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生于山东省临清市。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兼右翼兵团总司令。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丢掉四川省主席一职后，以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正式出川抗战。
陈万仞：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军长。在郭勋祺、刘兆藜回川后，他以马当一战，成为原刘湘旧部中最为耀眼的战将。
范绍增：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时任第八十八军军长。
罗君彤：生于四川省营山县。时任第八十八军副军长，他是范绍增必不可少的智囊，在他的辅助下，第八十八军纪律严明，作战顽强，成为江南可与新四军媲美的“英挺部队”。
张群做了川省主席，前任王缵绪选择了出川抗战。在王缵绪纵马上阵之前，他的部队也才刚刚恢复元气。
武汉会战后期，川军中打得最难看的，非许绍宗指挥的第二十九集团军莫属，几乎是被打散了架。
当廖震等人辗转找到集团军办事处时，这些军师长一级的高级官佐个个状如乞丐，身上仅着一件烂汗衫和一双烂皮鞋，一个副军长摸遍全身，只额外多出一把牙刷。
许绍宗清点残部，人马损失过半，连一个完整的营都没能保存得下来，更悲哀的是，他当宝贝一样侍候着的那四门重迫击炮，一炮未放，全部丢光了。
集团军驻宜昌办事处的负责人早将情况报告给了王缵绪，王缵绪听后着实吃了一闷棍。
损失一半，就意味着集团军编制只能缩小——想不缩也可以，那你就得像杨森那样，让老蒋追在屁股后面给捷克式。
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王缵绪怎么敢跟杨森学，第二十九集团军又是他的起家资本，王缵绪当时尚在川省主席位置上坐着，生怕缩小编制之后影响仕途，于是决定砸锅卖铁，把自个儿的血本全拿出来。
他主动向蒋介石提出，所需补充的兵员和武器自理，只求能保住集团军编制。
这个面子，蒋介石没有理由不给，当即批准了王缵绪的请求。
王缵绪从四川自己的防区征补壮丁，又把原来储存的备用枪都翻出来运往前线。这些枪有的是原来打坏了修好的，有的还是手工打造的“夹板枪”，此枪扣一下打一颗子弹，一个“夹板”（弹仓）统共三发子弹，三发打完还得换个“夹板”。
反正是将难看进行到底，第二十九集团军渐渐有了些起色。
1939年1月底，893团沿河防守时，击落了一架日军指挥机。机上日军弃机驾船，想从襄河逃往汉口。
893团就是在九狼山一役中靠“大头菜”成名的功勋部队，一见哪里肯舍，紧紧追赶，终于把鬼子们全部截住干掉了。
空军的军衔一般较高，七个死鬼里面，有空军大佐及中佐各一名，机上还缴获了武器、军刀和文件。
893团首开纪录，给整个集团军带来了喜气，此时距离武汉会战才两个月不到。
1939年4月，战区给许绍宗直接下达命令，要求向东岸日军实施突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渡河之后，乘夜进攻日军据点。据点没打下来，不过他们其实也志不在此，第二天，日军派了一个中队驰援据点，一头钻入预设的伏击圈，被四面包围。
川军激战一个小时，打死打伤日军三十多人，缴获了一批歪把子和三八式，然后又赶紧撤回西岸。
战绩不大，没什么好夸口的，最主要的是，这只是隔着桌子打乒乓，到需要身体碰撞的时候，到底虚不虚就看出来了。
许绍宗曾将一个师专门配置于襄河以东，面对面与日军作战，但很快就支持不住，步步后退，经许绍宗向张自忠请示，还是乘夜撤了回来。
第二十九集团军当时归张自忠指挥。张自忠是西北军名将，以忠勇著称，打仗时从来都是予人以安，自处危境，因此襄河东岸的激烈战事，大多由张自忠的基本部队承担，许绍宗的重点是西岸，只是偶尔才东渡执行任务。
1939年5月，爆发随枣（随县至枣阳）会战。襄河东岸全是日军，张自忠配属的两个主力师被击溃，师长吉星文下落不明。张自忠十分焦虑，在决定亲自率部东渡作战，以挽回败局的同时，他给许绍宗下达命令，要他设法把吉星文找回。
