来询问是不是“杨总司令”。
得到确切的答复后,女老板兴奋地叫起来:“啊,你是我姐姐的大恩人,你还记得借钱给我姐姐的事吗?”
据其介绍,原来她姐姐拿钱扩充了生意,赚了钱,已经带着孩子搬到别处去了,这个店就盘给了妹妹。临走时,姐姐特意关照妹妹,假如杨森再来,一定要好好招待,并且归还那两百块钱。
杨森连忙推托说不记得借钱的事了,但女老板坚决不肯放他们走,杀鸡治酒,请他们吃饭,又坚持要把钱还给杨森。
杨森再三推托,她说:“借你的钱我们才能发达,你不许我们还,岂不是叫我们从此不得发达吗?”
听到这话,杨森才笑着把钱收下来。
在吏治方面,杨森一向开明激进。早在四川时,这位“蛮干将军”就有过修建马路、实施新政等让遗老遗少们连呼吃不消的举措,他在反封建和解放妇女方面,更是有如五四闯将,由于他的督促和严令,四川妇女才真正告别了缠足的陋习。
偏偏平江这个地方陋规还不少。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杨森骑马来到平江县城,应邀参加庆祝大会。途中经过一座木桥,见一男子正手执竹鞭,狠狠鞭打一个小女孩,同时像使唤牲口一样呵骂:“你去不去?去不去?”
小女孩虽然掩面痛哭,但始终倔强地一步不移。
杨森大怒,跳下马来,从男子手中夺过竹鞭,抛进河中,然后厉声质问:“你这是在干什么?”
男子打量了一下杨森,发现他是个高级军官,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不过说话时仍然理直气壮:“她是我妹妹,已经嫁了人,可是一到婆家就逃跑,三番五次。她婆家向我们要人,这个脸谁家丢得起,所以我父母让我务必把她押送回婆家。”
小女孩仅仅十一二岁的样子,杨森大为诧异:“你妹妹才这么小,怎么可以嫁人呢?”
再问下去,才知道这竟然还是平江本地的风俗,女孩到十一二岁就要出嫁给“小丈夫”。
杨森实在难以理解这种奇风异俗,他问那哥哥:“你妹妹一再逃回娘家,是不是在婆家受虐待了?”
答案也不是,说婆家待“小新娘”还不错,只是女孩年幼离不开母亲。做哥哥的咕嘟着嘴:“嫁出门的闺女,赖在娘家不走,亲戚朋友都要说闲话的呀。”
女孩仍在嘤嘤哭泣。杨森实在不忍,就绕远路随兄妹两人走访其父母,又请他们去平江县城参加妇女节庆祝大会。
大会主席请杨森发言,杨森就把路上遇到的事情讲了一遍,并且说这种风俗很不好,他一定要下决心进行改良,这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妇女工作。
开完会,杨森直接和女孩的父母进行谈判,表示自己愿意出一千块钱,帮助他们的女儿继续求学,条件是必须二十岁以后才可以过门到婆家。
女孩父母同意了。杨森给女孩改了个名字,叫谢平节,乃纪念平江妇女节的意思,随后他便送谢平节上了学。
杨森亲自抓平江的妇女工作,俨然已成当地的“妇女之友”,但有一件事始终让他感到尴尬,因为这件事显然跟妇女解放这类新事物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可能具有双重性。杨森就是如此,他在外反封建,在家仍然很封建,老婆既多,又绝对容不得别人给他戴绿帽子。
杨森对此的辩解是:自古美女配英雄,普天之下,多妻的男子到处皆有,在某些教派,甚至把多妻作为一种教规哩。
杨森从不把多妻归入封建陋规,他说即便在平江,老婆比他多的一定还大有人在,他不希望外界老是围绕他的私生活炒来炒去——你们可以多报道报道我抓妇女工作嘛!