许绍宗派集团军所属的游击支队潜入东岸，在一座山间小庙里找到了吉星文。吉星文是“七七事变”时大力宣传的抗战英雄，但当时情形十分狼狈，被困于山中，身边只有几个人跟随左右。
吉星文被护送回西岸后，张自忠对他说：“你这个民族英雄成狗熊了！”
人生其实就是这边到那边的距离，中间隔着一条河，河这边可能是英雄，到了那边也可能是狗熊。
吉星文不是不想打，是打不过，若是许绍宗当时就上去，没准还不如他呢。
一直到1939年10月，距离武汉会战将近一年过去。经过不断整顿和补充，第二十九集团军才渐渐缓了过来。
这一期间，蒋介石组织各大战区，计划发起一场全国规模的攻击战，此即“冬季攻势”。
攻势启动之前，893团奉命先行，去东岸活动，以破坏日军的桥梁和通讯设施。
原计划是在襄河东岸活动两周。两周之后，攻势计划有所改动，准备延期一月，第二>十九集团军也将整体开赴东岸的大洪山游击区，因此893团又继续留在了敌后。
就是这一变动，差点让这个团遭受覆灭之险。
发给893团的电报，被日军截获并破译，日军立刻派出一个步兵联队和骑兵大队，向893团所在位置包抄过来。
新四军李先念部也在这一带打游击，事先得到了情报，赶快予以通知，才使893团提前做好准备，冲出包围后，在大洪山与集团军主力会合。
1939年12月，冬季攻势正式开始,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第二十九集团军参与进攻日军所盘踞的钟祥。
防守钟祥的是第16师团，该师团曾与第6师团一道攻进南京，为老牌甲种师团，战斗持续七天七夜，打得十分艰苦。
团长梁静珊在指挥作战时，身先士卒，遭到碉堡内日军机枪扫射，身中七弹而亡。当时王缵绪刚到宜昌，梁静珊的尸体也运到那里，王缵绪亲临默哀，吩咐购棺装殓，护运回乡。
到了第二年，钟祥还是打不下来，而日军援兵已经赶到，第二十九集团军只得就地退至大洪山。
早在总结武汉会战教训时，陈诚就断言，川军更长于山地作战，大洪山的地形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提供了天造地设的绝佳环境，这一区域，高的是山地，低的是湖泊，易守难攻。
第二十九集团军因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作战方式，即以游击支队在大洪山外围至钟祥一带活动，主力与集团军总部则驻于大洪山中，寻机歼敌。
1940年4月，游击支队看准机会，在路上进行伏击，打掉了日军一个骑兵小队，打死打伤日军骑兵数十人。战利品送到总部，总部估计日军要报复，马上加强工事，严密防范。
来的是骑兵大队，在炮火掩护下，向大洪山某团阵地发起冲锋。守军早有防备，集中轻重机枪火力，予以猛烈射击，打得日军人仰马翻，给他们喂足了“枪弹饲料”。
日军见骑马在山里吃不开，便下马近战，守军又还以有口皆碑的“大头菜”，集束手榴弹一把把地往下扔。
在将日军打得晕头转向之际，总部抽出一个营，向日军侧背进行反击，骑兵大队扛不住了，唯有臊眉耷眼地撤回钟祥城，战死者尸体均用黄绫相裹，以太阳旗覆盖，随队带走。
据游击支队侦察得知，骑兵大队这一战伤亡了两百多人，其中包括中队长一名，钟祥城内焚尸达四个小时之久。
冬季攻势快结束时，王缵绪带着四个旅来到了大洪山。因许绍宗关键时候“逼宫”，王缵绪对其极不信任，这四个旅就是他的基本部队，由担任第44军副军长的儿子王泽浚一手掌握。
王缵绪此次亲自挂帅出征，憋足了劲，非要跟后方哄他下台的那帮人飙一飙不可，但前线的实际状况却远不容如此乐观。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几名中国记者一起，实地采访了王缵绪。
王缵绪在一所村子外面接受采访，他对能得到这次露脸的机会感到很是兴奋，摆着各种姿势，配合记者们拍照。
坐下来后，王缵绪对记者说，如果不是他被留在四川，前线的战事就不会如此糟糕，而他现在的任务，便是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所有地方。
记者们面面相觑，包括史沫特莱在内，大部分国内战场跑下来了，还没听到过哪位中国将领敢如此大言不惭地拍胸脯，打包票：以为你是战神？
牛在天上飞，都是你给吹上去的！
史沫特莱由此对王缵绪打上了个大大的问号。在她笔下，王缵绪身体瘦弱，面部僵硬，完全是一个说话抽风的“疯狂家伙”，甚至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自吹自擂”，还让她想起了某些无脑的美国人。
王缵绪豪情万丈，完全想不到在别人眼里会沦落成另外一种形象，他告诉记者，蒋介石已同意他在消灭前线敌人后，重新任命其为川省主席。
王缵绪以为别人不知道川局内幕，孰不知这些作者的门槛全精得很，都知道王缵绪是被政敌赶出来的，因此个个暗中偷笑。
王缵绪是老军人，探讨起军事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显得非常聪明。当史沫特莱问起中国伪军为什么特别多时，王缵绪分析说，这是因为伪军没有读过儒家经典，在他看来，“每个军事人员都应该是学者”，这样就不会误入歧途了。
记者们脸露不屑。实际上王缵绪这一点倒不是信口开河，他本人就是地道的秀才出身。
史沫特莱有意要给王缵绪出难题，立即插嘴说，许多伪军的头头可都是饱读经书。
跟洋人真是说不通，王缵绪遗憾地看了看史沫特莱，回答说，这些伪军只不过是“肤浅地读过”这些书，未必真读懂读透。
记者们想看战绩，王缵绪便让人押上六名日军战俘。不押还好，一押让记者更加对之轻视，因为他们已经看过这些战俘，在李先念的游击队里。
王缵绪初来乍到，哪有什么战绩，只好把友军送来的战俘拿出来临时交差，结果反出了一个大洋相。
之后，众记者便以“最冷漠与最敬而远之的面容”，听着王缵绪继续夸夸其谈。
直到离开时，记者还没放过可怜的川军总司令，其中一位朝着王缵绪的背影吐了口痰，骂道：“一个典型的四川牛皮匠——呸！”
王缵绪要战绩，机会很快就来了，不过是以他最不情愿的方式。
1940年5月，枣宜（枣阳至宜昌）会战打响，这次会战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超随枣会战。交战仅仅半个月，张自忠便在南瓜店以身殉国。
日军占领枣阳后，随即回撤，王缵绪奉令衔尾追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补给上出现了严重不足。一名日本兵在遭到伏击时切腹自杀，
经过检查，这名士兵的胃里竟然只有生豆和稻草，由此可见日军所遇到的困境。
正是这个原因，日军此后一般只能采取扫荡方式进行作战，而不能扩大占领区。久而久之，战区便可以根据日军兵力出动的多少，来判断其“出巢入巢”的大致时间：假如是一个大队出动，一两天必回；一个联队可以待得长些，一周左右；一个旅团的话，也最多骚扰半个月。
战区由此制定出了相应战术，即在日军出动时，层层设伏截击，以拖延时间，消耗粮草，等日军要打道回府，再在归途中设伏堵击。
这次从时间和日军回撤的动向上来看，都刚刚好，正是捡漏的时候。
好机会给了王缵绪，他拎起两把板斧，呀呀叫着便从大洪山上冲了下来。
可是这次战区的判断出现了失误，日军回撤不是要收兵，而是要继续进兵，即西渡襄河，攻占宜昌。为了不影响其进攻宜昌的计划，日军武汉总部决定把作为后卫的第40师团留下来，以便全歼川军，解除其后顾之忧。
第40师团属于丙种师团，在日军师团里档次不高，可用它来对付第二十九集团军已绰绰有余。
王缵绪本是要靠咬日军尾巴来占便宜，未料到天气预报出错，对方突然转身，气势汹汹地径直朝他扑来，而且还是整整一个师团，心马上悬了起来，赶紧率部往大洪山里钻。
第40师团接到的命令，就是把第二十九集团军给卸掉，出发之前，武汉总部已经解除了配属给它的重炮兵旅团、战车团等特种部队，为的就是轻装追击，因此跟在后面也进了山。
王缵绪叫苦不迭，暂时再没时间去想拯救地球那事了，赶紧守住要隘要紧。
越想守，越守不住，大洪山的所有要隘渐渐全部丢失，王缵绪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困境。无奈之下，他只得施展求生本能，在山里跟日军旋磨打圈，转来转去。
这一转，倒无意中转出了感觉和味道。
川军子弟正面作战不行，但爬山越沟很在行，川耗子嘛，日军屁颠屁颠地跟来跟去，总也撵不上。
王缵绪顿悟，原来生命在于折腾啊。
于是他胆子大了起来，连心情都放松了。川军拉开一段距离，就回头看一眼那些二乎乎的日军，然后喊上一嗓：这是老子的地盘，给你两翅膀还能飞过来不成，当心闪了你那破腰！
困在山里的时间一长，第40师团很快就露怯了，在后勤补给上出现严重匮乏，完全没了先前入山时那股气势汹汹，好像要一口将川军吞掉的架势。