可惜的是,读者爱看的是八卦花边,媒体也要靠这些来提高发行量,谁关心什么妇女工作呢,于是翻开报章杂志,最热门最吸引眼球的依然还是杨森今天明天又娶了哪位姨太太,一来二去,连平江乡下人都知道杨森的老婆特别多。
某次杨森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开完会,他请军官们吃饭,通知上注明可携眷参加。当天,杨森开了二十多桌酒席,集团军司令部摆不下,干脆就移到了外面。
杨森本来有一位太太随军,照料其生活起居,但凑巧正好回了重庆,赴席的全是军官们的太太。这些太太要出入正式场合,给丈夫挣面子,因此个个都烫短发,穿旗袍,打扮入时。
平江风气闭塞,女人平时都是短衣长裤,哪里见过这种情景,于是轰动起来。军官和他们的太太在吃饭的时候,老百姓就站在周围看热闹,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哎呀,不得了,总司令有二十多个太太呢,而且全都那么时髦漂亮。”
杨森面红耳赤、啼笑皆非,可又不便出面解释,只得装傻充愣,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很快,卫士看到一些小孩也钻到桌底下,而且自下而上,偷看太太们的旗袍。
卫士们又好气又好笑,把他们拖出来讯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小孩也不害怕,全都振振有词地回答:“是我姆妈叫我来看的,她说杨总司令的太太里面都不穿裤子!”
童言无忌,苛责不得。杨森和他的部下们面面相觑,困窘到不知所从。围观者见了哄堂大笑,随即都四散跑开了。
能让老百姓开你的玩笑,也说明你已经有了接近和融入民众的可能。
杨森经常骑马从平江去长沙,沿途百姓都知道杨森,有一户人家小孩病得很重,发着高烧,见杨森策马经过,就大声求助。
杨森不是学医的,医药官又不在身边,若抱到长沙吧,又怕抢救不及,杨森一时也束手无策。可是那家人把杨森当成了救命菩萨,好像杨森出现,就没有什么搞不定,这让他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充行家。
杨森先从皮包里取出几粒消炎药,给小孩服用下去,又让那家大人用热毛巾敷在小孩胸口,看到病情缓解,才重新启程。
杨森所用办法,不过是部队中的急救法,有没有效,他对之全无把握,可是正好长沙公务多,连住两天,方得以返回平江。
来回都是那么一条路,经过那户人家时,杨森的心情特别紧张。没想到那家人一听到马蹄声,便跑了出来,对之千恩万谢,说总司令的医道真高明,愣把我家没得救的小孩给医活了。
进屋之后,见小孩果然完全康复,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了。一家人连声感谢杨森的救命之恩,杨森如释重负,那个侥幸啊,犹如自己的命也让人给救了。
有了民众基础,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进行民众组训。
杨森在平江建立了民众组织训练委员会,自兼主任,接着又办了一所保甲长训练班,规定平江、浏阳两县大小乡镇,每镇必须选派男女中学生各一名受训,训练期满后分发回乡担任保甲长。
学生们如期毕业,杨森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军装,先打扮起来再说。可是这些穿着军装的学生在回乡任职时还是碰了钉子,被人家毫不留情地赶了回来。
在湘北一带,保甲长早成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传到本人手里实在不愿担任,还可以像送礼一样移交给亲戚朋友,稀缺资源啊,哪里肯拱手让给外人。
接到报告后,杨森把县长们召集到一起,打了个比方,说中央政府就像是一把伞,伞顶是一块缝合的绸布,完整美观,无懈可击,但伞的牢固绝不是靠绸布,而是下面的十几根伞骨在支撑着,那十几根伞骨就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各部委。
再回到地方政府,杨森说连接伞柄的变成了一根根细棍子,上重下轻,这是政令推行不下去的症结所在。
杨森的结论是:“没有老百姓的政府,正如没有部队的司令官一样,能办成什么事呢?”