王缵绪返身观察，见日军官兵全都耷拉着个死脸，知道捡着了。
还等什么，生扑吧。
第40师团以为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便如何如何，其实在山里面根本就不是川军的个儿，反而让第二十九集团军趁势包围起来。
双方激战六天六夜，日军不仅进攻受挫，而且蒙受较大伤亡，大洪山上到处是日军的死马死尸，连师团长天谷直次郎中将都受了伤。
日军武汉总部得知第40师团陷入困境，大感意外之余，急忙派飞机支援，向地面空投粮食弹药，同时在无机动部队予以增援的情况下，答应第40师团的请求，准许其放弃进攻，组织突围。
第40师团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才得以突出大洪山重围。
经过大洪山一战，第二十九集团军自身也损失惨重。王缵绪检点余部，参加战役的十六个团，伤亡了三分之一。他从四川带回的四个旅，虽未参加大洪山战役，但也伤亡逃散了一半——战场是最考验人的地方，有好几个旅长都吃不消惊吓，逃回了四川。
日方在战史中对大洪山战役印象深刻，可惜第40师团在突围时，把死人死马都尽可能带走了，没给王缵绪留下什么可向外界夸耀的实际战果，战俘、战利品这些统统没有。
这下子总结就不好写了。王缵绪知道蒋介石不会也没法对他进行整补，他就想了个巧办法，请蒋介石撤销四个新编旅及其他旅的番号，将集团军由“师旅团”制改为“师团制”，这样人少了，编制还在，他的集团军总司令也照当不误。
王缵绪做事很少会让自己吃亏，借着自砍的这一刀，他从蒋介石手里得到了甲种师编制的待遇，同时又用外调的办法，把许绍宗这个曾挤兑过他的人给“挤”出了第二十九集团军。
王缵绪守大洪山，襄河防线移交给了老乡孙震。
日军在夜渡襄河时，乘坐的是机动船。这些机动船一边在河面上“爬行”，一边发出轰隆隆巨响，在夜色一团漆黑且心慌意乱的情况下，第二十二集团军误把它们当成了“大批水陆两用坦克”。
河防全线动摇，日军的渡河行动轻易就取得了成功，宜昌随后沦陷。
不过孙震的运气不错，就像在武汉会战时一样，打仗时他又出差开会去了，战区另择他人担任河防指挥。所以尽管吃了败仗，板子也打不到他屁股上来，算是逃过一劫。
大家都在折腾，只不过位置不同，王缵绪和孙震是在正面折腾，唐式遵是在半侧面折腾。
日军以武汉、宜昌为前方战略进攻据点，通过平汉铁路和长江来抢运物资军队，第二十三集团军驻防皖南，其常年任务就是沿这两条要道对日军进行袭击，重点是江面。
江边芦苇丛生，唐式遵便派出川军小分队，隐蔽在江边，进行流动性游击作战。某天黄昏时，川军小分队发现一艘日军汽艇停在江面不走了，感到有戏，马上以芦苇为掩护，悄悄摸了过去。
艇上的日军丝毫未觉察，天黑后便高挂煤气灯，取出啤酒罐头，狂饮大嚼，好不开心快活。
队长一声笛响，机枪、手榴弹全开，汽艇被炸沉，艇上日军不是丧命，就是被俘，另外还逃走了几个。
小分队在江岸上连续搜索三天，把饿到前胸贴后背的几个鬼子从芦苇里给揪了出来。
这便叫做，我请客，你埋单！
小分队对江上的日军舰艇威胁有限，最厉害的还是炮击。
官股煤炭山是临近江岸的一座孤立山冈，可俯视长江十余里。军委会先后调来山炮团和重炮团，在煤炭山构筑要塞式炮兵掩体阵地，对日军舰艇进行炮火拦击。
日机多次对煤炭山进行侦察轰炸，但由于山上岩穴纵横，便于隐蔽，炮兵阵地丝毫未受其影响，照常炮击，命中率达到三分之一。三个月内，日军运输舰和汽艇共被击沉十艘，受伤舰艇及大小木船一百多艘。
煤炭山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日军决定把这块要地夺下来。据守煤炭山的是第146师，该师自师长刘兆藜回川出任保安处长后，作战特点不如原先明显，被日军形成突破，几天后掩护炮兵撤出了煤炭山。
下了山，再要上山就难了。
郭勋祺此时已升为五十军军长，他把自己一手带出的王牌部队第144师派去进行反攻。第144师采用波浪形进攻方式，连攻五天五夜，曾将对手逼下了山，但日军随后又还以颜色，派大批兵力在炮舰掩护下从川军背后登陆，使第144师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郭勋祺不得不鸣金收兵。
虽然最终未能夺回煤炭山，仗却打得不错，据从日方搜集到的情报，日军总计伤亡约在四百人左右。军委会电令表彰，郭勋祺被晋升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五十军军长。
煤炭山就此成为第三战区的一块心结，到了冬季攻势的时候，战区又把攻取煤炭山作为目标。
按照作战方案，拟定由“中央军”组成中央兵团，担任正面主攻，川军从左右两翼进行助攻，牵制和吸引日军兵力，使日军不能增援煤炭山。
战前，第三战区需要整修道路，架设桥梁，这使日军得以预先得到情报，加强了阵地上的火力配备。中央兵团两度攻下煤炭山，都因为日军火力太强，而再次被迫退至山脚。
这时唐式遵便寄望于两翼的川军兵团能打开局面。
左翼兵团表现中规中矩，一直能扭住正面敌军不放，让唐式遵着急的是郭勋祺右翼兵团。
郭勋祺开始阶段打得不错，但后半段因顾虑伤亡突然停了下来，他这一停，日军得以抽出力量援助煤炭山守军，中央兵团伤亡惨重，第三次退到山脚。
唐式遵想让郭勋祺继续冲，可偏偏他又指挥不动郭勋祺。
郭勋祺属潘文华的亲信，与唐式遵无深厚历史关系，一向都不太遵守其约束，再加上此时已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便更不把唐式遵当回事了。
唐式遵迫不得已，亲自颁布重赏令，并通过总部作战科直接给第144师主力团团长张昌德下命令，要求务必攻克战略要点乌鱼塘。
电话接通后，作战科对张昌德说：“总司令想吃大乌鱼（指乌鱼塘），有五千元代价。”
张昌德是郭勋祺的心腹，一向跋扈，他在电话中竟然冷笑着一口予以回绝：“价钱太廉了。”
五千元打动不了张昌德，他来个按兵不动，而唐式遵对此毫无办法。
第三战区的冬季攻势无果而终。战后检讨时，唐式遵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这次顾长官（顾祝同）指挥的中央兵团攻击之所以不成功，是郭勋祺指挥不当！第五十军既然前进了，为什么不乘胜插到乌鱼塘，去打敌人后方？那样的话，中央兵团就可以占领煤炭山了。”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对郭勋祺不满，表态说：“郭勋祺这次指挥不当，应受处分。”
郭勋祺满不在乎，说：“要处分就处分吧。”他黑着个脸，当场与唐式遵吵了起来。
顾祝同和唐式遵均被大大激怒，处分令下，郭勋祺被撤去第五十军军长职务，仅保留集团军副总司令一职。
郭勋祺原先以为顾祝同和唐式遵不能拿他怎样，处分云云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不料对方还真的下了杀手：撤去军长，就等于剥夺了军权，一个副总司令有什么好玩的？
拿着处分令，郭勋祺沉默半晌，叹息着说：“我一片雄心，就这样被断送了！”
郭勋祺一气之下，有意把部队拉到邻近的新四军里去，并派出联络参谋去找新四军政委项英联系。
当时皖南事变尚未爆发，国共也未翻脸，项英说：“现在是团结抗日，不能给国民党以口实。”因此婉拒了郭勋祺的请求。
郭勋祺走投无路，便扔下官印，愤然返回四川，从此与抗战无缘。
攻不下煤炭山，只能采用另外一种袭击方式。
军委会海军部拨了两个布雷大队交唐式遵指挥，由其派兵掩护，到江中布雷。
这是一个异常艰险的过程。布雷队必须先将漂雷运到江边，再抬上橡皮船拖到江中。每个漂雷重达两百公斤，需六个士兵才能抬起，而从陆地到江边这一段，又处于日军的射击范围之内，只能利用大风、大雨、大雪、大雾等最为恶劣的天气潜行。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因潜入水底安装的时间过长，一下子冻死了二十多名川军士兵。
漂雷代替炮击，再次对日军舰艇造成威胁，江面上不断传来爆炸的声音，日军的许多舰船被炸毁，乃至于轻易不敢靠南岸行驶。
第二十三集团军掌握了漂雷和布雷技术，也将其用于作战。初冬的一天，日军分乘三辆汽车，由一辆坦克装甲车护卫，浩浩荡荡地前来“扫荡”。
如此神气活现，不能惯了他这臭毛病，川军便在日军必经的河面上，紧靠桥柱放了一颗漂雷。
川军挖沟设套，日军懵懵懂懂，一点也不知道低调，结果过桥时因震动太大，触发了漂雷。只听轰的一声，桥塌了，汽车、装甲车掉下河去，随即全都沉没，日军一下子淹死了三十多人。
一次等着报捷的“扫荡”竟然秃噜成这样，令日军指挥部七窍生烟，当下便派出两个混合联队，对第二十三集团军进行大规模进攻。