杨森发话,县长们不敢怠慢,可地方势力太强了,县长下命令也没人执行,学生们逐保逐甲去点名,居民在原有乡镇保甲长的撺掇下,也往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杨森被迫再思良策。那时湘北疟疾流行,杨森想办法采购了一批奎宁,便试着拿去让学生发给所在区域的居民,有病治病,无病备用。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在民间珍罕到几如灵丹仙草一般,学生一到,群众都自发从屋里跑出来,争相前来领取。
不要急不要急,先排个队,点个名,再发药。
依靠奎宁这个开门钥匙以及大量琐碎的工作,年轻的保甲长们终于站稳了脚跟,两年之间,平江、浏阳的保甲全部编组完成,并与军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配合训练。
组训民众很重要,但民众毕竟不等同于军队,倘若军队本身不堪一击,那就等于把老百姓推到战场上去白白送死,所以要打好仗,还得练出强兵。
别人练兵主要是操典、射击和劈刺,杨森另加一项,是体育。
杨森对体育情有所钟,从小到大,乐此不疲。在他看来,就连武术也是体育之一种,如经常操练,既能强身健体,又可娱乐自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杨森以后走到哪里,就把体育之风带到哪里。
“蛮干将军”时代,其实是杨森早期最辉煌的阶段。那时候,他的军队迅速扩充,军校也遍地开花,杨森精力过剩,每天忙完公务,必定还要抽出时间,到校场上去亲自练兵。
杨森实行的是“饥兵政策”,他发的那点军饷只够填饱肚子,训练之余,士兵们根本没有闲钱到街头消遣娱乐,军营生活又极其单调乏味,只能埋头睡大觉。
杨森一看,这样不行,时间长了要出事。为了调剂士兵的业余生活,防止他们闲极生变,杨森就出钱买来了一套放电影的器材,成立了一支电影放映队,在军中巡回放映。
士兵们大多数没有见识过这类新鲜事物,全都簇拥来看,因此刚开始很是轰动了一下,但当时电影片源很少,杨森又舍不得花大价钱去采购新片,全是一些陈旧的老电影,只能重复重复再重复。短暂的热闹之后,大家又都一哄而散。
杨森急于寻找新的文娱项目,同时他又有志天下,一心要统一四川,所以也时时在捉摸,如何才能练出更强的强兵。
两种需求汇合一处。有一天,杨森突发灵感,想到要大力提倡体育,其对象不是周围几个人,或是某几名部下僚属,而是整支军队。
从此以后,杨森便有计划、有步骤,大张旗鼓地在军队里推广起了体育。
军中体育普及开来,情形果然大为不同。首先它花钱少,不需要太大的资金投入,无非是买些篮球、铅球或标枪之类,其次是玩不厌,每天打场球,第二天还盼着再来一场。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杨森本人就兴趣浓厚,他肯在这上面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
杨森专门在成都创办了一所体育学校,除充实教育设备外,还延揽国内外体育专才担任教授。杨森把他部队里所有年轻力壮的军官,都分期分批地送到这所体育学校受训,其认真程度,一如在举办军校培训班。
觉得部队体育水平上去了,杨森即以团营为单位,组织体育竞技比赛,并利用各种机会与民间高手们进行切磋。
杨森主川两年半,共举办了两次省运会,省运会的各项冠军几乎全部为第二十军选手所囊括。统一之战后,不管如何落魄,也不论行军何处,驻防哪里,第二十军一定是球不离手。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也必定要和当地运动员开展友谊赛。
抗战时期,军中体育继续成为杨森独树一帜的练兵法宝。他在平江县城建起一座大型体育场,需要时用于集会,平常就供军队和老百姓举行各类比赛所用。
驻军平江的第一年,杨森便举办了平江军民联合运动会,第二年广发英雄贴,邀请湖南各学校派代表队参加。此后,平江一连举办了五次大型运动会,使得这座小县城,俨然成为湖南省的体育中心。
在第二十军内部,体育训练逐渐与操典训练、射击劈刺并驾齐驱,成为练兵的第三大科目,而且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别人练兵都是时间越长越好,杨森独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名新兵要是认真训练,只消两个月就可以上阵打仗,时间拖得太长,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两个月,一个月用来进行精神纪律训练,也就是出操,一个月用来进行纯军事训练,其时间分配为,每天早上射击劈刺,从下午到黄昏,就全部是体育锻炼,在提高士兵身体素质的同时,也借以培养其斗志。
杨森的这一做法曾引起很大争议,一些部下僚属都表示反对,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作战间隙的训练时间相当紧张,体育训练属于旁门左道,业余时间玩玩还可以,放到主课上来,这不是白白耽误时间吗?
杨森正色相告:“不然,体育这一科目,比什么都要紧。”
第二十军居于平江最前线,作战相当频繁。
要打仗,自然就有伤亡,有时伤亡还很严重,这就需要尽快补之以新兵。一般的规律是,新兵越多,部队战斗力下降越厉害,这也是很多友军包括一些川军都畏惧作战的原因。
杨森不怕打仗。因为不管如何补充,第二十军的整体战斗力都没有太大的下降,不但如此,随着仗越打越多,具备更多作战经验的部队,在战斗力上反而还呈不断的上升趋势,在这其中,体育练兵当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