失去郭勋祺、刘兆藜的川军，打得有气无力，战斗严重失利。日军进入第二十三集团军的防区后，将军粮焚之一空。
战役开始时正值春耕季节，农民纷纷逃亡，以致误了农时，造成粮食极为紧张。前线部队被迫靠挨家挨户搜“借”粮食维持，每人每天不超过半斤米，后方部队则窘迫得要靠挖食蕨根度日。
有人走了，有人虽然还在前线，却并不比走掉强，你要不给他屁股上扎两针，就别指望能打好仗。
顾祝同亲自赶到集团军总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了三天会，到最后一天晚上，他从腰包里掏出一份命令，宣布将作战不利者全部予以撤职，从现任第144师师长开始，副师长、旅长、团长，统共撤掉二十七人。
此举杀鸡儆猴，多少起到了些警示作用，而在郭勋祺、刘兆藜之后，也终于有人站出来替刘湘的老部队挑起了大梁。
第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原为刘文辉部属，后投奔刘湘，或许是被郭勋祺、刘兆藜等人的光环所掩蔽之故，此前他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担任江防重任。
陈万仞在战术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打仗就要像蚕子吃桑叶一样，一口一口地吃，积小胜为大胜。那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都不能叫胜利，只有以很小的代价，换得敌军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损失，才是真正的胜利。
陈万仞负责的江岸防线长达五百里，每一个地方都守，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陈万仞的办法是把机动兵力掌握在手中，不见兔子不撒鹰，一撒出去必定要啄你个底儿穿。
武汉失守后，日军一直尝试要控制江岸，曾派出十六艘军舰，满载日军，向江岸发起猛攻。
登陆前，一般都要先用兵舰大炮进行射击，以试探江岸动静。日军试来试去没人，也就放心大胆地上来了。
陈万仞眼明手快，探得日军登陆，立即传下兵符令箭。他出兵不是一次性全部派出去，而是保持着压力的叠加，起初是两个团，杀到酣处，再派一个团，直至把日军逼到岸边为止。
看到日军已经力竭，陈万仞知道火候已到，最后再派出比团更多的兵力，一攻再攻，像一头一往无前的老牛，非把日军顶下江去不可。
这一战，击沉日军大小汽艇二十余只，击毙日军上百名，俘虏二十余人，日军浮尸于江，顺水漂流。
陈万仞仅凭此战，便足以比肩郭勋祺，只是人的名，树的影，郭勋祺成名早，陈万仞就被盖住了。
在冬季攻势中，水准稳定的正是陈万仞所指挥的左翼兵团，即使后来第二十三集团军全面失利，仍然没有能让他陷于沉默。
因伤亡过大，陈万仞开始也没能挡住日军对江岸的猛烈进攻。他且战且退，诱使日军进入一个狭隘的凹地后，迅速发起围击。
一战下来，歼灭日军三百余人，俘大佐一名，战利品近三百余件。
要再看不出陈万仞是个人物，顾祝同和唐式遵的眼睛就全都瞎掉算了。
1940年10月初，顾祝同从军委会接到指示，要他于短期内切断长江，腰击敌舰，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陈万仞。
陈万仞此前曾多次提出，他在沿江防区内只有两个迫击炮连，如果能增设一个炮兵营，腰击敌舰就容易多了。
陈万仞还论证说，一发炮弹只需几十元，但如果击中一艘敌舰，日军就要损失几十万，这笔账完全划得来。
可是军委会没给。接到任务后，陈万仞只能自己想办法，他把幕僚们召集到一起，看能不能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既能截断长江航运，又用不着自带重炮。
众人看着地图，都犯愁：日军为了掩护长江航运，其沿江据点皆为堡垒式防御结构，构筑坚固，层层设障，且配备海空军火力支援，无论选定哪里都需攻坚。仅仅一个煤炭山，当时左中右三个兵团突击，都拿不下来，更何况区区一个军。
陈万仞埋着头，一段段找，最后他选择了马当要塞。
马当重要，所以日军想不到会遭袭，这叫避实击虚，同时马当又是长江上最窄的所在，第二十一军虽无重炮，但有迫击炮，到时只要能予以占领，就可以用迫击炮和要塞火炮来担任防守。
进攻之前，陈万仞吸取冬季攻势的教训，没有大张旗鼓，弄得周围全都知晓，而是派侦察兵对日军据点进行了侦察。
日军据点与马当要塞并不在一处，双方相隔20里，据点的特征是火力强、兵力少，要想取胜，就必须想法绕开据点的火力。
侦察的结果让陈万仞喜出望外。原来在日军据点外围有一段丘陵，上面湖汊纵横，杂木芦苇丛生，到了秋冬季节，好几个地方都可以徒涉。
根据这一情报，陈万仞又派连营军官潜入马当，以熟悉情况，之后精挑细选，组成六个突击中队，并进行了相应演练。
1940年10月11日，黄昏时分，陈万仞指挥部队向马当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以此作为掩护，六个突击队沿着湖汊上的秘密通道，一路匍匐前进，顺利地绕到了据点背后。
第二天拂晓，突击队冲入据点，尚处于睡梦中的日军被击毙百人，漏网之鱼则四散逃去。
马当要塞本身并无日军野战部队驻守，只有守护军用物资的后勤部队。川军一拥而上，占据马当要塞，要塞上升起了中国国旗。
随步兵而来的川军炮兵用要塞内的大炮开火，将长江上停泊来去的日军船舰击沉击伤多艘，圆满完成预定任务。
三天之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川军化整为零，撤出了马当。
陈万仞一战成名，攻克马当的消息传到四川后，川人皆引以为荣，并举行了慰劳祝捷大会。贺国光以成都行辕主任的名义赠予锦旗，并分电唐式遵、陈万仞致贺。
陈万仞这一仗妙还妙在，从川军攻占马当最高峰到川军炮兵开始射击，攻击部队未伤一人，在抗战史上堪称奇迹，正是陈万仞最津津乐道的那种“真正的胜利”。战后缴获的战利品甚多，陈万仞拿着东洋指挥刀到处送人。
这一期间，第三战区好事连连，顾祝同迎来了一支新川军，也是最后一支出川抗战的部队：范绍增第八十八军。
自从范哈儿犯了一回二，被刘湘免去师长之后，跟随他多年的那些部属也跟着遭了殃，大多被整编丢职。
这个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会慢慢活成盗版，只有少数人还是原创。比如范绍增，不管是浮是沉，讲义气都是他的固定标签。范绍增自己出钱，把多达百人的这些落魄者全都包下来，供吃供住，反正只要大哥还有一口饭吃，就饿不着兄弟们。
刘湘死后，范绍增见时机成熟，赶紧提醒何应钦兑现当初的承诺，给予一个军的番号，由他自己招募部队出川抗战。
何应钦转报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范绍增支持整军会议在前，揭发刘湘“谋反”在后，功劳很大，便大笔一挥予以批准。
编余军官们这下有了出路，剩下来的是兵。何应钦打算拨两师广东兵给范绍增，但范绍增想成立嫡系子弟兵，就以广东人说话大家听不懂为由拒绝了。
范绍增一混社会的，别的可能缺，唯独不缺关系。他可以通过军委会兵役总署优先搞来壮丁，也可以利用袍哥、旧部的人事关系，从社会上招揽青年和学生参军。不到10天，人就全部凑满了。
武器方面，范绍增找孔祥熙批了一笔资金，委托重庆兵工厂造轻重机枪，接着找顾祝同、找王缵绪，能找的都找，再把藏在家乡的一批武器拿出来，凑足了步枪及子弹。
第八十八军只有一个师的番号。范绍增自任军长，师长便准备授予他的好友罗君彤。
那时候军队编制越来越少，大家都盯着这块肥肉。康泽通过中介人对范绍增说：“罗君彤是文人出身，没有军事学堂毕业的牌牌，现在出川抗战，可比不得过去在四川打内战啰，必须找几个军事学堂毕业的得力之士，跟着你才行。”
范绍增觉得有道理，就从康泽那里吸收了一批人。罗君彤知道后很生气，请假离开了部队。
罗君彤向来都是范绍增身边的师爷，他这一走，让哈儿着了慌，想想左右都是关系，哪个推荐人都得罪不起，到最后我这个军长不就被架空了？
范绍增急电顾祝同，请求调第八十八军去三战区参加抗战，以摆脱关系户们的纠缠。
顾祝同和范绍增在一张桌上吃过饭，两人私交很深，当即一口答应，并将第八十八军列为战区总预备队，驻军于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上饶。
第八十八军徒步行军四千余里，费时半年多才到达上饶，途中仅因饥疲病患，就死了五百人。
艰难仍未止步。康泽介绍来的这些人得寸进尺，自行拟了一份军官名单，想把范绍增给挤走——谁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嘴巴才是，那是再怎么塞都塞不住的。
幸亏还有人罩着。
名单拟定后送交顾祝同审批，顾祝同看过之后，将名单扔在一旁，冷笑着对来人说：“范绍增这个军长我是不敢乱动的，他是校长（蒋介石）点头同意、何应钦部长批准、孔祥熙院长支持的。再说，人家成立一个军也不容易，他为此把师长都丢了，这个军是他自己想办法买的枪、招的兵。所以，我劝你们，少打烂主意！”
不久之后，想阴范绍增的人中，有人私运鸦片被揭发，使得这批人相继被逐。
风波一平息，范绍增就想到了罗君彤，没师爷还是整不下去啊。
罗君彤接到电报，得知“奸佞”已除，立即兼程赶到上饶。
范绍增做师长时，罗君彤就是他的副师长。那时川军配副职的还比较少，士兵们不知道副师长有什么作用，范绍增就打了一个比方：“我是师长，好比你们的爹。”
接着用手一指罗君彤：“副师长就好比是你们的妈！”
士兵哄堂大笑。范绍增一挥手：“笑什么笑，一个师就好比一家人，老子是外当家，他就是内当家，未必你们只认老子不认妈？”
这一爸一妈，恰如慈父严母，是个极好的搭档，罗君彤虽是文人，但治军很严，跟范绍增的嘻嘻哈哈形成鲜明对比。
罗君彤到任后，发现官兵时常聚赌，便贴出禁令。众人跟着“范袍哥”野惯了，哪里放在眼里，范哈儿自己似乎也赌瘾难消，某天甚至把部下们召到家里去赌。
麻将正推得热闹，卫兵突然报告，说罗副师长带人来抓赌了。范绍增听到后，噌的一下就从后门溜掉了，其他人被破门而入的罗君彤逮个正着，赌资全部予以没收。
赌徒们认为这是在范绍增家里，罗君彤就算吃了熊心豹胆，也得给师长几分薄面吧，于是都去找范绍增，让他出面说话。
范绍增舌头吐得老长：“姓罗的是包公下凡，我惹不起啊，当时要不是我跑得快，也得倒霉哩。我看算了，大家以后遵守禁令才是。”
范绍增为一师之长，竟然也怕成这样，罗君彤“罗包公”的形象马上树了起来。
这当然是“爸妈”的联手杰作，自此以后，罗君彤再出禁令，官兵们再没有敢逾规的。
罗君彤到上饶后，立即帮助范绍增整顿部队，按照军委会规定，部队番号需要保密，所以第八十八军对外以“英挺”为代号，官兵臂章上均有“英挺”二字。
江南老百姓见了第八十八军，都误以为是新四军项英、叶挺所部，亦可见部队整肃后军纪之好。
范绍增并不甘愿一直守在二三线，他说：“我是军人，将来要拿脸去见四川人，而不要带戏脸壳回去。”
1940年11月，第八十八军如愿开赴江苏宜兴，担负太湖西岸沿线防务。
苏南一带区域广大，中国正规野战军很少，日军守备力量也不是很强。第八十八军尽管仅一师规模，但已经算是一只大蟹，跟守备日军小小地掰了两下手腕，总是赢多输少，由此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很有影响力。
第二年年初，日军投入师团兵力，在苏南-开展冬季大扫荡。经过激战，第八十八军伤亡很大，军部所在地张渚也被日军攻占。
范绍增把师爷找来商量，罗君彤认为日军兵力有限，占领张渚后看样子就没法西进了，但现在日军已在张渚修筑工事，如果川军不在工事完成之前予以收复，以后再想攻取，将变得十分困难。
罗君彤为范绍增制定了一个两翼包抄的作战计划。范绍增按计划行事，他召集官兵训话说：“如果八十八军丢城失地，不把仗打好，老百姓就要吐你们的口水了！”
范绍增打仗是袍哥风格，他提着驳壳枪亲自督战，然后弟兄们为了义气拼命冲锋。
眼见日军防线有所动摇，范绍增把敢死队拉上来，他红着眼睛对敢死队员们大喊：“弟兄们，我叫伙房杀了猪，打了胜仗回来打牙祭。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哪个龟儿子丢人现眼，畏缩不前，就别怪老子的枪子不认人了。格老子，冲啊！”
敢死队冲上去后，与日军拼开了刺刀，终将正面日军击溃。经三天两夜的苦战，川军以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终于得以收复张渚。
“英挺部队”打胜仗的消息传出，苏南百姓振奋不已，排着长队前来慰劳。
范绍增对官兵们说：“没有老百姓的支援，我们就打不赢。下回如果你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还是要吐你们口水的。”